劉亮程的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3 10: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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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亮程的研究論文

[摘要]自1999年《天涯》雜志推出“劉亮程散文專輯”以來,劉亮程散文經歷了一個由“一夜成名”并紅極一時到逐漸冷卻的過程,但劉亮程散文的研究卻逐年深入。本文就1999年—2008年這十年來筆者所能找到的關于劉亮程的研究論文從內涵研究、內容題材研究、語言風格研究、創作方法研究等方面進行了大致的梳理,并對近年來才出現的劉亮程小說的研究也作了初步探討。

[關鍵詞]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鄉村哲學

Abstract:Since[WTBX]LIULiang-chengProseAlbum[WTBZ]occurredon[WTBX]Tianyamagazine[WTBZ]in1999,LIULiang-chengprosehasexperiencedaphasefromanovernightfameandeventothemostpopularonestogradualfading,butstudiesonhisprose,tendtobemoreandmoreprofound.Thisarticle,basedontheresearchpapersthatcouldbefoundfrom1999to2008onhisprose,carriedoutacarefulstudyonconnotation,subjectmatter,languagestyle,creativemethodsandmadeaboldattempttoresearchonhisnovelspublishedinrecentyears.

Keywords:LIULiang-cheng;thevillageofoneperson;villagephilosophy

1998年4月,劉亮程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結集出版,但并未引起多大反響。1999年,《天涯》雜志在第5期隆重推出劉亮程散文專輯,不惜篇幅一氣發了17個版面,并請來著名作家李銳、蔣子丹、方方、李陀、南帆等發文助威,使劉亮程一夜成名。2000年初,《大家》、《北京文學》、《散文選刊》等著名刊物相繼推出劉亮程的散文,《南方周末》、《文匯報》等知名報刊亦對劉亮程的散文給予了高度評價,著名學者林賢治也在《書屋》雜志刊登長文《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其中對劉亮程大為贊賞,稱其為“20世紀中國的最后一位散文家”。是年8月,著名民間出版家牧野專程到新疆拜訪劉亮程,并在《書屋》發表《鄉村“哲學家”劉亮程》一文,使劉亮程在中國思想界聲名鵲起。其后,中國官方也開始矚目劉亮程,2001年4月授予他第二屆“馮牧文學獎”。

其他報刊和網上也先后出現了對劉亮程散文的研究批評,褒貶不一,氣氛非常熱烈,形成了著名的劉亮程散文熱。2002年3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匯集報刊和網上的這些批評文章出版了《鄉村哲學的神話——“劉亮程現象”的反響與爭鳴》一書。其后,劉亮程散文熱逐漸消退,但是關于劉亮程的研究卻沒有停止,每年都有不少關于劉亮程的,并且這些論文較之劉亮程散文熱時期的批評更加專業與深入。本文擬就1999年—2008年這十年來筆者所能找到的關于劉亮程的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論述。

一、后工業化社會的鄉村哲學——劉亮程散文的“哲學”研究

(一)劉亮程“鄉村哲學”的內涵研究

劉亮程散文最先引起人們關注的是他的“哲學”,這在1999年《天涯》第5期“劉亮程專輯”之后的“推薦與研討”中蔣子丹就已經提到劉亮程不為他人和前人的知識觀念所囚,身邊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動靜皆可成詩的散文是“一種哲學,是發現的哲學,是悲懷和樂世的哲學,是生命大徹大悟頂天立地的哲學。”[1]之后,林賢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中再次提到這種哲學,說“這是‘鄉土哲學’;是一種生活態度,就像鹽溶解在水里一樣,散布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地方。”[2]到了牧歌,干脆直呼劉亮程為“鄉村‘哲學家’”。2001年1月《一個人的村莊》再版的時候封面上已經印上了“后工業化社會的鄉村哲學”的標簽。劉亮程的“哲學”成為劉亮程研究最引人注目之處。

但是,劉亮程的這種所謂“哲學”卻是意義模糊的,很少有人準確地對這種哲學作一個說明,每個人眼中的“哲學”各不相同。但大致看來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1.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維

