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紀錄片《尋找手藝》中，導演運用多元的敘事策略，講述非遺故事，倡導和諧的價值觀念，呈現非遺魅力，弘揚非遺精神，建構積極的社會意義。這些紀錄片不僅全面挖掘和呈現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基因和生態環境，調動社會民眾的積極參與意識，使非遺保護轉變為全民族的自覺行動，而且通過影像的忠實記錄和廣泛傳播，賦予非遺更為持久和鮮活的生命力，多維度演繹出中華民族的審美意蘊、價值取向和精神信仰。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紀錄片；《尋找手藝》；創作要義

近年來，《留住手藝》《手工云南》《我在故宮修文物》《薪火相傳》等以非遺為題材的紀錄片創作呈現井噴之勢，合力記錄與傳播我國豐富多樣且工藝獨特的非遺文化，受到了觀眾的熱愛與追捧，但卻日益陷入敘事模式單一化、故事內容同質化的窠臼中。因此，本文以紀錄片《尋找手藝》為對象，具體剖析其運用多元的敘事策略以講述非遺故事，倡導和諧的價值觀念以呈現非遺魅力，建構積極的社會意義以弘揚非遺精神等方面的創作要義，以期為當下非遺類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啟發。

一、運用多元的敘事策略，講述非遺故事

在紀錄片的創作傳統中，格里爾遜式紀錄片推崇以旁白來統攝敘事，展露上帝視角，詩意化地關注現實問題。直接,電影主張以觀察為主，保持旁觀者地位，讓生活自然流淌于影像的呈現中。真實,電影強調以訪談為主，融入主觀色彩，在創作者與訪談者的對話過程中生發出復雜多義的詮釋意涵。自我反射式的紀錄片將旁白、觀察與訪談等語匯手法全部囊括其中，甚至將創作者同時作為觀察對象，以多重呈現的方式反映人物內心世界，盡力祛魅被遮蔽的真相，追求逼近人物靈魂深處的本質真實。在《尋找手藝》中，導演以自我反射式的創作方法，生動呈現非遺的生存空間，還將追蹤記錄與回訪相結合，真實還原非遺的傳承困境。拓展了紀錄片的表現空間，賦予影片更為多元的文化想象和闡釋意義。

（一）自我反射式的創作方法，呈現非遺的生存空間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不同于物質文化遺產，主要采取以人為主體、借以實物這一形式進行活態傳承，故傳承人在其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本文以恩施地區非遺傳承人為視角，通過實地走訪調查，全方位呈現他們的生存現狀，并對非遺的可持續傳承提供幾點思考角度。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恩施地區；傳承人；生存狀況

一、生存狀況初探——兩極差異化發展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簡稱“恩施州”）保留了包括土家族民間文學、傳統音樂、傳統舞蹈、傳統戲劇、曲藝、傳統體育（游藝與競技）、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傳統醫藥和民俗等眾多傳統民族文化遺產。目前，該地區的國家級、省級、州級、縣級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已基本建立，這為傳承人的生存和民間文化的傳承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通過走訪調查，我們發現雖同為非遺傳承人，但他們的生存狀況卻不盡相同。在我們走訪的數十位傳承人和準傳承人里，有自己產業的傳承人通過對本民族文化的傳揚贏得了無數榮譽和商業上的成功，在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創造了不可忽視的社會效益。另外一些沒有自己產業也沒有參與任何文化團體的傳承人連生計都難以維持。（一）歌舞類項目傳承人勉強生存，后繼乏人。撒葉兒嗬是土家族人過世后的一種特有的民族舞蹈和演唱形式，俗稱“跳喪”，一般是一人執鼓領唱，其他人邊舞邊和，執鼓之人以鼓點變換曲牌。[1]黃在秀生于撒葉兒嗬的發源地巴東野三關，他先后被評為恩施州民間藝術大師、湖北省第二批非遺傳承人。近些年來，他除了忙于傳藝和參加各地表演活動外，便是繼續挖掘和整理“撒爾嗬”的曲牌。黃在秀從業到現在帶出來的徒弟累計已有幾百余人，最早的18位徒弟中大部分已不再從事撒葉兒嗬相關的行業。同時，他自己的兒子也沒能繼承這一事業。田玉先是恩施州第五批儺戲民間藝術大師，目前會演唱41首儺戲。如今田玉先年紀漸長，希望及時將這項技藝傳承下去。面對這一問題，他向當地鄉政府反映過，表示要在當地立牌“國家級儺戲傳承基地”，但沒有收到相關部門的回應。（二）手工技藝類傳承人生存狀況兩極分化尤甚。目前，手工技藝類傳承人在生存狀況上存在著明顯的兩極分化現象，許多傳承人自己創立了與自己所傳承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相關的企業，將技藝轉化成產品實物銷售，并將一部分手工制作程序由機器生產替代，與市場接軌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也有一部分傳承人始終堅守手工傳承，或是僅僅將傳承項目視為自己的業余愛好，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則大不如前者。中國土家族傳統手工織錦（土家語：西蘭卡普）是中國四大名錦之一，2006年被列于國家級非遺名錄。作為來鳳縣土家織錦優秀傳承人唐洪祥，他創辦了我國土家族聚居地規模最大的西蘭卡普織錦基地和湖北省唯一的西蘭卡普專業廠家。該廠采取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現基本定型的有200多個圖案。土家族的這項傳統技藝的傳承形勢看似一片大好，但傳承人大量流失和偏老齡化的問題也較為突出，學歷越高流失越快，同樣存在人亡藝絕的危險。以上均是手工技藝傳承人將自己的手藝做成產業，走上市場化道路獲得成功的案例。在我們走訪中，也有純粹將自己的手藝或傳承的文化作為愛好的傳承人案例。2009年9月，呂啟文老人被評選為恩施州級民間藝術大師。他有一項技藝就是能用篆書的字體將書畫編織在竹編作品上，這項技藝始創自他自己的潛心摸索。每完成一幅作品，都要經過排版、畫走針圖、編寫篆書、鎖邊等四五道工序。在技藝的傳承方面，他的女兒能基本掌握編織的技能，其余很多徒弟都只會編竹席而不會編字，當前該技藝的傳承無疑已處在瀕危的狀態。

