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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1月1日,高士其誕生于福州。

高士其的父親常在外地工作,母親也常隨著到外地去,所以高士其的童年是在祖父和祖母身邊度過的。

高士其四歲的時候,祖父就教他識字。祖父拿出《千字文》等兒童啟蒙書,把著他的手,一個字一個字地教他。由于高士其從小就受到嚴格的教育,以后逐漸養成了一絲不茍的良好作風。

1918年,高士其考取了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十三歲的高士其,懷著強烈的求知欲,跋涉一千多公里,來到北京。這千里之行,使高士其看到了舊中國的現實:貧窮、落后、多災、多難……。高士其心里想:趕快到美國學會新科學,用新科學來拯救苦難的祖國和處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

1918年8月,高士其到達北京,又轉坐火車到北京西北郊的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清華園。

一進學校,高士其便天天處于緊張的學習之中。上生物課時,常常解剖豚鼠、小白兔之類小動物,高士其對此產生了很大興趣。最使高士其著迷的是,他第一次知道了顯微鏡。老師把顯微鏡的焦點調節好以后,讓高士其觀察。他看到許多長的、圓的、扁的小東西。老師告訴他,這些小東西就是微生物。后來老師又給同學們觀察一種原生動物,叫“變形蟲”,又叫“阿米巴”。想不到,后來高士其竟跟阿米巴結下了不解之緣,成了一個微生物專家。

1925年,高士其終于畢業了。畢業時,高士其的學習成績在全班名列前茅。他最喜歡化學,抱著“化學救國”的愿望,被保送到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化學系學習。

威斯康星大學是美國著名的綜合性大學之一。高士其來到這里,由于精通英語,又懂德語、法語,雖身在異國,卻沒有語言上的隔閡。威斯康星大學的教師中,有很多是德國移民,即便說德語,高士其也能對答如流。教師們都十分贊許這個聰明、勤奮的中國留學生。

高士其在威斯康星大學學習了一年,成績超卓,于1926年夏轉入芝加哥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習。1927年,他畢業于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獲得了學士學位。正當高士其準備報考化學系研究生,繼續深造的時候,他收到了父親的來信,得知他最喜愛的姐姐死于霍亂。又想到由于白喉早早死去的小弟弟,他毅然放棄了報考化學系研究生的打算。

1927年暑假以后,高士其成為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的研究生,讀醫學博士的功課。第二年,他被芝加哥大學聘請為細菌學系試驗助理。起初,高士其研究的課題是“食物毒細菌”。高士其對于科學,富有獻身精神。他為了研究食物毒細菌對人體究竟是怎樣危害的,竟然親自吞食了一種“B.Aer-trycke”的病菌菌液。吞食以后,他做了仔細的記錄。他的老師和同學都為他擔心,同時又被他為科學而獻身的精神所感動。

1928年暑假后,高士其回到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開始研究腦炎病毒。一天,高士其在實驗室打破了一只裝有甲型腦炎病毒的瓶子,解剖患有甲型腦炎的豚鼠時,又不慎割破了手指。于是,甲型腦炎病毒鉆進了高士其的身體。

一天晚上,高士其正在圖書館里看書,忽然眼睛不聽使喚了。他以為是眼病,到眼科大夫那兒去檢查,查不出病因來。后來,不僅眼病經常發作,而且每到下午,便昏昏欲睡。他的左耳變得聽不清聲音,有點聾了,脖子有點發硬,轉頭也很困難,就連手也有點發抖,腳也不大靈便了。他趕緊到校醫院檢查,一位神經科大夫經過診斷,認定他確實得了腦炎。他給高士其開了一張病情報告單,勸他馬上停學,回國休養。

然而,高士其對困難的回答是戰斗,對戰斗的回答是勝利。他以驚人的毅力,繼續學習。

高士其一邊與病魔斗爭,一邊堅持學習、堅持研究,他象一個勇猛的戰士,支撐著病體,向著科學頂峰攀登,決不半途而廢,決不后退半步!