所謂“原始思維”,即與任何思維的最基本定律背道而馳,它不像我們的(邏輯)思維所做的那樣去認識、判斷和推理,卻專門注意事物的神秘原因[3]。李曉華在他的《原始思維•詩意地棲居•現代焦慮》中認為,劉亮程散文的最大特色在于有意無意地以‘原始思維’方式,嫁接原始意境,營造神秘氛圍,產生出特殊的張力美感[4]55,認為,“劉亮程的‘獨步’,是一方面啟動了原始思維,另一方面又清醒地意識到這是現代社會。或者說只是敏銳地發現了現代社會中殘存的原邏輯思維,從而真實地書寫了比現實更為真實的‘村莊’。”[4]56

“天人合一”是原始思維的一種方式,劉亮程散文恰恰有意無意地素樸地發掘了這種潛藏于人們思維中的原邏輯[4]56。這方面有很多人進行了或深或淺的論述。如李維鼎在《“逃跑者”的“自審”與“自戀”》中寫道,“劉亮程以‘生存本身’為書,在他的心目中,萬物皆靈,人應該通過認識‘人之外’來認識人自己。”[5]張國龍在《關于村莊的非詩情畫意的“詩意”寫作姿態及其他——劉亮程散文論》中將這種“天人合一”的觀念和莊子的《齊物論》聯系起來,說:“劉亮程散文不管落筆何處,似乎都無意把人作為審視的唯一重心,而是把人/物,或者說所有存在于大地(黃沙梁)上的一切一視同仁,沒有孰輕孰重孰尊孰卑。這種‘齊物論’色彩始終在他筆端流淌,彌漫在字里行間。”[6]摩羅在他的《生命意識的焦慮——評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中也認為劉亮程這種眾生平等、萬物一體的意識特別強烈,“他把什么東西都看成和自己是一體的。”[7]潘禾嬰則把這種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從擬人化的修辭格方面進行理解,認為劉亮程以擬人的修辭格為動物灌注了生動的內涵,使生命彼此相依,泯滅了人畜間的不平等[8]。周鴻和劉敏慧的論文《靈魂的領地——劉亮程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閱讀札記》也認為劉亮程在對他“一個人的村莊”及精神家園的長期尋求中,獲得了一種觀察和追求自然的方式,即人在和大自然萬物的和諧中體會真、善、美,從而把握村莊和自然界里最真實也最具穩定性的精神內核,并以樸素簡單的文字表達他對這個人畜共居的村莊和土地的感激,對自然萬物的尊敬和理解[9]。

當然,也有人不贊同這種“天人合一”的說法,例如余杰就說將他的文字與“天人合一”等傳統儒家的觀念聯結起來完全背離了劉亮程作品的精神實質——與其說劉亮程在寫一個封閉的村莊,不如說他在凸顯一顆無憂無慮的心靈,劉亮程的文字想說的,其實是一種當代人所匱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10]93。但這樣的反對意見并不很多。

2.“命”的糾纏

林賢治在他的《五十年:散文與自由的一種觀察》中就已指出劉亮程的散文中“始終有一種‘命’的糾纏,這種糾纏便構成了哲學,決定著他的散文內容,甚至寫法。”[2]在劉亮程的散文中,幾乎很少有不談“命”的,不但談人的命,還有馬的命、狗的命、牛的命、驢的命、小蟲子的命、歪脖樹的命……和“命”的這種糾纏使劉亮程的散文觸角伸向了時間、空間、死亡、苦難、孤獨、荒涼、焦慮等命題,同時也使他的散文走向了一種較高的境界,讓他能在文章中去除功名利祿、虛妄浮躁等各種熾情,走入一種純情的、本真的澄明狀態。

