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魏的畜牧業特別是國營畜牧業，在我國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技術水平相當之高，這在《齊民要術》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羊業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牧結構的變動，農牧業的此消彼長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期以畜牧業為主的生產方式對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生態方面的積極影響，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北魏畜牧業齊民要術農牧結構

北魏是繼十六國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不斷對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的掠奪進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一，從而結束了一百多年來北方分裂割據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到鼎盛時期。作為一個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的國家，北魏的畜牧業生產相當繁榮，在我國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期的畜牧業的發生發展、生產水平、結構變動及產生的影響，是一項頗有價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明，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北魏畜牧業的發展

來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1]的原始游牧社會，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濟。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加快了對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節勝利。戰爭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富的重要手段。據初步統計，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生針對別的部族的掠奪戰爭不下十五起，而且規模是越來越大[2]。戰爭不但使得其軍事實力不斷增強，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經濟取得了很大發展，為后來的統一北方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匹，呈現出畜牧車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生產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的馬牛羊等戰利品，同時也為了頻繁而又長期的統一戰爭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一百多年來長期處于戰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營牧場便應運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營牧場

1塔城地區畜牧養殖業發展概況

塔城地區一直以來被稱作新疆的糧倉、肉庫、油缸，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為畜牧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基礎。全區擁有天然草場面積706.6萬hm2，占新疆草場總面積的12.3％，其中：可利用草場面積572萬hm2，占新疆可利用草場面積的11.9％。2012年，全區牲畜最高飼養量848.5萬頭（只），年末牲畜存欄451.01萬頭（只），增長2.7％；全年繁殖成活幼畜326.47萬頭（只），出欄各類牲畜394.89萬頭（只）；家禽623.45萬羽；肉類、奶類和禽蛋總產量分別達到16.43萬t、22.57萬t和2.46萬t；實現畜牧業總產值58.53億元，比去年增加2.67億元，增長4.8％，占到大農業總產值的31.86。牧民人均收入達到6227元。人均收入中來自畜牧業收入5547.4元。全區已發展養殖專業鄉31個、專業村198個，規模化養殖小區364個，專業牲畜交易市場19個，各類中介組織13個，組建養殖專業合作社201家，其中，養牛合作社58家，養羊合作社76家，其他合作社67家。已基本建成100萬只巴什拜羊、20萬頭優質牛、30萬羽特禽養殖基地。

2發展畜牧養殖機械化必要性分析

近幾年，按照地委、行署確定的“三個下來，七個起來”中的牲畜存欄多起來、牧民定居富起來的總體部署，進一步加大了標準化養殖小區、規模化養殖場的建設力度，同時依托區域內蓋瑞乳業、海川乳業、萬通活畜、綠草原等畜牧產品加工企業，推動養殖小區向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方向發展，把畜牧養殖業培育成農牧民增收致富的支柱產業。因此，要實現規模化、標準化養殖，充分利用地區豐富的飼草資源，降低作業成本，減輕農牧民的勞動強度，增加牧民收入，提高畜產品品質，改善牧民生產、生活條件，大力發展畜牧養殖機械化已迫在眉睫,推廣畜牧養殖機械化勢技術在必行。

3發展畜牧養殖機械化的優勢與不足

3.1發展畜牧養殖業的優勢

隊伍老化，思想不穩基層獸醫站建站初期人員多是由民間游醫組成，現大多數已退休，由其子女頂替，他們中文化程度以小學、初中居多，接受現代科學技術能力有限。畜牧獸醫的大中專畢業生因鄉鎮獸醫站收入無保障，社會地位低下而望而卻步。為了維系現有防疫工作的開展，獸醫站只能留任文化程度低的員工。目前的防疫隊伍中專以下文化程度的人超過50％，與新形勢下動物防疫工作的需要嚴重不適。由于評價機制不健全，考核機制松散，沒有明確的目標責任體系、利益誘導機制與激勵機制，嚴重影響了推廣人員的工作積極性。由于地位低、待遇差、工作辛苦，防疫人員紛紛轉行、“下海”、“跳農門”，隊伍很不穩定。檢疫裝備簡陋，影響動物檢疫工作由于對基層檢疫站的投入資金不多，導致基層設施較差，無法適應當前動物檢疫工作的需要，甚至有的鄉鎮畜牧獸醫站在多次的機構改革中被排賣或轉讓，根本就沒有鄉鎮畜牧獸醫服務機構的辦公場所。基層防疫人員裝備簡單，冷藏和防護設備都無法配備。鄉級站缺乏必要的交通、通訊工具，遇突發動物防疫案件或重大疫情，很難做到及時、準確掌握信息，迅速上報疫情，快速作出診斷，采取果斷措施控制撲滅疫情。

