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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建設部中國建筑文化中心大廳里，擺放著四尊青銅塑像，以紀念中國建筑領域具有開拓性的四位代表人物。他們是：鐵路建筑師詹天佑，建筑師梁思成、楊廷寶，規劃師陳占祥。

《多少往事煙雨中》是陳占祥的女兒陳愉慶所寫的紀事文學，讀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為那些因《梁陳方案》付出過青春歲月，甚至付出了身家性命，為了實踐一種科學的理念和信仰，為了獻身于保護一個偉大民族的文化遺產的老一輩們，他們都是千年古都默默無聞的忠實守護者。他們的名字，不該被遺忘。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時任北京市長的聶榮臻同志主持召開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城市規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京的蘇聯專家和中方專家梁思成、陳占祥等人。一九五〇年二月，陳占祥和梁思成先生聯合草擬長達兩萬五千字的《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上報有關部門和領導，成為北京規劃史上著名的《梁陳方案》，這份規劃書是以保存千年古都現有的面貌，在西城建立新的中心區為主旨，而蘇聯專家提出要以天安門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側建設新中國首都的行政中心。《梁陳方案》以大量篇幅，陳述了蘇聯專家主張在內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弊端，進一步闡明在西郊城外建新行政中心的理由，最終國家采用了蘇聯專家的方案，以舊城為基礎擴建新城，城墻及一批古建筑拆除，建起一座座鋼筋水泥大廈。梁思成、陳占祥等專家對此方案進行過尖銳抨擊，結果是陳先生的政治生命與古都北京同葬于廢墟。梁先生雖幸免于難，亦遍體鱗傷，氣息奄奄，《梁陳方案》從此夭折。但這段寫在古都歷史上的文字，是刀斧也砍不去的。為一座城市、一種信念而蹉跎半生的守護者及其團隊、親友們的命運，則是一個特殊年代的真實記錄。它能喚起的思索，遠比故事本身更豐富深遠。《梁陳方案》的誕生和夭折，引起了國際建筑規劃界的密切關注。三十八年后，陳占祥被美國柏克萊大學聘為該校享譽極高的“校董會教授”、密蘇里大學的“埃德加·斯諾基金會教授”、“康奈爾大學訪問教授”，也正是為了表達國際建筑學界對于為維護學術真理而勇于堅持的中國學者的敬意。

記得好像是美國前總統卡特說過，我們有能力建無數座曼哈頓、紐約，但我們永遠沒有能力建第二個北京。一位看過北京舊城改造后的德國歷史學家說了一句話：“我們現在有的，你們將來都會有;而你們曾經有的，我們永遠不會有，你們也不會再有了。”清華大學一位教授的話更令人刻骨銘心：北京沒有毀于戰爭，沒有毀于革命，而是毀于建設。