摩羅在《生命意識的焦慮——評劉亮程〈一個人的村莊〉》中將這種糾纏稱為“生命意識”,并將其分為三種情形[7]:一是“生命的整體性和關聯性”,即劉亮程“天人合一”的原始思維觀念;二是“生命的傷痛與荒涼”,其中包括“生命的脆弱與限制”、“生命和時間的關系”、“生命的荒涼”。首先,摩羅稱在劉亮程散文中相對于生命的強大他更關注于生命的脆弱與弱小,比如在《寒風吹徹》中自己凍傷的腿,凍死的老者,最終沒有熬過那個冬天的姑媽……這樣的敘述中飽含著作者博大無邊的悲憫情懷。如張國龍所說:“他時常以博大的悲憫情懷面對他們(它們),給予他們(它們)人性的審視和憐恤。他會憐惜地扯一把草喂一匹垂死的老馬;他不忍心把一頭被自己使喚老的牲口再賣給別人使喚;他能理解一只鳥的孤獨(《孤獨的聲音》);他小心翼翼地探詢野兔營生的小路,慨嘆它們生命存在的艱難、卑微(《野兔的路》);他會為一只蟲子卑微的命運揪心(《三只蟲》);他甚至對一只老鼠抱以令人不可思議的同情,認為一只偷吃人類糧食的老鼠也應該有一個好收成;他會冥想一片飄零于風中的葉子的命運(《風把人刮歪》);他會對一朵花微笑;他能聽懂沉埋在地下的草根的生命悸動(《最大的事情》)。”[6]其次,“生命和時間的關系”更是劉亮程關注的重點。韓子勇就說“劉亮程的全部寫作是關于時間的寫作。”[11]摩羅則以為劉亮程對時間敏感,實際上表現了一個作家意識深處對人生短暫,對人的生命面對死亡時無可奈何的一種哀憐一種悲憫。湖南師范大學2006級碩士研究生毛剛妮在他的學位論文中也對劉亮程散文中的生命和時間的關系作了詳細的論述,他指出在劉亮程的散文中沒有具體年份的影子,我們看到的只是大塊的時間或模糊了具體背景的時間。他認為劉亮程在尋找與追懷一種“鮮活如我們古老的血液”、“永遠不舊的東西”。而正是劉亮程的這種對時間的認識使他選擇了時間刻痕較小,遠離社會生活的村莊寫作。村莊的完全封閉是劉亮程有意為之的,劉亮程刻意讓時間模糊,從而去完成他心中的“一個人的村莊”。

[12]再次,“荒涼”也是劉亮程散文中經常出現的一個意象,劉亮程自己就曾說“生活單調得像篇翻不過去的枯澀課文,硬逼著我將它記熟、背會、印在腦海靈魂里。除了荒涼這唯一的讀物,我的目光無處可棲。”(《一個人的村莊•黃沙梁》)“劉亮程深深知道鄉村偏僻閉塞的缺陷,不惜以“荒涼”一詞描述因為閉塞和孤獨所遭遇的煎熬和絕望。在他看來,這種閉塞和孤獨使生命殘缺甚至凋謝。”[7]三是“生命的恐懼與焦慮”,其中包括“存在的恐懼”與“生命意義的焦慮”。對于“存在的恐懼”劉亮程在散文中沒有回避,在很多篇章里他寫到了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寫出了生命的脆弱和無助,這使得劉亮程的散文帶有了一定的悲劇色彩[12]。而對于“生命意義的焦慮”,摩羅認為表達生命意義的焦慮已經成為劉亮程寫作的基本視角之一[7]。“他從來沒有像有些評論者認為的那樣,安守于一個封閉村莊的日常生活。他希望自己的存在比肉體更加廣大,比日常生活更加深遠,比壽命更加長久,比村莊更加豐富。他渴望看見自己在世界留下痕跡,對世界產生影響。他常常拿著鐵锨在村頭東挖西鏟,讓一棵草、一抔土因為他的力量而改變。他把這個叫做‘找個理由活下去’。這個理由是什么?就是與世界廣泛而又深遠的聯系,就是生命的價值與意義。”[7]

