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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憲法，憲法學，社會，價值，體系

一。憲法現象與憲法學

憲法學是研究憲法現象產生、存在與發展規律的知識體系。作為法學知識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憲法學首先具有社會科學的性質。憲法學性質決定了憲法學不同于其它學科的研究對象、范圍與方法，同時直接體現憲法學體系的完整性。憲法現象是憲法學存在的基礎，客觀上反映了憲法學的社會功能與基本特征。在社會生活中，通過憲法調整而形成的社會現象都可納入到憲法學研究范圍。憲法現象通常具有四個要素，即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與憲法秩序。通過憲法規范的功能形成人類社會的憲法制度，而憲法制度的運行需要社會主體對憲法的理解與信任，最后通過各種社會不同力量的合力，建立和諧而穩定的憲法秩序。

憲法現象是綜合性的社會現象，包含著事實與價值、規范與現實之間的相互關系，需要運用綜合性的知識給予解釋和說明。由于知識的分化與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各國憲法學都面臨著如何合理地建立解釋憲法現象的體系問題。憲法現象存在形式的多樣性，實際上給我們提出了不斷更新憲法研究方法的客觀必要性。在解釋憲法現象時，學術界經常采用的基本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從憲法看社會，另一種是從社會看憲法。按照第一種思路，人們習慣于在憲法規范中體驗其憲法的價值，并把主觀的憲法價值落實到客觀的憲法世界中，主要依賴于對憲法的規范性的分析。但研究方法上可能存在的問題是，有可能限制人們觀察憲法問題的思維空間，以過于實證主義化的眼光分析多樣化的憲法問題。按照第二種思路，人們有利于在自己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體驗憲法價值，具有豐富的評價憲法現象的資源與方法，提出人們關注的社會問題，使憲法問題得到合理的解決。但這種思考方式客觀上也有其局限性，如容易以社會現實的價值代替憲法規范性價值，無法有效地維護憲法的法的特征。那么，怎樣在憲法規范性價值與現實性價值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針對憲法問題存在的特點，學者們努力在宏觀上建立憲法學研究方法體系的同時，也要通過憲法學分支學科的建設，豐富解釋憲法現象的方法。如在憲法實踐中已發揮學術影響力的憲法社會學、憲法人類學、憲法政治學、憲法心理學、憲法史學、憲法哲學、憲法經濟學等學科既是研究方法的新變化，同時也是整個憲法學體系的發展。[2]憲法學作為完整的知識體系，主要由本體論與方法論組成，而方法論是評價憲法學體系發展的重要因素。憲法社會學在學科性質與功能體系上，能夠滿足憲法現象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為人們從社會角度客觀地分析憲法現象提供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憲法社會學的目標

憲法社會學是為了解釋和解決憲法規范與社會生活之間的沖突而產生和發展的，反映了憲法學研究中的價值與事實關系的原理。憲法社會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間并不長，但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學說早已存在。如18世紀中葉出版的杜克的《憲法與社會》是運用法社會學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代表性著作，標志著憲法學研究思路的轉型。在法國，列恩杜基在《憲法概論》一書中從社會連帶意識中尋求憲法正當性的根據，從社會學的角度對憲法進行了實證的研究。在日本，美濃部達吉在《日本憲法》中最早以社會學的方法分析社會生活中存在的憲法現象，并以憲法的社會基礎為出發點，提出了比較和歷史的研究方法。當然，當時的憲法社會學和憲法解釋學并沒有嚴格的界限，憲法社會學的研究借用了大量的解釋學方法，但畢竟提出了以社會為基礎分析憲法的思路，使憲法的存在獲得社會的評價體系。宮澤俊義教授吸取了法國憲法學的研究成果，嚴格地區分了法的科學與法的實踐的界限，廣泛采用了歷史科學的方法。在二戰以前的憲法社會學研究中鈴木安藏教授做出的理論貢獻是比較突出的[3].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尾高朝雄教授在日本法社會學的刊物《法社會學》第一期上發表了系統的憲法社會學論文，正式確立了憲法社會學的概念。

憲法社會學的目標是科學地認識憲法現象，體現科學主義的精神。憲法社會學的科學性既表現為接近憲法現象的基本態度，同時表現為認識方法的合理選擇。在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沖突中，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與方法有助于人們客觀地分析多樣化的憲法現象。在分析規范、現實、價值、事實等各種關系中，憲法社會學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指標與規則，豐富了憲法世界。因此，有的學者把憲法社會學稱之為“社會學的憲法學”或者“社會學的接近方法”。根據日本學者的解釋，憲法社會學是以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憲法現象的一門學科，[4]其知識體系的基本任務是：把憲法作為一個社會變動過程來認識，實證地研究憲法規范、憲法制度、憲法意識、憲法關系、憲法運動等憲法現象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使之成為經驗性科學。

因此，從經驗的角度看，憲法社會學概念一般具有如下特點：一是憲法社會學概念強調憲法現象與社會其他現象之間的聯系，突出憲法存在的社會基礎；二是在憲法社會學框架下，作為社會科學的憲法學與作為規范科學的憲法學能夠建立一定的對應關系；三是憲法社會學是一種動態的體系，具有歷史性；四是憲法社會學概念的核心是憲法的實踐功能，通過對社會生活的評價體系發揮其學術影響力。

三。憲法社會學的功能

憲法社會學在整個憲法學知識體系中發揮著重要的功能，起著知識整合和知識創新的功能。

首先，憲法社會學為客觀地理解憲法學研究對象提供了知識與方法。作為憲法學研究對象的憲法不僅指憲法典，而且包括現實的憲法制度與具體運作過程。憲法學研究對象的確定不僅受憲法制度本身發展水平的限制，同時也受社會變遷與時展的制約。在不同的憲法文化背景下憲法學所關注和研究的內容是不盡相同的。從現代各國憲法學發展情況看，研究對象的確定方法與具體標準體現了時代特征。如日本憲法學的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憲法意識、憲法規范、依據憲法建立的憲法制度；法國憲法學研究對象主要包括政治權力、國家、憲法體制、民主主義制度等，有關政治制度部分在憲法學研究領域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美國憲法學研究對象中憲法判例與現實憲法的論述居于主導地位；韓國憲法學研究中憲法規范的實證性研究與憲法的現實運作過程成為憲法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等。不同社會背景下憲法學研究對象所呈現出的多樣性反映了憲法社會學的基本理念，也就是在憲法與社會互動中觀察憲法現象。

其次，憲法社會學是建立與發展憲法解釋學與憲法政策學的學理基礎。在憲法學知識和方法論體系中憲法解釋學與憲法政策學反映了解決憲法問題的基本方法與體系，成為憲法學發展的基礎。從狹義上講，憲法學始于憲法解釋，同時也終于憲法解釋，通過一系列的解釋規則、過程與程序，并通過憲法政策（學）展示了對理念的關懷與學術生命力。離開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思維與思想資源，憲法解釋學的發展會遇到理論或方法上的障礙。[5]憲法社會學對憲法解釋學發展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從憲法社會學角度分析憲法解釋中面臨的問題，可以擴大解釋學的社會基礎；

（2）憲法社會學為不同形式的憲法解釋提供各種知識與社會經驗基礎；

（3）有助于建立憲法解釋學與社會生活之間的互動關系，以社會發展的眼光分析信息化時代面臨的社會問題；

（4）有助于克服憲法解釋學在知識整合方面可能出現的過于技術性和實證分析的局限性，擴大解釋者的視野，推動知識的整合和創新；

（5）以憲法社會學為基礎的憲法解釋學為解釋者提供解釋方式的多樣性，使人們獲得接近憲法現象的更豐富的途徑；

（6）憲法社會學的發展有助于推動憲法解釋學理論與實踐的發展，為建立本國特色的憲法學理論體系奠定基礎。

憲法社會學在憲法政策學建立與發展過程中的理論支持也是不可忽視的，憲法政策學的發展依賴于憲法社會學知識、規則與具體的研究方法。憲法學的研究領域包含著一切憲法問題，有的是憲法典中規定的，有的是與憲法典有關的，有的是憲法典與現實之間相互關系中產生的問題。不過，無論是何種形式的憲法問題，憲法學所面對的憲法問題是綜合性的，由此決定憲法學本身具有“綜合性科學”的屬性。憲法政策（學）是為了解決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并為憲法制定與修改指明方向的知識體系與方法。它提供了依據憲法價值評價與認識憲法問題的思路與方法。

憲法社會學對憲法政策（學）所產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

（1）憲法政策以憲法問題為對象，而憲法問題則來自于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與背景；

（2）憲法社會學知識對憲法制定與修改目標與過程提供廣泛的影響；

（3）憲法社會學所追求的知識的科學性對憲法政策的制定與具體實施提供依據；

（4）憲法政策學對憲法問題的基本認識是一種體系和綜合性的認識，其認識的基礎來源于憲法社會學的經驗與理性。憲法價值的實現過程中憲法政策論與憲法社會學知識處于相互補充與互換的關系之中。

第三，憲法社會學有助于協調憲法理論與憲法實踐之間的關系，使人們對憲法問題的解釋與認識達到客觀與理性。在憲法學方法體系中，解釋學發揮特殊的功能，但解釋學本身是否具有科學性，以及解釋方法的性質等問題是值得探討的。令學者們感到困惑的是，如何在憲法實踐中合理地平衡憲法問題的認識與解釋之間的關系，強化解釋活動的客觀性。憲法科學與憲法解釋有嚴格區分的概念，但兩者之間存在著價值互換的廣泛空間。解釋的過程就是發現價值，形成價值秩序的過程，至于解釋的客觀性的維護則取決于解釋者的判斷與意志。傳統的憲法學理論過于強調實踐價值與理論價值之間的界限，而沒有充分考慮實際生活中規范與現實之間協調的條件。如在純粹法學的影響下，憲法學界形成了“解釋―科學”兩元論的體系，把實踐活動理解為“法解釋”，把理論解釋為“法科學”，人為地割裂了認識與實踐活動之間的關系。憲法社會學方法的產生一方面提供了認識與實踐之間價值互換的認識工具，另一方面推動了憲法價值向社會現實轉化，提高了憲法規范的有效性。

再次，憲法社會學為各種知識之間的對話與交流起著紐帶與平臺的作用。在憲法學與法學內部各種知識之間、憲法學內部不同知識之間的對話與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在學科共同體中憲法學才能得到發展。當然，學術共同體的形成并不意味著憲法學專業性價值的喪失，也并不意味著憲法學要成為大眾化的科學。以憲法價值為核心建立的各種知識共同體的形成，有利于豐富憲法學研究方法，強化憲法學的解決憲法問題的能力。