健全動物防疫機構，穩定防疫隊伍縣級以上動物防疫監督機構為行政管理類事業單位，在機構建設中要合理界定各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的職責和任務，突出動物防疫和科技推廣工作，統籌考慮各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人員編制，特別要充實縣、鄉兩級防疫力量；采取切實措施，穩定專業人才，實行專業技術人員執業資格證書制度，保證省、州級動物防疫監督機構專業技術人員比例不低于80％，縣級站不低于90％，鄉級站保證100％。加強教育培訓，提高隊伍綜合素質針對我市動物防疫隊伍的現狀，應采取多種形式，對動物防疫員進行系統培訓。培訓教育可以采取多種方式進行。（1）統一教材和培訓師資。按農業部編寫的動物防疫員培訓教材，統一培訓師資。由縣（市、區）統一組織的方式對動物防疫員在每年春秋兩次集中防疫工作前進行兩次集中培訓。（2）舉辦專業技術培訓班。組織年齡較小、有獸醫知識和技能的防疫員舉辦專業學習班，使其獲得專業技術文憑。（3）外聘大中院校的教授及行業知名專家集中時間進行培訓。對于從事畜牧、防疫、檢疫、獸藥執法以及獸醫診療等專業性強的技術人員，加強法律及專業知識的培訓；同時要結合本地區疫病流行特點，追蹤國內外最新的疫病防治動態，開展形式多樣的技術培訓，集中培訓和針對性指導相結合，從根本上提高人員政治和業務素質，促進動物檢疫工作發展。建立強有力的考核機制將動物防疫考核結果記入各級政府政績考核的內容，能有效督促政府對動物防疫的重視程度，投資相應的人力和物力，確保免疫工作的順利開展。以前的動物防疫考核都是上級業務部門對下級業務部門，政府很少參與，考核結果也不影響對政府政績的評價，根本不能吸引政府對動物防疫工作的關心，極大地制約于基層動物防疫工作的落實。2.4提供必要的工作經費建立科學、穩定、合理的財政保障機制是順利開展物檢疫工作的最基本的保障。將獸醫行政、執法和技術支持的工作經費及村級防疫員的補貼納入各級財政預算，并實行全額預算管理。用于鄉村級防疫員的工資（依地區而定工資標準）、培訓和相應的配套設施的建立和購置。基層防疫體系的建立是一項長期的利國利民的回報性工程，各級政府部門要權衡利弊，盡早行動起來，因為它關系著每一個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

本文作者：梁小萍張杰平工作單位：廣西憑祥市動物衛生監督所

提要中古時期，我國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畜牧經濟的比重曾有明顯上升，畜產結構也發生了大變化，具體表現為：畜牧區域曾向內地顯著擴張，大型國營和私營畜牧業一度相當繁榮，農耕地區家庭飼養規模也有所擴大，羊取代了豬成為主要肉畜。但經過一段上升和繁榮之后，畜牧業重新漸轉衰退。上述這些變動，與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內徙直接相關，是農耕與畜牧兩種具有不同生態適應性和能量生產效率的經濟生產方式不斷競爭消長的結果，與所謂“胡化”和“漢化”過程互為表里。