二、原因剖析

傳承人的生存狀況的好壞，直接決定著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否得以順利的傳承。同為政府認定的非遺代表性傳承人，他們的生存狀況出現如此巨大的差異，筆者認為原因如下：（一）受傳承項目性質影響。目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共分十個大類，這些非遺傳承項目的難度、文化內涵、是否屬于生產性項目、是否適宜采用機械化方式等等問題都會對項目的傳承以及傳承人的生存狀況造成影響。首先，就難度而言，許多非遺項目的傳承對傳承人的要求非常高。他們不僅要求傳承人對所傳承項目發自內心的熱愛，還對他們的記憶力、模仿能力、領會能力、傳承中與人溝通的能力等等提出了要求。其次，就文化內涵而言，有的傳統技藝類、傳統音樂、舞蹈類傳承人，僅僅會制作、會唱詞和表演，卻道不出其中內涵，說不出傳承體系的發展和演變，使得傳承只是流于形式而并不能觸及文化根源。這些情況在縣級、州級傳承人和民間藝術大師中偶有存在，影響了他們知名度的擴大和自身社會影響力的提升，也會間接影響到個人物質生活狀況的提高。此外，有的非遺傳承項目的文化性質決定了項目傳承的局限性。最后，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屬性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們對它的保護方式，保護方式的不同也影響著傳承人的生活狀況。目前，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方式上存在以下三種：搶救性保護、整體性保護和生產性保護。[2]一些傳統民間歌舞類或是民俗類的非遺項目，例如撒葉兒嗬、儺戲等，其產品只能供藝術觀賞，這些項目只能通過民間藝人自身傳遞，并不適合用機器工業化生產和銷售，進而也難以為傳承人提供穩定而長期的經濟收入。而另一些傳統美術、傳統技藝和傳統醫藥項目雖然在傳統意義上也是民間藝人手工制作、口傳心授，但在不改變原制作工藝的步驟下，將一些技術要求不太高的步驟以大機器代替則可大大提高產品的生產效率，如此便可制成產品進行大規模生產。（二）受傳承人受教育程度影響。教育是一種改變人類對客觀世界認識的途徑，一種積極引導人類的思想、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積極有效的途徑，而教育最基礎的功能是影響經濟發展。現代社會教育的經濟功能主要包括：為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提供良好的背景；提高受教育者的潛在勞動能力；形成適應現代經濟生活的觀念態度和行為方式。在走訪中我們發現，一位傳承人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地影響他們對于自身所傳承項目的態度和看法，以及他們對傳承項目發展的專業眼光。（三）受傳承人社會經歷和社會活動能力影響。傳承人的個人技能、其對傳承項目的熱愛程度是他們被評為傳承人的最基本條件，除此之外，他們個人的傳承能力、社會資源和社會活動能力都是重要參考指標。不僅僅生產性傳承項目要想辦成企業需要個人調研分析能力和集資能力，一些非生產性的傳統歌舞類傳承項目例如撒葉兒嗬、儺戲等，要完成一場完整的表演也需要傳承人的組織協調能力和社會號召力。在項目傳承過程中，很多優秀的民族民間文化會由于傳承人的不作為或少作為而漸漸式微，如果不接觸媒體、不接受單位或個人的私人捐獻、沒有政府的補助和企業贊助，僅憑個人的努力是很難獲得一定社會知名度和市場價值。在這一點上，對社會關系和媒體資源利用得當的傳承人顯然生活狀況會更好。（四）受傳承人級別和所在地影響。不同級別的傳承人所得到的國家政府下撥的保護經費是不同的，國家級項目最高能得到一年40萬元的保護經費，省級為25萬元，往下則更少。落實到傳承人身上，一位國家級傳承人每年有8000-10000元的補助，省級則是2000元，州級為1200元，縣級僅為800元。對于一些業已退休、年紀漸長的傳承人來說，這些補助可大大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況，提高他們對所傳承文化的信心。傳承人級別越高，他們所受到的社會關注度就越高，得到的政府經費也就越多。同時，傳承人所在當地政府和媒體部門對他們的重視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經費投入和生活狀況。

