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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烏拉圭回合”達成的《農業協議》是WTO成員必須共同遵守的農業規則，我們應當認真面對這些規則，切實施以有效的應對策略。

為消除農業國內支持措施對農產品貿易產生的不利影響，《農業協議》對不同的國內支持措施進行分類處理。一是“綠箱”措施，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費用不轉嫁給消費者，且對生產者不具有價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務計劃。這些措施對農產品貿易和農業生產不會產生或僅有微小的扭曲影響，成員方無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綠箱”措施主要包括：一般農業服務支出，如農業科研、病蟲害控制、培訓、推廣和咨詢服務、檢驗服務、農產品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糧食援助補貼；與生產不掛鉤的收入補貼；收入保險計劃；自然災害救濟補貼；農業生產者退休或轉業補貼；農業資源儲備補貼；農業結構調整投資補貼；農業環境保護補貼；落后地區援助補貼等。二是“黃箱”措施，指政府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包括對農業投入品的補貼和農產品營銷補貼等。這些措施對農產品貿易產生扭曲，成員方必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三是“藍箱”措施，指按固定面積、產量和牲畜頭數實施限產計劃給予的補貼，成員方不須承擔削減義務。

為適應上述規則的要求，我們必須對現行的農業政策進行認真檢討和全面清理，修正以“黃箱”措施為特征的農業“保護”政策，加大“綠箱”措施對農業的支持力度。

（二）

長期以來，我國農業政策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政府對農業的直接干預。政府對農業特別是農產品價格的直接干預，其初衷是要增加農產品供給和提高農民的收入。但由于這種干預違背市場規律的客觀要求，其實施效果通常適得其反。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改變我國農產品價格長期偏低的狀況，國家從80年代初開始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但由于工業品特別是農用工業品價格沒有相對穩定，且以高于農產品提價幅度上漲，使農民從農產品提價中得到的好處很快就喪失了。其結果，一是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的全面上漲；二是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造成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的糧食等主要農產品減產。隨后，為了刺激農產品生產和抑制通貨膨脹，國家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實行保護價收購，并為此支付了大規模的補貼。但由于收購價過高（1999年，我國大米、小麥、玉米、大豆價格比國際市場分別高12.3%、51.5%、56.2%和41.8%），當農產品市場價格出現周期性下行時，農產品購銷部門無法“順價銷售”，以致巨額虧損。1998年全國糧食部門虧損掛帳2000多億元。在虧損壓力下，糧食部門不愿按保護價收購糧食，導致農民賣糧難，嚴重影響了農民的收入和農業生產。可見，政府的農業價格補貼政策并沒有使農民真正得到實惠。

從國外的情況看，許多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都實施過對農產品的直接價格干預和補貼，其實施的結果，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增加國內農產品產量和農民收入，然而更應該看到，其巨大的經濟代價遠遠超過其成效。其代價和損失主要表現在：一是政府財政負擔沉重。1982—1984年，對農產品實行直接補貼的發達國家，農業收入中政府補貼所占的比重：美國22%，歐共體33%，日本72%。二是資源配置效率損失。政府直接干預政策扭曲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相對于按各自的比較優勢組織生產，通過直接干預政策謀求農產品自給，要承擔較大的機會成本或效率損失。三是高價格對消費者的福利損失。農業直接補貼政策導致糧食等農產品國內價格高于世界市場價格，如日本國內大米價格相當于國際市場價格的7倍，給消費者帶來巨大的福利損失。四是補貼出口和限制進口引起貿易摩擦。這一矛盾到80年代中期“烏拉圭回合”開始前后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特別是美國與歐共體的貿易摩擦逐步升級。五是對農民的不利影響。農業直接補貼政策在農民獲得短期利益的同時，也強化了農民對政府的依賴心理，并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對市場變動的反應和調節能力，經營素質和科技水平下降，從長期看，這對農民是不利的。由于這些問題，進入80年代以來，農業直接補貼和價格干預政策受到嚴峻的挑戰，特別是1986年開始的“烏拉圭回合”對農產品貿易保護提出嚴格限制，烏拉圭回合形成的“農業協議”提出降低關稅與非關稅手段對農產品貿易的限制；削減政府對農產品價格和其他方式的支持；削減政府對鼓勵農產品出口提供的各種補貼，等等。