【關鍵詞】中古時期北方地區畜牧業

農史學家認為，進入傳統農業時代之后，中國的經濟發展長期處于“重農輕牧的跛行狀態”，與歐洲中世紀一直保持著農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種植特別是谷物栽培占據著絕對支配地位，畜禽飼養業則無足輕重。因而，自戰國以來，中國農業乃是一種“跛足農業”，即作物種植與畜禽飼養發展極不平衡的農業（注：參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中國農學史》上冊，科學出版社，1984年，56、75頁。）。大體說來，這種看法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在長城以南地區，自戰國秦漢以來，畜牧業的確基本處于農耕經濟的附屬和補充地位，并且從總體上說，其在社會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趨勢。不過，具體就北方黃河中下游地區而言，這種下降的趨勢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線式的。在某些歷史階段，這一地區的畜牧經濟比重曾經比前一歷史時期有明顯的上升，中古時期即是如此。

關于中古黃河中下游畜牧業的問題，一些學者的論著曾有所涉及，比如關于中游地區畜牧業的分布、北魏時期的國營畜牧業、唐代的馬政等均曾有所論述（注：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為探討東漢以后黃河長期安流的原因，曾對先秦至唐代黃河中游的農牧消長情況做了較多論述；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和《論唐代前期隴右道的東部地區》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對黃河中游的半農半牧地區和牧業生產有所論述；朱大渭《北魏的國營畜牧業經濟》（收入所著《六朝史論》，中華書局，1998年），對北魏國家牧場建立的動因、實況及其與北魏統一北方及國勢強盛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馬政》（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對唐代馬政（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地區）進行了較系統研究。除此之外，唐啟宇《中國農史稿》（農業出版社，1985年）4章2節、李劍農《中國古代經濟史稿》（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節簡述了魏晉北朝時期畜牧業向內地擴張的史實；高敏主編《魏晉南北朝經濟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則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畜牧業做了簡要概述。還有一些學者的論著對這方面的問題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討論局部性具體問題或做籠統簡略介紹，目前尚未見有關于這一問題的系統綜合性論著發表。），但關于中古黃河中下游畜牧生產的歷史變動及其社會生態導因、經濟意義與文化內涵，尚未見有專門的討論。為彌補這一欠缺，筆者曾在《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注：參拙著《中古華北飲食文化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04-124頁。）一書中對有關問題做了一些初步探討，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做進一步申論。主要問題包括：1.中古以前黃河中下游畜牧生產的基本面貌與發展趨向如何？2.中古時期本地區畜牧生產發生了哪些重要變動，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區畜牧經濟在中古前期一度明顯上升之后復轉衰退？4.如何認識中古北方胡漢民族融合與農牧經濟變動之間的關系？作者試圖通過對上述問題的討論，為探討古代中國（不包括中國西北草原地區）農牧經濟畸輕畸重、跛足發展的過程與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對所謂民族文化融合與農牧生產方式選擇的關系問題提供粗淺看法。由于直接有關的資料并不充分，筆者對一些問題較多地進行了個人認為是合理的推測，所得出的結論恐難免有很大主觀性，舛謬之處，懇請識者批評駁正。

一上古時期畜牧生產的基本面貌與發展趨向

考古資料證實，大約在距今一萬年前后，黃河中下游地區開始踏入農業時代的門檻，畜禽飼養業也應運產生。在新石器時代，這一地區的畜牧生產取得初步發展，馬、牛、羊、豬、雞、犬相繼被馴化家養，我國傳統的“六畜”逐漸齊備。各地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中都發現有大量的家養畜禽骨骸遺存，其中以豬的飼養最為普遍、數量也最多。考古資料顯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遺址中，已有頗多的豬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龍山文化時期，家豬在各種家畜中占絕對優勢，成為當時這一地區最為普遍飼養的家畜（注：參梁家勉《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稿》，農業出版社，1989年，37頁。）。至于原始時期這一地區的作物種植和畜禽飼養在經濟比重上是否有明顯的輕重大小之分，尚無法證明。

貧困山區一般具有交通不便、信息不靈、居住分散、經濟落后的特點，同時也存在著草山草坡面積大、農副產品豐富，剩余勞力充足的狀況，發展畜牧業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況且，畜牧業投資小、周期短、銷路好、見效快，符合千家萬戶的生產利益要求。因而，它對于增加貧困山區農民收入，改善城鄉人民生活，加快脫貧致富的步伐，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對于貧困山區如何發展畜牧業，使其成為一個支柱產業，這是一個值得實踐與探討的問題。這里，筆者試從分析大悟縣畜牧業現狀入手，來談談貧困山區畜牧業的發展。

