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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的困難在哪里？我要強調的是，要實現轉型，關鍵因素是要有個好體制。好體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單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

我想講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么要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第二個問題是，*的經濟轉型怎么轉？第三個問題是，轉型已經提了很多年，為什么轉不過來？

破除思想禁錮，超越“東亞模式”

我們過去認為日本、韓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起了好作用，其實不然，在一段時間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來必須要市場化。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破除一個思想上的禁錮，總認為東亞模式容易跟社會主義接軌；不破除這個禁錮，實際政策更加調整不了。

先談第一個問題。就像很多報刊說的，解放思想不可能一勞永逸，它是一個與時俱進、永無休止的過程，這是就一般來說。特殊地說，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確立的改革目標比較模糊。改革最初幾年，摸著石頭過河，實際沒有一個很明確的體制目標。當時上上下下，都認為原來的情況不能繼續下去，就用白貓黑貓的邏輯，不管什么辦法，只要有利于恢復經濟、發展經濟都可以試試。但人們很快意識到，這樣零敲碎打還是不行，還是要建立起一個能夠有效運轉的社會體制。于是開始討論改革的目標模式。

我們學習的目標模式大體有四個，最先是學蘇聯。斯大林去世三年后，即1956年，赫魯曉夫啟動了經濟改革，但這個改革不太成功。稍有成效的是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內容是擴大企業自主權，實際是改良的計劃經濟。我們有些同志就認為，可以采用蘇聯這套辦法。主要的試驗是1970年代末的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從四川開始，很快推廣全國，主要的國有企業都進行了這方面的改革，但結果仍不理想，*年代就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問題。所以從1981年起進一步調整國民經濟，其實就是這個改革失敗了。雖然一直到1992年的國有企業轉制條例，都強調擴大企業自主權，但沒有人再把它看成一個改革目標，它的影響大大削弱了。

第二種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實際1970年代末就開始為一批經濟學家比如于光遠、劉國光、董輔礽等所提倡的東歐模式。所謂東歐模式在經濟學理論上講，就是以蘭格為首倡者的市場社會主義。市場社會主義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兩碼事，它是在保持國有制統治地位和保持計劃經濟條件下引入某些市場機制，用蘭格的弟子布魯斯的說法，就叫做“內含有市場經濟的計劃經濟模式”。這個東西一時很熱，但很快，人們對它的希望就幻滅了。原因兩個，一個是主持東歐改革的經濟學家在中國講學時，自己都承認這套不成功；另一個是實際情況不理想，捷克因為被蘇聯占領，沒法改革；波蘭因為團結工會跟政府的沖突，改革也進行不下去。匈牙利走走停停，到*年代初干脆陷入困境。這種模式的影響也就逐漸削弱了。

*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導地位的是另外兩個模式，一個是東亞模式，就是以日本為首的所謂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再一種是歐美模式，我們把它叫作自由市場經濟。大體上說，領導干部偏愛東亞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國家經委偏愛日本通產省，國家計委偏愛韓國企劃院。而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都偏愛歐美模式。但他們對大的方向沒有分歧，一方面是因為他們共同面對計劃經濟，他們都反對這個東西；另一方面是因為，即使主張歐美模式的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沒有發育起來之前，政府要承擔一些調節作用，這樣就結成了一個聯盟，大家都贊成要搞市場經濟，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問題，可以存而不論。但這一點就變成了我們目標模式上的一個模糊之處。從理論的完整性來說往往表現為第四種模式即自由市場經濟，但具體到政策上，往往表現為第三種模式即政府主導。

早期這個問題不大，越到后來，這個模糊之處就越成了問題。20世紀90年代之后，大體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框架就形成了。這框架有個問題，就是政府作用很大，下一步它到底往哪個方向走？是要強化政府的干預，還是它從不該管的領域慢慢退出來？這就成了問題。那些強調政府作用的人就給下了一個定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跟非社會主義或者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在哪？就區別在政府的作用要大。比如最近我們這里討論如何深化CEPA(即《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就有人說我們體制不同，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叫做積極的不干預政策，而我們不行，我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肯定政府承擔更大的作用。