由上可見，修正以“黃箱”措施為特征的農業政策，不僅是遵守WTO農業規則的需要，也是新時期我國農業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我們一方面要逐步完善農產品價格的形成機制，使農產品價格政策真正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及其變化規律；另一方面，要遵循WTO農業規則，修正農產品貿易政策，加速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進一步放開和搞活包括糧、棉、油等主要農產品在內的貿易市場。

（三）

在WTO農業規則允許和鼓勵實施的“綠箱”措施中，根據我國的實際，需要著重加強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科技投入。現代農業的國際競爭主要是農業科技水平的競爭，當前我國農業增長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不及發達國家的一半，這是導致我國農業與發達國家差距的主要因素。縮小這種差距需要加大農業科技的投入，除繼續增加農業科學基礎研究的投入外，目前重點是要加大對應用研究和農業技術擴散的投入，包括新品種、新技術和新機械的推廣、病蟲害防治、農業生產者和農業技術人員培訓、咨詢服務、農業技術推廣風險基金的設立等，以加速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2、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是提升農業發展后勁的重要措施。我國的農業基礎設施普遍薄弱，基礎設施建設呈現逐步削弱的趨勢，這種狀況嚴重阻礙了生產的發展。WTO鼓勵政府（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增加對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這是我國今后應當重點加強的領域之一。

3、農業環境保護。我國農業生態和資源環境的現狀及其惡化趨勢令人堪憂，結合西部大開發，政府要增加對農業環境保護的投入，重點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農業生態保護和資源環境治理的力度。

4、農業結構調整。調整農業結構是我們應對WTO挑戰，發揮農業的比較優勢，拓展我國農產品的市場空間和提高農業效益的當務之急，要加大投入，加速農業結構調整的步伐，包括農業部門結構、農產品品種和品質結構的調整，農業區域布局的調整，農業產業鏈的延伸等。

5、糧食安全儲備。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都有完善的糧食安全儲備體系。建立糧食安全儲備體系，不僅是保證WTO框架下我國糧食安全的需要，而且對于推進糧食部門的改革，實現糧食經營和糧食儲備系統分別運行，完善我國糧食流通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政府要抓緊糧食安全儲備的基礎設施建設，并從機構、人員、管理體制和制度建設等方面保證糧食安全儲備體系的正常運行。

6、農業保險。農業的基礎地位和自然風險，決定了農業必須實行大面積、長期性和強制性保險，農業保險基金應由國家、集體和農戶共同負擔。農業保險是當前我國保險業中的薄弱領域，要以政府投入為導向，積極促進農業保險事業的發展。

7、農業標準化體系和農產品檢驗檢疫制度建設。WTO對農業標準化和農產品安全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應遵循世貿組織《實施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協議》的規定，建立健全我國農業標準化體系和農產品檢驗檢疫制度，重視樹立我國農產品在國際市場的良好形象，并有效抵制國外不合格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

8、對落后地區的援助。落后地區一般自然條件差，資源貧乏，農民文化水平和科技素質低，經濟基礎薄弱。我國加入WTO后，落后地區（特別是中西部農村的許多落后地區）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水平短期內不僅難以趕上發達地區，而且差距勢必會進一步擴大，這就要求政府要更加重視實施對落后地區的援助計劃，以加快落后地區經濟的發展速度，保證這些地區農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

參考文獻：

1.石廣生，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知識讀本（一），人民出版社，2001年11月。

2.雷海章，農業不是弱質產業——關于“農業保護”問題之我見，《調研世界》，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