大悟縣地處鄂東北邊陲，是大別山區的一個貧困山區縣。55萬人口，1950平方公里的國土面積中八山半水分半田。，農村人平純收入1601元。建國以來，特別是“七·五”以來，大悟縣畜牧業有了較大的發展，但由于受到舊的傳統觀念和習慣、落后的生產方式、低下的生產力水平等多種因素的制約，現仍未擺脫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的束縛。主要特征有如下幾點：

一、畜牧業生產的發展在較大程度上依賴著種植業生產的發展。大悟縣歷來對豬禽的生產較為重視，可從兩個方面數字說明這一點。一是把豬牛羊禽的飼養量按牛單位折算，豬禽分別居第一位和第三位。二是在畜牧業產值結構中，豬禽分別居第一位和第二位。而豬禽的發展快慢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種植業提供農副產品的多少。四九年，糧食生產水平低，年產4.4萬噸，牲豬年末存欄只有2.5萬頭。五七年，糧食產量達到五十年代最高水平，產量11.22萬噸，牲豬年末存欄達到該年代最高水平，為9.6萬頭。五八年至六一年，三年自然災害使糧食由10.33萬噸下降到七萬噸，牲豬年末存欄也從7.8萬頭降到2.6萬頭。七o年至七二年，糧食產量過15萬噸大關，牲豬年末存欄也過10萬頭大關。八o年至二00一年，糧食產量連年上升，由14.9萬噸上升到20.4萬噸，牲豬存欄也由13.2萬頭上升到24.8萬頭，為歷史最高水平。因而畜牧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植業的制約。

二、畜牧業在農業結構中的比重偏小，宏觀控制難以實現。大悟縣是以農業為主的山區縣，人平只有七分耕地，單純靠糧食就是繡出一朵花來，也只能解決溫飽，但發展畜牧業的潛力卻很大。一是草山草坡面積大，有天然草場124萬畝，據測算可載畜8萬個黃牛單位，而目前只利用了60%。二是飼料來源廣，大悟縣是全省三大花生生產縣之一，年產農副產品等飼料5億公斤，但實際用于養畜的只占47%,在農業結構中,種植業產值通常占農業總產值的60%左右，畜牧產值只占30%左右，所占比重太小。而在畜牧業內部，只重視糧食畜禽的發展，忽視食草畜禽的發展。按牛單位計算四九年食糧畜禽與食草畜禽之比0.44：1，八五年為2.57：1，九0年為1.26：1，與當前耕地面積與草場可利用面積之比0.51：1不相稱。

對于農業結構，大悟縣采取了一些措施予以調整，但由于生產力低下，經濟落后，綜合素質差等多種因素的制約，難以達到目的。

三、千家萬戶飼養、小群分散經營、傳統的飼養觀念和方式未擺脫，出欄率、商品率低。大悟縣畜牧業生產方式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這種千家萬戶飼養，能利用各自的有利環境、剩余勞力、農副產品、殘剩食物、簡便畜舍等生產出小量的畜禽產品。但是，傳統的飼養觀念和方式未擺脫，大多數農民還是“養豬為過年，養牛為耕田，養雞下蛋換點油鹽錢”的生產觀念。飼養方式多采用，喂豬“一瓢水，一把糠，一籃菜”，耕牛全靠稻草養命，養雞“白天自找食，進籠一把谷”。因而，長期以來，牲豬出欄率未超過75%，商品率未超過80%，耕牛出欄率、商品率均未超過10%，山羊出欄率、商品率未超過50%，家禽出欄率、商品率未超過20%。

今年在縣委政府的堅強領導下,我縣的畜牧業工作圓滿完成地區下達的各項生產和業務工作計劃,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本人做為本局主管業務工作的副職領導和一名專業技術干部，工作中能夠積極發揮作用，完成了自已的責任。以下簡要總結如下：

