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點指南

1、與朝鮮的關系

掌握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史實：政治交往、文化聯系、經濟交流

2、與日本的關系

掌握兩漢和日本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史實：政治交往、經濟交流

3、與西亞、歐洲的往來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廣播電影電視地方外事管理工作，規范和促進廣播影視對外交流，按照統一領導、歸口管理、分級負責、協調配合的原則，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廣播影視地方外事工作要為宣傳工作服務，為國家的總體外交服務，為我國廣播影視業發展服務。

第三條廣播影視地方外事工作要認真貫徹中央對外方針政策，嚴格執行國家外事規章制度，嚴守外事工作紀律。

第四條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以下簡稱廣電總局）負責管理全國廣播影視外事工作，歸口管理、協調指導、規劃部署地方廣播影視外事工作。

省級廣播影視行政部門在廣電總局和當地省級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負責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廣播影視外事工作。

摘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艱苦不懈的努力，宣傳思想工作已從“正本清源”階段邁入“守正創新”的重要階段，廣播電視國際傳播也進入新階段。做好新形勢下廣播電視國際傳播工作必須堅持守正創新，以守正為基，提高政治站位，踐行使命任務，發揮廣播電視在國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以創新為要，通過創新外宣報道、內容產品、手段方式和體制機制，推動廣播電視國際傳播不斷強起來。

關鍵詞：廣播電視；國際傳播；一帶一路；守正創新

在2018年8月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宣傳思想工作已跨過正本清源階段，邁入守正創新的重要階段。面對當前紛繁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廣播影視國際傳播工作要立足國家外交大局，積極配合國家戰略，服務新時代新目標，自覺提高政治站位，履行使命任務，不斷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加大廣播電視對外交流合作力度，在更高層次和起點上推動廣播電視國際傳播不斷強起來。