摘要：讓傳統手工藝制作、民族紋樣元素與現代人的審美、功能性相結合，更好地傳承這門民族手工藝。分析了盤扣的起源發展，并從手工盤扣制作復雜，成本高；傳承人缺乏；應用局限較大；缺乏質量監管這幾個角度來闡述現階段盤扣手工藝的發展困境。提出盤扣創新設計的四個策略。結論：該策略可為盤扣手工藝創新設計提供參考。

關鍵詞：傳統手工藝;盤扣;創新;文創

近年來，國家意識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加大了對非遺的保護力度。2017年2月23日，《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把“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水平”作為重要內容之一，進一步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制度，并且提出到2020年，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基本形成”的發展目標。國家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文化部“一帶一路”文化發展行動計劃（2016-2020年）》中提到工藝美術、創意設計、數字文化等為重點領域，支持地域特色和民族特點實施特色文化產業項目。“非遺”使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資源與素材得到了豐富。早在2009年，中式服裝盤扣制作技藝被上海市政府列入第二批上海市級非遺名錄，曾經僅靠著以盤扣皇后的珊麗娜為代表的少數人傳承著這瀕臨滅絕的傳統盤扣技藝，現在得到了更好的保護，但是“盤扣”還是很難走入人們的生活中，這是保護非遺最大的難點。而非遺的歷史價值、審美價值等都具備了潛在的價值，如果將“非遺”進行創意化保護，與文化創意產業相結合，讓“非遺”走向大眾生活，打開了通向現代世界的一扇大門。

一、傳統盤扣手工藝的設計起源

盤扣起源于盛唐時期，明、清時期逐漸普及，在民國時期到達巔峰，一直被沿用至今。盤扣最開始是從古老的“結”發展而來的，那時要使衣服即合身又能保暖，只能用繩子、帶子之類的來系扣、打結。在功能性上看來，是束衣之“結”；在裝飾性上看來，是美化之“結”；在寓意上看來，是吉祥之“結”。在盛唐時期，人們開始講究其穿著打扮，有人把手工盤花當作配飾掛在身上，就這樣形成了盤扣的雛形，元明以后，盤扣被用作固定衣襟，大多使用于女裝常服，而盤花則是取材民族紋樣和有吉祥寓意的圖案。及至清初時期，大多數的服裝將以前的寬衣大袖改為了窄袖筒身，以袍、褂、衫、褲為主，而衣襟也將帶子、繩子改為了用盤扣。滿族是個馬上民族，需要衣服緊身才有利于射獵，盤扣因此用于了大量滿族服飾，成為了滿族服飾代表性元素之一，盤扣也到達了發展頂峰。再到民國時期，服裝以傳統旗袍為主，而盤扣則成為衣襟上畫龍點睛的裝飾之物，富含有傳統民族風韻。到現在我們能看到的旗袍、馬褂上仍保留用盤扣來固定衣襟，不僅好看而且實用。它延續了中國結的編制手工藝，運用細膩且溫婉的手工扦邊和盤花扣，表現出其文化藝術以及內心的夙愿，精巧的盤扣中蘊含著精致。經歷了繩、結、帶、多個階段后，盤扣慢慢的形成自己獨有的形式，從簡單的直形扣到有著各式各樣形態的梅花扣、蝴蝶扣、燕子扣等，圖案的取材多選自大自然的花草植物以及動物。盤扣不僅是外表所看起來的精致美，更蘊含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內涵，一個“盤”字將這民族風韻與美好期盼深深地盤在了一起，這也足以見得古人的智慧，也使盤扣成為了中國傳統服飾中標志性的元素之一。