一、政治上

從年初開始，積極參加意識形態反分裂斗爭學習活動和第三季度以來開始的反分裂斗爭再教育活動，前后學習30篇以上各類政治理論性文件，領導講話等學習材料，共撰寫了3萬多字的讀書筆記和心得體會。力求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水平。特別是經過反分裂斗爭再教育活動的學習，提高了政治上是非辨別力和政治免疫力，提高了認識。尤其是更加認清“三股反動勢力及熱比婭之流”的反動罪惡本質和目的。他們利用風俗習慣、文化、宗教等活動，欺騙無知群眾的單純感情，以便達到自己的罪惡目的本質。從今以后我做為一名共產黨員，領導干部，更加決心在反分裂斗爭中發揮一面旗幟的作用。

二、業務上

1、我在局里負責業務工作，完成了全年本局和對各鄉鎮畜牧業績效考核工作。每一個季度工作的進展情況，以科學態度匯報給縣領導，及時提出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利用業務工作檢查指導下鄉和一年四次的縣考核辦組織對鄉鎮考核工作，到1000多個村和2000多個農牧民家里進行調研，對全縣畜牧業現狀第一時間掌握清楚，及時寫成分析報告送縣領導參考。

中國文化自古就提倡“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把“五常”作為做人的道德倫理準則，其中“信”就是做人誠實穩重講信譽，是誠的意思。誠信是約定俗成的社會交往規則，也是傳承的文化思想。“信”是立身之道、興業之道、治世之道。學術期刊是承載科研原始創作成果的重要媒介，是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為作者解決了畢業、評職稱、課題結題發表論文的難題，同時也肩負著維護科研誠信的職責。編輯是期刊建設過程中的活動主體，對論文質量的把關起到了關鍵性作用。筆者根據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以黑龍江農業科技雜志社黑龍江畜牧獸醫編輯部為例對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發現的學術不端行為進行歸納總結，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希望能夠為同行提供借鑒，并充分發揮編輯在杜絕學術不端行為過程中的責任與擔當。

1科研誠信的重要作用

科研誠信是科技工作者的生命，然而科研抄襲、剽竊、學術造假現象屢禁不止，如何消滅學術不端行為，改善學術不端現狀，降低論文重復率，提高學術創新性，已迫在眉睫。那么什么是學術不端行為呢?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在《科技工作者科學道德規范》中對學術不端行為給出了界定:“學術不端行為是指在科學研究和學術活動中的各種造假、抄襲、剽竊和其他違背科學共同體慣例的行為”。2014年4月3日，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臺了《關于規范學術期刊出版秩序促進學術期刊健康發展的通知》，通知中明確指出，學術期刊要規范編輯出版流程，努力提高學術質量，注重學術道德和學術誠信建設，自覺抵制學術不端行為，禁止由其他單位和個人代理發表論文，杜絕刊發抄襲、剽竊他人成果的文章［1］。2019年7月1日，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發布我國首個針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行業標準———《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2019)［2］，標準中界定了學術期刊論文出版過程中作者、審稿專家、編輯三方可能出現的學術不端行為，為各類學術不端行為的判斷和處理提供了依據。2019年9月25日，科學技術部、中央宣傳部、最高人民法院等20多個部委聯合頒布了《科研誠信案件調查處理規則(試行)》［3］，該規則第九條明確指出，論文發表中的科研失信行為，發表論文的期刊編輯部或出版社有義務配合開展調查，應當主動對論文內容是否違背科研誠信要求開展調查，并應及時將相關線索和調查結論、處理決定等告知作者所在單位，從法律角度明確了期刊編輯部的責任。由此可見，國家高度重視科研誠信的建設，先后出臺了相應的政策法規，絕不姑息學術不端行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4］。學術期刊是國家科研和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繁榮學術研究，推動文化創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4－5］。

