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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任何現代國家來講，一個執政黨的執政活動，不是基于自己主觀愿望的活動，而是在對于執政的客觀情形加以有效把握的基礎上，將執政活動視為復雜的社會活動。因此，一個執政黨必須具有先行把握社會狀況的能力，進而將執政的籌劃建立在科學、民主、法治的基點上，從而保證權力體系的順利運轉，最終保障執政黨的執政政治地位和執政社會認同。就此而言，認識中國社會當下的結構轉型狀況，告別形成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執政模式，重塑現代執政理念，就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當務之急。

社會轉型:從功能到結構的演變

衡量綜合改革諸因素，如果從權力體系的狀況制約了國家發展的狀況上來通觀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言，執政方式的現代轉變已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今天，成為影響中國改革開放未來走向與發展狀態的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這正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提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嶄新執政理念的現實社會動因。

中國社會的轉型，可以從兩個視角加以觀察:從空間結構的角度上講，中國社會從它原生的社會文化結構全面蛻變，逐漸衍生出一個既具有傳統色彩、更具有現代特質的新型社會文化結構。從時間的維度上講，肇始于明清之際，正式開端于晚清，規模化于民國，顯現成型狀態于人民共和國。就這種轉型的當下狀況而言，則已經從它轉型的初期漸進情形逐漸變化為晚近的結構轉變狀態。

197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改革開放，真正啟動了中國現代化的巨碾。在接近2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沿循序漸進改革的道路，堅韌前行，從而畫出了一條漸次推進中國現代化的改革之路。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到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再到整體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中國的經濟體制現代化道路已經刻畫出來。漸進改革最為世人矚目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成就。因此，在中國與前蘇聯的改革比較研究中，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漸進改革要優勝于前蘇聯的“休克療法”。

基本局限在經濟領域的中國改革開放，在呈現了近30年的發展奇跡之后，能不能在繼續維持改革的既有模式的情況下，為我們顯現輝煌的發展奇跡呢？這不是今天才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事實上，從漸進改革開放收到良好效果起，人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無疑，基本局限在經濟領域的漸進改革，在帶給我們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逐漸呈現出諸多在漸進改革中難以克服的困難:在經濟體制改革觸碰到經濟與政治邊沿的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們的改革就總是遇見回流的情形；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范圍內想象和實施改革的情況下，GDP思維愈來愈妨礙科學發展；在單純的經濟發展追求中，我們似乎遺失了國家認同與社會公平的更為重大的目標。發展的同時，矛盾在聚集；飛躍的當下，肌體在皸裂；功能的優化，伴隨結構的難題。正是這些問題的出現，使得我們逐漸意識到，中國社會的轉型不是一個漸進的功能調整問題，而是一個從傳統到現代的結構轉變問題。漸進改革走到了結構調整的地步了:從國家結構上講，黨權、國權、政權與法權的關系需要理順。從社會結構上講，告別農業社會、農村時代、農民身份、小農經濟，步入工業社會、城市時代、市民社會、現代經濟，已經是一個不爭的趨勢。從社會構成要素上講，單一的經濟改革已經無法綿延下去，綜合改革，即將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傳統、習俗諸要素相匹配的改革的模式已經浮現。從執政黨的執政方式上講，革命黨的思維、革命黨的執政手段、革命黨的行為舉措，也都需要轉變為執政黨的思維、執政手段和行為舉措。有效解決這些轉型問題，理性推動這些轉型的發展，不是原來的功能調整型改革可以奏效的。

局部限定的漸進改革，就此顯現出動力逐漸衰竭的疲態。而基于上述相關性因素的綜合改革，必須及時啟動。衡量綜合改革諸因素，如果從權力體系的狀況制約了國家發展的狀況上來通觀的話，那么我們可以斷言，執政方式的現代轉變已經在中國改革開放的今天，成為影響中國改革開放未來走向與發展狀態的最為關鍵的因素。而這正是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提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的嶄新執政理念的現實社會動因。

