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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界定

近年來隨著非公經濟的發展,非公企業黨建也日益引起全黨重視,在各級黨組織的努力下,非公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數量不斷增多,各項黨的工作也在逐步展開。但同時,相比國有企業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地位,非公企業黨組織的處境微妙,由此引發了社會上關于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的議論。

所謂“邊緣化”,主要集中于三個現象:第一,黨的工作相對企業的中心工作偏離,經濟工作壓倒了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第二,黨的領導相對企業決策的偏離,企業經營決策中難以聽到黨組織負責人的聲音,即使黨員董事長或總經理也是站在企業立場上說話的時候多;第三,黨員相對企業主流人群的偏離,大量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特別是“海歸”人員對黨員身份的認同感不強,甚至是黨員也不愿公開身份。

上述現象的存在確為事實,到底達到什么程度,具有什么深層次的含義,可以研究,但現象本身應該引起重視,從理論上加以探討,并提出可行的對策,是必要的。

二、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成因

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現象和說法事出有因,主要涉及這樣一些因素

1、非公企業中黨員的人數和分布

非公企業中建立黨組織的前提是企業內有一定數量的黨員,按照黨章要求,至少達到3人才能建立獨立黨組織。但從目前情況來看,非公企業員工總數中黨員所占比重大約在2%左右,比例相當低。比如,上海某區現有新經濟組織17255家(不包括個體工商戶),其中私(民)營企業16789家,外商投資企業466家,從業人員173594人,其中中共黨員1857名,有正式黨員3人以上的企業共231家,正式黨員不足3人的企業334家,沒有黨員的企業有16690家。折合下來約10家企業有一個黨員,即使所有有黨員的企業都建立黨組織,也只占企業總數的3.27%。絕大多數企業未建有黨組織所產生的邏輯結論是,對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來說,黨組織不是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企業沒有黨組織同樣可以經營下去。這意味著,在非公企業建立黨組織問題上,是黨組織要進企業,而不是企業要黨組織進來。一頭冷,一頭熱,黨組織被冷落是可以想象的。

2、非公企業中職工黨員身份的兩重性

從執政黨的地位出發,我們要求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但現實是黨員包括黨組織負責人常常是以員工身份通過勞動力市場進入企業的,黨員作為被雇傭者服從企業安排是其在企業中生存下去的前提。筆者在調查中曾詢問過私企業主,如果黨員不能按照企業要求行動,企業會怎么做,企業主明確告知,“只能解雇”。核心地位要求黨組織發揮某種領導作用,但被雇傭身份與領導身份之間顯然存在距離。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體制,市場條件下領導地位的獲得一般是競爭的結果。被雇傭地位很難看作競爭成功者的地位,因此要發揮領導作用就有相當大的困難。

3、非公企業中兩套邏輯的沖突

如果說黨員被雇傭可能導致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的邊緣化,那么在黨員為非公企業的業主情況下,是不是就可以保證黨組織的核心地位?從基層反映的情況來看,不容樂觀。一些身為黨員的企業高層官員在對待黨組織和黨的活動方面,并沒有明顯地不同于非黨官員。這里,我們不能簡單認為這些黨員政治覺悟不高,而必須看到,影響他們態度和行為的根本因素是非公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有著自己的行動邏輯,非公企業根本上是按照資本的邏輯運作的,追求最高效率和最大利潤是企業和企業主首要關注點,任何其他考慮只要與此不一致,就必然遭到排斥或拒絕。在具體的黨員業主或經理那里,資本的利潤邏輯和政治組織的權力邏輯之間可以共存,如果沒有沖突的話。但一旦發生沖突,在企業活動的范圍內,業主作為資本的人格化,必然首先考慮資本的要求,其次才會考慮政治要求。用一些業主的話來說,“黨組織建在非公企業中,前提是企業的存在,如果企業也不見了,黨組織建了又有什么意思呢?”其背后的潛臺詞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他如果因為滿足了組織的要求而影響經營,誰會補償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擁有資本并不斷增值,是他的立身之本,他不能不首先聽從資本的指令。就這一點來說,非公企業黨組織負責人在企業中的地位的變化不足以根本上改變黨組織在企業內的地位。

4、非公企業中職業生涯與政治前途的分離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職業生涯與政治前途有許多時候是互相重疊的,所謂“曲線救國”,就是個人通過政治表現解決專業發展問題。但在非公企業中,職業生涯與政治前途發生分離,政治表現好不可能帶來業務發展的結果,反過來,業務好也不需要政治作為保障。員工在非公企業中的經濟收入、職業地位和管理權力,根本上來自于職業能力和對企業的經濟貢獻,同政治表現沒有很大的關聯度。在業務表現好可以帶來收入等實際利益的提升,而政治表現好卻幾乎沒有酬報,包括黨組織負責人的工作都是業余而且沒有報酬的情況下,職業生涯比政治發展對個人產生更大的吸引力是完全可以想象的。筆者于**年進行非公企業黨建調研時就聽到,當年輕員工被要求擔任黨組織負責人時,他們的典型回答是“搞好黨務工作能為我帶來工資、房子、車子嗎?”

