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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中國正成為世界經濟疲軟的替罪羊。中國對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成為美國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一個借口，美國、日本等國家一味抨擊中國的人民幣政策，認為正是過低的人民幣匯率導致巨額的貿易逆差，并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要求人民幣升值。面對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政府數次聲明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顯示了中國政府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堅定立場……

人民幣升值是布什的政治需要中國成了替罪羊

日本政府官員周日再次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政府讓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極低，可能會引起問題，”日本財務相鹽川正十郎警告道。近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甚囂塵上，如果說這是美國、日本和歐洲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倒不說是其政治利益的需要。大選前安撫制造業

人民幣升值與否已不單是一個經濟問題，它更是政治問題，明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議題之一將會是，中國人是否搶走了美國制造業工人的飯碗。因此，市場人士認為，未來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壓力將視三大因素而定s美國經濟復蘇的步伐r失業率回落的速度r美元會否進一步大幅貶值。

美國國內的制造業正糾集政治力量，組成“健全美元聯盟”力促政府動用貿易關稅條款迫使人民幣升值。尤其去年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達1030億美元，美國失業率達九年新高和消費信心又開始回落的今日，“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搶了美國人的飯碗”是頗容易有“選票市場”的議題。

2004年11月總統選舉在即，代表美國中小企業利益的各大商會，自然是兩黨必爭的“票源”。事實上，近日美國財長斯諾已多次“軟性地”安撫制造業，表示“美國政府正留意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政策”，“中國正考慮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價波幅擴大。美國會鼓勵中國這樣做”。從近日布什派財長、商務部長、勞工部長紛紛到多個工業州“做秀”來看，反映布什十分重視制造業選票。但布什政府似乎仍在觀察，最終會否高調地以此為選舉議題，則要看商會最終能提供到多少選票。日本、歐洲隨聲附和

早在2003年2月，鹽川正十郎在七國財長會議上就宣稱，“日本通縮是因進口太多中國廉價商品，全球的經濟不景氣也由此而起。”近年來，日本國內指責中國出口通貨緊縮和“挖空”日本制造業的聲音亦不絕于耳。鹽川正十郎更提出要以類似1985年逼日元升值的“華都酒店協議”的文件，要求人民幣升值。

由于東南亞貨幣兌美元升值(美元大幅貶值)，但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卻固定不變，中國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便間接提高。因此東亞國家也不同程度地加入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列。歐洲人則認為，中國所謂的“盯住美元”政策(即1美元兌換8.3元人民幣的固定匯率)，意味著歐元過度承擔了美元疲軟帶來的全球經濟調整后果。

上周美國財長斯諾表示，對中國人民幣匯率是否被低估，他并無確鑿看法。但分析人士一針見血地指出，一旦人民幣升值被牽進總統大選期間的國內政治，就注定是一個非常復雜棘手的問題。（譚冰）中國成了替罪羊

中國正迅速成為全球經濟疲軟的替罪羊。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并不等同于對其他國家市場份額的侵吞。它更多是與工業化國家的高成本制造商進行競爭，尋求生存空間的“副產品”。

去年，流向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達到了創紀錄的530億美元，使中國成為全球吸收此類資金最多的國家。這些投資并非迫于壓力而來。成本高企的工業化國家已經決定，它們需要以中國為基地，利用外包戰略，確保在激烈競爭中勝出。終止中國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將破壞這一重要供應鏈的穩定性，而這一供應鏈已成為日本、美國及歐洲企業新的全球化生產模式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中國并非依靠偏低的幣值來參與競爭，她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勞動力成本、技術、質量控制、基礎設施及其堅定的改革承諾。

如果真如其它國家所愿，中國對人民幣升值，那將導致其它資本市場出現泡沫，尤其是房地產。另外，人民幣升值也會向市場投機者發出人民幣可以“玩玩”的信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近帶頭抨擊中國的是日本。日本高級政府官員指責中國輸出通貨緊縮，并“挖空”日本的勞動力市場。事實絕非如此。物美價廉的中國進口產品對購買力遭受重創的日本消費者來說可謂意外收獲，這正如上世紀70和80年代日本的出口機器讓全世界受益一樣。