一、廣播電視國際傳播進入新階段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廣播電視國際傳播工作，先后出臺《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中華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導意見》《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對外文化貿易的意見》等重要文件，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以下簡稱總局）和其他有關部委也相繼制定了配套政策，從影視文化市場主體培育、金融扶持、財稅優惠、海外營銷平臺建設等多方面鼓勵和支持廣播電視媒體和影視機構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在政策的引領帶動下，經過五年多的發展，中國廣播電視國際傳播進入新階段。（一）廣播電視服務國家外交大局的意識和能力顯著提升。廣播電視系統堅持以關于宣傳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為指導，不斷提高思想意識和站位，服務國家工作大局的意識和能力顯著提升。一是成功舉辦中俄媒體交流年活動。2015年5月8日，主席與普京總統共同宣布2016—2017年中俄兩國舉辦“媒體交流年”，這是兩國元首著眼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發展作出的重要決定。總局作為中俄媒體交流年中方組委會秘書處，與俄方保持密切溝通，確定了政策交流、相互報道、大型活動、合作制作、互譯互播、媒體產業等十個領域開展交流合作，共完成合作項目260余項，全面推動中俄人文交流合作邁上新臺階。二是配合高訪，舉辦“影像中國”海外播映活動。2018年，總局從服務外交大局出發，全新策劃推出了“影像中國”播映活動，借助國家外交平臺和契機，在境外媒體播出中國優秀影視節目。①截至目前，“影像中國”海外播映活動已先后在葡萄牙、菲律賓、巴拿馬舉辦，在三國主流電視臺播出了一批高品質的中國影視作品，收視效果良好，有效推動了中外影視深度交流合作和中國影視在合作國家的傳播力與影響力。三是承擔廣播電視國際合作重大項目。2015年12月，在約堡峰會上提出“為非洲1萬個村落實施收看衛星電視項目”（簡稱“萬村通”項目），即向非洲25個國家的10112個村落接入衛星數字電視信號，為非洲農村地區普及數字電視。“萬村通”項目由中國企業四達時代負責實施，截至2018年12月，肯尼亞、莫桑比克、烏干達、贊比亞、剛果金、幾內亞、塞內加爾、盧旺達、布隆迪、中非、剛果布、幾內亞比紹等12個國家已完成安裝任務，其中有部分國家已順利完成驗收工作，“萬村通”項目陸續進入現場驗收階段。（二）廣播電視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取得突破。主流媒體國際傳播能力是衡量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指標。近年來，廣播電視系統通過著力建設國際傳播旗艦媒體和重塑國際傳播業務模式，不斷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推動廣播電視國際傳播強起來。一是外宣旗艦媒體建設取得新進展。中國國際電視臺開播兩年來，始終按照指示精神，堅定文化自信，堅持新聞立臺，全面貼近受眾，實施融合傳播，認真履行聯接中外、溝通世界的職責使命，著力推進內容建設、融媒中心建設、海外分臺建設和落地渠道建設、品牌形象建設、人才隊伍建設等，將CGTN建成為一個包含6個電視頻道、3個海外分臺、1個視頻通訊社和1個移動新聞網在內的多語種、多平臺的融媒體傳播機構，成為中國外宣旗艦媒體。②二是合作傳播成為廣播電視國際合作的主要方式。國際合作是推動中國廣播電視提高國際表達能力、進入國際主流的重要方式，也是國際影視行業發展的重要趨勢。③近年來，中國廣播電視機構加強與國際主流媒體合作，聯合制作節目、聯合開辦欄目，使合作傳播成為國際傳播的主渠道和重要機制，成為提高中國廣播電視國際傳播力的重要途徑。例如，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從2015年開始，以商業化模式開播了八個海外中國時段“ChinaHour”、兩個海外中國頻道以及俄羅斯新媒體專區“ChinaZone”，有效推動節目出口從傳統的“零星單個節目銷售”邁向批量化的“集成節目播出發行”，并帶動廣告經營與商業開發，向綜合運營升級。（三）廣播影視內容產品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升。近年來，隨著中國電視劇、紀錄片、綜藝等影視內容產品的品質不斷提升，廣播電視國際傳播的商業化、市場化穩步推進，影視內容產品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市場格局不斷優化。一是出口額持續增長，五年來實現翻番。據不完全統計，近五年來，在總局積極推動下，中國影視內容出口逐年遞增。2013年全國影視內容出口約6066萬美元，2014年約7976萬美元，2015年約1.14億美元，2016年約1.21億美元，2017年出口額達1.22億美元，比2013年翻了一番。二是廣播電視內容出口市場不斷優化，從港澳臺、東南亞等傳統市場不斷向非洲、中東、歐美等新興市場拓展。中國影視內容產品已建成覆蓋全球的國際傳輸覆蓋網絡，成功進入全球五大洲200多個國家和地區。題材類型從單一的古裝劇向都市劇、現實題材劇發展，產品形態拓展影、劇、綜、漫等各種類型。三是出口主體日益多元化，民營企業成為廣播電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從影視內容產品出口主體來看，國有重點企業的引領作用突出，民營企業增長態勢明顯，新媒體出口成為亮點。據統計，2017年國有重點影視文化企業，如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央視動畫有限公司的出口額分別為2184萬美元和917.41萬美元，發揮著電視節目出口的主渠道優勢。民營企業增長態勢明顯，出口額超過100萬美元出口企業中，民營企業占比65%。新媒體企業內容出口展現較大潛力，2017年出口額約759萬美元。④四是中國原創節目模式走上世界舞臺。2018年4月，在法國戛納春季電視節MIPFormats的主舞臺，中國影視機構舉辦了一場備受矚目的中國原創節目模式推介會，本次推介會主題為“WISDOMinCHINA”，《聲臨其境》《跨界歌王》等九大中國原創節目模式首次集體亮相國際主流舞臺。2018年10月，中國作為主賓國在法國戛納秋季電視節舉辦了系列活動，其間優酷與福克斯傳媒集團（FoxNetworkGroup）正式簽署合作協議，由福克斯傳媒制作《這！就是灌籃》中國臺灣版、菲律賓版，優酷則為福克斯提供模式制作手冊、進行制作培訓等。中國原創節目模式再次引起全球業界的矚目。（四）廣播電視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領域。為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在廣播電視領域走深走實，在的指導下，總局連續五年策劃實施“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五年來，影視橋工程引領全國廣播影視機構積極對接國家戰略，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共策劃實施了400多個項目，在獲得專項資金支持的有55個項目。這些項目的實施，有效促進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廣播影視交流合作。一是引領了影視節目創作和譯配，內容建設取得積極成效。據統計，“絲綢之路影視橋工程”實施五年來，已經儲備1600多部、6萬多小時、36個語種的中國優秀譯制作品并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播出，⑤并取得非常好的海外播出效果，絕大多數創造了當地的收視率新高。二是調動了多方積極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國有和民營共同參與的格局。尤其是內蒙、新疆、廣西、云南、寧夏等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發揮了區位優勢、文化優勢和主體優勢，在對周邊國家的精準傳播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搭建了多元的渠道平臺，有力助推中國廣播影視節目走出去。作為影視橋工程重點項目之一，絲路電視國際合作共同體成立兩年多來，在節目聯播、頻道合作經營、節目評獎、培訓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至2018年12月，共同體成員和伙伴發展到五大洲50個國家105家機構，成員包括播出機構、制作機構、譯制機構、視聽新媒體以及影視行業區域性、國際性的組織，如亞廣聯、AIBD等，有效促進了中國影視走出去。⑥四是形成了電視中國劇場等“一帶一路”廣播電視國際合作品牌欄目。在總局的統一部署下，各級廣電機構已分別與包括蒙古、尼泊爾、巴基斯坦、越南、菲律賓、烏克蘭、塞爾維亞的20多個絲路國家主流媒體簽署了30多個包括“電視中國劇場”“中國時間”“絲路劇場”等各類影視節目播出合作協議，中國影視節目在絲路國家呈現出百花齊放的態勢。

