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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首先，感謝院黨組給大家創造這樣一個別開生面的交流平臺，同時自己有幸利用今天這個機會，向大家匯報一下思想和工作。希望通過這次匯報，大家能夠進一步地了解我，也更加了解我院的控申檢察工作。

我是2002年的夏天來到控申科工作的。轉眼四年過去了，在這四年中，伴隨我院控申工作的進一步開展，自己也逐漸成熟起來。我到控申科工作之前，在印象中，控申工作無非就是日常接訪、收收轉轉。只要是能坐得住板凳、耐得住性子，靠基本的法律知識就可以把工作做好。可是到控申科工作一段時間之后，自己原來的看法徹底改變了。因為控申工作涉及到了全部檢察業務，還有以國家賠償法為核心的許多規定和相關的細則，而且無論是刑事申訴案件，還是刑事賠償案件，原案多是經過了公安、檢察、審判各個環節辦結的案件，對這類案件重新審查，不但需要我們掌握豐富的法律知識，而且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四年來，自己在這控申工作中耳聞目染，親歷親為，感受頗多，收獲頗多。概括起來，有以下四點體會。

我匯報的第一個體會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求真務實的精神。

近年來，由于歷史和其它多種因素導致我院刑事賠償案件不斷增多，而賠償案件往往與涉法上訪案件息息相關。因為有些案件依法賠償完畢，當事人還常常無理取鬧、得理不撓人。如果我們賠償不及時或不能正確處理賠償案件，那又會埋下涉法上訪的隱患，會給我們的工作造成被動。所以說依法正確地辦理刑事賠償案件，直接關系到上訪人的息訴問題。因此，我們控申全體干警在主管檢察長的直接領導下，常常結合案件認真研究有關的法律、法規，反復切磋，不斷探討，目的只有一個：就是依法辦案，不辦錯案，把住案件質量。記得在2003年我辦理了一起劉某申請賠償一案。申請人提出，在她原來所從事的出納員工作中，雖重復列支41,000.00元，但因為工作中曾下了兩筆錯帳3,163.73元，在辦理交接時，她將公款拿回家不是41,000.00元，而是37,836.27元。法院的判決也認定其貪污37,836.27元。而我院在偵查階段將其41,000.00元全部收繳，故要求我院退其3,163.73元。按照《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第六條和第十條的規定，進入賠償程序之前應由原辦案部門做出是否侵權的確認意見。我將劉某的賠償申請交給原辦案部門后，原辦案部門出據了不予確認意見，認為沒有侵權。理由是：劉某利用出納員的工作之便，重復列支41,000.00元，具有占有41,000.00元的主觀故意，劉某工作中的錯帳3,163.73元與所收繳的41,000.00元無關，錯帳應由劉某原單位通過調帳處理。由于《人民檢察院刑事賠償工作規定》第九條第四款規定：“有證據證明查封、扣押、凍結、追繳的財產屬于違法所得的，不予確認。”那么根據這一規定，本案是否確認的焦點就在于：是否為違法所得。我調取了卷宗，對原案進行全面審查。在審查中我發現，劉某借工作之便，重復列支41,000.00元，原偵查部門將41,000.00元全部收繳后，起訴階段也以劉某涉嫌貪污41,000.00元向法院提起了公訴，而法院認定劉某貪污是37,836.27元。那么，從財務原理上看，劉某錯帳在先，重復列支在后，卷中反映案發前錯帳沒有被發現及糾正，通過劉某原單位出據的證明和帳目復印件上看，劉某在辦理交接時，帳目是平帳，那么劉某在辦理交接前拿回家的公款不可能是41,000.00元，而是37,836.27元，否則帳目不能平；從法律規定上看，劉某主觀上雖有占有41,000.00元的犯罪故意，但客觀上只占有了37,836.27元，且貪污罪是一種結果犯，應以實際占有數額為定案依據。據此我認為，原辦案部門收繳的41,000.00元中的3,163.73元并不是劉某的違法所得，不是違法所得，對41,000.00元全部收繳就存在著侵犯財產權的情形，應當依法確認。得出這個結論后，我并沒有馬上提交討論并報請審批，而是進行了多方求證。因為辦理賠償案件必須慎之又慎，如果不應賠償而進行了賠償，將損害國家的利益；相反應賠償而不賠，若請求人復議到哈市院并被糾正，按規定這就成了質量不高的案件，當時我的壓力很大。為了慎重起見，我多次征求科長的意見，我們一起反復探討，并虛心向院里有經驗的同志請教。由于我們不是財會專業人員，在劉某一案中，對財務問題的認識是否正確，當時心里不是很有把握。于是我和科長來到五常市審計事務所進行專門請教。審計事務所的同志告訴我們，這個財務問題我們的看法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推敲的。并說，如有必要，他們都可以出一份報告。經過多方的探討，進一步證明我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最后，這份應予以確認的審查報告在我院檢委會上順利通過。同時也得到原辦案部門的支持和認可。通過辦理這起案件，使我體會到：要做好控申工作，把住案件質量，沒有求真務實的精神是不行的。幾年來，自己辦理了胡某的刑事申訴案，王某、蔣某的刑事賠償案，李某的共同賠償案等，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我匯報的第二個體會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勤奮、敬業的精神。

