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歐洲經驗對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啟示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種局部和諧的局面，但這些局部的和諧每每都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而被打破。在西歐，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現代工業文明，但是，生產關系的滯后和社會各種矛盾的積累最終導致了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歐洲人總結了導致戰爭的制度原因，認為市場力量和有組織的社會力量之間的沖突，是西歐社會的深刻弊病，自由主義的國家不僅沒有制約市場力量，反而支持和慫恿這些力量在世界上進行惡性競爭，直至釀成戰爭。戰爭既破壞了市場，也摧毀了國家。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廢墟上重建的國家，不應再是自由主義的國家，而是奉行凱恩斯主義的福利國家，是運用國家機器，有效地平衡競爭性的勞動市場和大眾民主的政治制度，并通過收入轉移，對社會進行保護性干預的國家，是經濟力量、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相對平衡、相互制約的國家。這種國家形態既運用法律手段，也使用道德工具。西歐福利國家的相互制約機制是人類尋求“和諧”的一次制度創造，但是它在平穩運行了30年左右之后出現了裂痕。雖經多次修補，仍然困難重重，究其原因是福利國家的機制雖然在一段時間里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是隨后又由于其機制的剛性而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

西歐的近代史就是在強調發展與注重平衡之間不斷進行調整的歷史。從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西歐各國政府的財政轉移高達國民經濟的50%，甚至更多。國家建立了許多規則，對于經濟和社會生活進行大規模的干預，在國與國之間豎起了高高的壁壘，妨礙資本的自由流動和資源的合理配置。對于這種國內規則的威脅主要來自于境外。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面對來自國際市場的挑戰，歐洲各個福利國家紛紛采取干預措施，保護本國的產業。這樣一來，國家干預政策就做了大量違反經濟規律的事情。接著，歐洲經濟開始減速，歐洲人卻加大了政府干預的力度，結果導致了更加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開始經歷快速發展。歐洲人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認識到，歐洲的問題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結構性的，是經濟發展的動力受到了約束。解決的方法是改變政府和公司的關系，給公司松綁，提高公司的規模，讓公司到更大的市場中去發展。歐洲統一大市場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

大市場的建立給歐洲社會帶來了一次深刻的變化：它改變了政府和社會、經濟之間的平衡關系。市場的規模超出了民族國家，但是社會和政治卻仍然是民族國家的。也就是說，社會力量對于市場失去了約束力，同樣，民族國家的民主程序對于大市場的規則也不大起作用。歐洲人很快就發現，這種失衡的狀態在很多場合其實對于經濟的發展也是不利的。政府的確是給了公司自由，但是公司要發展，還需要一些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這些服務由誰來提供呢？大市場鼓勵平等競爭，但是，由于壟斷的存在和成員國國家干預力量的強大，致使有些行業具有了先天的優勢，這就造成了歐洲共同體內部的發展不均衡，標準不統一，甚至是還有危害市場、破壞自然環境的現象。因此，市場雖然是擴大了，但是不能讓它毫無約束。歐洲共同體1985年通過的《單一歐洲法案》不僅僅是制訂了大市場的規則，方便了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還制定了促進歐洲貧困區域發展的新規則，對于被市場忽略的領域投入了更多的資金，實行更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歐盟的結構基金、區域政策，以及與大市場相配套的社會政策就是這樣誕生的。如果再加上用于就業轉型的團結基金，以及保護農民利益的“共同農業政策”，歐盟用于社會穩定和社會團結的支出就占到了支出總額的80%。當然，由于歐盟公共預算只占歐盟GDP的1.09%，歐盟對于市場很少干預，所以在歐盟層面上，經濟自由主義的觀念和政策仍然處于主導地位，因此和民族福利國家鼎盛時期的那種政治、經濟和社會機制相互制約、彼此和諧的制度還是有較大區別的。可是，隨著歐洲統一市場的不斷擴大，更多的社會需求，乃至對于大市場進行規范的需求也就相應地出現了。于是，民族國家層面上的政治和社會力量也就必然開始向歐盟層面發展，一方面是為了進一步打破阻礙市場的行政壁壘，讓市場能夠起平等競爭的作用，同時很重要的就是約束市場的惡性競爭，解決這種競爭帶來的不良后果，包括發展的不均衡，社會排斥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所以可以說，生產力的發展在歐洲已經帶來了對于新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需求。這個規律是歐洲的，也是中國的，是世界的。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這個論斷告訴我們：由于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了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既孕育著中國歷史上難得的機遇，更要經歷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利益格局、思想觀念等方面的極其深刻的變革。這些變革的主動力就是生產力，變革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回答生產力對于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要求。鄧小平同志曾經多次說過，“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他還說過，“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這就說明，我們不僅要想方設法地去發展生產力，而且要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切體制機制。不僅如此，我們還需要了解，采取怎樣的措施才能使生產力能夠健康地發展，能給人們造福，而不是給社會和自然帶來危害。過度地、不合理地使用自然資源顯然不利于發展生產力；不約束市場“外部性”造成的社會發展不平衡，也不能使生產力健康發展；內地與沿海、城市與鄉村的巨大差距顯然不利于提高人民群眾的購買力，也不能使生產力的巨大潛力釋放出來。所以，需要采取及時和切實的措施，通過“五大統籌”去解決生產力的發展帶來的體制、機制不適應的問題。

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同于任何其他西方制度的本質特點就在于我們不僅要建立一個經濟、社會和政治機制相協調發展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從根本上講是要為了廣大人民能夠享受更好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這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取向。有了這種道德取向，我們就可以根據現實的條件和長遠的目標，有步驟有計劃地采取適宜的措施，循序漸進地建設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