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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意合特點，就是漢語的理解和表達不依據某些客觀的標記(形態變化)來確認語言組織，缺乏“客觀性”。比如，我們請十個人來標點同一篇文章或口語，就會有十種標點法，因為每個人對句子的“意盡為界”語感不同，客觀上我們又找不到可以確定界限的形態標記。由于客觀標記缺乏，語言結構的確認上就更多地依靠人的主觀感覺和判斷，依靠人的邏輯為基礎的推理。因此漢語在結構安排中，也就盡量順應自然的邏輯事理。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鋪排語詞。這種以邏輯事理顯示語法結構和脈絡的意合方法和以人的主觀感受來體認語言組織的方法，都說明漢語語法是一種需要人的主題意識積極參與的語法，而不是像西方形態語言的語法那樣可以對之作客觀、冷靜的形式標記分析的語法。漢語的這種主體性強，人的因素突出的特點，我們稱之為漢語的人文性。漢語句子的句讀本體，邏輯鋪排。意盡為界，都體現出這種濃郁的人文性。因為這些特點都是既簡單又靈活，沒有刻板的規定和硬性的標志作“非此即彼”的劃分。因而需要充分憑借人的語文感受來駕馭和把握。中國現代語法學就在于用西方的形態語言硬性規定的形合語法來解釋非形態的漢語的軟性，彈性的意合語法。與西方語言相比較，漢語在表達和理解上有哪些特點呢?

一、意合與形合

漢語語法是一種意合語法。所謂意合。首先表現在漢語語詞的組合在詞的形式上沒有特定的要求。而只講究邏輯意義的通順。我們通常所說的“搭配不當”、“主謂不合”、“動賓不配”，大都是邏輯問題。我們分析一個聯合詞組，不是考慮并列的成分在詞形上是否相同。而是考慮它們是否屬于同一等級的不相交叉的概念；我們分析一個偏正詞組，不是看修飾語和中心詞之間在性、數、格上是否一致。而是看定語和中心語、狀語和中心語、中心語和補語之間是否正確，恰當地表達了修飾和被修飾、限制和被限制、補充和被補充的關系，是否使概念更加明確。我們把一個短語組合成句子，考慮的是推理正確。例如用“因為”“所以”聯系的兩個分句必須是因果關系。而無須像英語中的復句那樣考慮兩個分句中動詞的時態、體貌形式是否用對了。王力先生說過：就句子的結構而言。西洋語言是法制的，中國語言是人治的。“法治”和“人治”的區別。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區別。

漢語的意合還表現在漢語的組合往往不顧語法上是否合理，在“口語”里，隨意地用幾個意義支點合在一起表意。例如：“恢復疲勞”。“打掃衛生”，“吃食堂”，“曬太陽”。“養病”，“救火”從語法上看說不通。“病”說“治”怎么能養呢?“火”該“滅”。怎么能“救”呢?應該太陽曬我。怎么我曬太陽呢?再如“一個電話我就趕來了。”可是這些詞語在語義上卻很清楚。而在英語里，這些例子的意義往往要說幾句話才能說清。但漢語在表達和理解時只需選幾個有代表性的字眼合在一塊兒。

當然。說漢語重意合。并不是說漢語沒有語法，而是漢語缺乏西方形態語言那種以形合為主的語法，正如著名語言學家洪堡德所說：“任何語言的語法，總有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標記或語法規則顯示出來的，另一部分是隱藏著的，是假定不借助標記和語法規則可以設想的”。而“在漢語里。跟隱藏的語法相比，明示的語法所占的比例是極小的。”所謂“隱藏”的“設想”的語法，就是約定俗成的意合法。因此漢語語法規則的基本依據是意義。

二、流動與限定

一般來說，西方語言句子的謂語必然是由限定動詞來充當的，“主－動－賓”或“主－謂”是西方語言句子的常態。漢語的句子不是以動詞為中心組織起來的，根據我們從陸文夫的中篇小說《井》的語言調查“主動賓”型的句子占全部句子的9％。大量的句子都是以流水句的面貌出現的。有單個句讀內多動詞的流動，如“何同禮聽完了錄音便皺眉頭。”

有多句讀的流動。例如“小辣椒見是書記。一愣，松開手。跟著就癱了下來。滾地皮，大哭大叫。”且大部分是賓語句。如“你看她在電視里那種樣子多風流!”所謂“長賓語”不是賓語內部的擴展，本質上依然是句讀的流動。這種流動是按照時間順序或邏輯事理順序進行的，而不是依靠某個動詞作中心來抑制的。它很像中國畫的散點透視，句子構造的散點流動之形和邏輯事理鋪排之神是漢語造句區別于西方形態語言的一個基本特征。張志公曾說到《紅樓夢》中一個例子：劉姥姥初進榮國府。與王熙鳳正說著話。“只聽一路靴子腳響，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英俊、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如果換一種說法，說“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輕裘寶帶，美服華冠的少年”，這也未嘗不可，但漢族人卻不太習慣，因為這種軟化說法的長定語念起來憋氣。而前一種說法把長定語化作一個個述謂性的句讀流動起來，語氣流轉自然而且符合事理順序。我們再來看一個英語句子：

Hedidnotrememberhisfatherwhodiedwhenhewasthreeyearsold.