四。憲法社會學基本框架

憲法社會學是以憲法問題的解決為出發點的，體現了憲法與社會關系的有機統一。其基本的研究框架包括一般理論、憲法動態過程與憲法評價等部分。其中，核心的部分是研究憲法動態過程，建立憲法與社會良性互動的機制。由于各國憲法學面臨的憲法問題不同，憲法社會學研究內容與范圍上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如日本學者上野裕久教授的《憲法社會學》一書的基本框架是：憲法社會學導論、憲法制定過程、憲法變動與憲法功能等。在憲法社會學導論中作者主要探討了憲法社會學性質、課題與方法等基本范疇問題。在憲法制定過程中，重點探討了特定社會背景下憲法產生的具體過程。在憲法變動過程的研究中，主要研究變動的形式、過程與原因等問題。

從目前憲法社會學發展的趨勢與研究成果看，其基本框架包括如下內容：

（1）憲法產生與社會條件的關系。憲法——國家—社會是揭示憲法社會學邏輯基礎的基本依據；

（2）對不同國家憲法制定和修改過程進行實證分析是憲法社會學的歷史基礎。在說明國家權力與制憲權關系的基礎上，系統地分析影響制憲過程的事實、制憲者思想、制憲模式等因素；（3）憲法實施過程的社會學分析。憲法社會學為人們提供了分析憲法動態發展的方法與途徑，有助于轉變憲法實施問題的觀念，確立憲法價值現實化的規則；

（4）違憲問題的系統研究。違憲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應從社會的眼光分析其產生的原因、違憲責任、違憲主體、違憲制裁與程序等；

（5）憲法意識的研究。在憲法社會學框架中社會主體的憲法意識是評價憲法社會功能的重要內容，構成憲法社會學的心理基礎；

（6）憲法功能綜合研究。通過憲法社會學理論的分析，建立政治憲法—經濟憲法—文化憲法—國際憲法相統一的功能體系；

（7）憲法功能評價指標與體系問題。憲法社會學研究重視社會對憲法功能的評價問題，要求建立相應的評價指標；

（8）國際化時代憲法價值觀的演變與功能問題的綜合研究；

（9）憲法學統計與定量分析方法的研究；

（10）憲法學教育方法與形式問題的研究。

概括地講，憲法社會學是以憲法與社會關系的分析為基本出發點，以憲法運行過程的動態分析為基本內容，以憲法的社會效果為評價體系的動態的知識體系，反映了憲法學理論與方法的基本發展趨勢。

五。憲法社會學方法論

從某種意義上講，憲法學的發展歷史就是憲法學方法論發展的歷史，科學而多樣化的研究方法的開發與運用是憲法學逐步走向成熟的標志。

憲法學研究方法一般分為基本研究方法和具體研究方法。基本研究方法包括歷史分析法、系統分析法、比較分析法與綜合分析法。具體研究方法有功能分析、實證分析、規范分析、價值分析與判例分析等。不同形式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中，憲法社會學既構成獨立的研究方法體系，同時也起到整合各種研究方法的功能。如綜合分析法要求人們在分析憲法現象時，從綜合的角度分析不同性質的憲法制度，確立綜合的研究思維，在統一的知識結構中合理地運用憲法學知識。功能分析法側重于憲法發揮社會效果的分析，要求研究者從動態中把握憲法發展規律。價值分析法主要從價值論的角度分析憲法制度的內在結構及其運行過程，是對憲法實踐價值的一種社會評價方法。

在憲法學研究中大力引進憲法社會學方法是憲法實踐發展的客觀要求，有利于更新傳統的憲法學研究方法，以保證憲法現象的分析具有客觀性。在傳統的憲法學理論中，我們雖強調了研究方法轉型的必要性，但始終沒有在方法論上取得比較大的突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憲法學研究方法缺乏統一性，沒有形成方法論上的學術共識，缺乏遵循方法論規則的學術自覺。由于方法論與社會現實之間出現沖突，人們難以以成熟的憲法理論解釋社會現象，無法準確地把握憲法問題與法律問題之間的界限。比如，在憲法學教學中，我們介紹了大量的西方憲法的理論與方法，但這些理論與經驗的社會正當性基礎與適應性問題并沒有得到學術的嚴格驗證。對憲法與、憲法分類、限制基本權利的界限與原則、基本權利的分類、憲法公共性與意識形態性之間的關系、憲法與、人權第三者效力、憲法與民族等基本憲法理論問題上，有時我們所提供的知識與方法是不完整的，往往滿足于制度或規范的分析，未能從憲法現象存在的特殊社會矛盾與沖突中尋找原因。

實際上，影響憲法制度發展與演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運用制度的人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經過社會實踐檢驗的“社會的力”始終是影響憲法發展的重要背景。社會生活的差異決定了憲法體制的多樣性，同時形成了多樣化的憲法理論。人類的歷史告訴我們，價值的普遍性并不否定各國實現理想的具體方式與過程，人類生活的多樣性是所具有的道德品德。因此，從憲法社會學的角度，向民眾說明生活的特色與多樣性是必要的，不應片面強調文化與生活的一致性，更不應該以犧牲社會生活的個性為代價，保持所謂的普遍性價值。

在憲法社會學理論看來，憲法現象的分析是在一種體系和規范中進行的，憲法所體現的是規范價值與生活方式，規范憲法與現實憲法之間的合理平衡仍然在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知識空間內實現。如采用憲法社會學方法，可以尋找實現憲法規范的社會基礎與力量，建立評價憲法發展的綜合體系，即以憲法學者的理論研究、憲法問題判斷者的智慧、憲法教育的形式、公眾的憲法意識與社會的憲法支持等為基礎建立憲法價值的綜合評價體系。這些相關因素的有機作用構成推動憲法發展的內在動力。從這種意義上講，憲法社會學是以“體系分析”為基本框架的“體系理論”，承擔著對憲法體系進行社會學分析的任務。對已建立的憲法體系的合理解釋、憲法體系內部各種要素的實證分析、憲法運行動力的發現等都需要憲法社會學的思維與方法的積極運用。在憲法社會學理論比較發達的國家，憲法裁判功能的分析基本上依賴于憲法社會學所提供的信息與方法，甚至對憲法解釋者判斷依據與具體背景也要通過憲法社會學理論來進行分析。

憲法社會學接近憲法現象的理論思維是“原因——結果”的方式，即透過實際生活中存在的憲法現象說明產生某種現象的原因，并以憲法價值評價其社會效果。當人們發現產生某種憲法現象的原因時，可以根據已提供的經驗，得出某種結論。如果人們所發現的原因與結果之間缺乏必要的邏輯關系時，我們應在原因或結果中尋找相互聯系性，對其性質進行合理的判斷。如前所述，憲法現象是復雜而多變的社會現象，一種原因有可能產生多種結果，也會出現原因與結果之間沖突的后果。從憲法社會學的角度看，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之間形成合理平衡的基本條件是：社會共同體對憲法價值觀的普遍認可；良好的憲法文本的存在（成文憲法的國家）；憲法審判制度的存在；健全的憲法教育等。規范與現實之間發生沖突就說明維持平衡的某些條件受到了破壞，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加以分析和觀察。我們需要運用憲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與具體經驗，分析憲法實施中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哪些因素阻礙著憲法的實現等問題。

憲法社會學作為憲法學的基本研究方法，為規范研究方法和經驗研究方法的相互結合提供了方法論基礎。規范研究方法和經驗研究方法乃是現代憲法學研究的基本方法，盡管其內容與運用過程發生了變化，但在整個憲法學體系中的影響仍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在人類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規范研究方法并沒有失去存在的意義，價值分析作為憲法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人們對憲法問題的分析。但是，規范研究方法也面臨自身無法克服的局限性，容易把價值問題絕對化。為了客觀地分析憲法制度運作的規律與規則，有必要運用科學方法進行經驗研究，以推動憲法學成為具有說服力和解釋力的理論或方法。規范研究與經驗研究的相互滲透和融合，反映了現代憲法學研究方法的基本趨勢，拓展了憲法社會學知識的運用范圍。特別是經驗性研究主要通過憲法社會學知識實現，如憲法社會學的案例分析、社會調查、功能分析、定量分析等直接為憲法學的經驗研究提供背景與認識工具。

六。結語

通過憲法學發展的思考與反思，憲法學界形成了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研究方法的創新是創新憲法學理論體系，建立憲法學基本范疇的重要途徑和有效手段。近年來，我國憲法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研究領域的擴大是通過研究方法的創新實現的。通過對中國社會現實的分析，學者們提出了更新研究方法，改變思維模式，從方法論上解決研究方法問題的許多新思路，并賦予憲法學新的形式與內容。作者認為，在我國，創新憲法學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是大力加強憲法社會學的研究，擴大憲法社會學的研究領域，為憲法學研究方法的更新提供理論與方法論基礎。經過2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憲法發展經驗，為憲法社會學的發展奠定了經驗與社會基礎。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無論在憲法學研究過程中運用哪一種方法，從基本發展趨勢看，有理論內涵的研究成果，都貫穿一條主線，即把憲法學理論研究與社會現實問題的解決統一起來，使研究方法獲得堅實的實踐基礎。目前，憲法學研究方法正處于轉型時期，憲法學界要重視憲法社會學功能，需要以憲法社會學為基礎建構新的方法論體系。

注釋

[1]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法學博士

[2]日本著名憲法學家小林直樹對憲法學體系的分類是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他把憲法學分為廣義憲法學和狹義憲法學。廣義憲法學分為理論憲法學和實用憲法學。理論憲法學又分為一般憲法學、憲法學理論、憲法史、憲法學說史、憲法思想史、比較憲法學、憲法社會學；實用憲法學分為憲法解釋學、憲法政策學。

[3]鈴木教授是日本憲法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最早提出了“憲法學”和“科學的憲法學”概念，強調憲法學與社會實踐的相互聯系。

篇2

近年來，伴隨著對于高爾夫球運動認識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聯合調查表明：高爾夫球場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時起到了解決就業、增加稅收、改善居住環境、改善投資環境等積極作用。使得高爾夫球運動得以正名，高球項目的發展又重新煥發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別建立了中國第一家和第二家公眾高爾夫球場，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財政、稅收等方面給予支持和優惠。這種支持是建立在社會各項事業統籌和可持續發展上，來自于政府的這種態度對于高球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社會因素。①高爾夫運動代表的文化內涵，滿足了社會的某種精神需要。高爾夫運動的文化內涵是豐富的，代表了游戲、競技、休閑和溝通，分別對應了生活文化，商業文化，休閑文化和社交文化。作為一種舶來品，高爾夫運動提供給人們更多的選擇，首先體現在生活方式選擇上的多元化與個性化，高爾夫球運動提供獨特的生活理念，比如，與大自然的最親密接觸、陶冶情操。目前參與高爾夫球運動的群體，以中高端商務人士為主，因此，為高球運動貼上了“商業文化”的標簽。高爾夫運動在動靜的轉變之間，盡顯了領導者的抉擇風范。高爾夫球運動的發明來自于蘇格蘭牧羊女的游戲，其休閑的特質也盡顯無遺，置身于藍天綠草之間，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無疑是休閑的絕佳方式。同時，活動范圍擴大和加深，社交成為個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爾夫運動，為人們展示了一種有效、有層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為其所涵蓋的文化特質，適應了當今社會的不同人群不同層面的需求，高爾夫運動才得以廣泛開展。②經濟發展與高爾夫運動的開展相互促進。某種意義上講，高爾夫運動在我國的開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產物。開展該項目，并不僅僅是建立一座球場那樣簡單容易，在一座座高標準球場的背后，是一條長長的經濟鏈條，包括配套設施，道路和運動用品（球具、服裝、球車等）等，這一切都需要經濟上的巨大投入，沒有強大的社會資源作基礎，是無法發展的。無論是從占地還是維護、經營，高爾夫運動都需要相當昂貴的費用，強大的經濟實力，是開展該項目的根本前提。東部和沿海地區，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度發展，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源，這些地區的也是開展最好的，所以，沒有雄厚的經濟基礎，就等于是空談。據統計，高爾夫運動的開展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呈現明顯的正相關，二者為互為促進、互相影響的關系。因此，經濟的高速發展，促進了高爾夫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反過來，高爾夫運動也為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

