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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調解工作先進經(jīng)驗介紹

縣人民法院緊緊圍繞“公正與效率”工作主題，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以人民滿意為目標，把加強民商事調解工作作為司法為民、利民、便民的有效途徑，依法加大調解力度，及時化解各類矛盾、糾紛，為全縣的社會穩(wěn)定和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2003年至今，全院共受理各類民事案件2468件，以調解和調解后撤訴方式結案2000件，占收案總數(shù)的81%，與前幾年同期相比調解結案率整整提高了30個百分點，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開創(chuàng)了民事調解工作新局面。我們的主要作法是：

一、黨委重視營造一種氛圍

前幾年，由于學術界曾經(jīng)對調解制度提出了“否定與替代論”質疑，一些法官對調解工作的認識也一度出現(xiàn)偏差，在對案件的處理上往往簡單地一判了之，不愿意做深入、細致的調解工作，從而導致案件上訴多、上訪多、申訴多、息訴少的“三多一少”不良局面。去年以來，院黨委審時度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工作，采取有力措施，在全院范圍內努力營造了一個“人人重調解，全員齊參與”的良好調解工作氛圍。

第一，推出一項制度。院黨委針對一些法官存在重判決、輕調解的觀念，在認真分析研究的基礎上，于去年初出臺了《衡陽縣人民法院調解工作目標管理考核辦法》，并將之納入了全院目標管理綜合考核體系，把調解業(yè)績作為評判民事審判活動、考核民事審判人員工作成績及工作能力的一項重要內容，對民事調解各個環(huán)節(jié)提出了明確具體的要求，對調解率、即結率、息訴率進行綜合考核，將“軟任務”變成了“硬指標”，切實增強了審判人員做好調解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第二，成立兩套班子。為加強民事調解工作的領導力度和提高審判人員的調解水平，院黨委經(jīng)研究決定，分別成立了調解工作領導小組及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兩套班子。其中調解工作領導小組由院長凌玉良親自任組長，主管民商（請登陸政法秘書網(wǎng)）事審判的院領導為常務副組長，全體黨委成員為副組長，民一庭、民二庭庭長為成員，負責協(xié)調全院民事調解工作的日常事務、基層法庭的調解業(yè)務指導、組織調解人員專項培訓等工作。調解課題調研小組同樣由院長親自任組長，主管調研工作的院領導任常務副組長，全體審委委員任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為成員，負責召開調解工作經(jīng)驗交流會、研討會，組織業(yè)務庭開展專項調研，提高全院調解工作水平。去年以來，我院已開辦專項培訓班6期，組織參加上級法院業(yè)務培訓30人次，召開調解經(jīng)驗交流會3次，研討會8次，組織專項調研2次，撰寫調解工作調研報告、論文5篇，全部被《人民法院報》、《湖南審判研究》等報刊、雜志刊登，營造了良好的調解工作氛圍。

第三，給予三種傾斜。為使調解工作得以順利開展，院黨委想方設法，根據(jù)我院實際情況，從三個方面對民事審判工作給予關照。一是力量上傾斜。考慮到民事案件數(shù)量多、工作壓力大及調解率的高低與審判人員素質有直接關系等因素，院黨委盡量把精兵強將派往調解一線，充實調解工作力量。如民商審判庭就安排了19名同志，平均年齡35歲，100%具有法律本科文化，是全院力量最強的集體之一。二是物質待遇上傾斜。我院規(guī)定：調解一線人員的各項福利待遇一律優(yōu)先落實；每年組織一次“調解能手”評選，對“調解能手”予以重獎。去年，我院評選的一名“調解能手”不但拿到豐厚獎金，還被推薦評為全縣政法系統(tǒng)“十大杰出干警”。三是政治待遇上傾斜。對調解工作做得細致，社會反響良好的法官，我們在提拔使用干部，年度評先、評優(yōu)時予以優(yōu)先考慮。去年底，我院有17名調解工作成績突出的法官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優(yōu)秀共產(chǎn)黨員”，3名成績特別突出者，分別被院黨委提拔為庭長、副庭長。

二、積極探索更新兩種觀念

我們在認真分析、研究以前調解工作成效不佳的原因時發(fā)現(xiàn)，墨守成規(guī)是制約調解工作發(fā)展的一大“瓶頸”。為此，我們深刻領會審判方式改革精神，在審判實踐中積極探索，嘗試在調解工作中引入新觀念、新方法，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方面，更新“庭審調”觀念，不拘一格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工作幾乎只限定在庭審中進行，使大量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簡易糾紛進入審判程序，由于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現(xiàn)象，審判人員往往不堪重負。針對這一現(xiàn)狀，我們更新觀念，打破“庭審調”這一常規(guī)，引入庭前調解機制，以方便當事人為原則，將調解貫穿于立案、送達、保全等各個環(huán)節(jié)，靈活運用調解方式，力爭在庭審前就息訴止爭。