那么，這個問題現在就需要弄清楚了。十四大講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市場經濟到底是怎么回事？十四大有定義的，市場經濟就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年3月6日總書記講話，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的大方向，最后落腳點也是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個講話很重要，但好像理論界、輿論界很少宣傳。有一篇宣傳文章更特別，干脆把“充分”兩個字給刪了，說明作者的內在邏輯出了問題，有些應該破除的觀念沒有破除。政府跟市場的邊界比較模糊，這個問題我們一開始就沒有搞清楚。

東亞模式中，政府一個很重要的作用體現于對外經濟關系，推行東亞模式的國家都是出口導向政策，又叫做新重商主義政策。即用國家的力量設法增加出口，增加財富積累，增加貨幣積累，這個辦法應該說在很長時期內起了好作用。1994年的外匯改革，標志著我們也轉向出口導向政策，所以1994年以后我們的出口大幅度增長。但這個政策是不可持續的。所有推行這個政策的國家和地區，十年二十年之后都出了大問題。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一直到臺灣地區，那故事是一模一樣的。這方面有很多文獻。

前不久有過一個兩岸論壇，臺灣方面的主題講演是孫震做的，叫做“臺灣經濟自由化的經驗和教訓”，說的就是這個出口導向政策，在成功執行一段時間之后發現了問題，要調整。調整的方向是什么？是自由化，我們叫市場化。但因為原來的利益格局，盡管方針定了，但執行不了。外匯存底很多，新臺幣升值壓力很大，你又不愿意調整，要維持原來的政策，那怎么辦？中央銀行只有干預，收購美元，臺灣外匯儲備很快居世界第二。但這就蘊藏了一個危機，收購美元時大量發行貨幣，導致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其結果從理論上說有三種可能，一是房地產、股市飆升，資產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貨膨脹；三是二者兼而有之。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是第一種情況，泡沫急劇膨脹，外部沖擊一來就崩盤。所以孫震感嘆，臺灣在20世紀末成為發達地區的幻想破滅了。日本更慘，都過去18年了還無法恢復，小泉想改革最后也沒有完全改成。這就是說，我們過去認為日本、韓國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干預起了好作用，其實不然，在一段時間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來必須要市場化。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要破除一個思想上的禁錮，總認為東亞模式容易跟社會主義接軌，不破除這個禁錮，實際政策更加調整不了。

*要朝“微笑曲線”兩端轉

現在我們的對策，一方面是用短期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想辦法穩住，不要出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以及最近越南出的事情。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轉變增長方式，不轉變增長方式就不可能治本。

第二個問題是，*的經濟轉型怎么轉？這實際上是增長模式的問題。1995年“九五計劃”就提出，要實現增長模式的根本轉變。“十一五”也提了，十七大又提了，但是轉變很慢。問題在哪里？就因為舊的增長模式過去有一個政治上的招牌，叫做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所以認為它是天經地義。現在這個公式還很流行，據說各國的經濟發展都有一個規律，都是先農業，農業以后是輕工業，輕工業以后是重化工業，之后是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過后才是現代服務業。“十一五”前后有場辯論，辯論的結果，是以大量的歷史事實和理論發展說明不存在這個規律。但好多人依然認為這就是規律，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就是這樣的。這個理論誤區不破除，舊的增長模式怎么轉得過來？

舊的增長方式是當前一切困難最根本性的原因。它靠的主要是兩條，一個是投入，一個是大量出口以彌補內需的不足。這兩條推行到現在，已經無路可走了。一方面，資源短缺越來越嚴重，環境破壞越來越嚴重。另一方面，大量投資投進去，回報很低。投資回報率有一個公式，分子是投資，分母是產出，也就是說你要增加一塊錢的產出要先投入多少錢，世界的平均水平是2左右，發達國家要高一點，發展中國家要低一點，印度是二點幾，臺灣是三點幾，我們前幾年算過，大概是5到7，就是要投資5到7塊錢才能增加一塊錢，等于貨幣進去了，沒有產出多少實際的物質財富。這樣積累久了之后，金融系統的黑洞就相當多，一個沖擊進來就會發生系統性風險。