需要解決好的幾個問題及對策

伴隨著社會的發展，高爾夫球運動作為一項典型的休閑、競技體育并存在形態，成為體育發展的趨勢，理應得到正視，促進其合理發展。針對目前存在的問題，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強制度建設。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爾夫球的發展往往就會陷入短視、急功近利之中，對于其本身的長遠發展是一種不小的傷害。因此，只有從宏觀的角度，建設與其他社會建設相協調的高爾夫球發展制度，并且站在社會和諧發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場失靈、環境污染、亂占耕地等問題的再現，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適宜的政策，以幫助高球運動健康的發展，使高球運動本身的效益和社會收益的最大化。

篇3

把語言當作社會現象來研究由來已久，研究語言符號的社會性是社會語言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緣起。研究語言必須聯系社會實際，這是社會語言學的基本出發點。在二語習得領域，1970年代以來，心理語言學理論占有重要地位。主流研究把語言當作心理現象，關注學習者的個人心理特質，而忽略了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環境的作用。1990年代以來，推崇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的學者則強烈反對把語言和語言習得與社會環境相分離，開始探索該理論在二語習得發展過程和教育中的應用，由此開創了從社會文化視角探索語言習得的認知過程。作為一種研究高級心理機能發展的理論，Vygotsky社會認知發展理論強調社會活動在心理發展中的作用。語言是聯結個體與外界之間關系的主要工具，在高級認知中起著中介作用。語言具有雙重屬性，對外是社會互動的單位，對內是思維的單位，通過對話活動來協調社會活動和高層次的心理發展。語言作為符號工具使用包含著間接經驗，與帶有獨特社會特征和文化信息的社會情境緊密相連、無法分割，言語能力的形成是在社會支持系統下通過認知過程實現的。語言學習就是社會活動與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3］。語言社會化在二語習得的社會化路徑中占據重要一席。語言社會化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雖均受到Vygotsky心理學的影響，在研究目標上卻不盡一致。社會文化理論關注的是認知能力及語言能力的發展，而語言社會化理論則關注的是文化知識與語言使用能力的共同發展。語言社會化理論最早由人類學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他們將其定義為兒童或初學者通過語言形式的學習實現其社會化的過程，其間包括接受相應的價值觀、行為方式和社會習俗。這方面的研究表明，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相互依存、難以分割，語言習得的過程也可以看作是其與社會文化相適應的過程，即個體的社會化過程。

特定的語言和其生存的社會文化環境是一個整體，各個組成部分相互依賴、相互作用。在社會語言學領域，圍繞結合社會因素探索語言問題這一觀念，Firth繼承和發揚了Malinowski關于語言是一種行為方式、具有社會功能的觀點，強調要把語言放到整個社會環境中去研究，提出了言語情景的概念，創立了語言學研究中的語境學說，認為語言的意義就在于其在語境中的可能。隨后陸續發表的語境和語域理論領域的研究成果充分說明，在人使用語言認知和交流的過程中，肯定會程度不一地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當然環境中也包含歷史文化風俗等因素。正因為如此，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人的高級層次的認知取決于社會文化因素。最新的二語習得研究成果已經證明，語境的各個方面都影響著語言學習的過程。如Norton從身份構建這一切入點出發，揭示了社會文化語境形成的二語習得者與目標語之間的權勢關系，以及這種關系對二語習得過程的影響。［5］正因為語言具有社會性，所以語言習得（即語言知識的構建）很難與語言產生和使用的社會文化割裂開來。從社會語言學的視角來看，二語習得的社會學轉向肯定了語言的社會性，認同語言是社會現象而非心理現象，語言知識和能力的構建與學習者的環境體驗和社會交際密切相關。從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角度來看，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了語言與社會環境之間的內在聯系，將二語學習的社會因素理論化，并且通過這個寬泛的框架，為二語研究注入了社會化理論。

二、研究視角的靠攏：對交際互動的重視

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當前較為活躍的社會文化派與認知派理論上的最大分歧在于，社會文化派不贊同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而認為人的高級認知來源于社會交往活動，因此特別強調交際和互動在認知及語言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由于交際本身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這樣，身心、內外或思維和交際活動就通過語言符號得到了統一，即交際活動中的語言運用在心智功能發展中起著核心作用。但交流不僅僅只是語言學習的工具，按照Hymes的看法，交際本身也是一種能力。語言交際能力問題涉及很多因素，除了語言結構、語境文體、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等方面外，還有文化心理方面的因素。1960年代，受人權運動時代的影響，語言問題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基于Fishman對移民語言狀況的考察，Bernstein對不同階層成員，特別是兒童語言的考察，以及Labov對黑人英語的調查，社會語言學在興起之初已發現三條重要的原理：語言與社會是相互作用的；人們有可能掌握幾種結構各異的語言或變體；語言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語言規劃和社會規劃加以改變。也就是說，在社會語言學研究者看來，社會中的語言使用者具備使用變體的能力，對變體存有主觀態度，可以在交際中加以選擇使用。語言系統是異質性的，充滿內部變異。語言作為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系統聯系在一起，從心理學角度考察語言使用者對語言變體的主觀認識和態度，以及上述帶有社會性質的評判對語言使用者言語行為的影響，是社會語言學主流之一語言社會心理學的中心課題。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因此從個人角度研究說話人對語言的態度是可行且必要的。語言態度歸根結蒂反映了對語言使用者和用法的態度。對社會心理的考察，主要是通過心理實驗的方法獲取研究素材，如配對變語法測試受試者對操某種語言或語言變體的態度，并且經常結合使用語義微分尺度，使說話人的特點得到更確切的分析。語言社會心理學對語言態度的研究，大大加深了人們對語言與社會的關系、語言在社會交流中的作用的理解。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二語習得產生了重大影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Lambert和Gardner的二語習得中的態度與動機理論，其研究重心主要放在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態度、動機對他們最終的成功所具有的影響之上。研究結果表明，二語學習者對所學語言的態度會影響其習得效果。Giles的言語適應理論是繼Lambert方法后該領域在理論上的新進展，也是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研究語境中交際者的心態和言語選擇行為。語言使用者趨同或趨異的言語選擇，突出強調了社會交流中語言使用者對對方的認同或不認同的態度和行為，解釋了言語交際中風格變化的策略背后的主觀情感和動機。［6］言語適應理論為語言變體研究增添了動態的角度，體現了社會語言學自身從典型描寫到解釋預測的研究發展路徑。這種解釋性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Labov對語言變異描繪精細但局限于靜態的不足。另外，這方面的研究也凸現了個人是如何通過語言選擇來顯示自己的社會文化價值的。在社會建構主義影響下，社會語言學認為，語言與社會因素可以被視為是相互建構的：身份影響語言的使用；語言的使用也是塑造身份的過程。總的來講，社會語言學的發展與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注重真實語境、身份和體驗，這與多種語言互動的主張不謀而合。從理論上講，當前社會語言學理論框架中語言變異研究的成果，如語言變體的辨識、語域的認知等，為交際能力的培養和評價提供了系統的、受社會條件影響的二語變體數據，對二語學習具有指導意義。語碼混合、語碼轉換及言語適應策略等交流中的言語選擇，使交際語言運用能力目標得以形象化地表達。對交際中的語言行為，如道歉、贊美、邀請、拒絕、請求等的研究，為二語習得跨文化言語行為意識的培養勾畫了發展目標。

三、學習觀的認同：基于使用的學習

如前所述，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主張學習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始于人際交往的。對于二語學習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與人交往，在交往互動中進行意義的建構。比如，學習者很容易注意到詞匯的習得伴隨著對一定社會文化情境的深入了解，在不同的語境中，詞匯意義可能會發生改變，語言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系并不固定。對范疇的掌握意味著根據交流需要對語言規范遵從或背離。事實上，語言的習得和使用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語言是人際交流、社會活動的中介，而言語交流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因此語言學習即語言使用。反過來，語境中對于語言使用也可以鞏固和加強語言學習。由此可見，社會文化派的語言習得理論認為習得過程即語言的使用過程，認為真實世界中使用的語言對學習來說是根本性的而不是輔的，使用不是習得的結果，也不是手段。正因為社會文化派堅持在語言習得和語言使用間劃等號，如此強硬的立場招致了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二語習得而不是語言的使用的激烈批評，反對把二語習得研究的范圍擴大到二語在真實語境中的運用［7］。在習得即使用這一點上，社會文化派完全可以從社會語言學領域中的最新流派———認知社會語言學那里找到強有力的理論支撐。認知社會語言學是認知語言學的體驗哲學觀和經典社會語言學理論相結合的產物。認知語言學關注語言的普遍原則與人的認知之間的關系，但由于語言意義并非孤立存在，是在人類互動中產生及傳遞的，因此認知語言學所理解的語言概念及其基本結構也關系到社會和文化情境下的認知。隨著認知語言學的不斷發展，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從話語和功能的角度研究語言，越來越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基于用法的主張本來就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理論立場，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知識來源于使用，說話者為了交際和社會交互的目的識解自身體驗，而聽話者也為同樣的目的識解說話者的話語，因此認知語言學渴望對語言的社會交互性做出自己的貢獻［8］。上述原因將認知語言學引向社會變體研究。對于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體系中該如何理解語言系統、為什么變體研究具有重要性的問題，認知社會語言學家Geeraerts認為，由于語言使用的行為是語言學的最基本事實，語言系統只被看作是對語言行為中出現的模式進行抽象和概括。他談到，“Thereisusage，thereistheinteractionbetweenpeople，theinteractionissociallystructured，andthelinguisticsystemisanabstractionoverthatsocialstructure……”［。可見，語言使用者學習語言的過程并不是將自己與所謂的系統進行校正的過程，而是在社會互動中與其他語言使用者相互調整的過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Geeraerts認為，由于每個人的接觸范圍有限，這些調整都是不完全的，并具有各自的社會結構。因此，在基于用法的方法論里，語言變體研究是語言學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互動影響了語言使用者的個體語言知識系統。綜上，結合語言習得，可以有如下理解。第一，任何語言的使用者都是學習者；第二，習得不能簡單地被看作是結果，更應將其看作是一個永遠的、不間斷的過程；第三，應重視真實的語境、不同的參與者、不同的身份，應重視不同的社會語境、交際者、社會群體導致的隱喻變異，重視隱喻背后的文化模式，其重要性可能不次于教室語境。