二、堅持守正為基，發揮廣播電視在國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考點指南

1、科學技術

掌握天文歷法、數學、醫學、造紙術的成就。

2、哲學與宗教

認識兩漢時期思想的特點;哲學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學、王充的《論衡》);宗教新格局(佛教傳入和道教興起)。

3、史學與文學

論文摘要：文化外交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和平發展為價值取向的中國政府圍繞構建“文化中國”的戰略大局，積極實施文化外交，這不僅表現在文化外交工作日趨理性、自覺和務實，而且，文化外交的內涵和手段也在不斷地拓展、豐富和多樣化。中國的文化外交雖然極大地提升了中國的“軟實力”，但文化外交工作中存在的各種問題，要求我們必須切實加以改進和完善。唯此，才能增大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戰略空間。

論文關鍵詞：中國文化外交；和平發展；軟實力；國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主權國家為實現特定政治目的或對外戰略意圖所從事的、以開展對外文化傳播、交流與溝通為內容的外交活動。它對建構國家形象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圍繞構建“文化中國”的戰略大局，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活動，實施文化外交，為實現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日趨自覺、理性的中國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悠遠。新中國成立后秉承這一優良傳統，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譜寫了一幅幅動人心玄的華麗篇章。但是，由于受當時世界冷戰對抗格局的影響，中國政府在開展文化外交時針對不同國家所采取和實施的方式是有所區別的。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種官方即政府間的文化外交方式進行的。中國不僅同有關國家簽訂政府間文化條約、協定，而且，還通過互派留學生、人員訪問等方式，促進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誼，以鞏固社會主義陣營；而對于資本主義國家，則基于這些國家對中國的遏制、孤立戰略而導致政府間文化外交舞臺非常有限的現實，中國主要采用“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爭取通過積極拓展民間文化交流，來推動國家外交關系的正常開展。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國家戰略中心向經濟工作的重大轉移，尤其是文化“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國力競爭中作用的日趨突出和顯現，中國政府在圍繞經濟工作中心大力開展政府外交、政黨外交和議會外交的同時，也逐漸把開展文化外交納入到同經濟、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戰略總體布局中來，文化外交的自覺性、主動性空前提高，并日趨走向理性、務實。

1、文化外交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識。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強調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時，就明確指出了“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的戰略要求。以為總書記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創新了鄧小平的這一外交思想，認真貫徹落實對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作為新世紀我國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務。指出：“我們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通過積極引進國外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來發展壯大自己，這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條成功經驗，必須長期堅持。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引進來’方面成績很大。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和現代化建設的推進，我們必須加快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這同西部大開發一樣，也是關系我國經濟和整個現代化建設發展全局的大戰略。”的十六大以來，以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更加認識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總書記在第10次駐外使節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維護我國發展的重要機遇期，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環境和客觀友善的輿論環境，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服務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務，也是基本目標。”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了“要積極開拓國際文化市場，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戰略任務。2007年l0月，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黨的十七大報告在提出把“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為新時期國家重要的戰略任務的同時，又進一步提出“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等一系列戰略部署。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中國的文化外交進入了空前的發展活躍期。

不同國家、地區和民族之間的科技文化交流,是促進社會經濟文化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動力;與之同時,科技文化交流又是涉及2個或多個文明體系之間的接觸與碰撞,包括了相當豐富的內涵,涉及這些文明體系眾多的層次與方面,因此,從不同角度關注歷史時期的這一社會文化現象,既有助于推進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認識一個國家、民族或地區的歷史與文化的重要路徑。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歷史也是如此,同樣需要從不同角度來解析。