2編輯出版過程中的常見學術不端行為及防范建議

《學術出版規范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CY/T174—2019)［2］將論文作者的學術不端行為劃分為剽竊、偽造、篡改、不當署名、一稿多投、重復發表、違背研究倫理及其他學術不端行為共8種類型，每種類型中又包括若干種類，可見一些作者在通過“另類”方式進行著自己的“原創”論文寫作，并且可選擇的方式多種多樣，五花八門，大家為之努力呵護的學術環境正在被這類作者玷污，學術環境的凈化工作刻不容緩。一篇論文從作者投稿后要經過多個環節才能出版發行，那么如何在繁雜的工作中有效甄別出學術不端行為，規范出版原創論文呢?作為一名編輯，首先應該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具有敏銳的洞察力，鷹一樣的眼力;其次扮演好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角色，認真履行崗位職責;最后善于總結，對于工作中發現的學術不端行為堅決抵制并及時解決。筆者對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歸納總結，認為目前期刊編輯出版過程中存在的學術不端行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源頭把關不嚴、一稿多投、更改作者姓名、同行評議等，下面就這幾個方面進行闡述。

2.1源頭把關不嚴

二00年是“十一五”時期的開局之年，市科協所屬學會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中國科協“七大”重要思想為指導，以及“全民科學素質行動計劃綱要”的頒布實施，樹立落實科學發展觀，團結動員廣大科技工作者，按照市科協的工作布署，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發揮優勢，開拓創新，為實施科教興市戰略和人才強市戰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出了新的貢獻。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各學會組織國內各類學術會議18次，參加人數220人（次），交流論文98篇，舉辦學術報告會22次，參加人數1120人（次），舉辦科普講座204次，聽講人數12070人（次），舉辦科普展覽34次，參觀人數15900人（次），舉辦專題科普宣傳65個，組織工作人員110人次。無償科技咨詢32項，被采納科技建議20項，引進技術20項，開發新產品6項，推廣新技術15項，主辦科技期刊4種，年發行總數為10250冊，舉辦36學時以上培訓班16個，培訓人數600人次。

一、努力打造學會活動精品品牌，激發廣大科技人員參加學會活動的積極性。認真組織開展市科協第十二屆（200-200年度）自然科學優秀學術論文，先進集體，先進個人的評選工作。

學術論文是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教學、生產實踐中智慧的結晶，市科協每兩年開展一屆的自然科學優秀學術論文，對激發和調動廣大科技工作者投身西部大開發和實施“科教興市”戰略中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提高學術造詣，促進科研創新，促進學術活動多出成果與人才成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并已形成制度化和規范化。通過圍繞我市社會、經濟、科技發展的熱點與難點問題，積極組織開展學術探討與學術交流，撰寫和發表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造詣和較深研究水平的科技論文。本屆共有23個學會提交409篇參評論文。經市科協第十二屆優秀學術論文專家評審委員會評審：評選了壹等優秀學術論文36篇，貳等111篇，叁等146篇，未評上116篇。

本屆共評選出優秀學會5個，先進工作者56名，優秀會員80名。

專家評委會認為，從本屆優秀學術論文質量總體上看，一是論文總體水平有提高，特別是基層論文較多，；二是論文本身的學術價值有所提高，并在社會效益，生產實踐及經濟效益方面有所體現；三是論文的內容與工作實際相結合；實際生產實踐中的文章有所增加。但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即有些學會在報送過程中作者學會簽注意見一欄中沒有具體的意見說明；有些論文題目與評審表的題目不符，要維護論文的嚴肅性、廣泛性，有些文章純屬技術性介紹，沒有可對比性，要提升論文的的科學性、學術性等，初審要嚴格把關，充分體現優秀學術論文評審的嚴肅性，各學會必須做好論文報審的把關工作，要嚴格按照市科協優秀學術論文的評選辦法，做好優秀學術論文的評審報評工作。不足之處我們要進一步改進，嚴把審查關，使之更加完善。