1930年,高士其終于在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讀完全部醫學博士課程,回到了闊別五年的祖國。

高士其來到了北京,來到了母校一一清華園。就在這時,清學留美學校改成了清華大學。老師和老同學看到高士其學成歸國,都感到高興。可是一看他病成這個樣子,又都感到惋惜。有一位老同學勸高士其還是到美國養病為好,在中國那樣落后的醫療條件下,是醫不好病的。但高士其已把自己的病置之度外。祖國在病中,人民在病中,高士其此時所想的,是急于把自己學到的一點知識貢獻給祖國、貢獻給人民。

高士其在南京中央醫院找到一份工作。那時,正值南京湯山一帶發生嚴重的腦炎。高士其想不到在南京又碰上了“老對手”。他以極大的熱忱,投入消滅腦炎的戰斗。然而,冷酷的社會卻給他迎頭澆了一盆冷水。必要的實驗設備不能添置,醫院收費貴得驚人,并且貪污盛行。高士其實在看不慣這班“商人加官僚”式的醫生,看不慣“商店加衙門”式的醫院,與之格格不入,便憤然辭職,離開了南京中央醫院。

高士其失業了。這時,曾在美國結為至交的李公仆伸出了熱情的手。他邀高士其到他家休養,并請高士其翻譯了一些文章,編點兒童讀物。

1935年,高士其在李公仆創辦的“讀書生活社”認識了艾思奇。艾思奇借給他《共產黨宣言》及其他一些進步書籍。在進步力量的影響下,高士其不僅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而且找到了科學小品文作為他溝通人民與科學及與反動派斗爭的武器。盡管他身患重病,握筆困難,但仍決心拿起筆來戰斗。應李公仆和艾思奇之約,他開始為《讀書生活》寫科學小品文。

由《細菌的衣食住行》、《我們的抗敵英雄》到《虎烈拉》,高士其把政治、文學、科學熔于一爐,寫出了別具一格的科學小品文。在短短兩年多時間里,他寫了近百篇科學小品,出版了四本科學小品集。高士其以驚人的毅力,在科學文藝土地上,吃力地耕耘著,培育出鮮艷的花朵。

隨著高士其走入文壇,在社會上影響越來越大,與黨的關系也越來越密切。1937年8月,高士其踏上了奔向延安的旅途。經過三個多月的跋涉,他終于來到日夜向往的地方。來到革命圣地,黨的關懷溫暖著高士其的心。尤其是受到接見以后,他的心情分外激動,他決心發奮工作,為革命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延安,作為第一個來到這里的科學家,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寫出了一篇篇介紹邊區的文章。

延安的生活條件艱苦,高士其的病情加重了,他住進了中央干部療養所。他一邊與疾病頑強地斗爭,一邊寫下了人黨申請書。1938年12月,他在療養所入了黨。入黨是高士其轉變為自覺的無產階級戰士的標志。以后,他為黨的事業,奮斗了一生。

由于缺少藥物,生活條件艱苦,高士其病情越來越嚴重,黨決定把他送到香港治療。1939年4月12日,高士其戀戀不舍地告別了延安。

離開延安后,高士其開始了十年顛沛流離的艱苦生活。先到重慶、昆明,然后到海防,再坐船來到香港。高士其住進了瑪？醫院。由于在醫院得不到很好的治療,便在九龍租了一間樓房住下。高士其又開始了寫作。1941年日軍不宣而戰,九龍被日軍占領,高士其死里逃生,來到桂林。他再三向黨要求參加工作,組織上根據他的要求和特長,請他擔任科學食品研究所所長和東南盟軍服務處的技術顧問。于是,他又開始了科學食品的研究,并進行科學小品創作。

1945年抗戰勝利了,高士其來到廣州。

抗戰結束,國民黨積極準備內戰。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倒行逆施,高士其把心中的怒火化為匕首、投槍,用一首又一首鮮明的詩,與反動派進行“肉搏”。