二、傳統盤扣手工藝的發展困境

一、高校藝術設計學科精準扶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藝術設計本身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應用學科。這一學科特點決定了其必須面向社會、服務社會。而服務社會就必須融入社會，深入到生產、建設、服務、流通等第一線。中國社會本質上依然是一個農耕文明體。據調查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約12億人口，其中9億是農民，占到75%。經過四十年改革開放的大發展，現在近14億人口，依然有9億農民，占到64%而且，這些農民，他們的思想意識，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人際倫理結構，和幾百年前，幾千年前，并無本質區別。而城市人口，絕大多數也是通過近代農民進城務工，或者考學、參軍等途徑來到城市。他們的思想意識、思維方式，價值觀等，也依然保留著農民的烙印。這些根深蒂固的落后觀念，尤其是文化思想觀念的落后，是當前制約貧困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原因。從大體上來說，農民思想落后、觀念陳舊、陋習嚴重、惰性也很大，加之文化欠缺、自身造血不足，貧困在所難免。高校藝術設計精準扶貧旨在從技術層面和文化產業層面給予農民的幫助。技術扶貧同文化產業扶貧是一種漸進式的可持續發展的扶貧路徑，技術扶貧為文化產業扶貧提供條件。文化產業扶貧，從策劃到品牌，從資本到產品，從商業到農業，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續的協作式社會創新體系。從修復鄉村風貌、開發文創產業、吸引年輕人回鄉、轉變他們消極落后的傳統文化觀念、增強致富本領和文化自信始，到參與掌握其經濟項目的運作能力、法律政策的理解能力和市場經濟適應（生存）能力，激發農村社會的內在活力終。因此，文化產業扶貧是改造貧困文化、遏制返貧現象、阻止貧困代際傳遞、提高自身素質、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關鍵和根本，[2]最終實現“真扶貧、扶真貧、真脫貧”。藝術設計扶貧一方面是“技術扶貧”，但更重要的是“文化產業扶貧”、“技術扶貧”，可以通過培訓、幫扶、傳承和挖掘非遺技能，使貧非遺技能得到傳承、保護和發展（往往是獨特的原生態文化得以保存），保護手藝人的生存底線，促進自身造血功能，形成良性循環；另一方面是“文化產業扶貧”通過文化資源IP的挖掘和文化創意產品研發繼而開發文創產業，這樣，文化與經濟的有機結合，更好地服務和推動經濟持續發展，遏制返貧現象、阻止貧困代際傳遞，促進文旅產業以達到鄉村振興的目的。

二、藝術設計是文化扶貧的重要手段

設計的目的是為了人，人在本質上是文化的存在物，人正是通過對自己生存發展方式的不斷設計，社會得以進步。設計才終將成為一種文化，而文化也必然成為設計之魂。近年來，中央密集出臺了一系列與文化扶貧相關的指導性文件和法律法規，對推動文化扶貧，尤其是文化事業扶貧起到了促進作用。如2015年12月，文化部等七部委印發《“十三五”時期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規劃綱要》，將文化扶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2017年6月，文化部的《“十三五”時期文化扶貧工作實施方案》中提出要發揮文化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扶志”、“扶智”作用。[2]文化，它包括了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總的來說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學、藝術等；社會生活方面，如集體組織、倫理道德、制度法規、經濟關系等；物質生活方面，如飲食起居、風俗習慣等。藝術設計是文化扶貧的重要手段，當前藝術設計扶貧的主要做法是通過文化產業扶貧。各地黨政有關部門出臺了相關政策以及下撥扶持資金，譬如通過文化活動、電子商務、企業、非遺傳承等和農村農民農產相結合，實施文化＋旅游開發文化產業項目，帶動貧困戶脫貧取得一定成績。

