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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敏感的產業

農業問題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一直以來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農產品貿易、農業政策是歷史上各個國家關注的焦點，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看，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是整個經濟全球化中步伐最慢的一個。

農業問題受到各個國家高度關注，因為它涉及到安全問題、農民收入問題、農村社會穩定問題、文化問題、環保問題等等。從19世紀末開始，農業在整個國際貿易中處于保護主義時代。

第一個農業貿易保護方案可以追溯到1840年英國制定的《谷物法》。日本在20世紀初對它的大米實行保護，到目前為止仍是全世界保護程度最高的。

在世界貿易框架中，由于受當時整個國際市場貿易沖突的影響，農業貿易自由化在1986年開始的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才開始作為議題正式提出來，由此可以看出農業自由化與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密切相關。

美國是要通過農產品掙錢的，所以提倡貿易自由化；而對歐洲和日本來講，它們不具備比較優勢，開放市場對它不利，執政黨的選票恐怕也會大受影響，因此不得不采取保護措施。

美歐的分歧使整個農業談判非常困難，農業貿易自由化的步伐非常緩慢。烏拉圭回合這一談就談了7年，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美歐在農業補貼上意見不一致。

結果直到1994年才真正形成一個WTO的農業協定，它的生效意味著當時關貿總協定的成員以及1995年以后世貿組織的成員，應該按照它的要求逐步推動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這就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農業方面的背景。

農產品貿易的自由化意味著逐步開放農產品市場，如果你設立關稅妨礙進口，就要降低關稅；如果你用的是復雜的非關稅措施來限制農產品進口，就必須全部取消————要么轉化為世貿組織所允許的關稅，也就是關稅化；要么實行關稅配額管理，也要用新的關稅配額管理來調整你的進口政策。

不是簡單的市場開放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50％—60％人口務農，70％多的人生活在農村。因此，任何一個開放的步驟都要充分考慮到這種利益格局。

要有多大程度的開放性才能保住我們的農業，并促進改革進一步深化？這是我們必須認真考慮的。

確實，我們在談判中承諾開放市場，但決不僅僅是開放市場，還涉及在國內的農業政策上、農產品的出口競爭上、出口補貼上、有關企業的進出口經營權上、深層次的管理上等很多方面。如果只是簡單的開放市場，閘門我可以隨時拉上，一個產品進入過多，我不相信一個政府就沒辦法把它限制住————對我的市場有影響，為什么不能限制？

不僅如此，它還對你國內的支持、農業政策等都有要求。尤其是我們的企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沒有太多的考慮競爭問題，都是政府在考慮，包括質量標準體系、提高品質都是政府來想辦法。

實際上這不是政府的事情，應該是企業的事情，而過去我們沒有這樣一個競爭環境，企業基本沒考慮提高國際競爭力。從此之后，我們將面臨著組織化程度非常高、競爭能力非常強的跨國公司，我們不怕產品來，我們是怕公司來，誰能應對它？沒有。

市場存在失控危機

在開放農產品市場承諾條件談判時，對肉類、蔬菜水果、加工食品按要求降低關稅。在此過程中，大豆、大麥最引人關注，大豆1996年就開放了，開放市場的負面影響最近幾年開始顯現，如果評估關稅下降對農產品的影響，可以參考現在這兩種農產品所出現的問題，而我們對此還沒有很好的方式來抵消這種負面影響。

WTO的農業承諾在1995年以來出現很多問題，從關稅的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在關稅化的過程中就出現了兩個問題，一是關稅高峰，這些國家在將非關稅轉化為關稅時，它們認為敏感的產品提高關稅，導致出現一定比例的高關稅產品，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出口產生了負面影響。二是關稅升級即產品加工程度不斷提高，關稅隨之增高。如果是原料，關稅就比較低，如果是加工品，關稅會隨之增高，這對發展中國家產生非常不利的局面，因為發展中國家的加工能力、工業基礎普遍落后于發達國家，會打擊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限制工業化推進。

而中國正是在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條件下談判，要取得貿易公平化的環境，作為被動一方是不容易的，引起國內的憂慮是很正常的。

糧、棉、油、糖、毛產品，國家一直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農產品，按要求要轉化為關稅配額管理。

關于關稅配額管理，對中國來講，第一是沒有經驗，第二我們探索這個辦法需要一定的過渡期，我國的過渡期沒有別國那么長。農業協定規定，農業發達國家1995年開始到2001年結束，有6年的過渡期，發展中國家到2005年結束，有10年過渡期，我們如果今年年底加入，過渡期實際上只有二三年，想在這么短的時間把關稅配額管理機制弄清楚，從技術上看是非常困難的。