一是立案時調解。在案件立案時，我們通過審查起訴狀、詢問有關情況，了解當事人爭議的焦點，摸清當事人的性格等情況，做到心中有數(shù)。對于不必要開庭和有調解可能的糾紛，在立案時及時進行調解，防止訴訟中矛盾升級。去年以來，我們在立案時調解處理了此類糾紛134件，占所調解案件數(shù)的6.7%。如王某以其妻李某有外遇為由起訴離婚一案，我們在審查訴狀時，發(fā)現(xiàn)王某僅僅只是為了一條手機短信生疑，并沒有確鑿證據(jù)證實，雙方婚姻基礎還是比較牢固。王某已經(jīng)為此打了李某，李某娘家兄弟聽了很氣憤，準備找王某“算帳”。我們分析此案有調解可能，而且盡快調解還可以防止其他糾紛生成，于是一個電話將李某也叫到了法院，組織雙方進行調解。一方面批評了王某的家庭暴力行為，另一方面引導雙方回顧戀愛的過程，使雙方重歸于好。

二是送達時調解。在向當事人送達訴訟文書的同時，利用接觸當事人的機會，講解法律、組織調解，爭取消除矛盾，息訴止爭。去年以來，我們在送達時成功調解的案件有160多件，占所調解案件數(shù)的8%。如原告李某某訴被告王某等3人贍養(yǎng)糾紛一案，由于被告3兄弟不和，竟都不贍養(yǎng)母親，致使老人寡居破屋，衣食無著。我們召集3名被告，集中送達應訴文書。在送達時，耐心地釋明法律，講清道理，并以“今為人子、明為人父”為比喻。由于切中3兄弟要害，令他們羞愧難當，送達時即調解結案。

三是保全時調解。對依法采取訴訟保全措施的案件，我們不是簡單地一裁了之，而是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在做好法制教育的同時，依靠強制措施的震懾力使雙方達成調解協(xié)議。去年以來，我們在財產(chǎn)保全時調解了200件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shù)的10%。原告廖小蘭訴被告李明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一案，我們在依法扣押李明的營運的士時，對李明肇事后不負責任的行為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同時告訴他如果不能提供有效擔保，的士可能要扣押至結案時。李明懾于法律的威嚴，經(jīng)權衡利弊，在保全中與廖小蘭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原告當天就撤了訴。

另一方面，更新“單一調”觀念，多管齊下調解。以前，我們的調解模式固定在法官與當事人之間，法官說、當事人聽，方法單一，調解效率低下。針對這一現(xiàn)狀，我們更新觀念，創(chuàng)新調解方式、方法，多法并用，提升了調解結案率。

一是多方配合，促成調解法。當事人作為社會個體，不可避免地要受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實踐中，我們認真分析，掌握每一起案件的社會環(huán)境和背景，調動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在調解時，利用當事人可親、可敬、可信的關系人，邀請他們配合法院做工作，促成調解。

二是找準癥結，對癥下藥法。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大多是原告經(jīng)過反復考慮，為達到一定目的而訴諸法律的。因此，我們注重查明事實，掌握糾紛形成的癥結、焦點，揣摸各方當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運用法律心理學知識，因人因案而異，區(qū)別情況，“對癥下藥”，使當事人達成協(xié)議。

三是掌握時機，冷熱處理法。根據(jù)案件的不同情況，準確掌握時機，分別情況采取“冷處理”或“熱處理”的方法，對那些不及時處理會影響生產(chǎn)、生活以及矛盾有可能激化的案件，采取“熱處理”，多方啟發(fā)，因勢利導，趁熱打鐵；對那些因一時沖動而起訴的案件，在審限內采取“冷處理”，“以靜制動”，待當事人心態(tài)趨于緩和時，組織調解，化解矛盾。