美國的政府官員、政客及商界人士也忙著抨擊中國。許多人注意到，目前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對象是中國，2002年美中貿易的逆差為1030億美元，今年還將進一步擴大。但對儲蓄短缺的美國經濟而言，貿易逆差的出現應該不足為怪。

美國越來越需要輸入外國儲蓄，以支持經濟增長，貿易逆差則是這一策略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美國取得資金的唯一途徑是承擔龐大的貿易逆差。如果美國不跟中國進行貿易，也一樣會與其它國家產生逆差，如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甚至歐洲。

經濟不景氣時期容易出現替罪羊。當今全球經濟疲軟的情況下，把中國樹成靶子是完全不對的。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各國，現在應該結束這場相互指責的危險游戲了。

人民幣匯率之爭背后有政治動機

人民幣為什么在目前會成為眾矢之的？學術界有很多解釋，但大多是從國際貿易、匯率理論等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本文試從美國和日本國內政治的角度來透視人民幣升值的問題。

有學者認為，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等對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純粹是狗咬耗子———多管閑事。因為從中日貿易來看，中國對日貿易實質上是逆差，而且中日在對外出口中的競爭并不大。以中日對美出口為例，在美國市場上，中國和日本的產品只有1/5的部分有沖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沒有競爭關系的。

但仔細分析日本國內的政治問題，我們會發現日本財務大臣對中國施加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行為隱含著明顯的政治動機。這種政治動機來源于兩個方面：

一、就業的壓力。中國對日貿易雖然上是逆差，但中國出口到日本的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對日本的就業壓力比較大，特別是在日本經濟一直無法擺脫衰退陰影的今天，中國產品的進口對日本的就業壓力表現會更加明顯。

二、農協的壓力。日本的農民協會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日本農協既是合作經濟組織，又是行政輔助機構和政治壓力團體。作為日本政府的行政輔助機構，不僅參與日本農業政策的制定，而且承擔著政府農業政策的落實執行責任。

因為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很多是農產品，中國農產品在日本有較強的成本優勢，因此中國農產品對日本的出口對日本農民構成了一定的壓力，而這種壓力通過農協演化成了日本國內的一個政治問題。我們注意到，每當日本國內大選，總是會出臺一些限制進口中國農產品的政策，其奧妙就在于此。

中日貿易有很強的互補性，日本企圖通過單純的貿易保護很難達到目的。但如果讓人民幣升值，則結果會大不一樣，以人民幣標價的日本產品在中國的銷售價格會下降，中國會不得不進口更多的日本轎車等工業品，而以日元標價的中國的蔬菜等農產品的價格則上升，日本農民的壓力得到緩解，政府可以得到農民協會更多的選票支持，可謂是一石三鳥之策。在日本國內大選越來越近的時候，日本政府一定會倍加珍惜這一爭取選民的良策。

當然，我們在關注日本的同時，更要關注美國，因為中國40％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出口貿易高度依賴于美國。隨著2004美國大選年的到來，布什政府在通過伊拉克戰爭不能徹底爭取選票的情況下，眼下可以采取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刺激經濟增長，使陷入困境的美國經濟走上復蘇之路。為此，將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政治議題向中國發難就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

2002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也是美國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經濟》的報告中指出，美元還應再貶值20％－30％，但美元大幅貶值對美國經濟會有很大損害，因此美國希望全球共同承擔美元貶值的壓力。報告提出5種主要貨幣來承擔美元的貶值壓力，包括加拿大元、歐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幣。

通過分析，我們不難知道：加拿大和美國是連體經濟，互為一體，加拿大元升值對美國經濟不利；歐元對美元的升值到目前為止已經大于30％，其繼續升值的空間有多大很難說；日元的升值對日本經濟打擊很大，日本現在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已經很難再承受，雖然我們分析認為其還有一定的升值空間，一些日本企業也表示只要日元對美元升值不超過110日元兌1美元，企業還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為穩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對拉美金融危機有著重要意義，也不便輕易大幅升值；這樣，人民幣幾乎成為了其惟一的目標。

而報告提出的一個重要建議就是，人民幣與美元脫鉤。由于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因此美元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貶值等于人民幣實際上也同樣進行了貶值。相對于主要其他國際貨幣，人民幣的貶值使得中國的產品更加具有競爭力。如果后幾年美元再貶值20%，匯率盯住政策會使中國競爭優勢更加明顯，這當然是美國所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