執政理念: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是執政黨面對社會結構轉型提出的新的執政理念。因此，理解這一執政新理念，也就需要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基點上，進行綜合的解讀，才能明了其不同于執政黨過去的執政方式的新內涵。簡單地講，這種新的執政理念以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展示了它的特性:新的執政理念將徹底告別傳統的統治的狀態，進入一個現代的治理的境地。

科學執政、民主執政與依法執政，是執政黨面對社會結構轉型提出的新的執政理念。因此，理解這一執政新理念，也就需要在社會結構轉型的基點上，進行綜合的解讀，才能明了其不同于執政黨過去的執政方式的新內涵。簡單地講，這種新的執政理念以一個決定性的轉變展示了它的特性:新的執政理念將徹底告別傳統的統治的狀態，進入一個現代的治理的境地。統治與治理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邏輯。前者，崇尚贏家通吃。在權力觀念上，主張獨占制度；在權力關系上，實行排斥方式；在權力運作上，進行首長獨斷；在權力舉措上，強占道德高地；在權力影響上，動機決定一切；在權力存在形式上，拒絕外部監督。后者，在權力觀念上，主張分享制度；在權力關系上，實行相互協商；在權力運作上，進行科學決策；在權力舉措上，堅決面向現實；在權力影響上，后果大于一切；在權力存在形式上，內外監督并舉。因此，統治的邏輯是一種簡單邏輯，一種與大型復雜社會不相容的邏輯。而治理邏輯則是一種復雜邏輯，是與大型復雜社會內在呼應的邏輯。

從治理邏輯上去理解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就可以深入把握它的現代執政邏輯和現代政治內涵——這是中國從傳統治道轉變為現代政道的大問題。

科學執政就是客觀執政?？陀^執政，包含幾個方面的內容:執政思維、執政設計、執政狀態、執政效益。從執政思維角度看，我們首先必須面對中國社會的結構性轉變，前述轉變不是發生在飄忽的社會表面層次的轉變，這種轉變是深層次的、全局的、長期的。執政者必須有宏觀把握全局、微觀調整局部的雙重能力，才能掌控局勢。因此，以理想主義的奉獻、英雄主義的勇氣和浪漫主義的豪情支持的革命思維，就難以適應這種治理現實的需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現實主義、從英雄主義走向平民主義、從浪漫主義走向工具主義，就具有它的社會合理性。據此，執政的設計就必須相應地告別粗獷的“大手筆”，而落實到精細的小安排。執政的狀態就必須相應地走出主觀臆斷好壞，走進客觀評估是非的境地。執政的效益就不是追求對于社會的全面控制，而是努力激活全社會的治理熱情，并將之引領到一個有助于國家、民族維持現代化穩定、協調、有效、持續發展的局面之中。要做到這一點，過度的政治敏感應該讓渡給適當的政治籌劃，旺盛的意識形態熱情應該被適度的社會誘導機制取代，熱鬧的高歌猛進應該演變為冷靜的有序的漸進發展，頑固的價值信念應該為有效的工具理性所替代。

民主執政就是競爭執政。競爭執政，存在幾個關鍵環節:人民主權、民主制度、競爭機制、分權制衡。民主執政的核心理念是人民主權。人民主權是執政黨莊嚴承諾的現代政治原則。“真正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切實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就是人民主權的必然顯現。人民主權不是政治口號，而是行動要領。有序的政治行動依賴的是政治制度，不是政治熱情。因此，民主制度的設計、制定與實施關系到民主執政的有與無、多與少的復雜關系。將“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以民主的制度、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手段支持和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就此成為民主執政的制度設計的基本精神?！敖∪裰髦贫?，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和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此成為民主執政的實際要求。民主執政，在此就具有了告別領導主觀善意、面向社會大眾的含義。它的競爭性質就是必須予以高度肯定的基本性質。民主執政的競爭性，表現為三個基本方面，一是具體的執政者必須面對政治競爭者，二是具體的執政者必須面對公眾，三是具體執政者必須面對傳播媒介。面對政治競爭者，才能保證有效克制權力的獨占欲，才能保證享用權力的危機感，才能保證權力處于可轉換的狀態，才能保證權力實施的戰略膽識與策略謹慎。面對公眾，才能保證權利的神圣性，才能保證權力對于權利的恭敬性，才能保證權力的社會適應性，才能避免權力走向私密性。面對傳播媒介，才能保證權力的可觀察性，才能保證權力的局部腐化為人民所知曉，才能保證避免權力從低度錯位發展為高端失位，才能保證人們對于權力的警惕性。分權制衡的價值也就在這里體現出來。這就是“對權力的監督，保證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真正用來為人民謀利益”的道理。