控申工作，它除了日常接訪、簽批分流、開展法律咨詢、辦理刑事申訴、刑事賠償和舉報初查案件外，還要完成哈市院、市政法委許多報表和匯報材料。尤其是從去年以來，進京接訪也成了控申的重要工作內容。要做好這些工作，沒有一種勤奮、敬業的精神是不行的。去年深秋，我院接到一起告急訪，舉報人反映沖河某部門領導有經濟問題。由于舉報的問題較多，調查工作開展得十分艱苦。結束當天的工作已是晚上10點多鐘，驅車返回五常后，已是零晨左右。想找個地方吃晚飯，街上都已經閉店了。但想到我們經過努力較好地完成了初查任務，饑餓和疲勞就都不重要了。今年三月份以來，控申科連續六次接到進京接訪任務，每次接訪都是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取舍，敬業與責任的共鳴。進京接訪，也許象有些人說的這是一次不錯的觀光旅游機會。但說實話，我們真的沒有這份心情，因為休閑旅游同帶著任務看風景，這種感覺是不一樣。而且有時上訪人的態度變換不定。一會說走，一會說不走，一會又說等他電話。若是同意返回，就得馬上買票做好準備，以防止上訪人又改變計劃。同時，與高檢院接待室領導辦理相關事宜，也得耐心等待，有時一來電話，馬上就得到。所以只能在駐地附近等候。我們當時滿腦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找到上訪人，如何做上訪人的勸返工作，怎樣把事情辦好，又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接訪成本，上訪人若拒絕回來以及既便回來后又該怎么辦的問題。三月的北京，黃沙陣陣，我和蘇堯科長坐在東郊民巷和天安門廣場交叉口的臺階上，一邊等待上訪人的消息，一邊看著天安門廣場前川流不息的車流，心里確實不是滋味。我們曾報怨過這種接訪機制，但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也是我們的責任。有一次在接訪出發的前一天，我院受理了一起舉報，檢察長要求控申科進行初查，初查工作剛剛開始，因為接訪又被迫中斷了。我們在京期間，一邊處理接訪事宜，一邊分析研究初查方案。記得在返回的那天，由于火車晚點，到哈站已是上午8點多鐘，蘇堯科長和我馬上登上了五常的班車，11點多鐘到五常后，家都沒回，下午1點鐘又驅車奔赴光輝繼續開展初查工作。我們半開玩笑地說：“這才是控申科的效率”。在今年進京接訪的四個月中，正值我女兒中考的關鍵時刻，每次接訪都是說走就走，一去4－5天，而且每次都是周末走，占用了許多休息時間。為了完成接訪任務，我放棄了共同照顧孩子的義務。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心里只能留下了一些遺憾。蘇堯科長更是這樣，從京返程時，為了省下半天的房費，又是打電話，又是樓上樓下找賓館經理商量。有一次“五·一”臨近，幾天之內根本買不到返程車票，他就到處托朋友去買票，他這種敬業精神我都清楚地看在了眼里。在處置我院孫某、趙某涉法上訪的問題上，哈市院、市政法委多次要求我院進行工作匯報，我院也要主動向上級報告一些突發情況，于是我多次承擔了這些文件，報告的起草工作。每次組織材料，事都是一個事，但報告的側重點不同，對材料形式的要求也不一樣。因此，我對每一份報告、文件都是重新起草，句句斟酌，生怕因為語言表達不準確而影響了對上訪問題的處理。因為，我也深切體會到：為了全院的利益，去勤奮、去敬業是十分值得的。