三、高校藝術設計學科精準扶貧面臨的主要問題

當前的現狀是高校藝術設計學科精準扶貧還嚴重滯后表現在：（一）高校藝術設計學科精準扶貧體系建設滯后。高校設計藝術學科，近幾年有了較大發展，逐漸建成滿足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有用人才的學科體系，但是隨著國家號召鄉村振興、精準扶貧，藝術設計學科在精準扶貧上行動緩慢甚至滯后，遠遠不能滿足鄉村振興精準扶貧所需求的綜合性設計人才培養的需要，專業教學缺乏實踐性與交叉性的融合。精準扶貧要求設計學科面向社會、面向農村貧困地區解決有關文化教育、產業振興、農民脫貧致富等問題，需要的是學科資源整合設計服務，要將單一、封閉、狹窄的設計服務，變為多維度、復合性強的服務設計，因此給藝術設計教育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二）高校藝術設計學科師資水平急需提高。有些高校教師人文素養不高、知識結構單一陳舊、教學觀念落后，對于精準扶貧知識儲備不夠，對鄉村振興認識不足。其次缺乏高水平的學術帶頭人。雖然教育部強調“雙師型”但比例嚴重不足。產、學、研沒有落到實處。師資教學實踐能力不強，很多教師沒下過企業也沒到過農村，只有理論知識，實踐能力缺乏導致教學效果空泛，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要投身于精準扶貧，高校藝術設計師資水平急需提高。（三）高校藝術設計人才培養缺乏創新。當下，藝術設計教育的產出與中國產業需求錯位的狀況日益嚴重，鄉村建設精準扶貧更是缺乏具有創意設計的人才體系。文化產業屬于創意產業，藝術設計是文化產業的集大成者。然而高校藝術設計專業畢業的大學生，由于知識結構單一、項目設計的能力有限，顯然缺乏核心競爭力。（四）高校藝術設計學科對非遺傳承保護和發展重視不夠。目前，高校藝術設計學科對非遺傳承保護和發展重視不夠，甚至完全沒有涉及。即使扶貧也往往流于形式，走馬觀花、淺嘗輒止。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承載著中華上下五千年歷史的記憶。中國傳統村落及貧困地區非遺資源非常豐富、區域分布廣，其復合性、神秘性、特異性、原真性等特質明顯，具有巨大的開發潛質和優勢。非遺項目或產品是可以作為特色文創品開發和打造的，做的好可以“點對點”精準扶貧。從目前活態傳承角度看，由于市場化程度不高，一些老手藝傳承乏人，逐漸形成今天“人走藝絕”、技藝失傳的危機。要留住“老手藝”前提就是保護好傳統工藝方法。還要保護中創新。沒有創新的保護沒有可持續性。高校藝術設計學科校要做非遺工藝保護和傳承工作，構建“大師+工作室+項目”的現代學徒制人才培養模式，并將培養傳承人、培訓農民納入課程體系。要強調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驗、精神的活態傳承，協助農民主體走上產業化致富之路精準扶貧。

摘要：陽江漆藝屬于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是技藝、經驗與精神，其活態傳承就是在集體記憶、情感需要和文化認同層面的傳承。數字時代，有關人員應從美育角度出發，有效利用地方非遺民間美術資源實施美育教學與傳播，培養大眾認知。無論是陽江漆藝與中小學美術課堂的結合，還是陽江漆藝的融媒體傳播，抑或是陽江漆藝文創產品的設計與生產，皆是數字時代美育視域下值得考慮和實施的非遺傳承與發展路徑。

關鍵詞：陽江漆藝非遺文化美育傳播價值

路徑明清時期，中國漆器品種眾多，地域特色日益明顯，其中以漆皮箱和漆皮枕著稱的陽江漆器成為當時地方漆器的代表之一，“老義和”“廣泰成”等漆器店鋪生產的漆器暢銷海內外。20世紀30年代，陽江漆藝一度蕭條衰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陽江漆器廠與廣東省內外的漆畫名家保持高水準的交流，使陽江漆藝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鼎盛。20世紀90代末，由于生產方式的革新，在物美價廉的工業制品沖擊下，陽江漆藝產品設計的創新應變能力滯后，加上陽江漆器廠轉制等諸多原因，陽江漆藝再次走向衰落[1]。21世紀初，陽江漆藝在相關人士的推動和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情況發生了很大轉變。2011年，陽江漆器髹飾技藝被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拓展名錄，陽江漆藝由此獲得了一定的社會聲譽，提升了行業的認知度[2]。陽江漆藝非遺傳人、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漆藝家紛紛開設個人的漆藝工作室。2014年，陽江漆藝院建成，成為廣東省漆藝創作研發基地。筆者在陽江當地走訪調研時發現，普通市民對陽江漆藝知之較少，陽江漆藝傳承后繼乏人，漆器制品產銷兩滯。