四、對學習對象的共識：關于規范和標準

語言的變異性和標準化都是社會語言學的重要研究內容。面對語言內部變異和動態發展的事實，有必要編撰一整套言語社會遵循的統一規范，來對上述情況有意識地壓制，以便服務于國家化進程、國家象征、社會統一、實際需求與學校教育的開展等。這就是標準語產生的緣由。其本質也是一種發生在一定社會和歷史空間中的語言變異現象。按照社會語言學的觀點，語言變體沒有優劣之分。從功能的角度看，語言形式對應社會功能，社會語言學關注的是交際功能和交際任務的完成及其效應。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標準語具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能滿足適應較高語體的功能需要，但不能由此認為標準語就比其他變體更為優越。從學校教育角度上來講，課堂教學也需要一套規范，因而標準語是很好的選擇。由于學校教育的強化，學習者傾向于認為標準語形式是正確的，而其他方言和變體形式是錯誤的、不規范的、聽起來是不對的。事實上，在交際者感情不認同的場合，如團結模式中，由下而上的力量有可能出現對標準語的趨異和背離，比如，標準語顯然難以適應較為低端的語體。另外，標準語雖然保守，其變化雖然緩慢，但是它仍然是有變化的。標準語在語言的各個層面上的標準化程度是不一致的，其程度最高的是書面形式，較低的可能是它的語音。特別是在當今語言國際化、多元化、多文化、多變體的形勢下，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二語學習者應盡量了解語境和身份的多樣性，盡可能地增長變體的知識和使用變體的體驗，以有利于二語學習。

五、結語

篇4

論文關鍵詞：校園文化；學生干部；大學生活動

高校校園文化是一所學校的精髓，也是一所學校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一個多層次、立體性的概念，它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學校的具體體現，是一所學校獨特的精神風貌，也是學生文明素養、道德情操的綜合反映。它對于當今大學生的成才具有重要的影響，為他們學習如何做人、做事、做學問都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高校學生干部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紐帶和橋梁，是校園文化活動中的積極組織者和主要參與者，是開展校園文化活動的有效保證和中堅力量。

一、高校校園文化的涵義

校園文化相對于社會文化而言是一種亞文化，是社會文化的分支系統，有著比較寬泛的外延及內涵。從廣義上講，校園文化是指校內的師生員工共同創造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從狹義上講，校園文化是指第一課堂之外的物質形態和精神活動。目前有關校園文化的說法很多，一種看法認為校園文化就是學校的藝術教育和學生的課外文化活動；一種看法認為校園文化是學校在建設和發展中所形成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另一種看法在兩者之間，認為校園文化僅括學校的思想、意識、觀念、習慣及情感領域。一般認為校園文化從形態上可分為校園物質文化、校園精神文化、校園制度文化三大類(也有人說制度文化是精神文化的一種)。校園物質文化主要包括建筑物、教育教學設施、文體娛樂活動及生活設施(也即是整個校園一切物化設施及環境)等。校園精神文化是一所學校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逐步形成并被廣泛認同，帶有鮮明特色的校園精神、傳統、作風、道德規范以及理想追求和思想意識等方面的集中反映，是校園文化的核心，是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它應包括校風、學風、教風、校訓、校園精神、校園意識等內容。校園制度文化是指校園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以及用于調整、控制和規范這些關系的規范體系。主要包括國家的法律法規，學校的各種規章制度，教學、科研、管理以及道德行為規范等等。校園制度文化是校園物質文化和校園精神文化的保證。我們所說的校園文化是指學校全體師生員工在長期的辦學過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標、價值標準、基本信念和行為規范，它是一種管理文化、教育文化和組織文化，校園文化的形成過程是一個內化的過程，需要全體師生員工的認同和外界的認可，優秀校園文化是一個歷史積累的過程，是一個主動建設營造的過程。

二、學生干部在建設校園文化中的中堅作用

高校學生干部是開展校園文化活動的有效保證，同時他們還肩負著構建和諧校園文化、提高學生工作質量的重大任務，一個團結、高效、合作、務實的團隊是學生工作順利開展，不斷發展的核心動力。 轉貼于

（一）校園文化建設中的組織領導作用

在日常校園文化活動中，學生干部承擔著組織領導職能。他們應有感召力、影響力、向心力，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感染周圍同學，把同學團結在一起，使他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建良好的班風、校風、學風，對形成團結向上的集體發揮重要的作用。實踐證明，高校的精神文明建設，各項規章制度的實施，學生社團活動的開展，如果離開了學生干部的組織、領導和積極參與，就無法收到良好而持久的效果。高校學生干部是廣大學生的領頭軍，是高校管理工作中的一支生力軍，他們在學生中間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和較強的凝聚力，在高校校園文化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二）校園文化建設中的協調管理作用

學生干部是校園文化活動的組織者和開展者，是校園教學生活秩序的維護者，是和諧校園的建設者。他們既是學校開展各類校園文化活動的有力助手，又是實施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能充分調動了同學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參與性，有助于其培養主人翁精神和社會責任感。

（三）校園文化建設中發揮創新作用

學生干部要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才能造就全新的工作局面。作為學生干部應自覺突破舊的模式的束縛，更新思維方式，開發創新興趣，培養獨立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善于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才能不斷探索出適應時展要求的工作方法，才能不時地在活動中加入個人的想法，從而使每一項校園文化活動都能吸引更多的學生參加，開創工作的全新局面。

（四）校園文化建設中發揮橋梁紐帶作用

學生干部起到下情上傳，上情下達的橋梁溝通作用。一方面學生干部將學校的方針政策、規章制度等認真學習，并在同學中宣傳疏導、貫徹實施，將學校和教師的要求內化為學生的自覺行為，使學校的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另一方面，學生干部向學校和老師及時反饋同學們的意見、建議和實情，對學校的學生工作決策作出有益的補充，使之更加貼近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實際情況，提高解決問題的針對性和效率，使師生關系更加和諧，從而化解矛盾。

（五）校園文化建設中發揮模范帶頭作用

學生干部和同學們生活、學習在一起，年齡、閱歷、愛好相仿，因此對學生的影響更直接，更現實。學生干部的榜樣作用也更好地感染、激勵、號召和帶動著學生共同進步，是學生最現實的榜樣和楷模。學生干部應該嚴于律己、以身作則，成為遵守校規校紀的典范；以自身具有的號召力影響和帶動其他同學共同進步，營造健康的輿論環境，形成積極向上的集體氛圍。

篇5

確定高等教育學與其相關學科親疏關系的實質是“學科間性分析”，而引文分析法是“學科間性分析”的基本方法。該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論著等各種文獻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行統計分析，以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本文的引文分析是對高等教育學權威期刊論文的引文按照學科分類進行統計，根據引用頻度（比例）確定相關學科與高等教育學的親疏程度。本文的學科分類是以現有的學科門類為基礎，結合高等教育學的實際情況確定的，分為4類13個學科。即教育科學類3個：普通教育學、高等教育學、心理學；人文科學類3個：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科學類5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管理學、法學；自然科學類1個，理工農醫等所有自然科學歸為1個學科；其他學科1個，未納入上述學科類別的其他文獻。本文的主要數據源為華中科大主辦的《高等教育研究》雜志。該刊是國內第一批高等教育研究專業刊物，是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權威刊物和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高等教育學專業委員會會刊，其論文能代表30年來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發展的狀態與水平。為了解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還選擇了6個相關學科的權威刊物，對其2010－2012年的論文引文進行了統計。6個學科及其刊物分別是：經濟學———《經濟研究》，社會學———《社會學研究》，政治學———《政治學研究》，文學———《文學評論》，歷史學———《歷史研究》，哲學———《哲學研究》。前三個屬于社會學科，后三個屬于人文學科。此外，為探討高等教育學對整個教育科學的貢獻，我們還對《教育研究》2010－2012年論文的引文進行了統計。

二、主要數據及初步分析

（一）《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量

從1980年至2012年，《高等教育研究》共刊載論文4517篇（不包括短訊、動態、通知等），引文35302條，篇平均引文量7．82。從表1可以看到，無論是引文數量還是篇均引文量，30年來總體都呈顯著增長趨勢，這表明高等教育學吸收已有知識的能力在逐步提高。

（二）《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分布

從表2看，高等教育學自引率達到45．61％，普通教育學排名第二，為23．56％。作為教育學的兩個“同門兄弟”，普通教育學在高等教育學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擔當高等教育學第一相關學科，理所當然。社會學和哲學的比例相對較大，分別達到7．36％和6．74％。社會學是一門對人和社會進行綜合性、總體性研究的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上與多門人文社會學科有交叉性。從宏觀社會學角度來講，高等教育系統屬于整個社會體系的一個分支，現代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社會問題，已經趨于成熟的社會學理論和方法往往能為解釋和解決這些問題提供重要幫助。而哲學是關于自然、社會、人生和思維的最普遍的本質和規律的學科，為各門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論，高等教育學也不例外。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管理學比例在2％到3％之間，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也較為密切。歷史學對高等教育學有特殊的意義，因為“高教理論一般說來是從高教歷史中總結出來的”，兩者關系可表述為“論從史出”［5］。文學、心理學、自然科學和法學低于2％，與高等教育學的關系相對疏遠。文學不被重視與高等教育學長期以來對“科學化”的執著追求密切相關，自然科學比例低的原因是兩類學科鴻溝巨大，法學比例墊底是高等教育法制建設和研究長期滯后的必然反映。最令人遺憾的是心理學比例竟排在倒數第三，我們認為，這絕非合理現象。眾所周知，普通教育學從創建開始，就把研究重心放在人才培養上，自覺地利用了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使得心理學一直成為與普通教育學關系最密切的學科之一，而高等教育學從一開始就把研究視野拓展到社會這個更宏觀的層面，關注更多的是體制、結構、制度等宏觀問題，對人才培養的研究相對忽視，造成高等教育學不怎么研究“教育”的情形。于是，心理學備受冷落就不足為奇了。高等教育學與心理學關系的疏離，直接導致了高等學校人才培養研究的難以深入。