1.本刊為中國農業核心期刊。由《中國期刊網》、《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全文收錄，同時作為《中國學術期刊綜合評價數據庫》來源期刊全文收錄。本刊主要介紹國內外有關草食家畜研究領域的新成果、新理論、新技術、生產管理經驗、新信息和發展動態等。報道內容為牛、羊、馬、駱駝、家兔、鹿等草食家畜的遺傳育種、繁殖技術、飼料營養、飼養管理、家畜生理衛生、畜產品生產、草原牧草和畜病防治及國內畜牧、獸醫、草原經濟方面的科研成果、論文等。熱忱歡迎畜牧界的廣大同仁賜稿。

2.文稿要適合本刊選題，要求觀點明確、重點突出、數據準確、文字精煉，具有科學性、先進性和實用性。字數一般控制在5000~10000字以內。

3.文稿包括（按順序）：題名、作者姓名、工作單位、地址、郵編、中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以及英文題名、作者姓名、工作單位、摘要和英文關鍵詞（內容與中文一致）。在首頁地腳還請標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簡介，簡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別（民族）、籍貫、職稱、學歷、研究方向、電話（手機）、電子信箱等。

4.來稿請注明科研項目來源，項目名稱、項目編號。例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863”、國家科技支撐項目等。本刊發表的論文，凡涉及獲國家和省部級科技成果獎者，請及時與本刊聯系，提供獲獎證書和成果鑒定證書復印件。

5.科學術語應采用國家正式公布或公認的，數字一般用阿拉伯字表示，計量單位的使用要符合國家標準。如“米（m）”、“厘米（cm）”、“毫米（mm）”、“微米（μm）”、“噸（t）”、“千克（kg）”、“克（g）”、“毫克（mg）”、“公頃（hm2）”、“平方公里（km2）”、“升（L）”、“毫升（mL）”、“立方米（m3）”、“秒（s）”、“分（min）”、“小時（h）”、“天（d）”等表示。

6.正文各級標題一律采用阿拉伯數字連續編號，同級題不同層次的數字之間用下圓點相隔，最末一位數后不加標點。如“l”、“1.1”、“1.1.1”、“1.1.1.1”，標題層次以4節為限，一律左頂格書寫題號，后空格書寫標題。

本文作者：梁榮趙秀麗工作單位：內蒙古財經學院

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成立大會暨生態經濟理論與實踐研討會于26年1月7日在呼和浩特市召開。來自內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內蒙古社科聯、內蒙古發展研究中心、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范大學、內蒙古農業大學、內蒙古氣象局、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內蒙古環保局、內蒙古黨校、內蒙古生態環境監測站、內蒙古統計局、內蒙古財經學院等16個黨政機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領導、專家、學者共68人出席了會議。內蒙古電視臺、內蒙古日報社、內蒙古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給予關注和報道。與會代表提交論文16篇。大會由內蒙古財經學院、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籌委會)共同主辦。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郝益東應邀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會議由內蒙古財經學院副院長李春林教授主持。內蒙古財經學院院長張亞民教授致開幕詞。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劉高出席了會議。內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太平研究員關于5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章程6進行了說明。內蒙古財經學院副院長李春林教授就學會組成人員進行了說明。會議表決通過了5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章程6、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領導成員及辦事機構人員名單、常務理事名單、學會顧問名單。會議選舉郝益東副主席擔任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名譽會長,內蒙古財經學院院長張亞民教授當選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會長。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副會長由內蒙古社會科學聯合會黨組書記、副主席劉高、內蒙古氣象局局長烏蘭、內蒙古黨校孫兆文教授、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暴慶五研究員、內蒙古師范大學額爾敦扎布教授、內蒙古自治區環境保護局副局長永紅、內蒙古黨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張太平、內蒙古經濟信息中心主任杭栓柱、內蒙古財經學院副院長李春林共9位同志兼任,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秘書長由內蒙古財經學院科研處副處長潘建偉教授兼任。表決結束后,大會舉行了隆重的內蒙古生態經濟學會的揭牌儀式。科學發展觀是當今時代的指導思想,本次會議圍繞這一主題進行了熱烈而深入的研討。會議在以下幾方面取得了積極的成果。