一、陽江漆藝非遺文化存續的困境

1.陽江漆藝非遺文化傳承后繼乏人與從業者水平參差不齊

目前，陽江漆藝的構成人員總體可以分為四類：繼承陽江漆藝的非遺傳承人；曾在國營漆器廠從業的工人師傅；傳承人、工人師傅所帶的學生或學徒；高等院校或中職學校畢業的漆藝創作者。陽江漆藝仍屬于小圈子范圍內的活動，并不為大眾所熟知。非遺傳承人和曾在國營漆器廠從業的工人師傅人數不多，但不論是制作漆藝產品還是制作漆板、漆坯，他們的技術都過硬。由于他們常年在行業中經營，積累了一定的口碑，擁有相對穩定的客戶群，因此收入穩定。但是，他們年齡往往很大，后代大部分沒有從事技藝傳承。傳承人、工人師傅所帶的學生、學徒以及高等院校或中職學校畢業的漆藝創作者以年輕人居多。其中，有的是因為畢業后找不到工作暫時入行當學徒，短期內往往會選擇另謀出路，有的急于求成，學了一些粗淺的技藝就自立門戶，真正喜歡漆藝又能沉下心堅持學習的只是少數。這造成陽江漆藝在藝術審美和技術表現兩方面都存在不足，產品失去了應有的競爭力，再加上產銷渠道不完善，盈利微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陽江漆藝的傳承[3]。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名村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高歷史價值、藝術價值及研究價值。本文以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廣西賓陽縣古辣鎮蔡村為例，分析了蔡村非物質文化遺產遺存、面臨的突出問題，明確了村莊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價值及文化特色，并結合蔡村文化特色和村莊特征，針對性地提出出在保護機制、保護與發展、文化載體建設、品牌建設等保護發展策略，促進對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高對文化的活化利用。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文化載體

一、引言

2005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指出要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促進文化的繼承和傳揚，并提出了對非物質文化有效進行分類指導，統籌規劃的基本方針，并建立起加強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的總體目標。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也提出了將優秀傳統文化提升到中華文明傳承和民族復興的高度。蔡村是廣西保存較為完整的明清古村落，村內保存有豐富的物質及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以及藝術價值，對當今社會的民俗學、禮學、風水學、環境生態學等方面均有極高的研究價值。蔡氏經過500多年繁衍生息，凝聚了豐富的書香文化、民族文化、民間藝術、飲食文化、傳統節會等非物質文化遺產。蔡村依托全域旅游發展帶動作用，以村莊為載體，文化為紐帶，大力發展鄉村旅游，構建了“發展三產，促進一產，推動二產”一二三產聯動發展模式，實現了鄉村精準脫貧，進一步促進了鄉村的振興發展。

二、非物質文化遺產遺存概況

（一）環水相依，風水靈氣聚福地

摘要：為了培養兼具非遺技藝與創新意識的高素質專業人才，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服裝藝術系將非遺項目化教學嵌入傳統專業教學中。文章主要研究曹州堆繡在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服裝系非遺項目化教學中的應用，對曹州堆繡進行實地調研，結合服裝系聽障學生的特點，將曹州堆繡藝術體系與服裝專業課程設置相融合。在開展項目化教學的過程中，開展教學基礎、教學內容、教學成果和教學評價研究。

關鍵詞：曹州堆繡；非遺項目化教學；特殊教育；服裝專業

近年來，山東特殊教育職業學院服裝系致力于中國傳統服飾技藝和非遺文化方面的研究，多次組織師生考察和調研旗袍、泥塑、年畫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在課程教學中，已經開展了刺繡、扎染等相關非遺課程，逐步形成了“非遺+創新”型人才培養實踐教學體系[1-2]。研究曹州堆繡項目化教學，前期已經對曹州堆繡進行了實地調研，結合職業教育改革制定了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可行性論證，并對師資培訓、設備完善制定了初步的方案，具備了研究的基礎條件。