（三）《高等教育研究》論文引文的學科結構變化

一般而言，一個新學科在創建初期，由于學科知識和理論尚在形成中，學科自引率是比較低的，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和成熟，自引率往往會呈現上升趨勢。從表3看，30年來高等教育學的發展軌跡可以印證這種現象。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關系的變化耐人尋味。高等教育學創立初期主要借鑒了普通教育學框架、理論及概念，因此20世紀80年代普通教育學對高等教育學影響巨大，《高等教育研究》引文中有近1／3（32．75％）來自普通教育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構建自己獨特的“理論體系”，而其背后的潛臺詞就是擺脫普通教育學的影響，高等教育學引文中普通教育學的比例隨之逐步下降。高等教育學與普通教育學之外其他相關學科（簡稱“其他學科”）的關系也有令人費解之處。從我們的經驗判斷，30年來，其他學科對高等教育學的影響日益擴大。特別是21世紀后，多學科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社會學、哲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受到了不少高等教育學者的青睞，但我們的統計顯示，其他學科引文的比例相比90年代并沒有明顯增長。

（四）部分相關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2010－2012年，文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等6學科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數量為102條，僅占6學科全部參考文獻數（70700條）的0．14％，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同一時間，高等教育學論文引用6學科文獻2229條，達到高等教育學參考文獻數（10323條）的21．6％。“衡量一門學科地位的標尺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吸引了其他學科。”［6］0．14％的數據反映了高等教育學的薄弱現狀，更是它在學科之林中卑微地位的真實寫照。有學者最近提出：“高等教育學在引進知識的同時也對外輸出知識”，如“通過實踐哲學命題進而反哺哲學”，“向社會學提供了特殊社會關系的內容養分”［7］。可惜，我們的研究還不能證明這一觀點。

（五）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

由于難以選擇最能代表目前普通教育學研究狀況和水平的刊物，所以本文沒有統計普通教育學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情況。我們對綜合性權威教育刊物《教育研究》2010－2012年的825篇論文8445個引文進行了統計，發現教育學論文引用高等教育學文獻的比例為17．25％。這表明，年輕的高等教育學已經成為教育學（教育科學）重要的知識來源。

三、主要結論

篇6

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研究

一門學科的建立、發展與成熟離不開對其理論體系的探討與爭辯，體育社會學自70年代在我國發端以來，一直有部分專家專注于該學科理論體系的探討，并取得了豐厚的研究成果。專家學者們就體育社會學理論基礎問題長期、深入的探討對該學科在我國的發展與成熟起到非常重要的鋪墊與推動作用。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早期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爾后部分社會學領域和體育學領域學者認為它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近年來，有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即它既具有社會學分支學科的屬性，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也有學者提出了體育社會學只有一個學科屬性，即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觀點。孰是孰非，還需學界的進一步討論與爭辯。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學界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觀點，即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并就什么是體育社會現象、構成體育社會現象的前提條件、什么樣的體育社會現象才有研究價值等問題進行了更深入的討論。

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認為“范式(para-digm)”是在科學實踐活動中某些被公認的范例，包括概念、定律、理論、觀點、應用等在內的范例，范式可以用來揭示科學發展和科學革命的結構，為某一科學研究傳統的出現提供模型。［1］有人認為“范式”這一學術詞語已逐漸替代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范式，學界大致持這一觀點，即實證與思辨研究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范式。如仇軍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經歷了初始階段注重解釋主義(思辨)研究范式，發展階段具有實證主義研究范式色彩，現階段實證主義研究方法與解釋主義研究方法相互滲透和融合幾個階段。［2］吳貽剛等認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較單一，主要以結構功能主義為主，雖然也有一些使用了沖突理論的范式，還有一些運用了后現代主義范式，但總招來結構功能主義者的激烈批判。［3］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理論與框架主要援引自社會學與其他相關學科，包括結構功能理論、角色規范理論、符號互動論、女性主義論、社會越軌理論、社會轉型理論、非政府組織理論、公共服務理論、社會排斥理論等。比如運用結構功能主義分析不同時代體育應完成的歷史任務和承擔的歷史責任，運用符號互動論分析體育群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人與組織之間的互動以及組織與組織間的互動，運用角色規范理論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運用社會越軌理論解釋競技體育異化問題，運用社會排斥理論探討體育中弱勢群體體育、體育權利與公平問題等等。其中，運用結構功能主義來解釋體育現象的研究居多，其他理論應用較少。

研究方法是衡量一個學科發展程度的重要標志。近年來，問卷調查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應用越來越普遍，有學者就體育社會學中與問卷調查方法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陳海燕對6種體育期刊1999－2003年間以調查研究為主要研究方法的論文進行分析后認為，多數研究者忽視了對研究方法的介紹，在抽樣調查中，抽樣方式介紹不明的占20．6%，在調查資料的處理、分析和表達方面，多數研究停留在以百分比的直觀解釋和說明上。［4］楊威的研究也表明，目前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問卷調查方法的使用，在問卷統計處理和分析上，多采用百分比分類統計分析，注重對現狀的描述;但從整體發展來看，呈現出由常規統計、單變量統計分析向多元統計分析發展，由描述研究向解釋研究發展的趨勢。［5］斯迪虎認為體育社會學因果關系的本質存在于決定論與人的自由意志之中，數理統計是關于體育社會現象之間量的相關分析，任何具體的量都有質的規定性，如果不了解量背后的質的規定性以及數量關系背后的社會背景情況，就可能做出膚淺、錯誤的解釋。因此，體育社會學的數理統計中，即使兩個變量之間具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并且具有統計意義，也不能因此作出兩個變量間存在因果關系的結論，而應遵循數理統計與邏輯實證相結合的原則。［6］楊威的研究也贊成上述觀點，建議應注重信度與效度問題、抽樣方法問題(隨機不等于隨意)、統計分析問題(過于相信兩個變量間的統計結果分析，忽略體育社會現象間的復雜性)、結果的理論解釋問題(厚于資料收集與現狀描述，薄于理論分析與解釋)，并介紹了目前體育統計教材中鮮有論及的定類、定序變量回歸分析方法，有利于充實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并有利于提高研究結果的可信度，從而提高研究成果質量。［7］除傳統的文獻調研法、問卷調查法、專家訪談法等外，一些學者逐步開始采用定量分析和計算機技術相結合、典型調查、個案研究、田野調查等方法來研究體育運動中的社會問題，使體育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運用向前邁出一步。

總體而言，關于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發展，但仍停留在借鑒與援引母學科與其他相關學科理論與方法階段。盡管近年來有學者介紹了西方國家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視角、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從一元走向多元:西方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流變”、“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西方體育社會學新流派述評”等，但具體應用還不多見，并且在應用過程中還需對援引的理論與方法進行本土化的考量。

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

隨時間與政策變化而有所側重。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運動的社會功能、體育改革、體育娛樂理論、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等主題上。90年代，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與生活方式、體育人口、假球與黑哨等社會問題、社區體育、競技體育異化、體育產業、中國體育事業發展問題、全民健身理論和實踐、體育體制改革等主題上。近10年來，體育社會學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民與農村體育、體育公共服務問題、北京奧運會、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等主題上。

農民與農村體育隨著黨和政府對“三農問題”的日益關注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號召的提出，農民與農村問題逐漸進入學者們視野，農民與農村體育問題也一躍成為體育領域的研究熱點，與此相關的課題立項、成果發表數量劇升。以體育學人最為看重的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課題立項為例，2001年至2004年該基金沒有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立項，但從2005年開始，與“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相關的立項呈現出波浪式上升趨勢。這一研究熱點在整個社科基金中所占比例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兩年，學者們對農村體育和農民體育傾注了更多熱情，社科立項也向“農民體育、農村體育”的相關研究作了較大傾斜(如圖3)。2001年至2011年10月，收錄于中國知網核心期刊以“農民、農村體育”為命題的文章共262篇，其中2001年至2005年47篇，2006年至2011年215篇。一些學者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就以下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對不同地域農民體質與體育鍛煉現狀的調查分析與對策探討;以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或和諧社會建設為語境的農民、農村體育發展問題的探討;農民、農村體育需求問題的探討;不同地域農村體育項目與文化的傳承、發展、出路、困境等，農村體育公共服務問題，農村體育發展對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的影響等內容。總體來說，這些問題的探討豐富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對農村體育的發展也頗有指導意義，但從理論上來看，采用問卷調查對現狀進行量的描述與分析偏多，通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結合量的分析闡釋現象背后的質的研究較少;研究對象不全面，研究方法較單一;宏觀研究偏多微觀研究較少;從實踐上來看，對指導農村體育發展又缺乏可操作性。

體育公共服務問題隨著我國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型，公共服務問題受到政府、學術界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體育公共服務問題也隨之受到體育界的關注而成為近年來繼“農村體育”以后的又一研究熱點。2001年至2011年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般項目，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立項頗多，2001年0項、2002年1項、2003年5項、2004年2項、2005年0項、2007至2008年各一項、2009年2項、2010年6項、2011年7項。2001－2011年中國知網核心期刊與“體育公共服務”相關的論文共計74篇，其中2007－2011年6月70篇，占10年間總數的94.6%。這些研究成果主要就體育公共服務的內涵、現狀、困境、影響因素，體育公共政策供給主體、供給方式、供給模式、供給制度與制度創新，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運行與評價等內容進行研究。不少研究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理論，或采用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或從社會學的視角分析目前我國建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存在的問題。應該肯定這些研究成果為促進我國體育公共服務理論研究與實踐發展做了重要的鋪墊。但目前我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的研究在理論上尚未完全納入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的理論框架，在實踐上尚未使得這一“體系”規范、有序的運行。［8］甚至可以說體育公共服務體系還未建立起來。因此，還需要體育社會學者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精力作進一步的研究。

北京奧運會研究2001年北京獲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舉辦權，引起國人的振奮，舉國上下為之歡慶，體育界更是如此。此后關于北京奧運會的報道不絕于耳，同時，學界對北京奧運會的相關研究也越來越多，從內容上看，涉及奧運理念，奧運會場館、設備，運動隊的備戰，奧運會對城市與社會的影響等問題，從時間上看，奧運會前的研究成功主要涉及技術、條件等的準備性研究，奧運會后主要注重對奧運會各方面的分析總結和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方向的思考等問題。其中不乏從社會學的視角去研究與這一主題相關的問題，如“影響我國女性2008年奧運會成績的社會學因素分析”、“2008年奧運會與北京的流動人口問題”等等，這些研究對我國成功舉辦奧運會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2008年北京奧運會結束后，這一研究熱點逐漸淡出多數學者們的視線。

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與退役運動員保障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一直備受學界關注，從90年代初討論的高校辦高水平運動隊到“體教結合”，再到以學校、家庭、社會多元化培養的討論不曾停止過。由于退役運動員不再安排就業，沒有退役后的保障，越來越多的人不愿意選擇從事體育運動訓練，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后，公眾的金牌意識逐漸淡化，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面臨更大困境，體育界不得不再思考這一問題。主要集中在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現狀調查、問題總結、對策分析、模式探討上，也有關于美國、日本等國家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的介紹與比較研究。其中也有部分采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或者視角來分析問題，如“美國學校培養競技體育人才的社會學歸因”、“競技體育后備人才培養中不同層次利益整合的機制”等。通過對相關文章的梳理不難發現，對該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傾向于宏觀層面或中觀層面，對微觀層面的研究極少，比如通過個案研究，深層次追蹤不同年齡段的運動員對從事運動訓練的看法，隨著社會變遷與政策變化，家長對子女從事運動訓練的態度變化，從微觀層面探尋因果關系。