1946年,國民黨撕下和平偽裝,發動了內戰。高士其的好朋友李公仆和老同學聞一多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高士其懷著悲憤的心情參加了公祭大會。

地下黨得知高士其已被列入國民黨當局的黑名單,立即把他轉移到蘇州。由于病情加重,又被轉送臺北治療。高士其還是那么勤奮。病情稍一好轉,馬上又開始了研究、寫作。1949年1月,在黨的掩護下,高士其悄悄離開臺灣來到香港。五月,乘船來到解放了的天津。

1949年9月,高士其光榮地參加了政協會議。十月一日，又參加了開國大典。

解放了,高士其開始了安定、幸福的生活。他擔任過中央文化部科學普及顧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科學技術協會顧問及科協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委員,被推選為第一、二、三、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從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獻給了科普事業,成為科普園地中的辛勤園丁。

高士其的會議很多。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到幼兒園小朋友的歡迎會;從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到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從夏令營的營火晚會到小學里的“高士其班”命名大會……。高士其把參加各種會議,看作是他接觸群眾、向群眾學習的好機會。對他來說,每參加一次會議都是一場韌性的戰斗,他必須克服常人想不到的困難,戰勝種種病痛。

高士其的創作離不開對真實生活的體驗。一次,《戰友》編輯部請他寫了一篇《煉鐵的故事》。他沒去過煉鐵廠,沒見過煉鐵。他先請秘書到北京圖書館,借來一大堆關于煉鐵的中外科學著作,一本本閱讀;后來又專程到石景山鋼鐵公司參觀。在煉鋼車間,火紅的鋼水烤得他滿頭大汗,他卻透過火鏡認真觀察爐火。回來后終于寫出了這篇《煉鐵的故事》。

高士其作為人民代表,跑了全國的大多數省市和自治區,深入到各族人民之中,深入到工廠、農村、部隊。他視察云南個舊錫礦時,參觀了工人宿舍、礦山,參觀了錫礦展覽會,認真做了許多筆記,寫了《錫的貢獻》這篇科學小品文。

高士其是我國科普創作的第一批拓荒者。他珍惜時間,勤奮工作,生命不息,戰斗不止。解放前,在艱苦流離的歲月里,他吃力地在科普園中辛勤耕耘,寫出了一篇篇生動、活潑的科學小品,一首首政治詩、科學詩。解放后,在黨的關懷下,他過著安寧、幸福的生活,但由于身體已經受到極大損害,工作起來比解放前更加困難。但他以頑強的毅力堅持創作,從1949年到1965年中,共創作了大約60多萬字的科學小品和科普論文以及兩千多行詩。17年中,他著述了《生命的起源》、《和傳染病的斗爭》、《我們的土壤媽媽》、《細菌世界探險記》、《自然科學通俗化問題》、《青年向科學進軍》、《科學詩》、《高士其科學小品集》、《揭穿小人國的秘密》、《太陽的工作》、《時間伯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故事》等十幾本書。

高士其曾這樣論述過科普工作的重要意義:“科學普及工作是科學工作者為人民服務的好機會。……今天,在我們社會主義和人民民主的國家里,科學已經直接參加了人民的生活,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科學不再是少數人的裝飾品,而是全體人民最可寶貴的財產。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向社會主義奮勇前進,全中國人民的手都伸出來要科學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為了滿足全國人民對科學的要求,我們的科學普及工作還必須加強。”

高士其是成千上萬少年兒童的朋友。孩子們排著整齊的隊伍,到高士其家做客;成千上萬熱情的來信,飛向高士其。高士其的精神,不僅教育了千千萬萬的少年兒童,也使成年人深為感動。他把身體作為革命的本錢,與病魔展開了頑強的斗爭。剛得病時,醫生曾預言他活不到3年,而如今40年過去了,他不僅健在,還寫出許多作品,這與他一直堅持鍛煉身體分不開。他自己創造了一套“床上體操”,每天早晚堅持做;緊張的寫作之余,他常扶著靠背椅一蹲一起地鍛煉。高士其的生活很有規律,而且總是堅定樂觀。他認為對疾病喪失信心,就會給病魔以可乘之機。他就是這樣一個科學戰線上的“鐵人”。