譯文：①他不記得他三歲時死去的父親。

②他三歲上死了父親，記不得他父親的樣兒了。

英語原句是以動詞“remember(記得)”為中心組織起來的。譯文①也是如此，以“記得”為中心，就難以按照時間事理順序安排詞語。譯文②是漢語的習慣。不以某個動詞為中心，而按照時間事理順序安排詞語，多句讀的流動展開的。我國目前的“主動賓”或“主謂”的句子分析方法，只適用于譯文①類型的洋腔洋調的句子，不適用于譯文②類型的有漢語味兒的句子，就是因為這種句法忽視了漢語注重句讀流動的基本樣態。

三、虛化與寫實

由于漢語語法是重意會的，所以只要能夠意會，語詞就可以“虛化”；又由于漢語語法是重流動的。所以為了使句讀流動起來，就不必每個句讀都主謂俱全，顯得臃腫。因此漢語的句子組織多是虛實相問的。例如：“他有個女兒，在郊區工作，已經打電話去了，下午就能趕到”。這里每一段都暗換主語。意思卻很清楚。如果把這些“虛化”的主語都補上，一個個句讀主謂俱全，實是實了。卻使每個句讀都死板笨重了。我國語法學界爭論過“貴賓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通過學習使我提高了認識”之類的句子。說它們是缺乏主語的病句。這實際上是用西方語法的“實”的眼光來衡量漢語句子，沒有考慮到漢語的表達和理解的習慣是虛實相間的。這種習慣很有點像中國繪畫的“計白當黑”。而西方語言的句子就像西方的戲劇布景和油畫一樣，都是填得滿滿的，這正是兩種不同的文化精神。

虛實相間和流動轉折。使漢語的句子句讀簡短。音節鏗鏘。例如：“這屯子還是數老孫頭能干，又會趕車，又會騎馬，摔跤也摔得漂亮。叭噠一聲，掉下地來，又響亮又干脆!”(周立波《暴風驟雨》)。用西方人的思維習慣和語言規范顯然無法解釋如此疏落、活潑的語言組織。我國現有的仿自西方的語法體系也只好說這種虛實相間的句子組織是“省略”造成的，也就是說它們原來是主謂賓成分俱全的。可問題是。把被“省略”的成分補上去后，句子反而不自然了，而且許多地方根本補不出被“省略”的成分來。那么。憑什么說這些句子原來是主謂賓俱全的呢?語法分析是要說明事實呢?還是要圓說自己呢?問題的實質正如啟功先生所問的：“漢語的‘語法’是什么?”他說：“古代文章和詩詞作品的句式真是五花八門。沒有主語的。沒有賓語的。可謂觸目驚心。小時候學英語語法有一條：一個句子如在主語、謂語、賓語三項中缺少任何一項時。也就不算一個完整的句子。我國古代作者怎么作了這么多未完成的句子呢?就像小孩唱的兒歌：‘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沒有尾巴，一只沒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努力翻檢一些有關古代漢語語法修辭的書，得知沒有的部分叫作‘省略’但使我困惑不解的是為什么那么多的省略之后的那些‘老虎’還那么歡蹦亂跳地活著?”啟功先生的疑問反映的正是西方語法的“團塊”，寫實原則在漢語語法的“疏通”寫意樣態面前深深的困惑。

通過以上分析比較可以看出，漢語語法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語義因素大于西方語言意義上的“句法”因素，拿西方那些句法規則來分析漢語，往往可以發現它們的控制能力很弱。只要提供一定的語義條件、環境因素，某些句法規則就會讓步。這正應黎錦熙的那句話：“國語底用詞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我們常說漢語語法使用“意合法”。漢語的語詞意義往往是發散型的。一個個詞像一個個具有多面功能的螺絲釘。可以左轉右轉，以達意為主。只要語義上搭配。事理上明白，就可以粘連在一起，不受形態成分的約束。于是可以說，漢語詞的組合，有一部分是語法組合。有一部分是語義組合。所謂語法組合，就是綜合西方語法關系模式的語義組合。如果丟開西方語法先入為主的模式，也許所有漢語語詞的組合都是語義組合。而誰又能說這種語義組合模式不就是漢語的語法呢?以往的西方漢語學家說漢語沒有語法，這句話在某種意義上是說對了。漢語沒有西方形態語言那般的“語法”。漢語語法的真實面貌，也許我們受困于西方語法的巨大影響，至今還很難想象得到。然而有一點是可以做到的，就是我們再也不必為證明漢語有西方人那樣的“語法”，而拿西方語言模式來肢解我們的民族語言。中國現代語法學在開始建立時之所以模仿西方的語法體系，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它認為人類的語言是共性的，就好像人類的物質現象是有共性的一樣；其實，語言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現象。人類各民族的文化是千差萬別，豐富多彩的。各種文化之間沒有一種“公約數”。也就是說。沒有一種共同的衡量尺度。人類的共性只體現在人類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活動上。語言也是如此。對于漢語來說，它在世界各種主要的語言中具有較大的特殊性，即它的缺乏形態變化的面貌和濃郁的人文性。因此漢語規律的概括更應避免世界其他語言的理論和方法的先入為主的影響。而擺脫這種影響的最科學的途徑就是在民族文化特征上認識漢語的基本精神和結構面貌。在中國文化通觀下進行漢語規律的探討，同時借鑒其他民族的語言理論和方法。才能建構具有漢語特色的語法學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