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介紹與比較研究除了上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外，值得一提的是，近10年來有關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進展成果介紹與比較研究頗多，這可能與早期的學者們呼吁應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加強體育社會學譯著與成果介紹相關。在著作方面，國內有關學者翻譯了部分國外著作，如盧元鎮主持了《美國體育社會學》的譯介、清華大學組織翻譯了美國學者JayJ•Coakley的《體育社會學:議題與爭議》、金季春主持翻譯了《體育科學指南》等等;［9］在論文方面，有的探討了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理論、視角等理論問題，［10］［11］［12］［13］［14］［15］［16］有的分析了近年來國際或西方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發展趨勢，［17］［18］［19］有的對中西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與熱點進行了比較研究，［20］［21］還有的專門探討了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的對外聯系。［22］這些成果使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們了解了國外同行們的研究現狀、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成果，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與參考，同時也有專家指出在借鑒與參考的過程中應考慮本土化的問題。

近十年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特點

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通過對近10年來相關研究成果的閱覽和梳理可以看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往往重宏觀研究輕微觀研究。不管是課題、畢業論文還是期刊論文，都熱衷于選擇大而難的課題，也傾向于選擇思辨性的課題而非實證性課題，似乎有功利性之嫌。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處于社會急劇變革時期，體制改革需要更多宏觀視野的研究予以支持;另一方面，我國現行體育學各級課題規劃和評審導向中，微觀研究課題得不到重視，難于立項。此外，體育學各級課題資助金額小，難以完成以長期田野調查、訪談、觀察等方法為手段的資料收集與分析論證的微觀研究也是原因之一。

濃厚的政策導向色彩從對近10年體育社會學應用研究幾個主題的逐年成果數量來看，具有明顯的政治色彩。國家提出“三農”問題、提倡新農村建設、倡導和諧社會建設，則以此為背景的和與此相關的論文相繼涌現，并成倍增長，爾后逐漸冷卻。關于“北京奧運會”論題的情況如此，關于“陽光體育運動”論題的情況亦如此。北京奧運會后主席提出“向體育強國邁進”的戰略方針，則以“體育強國”為題名的論文不久便見于各刊物，中國知網以“體育強國”為篇名檢索2001－2011年論文共計145篇，其中2009－2011年120篇，占10年來總篇數的82．8%。以上充分表明，我們的體育社會學研究緊跟政策，亦步亦趨，這雖體現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問題意識。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任務應以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中的社會問題，揭示現象背后的規律，進而提出解決問題的策略與方法，以供政府部門決策參考;而不是在政府部門做出某一決策后，再一窩蜂地去解讀某一策略的內涵，討論對與錯、可行性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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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運用文獻資料、專家訪談等方法，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分析國內《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特點。結果表明: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及研究對象是體育社會現象”的觀點已達成一致。

本文以1990年徐隆瑞、梁向陽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0版),1999年顧淵彥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1999版)、盧元鎮主編的《體育社會學》(下文簡稱2003版)為研究對象，從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研究內容和框架結構四個方面來探討其學科內容和體系;同時在比較國外相關研究及參閱國內同類文章的基礎上，進一步闡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優勢和存在的不足。

1、研究方法

1. 1文獻資料法:查閱(體育社會學》專著和教材近10部，并通過計算機檢索相關文章數篇，這為本文的進一步分析莫定了資料基礎。

1.2專家訪談法: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域中的10余名教授進行訪談，訪談包括《體育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及研究內容等。

2、研究結果與分析

2. 1學科性質。關于(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性質，我們來比較三個版本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社會學分支學科”;2003版認為，“其學科性質是社會學下的一門應用社會學，具有綜合研究的性質，具體來說，體育社會學是介于體育科學和社會學之間的一門綜合性學科，它既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中的一門基礎學科。"1999版的觀點是“體育社會學是在社會學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綜上可看出，《體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這一說法得到一致的認可。

就國內有關《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的相關文章及資料顯示，主要存在以下幾種觀點:①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②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③既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體育科學的一門基礎學科。

由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關于《體育社會學》學科性質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它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而關于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是分支，還是基礎，還存在一定的差異，著名學者盧元鎮先生認為《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科學的基礎學科。

2. 2研究對象。關于《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有不同的觀點。1990版認為“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的理論出發，研究體育的社會性或社會過程的學科，或者說，體育社會學是研究體育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學科。”此處的社會過程和社會性不僅表現在體育活動系統內部，而且還體現在體育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及社會總體的關系上。1999版引用《中國體育社會學》中的觀點，認為體育社會學是一門把體育這種文化現象作為一個不斷變化的整體，具體可分為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2003版《體育社會學》中清晰地闡述:“體育社會現象，是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基本對象。”

綜上可以看出，研究者對《體育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觀點，與其對學科性質的不同看法有密切關系。對不同學科性質的看法，決定了不同研究對象的觀點。

2. 3研究內容。我們對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研究內容進行了比較分析。在1990版、2003版本中清楚的介紹了研究內容，其中有3個共性的方面，①體育的社會結構、特點及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其中包括整個體育結構及其組織形式的研究;體育與社會現象(包括經濟、政治、宗教、教育、文化等)之間的關系等。②體育社會學的理論和體育社會問題。這既包括創建體育社會學理論體系，也包括解決體育中的具體社會問題。研究者通常是把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促進理論和實踐的雙向和諧發展。③不同體育形態的研究(大眾體育、學校體育、競技體育)。據目前的資料來看，對大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研究較多。大眾體育包括大眾體育的群體與組織、閑暇與體育、生活方式與體育、影響大眾參與體育活動的因素、各種群體的體育等等方面。

由于近來關于社會化的定性研究已經為理解社會體育界和體育參與提供新的、很有洞察力的見解，所以對社會化問題的研究也很關鍵。體育運動與社會分層的研究，包含的內容也較多，如體育運動中的階層差異是什么、不同項目之間是否存在活動者的階層差別及其程度如何等。

西方有關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與我國有相似的地方，同時也存在一些時空及文化差異。隨著進一步廣泛的交流和發展，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內容將更加具有多元化、包容性和普適性。

2. 4框架結構。3個版本《體育社會學》分別有13、 15,20章組成，呈逐漸增加的趨勢。我們對其章節的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體育社會學》有一些共同之處: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與政治、經濟、文化的關系，體育與人的社會化，體育群體與體育組織。隨著10多年的社會及體育學科發展，《體育社會學》自身也不斷增加新的內容，社區體育、婦女體育、老年人體育、殘疾人體育及體育社會問題逐漸受到研究者關注，被納人到《體育社會學》體系中來。

應該來說，《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是在學科性質、研究對象的基礎上受其指導而建構形成的。隨著時代的發展，學科自身也不斷的增加新質，特別是與社會密切相關的體育現象和問題領域。此外，《體育社會學》的框架結構也受特定社會環境、社會制度及不同文化土壤的影響和制約，這一切就決定了《體育社會學》目前的多元化發展。但從相關研究來看，我們仍可發現其中的類似內容，如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體育社會學學科發展及性質、體育的社會問題等方面。

3、結論與建議

3. 1本文通過比較國內3版本(體育社會學》，一方面反映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變化;另一方面找出有關學科發展中的相同及相異觀點。

3. 2(體育社會學》屬于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的學科性質受到了國內外的一致認可。它與體育科學的關系目前仍存在一些不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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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我國　體育社會學　歷程　趨勢

論文摘要:回顧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歷程，預測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趨勢。認為:體育社會學將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的第一熱點學科，學術水平將躋身世界前列，學科知識將在體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研究視線將緊跟時展和體育實踐步伐。

1國際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情況

體育社會學是十九世紀末才初見端倪的一門新興學科，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社會科學學科的發展，體育社會學最先產生于發達的歐美國家。1898年，美國學者發表了世界上最早的體育社會學論文。二戰后，體育社會學在世界各國得到了迅速發展。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以及前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都積極開展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工作。由于體育社會學在世界各國的發展，1964年在日內瓦成立了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CSS)，次年由該學會主辦的《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刊物出版，這標志著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將跨越國家和地區走向世界，成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正是該學會的成立，帶來了自1964年以來，體育社會學發展進程中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世界許多國家都加人到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行列，像中國、韓國、波蘭、匈牙利等國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迅速展開。1980年北美體育社會學學會(NASSS)的成立，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在地區研究中正形成集團優勢。為了從組織上強調可以廣泛參與的學術性，以促進該學科的深人發展，1994年7月，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改名為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目前，該組織現有團體會員和個人會員260多個，分布在世界48個國家中。進人新世紀，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已連續舉辦了五屆世界體育社會學大會，這對促進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意義重大。

2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歷程

2. 1引進創建階段

與國際體育社會學相比，我國體育社會學起步較晚。由于歷史原因，在上世紀70年代，我國只有臺灣省進行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趙鐵的《體育社會學》專著。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社會學學科的重建和體育事業的蓬勃開展，我國大陸學者也隨之開始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階段，我國學者引進了國外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這其中既有直接翻譯發表的國外資料，也有編譯發表的國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間，我國學者就直接翻譯發表了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16篇;此外，還有一些學者在參考國外資料的基礎上發表了介紹體育社會學的文章，使我國學術界和體育界對國外體育社會學的輪廓和結構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北京體育大學、天津體育學院和沈陽體育學院較早介入了體育社會學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形成了集體優勢。

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我國開創體育社會學的呼聲越來越高，黨和政府也非常重視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創建工作，并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幫助。1983年，江蘇省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省級體育社會學學術團體—江蘇省體育社會學學會。從1984年起，在一些體育院校像北京體育學院、沈陽體育學院、天津體育學院等院校陸續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或講座。在劉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陽舉行了全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交流會。這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創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強鞏固階段

1987年，國家體委在《關于加強體育理論建設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指出，要“有計劃地加強體育社會學研究”。自此，我國體育社會學進人了加強和鞏固階段，體育理論界開始著手加強和鞏固我國體育社會學方面的建設。為貫徹落實《決定》精神，加強體育社會學研究，在《決定》頒布的同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會將《中國體育的社會學研究》列人了“七五”規劃，成為“七五”期間唯一得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的體育領域課題。與此同時，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也成立了體育社會學學科組，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提供了學術研究上的組織保證。中國體育科學學會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別在蘇州、北京和銀川舉行了三次體育社會學學術研討會，極大地增強了全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之間的聯系和交流，增強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熱情。科研和教學是學科發展的兩個重要方面，只有將學科納人教學體系才能系統地批量地培養具有學科素養的專業人才。為此，部分師范院校體育系將體育社會學納人本科教學計劃，使我國體育社會學后備人才梯隊建設有了保障。這一時期，在國外進修體育社會學專業的學者也陸續回國，大大增強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后勁。后來，他們中的多數人都成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中堅力量。