一、空間維度:“內”與“外”

中國幅員遼闊,基于各地區不同的自然稟賦和人文歷史環境,不僅境內自古以來就生存衍息著眾多的民族,他們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經濟與社會結構以及思想文化雖然各具特色但卻又聯系密切,在歷史時期存在著持久性交流與交往,共同構筑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即所謂“多元交匯”(1)或“多元一體”;(2)而且,中國境內各民族還通過各種方式和途徑,與周邊甚至遠距離的國家和地區產生了各種各樣的聯系,這一過程也是貫穿中國歷史始終。因此,關注這一問題,應該涉及三個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國與域外民族、地區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國境內不同地區、民族之間的交流;三是這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與“外”的界限問題,即何謂“中”、何謂“外”?這一問題在今天來看似乎并不復雜,雖然目前中國與周邊許多國家之間仍然存在疆界的爭議,但大體而言有一個基本的、現實的界限,即邊界線的存在。但如果把這一問題放置在整個歷史時期來看,則要復雜的多。其一,中國自古即為多元族群之國家,因此,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伴隨民族的融合與變遷,“中國”一詞的內涵也處在不斷發展變化中,由最初所指的華夏民族聚居之處的中原,發展到超越單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統治空間內涵的“中國”;而且眾所周知,具有近現代國體意義“中國”一詞的出現,則完全是在鴉片戰爭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由于國家實力強弱之差異、控制理念之變遷等內外因素影響,不同時段的疆域顯然是不盡相同的;而且,研究歷史上有關疆域的詞匯,如“疆”、“境”、“域”、“國”、“邊”、“界”、“塞”、“關”的內涵所指,我們亦可以發現中國與域外的分野其實亦甚為復雜,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條線,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個緩沖國(帶);(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變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連鎖反應,因此從長時段視角來審視,我們還可以發現中外界限的內涵更為豐富,除了上述這樣的政治意義疆界外,還包括了經濟乃至文化意義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國”和“經濟中國”的疆域,其范圍可能更廣闊,內涵亦更復雜。(4)也因為如此,在理念的層次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認識與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時代性,或謂之與時俱進的發展。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歷來頗多爭議。但對第一個問題,在中國史學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即以現在中國的版圖為基本原則,來考量古代歷史的中與外問題。正如費孝通先生所強調指出的,“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不等于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應該包括邊疆其它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這是我們應該樹立的中國歷史觀和歷史疆域觀。(5)近年來,中國與東亞、東南亞諸國關系的微妙變化,除了現代國際因素外,也不能排除歷史、文化因素的干擾,尤其是文化心理層面的瓜葛。界線問題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內涵問題。從空間或地理方位的概念來理解,以中國為中心,歷史時期中國與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中與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區、中亞、西亞和歐洲)、中國與東方(包括東亞諸國,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區)、中國與東南亞、中國與南亞。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時段、通過不同的路徑形成了不同內涵與特質的科技文化交流,也產生了不同層次與程度的影響。典型如中西之間,漢唐時期憑籍絲綢之路,鼎盛之至,主要側重于畜牧、園藝品種與技術的引進;近代以來,隨著西方實驗農學的崛起,以海路交通為主線,所引進的內涵則更為豐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具有了“西風壓倒東風”的態勢。在科技文化交流的歷史進程中,囿于交通條件和政治壁壘等因素制約,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實質上遠不及域內不同地區、民族之間的交流;而且,中國大一統理念和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也強化了區域間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廣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域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更不容忽視,應該說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體,而且其內涵最為復雜、影響最為深遠。從這一角度而言,古代農業科技文化的區域之間的交流以中原地區為軸,主要包括兩大塊:其一為南北之間,涉及兩種不同類型農耕文化———旱作農業文化與稻作農業文化之間的交流與交往;其二為東西之間,實質為農耕文化與農牧文化之間的交流,涉及內容更為廣泛,既包括生產工具、生產方式等經濟內涵,還包括了民族對峙與融合、文化碰撞與整合等方面的內涵。在中國農業歷史發展進程中,這二者之間具有相當顯著的風格和內涵差異。比如農牧之間,在歷史進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權的對決,故而伴隨著戰爭這一重要方式,節奏緊湊,規模輝煌一時;其中還有一點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戰爭對決的過程中,雙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綿延不絕;而南北之間,基本上排除了強勁對手逐鹿中原的威脅,而且經過長期的磨合后,雙方的認同感明顯強于農牧之間,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進程平緩而持久,范圍和程度自然也與前者不可同日而語。除了這兩個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區域內部也同樣存在著各式各樣的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縣治所為核心地帶,形成了多個科技文化傳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們以政治經濟聯系為紐帶,相互聯系,最終構筑起了傳統科技文化交流的網絡體系,共同完成了中國傳統農業科技文化的傳承與創新。因此,區域文化交流成為了研究中國經濟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議題。厘清域外交流與境內交流之間的聯系,也是研究農業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題之一。眾所周知,中外和境內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遠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況下二者具有相當密切的聯系。很多學者都注意到傳統時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傳遞的特點,注意到了邊界地區和民族的橋梁、紐帶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層次上二者也存在一個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可以說既相互營造了環境和氛圍,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動力和條件。