(二)劉亮程“鄉村哲學”的反現代性研究

牧歌在《鄉村“哲學家”劉亮程》中提到“鄉村哲學”有反現代性的一面,這種反現代性有進步意義[10]71。劉亮程散文中對工業文明反叛的“經典文本”就是《城市牛哞》,這篇散文被包括李銳、林賢治、牧歌等在內的無數人引用,以確證劉亮程散文的反現代性。但是有更多的人對此表示不屑。如余杰就說“有人把劉亮程的散文作為一曲對抗工業文明的“田園牧歌”來看待……在我看來,這些評論完全背離了劉亮程作品的精神實質。”[10]93謝宗玉在《解讀劉亮程》一文中也十分中肯地指出批評家把劉亮程的《城市牛哞》當作一篇反工業文明的戰斗檄文是輕淺和大眾化的,尤其指出被批評家稱道不已的那幾句“我是從裝滿牛的車廂中跳出來的那一個。是沖斷韁繩跑出來的那一個。是掙脫屠刀昂著鮮紅的血脖子遠走他鄉的那一個”其實是文章的敗筆,應該刪去,認為這種口號式的東西不是真正屬于劉亮程自己的[10]135-139。

因此,如果說劉亮程散文確實有反現代文明的因子的話,我們也應該以陳協在《劉亮程的意義——以〈城市牛哞〉為例的解讀》中所持的態度來對待:“作家無意要將鄉村與城市作絕然地對立,因為‘城市與鄉村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兩者之間真正區別在于‘城市不斷產生新東西,不斷出現,不斷消失,一些東西還沒來得及留意它便永遠消失了’,‘但人的心靈卻總是懷想那些漸漸遠去的、已經消失的事物’。”[14]劉亮程的“反現代工業文明”只是有感于城市生活方式的功利需要對所存在的事物的自然生命過程的漠視與無情剝奪。因此,劉亮程的“反現代工業文明”是溫和的、自然的。

二、人畜共住的村莊——劉亮程散文內容和題材研究

劉亮程散文除他的“哲學”外,另一個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內容和題材基本上都是關于黃沙梁這個村莊的。內容和題材的單一并沒有妨礙劉亮程的創作。用劉亮程自己的話說:“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在一根木頭旁呆二十年,我同樣會知道世間的許多道理。更何況我生活在黃沙梁這么大的一個村莊里。我肯定會知道的更多一些。”(《一個人的村莊•只有故土》)因此,那只老死窩中的狗,那只下了蛋藏起來孵小雞的黑母雞,那場刮過原野的風,那片東飄西蕩的云……這些都成為劉亮程筆下的內容。

在鮑爾吉•原野和丁宗皓的一次《關于“新鄉村主義”的對話》中,劉亮程被稱為“新鄉村主義”的代表。并且在這次談話中鮑爾吉•原野提出了新鄉村主義的三個特征:“其一,全面呈現鄉村的美,再現和揭示人與自然以及和在這個關系中生成的鄉土文化的共生關系。其二寫作狀態的封閉性。新鄉村主義割斷了鄉村和外界的聯系,呈現與贊美鄉村社會中的經驗世界,因此瑣屑和細膩是其另一特點。其三,將鄉土詩意化,使之還原鄉土生活本身。”[10]144鮑爾吉•原野的這三個特征或者說標準幾乎就是為劉亮程散文量身定做的。劉亮程的散文充分再現和揭示了鄉村中人與動物、植物的和諧關系,正如周立民在《劉亮程的村莊——談劉亮程的散文》中所說的:“劉亮程的寫作扯開了對鄉村世界的幕布,以另外一種風景豐富了我們對鄉村世界的認識,并以自己的生命體驗促動我們對家園的概念進行重新確認。從他的文字中,我們能夠感受到一種寧靜的和諧,是人與土地的和諧,人與生物的和諧,是人與人的和諧,這種內心的滿足和寧靜對于焦躁的現代人來說是彌足珍貴甚至求之不得的。”[14]劉亮程的散文也僅限于黃沙梁這個村莊的人和事,他自己就說“每一個作家都在尋找一種方式進入世界。我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首先是從一個村莊開始的。”對于他來說,“這個村莊,不僅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處所,是他終生所要表達和描述的對象,它更多的代表著他的生命與寫作方式,是作家在內心深處不斷構筑和豐富的一片靈魂領地。”[15]在這個人畜共住的村莊中,那些“灰鳥、蟲子、老狗、胡楊樹、逃跑的馬、掙斷韁繩的牛,和那唯一的一邊閑逛一邊在內心琢磨的扛著鐵锨的人構成了一個獨特而又無限的生命空間。”[15]