2. 3快速發展階段

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體育社會學加快了發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國社會學學會成立了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學會每年定期舉行學術活動，進一步鼓舞了全國的研究熱情。同年，國際體育社會學委員會(ISSA)將漢語列為該組織的副工作語言，這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較為廣泛的國際交流。隨著體育事業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專業人才層次需求的不斷提高，1996年上海體育學院首次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體育社會學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計劃，一些院校還建立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博士后流動站。至此，我國體育社會學已形成了函授生、專科生、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為我國體育社會學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積蓄了力量。

學術著述是學科發展和進步的重要標志。這一時期，我國先后出版了六本體育社會學著述，分別是盧元鎮的《中國體育社會學》(1996)和《體育社會學》(2001)、毛秀珠的《體育社會學》(1997)、顧淵彥的《體育社會學》(1999).呂樹庭和劉德佩主編的《體育社會學》(2007)。同時，我國許多學者在國內外發表了論文，在體育社會問題、體育分層、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研究、體育與經濟全球化、對奧林匹克運動的社會學研究、體育社會化、老年人體育、閑暇與娛樂體育等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在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己有一定的影響。 轉貼于

3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趨勢

3. 1學術水平躋身世界前列

經過30余年的發展，我國體育社會學界在國際上已有一定影響和地位。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ISSA)中，已有我國10多個個人會員和1個團體會員，其中1位學者還在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核心—執委會中任領導職務，并擔任著《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 IRSS)的編委和《國際體育社會學年刊》(Bulletin ISSA)的專欄撰稿工作。國外多所院校和學術機構邀請我國學者熊斗寅、劉德佩、呂樹庭等人到國外講學。截至目前，我國學者在國際學術會議和刊物上發表體育社會學論文50余篇，其中許多理論和觀點處于國際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國際體育社會學界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廣泛關注。當前，我國學者正南北攜手、東西呼應、不斷開拓，為我國體育社會學躋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第一熱點學科

體育社會學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發了人們的興趣。在國外許多國家，不僅越來越多體育界人士關注體育社會學，而且越來越多的非體育界人士也對體育社會學產生興趣。21世紀，體育與人們社會生活之間的關系將更加密切，這勢必引起人們對體育社會學的進一步關注。在我國，對體育社會學感興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來越多。在我國國家級和省部級的體育社會科學研究課題中，體育社會學研究課題所占有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體育社會學科的研究課題。在我國體育類中文核心期刊中，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論文正逐漸增多，并有明顯多于其他體育社會科學之勢。另據相關研究結果表明，體育社會學與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及學校體育學在國內外均成為熱點，其中體育社會學被列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側。這些都說明，在我國對體育社會學感興趣，從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人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正在悄然成為我國體育社會科學中的第一熱點學科。

3. 3體育社會學知識將在體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讓每個體育專業的學生了解和掌握體育社會學知識，是新世紀體育發展的需要。現代社會，體育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欲把握體育運行的規律，保障其健康持續發展，就必須進行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這已成為世界體育科學界的共識。歐美一些國家不僅在體育院校(系)普遍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普及了體育社會學知識，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體育專業也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目前，我國大部分體育院校(系)均在社會體育和體育教育兩專業中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并把體育社會學作為基礎必修課程來開設;許多院校(系)的運動訓練和民族體育專業也陸續開設了體育社會學課程，以此來加強學生對體育社會學知識的掌握。一些院校還定期邀請學者來校講授體育社會學專題，不但體育專業的學生感興趣，而且引起許多非體育專業學生的關注，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知識的傳播。為適應現代社會對體育人才知識結構提出的要求，體育社會學課程在我國體育院校(系)各個專業中開設已是大勢所趨，體育社會學知識在體育專業學生中普及已成為時代的呼喚。

3. 4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

自90年代以來，體育社會學經常與其它學科結合來研究體育社會現象，表現出學科邊界的“模糊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領域的學者加盟體育社會學隊伍，使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常常帶有原有學科的痕跡;另一方面，其它學科中的優秀理論和方法被體育社會學研究所借鑒和采納，故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21世紀，新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將不斷推陳出新，中國體育社會學也將與時俱進，不斷開拓，積極吸收和借鑒新的理論和好的方法;同時，隨著國家和政府對體育社會學學科的重視，將有越來越多其它學科的學者加人到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行列。因此，體育社會學研究與其它各學科橫向聯合、集體攻關的特征將更加突出，跨學科研究的特點將更加明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將是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上的一大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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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實踐 高校教育 新時期 文科學生

[作者簡介]申紅星（1978- ），男，河南輝縣人，新鄉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中國社會史。（河南 新鄉 453003）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4（2014）20-0161-02

目前，國內眾多高校在文科學生中紛紛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以鍛煉文科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提高文科學生的綜合素質。開展社會實踐活動不僅可以起到社會實踐一般意義上的功效，而且對高校文科學生能力的培養具有特殊價值。本文擬圍繞社會調查對高校文科學生的功用問題進行初步探討，以進一步提高高校文科學生的能力水平，強化當代高校文科學生的綜合素質。

一、社會調查實踐對新時期高校文科學生的重要作用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各種類型的社會調查活動，對于提高學生的理論與實踐水平，增強其研究能力等，有著重要的作用。具體來說，包括以下幾點：

（一）有利于學生在社會調查實踐中收集本學科研究資料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潮流是跨學科的融合研究，很多人文學科，諸如社會學、人類學、管理學、政治學、文化學、旅游學等，其研究視野不再拘泥于本學科的研究領域，而是提倡跨越學科的界限。而開展這些人文學科的研究，不約而同地提倡進行社會實踐，在實踐當中獲取本學科的研究資料。例如，歷史學研究主張改變過去研究大多集中在帝王將相以及少數的精英人物身上的狀況，提倡研究“來自下層的歷史”，關注普通民眾的歷史。而開展這些內容的研究，僅僅依靠傳統的官方史書資料，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不斷開辟新的資料來源，將歷史學研究與其他學科，如社會學研究結合起來，以滿足史學研究視角轉換的需要。同樣，社會學研究也常常需要運用到歷史方法和跨文化的比較方法，需要與歷史學、文化學等密切結合。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查活動，可以讓他們利用節假日時間走出課堂、走出校園，到社區之中，到村落田野之中，收集一些地方性研究資料。這些資料不僅包括政府檔案、統計資料、族譜、碑刻、民間文書等文獻資料，而且包括通過訪談獲取的口碑資料。這種通過社會調查獲取資料的方法，民國時期的一些學者，如顧頡剛、梁方仲、等，已經廣泛使用。當前在文科學生教育中采用這種方法，對于豐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實現課堂學習與實踐活動的結合，有重要的作用。在社會實踐中收集與整理的資料，必為高校文科學生進行學術研究、實現學術創新打下牢固的基礎。

（二）有利于學生進一步感知社會，更好地理解來自社會的資料

現今高校教育培養的是兼具一定理論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復合型人才。高校文科學生，由于其專業特點，實踐機會相對不多。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實踐調查活動，可以有效地改變這一情況，讓他們走出校園更好地感知社會，特別是有助于其更好地理解來自社會的資料。在高校文科學生學習中涉及很多資料理解問題，對于來自社會的資料的理解除了有一定的文獻功底外，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經驗。例如，歷史學專業涉及對基層民間社會資料的理解，如明清的保甲、里甲，民國時期的各種慈善組織、公共組織等資料；社會學專業涉及對檔案資料等的理解。尤其是一些從鄉土社會中收集到的地方性社會資料，只有通過社會調查實踐，才能更好地感知和理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進行社會調查特別是田野調查的過程中，尋找地方性材料是第二位的，更好地理解、感知、解讀這些來自社會的資料才是最重要的。

（三）有利于開闊學生視野，增加論文選題的多樣性

在對高校文科學生的教學過程中，學位論文的指導是很重要的部分。而當前高校文科學生在學位論文撰寫方面卻面臨著許多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學位論文如何選題。很多文科學生普遍反映很難找到具有創新性的論文題目。一些學生為了完成論文撰寫工作，不得不選擇一些別人已經研究過的題目，造成“炒冷飯”的選題現象。論文選題面臨種種困難，必然會直接影響學位論文的質量，導致很多本科生學位論文質量不高。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查活動，可以有效地改變這一狀況。通過社會調查活動，再加上教師的引導，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進而增加論文選題的多樣性。例如，當前歷史研究的趨勢已不再是開展整個國家層面上的宏大敘事研究，而是強調日益精細、日益細致的區域個案研究，提倡“以小見大”，關注國家與基層社會的互動。社會實踐之中有取之不盡的歷史研究資料，鼓勵學生開展社會調查，必將在很大層面上提高學生的歷史研究與創新能力。在社會調查活動中，學生可以接觸到許多與社會發展、社會實踐緊密相連的社會問題，諸如環境問題、“三農”問題、新農村建設問題以及民風民俗問題，這些素材經過分析、提煉，都可成為歷史學專業學生學位論文的選題依據。這樣寫出來的論文不僅具有創新性，而且具有很強的時代感、現實感。

（四）有利于培養學生愛鄉愛家的情感，增強適應社會的能力

在進行社會調查的過程中，一般都鼓勵學生利用節假日時間在自己的家鄉進行社會實踐、田野調查，或開展問卷調查，或集中收集政府檔案、統計材料、族譜、碑刻、往來書信、契約等地方性資料，并進行訪談。對家鄉進行社會調查，可提高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的興趣，增進學生對家鄉所在地的了解，理解當地的歷史沿革、風俗習慣以及社會發展狀況，培養其熱愛家鄉的淳樸情感。同時，開展社會調查的過程，也是學生初步與社會接觸，不斷認識社會、了解社會的過程。這些活動可以讓學生在很大程度上認識社會現實，鍛煉他們的社會實踐能力，增強其與人溝通的能力，從而為其將來步入社會、融入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開展社會調查實踐的具體策略與方法

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查非常必要，其作用也十分重要。然而開展社會調查實踐，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與方法。筆者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經驗，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具體論述。

（一）在社會調查之前，應認真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開展社會調查工作，不是盲目地開展，而是應有一整套的計劃和實施方針。首先，要求學生在開展社會調查之前，對社會調查的時間、地點、目標、內容、實施方案、可能出現的問題以及面臨的困難等，進行通盤的考慮和準備。其次，在明確社會實踐地點之后、實踐活動真正開展之前，認真閱讀與此地點相關的社會文獻資料，比如地方志、相關檔案資料等。再次，開展社會調查還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查器材的準備。如前所述，進行社會調查時，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收集地方性的相關文字資料和口碑資料，這就需要準備一些必不可少的現代器材，諸如數碼相機、錄音筆、攝像機等電子器材，應將其充好電源、調試完畢、妥善準備。最后，開展社會學方面的社會實踐，需要盡早開展對調查問卷的設計工作，以備社會實踐活動開展之用。總之，社會調查開展之前的準備工作異常重要，這將直接影響社會調查的正常開展以及調查的效果與質量。

