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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古代各王朝與同時期世界各國進行經濟貿易往來時，除了依靠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一種重要的途徑。海上絲綢貿易起自秦漢，歷經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漫長的歷史時期，不斷發展繁榮，促進了絲織品通過海上航道進行國際間雙向流動，推動了各國絲織技術的互相交流、借鑒與發展，有助于中華文化多元審美的形成，為世界文明搭建起了互聯互通的橋梁。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絲綢貿易;中外交流

說起古代中外絲綢貿易，人們腦海中常常會浮現出唐代詩人張籍《涼州詞》所描繪的畫面———“無數鈴聲遙過磧，應馱白練到安西”。絲綢的確曾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運輸的重要商品，但在唐末五代，陸上絲路主干道綠洲絲綢之路走向衰落，絲綢貿易也隨之趨于停滯，而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貿易卻貫穿了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國古代歷史。關于中國紡織技術通過海上航線東傳的最早記載出現在西周，據說“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1］，春秋時期，管仲曾與齊桓公討論如何在齊國與朝鮮之間開展商業貿易活動［2］，中國絲綢在先秦時代已經傳到印度［3］。當然，印度乃至希臘等地的絲綢有可能是通過陸地運輸而來的，但也不排除經海運而至的可能性。如果說先秦、秦漢時期是海上絲綢貿易的探索起步階段，那么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時期則是海上絲綢貿易的發展、繁榮時期;宋元時期，雖然瓷器、茶葉已上升為海上貿易的大宗商品，但不可否認，此時的海上絲綢貿易也在繼續擴大;明清時期，中國原有的海上絲綢之路受世界局勢影響，成為環球航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絲綢也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商品。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歷史發展過程中，通過多條不同航向的海上絲綢之路輸送到海外的絲織品數量龐大、品種繁多，在古代中國與東亞、東南亞鄰國及南亞、西亞、歐洲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發揮了特殊作用，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加以梳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促進了中外絲織品在海上的雙向流動

說到海上絲綢貿易，長期以來人們的固有認識是中國絲織品的輸出，其實，頻繁的海上絲綢貿易推動了阿拉伯、東亞、東南亞等國絲織業的進步，逐漸有外國絲織品流入中國，豐富了中國人的物質生活，形成了中外紡織品的雙向交流。如日本、高麗曾向中國進獻本土產的絲織物。宋代來華的日本僧人奝然自稱日本“產絲蠶，多織絹，薄致可愛”［4］卷489，14131。神宗元豐元年(1078)二月六日，“明州言，得日本國太宰府牒稱:附使人孫忠遣僧仲回等進二百匹、水銀五千兩。本州勘會孫忠非所遣使臣，乃泛海商客，而貢奉之禮不循諸國例。乞以此牒報，仍乞以所回賜錢物付仲回。”［5］是一種粗綢。《宋史》載高麗國“少絲蠶，匹縑直銀十兩，多衣麻纻”［4］卷487，14053。《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也說其“不善蠶桑，其絲線織纴皆仰賈人自山東、閩、浙來，然頗善織花綾”［6］。然而高麗并不是完全沒有絲織業，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閏四月，高麗國王楷“遣其禮部員外郎崔惟清、合門祗候沈起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二百匹、人參五百斤”［4］卷489，14051。由此可見，日本、朝鮮在中國的影響下，絲織業有所發展。宋太宗淳化三年(992)，東南亞阇婆國(今印度尼西亞爪哇)進貢的物品中，就有“雜色絲絞三十六段，吉貝織雜色絞布五十六段……雜色繡花銷金絲絞八段”［7］。宋真宗時，東南亞中南半島的交趾(今越南北部)也曾遣使“以金銀七寶裝交椅一、銀盆十、犀角象牙五十枚、絹布萬匹來貢”［4］卷489，14064，絹布就是粗絲織成的絹，質地不夠細致。西亞的大食多次向宋朝進獻絲織品，淳化四年(993)，蒲希密附亞勿來獻紅絲吉貝一段，五色雜花蕃錦四段，白越諾二段;大中祥符四年(1011)，被宋封為歸德將軍的大食商人陀羅離進繡絲、紅絲、碧黃綿、細越諾等絲織物;熙寧六年(1073)勿巡又貢兜羅綿、毬錦襈、蕃花簟等物［4］卷489，14119－14122，其圖案、風格均具有濃厚的異域色彩，深得宋人喜愛。

