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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修養

以前周成王年少登基，又有管、蔡等四國叛亂；漢昭帝八歲即位，也有燕王旦、益長公主和上官杰的謀反。成王不懷疑周公的忠誠，昭帝委任大將軍霍光攝政。二人誰做得更好呢？

魏文帝曹丕認為，周成王體現了武王美善的氣質，繼承了賢母的德行，召公為保傅，呂望為太師。會說話的時候，負責朝見的官員就教他辭令，能走路的時候，負責宮庭禮儀的官員就引導他學習禮節。所以他從小就養成了儀容要威嚴壯美、言談要合乎德義的習性。也就是說，成王是沐浴在德行的清風中長大的，其骨肉里淀積著高貴的血液。即便如此，他還誤聽管叔、蔡叔對周公的誹謗，迫使周公率兵東征，去平定叛亂，致使上天震怒，顯出兇兆來，然后他才幡然悔悟。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卻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禱告，這不是很糊涂嗎？

而漢昭帝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的父親漢武帝不像周武王那樣仁德，母親鉤弋夫人也不像成王的母親邑姜那樣賢惠，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蓋長公主，輔相是上官杰和霍光。當老師的沒有仁孝的品質，作輔臣的沒有治國安邦的才能，他完全可以說是出生在深官之中，成長于婦人之手。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其高尚品行系與生俱來，在十四歲的時候，他就表現出早熟和素有的明達，發現燕王劉旦誣陷霍光的書信有詐，不但不懷疑霍光，而且表揚了他的忠誠。昭帝可不是等到開啟了類似的金柜，看了史官的記錄后才醒悟的。假如讓成王和昭帝都是從壯年才開始執政，換個時代，再換了輔臣，并改變原來的文化氛圍，治理國家，那么漢昭帝可稱贊的地方不見得會比周成王少。

大將軍霍光和上官杰共同執政輔佐昭帝，上官杰妒恨霍光受寵，一心要除掉他，就以燕王的名義起草了一封偽書，誣陷霍光以帝王的儀仗檢閱羽林軍，做了種種意欲謀反的事，但昭帝沒有相信。

有人說：“漢宣帝明察政事，難道不是漢光武一類的國君嗎？”

虞世南說：“漢宣帝在市井里巷長大，知道民間的疾苦，所以對政務非常留心，提拔重用有才能有學識的人。他之所以采取嚴刑重法的政策，探究其中的原因，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韓非子那里。古人說過：‘圖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權謀足以稱霸；圖霸不成，霸術中有弊病的權謀將會是什么后果呢？只有身敗名裂。’漢光武大仁大義，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漢宣帝以法治國，是位成就霸業的皇帝。將此二人相較，恐怕不能類比。”

元帝在做太子時，曾向宣帝提意見，認為他執法太嚴。宣帝變了臉，說：“我漢家向來交錯使用霸道、王道，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來危害政權呢！”雖然從這句話我們可以知道宣帝的謀略不夠遠大，但是他采用或寬容或強硬的法制還是有原因的。從前漢高祖進入秦國，曾約法三章，秦人非常滿意，這是從和緩刑法的好的一面去講的。

曹操的軍師郭嘉曾經勸曹操說：“漢末的政治失敗在太寬松，袁紹卻以寬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領。你用強硬的法規來糾正，上下就會知道制度在哪里了。”這里是說法制運用得當的效果。

《左傳》里說：“政策寬松，國民就會散漫，這時就應當用猛烈的法令來糾正；太猛烈了，民眾又會變得殘忍，這時就應當再實施寬松的政策。用寬松來調濟猛烈，用猛烈來調濟寬松，政治才能平衡。”《尚書》說：“刑罰的使用，要時輕時重，審時度勢。”《周禮》里說：“治理新建的國家要用輕典，治理動亂的國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國家要用中典。”由此看來，法制的使用，要看在什么時候。時機適宜，怎么可以輕視嚴刑峻法的作用呢！

有人問：“漢元帝多才多藝，溫文爾雅，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嗎？”

虞世南說：“帝王的才華，應該表現在文德武功上。論文則應體察、把握自然法則，以此為指導思想來制定政策法令；論武則應制止暴亂，平息戰火，穩定社會，團結人民。這才是做帝王的宏圖大略。至于鼓瑟吹蕭，和詩譜曲，這是文人墨客、歌伎演員們的事情，做天子哪能去鉆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