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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國企總資產從1700億發展到11300億，凈資產回報率10％，接近國際先進水平。每年還投入幾百億發展重大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建設，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快速發展，被稱為“三個月換一版地圖”的城市。

親歷過去幾年國企崢嶸難忘的歲月，有這樣三點體會尤為強烈：

第一，在西部欠發達地區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企業肩負更為神圣更為特殊的使命

呼喚“第三力量”崛起。國有企業既是一個完全的市場主體，兩只手”作用的缺失。又因為資產關系是國有，而具有區別于其他企業的特殊屬性，為其充當“第三力量”奠定了基礎。對此，近年來進行了一些積極探索。

需要市場的無形之手”進行自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進行調節。

這“兩只手”功能顯得“先天不足”一方面，西部欠發達地區。市場機制嚴重失靈，市場發育不充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難以全面有效發揮。另一方面，政府財力十分有限，靠政府調控的范圍又很窄，嚴重影響了調控職能的發揮。

一是通過“八大投”運作和國有資本經營收益上繳，擁有了除預算內、預算外之外的“第三財政”。如，“八大投”超前實現了靠財政投入需要幾十年才能完成的基礎設施建設目標，近年來年均投入400億，是2003年以前年度投入的40倍；又如，國有集團已向財政上繳資產升值和經營收益599億；還如，2005年國企與財政徹底“斷奶”后，自己承擔了一般都由政府支出的費用1034億，減少了財政支出。這實際上是為政府解決民生、教育等其他公共事業騰出了巨大的財力空間。

二是通過國有集團的“利益輸送”，使市委市政府統籌區域經濟發展、推動非公經濟和中小企業發展有了新的資金來源和帶動力量。如，國有集團融資50億元，幫助“兩翼”16個區縣和潼南縣建設特色園區；又如，以股權和產業鏈為紐帶，形成了“國進民也進”的新局面。目前萬億國資中，非公經濟參股已達38．6％。1997年直轄時，非公經濟占全市GDP比重26％，去年已達60％。按我們制定的國有集團上市規劃，屆時，這38．6％的非公權益可獲得數以千億計的市值收益。

三是通過國有資本依法合規進行市場調控，使政府實施宏觀調控，實現經濟社會快速協調發展，有了新的工具和手段。如，政府通過賦予投資集團土地儲備職能，建立土地供給的“蓄水池”，解決了10年前房地產商大量囤積土地的問題。又如，通過投資集團承建公租房、改造危舊房，控制投資集團儲備土地的投放速度和投資建設強度，維護了房地產市場的相對穩定。

四是通過國有集團的市場化托盤，使政府在打造發展硬環境、處理市場重大失誤等急難問題中，有了新的載體和經濟支撐。如，近六年，國有集團推進了2000多公里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高等級公路、20多座橋梁、200公里城市軌道的建設。又如，爛尾樓、三金三亂、龍寰超市等市場重大失誤出現后，也是國有集團以市場化方式介入，實現了妥善安置。

五是通過國有集團代表政府意圖，以市場機制推動，使政府在培育、規范市場，建設現代市場體系上有了新的方式和路子。如，通過組建聯交所作為平臺，與政府意圖、法律規范、道德規范共同起作用，推進了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的建立，大大規避了市場交易中的道德風險。

大農村與大城市并存，發展中遇到的很多問題正是中國的縮影。國有企業在這些問題的突破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既是的具體實踐，也是“中國式”的改革探索，是我們在特殊的國情下搞現代化建設、實現科學發展的有效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國有企業發揮獨特的功能作用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國有企業本身也就是中國特色的重要體現。

第二，解決民生問題就是解決發展問題

成立了全國首家農畜產品交易市場，國企服務民生還要從體制機制上下工夫。如。通過形成生豬等農副產品的未來價格，讓買賣雙方都能看清未來的利潤和成本，從而有計劃的組織生產，避免因供需矛盾引起的農產品價格波動。又如，成立藥品交易所，解決群眾看病貴、看病難的問題。有效防止了醫院和藥廠在交易中的暗箱操作”減少了中間環節，群眾承擔的藥價大幅降低。再如，成立全國首家農村土地交易所，通過開展“地票”交易，城鄉之間建立了要素雙向對進的通道，其一，農村的用地指標流向城市，為城市建設提供用地保障的同時，通過對土地的集約節約利用和土地質量的折算，耕地面積也實現增加；其二，城市資金則流向農村，促進了農業基礎設施、農民居住條件、村容村貌等的改善。