1應用目的

研究曹州堆繡非遺項目化教學，以進一步完善非遺傳承專業課程體系，充分利用現有的課程資源，挖掘曹州堆繡的藝術特色，將曹州堆繡技藝傳承嵌入相關課程，將當地非遺技能傳承和非遺知識產權保護等教學內容與專業課程體系相結合，培養兼具非遺技藝與創新意識的高素質專業人才。特殊教育學校開展非遺項目化教學，要符合聽障學生身心特點和就業特點，通過非遺項目化教學，培養“能工巧匠”“非遺傳承人”，提高聽障學生的就業能力、就業質量，擴大就業的選擇面[3-4]。研究曹州堆繡在特殊教育學校非遺項目化教學中的應用，結合國家職業教育改革政策，注重在非遺項目化教學中融入創新創業教育，在傳承非遺文化的基礎上，結合教育目標進行創新，積極開展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推動非遺成果轉化，保護、傳承、創新非物質文化遺產，為當地文化旅游貢獻力量。

2應用方法

摘要:生產性保護作為賀蘭硯主要保護方式之一，其目的是在賀蘭硯生產過程中，以保持其核心技藝、核心價值和文化內涵。作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的賀蘭硯，有其獨特的歷史傳承和制作技藝。隨著中國非遺保護的發展，寧夏賀蘭硯在發展過程中，有輝煌也有瓶頸。重生產輕保護、盜采賀蘭石、技藝人員制作水平參差不齊、政府政策傾向性不突出等問題制約其發展。必須從實踐出發，以需求促發展，充分利用政府相關職能、數字媒體等手段，保障賀蘭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長久發展。

關鍵詞：賀蘭硯；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

生產性保護作為一種制度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方式[1]，是中國傳統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現代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得以保護的有效路徑。賀蘭硯作為寧夏傳統工藝品，始于唐代，因取材于寧夏“五寶”之首賀蘭石，故稱賀蘭硯。2011年，賀蘭硯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名錄（第三批），2017年銀川市西夏區被評為“中國賀蘭硯之鄉”。賀蘭硯作為傳統工藝類遺產，保護與開發既要凸顯其地域性，又要在實踐中得到具體保護，實現文化遺產保護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有效互動。

1賀蘭硯產業發展概況

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及銀川市旅游業的發展，賀蘭硯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項目保護名錄的6種名硯之一，影響并帶動社會各界的投資加盟。賀蘭硯手工藝雕刻制品因具有較高的收藏價值，涌現出了《九龍套硯》《牡丹亭》《荷塘青翠》《西夏圖騰奶壺硯》《枸杞》《西夏古風》等一批佳作。目前銀川市賀蘭硯生產企業70余家，僅西夏區近40家，其中國家級工藝美術大師5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1名，自治區級工藝美術大師47名。賀蘭硯技藝帶動創業就業近千人，主要分布在西夏古城、賀蘭山農牧場、軍馬場，賀蘭硯產品總量達到4500方（包括大小印章、首飾掛件、擺件等產品），年銷售總額達到5600萬元左右，詳見表1。

2賀蘭硯生產性保護現狀

摘要隨著城市化發展，城郊農村逐漸成為新城區，新城區新建學校從鄉土文化的傳承意義和時代價值出發，收集拾理以生產生活舊物為代表的鄉土文化物態，建設學校鄉土文化陳列館。在場館中展示生活舊物與鄉土舊貌，見證時間和空間的變遷，營造學校的校園鄉土文化氛圍。再充分利用場館資源，整合基礎性課程，開發拓展性課程，促進兒童傳承鄉土文化、傳遞本土知識、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關鍵詞新城區學校、鄉土文化、場館建設、本土知識、資源利用

近年來，隨著各地城市化發展，原城市周邊地區的自然地貌逐漸消失，隨之變化的是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包括各種生產生活用具逐漸淡出人們視野。再有，來自各地的新遷入群體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但其文化意識卻呈趨同發展，大部分兒童都住著同樣的高樓，玩著相似的游戲。