二、加強了中外絲織技術的互相借鑒

與絲織品雙向流動相伴隨的自然是中外絲織技術的互相借鑒，據史料記載，中國與東亞、歐洲一些國家之間曾存在過絲織技術的交流。日本是中國絲綢的傳統進口國，長期向中國學習，早在南朝宋時，日本來華使節就曾將江南織工帶回國內。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一些長江流域的漢人東渡扶桑，將農耕水利、養蠶繅絲等先進技術傳入日本。唐代以后，日本稱進口的唐朝絲織品為唐綾、唐錦，售價遠高于大和民族自產的和綾、和錦。至南宋，周密記載日本人所衣多布，若得中國綾絹之類絲織品，則極其珍愛。［8］比周密時代稍早的藤原明衡在所著《新猿樂記》一書中也記載，日本貴族們非常喜愛中國綾錦等制作的高級絲織服裝。［9］除了進口中國絲織物，日本還積極學習、引進中國絲織技術，博多(今九州福岡)是日本當時重要的貿易港，在這里產生了“博多織”的絲織技術，這一紡織法是在鐮倉時期受宋朝中國絲織技術的影響而發展起來的。嚴勇在《古代中日絲綢文化的交流與日本織物的發展》一文中指出:鐮倉前期歌人藤原定家(1162—1241)在日記《明月記》中說“唐綾”是深受當時日本社會喜愛的一種織物，此“唐綾”其實名不副實，其真實產地乃是日本。日本絲織品之所以自稱“唐綾”，一是因為有利于打開銷路，另一方面也說明日本紡織技術對中國紡織技術的推崇與學習。13世紀，意大利已掌握中國的絲綢紡織技術;15世紀，意大利絲織作坊以仿造中國絲織圖案為時尚。［10］69明清時期歐洲各國和日本購買生絲數量遠遠超過對綢緞的需求，這正說明隨著中國絲織技術的不斷傳播，各國的絲織業逐漸發展起來。中國也有受到外來影響而開發出的絲織品。17世紀初，明代科學家宋應星記曰:“凡倭緞制起東夷，漳泉海濱，效法為之，絲質來自川蜀，商人萬里販來，以易胡椒歸里。其織法亦自夷國傳來，蓋質已先染，而斮綿夾藏經面，織過數寸，即刮成黑光。”［11］清代所修《福建通志》卷五九《物產》記載漳州物產有天鵝絨，“本出倭國，今漳人以絨織之，置鐵線其中，織成割出，機制云蒸，殆奪天巧”。從這兩個記載來看，明代末期福建漳泉地區應已有了比較成規模的絨緞生產。但也有學者認為宋應星的記載不準確，中國自古有織物起絨技術，倭緞乃學自中國［12］188;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天鵝絨的技法是學自歐洲，稱呼則來自日本［13］35;還有學者認為倭緞制法來自國外，雖難以肯定是日本，但與日本有著緊密聯系。［14］158從道光十二年《廈門志》卷七《關賦略》記載“漳緞、倭緞、漳絨每疋例七分”，說明這是三種不同的絲織品，至于技術流動的方向，宋應星曾在福建汀州為官，與漳州相鄰，《福建通志》的編纂者陳壽祺、魏敬中均為清代福建名儒，他們所記均應有所憑依，不可遽然判為錯誤。萬歷四年(1576)，菲島總督的弗朗西斯科·德·桑德曾寫信給西班牙國王說:“中國什么都不缺，唯獨沒有絨織物。”［13］35而日本文獻中談到在明朝末年，日本人從葡萄牙貨船上見到未完工的天鵝絨，學到了制作技術。［15］鑒于明清之際的葡萄牙、荷蘭等國熱衷與日本貿易，日本機緣巧合得到西方天鵝絨制作技術并傳到中國并非沒有可能。今故宮博物院收藏有很多漳緞匹段和漳絨制作的衣服、鞋子、荷包、掛屏、墊料等物，這兩種織物與來自日本的倭緞有一定的關系。

三、豐富了中華文化多元審美

1997年，一艘沉船被發現，對這艘10世紀沉沒于印度尼西亞雅加達附近的“印坦號”，有學者研究認為:當時的中國已經形成以出口為導向的針對南洋各種社會不同階層的生產體系，在某種程度上，當時已經存在較大規模的國際貿易系統［16］409，雖然船上發現物多瓷器、銅、鉛、銀等金屬而未見絲綢，但這只是保存不易所致。據此可以想見，早在唐宋時期，中國外銷絲綢已經不再只展現自我，而是開始考慮買方市場的需求，在出口物品中適應對方的審美特點。到了清代，中國絲綢外銷品適應歐洲華麗繁復、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風格，將中國文化與西方元素結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定制產品。有西方學者認為洛可可風格與同時期的東方中國古老文化在情趣上其實是有相通之處的，相通點就在于二者都欣賞纖弱精巧之韻味。隨著18世紀歐洲逐漸走向繁榮，富裕階層有能力得到來自中國的精美瓷器與絲綢，他們陶醉于熠熠生輝、形制各異的景德鎮瓷器和薄如蟬翼、輕柔嫵媚的江南絲綢所展現的中國文化之風雅。［17］清代絲織品的花鳥圖案融入歐洲的油畫味道，中國的亭臺樓閣中出現了西方才子佳人的身影，這充分體現了審美融合，或者說洛可可風格與中國文化原本就有某種內在的精神相通，二者看似并不一樣，但他們以不同的形式展現著同樣的對精美雅致的追求。對于西方來說，來自神秘東方的絲綢充滿了異國情調，同時西方審美情趣也在逐漸滲透到中國上層社會。這類專門的定制絲織品在歐洲十分暢銷，如18世紀中后期，中國外銷絲綢刺繡披肩風靡歐美，色彩以白色和艷色為主，每年的進口量高達八萬多條，其中法國就占據了四分之一的份額。［18］8有學者研究認為這些披肩的原材料來自長江下游蘇杭地區的淺色或素色絲綢，如薄紗、緞紋和平紋織物等，但加工卻是在珠江流域的廣州完成的，因為這里的工人更加了解歐洲社會喜愛和流行的花樣紋飾，他們知道西方仕女、卷曲奔放的花卉圖案和具有中國元素的假山、植物等深受西方消費者的青睞。圖案常常采用手工繪制的方法，或者先在紙上手工繪制出圖樣，再在絲綢表面壓印。［19］45這種特點也同樣表現在外銷的絲綢服裝制作過程中。