我的第三個體會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有正確的方式和方法。

正確的方法，好比一把金鑰匙，它能打開堅鎖之門；正確的方法，又好比一縷春風，它能夠融化嚴冬之冰雪。實際工作中，掌握和運用正確的方式、方法對做好控申工作是至關重要的。控申這個“窗口”部門，常常要與上訪人打交道，在這一群體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對問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一樣，這就要求我們接待人員不但要具有豐富的法律知識，而且還要具有較高的政策水平，并要掌握上訪人的性格、脾氣，運用正確的方式和方法，有針對性地依法處理上訪問題，保證一次性地正確告知。去年上半年，我在接待室接待了一位來自牛家鎮的上訪人，這個人60歲左右，交談了幾句，我就感到他是一個倔強，認死理的人。他進屋就問：“你們院長在哪個屋？我要找他”。我問他：“你有什么事，是上訪還是舉報”？他說：啥你也管不了，我去了那么多地方都不管，今天我就找檢察院，見你們院長，你要不告訴我，我自己去找”。我忙起身走到他跟前，招呼他坐下慢慢說，耐心地勸他不要激動。并安慰道：“你既然到檢察院反映問題，就是對檢察機關的信任，你先說說，屬于檢察院管轄的，檢察院一定幫助解決”。幾句安慰的話語，老漢終于談出了他的問題。原來老漢有一坰多水田，以每畝200多元的價格租給了本村村民，合同沒到期，國家推出免征農業稅政策，還對農民進行了直補。老漢于是反悔，要求收回合同，租金退回，而承租人不讓。雙方開始搶種土地，并發生撕打，老漢的老伴被打傷，當地公安機關對打人者已進行了處理，但土地問題沒有解決。老漢先后到多個部門上訪、告狀，沒有得到滿意答復，差旅費花了近千元。聽完他反映的問題，我沒有簡單地告訴他這事不屬檢察機關管轄，如果對土地使用權有異議可到法院辦理的話。而是耐心地解釋有關的法律、政策規定，并讓老漢換位思考。最終老漢認識到這事要管也得法院管，但這件事就是到法院也不保打贏官司。最后他對我說：“我哪也不告了，我去了那么多地方，都說我沒理，可我就不知道我為什么就沒理，今天我才聽明白了”。老漢臨走時還多次向我致謝。在日常接訪中，由于我們善于運用黨的政策感化人，用法律知識教育人，用我們的真情去打動人，才化解了一個又一個矛盾，減少了一個又一個社會中的不穩定因素。在今年進京接訪中，有一次上訪人鬧得很兇，上級院要求我們必須接回，我們到京后，同上訪人電話聯系了幾次，感覺他內心有回去的想法。可到了見面時，上訪人卻向我們提出了條件，要求我們當場給他報銷二千元，說他欠旅店住宿錢，不還錢，存在旅店的東西不讓帶走。我們感覺到他又開始了無理取鬧，于是我們把上訪人帶到高檢院接待室，經高檢院幾位領導輪流勸說還是無濟于事。我們將情況及時向莊檢和季檢作了匯報。同時，我們請示若上訪人實在不回來，我們能否在當天返回。莊檢十分關心我們，并安慰說，再忍耐一下，不要急著回來，多想辦法，爭取勸他返回。按照檢察長的指示，我們繼續同上訪人周旋。我們對上訪人說：“你不回去我們也沒辦法，在這里站了一上午，走，一起到我們的住處歇歇腳再走，我們的住處比較近。上訪人和我們來到住處，我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從人性化角度，談他的父母，談他的兒子，談他上訪以來艱辛的生活，又談到他的問題高檢院、省院都較為重視，應當回去等待。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閑談”，這塊堅冰終于融化了，上訪人同意無條件回去。做控申工作，尤其是做涉法上訪工作，有些問題是法律明文規定的，是具體的，而有些問題是無形的，沒有根據可循的。但無論如何，你都要去做，而且還要做得穩妥，做得圓滿，這也是我從事控申工作最大的體會。

我匯報的最后一個體會是:做好控申工作需要有團結協作的精神。

俗話說：團結就是力量。一個集體如果缺乏團結，那將一事無成，而有了團結，則戰無不勝。我們控申科雖然人手少，但工作從不拖拉，在做好日常性工作的同時，每遇到緊急、臨時性任務的時候大家一齊上陣。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有事勤商量，工作搶著干。在控申科三名干警中，蘇堯同志從不以科長自居，總是謙虛地說標榜自己只是個打頭的。他想事周到，辦事認真。但每次研究工作，都會發動大家集思廣益，調動大家的主觀能動性。就算交待工作，布置任務都會讓你感到這是你應該干的。將我們被動地接受工作變成了自覺、主動地去完成每一項任務。在他的帶動下，我和瑞平副科長都能自覺地擺正自己的位置，積極出謀劃策，努力當好參謀和助手，高質量地完成每一項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全科干警在工作上激發了高度的熱情，并形成團結協作的良好氛圍。比如：瑞平同志每次復印新的法律規定，或是領取辦公用品都不忘給我們帶出一份，每當新的案件一下來，我這邊舊案子還沒辦結，她都會主動接過去。尤其我和蘇堯科長進京接訪期間，控申科的其他全部工作都落在她的身上，但她從沒怨言，而且工作做得很好。同樣，在瑞平同志的兩個兒子高考期間，蘇堯科長和我都搶著到接待室值班，確保接待室不空崗。因為我們知道，大家的后顧之憂解除了，才能更好地開展工作。我們三人就是這樣，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一切為了科室工作。年終評優時，大家都互相謙讓，并從內心去推舉他人。這為的是啥？為的就是能實實在在地把工作做好。幾年來控申科一個個棘手的任務被拿了下來，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們這種團結協作的精神。當然，我們之間的團結是原則的團結，每當討論案件時我們都會各杼己見，也有為了研究一個法律問題而爭得較真起來，但正是這種較真，才使得我們的控申工作做得更好。

幾年來的控申工作使我更深切地體會到，控申科是一個綜合性的業務科室，每天都在做著細小而繁雜的工作，它沒有院里其他科室辦出大案、要案的輝煌，有時還需要其他科室的積極配合，但它卻是承載著黨和政府同人民群眾之間的橋梁，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一支重要力量。

最后，我還要借用張雪梅同志引用的話：“我們做著一些平凡的小事，但是能把平凡的小事做好就是不平凡”，讓我們以此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