出口導向的問題更直接。我已經說過，日本、韓國、臺灣地區都是一樣的故事，現在這個故事正在越南發生。故事幾乎是一樣的，但我們跟他們有點不同，他們一般是資產泡沫，就是房地產、股票和收藏品有泡沫，我們是第三種情況，是去年出現的，我們不僅CPI即消費者物價指數上來了，PPI即生產性物價指數也上來了。人家有的病我們有，人家沒有的病我們也有，而病因都在于舊的增長模式。所以現在我們的對策，一方面是用短期政策，比如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想辦法穩住，不要出日本、韓國、臺灣地區以及最近的越南等經濟體出的事情。但從根本上說，還是要轉變增長方式，不轉變增長方式就不可能治本。

*確實也到這個時候了。我們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增長方式還很落后，還要靠投入和出口這兩個東西拉動是非常危險的。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早證明了這一點。馬克思預言了資本主義的消亡，為什么這個預言沒有實現？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增長模式發生了轉型，從舊的模式，轉到了一個由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帶動的增長模式。那么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主要是通過哪些途徑？發達國家的經驗大概有這么幾條，第一條是農村勞動力由低效部門向高效的非農產業轉移；第二條是基于科學技術的普遍運用；第三條是服務業的超常發展；第四條，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信息化改造了整個社會經濟。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做兩件事，一是發展先進制造業，一是發展現代服務業。現在各級政府工作報告其實都有這兩個概念。但它們具體講的是什么，則往往語焉不詳。我們經常發現這樣的事，一個口號，先是大家不同意，后來經過爭論，形成一致意見，終于寫進文件。但寫進去就萬事大吉了，跟實踐好像沒什么關系。有些文件，什么好詞都堆進去，一提制造業，就是先進制造業，而且套上很多光環，又是節約資源，又是符合以人為本。但先進制造業到底是什么？卻并沒有解釋，更談不上付諸行動。

我很認同宏碁創始人施振榮的說法，1993年他提出宏碁要轉型，就創造了一個著名定律，叫做“微笑曲線”。就是說它的價值鏈應該是個弧形，上下兩端附加價值高，最低的這段附加價值低，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這個弧線越來越彎，兩頭翹得越來越厲害。當時是個什么背景呢？1987年臺灣匯率放開，此前新臺幣和我們人民幣一樣，都是被低估了的，放開以后那些代工企業都不行了，就要轉型。他就提出一個口號，宏碁要向兩頭延伸。他以前是做代工的，代工就是微笑曲線最低的這個點，就是加工組裝制造，這個就是傳統的制造業。那么，兩頭中的前端是什么？大概三條，一是研發，二是原材料采購，三是設計。下端是什么呢？是品牌營銷，是銷售渠道管理，是售后服務，包括各種各樣的服務。他一直向兩頭延伸，搞自己的品牌，現在應該說在國際市場上站住了。臺灣其他企業，但凡能存活下來的，其實都轉型了，轉成了不再只做簡單加工，而是有自己的專有技術，有些還轉成了ODM(OriginalDesignManufacturer，原始設計制造商)。

所以，二十世紀的制造業作為先進制造業，特點就是它有很多服務業的內容。微笑曲線兩端的業務，在原來的意義上都是服務業，現在，這個服務業的內容在制造企業越來越多，有些企業干脆主業變成了服務業。我不知道IBM在美國分類里現在算制造業還是服務業，反正在臺灣，宏碁、臺灣日立、松下都是服務業，還有一個汽車制造企業排進了服務業前十名。為什么汽車制造成了服務業呢？現在的汽車總成本中，平均的電子成本占40％，高檔車占到70％以上，而這個電子器件的主要成本就是軟件，而不是硅片什么的，它就必須以研發設計為主，就進了服務業。所謂先進制造業，就是在微笑曲線中，包括很多兩端業務的制造業。