依法執政就是程序執政。程序執政，其內涵包括幾個重要方面:制定良法、規范良制、設計程序、循序漸進。程序執政不是一個想有程序，程序就從天而降的執政。首先，程序來自于制定良法。良法的制定依賴于“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體制、法治的程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形成法無例外的觀念。執政黨有否這樣的觀念更具有決定性，“各級黨組織都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全體黨員都要模范遵守憲法和法律。要督促和支持國家機關依法行使職權，依法推動各項工作的開展，切實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反映了人民愿望的良法得以制定出來，就為實際操作國家權力的政府行政機構提供了行為規范，政府在國家法律的范圍內實施權力，制度的運行之有利于秩序的優良，就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良法的落實不在于領導的善良愿望，而在于程序的合理與否。程序不是可遵守可不遵守的一套規則，而是在基本法規的基礎上具有至上性的一套行為規范。它的遞進性、秩序性、關聯性，都必須尊重，它才有效用。任何個人與組織對于程序的藐視、違反，都會使程序喪失法律上的尊嚴。因此，程序的設計必須具有理性、可操作、顯效用的三重保障。并且一定顯現為具體執行過程中的循序漸進性質。

執政籌劃:從個人到組織的發展

對于執政的社會狀態的基本認識，關系到執政黨的執政針對性、執政有效性。執政黨的執政理念，則關系到執政黨的執政導向、基本狀態。執政黨的執政籌劃，就具體地影響執政的實際操作、執政的現實情形了。從一定意義上講，執政籌劃對于落實執政理念具有關鍵的制約作用。

今天的執政籌劃，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當然是籌劃的中心。在執政黨的內部，執政黨領袖的執政理念已經發生了重大的現代轉變。從總書記的“從革命黨到執政黨”轉變的命題，到總書記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闡釋，表明了執政黨領袖的執政理念對于執政現實的理性呼應。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組織，在整體上講，還應當有一個轉變執政理念的問題。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順利實現的事情。從粗放執政轉變為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夫。執政黨組織的認識邏輯與執政黨領袖的認識高度，并不是同一個邏輯。這中間有一個從領導人的認識擴展為組織認識的過程。這就需要執政黨的組織籌劃過程了。此前已經為人們闡述的“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的發展過程，也許就在這里具有它的從組織領導到組織成員衍生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執政理念現代籌劃的必須，因為現代執政是一個執政黨組織與社會復雜互動的過程。沒有組織的內在協調，就沒有執政黨組織與執政社會的協調運行。

與執政黨組織內部的執政理念整合相伴隨，中國社會的組織化進程也要求興起中的各種社會組織與執政黨積極互動，以求中國社會產生出圍繞國家現展的治理激素。于是，國家—社會—市場的三元結構對于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就顯現出來了。國家的運作邏輯是基于權力的，包含執政黨、國家權力機關、政府機構等依托于國家暴力的組織機器。社會的運作邏輯是基于自治的，包含各種依循業緣、趣緣關系組織起來的社會機構。市場的運作邏輯是基于價格的，包含各種立志贏利的經濟部門。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邏輯有效運轉，又按照相互良性互動的原則發生關系，互相給對方以積極影響與促進。這樣，中國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就有保證不說，而且在國家治理的實際進程中，組織間的理性精神逐漸培育出來，相互間的理性探討不是一種謙讓精神的產物，而是各自利益得到滿足的內在需求。這個時候，執政黨的執政就不是一個自己主觀籌劃的事情，而是一個社會各界相互協進的狀態。執政就不是一個單獨的“我”對眾多的“他”的統治過程，而是一個真正保證社會各界積極互動的追求和諧的狀態。執政的智力資源就此處于豐沛的狀態，而不會有枯竭的危險。這對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來講，無疑是一件值得期待的大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