一、鄉土文化的時代價值

基于以上現實，筆者以杭州市西湖區三墩北地區為例，對鄉土文化及其資源的傳承意義與價值開展了以下調查與分析。1.傳統文化傳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一指導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護鄉土文化資源”“提升鄉土文化內涵”“讓子孫后代記得住鄉愁”。學術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民俗風情、傳說故事、古建遺存、生產生活、家風家訓、傳統技藝等都涵蓋在鄉土文化中[1]。從學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價值的可視為鄉土文化資源。筆者在調查實踐中著重選擇了與原水鄉農耕相關聯的生產生活舊物，主要因為生產生活舊物能呈現當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體現了當地勞動人民傳承已久的“腳踏實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強不息”等思想理念與傳統美德。2.本土知識傳遞的需要傳統生產生活舊物屬于鄉土文化物質形態，蘊含的還有思想知識結構上的“本土知識”，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長期的生活和發展過程中所自主生產、享用和傳遞的知識體系，與本土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及其歷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2]。但是，在信息化時代和城市化推進中，外部物質環境的變遷也使本土知識的傳遞產生了斷層。面對“本土知識”的流失，一直有一種“保護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強烈呼聲[3]。而學校作為傳承創新文化的場所，理應在保存、傳承鄉土文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3.新建學校建設的需要城市化地區的新建學校多數由新教師，以及新居民子女與原住民子女構成的學生群體組成。面對鄉土文化的消逝，學校從“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中的人文底蘊、健康生活、責任擔當等基本內涵出發，培養學生弘揚傳統文化、理解本土社會、傳遞鄉土意識。新城區學校可收集本地區原自然地貌圖像和勞動人民生活生產中的各種物件，通過展品再現曾經的勞動生活場景，以及城市新區的發展歷程，見證時代變革下的變遷。在深化課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場館設施及展品教育價值，整合基礎性課程，開發拓展性課程，給學生搭建拓展實踐、發展素養的平臺，促使兒童從鄉土文化的傳承走向本土知識的傳遞。

二、場館建設要關注生產生活舊物的收集拾理

摘要：隨著城市化發展，城郊農村逐漸成為新城區，新城區新建學校從鄉土文化的傳承意義和時代價值出發，收集拾理以生產生活舊物為代表的鄉土文化物態，建設學校鄉土文化陳列館。在場館中展示生活舊物與鄉土舊貌，見證時間和空間的變遷，營造學校的校園鄉土文化氛圍。再充分利用場館資源，整合基礎性課程，開發拓展性課程，促進兒童傳承鄉土文化、傳遞本土知識、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關鍵詞：新城區學校;鄉土文化;場館建設;本土知識;資源利用

近年來，隨著各地城市化發展，原城市周邊地區的自然地貌逐漸消失，隨之變化的是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包括各種生產生活用具逐漸淡出人們視野。再有，來自各地的新遷入群體改變了當地的人口結構，但其文化意識卻呈趨同發展，大部分兒童都住著同樣的高樓，玩著相似的游戲。

一、鄉土文化的時代價值

基于以上現實，筆者以杭州市西湖區三墩北地區為例，對鄉土文化及其資源的傳承意義與價值開展了以下調查與分析。1.傳統文化傳承的需要2017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這一指導性文件要求“挖掘和保護鄉土文化資源”“提升鄉土文化內涵”“讓子孫后代記得住鄉愁”。學術界一般把一定地域范圍內的民俗風情、傳說故事、古建遺存、生產生活、家風家訓、傳統技藝等都涵蓋在鄉土文化中[1]。從學校角度看，其中有教育價值的可視為鄉土文化資源。筆者在調查實踐中著重選擇了與原水鄉農耕相關聯的生產生活舊物，主要因為生產生活舊物能呈現當地原自然地貌上的生活方式，體現了當地勞動人民傳承已久的“腳踏實地、安民富民、道法自然、自強不息”等思想理念與傳統美德。2.本土知識傳遞的需要傳統生產生活舊物屬于鄉土文化物質形態，蘊含的還有思想知識結構上的“本土知識”，即石中英教授所提出的，“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長期的生活和發展過程中所自主生產、享用和傳遞的知識體系，與本土人民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及其歷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2]。但是，在信息化時代和城市化推進中，外部物質環境的變遷也使本土知識的傳遞產生了斷層。面對“本土知識”的流失，一直有一種“保護和拯救本土文化”的強烈呼聲[3]。而學校作為傳承創新文化的場所，理應在保存、傳承鄉土文化中發揮重要的作用。3.新建學校建設的需要城市化地區的新建學校多數由新教師，以及新居民子女與原住民子女構成的學生群體組成。面對鄉土文化的消逝，學校從“學生發展核心素養”中的人文底蘊、健康生活、責任擔當等基本內涵出發，培養學生弘揚傳統文化、理解本土社會、傳遞鄉土意識。新城區學校可收集本地區原自然地貌圖像和勞動人民生活生產中的各種物件，通過展品再現曾經的勞動生活場景，以及城市新區的發展歷程，見證時代變革下的變遷。在深化課程改革背景下，充分挖掘場館設施及展品教育價值，整合基礎性課程，開發拓展性課程，給學生搭建拓展實踐、發展素養的平臺，促使兒童從鄉土文化的傳承走向本土知識的傳遞。

二、場館建設要關注生產生活舊物的收集拾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