十七至十八世紀，北京曾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布局最完整、規劃最科學、建筑成就最高的封建帝國首都，蘊藏浩瀚中華歷史文化信息的寶庫，吸引著全世界規劃師的目光。至今西方大學建筑系的教科書中，北京古城規劃仍是濃墨重彩的一筆。中國雖百年積弱，千年古都屢遭兵燹，遍體鱗傷，但承載豐富歷史文化信息的城市肌體尚存。新中國的襁褓時代，激情滿懷的梁思成先生和作者的父親陳占祥，曾堅信他們有能力讓這座中國人引為自豪的古都重展芳華，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偉大都市。建國初期，擔任北京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的梁思成和任職北京建設局企劃處處長的陳占祥正值盛年。一九五〇年時梁思成先生四十九歲，陳占祥三十四歲。同在歐美留學的背景，專業上的志同道合，使陳占祥與年長他十多歲的梁思成、林徽茵夫婦結成忘年之交，共同肩起了制定新北京規劃的重任。那段歲月，是他們生命中的節日。他們把積蓄于生命中的智慧、激情和能量，都綻放于這份《梁陳方案》里。這是兩位受過完整系統西方教育的中國建筑師的嘔心瀝血之作，也是他們奉獻給古都北京的一份未來發展的藍圖。梁先生是中國建筑學界的泰斗。《清式營造則例》、《圖像中國建筑史》使他成為享譽世界的建筑大師。陳占祥留英八年，賀爾福勛爵是陳占祥在利物浦大學建筑學院就讀城市設計碩士學位時的導師，他是唯一進入英國貴族院的建筑師，賀爾福在建筑領域的成就，使他成為英國建筑學界德高望重的建筑大師和教育家。阿伯科隆貝爵士是陳占祥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導師，他是享譽世界的“大倫敦計劃”(greaterlondonplan)的主持人。他實踐了在世界規劃界醞釀已久的城市功能“有機疏散論”，即把超負荷的城市功能疏散釋放到大都市周邊的小城鎮及區域。此前，大都市周邊的小城鎮僅供居住，稱為“花園城”或“臥城”。阿伯科隆貝的“大都市/區域計劃”——亦稱大都市圈計劃，對倫敦周邊各小城鎮做了詳細的調查研究，并對各新城鎮的功能范疇作了合理的安排，一改“臥城”僅供居住的弊病，為具有各自獨特功能的新城鎮，創造了居民就業的機會。這一改變，為人口膨脹的倫敦市找到了人口外溢的渠道，使大都市與周邊區域形成一個功能互補的有機體。“大倫敦計劃”實施之后，倫敦人口從一千二百萬下降到七百多萬。這一行之有效的科學理論與實踐至今被世界各國仿效沿用。現在，世界上許多大學的“都市規劃系”被稱為“城市與區域計劃系”，阿伯科隆貝的名字也因此而載入史冊。師從世界上兩位學術巨擘的中國人陳占祥在參加并完成了二戰后英國南部伯根翰、邦莫斯等三座城市的區域規劃，不滿三十歲成為英國皇家規劃師學會的會員，這在當時是沒有先例的。

城市規劃是一座城市以及周邊地區建設發展的綜合性計劃。其中包括，確立城市發展性質、規模和用地范圍;制定產業、居住、道路交通、共用設施、文化教育、環境衛生和商業服務業的建設標準與布局，以利城市沿著有利生產，方便生活，環境衛生的方向永續發展。

中國的古建筑史，建筑規劃理論，寫出來應該是浩如煙海的宏篇巨著;極具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中國建筑，是世界多元建筑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可是數千年來，中國的科舉只考道德文章，雖說“學而優則仕”，但學的都不是自然科學。連下旨編纂《四庫全書》的乾隆，也把科技書籍與小說戲劇一起列入不登大雅之堂者流，不得躋身于《四庫全書》。不注重發展自然科學的王朝，怎么可能強盛?怎么可能長治久安?又怎么可能不被船堅炮利的殖民者欺凌?我們有大名遠播的古都長安、北京、開封、洛陽，我們有無數輝煌的古建筑群;中國古建筑的成就在世界上獨樹一幟，然在中國帝王及士大夫眼中，此乃不足掛齒之匠人雕蟲小技。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沒有一部自己的古建筑史!

研究中國的建筑，一定要有中國人自己的視角。東、西方的審美、價值觀都相距甚遠，假如追隨西方人的標準來研究中國建筑，你一定會失去自己。“自己”就是個性，個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沒有個性的研究是沒有什么意義的。越有民族性的東西才越有國際性。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的東西不是鸚鵡學舌。要把好的東西吃下去，經過消化之后變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這是生成了新物質的化學反應;東拼西湊的“混合物”是最簡單的物理現象，不足取。齊白石老人有一句話說得剔膚見骨：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學”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似”是一種毫無創意的模仿。