第三，由于它本身在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怎樣按世貿組織規定搞好配額管理對我們是個挑戰。我們不是保護自己的市場，只是要求對等，如果其他國家可用的辦法而限制在我國使用，對我們來講這是不公平的。

贏得國際市場的代價

由于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對農業都采取高補貼的措施，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國內農產品市場的扭曲，因此國內的農產品價格都是適中的。它們又都是農產品的出口國、進口國，這種扭曲就被傳遞到國際市場。

美國擔心中國的農產品今后在國際市場與它競爭，它希望把中國的農業補貼限制在一個潛在的水平，這是美國的戰略意圖。

提高產品競爭力就要加大國內支持，但現在國內支持空間又受到限制，包括我們的糧食政策及其他宏觀政策都要作出調整，這對中國農業來說是十分危險的。我們只有通用的綠箱政策可以用來扶持農業發展。

在出口競爭問題上，中國承諾不再對出口補貼。讓人擔心的是，在美國要求中國搞自由貿易的同時，它作了許多不公平的促進出口的措施，這也造成出口上的不公平競爭。

在動植物衛生措施方面，1986年—1993年談判形成一個動植物衛生協定（SPS），要求中國在動植檢方面保持一致，我們中國的農產品很難進入發達國家市場，就是受到技術性的貿易壁壘限制。外，國民待遇會導致國內市場競爭更趨激烈，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的進入————獲得貿易權之后，將影響中國整個農產品營銷體系、服務體系發生深刻變革。

隨著農產品市場的開放，國內農產品市場國際化趨勢加快。而現在我國農產品市場競爭非常不充分，各地區各省相對分割，通過開放的壓力消除地區保護，否則將被國外各個擊破，可能出現大家都不愿見到的“南進北出”。

國內市場競爭更加白熱化，國內市場的農產品分配面臨跨國公司的壟斷。當這一產業的企業還沒形成的時候，市場已經被人占了，你根本就沒有機會成長。

我們必須認真估計WTO所帶來的種種挑戰，自然也會給我們帶來機遇。在國內市場國際化的同時，也可能出現國際市場國內化的趨勢。

在上海、江蘇、浙江等東部地區發揮比較優勢，選擇對產業化路子，利用WTO的市場規則是可以實現這一平穩過渡的。這種國際化的壓力有助于我們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

保衛中國農業

加入WTO給中國農業帶來很嚴峻的形勢。

我們重點關注的農產品糧棉油紡毛，由于國內資源稟賦的特征，不具備國際競爭優勢，開放后必然受到質優價廉的國際商品的沖擊，我國國內農產品主產區會受到不利影響，農民的收入、就業問題將更加嚴峻。

與之同時，原本具有比較優勢的蔬果、肉類產品，原因是它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體現在勞動力廉價上。但我們的產品長期以來按照過去的供求格局來定位生產，在相應的質量、衛生、技術標準上沒有考慮到國際市場的要

求，本身的科技含量是不夠的，在品質上是難以競爭的。而發達國家技術方面的壁壘又比較高，船破又碰頂頭雨，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難以轉化為競爭優勢，出口受到限制。在這種利益平衡的格局下，從貿易的角度看，進口的沖擊要比出口的機遇大。

從政府的角度看，政府解決目前的農村剩余勞力力問題增加了難度。對農村的市場化改革是比較成功的，但成功的背后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現在農村改革還存在不到位的地方。比如糧食體制改革在市場化問題上取得了成績，可能會騰出糧食主產區一部分市場，但如果這部分市場自己沒占著，反讓國外給擠占了，這意味了什么？

農村問題事關全局，加入WTO使解決農村矛盾的變量增加了，難度增加了。

從具體的產品來講，基于參與國際競爭的角度把農產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敏感性產品，按照敏感度排序為大豆、油菜籽、植物油、玉米、棉花、食糖，任何國際市場的變動都會影響主產區的生產者收入和市場格局。另外一種為競爭性農產品，肉類、蔬果、加工食品，只要國內政策得當，有可能在國際競爭中占領一定的地位。

此外我們在科技上也有一些差距，在短期內提高品質技術上很困難。對于有競爭力的產品，不是我們做不出，而是美歐日的技術性壁壘太高。這與我們的企業沒有標準的安全體系有關，也與我們的政府有關，政府應該搞好談判，為我們的企業提供一個好的競爭環境，如果人家用貿易自由化敲開你的大門，我們應該用公平貿易來爭取國際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