講到這里，我要舉的一個經典個案，就是羅技鼠標，《華爾街日報》*年1月講的中國經濟故事就是它。羅技是美國和瑞士的合資企業，世界最大的鼠標生產商。*年鼠標還比較貴，平均單價40美元，這40美元都給了誰？其實羅技自己拿到的不多，才8美元，拿得最多的是批發商和零售商，15美元；零器件供應商也拿到十幾美元。但蘇州的制造工廠，做鼠標的，幾千工人的工資、水電費、管理費加到一塊，總成本不過3美元。《華爾街日報》說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形象，這種情況現在有些地方有改善，但相當多的地方并沒有多大改善。這樣下去是不行的，我們必須向先進制造業發展，才能提高產品的附加值。

現代服務業跟先進制造業總是相輔相成的。先進制造業的價值鏈延伸很長，有些環節獨立出來就變成了獨立的服務業，而獨立服務業的價值鏈也在拉長，每個環節都可以獨立出來變成一個產業，所以現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很少有低于50%的。而我們這里很低，*最高曾達到47%，去年是42%，呈明顯下降趨勢。所以現代服務業大有發展空間。

但這里就有一個問題要解決。*跟長三角比較有一個弱勢，就是在當下的經濟布局里，服務業各個部門之間要有非常緊密的聯系，所以它需要集中在大城市，通過大城市向周邊輻射。*跟長三角比，就沒有上海這樣的城市。但是*其實有一個潛在的優勢、潛在的資源，就是我們旁邊有一個香港。香港服務業的規模、能力、輻射力要比上海強得多。這就需要應用政治智慧，考慮在一國兩制條件下，怎樣才能使它跟*融合得更緊密。

另外，我們的制造業也有缺點，就是太分散，而且專業化程度低。工業化之初農村人口移向城市，工業、服務業都到城市集中，但是到了現代市場經濟，它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就是說服務業集中在大城市，制造業分散到了中小城市，而且是專業化的。但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按照行政級別來決定一個城市配置和掌握資源的權力，所以大城市就惡性發展，服務業、制造業什么都有，很不專業。中小城市偏枯，經濟力量薄弱，并且因為經濟力量薄弱，帶動農村發展的能力就很差，這在我們*就表現很突出，珠三角和東西兩翼的差距太大了。

所以，*轉型有兩個任務，一是要想辦法利用香港這個世界級的服務業中心，它的輻射作用能帶動全省，甚至可以通過西江部分的發展把整個大西南帶起來。另外要實現產業和人口雙轉移，要想辦法把珠三角的中小企業轉到兩翼和三區五市去，當然也要防止出毛病，防止原來的搬出去了，新的又沒有進來。從積極的方面說，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它搬過去以后怎么使得它不是單純的加工，另一個就是使得制造業的布局優化。我最近聽到一個消息，說在雙轉移過程中，河源市自然發展出一個手機生產的集群。這種專業化的集群不是可以規劃出來的，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密切觀察，出現了苗頭之后進行研究，然后幫助他們做規劃，采取一些輔助的政策，加速他們的形成。

轉型也要靠政治改革

不單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實現小平同志*年代的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最后一個問題，轉型的困難在哪里？我要強調的是，要實現轉型，關鍵因素是要有個好體制。好體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單要靠經濟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實現小平同志*年代的主張，“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他當時提出來的主要有兩條，就是政企分開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后跨了一個大步子，但這個問題沒有完全解決。特別是*年經濟過熱以后，政企不分有所回潮。至于黨政分開，好像后來干脆沒有這個口號了。可是小平同志對這條看得很重，認為是最重要的一條。所以，進行政治改革，這也是實現我們改革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的遺愿吧。

此外我還想強調的一條就是建設法治國家。這個問題目前無論在立法方面還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難。比如說立法進度就很慢，市場經濟的有效運行需要清晰的產權，調節產權關系的法律就是《物權法》，而《物權法》搞了十四年。另外，反壟斷法也搞了十四年，盡管通過了，但給行政性壟斷留了很大的空子。司法問題可能更大一些。

至于說到民主、憲政問題，我認為一蹴而就不太可能，但要想辦法推進。這里首要的一點是應該有一個好的討論氣氛。我們老百姓討論問題不要太偏激，領導對各種不同的意見也要寬容，這樣才能達到共同建設和諧社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