在工作中，我們綜合運用各種方法，多管齊下，調解了一大批民事糾紛。去年以來，我們采用此法調解了1506件民事案件，占所調解案件數(shù)的75.3%。如2003年農(nóng)歷12月26日，我們受理了龍山縣65名民工訴西渡鎮(zhèn)某村機磚廠老板曾某拖欠工資案。當時已臨近年關，65名民工在縣政府門口靜坐，案情重大。院長、主管領導與民一庭的同志認真研究，確定了“熱處理”的指導思想，決定盡快調解。一方面迅速派員調查被告的關系人，以便邀請他們配合法院促成調解；另一方面派員調查被告不付工資的原因，以便“對癥下藥”。通過調查，了解到被告所在村的支部書記在村里很有威望，同時又是被告的表叔；未發(fā)工資的根本原因是被告有一筆5萬元的紅磚債權未收回。我們立即兵分兩路，一路找村支部書記，邀請他配合法院調解；另一路找被告進行法制教育，同時向其承諾法院年后將會全力幫其追回債權。通過多管齊下的調解，曾某在村支部書記的規(guī)勸下，主動付清了民工工資，該案得以圓滿了結。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

三、措施得力彰顯三種效應

由于我院高度重視民事調解，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jīng)驗，并靈活運用到審判實踐中，使調解工作彰顯出三種效應。

一是“穩(wěn)壓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少各方當事人之間的對抗性，防止矛盾激化和升級，有利于在解決民事糾紛時維護當事人的友好關系，促進社會安定、團結，實現(xiàn)“雙贏”結果。去年以來，我院通過調解，牢牢地穩(wěn)住了各類矛盾、糾紛。調解后再審率為0，涉法上訪率為0，矛盾升級率為0，防止民轉刑案件21起、防止群體性械斗33起、阻止自殺事件1起，有力的維護了社會大局穩(wěn)定。如王某訴李某離婚一案，雙方為婚前一萬元彩禮款應否返還的問題爭執(zhí)不下，在訴前各自的親友就已經(jīng)為此發(fā)生過一次打架。訴訟中，王某揚言此款如不返還，將炸死李某全家。而李某認為按習俗，“男反女，不退禮”，表示如法院判決返還彩禮，就服毒自殺。我們見此情況，沒有急于判決，而是組織雙方坐下來，釋法釋理，引導雙方換位思考，互讓互諒，最終促使他們達成了調解協(xié)議，使一例極有可能誘發(fā)更大沖突的婚姻糾紛圓滿調處了。

二是“助力器”效應。靠調解方式結案，可以減輕諸多方面的工作壓力，實現(xiàn)助力作用。一方面，減輕了上級法院二審民事審判工作壓力。以我院為例，目前的判決率不到19%，由于在調解過程中已對當事人做了大量的思想教育工作，當事人的服判息訴率也比較高。去年以來，我院判決的民事案件實際上訴率僅為2%，大大減少了市中級法院二審民事案件收案數(shù)。另一方面，又減輕了審判委員會研究疑難民事案件的壓力。2002年我院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為33件，2003年以來由于調解工作得力，至今共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民事案件數(shù)僅為7件。此外，還可以減輕執(zhí)行工作壓力。由于調解結案率的上升，使義務自動履行率大大提高，很多案件都是當庭兌付、自覺履行。去年以來，我院成功調解的案件中，70%以上具有給付內容的當事人，自覺履行了調解協(xié)議所確定的義務，沒有進入執(zhí)行程序。

三是“節(jié)能器”效應。調解能快速、簡便、經(jīng)濟地解決糾紛，達到案結事了、息訴止爭的效果，因此能有效地節(jié)約訴訟成本，減輕當事人的訴累，實現(xiàn)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有機統(tǒng)一，與高判決率所引起的上訴多、申訴多、上訪多等現(xiàn)象相比具有顯而易見的節(jié)能效應。如前年我院審理的劉某訴李某財產(chǎn)損害賠償一案，雙方為瑣事發(fā)生口角后，李某將劉某家的玻璃全部打爛，實際鑒定價值160元，劉某起訴非要索賠1000元。此案因劉某拒不接受調解而不得不判決，判決后劉某不服上訴，經(jīng)二審判決維持后，劉某還是不服，又提出再審請求，被駁回后，劉某又進行無休止的上訪、告狀，共花費訴訟費、交通費、食宿費等各項費用5000余元，耗時1年，劉某得不償失，后悔莫及。今年劉某又與黃某發(fā)生爭執(zhí)被打傷，向我院起訴后，主動請求法院調解，結果僅用1天就結案了，劉某只負擔了50元訴訟費。劉某最后主動和我們講，前年都怪自己沒有聽法官的意見，導致?lián)p財又嘔氣。

我院的民事調解工作在院黨委的高度重視下，通過不懈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我們深知，與兄弟法院相比，我院還有很大的差距。在當前新的形勢下，我們將鍥而不舍，牢固樹立司法為民理念，充分運用法律賦予的調解職能，為全面建設小康衡陽，促進社會安定、團結，作出更大的貢獻，爭取更好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