5、非公企業黨組織功能定位不清

即使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建立了,功能到底是什么,始終沒有得到最后的確認。調查中問到一些黨員員工如何發揮黨員的先進性時,得到的回答有不少是“做好本職工作”。這種將黨員在國有企業中的傳統角色簡單移植到非公企業中來的想法,實質上表明在許多黨員包括不少黨組織中,對于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的作用到底為何,仍然存在模糊。從非公企業對黨組織的作用期望來看,由黨組織做企業文化是不少業主的共同想法。而且他們一致認為,在企業初創,忙于解決生存問題時,不需要黨組織。等企業站穩了腳跟,需要有一支穩定的骨干隊伍之時,黨組織做企業文化,凝聚人心成為必要。簡單地說,非公企業需要黨組織是為了解決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力問題。所謂企業文化說到底就是企業內部的公共關系,做企業文化就是讓黨組織成為企業的一個職能部門。從不少非公企業黨組織實際做的工作來看,所謂企業文化工作許多時候更像國有企業中工會的工作,主要涉及職工福利和相關活動。黨組織在非公企業中的功能地位不清,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到底發揮什么作用,同企業內部部門和工會等區別又在哪里,這些問題得不到解決,黨組織的位置必然成為問題。

6、非公企業黨組織在黨的組織體制內邊緣化

非公企業黨組織在企業中的邊緣化,一定程度上同其在黨的組織體制內被邊緣化有關。非公企業黨組織負責人的產生同國企黨組織負責人的產生不同,非公企業黨組織的負責人不是上級黨組織直接任命的,而是在非公企業中物色的。這樣的產生方式帶來的一個后果是,非公企業黨組織負責人從上級黨組織獲得的授權明顯弱于國企黨組織負責人,前者在政治發展方面可能得到的機會,也明顯少于后者,各種評優等活動,對于體制外的非公企業本來就考慮不多,即使想到了非公企業,榮譽也往往落到黨員業主身上。

7、政治領域本身在社會生活中邊緣化

更進一步來看,非公企業黨組織的邊緣化還同一個更大的結構性因素有關,那就是政治領域在整個社會生活領域中的邊緣化。市場經濟的崛起和發展本來就意味著在社會生活中經濟領域開始取代政治領域成為主導性領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圍繞中心抓黨建”等提法,客觀上表明現在經濟是中心,而政治居于陪襯地位。這種態勢不是中國獨有的,在世界范圍,市場經濟的興起都伴隨著政治地位的下降,有關資本主義興起的研究都談到了“經濟對政治的駕馭”。具有中國特點的是在經濟被確立為中心的同時,政治被很大程度上“閑置”或“封閉”了。出于維持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更好條件的考慮,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政治被有意無意地冷落了,一定意義上,政治成為一小部分人的活動空間,而脫離了社會生活的主體。在目前社會生活中,熱衷于政治的人在減少,政治的影響也在減弱。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作為政治組織的黨組織,其活動空間自然跟著減小,其影響力跟著減弱,黨組織同社會生活主體的關系也跟著松懈,邊緣化就此成為一種傾向。

造成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的因素不止這一些,但僅僅這些因素及其作用已經足以引起我們高度關注。正視邊緣化,正確認識邊緣化,嚴肅對待邊緣化,就可能從對邊緣化的警覺中走出一條新的黨建之路。

三、扭轉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傾向的若干對策

針對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傾向,可以考慮采取這樣一些做法。

1、實事求是地看待基層黨組織的活動空間,重新確認黨的工作的制高點

所謂邊緣化,許多時候是把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黨組織在國有企業中的地位作為了參照,因為不再擁有決策、人事等方面的權力,便將非公企業黨組織的現狀看作“邊緣化”的表現。其實在黨建問題上需要一種戰略眼光,在社會急速變遷的背景下,把握政治發展的大趨勢,不計較“一城一地的得失”,該退出的地方退出,該進入的地方進入,不能因為是我們傳統的陣地就一定要克復回來。在這一點上,特別要加強對“支部建在連上”的傳統建黨原則進行反思。計劃經濟條件下利用行政渠道控制了各種組織的資源,是黨得以在不同組織內建立黨組織的先決條件。現在這一條件已經不存在了,再要套用原來的建黨模式,將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難。為此,有必要跳出傳統的借助行政在組織內建黨組織的方式和按照區域劃分建立黨組織的方式,而將黨組織建到社會活動的脈絡上去,猶如打仗,軍隊首先要占領的是交通要道。在社會生活中,各種松散型的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以及自發社團等,可能是黨接觸社會和不同人群的更好的場合,加快進入這些領域,加強那里的黨組織,可以更好地發揮黨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的政治核心作用。