改善民生，書記在民生大會上精辟指出。既是政治理想和奮斗目標，也是發展經濟的始源和歸宿；不僅不分散經濟發展的成果，還使經濟發展的各個環節良性互動。奇帆市長也指出，不僅要算當前賬，也要算長遠賬，做到中長期平衡；不僅要算經濟賬，還要算社會，做到綜合平衡。要看到當前的民生投入在未來會產生巨大效益”

激活7億農民的龐大市場，做好民生工作是啟動市場消費的一場革命。中國具有巨大的消費市場。而廣大農村地區的消費還處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如果能有效提高農村社會的消費能力。同時再加上城市化進程中農民變市民獲得的消費水平的提升，中國社會巨大的消費潛能將被釋放，消費對GDP的拉動作用將大幅提高。而投資民生、改善民生無疑是重大舉措。

解決好民生問題，因此。既是為構建和諧社會奠定堅實基礎，又將為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供持久強大的動力。對國企而言，參與民生建設、促進社會和諧更是義不容辭的重大責任。事實上，國企已經進行了積極的實踐。

近年來，比方說。三金兩款”拖欠了職工，全面清償了13．7億元的拖欠。又如，老百姓盼“公租房“國有集團挺身而出，全部承擔了主城2000萬平方米的建設任務；再如，微型企業發展差資本金，國有集團作為“大哥”理應幫扶，已決定從國有資本收益中每年拿出1億予以資助。

國企通過“第三財政”運作，比方說。為政府公共服務轉型騰出了財力空間，增強了全面推行15％所得稅、購房低契稅、居民首次購房退稅、財政資金優先社會事業支出和扶持“三農”推動民生建設等惠企惠農惠民政策的實施。近幾年，教育經費與GDP之比保持在4％以上，財政每年新增投入80％以上投向農村，去年民生財政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51．7％，第三財政”發揮了重要的托底”功能。

第三，后金融危機時代，地方國企“走出去”既是挑戰更是機遇

后金融危機時代，全球資源要素產生了加速流動的新趨勢，國際產業分工格局正在發生新的深刻調整，地方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和地方經濟的重要力量，積極“走出去”融入全球經濟，既是企業發展的內在需求，也是踐行國家和地方戰略的應有之舉。

國企“走出去”已取得突破，嘗到“甜頭”。

目前，重鋼集團收購澳礦項目獲澳洲政府批準和國家發改委核準。機電集團收購英國機床技術項目完成正式交割，將獲3個百年品牌、5項世界先進技術，其中3項為世界一流技術。高速集團與世界銀行的國際股權融資項目、糧食集團與巴西合作建設糧食基地項目等，均取得重大成果。在國企“走出去”的實踐中，我們有這樣幾點感受：

一是地方國企具有區別于中央企業的優勢。二是地方國企更應該“抱團走出去”。三是地方國企“走出去”要建立強力的支撐性平臺。沒有強有力的體制性和實體性支撐，“走出去”將困難重重。的探索實踐中，其一，構建了一體化的協調服務平臺，市國資委成為走出去“總調度”、“總后勤”。其二，組建了注冊資本金達30億元、全國地方最大的對外經貿集團，作為“走出去”的帶動平臺。其三，由渝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合資組建注冊資本金10億元的中國進出口擔保公司，作為“走出去”的重要金融支撐。其四，市國資委與摩根士丹利等國際知名中介機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作為“走出去”的重要咨詢支撐。其五，市國資委與國家商務部、中非基金、我國多個駐外經商處建立了聯絡機制，成為“走出去”的重要政策和信息支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擁有投融資企業、地方金融企業、工商企業一體化的管理體制和管資產與管人、管事高度統一的管理體制，這使得市國資委可以在其監管范圍內為市屬國有企業“走出去”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可以推動各企業形成“抱團”走出去的格局，最大限度拓寬國有資產的運轉空間和效率，提升國有集團的整體協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