中國建筑對風水的高度重視，決不是什么淺薄的迷信，那是一門高深的科學，只是被江湖術士和愚氓們曲解了。對風水的嚴格考量表現了中國古代建筑的智慧，表現了中國建筑對自然的敬畏、尊重與融合。我國優秀的傳統建筑，小到民居、庭園，回廊牌樓，大到宮殿、寶塔，寺廟，陵墓，都高度重視建筑布局和大自然的天人合一。在布局上，建筑盡量順乎自然，充分利用山光水色、樹木叢林和丘陵谷壑等自然形態，在有限的物質空間中營造開掘出無限的視覺與心理空間，使建筑美與自然美融為一體，達到天與人情意相通，情景交融。譬如北京的四合院居室坐北朝南，庭前植樹，冬季樹葉散盡，陽光無遮無擋地灑滿房間，居者可充分享受大自然賜予的溫暖。夏季濃蔭如冠，朝南的居室亦受不到陽光的直射。祖先的智慧，使四合院沐浴著冬暖夏涼的大自然恩澤。而西方的建筑，很少顧及建筑物與陽光、風向和水流的關系。在中國傳統的建筑思想體系中，表現這種建筑意境的語言其實非常簡潔，那就是以最簡單的木結構開間為基本模數。但這最簡單的基本模數卻可以通過排列組合創造出無窮盡的大千世界。正如科學家伽利略所說的：“數字是上帝用以描繪世界的基本語言。”猶如簡單的“零”和“一”可以構成計算機要表達的萬語千言一樣。中國古代建筑的設計目的很明確，即充分利用和表達人與天地自然的關系，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數千年來，中國建筑就是用各種建筑語言來與自然、與人進行交談對話的載體。中國的諸多名勝古跡、亭臺樓閣，總會有無數對聯詩句或詞賦伴隨其間。這些詩詞歌賦并不僅僅是裝飾，而是對此時此地建筑物與自然相融合的環境設計的評價，表達了這種環境在古代騷人墨客中留下的心理印象和情感反饋。數世紀以來，這些詩詞歌賦為中國建筑創作積累了豐富的素材，而出色的建筑創作又為中國文人和藝術家們提供了無盡的靈感。西方人海德格爾對建筑的理解居然與遙遠的東方建筑意念不謀而合。海德格爾認為，建筑就是容納聚集“天、地、神、人”四位一體的“物”，人類以在物中逗留的方式而實現自己“詩意棲居”的夢想。他說：“在‘物’那里的逗留乃是在四重整體中的逗留，是四重一向得以一體地實現的唯一方式。從正統方面論述，模數的排列組合也可以用來表現封建的政治制度，文化意識形態。譬如故宮，他就是封建王朝的禮制在建筑上的具體表現。這種建筑表現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對話。陳占祥講過一個外國使臣出使中國的故事。乾隆年間，自認為是泱泱天朝的乾隆爺要求外國使臣在謁見中國皇帝時必須三跪九叩，該使臣執意不從，自己亦是一國之使，豈有下跪之理!該使臣穿過天安門、午門等一道道銅墻鐵壁的大門，連綿不絕的宮殿森嚴雄偉，登上如天梯般的石階，更覺自己渺小如蟻，在刀槍明晃晃，雙目如虎狼的衛隊中穿過，不禁又加了一層膽戰心驚。當該使臣在高大陰森的大殿中見到乾隆時，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這是建筑群對其心理的壓迫，建筑群所能釋放的意蘊就是建筑與人的對話。這種對話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中國古代建筑與西方古典建筑的最大區別是，中國建筑及城市多由功能齊全的建筑群組合而成。平面上疏密有致，空間上起伏呼應。造成平面與空間處理上充滿音樂的節奏感，渾然天成的內在韻律使整個建筑群和諧優雅，把這種組合推向具有高度藝術審美價值的極致。北京中軸線上的建筑群就是最好的例證。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表現在思想，文化藝術甚至建筑上也是防御的，封閉的。這與向外擴張的西方海洋文明有天壤之別。大至國家，有萬里長城包圍塞北疆土，有壁壘森嚴的城墻包圍城鎮，有高高的圍墻包圍私人的宅院。城府森嚴，既形容建筑，又形容心態。甚至我們的包子、餃子、餡餅、湯圓，也是深藏不露、含蓄內斂的，你不打開它，就不知道里面裝的是什么餡料。自己耕種，自己收割，自己養畜，自己釀制……自己把大門一關，大大小小的獨立王國里各種生息功能齊備。不同功能的建筑群，構成完全自給自足的獨立城郭。兵臨城下，即使圍困一年半載，亦不妨礙城內居民的生存。歷史悠久，高度發達的中國封建社會，把這種封建生活形態和文化品相發展到頂峰。工業革命后的西方，生產關系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與我們的文化差別就更大了。海外擴張使他們的文化充滿開放意識，因而也出現了對多元文化的認同。開放和多元是自信的標志。他們的大學沒有圍墻，他們的住宅沒有院墻。白宮或國會大廈可以購票參觀。國會議員們的會議，參觀者可以駐足聆聽。他們的“匹薩餅”餡料花花綠綠地鋪在面上，一目了然，任你選擇或挑剔。開放必然導致多元，但多元要求更廣闊的視野和襟懷，這來自于實力的強大。