2、靈活構建非公企業黨組織,突破職工黨員的身份尷尬

在可能的情況下,在組織內建立黨組織還是需要的,但必須考慮現實條件的制約,要找到建立非公企業黨組織的合理的組織依托,突破黨員員工可能面臨的雙重角色,特別是錯位的角色,保證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可以寬裕地發揮政治核心作用。比如說,在非公企業內部,被雇傭的黨組織負責人與企業主的關系,一般不利于開展工作,如果將黨組織建在“企業家沙龍”中,黨組織負責人以沙龍負責人的身份與企業家接觸,就不存在錯位關系。類似但又有所區別的是,如果將黨組織建在比如律師協會中,不但有利于避開黨員員工與律師事務所大股東的錯位關系,而且可以通過律師工作接觸面廣的優勢,將黨的工作做到更多的場合中去。

3、尊重社會生活領域的內在邏輯,化體制外資源為黨組織資源

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和社會的發育,越來越多的資源將分散分布,黨所直接掌握的資源將相對地趨于減少,何況作為公共資源,黨的體制內資源不能隨便進入非公企業這一私人領域。資源控制量的減少會對黨組織發揮核心作用帶來不利影響。為此需要從戰略上尋找到開發資源的渠道和方式。總的來說,黨組織要善于將各種體制外的資源,通過黨的工作,轉化為黨的資源,即體制內的資源。比如,在職業生涯與政治前途分離的情況下,黨組織如果能夠通過為黨員員工提供有效的培訓服務,使其在重點崗位的競爭中獲得成功,就能使黨員感受到黨組織的作用和黨的資源的存在,從而收到將黨外資源轉化為黨內資源的作用。這樣的運作方式的前提是尊重社會生活不同領域的各自邏輯,不是將政治的權力邏輯強加給其他生活領域,而是在按照這些領域的邏輯運作的情況下,實現黨的意圖。這樣才能保證黨的目標的實現是可靠的、持續的,因為它能帶來其他領域的發展,而不是干擾了它們的運行。

4、調整基層黨的組織形態,增加非公企業黨組織的資源及其利用效率

要鼓勵非公企業黨組織自己開發資源,一切資源的開發本身需要一定的資源,即使有一堆現成的柴火,要點燃它至少需要一根火柴,沒有啟動資源,非公企業黨組織很難有大的作為。現在有些非公企業黨組織有能力從企業那里獲得活動經費,這表明黨組織的作用得到了企業的認可,應該說是一件好事。但不能就此要求所有黨組織都到企業那里去尋找資源。黨作為一支組織化力量,應該為所有的基層組織提供必要的資源,這是基層組織得以履行對黨的義務的必要條件。重要的是上級黨組織如何幫助基層黨組織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在目前非公企業黨組織大多偏小的情況下,將資源分解到眾多的小組織中去,很難講究效率和利用率。一些地方在工業園區層面上開展各項黨員活動,就比較好地解決了黨員活動和有限資源之間的關系。

5、開發基層政治空間,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功能

上述各種對策說到底還是在現有結構條件下的被動應對,真正解決基層黨組織包括非公企業黨組織邊緣化問題的方案應該是,對政治體制作結構上的調整,適度開放和開發基層的政治空間,使作為政治組織的黨組織有發揮自己政治核心作用的場合。這方面可以考慮的有狹義政治活動如黨內和社會的民主,通過黨內選舉、監督等程序,激活黨員的政治能量,激發黨組織的活力;通過基層社會民主選舉,可以增強黨組織的政治功能,使黨員在與黨外人士同臺競爭的過程中,得到鍛煉,提高其動員社會、組織社會、引導社會的能力。還可以考慮鼓勵黨員參加各種具有廣義政治屬性的活動,如維權行動或群體間談判等。在各種自發的社會協調機制尚未成型更談不上完善的狀態下,發揮黨員和黨組織協調各種群體利益,緩解社會矛盾與沖突的作用,不但有利于政治穩定和社會發育,而且有助于黨組織在現實社會生活中實際成為政治核心。任何一個組織都必須借助活動才能存在下去發展起來,基層黨組織同樣如此。在許多場合,黨組織之所以干了別人的活,是因為沒有找到自己的功能空間。因此,為黨組織開發政治空間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黨組織現在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包括邊緣化問題。這里需要注意的是適度、有序和穩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