（二）在社會調查實踐過程中，應掌握一定的調查技巧，調查記錄盡量全面、完整

在進行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有一些細節值得高校文科學生注意。一方面，要掌握一定的調查技巧。比如，對一個村落開展調查，需要我們收集一些訪談資料，那么究竟應選擇哪些人進行采訪呢？一般來說，應選擇那些上了年紀的、有一定文化知識、當地消息靈通的人進行采訪。因為這些人在當地生活的時間較長，對當地的了解相對較多。為了更好地進行溝通，學生還應掌握一定的與人溝通的技巧，讓陌生人愿意敞開心扉，這樣才有利于社會實踐工作的順利展開。采訪過程中，還必須注意認真記錄，對于采訪的時間、地點、內容都應認真加以記錄，最好能對談話的內容進行同步錄音。另一方面，社會實踐過程中所做的記錄，應盡可能全面、詳細、完整。如對調查的確切時間，調查的事件、人物、結果等的記錄，都應非常完整。因為這些調查都是不可回續的，不可能等到調查結束之后，發現有缺漏的地方再回去補救。所以，在社會調查實踐過程中，應保持嚴謹認真的態度。

（三）在社會調查實踐結束之后，應迅速做好總結，撰寫調查報告

社會調查實踐結束之后，需要對此次社會實踐及時做出總結，最好的方式就是撰寫社會實踐報告。社會實踐報告是在對社會某一專題進行有目的的調查和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通過社會實踐，學生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應在此基礎上對所調查的問題進行細致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觀點。社會實踐報告兼具實踐性和告知性，結構應完整、嚴謹，論述的語言也應嚴密、精練。一般來說，在社會調查完成之后，應立即撰寫社會實踐報告。這是因為，社會實踐活動剛結束之時，自己的直觀感受最為真實，很多社會實踐中的認識也最為深刻，此時進行社會實踐報告的撰寫，時效性最強，記錄也最為完整，不會有太大的疏漏。否則，若是在實踐活動結束一段時間后再去撰寫社會實踐報告，那么很多實踐過程中的感悟、認識等都會或多或少地遺忘或缺失，留下很多的缺憾。

在當前高校教育日益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背景下，在高校文科學生中開展社會調查活動，無論是對學生理論素養的提高，還是社會實踐能力的提升，都是大有裨益的。開展社會調查活動時，應注意一定的策略與方式。在調查活動開展之前、過程之中以及之后，都有許多的工作要做。對于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教師而言，需要與時俱進，在密切關注社會現實的同時，緊跟當今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潮流，提高自身的教學水平。如果條件成熟，教師最好能親自帶領學生參加一些社會實踐活動，與學生共同討論實踐活動的結果，真正地將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結合起來，以不斷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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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論文摘要:通過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樣分析等方法，時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就未來如何發展提出了相應時策。

從20世紀80年代有學者開始涉獵體育社會學的研究算起，我國體育社會學經歷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本文旨在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進行回顧，理清目前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我國體育社會學未來研究發展將如何走向?這些問題的探討不僅能針對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發現問題，以利于開展我國新時期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另一方面更有利于把握今后的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與繁榮。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以中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概況為研究對象。

1.2研究方法

采用文獻資料、歸納演繹、邏輯分析等方法進行本課題研究。

2結果與分析

2.1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歷程回顧

我國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起步較晚，大陸地區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涉獵這一領域。除臺灣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外，最早是北京大學林啟武先生編寫的《體育運動社會學》講義，在小范圍內向國內體育理論界介紹了體育社會學的框架。1983年，由厲鼎禹先生組織江蘇省省內的體育工作者成立了我國最早的省級體育社會學學術團體—江蘇省體育社會學研究會;1986年沈陽體育學院建立了我國第一個體育社會學教研室;同年，《中國體育的社會學研究》課題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這也是我國體育科學研究第一次被納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中國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理論學會中隨之設立了體育社會學學組。然而，國內的研究尚處在摸索階段，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我國的地位和影響相對較小。1990年我國第一本《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人了獨立發展階段。此后陸續有5部《體育社會學》專著或教材出版。1994年我國成立了中國社會學會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1997年體育學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一級學科。一時間，體育社會學的學術活動頻頻舉行，各體育類刊物發表眾多體育社會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學科發展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

國際上，自1995年起至今，劉德佩教授一直擔任國際體育社會學學會的執委會委員，對我國體育社會學在國際上的溝通、交流與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2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趨勢分析

2.2.1體育社會學學術隊伍趨于不斷發展壯大

任何一門學科，學術人才梯隊是該學科發展的有效人力資源。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啟蒙由一些學者如林啟武、蔡俊五、劉德佩、牛興華等發起。隨之，北京體育學院率先在體育理論專業中招收了體育社會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標志著我國體育社會學開始了高層次人才隊伍的培養階段。2001年北京體育大學開始招收體育社會學研究方向的博士。這些先后培養出來的高層次人才，有很大一部分已成為各院校或單位的學術帶頭人。目前，各體育院校(系)都已將《體育社會學》這一課程納人了教學計劃。《體育社會學》課程在各體育院校(系)的拓展，使更多的人了解該學科的意義和價值。一支有理論、有能力、勇于獻身的體育社會學專業隊伍和一批有興趣、有熱情、不斷壯大的業余力量正在形成，預示著體育社會學的隊伍在不斷發展興旺，這股強大的力量將持續推動我國體育社會學向前發展。

2.2.2體育社會學研究領城趨于逐步拓寬

20世紀80年代，我國體育社會學主要是引進翻譯國外資料，同時兼有借鑒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對國內體育現象展開研究雙重特質。在1980-1986年期間，我國主要以引進、翻譯國外資料為主。進人20世紀90年代，研究領域已包括體育價值觀念、體育產業和體育領域中的社會問題(其中興奮劑問題占22.9%，競技體育職業化問題占25.0% ，體育商業化問題占17.1%，球迷騷亂占11.4%)等。盧元鎮教授在《中國體育社會學學科進展報告》中總結了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將其概括為11個方面，包括體育社會功能、體育改革的社會學理論、體育休閑娛樂、體育大眾傳播媒介、地域性體育、體育群體及其互動、體育社會問題、體育與生活方式、婦女體育和競技體育異化。這些成果中既有宏觀研究，又有微觀研究;既有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又有欠發達地區的體育研究。

綜上所述，我國體育社會學由引進翻譯國外體育社會學資料到對我國體育社會學的實證性初步研究，以及目前具有中國特色的體育社會學，其研究領域逐步拓寬，并向縱深發展。

2.2.3體育社會學學科體現了從分化趨向整合發展的趨勢

社會科學包括體育社會學，擁有眾多系列分支的大學專業學科，如體育經濟學、體育政策法規、體育人口學、體育產業學、體育社會學經過一定階段的分化發展之后，也會逐漸向整體化、綜合化方向轉變，并呈現以下特點:1)一些重大前沿課題將吸引眾多學科交叉匯聚一點，形成新的學科生長點。2)社會體育學與其同族學科(如社會學、體育學、經濟學、管理學、政治學等)的融合進一步加強。3)體育社會學跨學科研究十分普遍。20世紀90年代以后，它與體育管理學、體育哲學、體育文化學等學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頻繁，尤其與體育經濟學相結合來討論中國體育社會現象更是一個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來從事其它領域研究的學者轉而研究體育社會學，還常常帶有原來學科的痕跡，跨學科研究的現象也十分突出。4)社會體育學內部的分支學科將在新的研究角度與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出現整合趨勢。

2.2.4體育社會學研究特點趨向于注重以定性與定量理論與應用相結合的特點

隨著我國體育社會化程度的加強與發展，學科體系與學術研究僅賴定性研究則顯乏力，因此廣大的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在學科理論建設的基礎上，開始從事體育社會學定量方面的研究工作。1997年以來，中國學者呂樹庭等人的《體育社會測量方法》出版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定量化研究的開端。隨后出現了較多有關群眾體育、社會體育方面的調研，社會體育人群健身的定量化研究論文。隨著20世紀90年代體育運動的不斷發展，社會調查廣泛運用于體育社會學各個研究領域，成為收集體育社會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會調查網絡的意識已經形成。

未來體育社會學將呈現理論與應用并重的發展趨勢，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承擔起觀念轉移、原理闡釋的指導任務，而應用研究則將通過實證的探索提供具體的工具與方法。2)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將通過對社會體育中產生的各種真實問題的切人，逐步糾正長期以來理論脫離實際的傾向，如老齡化社會、網絡化社會帶來的新的健康問題研究、特殊人群的健康問題研究以及近年來體育社會學中的一些新的研究熱點:體育產業問題、體育與經濟發問題、體育與政治的關系問題、體育與環境的關系問題、人文奧林匹克問題等。3)體育社會學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將通過國家級重大工程(如奧林匹克運動)或前沿課題進行有機融合，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2.2.5體育社會學學科建設重視本土化問題

本土化主要是指學科發展走符合本國國情的道路。本土化是未來體育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這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尤為重要。由于我國的傳統體育有著悠久的發展歷史，也深得廣大人民的喜愛，因此努力挖掘我國傳統體育，使之展現于世界體育之林，這不僅對豐富全世界的體育文化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對我國傳統體育的繼承與發展，使之不被西方競技體育所淹沒與淘汰更具有重大意義。

在本土化的建設中，體育社會學研究將在以下幾方面尋找突破:i)應努力學習、吸收國外體育社會學發展的經驗與教訓，從中得到促進我國體育社會學發展的捷徑，少走彎路。2)在借鑒與吸收國外經驗的同時，應加強與本國國情的聯系，尋找出一套適合于我國國情的體育社會學發展的道路。3)加強我國傳統體育的挖掘與繼承方面的研究。

3中國體育社會學發展對策

3.1注重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習與應用

社會學為描繪和理解人類在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中的行為和社會互動提供了概念、理論和研究方法。在體育社會學萌芽階段，就是通過一些社會學者運用社會學理論觀察體育現象而奠定了學科發展的基礎，其后的發展中又運用各種社會學理論范式對體育社會現象進行深人研究和闡釋，不斷積累，形成體育社會學理論。在中國，體育社會學是一門引進的年輕學科，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體育科學體系的重建，推動了體育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體育社會學在一些學者的努力下被引進到中國。而且，由于中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大多是從體育教育專業或體育管理從業者轉行而來，社會學理論較為薄弱，因此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者必須加強社會學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學習與研討，進一步明晰體育社會學研究的學科界限，提高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和研究成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