無論人們來自哪個國家，只要他們的文化素養、人格氣質是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理解與溝通就不會困難。文明的土壤上會生出善良的祝福、美好的思念、感天動地的友情。若文明的距離相差著半個世紀或者更多，文化的沖撞就會化作刀槍劍戟，最終釀成知泯滅、人性蛻化的慘劇。

盡人皆知，北京和巴黎、羅馬、倫敦、彼得堡等世界名城一樣，是人類歷史文化的寶藏。若與其他城市有區別，那就是她不僅文物景觀俯拾皆是，而且她本身就是一座應當被整體保存的浩瀚的中國歷史文化博物館。她的建筑規劃在空間格局的運用上，數百年前就爐火純青。中軸線上起伏有致的空間布局，從城市的任何一個角度都清晰展現的北京城優美天際線，壯闊的紫禁城建筑群，樹海中優雅靜謐的四合院，環繞古城的巍峨城墻……哪一樣不令世人嘆為觀止!古塔祠廟、牌樓民居、城墻古剎，還有無數古老的胡同街巷，無數與周圍百姓息息相關的學校、藥鋪、醫院、餐館，經營了上百年的一批老字號……一座城市的建筑，并不是冰冷的磚石，它們是一個民族長年生存下來的經驗和記憶，是先祖在歷史長河中篳路藍縷的足跡，是他們留給子孫的精神財富。每一代人，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傳承者和創造者。后人可以揚棄歷史的糟粕，但不可踐踏蹂躪先人留下的文化財富。不知虔敬感恩，不善待先人的遺留，后人必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么，這片土地上，還會有什么尊重、崇敬和關愛的美好情感嗎?一個不尊重祖先的民族，就像一個不尊重父母的不肖子孫一樣令人鄙夷。組成一座古老城市的不只是建筑，還有與建筑共生的文化與情感。建筑師規劃師的任務不是用推土機摧毀他們，而是要讓它們變得更豐富、更美好。

人類文明的財富是沒有國界的。只有站在人類精神制高點上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眼界與襟懷，這是一種文明。對文化傳統、對歷史文物的尊重，表現了一個民族對人類文化遺產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是這個民族文化水平的標志之一。

怎樣規劃我們未來的城市，實際是怎樣選擇我們未來的生活。住在狹窄胡同里的人們，渴望搬進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住進高樓大廈的人，又懷念在四合院的海棠樹下，搖著蒲扇和左鄰右舍話家常的尋常日子。全球化如一只怪獸，吞噬了無數充滿個性化、民族化色彩的城市，而當人們發現自己最有個性的文化已經成為全球化怪獸的排泄物時，才意識到自己失去了多么寶貴的財富!未來，我們建設的這些新城市，會和老北京一起，成為中國建筑歷史畫廊中的一個篇章。我們的城市也會成為歷史，后人如果像我們毀掉老北京一樣毀掉今天的城市，我們將成為一個薄情寡義的、有歷史卻沒有歷史記憶的民族。就像這個流傳了千百年的古老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