研究中國古代農業科技文化史還應該注意交流主體之間的互動問題。所謂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體間的關系問題,雖然不可避免存在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等差別,但歷史進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歷來都不是單向,即使在強勢文化強勢植入的過程中,弱勢文化也會在潛層次給強勢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須注意互動的問題。比如研究傳統時代的中外農業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國為中心或主軸的視野中審視,也需要以輸入地為軸心來審視,從而構建一個完整的“中心———周邊”研究分析體系。再比如域內的農牧文化之間的交流,也是如此,雖然表面上表現為農耕文化對游牧文化的一種蠶食、鯨吞,但細細梳理中國農耕文化和農業經濟發展的歷史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事實并非如此簡單。筆者在分析西北農牧關系時對這一問題曾經有所涉獵,認為其間存在多層次的互動關系(6):表層是一個以農牧分界線變遷為表征的歷史過程,其深層次則表現為一個農牧文明交互影響、交互滲透的動態過程;具體而言,就是農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現實三個層次上不同形式與特點的主導性推進,以及游牧文明在顯性層次上的被動退守和潛性層次上的回應與逆向滲透。

二、時間維度上:發展的階段性

[論文關鍵詞]教育外事翻譯口譯筆譯

[論文摘要]對外交往需要溝通,翻譯是溝通的橋梁。教育外事翻譯除了要遵循一般的翻譯原則,還要結合本領域的性質和特色,才能達到翻譯的“信、達、雅”。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教育領域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頻繁。高等院校位于對外交流與合作的前沿地帶,與國外院校、科研院所進行了廣泛的科研合作、學術交流、學者互訪。教育部門作為對外交流與合作的窗口作用也日漸突出。交往需要溝通,翻譯是溝通的橋梁。教育外事翻譯作為外事翻譯的一種,具有其學科專業特色。

一、教育外事翻譯與外事翻譯

教育外事翻譯是外事翻譯的一種,在很多方面與外事翻譯存在著一些相同點,如工作具有嚴肅性、嚴謹性和實效性等特點。嚴肅性是因為教育外事雖然是中外教育界人士之間的交往,一般情況下不涉及政治,只談學術,但如果在交往中存在強烈的政治沖突,則需極力維護國家主權與民族尊嚴。嚴謹性體現在對翻譯的水平的要求上。教育外事翻譯與外事翻譯都會涉及國家的立場、政策、教育機構間的利益等,稍有差錯就會影響到學校甚至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形象等,就可能給國家或集體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實效性則主要體現在口譯方面,要求譯員能馬上作出反應,當場完成翻譯過程,在短時間內完成翻譯、定稿、打字、校對等多道程序。但是,教育外事翻譯較外事翻譯還有自己獨有的特點,如教育專業性、學術性等;外籍專家授課、講座翻譯,則又涉及文學翻譯、科技翻譯以及其他專業學科翻譯等。

二、教育外事翻譯的種類

《宋元時期的科技與中外交通》是人教版七年級下歷史教材第13課，本課內容和現實生活聯系緊密。體現古人智慧的四大發明，至今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宋元時期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世界，中外的文化交流促成“在中古的中國發現世界”。基于此，在具體教學中，依托史料為學生創設一定教學的情境，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幫助學生感受歷史，促進素養落實。