一、進一步明確和深化了經濟、社會與生態協調發展的認識

內蒙古師范大學額爾敦扎布教授作了題為5從社會角度看生態6的主題演講。額爾敦扎布教授指出,中國面臨的問題是高耗能、高消耗。我國GDP增長是靠能源和資源的消耗,靠高投入以及粗放型增長方式帶來的,這必然對生態和環境造成巨大的壓力。經濟的增長、能源的緊張對生態問題造成巨大的壓力,同時,人口問題、就業問題、貧困問題對社會造成巨大的壓力,造成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整個生態惡化。額爾敦扎布教授進一步指出,當前,自然生態失衡是比較嚴重的,導致自然生態失衡的根本原因是社會生態失衡,社會生態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價格制度、財富分配不公和三信危機(信仰危機、信心危機、信用危機)等。因此,要解決自然生態失衡問題,必須使經濟、社會、生態保持動態協調發展。對于理論工作者來說,就要對經濟、社會、生態進行綜合研究,而不能就生態談生態,要把經濟和諧當做問題導向的科學,從多個角度去研究生態,目的是保證我們的生存條件本身,保證良好的生存條件下的經濟的發展和福利的增長。內蒙古黨校孫兆文教授則從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視角指出,只有四大文明協調發展,才能推動社會的全面發展和進步。要把發展經濟與環境保護結合起來,發展生態經濟既要尊重經濟規律也要尊重生態規律,提出生態建設產業化、產業發展生態化的發展思路,進而指出發展生態經濟可選擇的模式。發展生態經濟要堅持宏觀與微觀相結合,追求資源的節約和有效利用、循環利用、可持續利用,追求生態環境的改善和經濟效益的提高。在這個過程中,要將采用現代科學技術和弘揚中國少數民族的綠色文化傳統結合起來,要將人工治理和和自然休養生息結合起來,將強化宣傳教育和嚴格執法監督結合起來。

二、生態經濟研究的核心內容是可持續發展問題

內蒙古農業大學李青豐教授在題為5內蒙古草地畜牧業可持續發展6的演講中,首先總結了內蒙古草原的戰略意義,草地作為一種資源,具有生態功能也有資源屬性。畜牧業生產是內蒙古草原最主要的資源功能,也是人類干擾草地環境的最主要的形式,由此引發了草地利用和草地保護問題。在利用草原方面,畜牧業生產是農牧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同時在保護草原問題上,畜牧業生產又是造成草原退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從草地退化的原因來看,一是草地超載過牧問題嚴重,草畜不平衡,草地植被遭到破壞。季節性和區域性草畜矛盾是草地退化的最主要的原因。二是系統投入和系統產出的失衡問題。對草地投入的太少,索取的太多,這就是系統裂變的主要原因之一。李青豐教授進一步分析指出,我國是單一的依賴于草地生產、放牧的生產方式,正是這種傳統的靠天養畜的畜牧業生產方式造成草地退化和裂變,人為的干擾、自然災害只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要實現草地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通過生產方式的調整來減輕草地的壓力,要采取預防的措施。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暴慶五研究員作了題為5深入研究內蒙古生態經濟問題,推動自治區經濟可持續發展6的發言。暴慶五研究員從發達國家先經濟,后生態的發展對比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必須走可持續發展之路。暴慶五研究員強調指出,內蒙古生態經濟發展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內蒙古面臨的生態經濟問題相當突出,實現內蒙古自治區可持續發展就成為現實的、必然的選擇。內蒙古農業大學蓋志毅教授從草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與國家安全這一角度,就草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與國家安全的關系做了初步探討,系統論證了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迫切性與可能性。蓋志毅教授從充當一定守邊任務的牧民減少了生存和立地的空間、草原生態系統的退化導致牧民的貧困影響社會的穩定、在牧區不同經濟主體之間的矛盾三個方面闡述了草原生態系統的退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同時,蓋志毅教授從草原生態系統跨越國界的特性對國際周邊國家的影響以及草原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對水資源安全的重要作用、草原生態系統孕育的多種生物物種延續問題等角度也論證了草原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對國家安全的重要影響,草原生態系統的退化必然會從多方面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我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考慮通過實現草原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來營造一個更好的國際環境。從人類的最終的安全角度,應保證物種多樣性、遺傳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