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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2004年，中央決定在前幾年農村稅費改革的基礎上，2004年農業稅稅率總體上降低1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并在5年內全部取消農業稅，這一做法意義非常重大。

首先取消農業稅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要義之一是公平正義。向農民征收農業稅是不公正的，更談不上正義。納稅的本質是公民向政府“購買”政府的公共服務，而中國農民從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務遠遠少于城市居民。大量農民事實上沒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務。

而另一方面農民卻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經濟學上所說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環境、廉價食物和戰略物資等。為此，政府本來應該向農民提供補償，而不是要他們納稅。當農民收入提高以后，他們從政府獲得公共服務會增加，這個時候他們可能要向政府交納所得稅，而所得稅與農業稅根本是兩回事。

其次，取消農業稅是緩減農村社會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經驗證明，在農業稅存在的情況下，因為農民社會在結構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實上向農民征收過多的稅費，中央政府常常無法對地方政府實行節制，產生了農民的極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統一的危機。取消農業稅，來一個釜底抽薪，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最后，取消農業稅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需要。農民收入水平本來很低，農民積累能力很弱，農產品市場又往往是買方市場，農業的風險很大，總體上說，農業是一個不掙錢的行業。政府取消農業稅，并給予可能的補貼，提高一點農民的積累能力，無疑會推動農業的成長。取消農業稅并給農民種糧提供補貼，已經成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它意味著中國開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反哺農業的政策已經初露端倪。

黨國英指出，有些人對取消農業稅存在一些疑慮，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是擔心龐大的鄉村債務沒有辦法解決。當然，取消農業稅之后，一些地方的債務壓力會加劇，全國鄉村兩級債務達數千億元。但這個問題并非不可解決，關鍵是不能發生新的債務。舊債務可以在中央、地方和鄉村幾個級別的財政上分開來負擔。

二是擔心農村公共品的供應能力會下降，農民將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務。公共品的供給當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個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務在民間組織那里也可以處理。取消農業稅引發的鄉鎮改革并不見得不要政府，關鍵問題在于政府如何產生，職能如何確定。民間組織不需要農民納稅，職能和產生方式變化以后，政府不見得要花多少錢才能運轉。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錢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錢，教育、醫療、防疫和部分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應該依靠更高層次的政府財政。

三是擔心農民的納稅意識的喪失。公民納稅，是對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支付的一種費用。只是因為征稅成本的因素以及現代社會的某種價值觀的影響，公民的納稅數量與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數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國的公民太窮，縱使他們有納稅意識，收稅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現代國家在設置收入稅時總會確定一個起征點，使窮人不去納稅。

概言之，我們沒必要擔心農民缺乏納稅意識。如果以后農民的經營規模擴大，農業收益提高，征收農民的所得稅有了可能性，農民自然會交納所得稅。法律的力量由不得農民不交這個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