一、以情境促認識

“認知學派心理學家認為學習過程就是學生頭腦中認知結構的形成過程，是教科書知識結構內化為個體認知結構的過程，是知識的組織和重新組織的過程”。[1]基于本課內容涉及四大發明、宋元時期的交通與文化交流三個主要部分，以及學生對于科技文化史，學習期待度更高的特點，可以依托史料建構以下教學情境：（一）情境一：生產生活的需要。新的科學發明，最初的立足點是解決生產生活中的難題。雖時代不同，四大發明的產生也是出于現實的需要。因此，首先播放中央電視臺“我愛發明”節目視頻，通過視頻中發明人的講述，引導學生認識到：新發明的出現最初是基于現實的思考，新發明本身更好地便利了人們的生活。再向學生說明，發現問題，積極地解決問題，是人類共通的智慧。當時，古人同樣面臨著生產和生活各種的難題（如圖1），引出對四大發明產生、發展的講解。并通過師生的互動得出四大發明的產生是出于需要，同時，借助視頻幫助學生感受科技的魅力和日常生活中動手的意識。（二）情境二：中古的中國。中古的中國，不僅宋代都市文化呈現出繁榮的態勢：“從文學形式上講有話本小說；從娛樂形式上講，主要有各種各樣的娛樂方式，如歌、舞、百戲、雜耍等；從飲食上講，主要有菜、酒、各種各樣的小吃等等”[2]，元朝時期的對外交流也進一步發展，元代的陸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羅斯等歐洲國家，東西方的使臣、商人往來非常方便。總體而言，宋元時期體現著獨特的魅力與活力。出于培養學生歷史分析能力的考慮，在具體教學設計中建議通過精選史料創設宋元時期的文化情境（材料1、2、3）幫助學生感受宋元時期的社會特點。再介紹馬可•波羅的來華(材料4)，并聯系學生前一節課所學《宋元時期的都市與文化》的相關內容，幫助學生分析出中古時期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吸引馬可•波羅等人來華的關鍵原因，正是在于宋元時期的中國所散發出的多元文化魅力。(如圖2所示)材料1：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具是，即無容虛之屋……客販往來……曾無虛日。——（宋）吳自牧《夢梁錄》材料2：沈括，北宋杰出的科學家，著有《夢溪筆談》一書，書中記錄了畢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并指出這種技術印書，“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宋）沈括《夢溪筆談》材料3：元代天文學家郭守敬吸取阿拉伯天文學的精華，他所創制的《授時歷》就參考了回回歷。此外，郭守敬設計的天文儀也受到了馬拉格天文儀器的啟發。高度發達的阿拉伯數學也在元代流行，阿拉伯數字逐漸進入中國人的生活。——馮天瑜《中華文化史》材料4：馬可•波羅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大約在1271年隨父親和叔叔經兩河流域，翻越伊朗高原和帕米爾高原,來到東方。1275年，馬可•波羅一行人來到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禮遇。有意思的是，馬可•波羅在元廷為官近17年，其間，他的足跡遍及全國,到過今天的新疆、甘肅、內蒙古、山西、陜西、四川、云南、山東、江蘇、浙江及北京等地，還到過緬甸。

二、以感觀促思考

新課改不僅重視師生關系、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更強調變機械的、被動的學習為主動的和有意義的學習。“歷史有兩個最基本的因素——時間和空間。時間即歷史發展的過程，空間則指地理環境，是古今中外歷史演進的舞臺”。[3]出于進一步落實學生素養的考慮，在學生對于中古的中國有所感知的基礎上，借助地圖和時間軸、聯系當今的科技發展，幫助學生進一步了解宋元時期的中外交通情況、認識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一）關注時間和空間。宋元時期航海技術的進步、海上貿易頻繁和海路交通發達，既開創了中外交通的新局面，也促進了四大文明的傳播。出于培養學生時間和空間意識的考慮，先利用數軸的形式對四大文明的傳播進行講解（如圖3），并借助馬克思的評論：“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了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幫助學生分析造紙術和印刷術對文化傳播、指南針對航海事業、火藥對作戰方式的影響，增強學生的歷史分析能力。并向學生說明，中國古代科學成就雖然輝煌，但卻未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傳統科技以農業為本位、重視技術忽視理論、重經驗的思維特點某種程度上束縛了其向近代科技轉化。再通過元帝國時期從內地到邊疆、從邊疆到域外交通路線的完整呈現（如圖4），幫助學生建構準確的空間觀念。引導學生認識驛站對加強中央與地方的聯系，推動國內交通的發展，促進國內各族人民的經濟文化交流以及邊疆地區的開發，甚至于溝通與域外的聯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還可以補充元代汪大淵兩次游歷印度洋、蘇馬以使臣身份出訪巴黎和羅馬的史實，進一步加深對文化雙向交流的理解，宋元時期文化魅力的“古城之美”、“詞章之境”、“戲曲之韻”、“科技之光”吸引了世界，中國的旅行家也注重“走出去”，了解異域風土人情。（二）聯系歷史與現實。正如愛德華•卡爾曾闡述過的，歷史是現在和過去無止境的問答交流。對歷史的叩問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培養其學科素養的重要途徑。聯系人們對于現代的“新四大發明”既感慨于科技給人帶來的便利，也有認為其對人們生活帶來的弊大于利的現狀，鼓勵學生進行分組討論，暢談其對于“新四大發明”的看法，引導其認識到科技隨社會的進步而發展，應辯證的看待科技與社會進步的關系。“新四大發明”所帶來的弊端是客觀的、必要的，要加強對自身的約束度。此外，宋元時期獨特的魅力，其繁榮、發展、開放的特點，引起了當時世界的重視，使其產生了了解中國的愿望，中外的往來不僅是多元的也是共享的，中古的中國不僅吸引了世界也發現了世界。宋元時期文化交流所體現的多元、共享，對于當下的文化建設有重要的啟示。因此，聯系主席發表的題為《攜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主題演講，為中國首倡主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拉開序幕的相關內容，引導學生思考在當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需的心態和自信。