但是,很多人并不看好劉亮程的這種內容和題材狹窄的創作前景,認為進入城市的劉亮程將面臨失去創作素材和創作活力的危險。也有人認為劉亮程的對土地的感情雖然絕對是真誠的,但也許正是這種對土地對鄉村的絕對真誠與信仰的原因,使劉亮程喪失了對土地對鄉村的批判性反思。如張立國在《鄉村哲學的神話》中就說“劉亮程的散文里只有對人性的簡單化白描,人性的復雜與丑惡在他筆下完全消失了。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在試圖逼近中國農村落后地區的真實境況時,不可能只是一味地贊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和反思。”[10]3-4陳楓在《矯情時代的散文秀》中也認為劉亮程把生存、苦難和農村詩意化了,他逃離了生活現場的殘酷,在逼近中國農村落后地區的真實境況時,只是一味進行想象性的贊美而缺乏必要的批判與反思。這種“質疑之勇氣和不從之姿態的淪陷顯現了劉亮程人文關懷的陽痿和寫作良知的缺失。”[16]

倒是單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說了句公道話:“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終其一生,不過寫的是他在里斯本當職員的時候對周圍事物的觀察和感悟,內容好像單調貧乏極致。但他思考的獨特和深刻,很少有人能企及,因此也成了現代文學中的經典。在這個意義上,作家寫什么實在是他自己的事情。”[10]90

三、裹挾著泥土氣和牛糞味的詩性語言——劉亮程散文語言風格研究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劉亮程散文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所以能使讀者眼前一亮并興味盎然地閱讀,除了作品本身具有深厚的思想意蘊,能給人啟迪和遐想之外,更得益于他魅力十足、風格別樣的語言風格。劉亮程是駕馭語言的高手,他可以嫻熟地、隨心所欲地運用語言去表達他想表達的一切。他的散文語言與眾不同,已經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風格:或細膩,或粗獷;或雅致,或俚俗;或莊重,或諧謔;或自嘲,或調侃。恰如行云流水,令人賞心悅目。

謝宗玉在《解讀劉亮程》中說“寫詩的劉亮程已把文字練得就像在清澈和河水里淘洗過一樣,他的文字常常讓你讀得心尖尖像被針尖尖在挑,甚至他還能利用文字的魔力,使一些平庸的篇章披上浮華的外衣,讓人們去叫好。”[10]135-139孫政在《名作欣賞》發表的《哲理與詩性的開掘——劉亮程系列散文〈風中的院門〉解析》中也說:“劉亮程在散文語言的運作上的確也與眾不同——這種語言,如果用一些評論者的話來說,那就是‘一種沒有被城市文明覆蓋或污染的渾金璞玉般’的語言,是一種‘可以穿越幾代人而不消損的情緒性和情感性’的語言,因此而使其散文獨具魅力。”[17]

張治安、吳孝成在他們的《裹挾著泥土氣和牛糞味的詩性語言——劉亮程散文的語言風格研究》中將劉亮程的語言風格分為五種[18]。第一為“白描式語言”,具有粗線條、快流動、抓特點、重簡筆的特征。劉亮程的散文語言以白描式為主,所以不僅準確暢達,而且簡潔利落。這一點玄武在他的《新疆農民劉亮程》中也從白話的角度提到過,認為劉亮程的文字是自白話文運動以來之后最白話的一個[10]111。第二為“獨白式語言”,這種方法最能揭示心靈的奧秘所在,是一種近乎心理描寫的方法。但劉亮程的獨白又不是純粹的心理描寫。因為他的獨白,往往眼前有一個觀照物存在。這個觀照物很具體、很實在。有時是一只蟲、一朵花,有時是一頭驢、一把锨、一截木頭、一個院門或一座長夜中死寂的村莊。劉亮程愛琢磨它們,挖掘它們,賦予它們生命的思考,喋喋不休地告訴人們。這種近乎癡迷的、物我難分的內心獨白,使劉亮程的散文格外誘人。不僅新奇,而且深刻。表現了劉亮程天人合一、物我一體的自然觀。第三為“調侃式語言”。他散文中的調侃式語言可以分為兩類,一是自嘲,他的自嘲,并非鄙視自己,作踐自己,而是在于說明自己這個“人”與其他世間之物沒有高下之分、尊卑之別。對“人”這個所謂的萬物靈長進行調侃,目的即在于此。它表達了一種“齊物”觀,一種對自然萬物生存狀態的深刻思考,透出的是機智。二是“他嘲”,實際上是對“人”這個生命群體的調侃、嘲弄。第四為“俚俗式語言”。劉亮程的散文中,不乏粗魯甚至是卑俗的語言,但卻不是骯臟、下流的語言,可謂俗而不淫,俗而有致。這些農民的、口語式的語言使他的散文樸實生動,極富生活和泥土氣息。第五為“精警式語言”。劉亮程是以寫詩起步的,因而他的散文語言也具有詩一般的韻味,精警透辟,意味深長。他自己也說:“我努力讓自己像寫詩一樣寫每一篇散文,覺得自己還是個詩人。”(《風中的院門•對于一個村莊的認識——答青年詩人北野問》)