四、海上絲綢貿易促進世界互聯互通

在古代長期的海上絲綢貿易中，除了中國與其他海洋國家之間直接發生的絲綢賞賜、貿易等活動，還存在絲綢中介貿易國購買中國絲綢并運銷世界各地以牟利的現象，后者對促進世界經濟的互聯互通也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不同時代的海上絲綢中介貿易主要參與國也在不斷變化。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海上貿易主要被羅馬、波斯人控制，唐五代宋元時期以波斯、阿拉伯商人為主，明清以后，進入資本主義時代的歐洲各國紛紛組建貿易公司開展對華貿易。《中國印度見聞錄》中有阿布·賽義德·哈桑聽聞的唐末黃巢起義之事，稱回歷264年，即唐僖宗乾符五年(878)，黃巢進軍廣府，戰亂之中，除中國人外，伊斯蘭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死亡者多達十二萬人。［20］96暫不討論這一數字準確與否，不可否認的是，戰爭對廣州繁盛的對外貿易的確造成了重創，以至于當時的阿拉伯學者阿布·薩伊德(AbuZaid)和馬嘶烏啼(Mas’udi)皆特別提到這對當地絲綢業的破壞，導致阿拉伯絲綢貿易的衰退。［16］409馬嘶烏啼被猜測是《中國印度見聞錄》的作者，阿布·薩伊德來自波斯灣的尸羅夫港，曾著《見聞錄》續篇。［20］9、12另一部阿拉伯著作《黃金草原》的作者馬蘇第生活在唐末五代，且曾親至中國海，［21］在他筆下也反映出因廣州兵事所致阿拉伯絲綢貿易的衰退，恰是中古時期世界經濟早期全球化的真實呈現。明清時期，由于海上遠航技術的提高和新航路的開辟，“世界是圓的”已經成為被認知的現實，這一時期的海上貿易更進一步推動了世界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絲綢貿易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換取日本與美洲的白銀，葡萄牙占據印度果阿和中國澳門、西班牙以馬尼拉為中轉站、荷蘭占據中國臺灣島，開辟出從中國東至日本、西至東南亞、印度、歐洲及經東南亞的菲律賓前往拉丁美洲，再轉至歐洲等數條重要航線，以中國絲綢、瓷器等物品換取大量白銀，這成為歐洲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途徑。東亞、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參與進來，如呂宋、琉球等各國商人都積極投入到這一世界性貿易活動中來。早在16世紀，“漳泉的商船，每年至少有三四十只停泊于馬尼剌，運來各種生絲及絲織物。這個地方生絲市場會這樣的發達起來，還有一個原因，即自倭寇之亂始中日商人乃利用呂宋作為中介貿易地，所以日商率往呂宋轉販生絲。”［22］琉球是明清海禁時期允許來華貿易頻次較高的國家，該國船只在中國、東南亞與日本、朝鮮等國間轉販貿易，從琉球學者整理成冊的古琉球國外交文書匯編《歷代寶案》看，琉球船只多以中國絲綢、瓷器等與東南亞諸國、日本交換香料、倭扇等物，從這種中介貿易中琉球獲得了豐厚的回報，通常獲利100%，有時甚至達到500%～600%。［23］更重要的是，琉球在客觀上扮演了當時重要的世界貿易中介國的角色，為明清海禁政策下的世界貿易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五、結語

在過去的研究中，學者們大多關注陸上絲綢之路的絲綢貿易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瓷、茶貿易，其實，海上絲綢之路的絲綢貿易在中國古代歷史上也非常值得關注，海陸絲綢之路都曾長期存在，并隨時展呈現盛衰變化，都對中外經濟交流具有促進作用，宋代以后中國以更積極的姿態加入到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中來，雖然這一時期的瓷器、茶葉成為了重要海上貿易商品，但絲綢仍占據重要的地位，海上絲綢貿易促進了絲織品的海上國際間雙向流動、絲織技術的互相借鑒及中華文化多元審美的形成，為世界文明搭建起了互聯互通的橋梁。

作者：王蘭蘭 單位：西安文理學院 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