三、總結

［摘要］青年是國家的未來，是實現“一帶一路”“民心相通”的生力軍。“一帶一路”推動青年就業與創業，為中外青年交流實踐提供平臺。目前，青年對“一帶一路”的意識較為淡薄，存在一定的認知誤區，對“一帶一路”參與度較低。共青團在引導青年認識與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強“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青年工作，需要共青團建立聯動工作機制，制定“一帶一路”青年工作規劃，加強復合型人才培養，開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青年精英培訓與交流活動，推動中外青年參與“一帶一路”社會實踐活動等。

［關鍵詞］一帶一路;青年;共青團

“一帶一路”是國家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旨在充分依靠既有的多邊合作機制和區域合作框架，搭建一個更廣闊的多邊合作平臺，實現沿線國家之間更高水平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青年是國家的未來，“一帶一路”建設事關國家的繁榮富強，它的可持續發展，需要青年的積極參與。交流互鑒、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要環節。作為最具激情與創造力的群體，青年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生力軍。多次寄語青年，希望他們“在奮斗中釋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1］、“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2］共青團在號召、動員青年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參與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引導青年群體領會“一帶一路”精神、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一、“一帶一路”建設中共青團工作的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我國開放空間從沿海、沿江向內陸、沿邊延伸，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作為一個開放性、包容性區域合作倡議，以共商、共享、共建為原則，“一帶一路”為各國青年發展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對我國青年的全面發展也將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共青團肩負著組織、引領、服務青年的職能，提高青年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知認同，引導青年積極參與“一帶一路”社會實踐，是共青團組織義不容辭的職責。第一、開展“一帶一路”主題教育活動。“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共青團聯合教育等部門積極引導青年深化對“一帶一路”的認識，鼓勵青年學生積極參加“一帶一路”交流與實踐活動。2015年全國大學生“一帶一路”暑期社會實踐專項行動開始啟動。2016年首屆“一帶一路”青年力高端論壇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宣講進校園、青春大講堂、青年友好交流以及“一帶一路”志愿服務聯盟等活動也相繼展開。在開展“一帶一路”主題教育宣傳活動中，各級各類團組織結合“中國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廣泛開展“一帶一路”倡議宣講教育，讓廣大青年懂得，新“絲綢之路”很好地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一帶一路”國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連接在了一起，順應了當今世界經濟、政治、外交格局的新變化，將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更加緊密的經貿合作、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更加順暢的文化交流通道，也將為青年的就業創業、對外交流合作帶來新的機遇。為了取得良好的宣傳教育效果，各地團組織注重采用青年喜聞樂見的方式，提高青年參與活動的熱情和積極性。如上海團市委2018年參與舉辦的“一帶一路”五年影像展，以圖片為主，視頻為輔，引入VR、魔墻互動平臺系統等高科技展示手段，突出豐富性、趣味性、互動性，為廣大青少年搭建起一個形象了解“一帶一路”的文化教育平臺，以新穎生動的方式展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內容實質和重要意義，受到了青年們的歡迎。第二、舉辦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動。聯合國數據顯示，2015年“一帶一路”沿線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以及中亞和蒙古五個地區的青年人口分別為1.6億、4.7億、1.3億、0.6億和0.2億，共計8.4億。［3］青年在人口結構中處于承上啟下的位置，是“一帶一路”建設必須依靠的新生力量。各國青年圍繞“一帶一路”建設展開交流，不僅有助于夯實“一帶一路”的社會民意基礎，促進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鑒，為各國構建互信奠定基礎，還能不斷為“一帶一路”注入新鮮血液，增添發展的新動能。主席指出:“青年是人民友誼的生力軍。青年人情趣相近、意氣相投，最談得來，最容易結下純真的友誼。”［4］為此，各地團組織舉辦了各種形式的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動，為“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青年交流互鑒、民心相通創造條件。如2017年武漢團市委舉辦“武漢國際友城青少年藝術夏令營”，邀請了來自14個國家，15個國際友城的29名青少年寄宿在武漢市民家庭，參觀武漢黃鶴樓等地標景點，學習書法、武術、水墨畫等課程，增進了外國青少年對中國文化的向往，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北京團市委發起成立了“一帶一路”志愿服務聯盟，計劃每年在不同的國家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志愿者交流營活動。