當然,也有對劉亮程散文語言進行批駁的,如蔣泥在《沙漠深深無花果》中批評劉亮程在行文過程中就有許多看似圓潤,其實很不周詳,往往經不住推敲的句子[10]23。

四、走向最富深刻的內部——劉亮程散文創作方法研究

或許劉亮程給中國文學最大的貢獻并不是他的幾冊漂亮的散文,而是他散文的寫作方法。在這方面也有眾多人進行了深淺不一的研究和探索,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不為功利的寫作

同為散文作家的謝宗玉在《解讀劉亮程》中對劉亮程的創作方法有深刻的領會,他說,“別以為劉亮程是獲得了一個村莊才獲得了如此豐美的文字,其實是劉亮程對人類的生存狀態不含任何功利意義的思考后,才有他的文章……不為功利的寫作是最容易打動人的寫作……由于摒棄了功利,以一副樂天安命的心情扎根生存的土壤,以一個活人純粹的好奇去關注身邊細瑣的事物,劉亮程進入了一個與別人不同的嶄新天地。”[10]134

2.細致的觀察和體悟

單正平在《亮程散文》中說劉亮程散文的一個最大的好處,是他能于日常生活最平淡處,最常見的現象中,發現詩意而引出哲思[10]88。李偉通過對劉亮程散文創作的分析,建議大家細致觀察、用心體悟以捕捉日常生活與哲學觀念的相似點[19]。李有亮在《重新擦亮我們的眼睛——劉亮程散文創作的啟示》中倡導大家“重新發現了這個世界原本就有的豐富與生動”。為達到這個目的,他還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首先,要警惕書本知識對我們的蒙蔽,避免創作中的經驗復制問題,不要失去了自己對世界的第一感受;其次,警惕我們自己制造出來的“意義”對我們的蒙蔽,重新體悟生活的表象,“使石頭成為石頭”。再次,反對技術寫作,崇尚真實體驗,貼近依附在事物之上的內心感覺和想象,從而穿越遮蔽自我靈魂的迷障[20]。

3.回到最富深刻的內部

劉亮程自己曾說:“我生活,說出我生活的全部感覺。這就是我的文學……對我而言,真實生活是從我開始的,我自己的感受最有意義。”“在我的寫作過程中,許多東西都能影響我。但最終影響了我,使我成為現在將來的劉亮程的,肯定是這片土地,和我扎根其上的全部生活。”謝宗玉也指出,“很多人以為劉亮程給人的震撼是他的文字和他文章的切入點,其實這只是人們的一種誤讀……真正打動人的東西還是他對生命和萬物的獨特體驗。”[10]134鐘文華在《寫作要回到最富深刻的內部》通過對劉亮程創作的分析,認為寫作有時需要朝回走,即回到自己的生活和生命的深處,回到所呈現的事物的本身,只有這樣作家才能對自己的語言和生存方式有著更牢固的信心,從而聽從內心的召喚,真誠地、確切地把引起自己興趣和感動的東西保存下來。總之,寫作要回到自己最深刻的內部,這樣從細節和人性中生長出來的文學才是最有力量的![21]

