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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仍然存在初次分配沒有充分體現市場效率原則、再分配調控能力弱化、分配結構失衡及社會收入差距擴大等較為突出的問題。為此，必須通過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從而在一個有效率的經濟體制中增進平等。具體來說，當前需要重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要充分發揮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上的有效功能，提高政府為民服務意識。實行市場經濟并不是不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而是要發揮政府的有效功能。簡言之，市場能管的政府就不要管，市場管不了的，或者說，在市場失靈的地方，政府就必須管起來。在收入分配領域，人們通常是這樣說的：初次分配由市場來管，再分配由政府來管。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這兩個途徑來實現的。據專家保守估計，20*年我國稅收流失額至少4500億元，稅收流失率在15%左右，這與發達國家有很大差距。稅收的主要對象是高收入群體，轉移支付的主要對象是低收入群體。政府通過這兩個手段進行的收入再分配，發揮的是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起的是“抽肥補瘦”的作用。在收入再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防止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逆向再分配”（即“抽瘦補肥”）的現象；同時要確立“適度再分配”的理念，防止再分配不足和再分配過度。因為，再分配不足不利于縮小收入差距從而不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再分配過度則不利于人們的工作積極性，不僅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也不利于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二）加強法制建設，健全和完善市場體系，促進收入分配公正。法律本身的穩定性，帶來了社會規范的滯后。因此，加強法制建設，及時修改涉及收入分配的法規，是重要的對策。在目前情況下需要建立或完善以下幾方面的法律規范，為實現收入分配的公正提供法律依據。首先，是關于政府對收入分配進行宏觀調控的法規。要使政府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有效地進行合理調控，既能避免企事業單位自主分配的盲目性，又能限制政府干預的過寬。其次，是關于分配制度。規范分配類型，杜絕非法收入，創造公平、清潔的創收環境。通過具體制度安排，真正體現“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次，是關于稅收與社會保障的法規?，F行的稅收制度與當前的經濟發展不相適應，改革勢在必行。而社會保障近年來發展不太適應，需要通過法規鞏固成績、改革不適應和諧社會要求的薄弱環節。

（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低收入“弱勢群體”合法權益。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任務，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的發展目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迅速發展，目前已初步建立起與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失業保險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對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到2014年，全國各類保險參保人數，養老保險達到1.75億人，醫療保險達1.38億人，失業保險達1.06億人，工傷保險近8500萬人。中國新制定的2014-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強調要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積極促進社會和諧，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預期今后5到15年，適應人口老齡化趨勢和城鎮化進程加快的要求，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將會得到各級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全力支持，基本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將逐步建立起來。

（四）積極推進調節收入的社會第三次分配，進一步動用社會力量促進社會和諧高效發展。所謂社會第三次分配即實行社會收入的轉移支付，彌補財政轉移支付的不足。政府在實行財富第二次分配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政府的財力畢竟有限，盡管政府在提高稅率、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方面還有潛力，但其阻力也可想而知。如果說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補充，即政府彌補市場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則是第二次分配的補充，即民間捐贈彌補政府之不足。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三次分配講愛心。目前，我國有大大小小慈善機構100多家，但所掌握的總額還不到GDP的0.5%，而美國每年捐贈的慈善公益資金高達GDP的9%.基于自愿的民間捐贈作為第三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其價值不僅在于它有助于緩解貧困、縮小貧富差距，還可以增進中華民族的團結與融合，提升國家和社會的凝聚力。因此，民間自愿捐贈實現財富的三次分配，在促進社會和諧、高效發展方面將大有所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