二、“一帶一路”建設中共青團工作面臨的挑戰

感謝國家和兄弟省協會的領導蒞臨本次會議指導，感謝在座各位同志能夠抽出時間參加會議，更感謝大家推薦我擔任**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第五屆理事會會長。過去的8年，我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在陳文韶同志、侯靖方同志的領導下，各項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這些成績不僅為新一屆理事會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這些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做出了表率。在此，我代表新一屆理事會，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剛才，江波秘書長對做好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的有關工作提出了要求，我們要認真領會和貫徹。我們的老廳長、第四屆理事會會長侯靖方同志代表第四屆理事會作了一個很全面、很好的工作報告。報告中列舉的成就，使我們感到非常鼓舞，同時也對我們新一屆理事工作提出了很好的要求。我相信，只要我們繼續堅持優良傳統，繼續弘揚創新精神，繼續保持團結進取的作風，教育國際交流協會的工作一定能夠繼續有所為、繼續有作為，一定能夠為**的教育外事工作特別是高等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下面，我就我省教育國際交流工作談點想法，非常膚淺，與大家交流。

一、加強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是促進發展的必然要求

當今世界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交流與合作，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其范圍越來越廣，合作的程度越來越深。這種交流與合作集中表現在經濟上，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經濟全球化”，也就是從世界的范圍內獲取資源、配置生產力、角逐市場。這種經濟全球化極大地改變了全球的分工、全球的格局，既為我們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很大的挑戰。這種交流與合作也表現在其他方面，當然包括我們教育方面。全球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交流與合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推進。縱觀世界，越來越多的國家把本國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置于世界教育發展之中，追求在世界范圍內學科、專業設置上的交流與合作，在課程計劃、教學標準方面的互認、互通；越來越多的學校在招生、教學、科研、服務等方面實行更加開放的合作政策，在交流的過程中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提升學校的辦學水平和辦學聲譽；越來越多的家庭和學生在更廣闊的范圍內選擇適合自己成長的道路，選擇適合自己接受的教育。

加強教育交流與合作也是我們貫徹黨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應有之意。交流與合作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重要方面、重要內容，開放很大程度上表現在交流與合作上。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人的命運，使中國在二十多年的時間里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改革開放也推動我們教育一而再、再而三的躍進、發展。交流與開放在我們**省長期以來有著很好的傳統，近年來在推進教育對外交流與合作等方面，我們做了很多工作。許多工作做得很有特點，許多工作也具有一定的探索性。1992年我們省在全國比較早地開展了中外合作辦學，**年又在全國建立起了第一所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校寧波諾丁漢大學。我們的合作領域也越來越廣泛，合作形式也越來越多樣。從人員的交流到機構辦學的合作，從“走出去”到“引進來”，從接受人家的文化、學習人家的經驗到輸出我們的文化、傳播我們的文明。我們的學校在國外建立了孔子學院，我們的很多學者積極參與國際的交流與合作。這些合作與交流無疑都推動了**省教育的發展，使我們在合作中學到了先進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方法、教學手段，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共享與教育信息的交流，培養了一批高素質的教學科研和管理人員，進而推動了我們的教學改革，推動了我們的教育改革，推動了我們的教育不斷向著新的目標邁進。

在交流與合作的過程中，作為非官方的民間組織，省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以非政府、民間的形式積極地支持、配合、服務于我省的教育事業發展，積極地承擔并完成好了一系列政府委托的交流與合作項目，積極地發揮了非政府民間教育機構的作用和優勢，在我省的教育改革和發展當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