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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修養

問題是，像劉秀這樣的好皇帝，在中國歷史上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國幾千的歷史，這樣的皇帝屈指可數。所以，現實政治提出的要求是：用什么機制、制度才能保證每一個即位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都能成為老百姓理想中的人主？總不能讓億萬百姓用生命和血肉為代價，千秋萬代地去碰運氣吧！

有人問：“班固贊頌周朝，推崇周成王、周康王；贊美漢朝，推崇漢文帝、漢景帝。班固的看法正確嗎？”

虞世南說：“周成王繼承周文王、周武王的傳統，以周公、召公為相，教化愚昧憨厚的民眾，因為仁德的風氣日積月累，能像疾風吹蕩草叢一樣，自然會國泰民安，這并不值得炫耀。至于漢高祖，登基之后，日理萬機，已亡的秦國遺留下來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漢文帝以仁慈寬恕為本，以清靜怡淡為法，掃除了秦始皇、項羽殘酷暴烈的做法，恢復了黃帝、堯舜溫和淳厚的風氣，很少使用刑法，這樣治理國家，是非常不容易的。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大搞迷信活動，不因夢見有人助他登天而寵幸鄧通的話，漢文帝的施政就非常接近王道了。至于用漢景帝來比擬周康王，那么前者在德行上還有所欠缺。”

司馬遷在《史記》中稱贊漢文帝說：“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沒有增加宮室園林、車騎服飾；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就用國家的積蓄施舍為人民謀福利；南越王趙陀自立為帝，文帝將趙陀的兄弟都召來，各給厚賜，以德感化，趙陀大為感動，于是改帝稱臣。文帝與匈奴曾有兄弟之約，但匈奴背約入侵，文帝派遣大將鎮守邊關，只守不攻，擔心深入匈奴腹地會侵擾百姓。被分封到東南沿海地區的吳王因故與文帝不和，借口有病，不肯上朝，文帝不但不怪怨，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賞賜吳王，并傳語吳王年老，可以免朝。群臣雖然勸文帝用宣吳王入朝的辦法將其軟禁，文帝表面上聽從他們的意見，實際上不采納。郎中令張武曾接受過吳王的賄賂，被文帝發覺后，不但沒治罪，反而賞賜他，讓他心懷慚愧。凡此種種，表明漢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因此才出現海內殷富，國家繁榮的景象。這都是由于用禮義文明來振興國家的結果啊。另一方面，漢文帝斷案數百起，很少使用刑罰，真可謂是一位仁德的君王。”

有人問傅玄：“漢文帝廢除了斷趾、割鼻等肉刑，這可以說是仁政吧？”

傅玄說：“這是匹夫之仁。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要為天下蒼生謀求長遠利益，決不能僅僅注意這些小事。正因為如此，班固也認為漢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廢除肉刑。他在《景帝贊》中說：‘孔子稱這類人能繼承三代一直傳下來的正確的治國之道。確實是這樣啊！周代和秦國壞就壞在政策法規周密而嚴峻，盡管如此，奸臣、內亂仍然層出不窮。漢朝建立后，掃除煩瑣苛刻的政令刑法，與民休息，到了文帝，增加了以恭順勤儉的方略，景帝遵守先輩的路線，五六十載之間，便做到了移風易俗，民風醇厚，談周必稱成康，言漢必稱文景，美啊！’這才是真正的王道！”

后來又有人問虞世南：“漢武帝雄才大略，可以與前代的哪個皇帝相比？”

虞世南回答說：“漢武帝繼承六代的帝業，海內殷富，又有高人相助，總攬英雄，駕馭豪杰；在內政方面，他提倡禮教；外交方面，開拓疆域；制度憲章，煥然可述，比起秦始皇來更顯得偉大。至于驕奢淫佚，殘暴肆虐，他也僅次于秦始皇。總之，漢武帝功勞有余，德行不足。”

東漢史家班固在《武帝贊》里說：“漢朝承接了歷代弊端，高祖撥亂反正，文帝、景帝注重養民，對于考究古代禮樂制度之事，還很缺乏。漢武帝一登上寶座，就高瞻遠矚，罷黜百家，推崇六經，獨尊儒術。接著在全國訪求、推薦優秀人才，使其建功立業。興辦太學，修建祠廟，改正月為每年的第一個月，確定歷法，規范音樂詩歌的章法，修建祭天禪臺，頂禮各種神靈，封地給周朝的后裔。漢武帝時的號令建制，光彩煥然。他作為繼承人遵循先祖的偉大事業，有高祖、文帝、景帝三代人的風范，像武帝這樣雄才大略的人，假如不改變‘文景之治’那以謙恭儉樸救助百姓的政策，那么，就是《詩》《書》所稱贊過的制度，又能超過漢武帝多少呢？”由此推斷，秦皇漢武，都是創業之君，但不是守成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