五、從其他角度對劉亮程散文的分析

隨著劉亮程散文研究的不斷深入,出現了各種角度對劉亮程散文分析的文章,有從宗教情懷角度進行探究的,有從原始崇拜意識進行挖掘的,也有用文本細讀的方法細致分析的,更有將劉亮程散文和其他散文家進行比較研究的,不一而足。

王小嵐的《靈魂于何處安居——劉亮程散文的宗教情懷》通過分析“是什么力量促使劉亮程如此執著地將生命滯留在一個小小的黃沙梁,在那兒一遍又一遍地尋找并拼寫自己生命的全部意義”后認為,劉亮程是出于對死亡本義的深刻洞察和對安居自我靈魂的強烈渴望,才將“黃沙梁”這樣一個小小村莊作為自己心靈定居的地方的,而這正是一種深潛于文字底部的無比虔誠的宗教情懷。劉亮程將踏上“返回”故鄉的路作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洗禮,并從中感受永恒和安全[22]。

陳靜的《高亢的驢鳴——論劉亮程散文中的“驢崇拜”意識》通過對劉亮程的散文《通旅性的人》和《龜茲驢志》等文章的分析,認為劉亮程對驢的感情也由喜愛、贊美上升到崇拜。劉亮程以這種驢崇拜的方式表現一種普遍意義——揭示現代人被異化的生存困境,即通過驢與人對照,以驢的自在自得燭照現代人日漸萎縮、空洞、物化的生存現狀。劉亮程散文中的“驢崇拜”意識實質是對生存本身的關懷,他的散文一方面深刻揭示了社會意識形態遮蔽下主體異化的真實圖景,另一方面運用這種迥異于其他作家的敘事策略,著力表現邊陲異質文化的生機和活力,為古老的漢民族傳統文化注入新鮮的血液,從而為現代人心靈的歸宿提供一種新的可能。亢奮的驢鳴無論是被他譽為“對世界的警告”,還是轉變成“佛經的誦唱,清真寺的喊喚”,它都是“生命的鳴叫。”[23]

李偉的《從劉亮程的〈城市牛哞〉看新散文相似思維模式》,運用創造心理學家阿瑞提的人類藝術創造的三個基本模式對《城市牛哞》思維方式的進行分析,發現新散文創作過程一般有三個環節,那就是:找到觸發點;展開相似聯想、通過相似比較發現同一與差異;形成認識而實現思想換位。作者最后認為,散文,作為一種創造性文體,主要突出這種相似思維模式[24]。

六、劉亮程小說的批評

劉亮程在2000年12月再版了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后,2001年至2003年又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風中的院門》、《正午田野》和《庫車行》。2006年1月出版了他的首部長篇小說《虛土》。批評界除對他的散文有大量批評外,對他的小說也偶有批評。目前能找見的有何英的《虛土的七個方向》和李紅霞的《此岸荒野的夢境——關于劉亮程的長篇小說〈虛土〉》。何英認為《虛土》在內容上是一個本能的直覺世界,作者完全摒棄了用文化符碼來寫小說的常規可能性,呈現的是一個直覺所能達到的感覺天地。它的哲學意味是體悟式的,蘊藏在感性事件和情節之中。在文體上《虛土》也成為一部挑戰小說觀念、重樹中國式小說氣質和美學風格的作品。認為《虛土》帶來的閱讀奇遇和震撼可將劉亮程推至一個全新甚至他自己都不可復制的新境界[25]。而李紅霞認為《虛土》作品彌漫著生命的隱痛和寒冷的情緒:個體的孤單無措、對生命意義的焦灼、對虛無的徒勞抵擋,比起《一個人的村莊》來,更為強烈。在通過對虛土的生存、童年、夢想等關鍵詞分析后認為劉亮程對卑微渺小生命的關愛和對人類罪性的洞察,使他“即使沒有皈依某種既成的終極信仰,也必定會以自己獨有的方式與最高存在取得聯系和對話”[2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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