1966年,的風暴席卷全國,高士其也受到迫害。雖然總理指示不能給他貼大字報,但工作人員被調走了,汽車也被收去了,連金愛娣也幾乎被調離。高士其跟千千萬萬少年兒童分開了,那間寬大的會客室被挪做他用。高士其的字從報刊、雜志、書籍上消失了。冬天,家里的暖氣也沒了,高士其的手、腳長了凍瘡,得了嚴重的氣管炎。

高士其的生命力是那么頑強。他幾度病重,幾次半夜急送醫院,但他沒有被病魔斗敗。對他來說,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而是不能寫作。過去,不論是在日寇的炮火聲中,還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他都沒有放下筆。現在,雖然無處發表,但只要病體稍好一點,他就支撐著繼續寫作。

1973年,《化石》雜志約請高士其寫文章。這是七、八年來的第一次。他精心創作了一首《生命進行曲》,熱情地贊美生命。

1975年,在提名下,高士其當選為四屆人大代表參加了四屆人大。他見到,提出了加強科普工作的意見,雖然很支持,但在“”百般阻撓之下,很難貫徹。高士其是不屈的戰士,他請秘書執筆,為發展科普事業寫了一篇又一篇文章,寄給各報刊。盡管文章或被退回,或無人理睬,高士其仍沒有停止戰斗。董必武、、、在一年多時間中相繼去世。在這悲痛的歲月里,高士其憂心忡忡,擔憂著國家的命運和未來。

1976年10月,""被粉碎了,高士其和大家一樣興奮、激動。他要秘書把前幾年被退回的許多關于加強科普工作的建議重新拿出來,又重溫了對他建議的批示。高

其堅信,在粉碎之后,科普工作必定能得到重視和迅速發展。

1977年8月,高士其參加了全國科協舉辦的科學家、勞動模范和首都青少年科學愛好者的大型座談會，之后，一隊隊紅領巾到高爺爺家做客,一批批客人上門拜訪,一封封約稿信雪花般飄來。高士其敞開大門,來客必談,有求必應,每信必復,每會必到。雖然年逾古稀,全身癱瘓,講話困難,行動不便,然而他卻以超人的精力忙碌著,把全部生命獻給了科普事業。

1978年初,高士其病重住進醫院,經過搶救,逐漸脫離危險。但他是閑不住的,病情稍有好轉,又開始忙碌地寫作、復信……,他早已忘記了醫生的勸告。

1978年2月,高士其當選為五屆人大代表,參加了代表會議。1978年3月,高士其帶病參加了全國科學大會。五月,在科普創作座談會上,高士其被推選為全國科普創作協會的名譽會長。

高士其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祖國的下一代。他熱愛他們,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也正是因為這樣,高士其不僅以他光輝的戰斗事跡,以他膾炙人口的科普作品,更以他“每會必到”、“有求必應”、“每信必復”、“來客必談”的熱忱態度,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在幾代人成長過程中留下以難忘的記憶。

1978年,高士其同志因病逝世。中國現代科學史上,一顆光天耀眼的明星墜落了。

近半個世紀的歲月中,高士其同志一直為普及科學而獻身。雖然他沒有像中國其他著名科學家那樣,在科學研究的某個領域有重大的貢獻,但他那傳奇式的經歷和大量的科普作品,對發展中國科學事業的巨大影響是很難用數字來估量的。如果把高士其同法國的儒勒？凡爾納、蘇聯的伊林以及美國的阿西莫夫相比,盡管每個人的生活道路和歷史背景不同,但對人類的貢獻來說,高士其完全可以與他們一道,站在世界著名科普作家的行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