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當前經濟發展戰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社會轉型；金融互聯網技術；科學發展觀；經濟發展方式

一、 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現狀

事物的發展都存在兩面性，我國經濟形式的發展也存在著成績和問題。從召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規模有了超過了十倍的增長，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出現了不同幅度的增長，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有了明顯的改善，這些都是人民可以共享到的經濟發展的成果。但是，由于我國不健康的經濟發展方式，也威脅到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1. 市場經濟多元化。為了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我國實施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市場經濟成分呈現多元化趨勢，多元化的經濟必然會導致競爭的加劇，市場作為調節經濟發展的無形杠桿，它的作用并不是萬能的。我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仍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合理進行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多元化的市場競爭勢必會帶來機遇和挑戰，我國國有企業和各種大中型企業要及時適應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則，把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結合起來，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不動搖，讓市場經濟的多元化發展更為健康規范。

2.社會轉型時期的經濟走勢。社會轉型，就意味著一場社會變革。在這個社會轉型的特殊時期，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由過去比較單一的經濟結構向復雜的經濟結構轉變。如今，我們已進入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代表的第三個階段，雖然市場經濟還處于規范和調整階段，但總體趨勢還是在向前發展。社會轉型對經濟的影響是深刻的，在這個特殊時期，貧富差距問題成為了經濟發展中人民內部矛盾的一個重要表現，經濟越發展，貧富差距的距離拉的越大，影響了社會的和諧發展。

3.當前經濟發展存在的問題。就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在許多領域都存在著問題和阻礙。

（1）經濟結構不合理。我國經濟的產業結構，包括地域結構，城鄉結構，以及分 配結構等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并長期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

（2）地域結構重復。近年來，我國不同地域的企業在生產內容，生產樣式等方面都存在相似的現象，從而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浪費。有些企業投機倒把，進行不良競爭，擾亂了市場秩序。

（3）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我國和大多數國家一樣，也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為了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忽略了生態環境的合理開發和保護，超出了環境資源的承載能力。

（4）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由于受到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等多種條件的限制，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都是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造成了眾多資源的浪費。

二 、未來10年經濟發展戰略分析

經濟發展需要國家的精心部署，鑒于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形式來看，我國要重點促進金融互聯網的一體化發展，同時在生態文明建和糧食安全等領域還要繼續加大財政的投入力度。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結合國外的先進經驗，探索出一條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道路，實現綜合國力的整體躍升。

1.金融互聯網技術一體化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國的金融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金融發展受到了嚴重的抑制，影響了我國經濟的良性發展。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金融系統逐步具有了市場化的特征，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僅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金融監管制度，金融機構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在互聯網信息技術急速發展的今天，金融系統的發展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加速了與互聯網信息技術的結合，形成了一體化的發展模式。

2.提高生態文明的建設水平。如今，我國生態環境的現狀已令人堪憂，環境污染仍在加重，形勢依然嚴峻，我們不能再重復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老路。可以說，生態環境與發展經濟是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兩部分。因此，我國必須重視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戰略性部署，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國家安全的戰略高度，探索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3.加大對糧食生態產業的投入。科技的創新與發展是確保我國糧食生態安全的根本，我國是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因此，重視農業的發展，加大對農業科技的投入，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是保護我國糧食安全的必要條件。要確保我國的糧食生態安全，就必須堅持“科技興農”的戰略。加大對農業科研的投入，推動重要農業科研成果的市場轉化工作。

三、 結論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了新的階段性特征，這就需要我們要審時度勢，總結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不能只注重經濟的增長，而忽視了社會環境的全面發展，爭取做到穩中求進，又快又好的促進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篇2

一、目前上海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風險

由于國際國內發展環境的巨大變化，上海社會經濟的發展呈現出許多與過去不一樣的新情況和新問題。

（一）作為我國重要的外向型經濟城市，上海在擴大開放和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面臨的國際競爭壓力和外部風險不斷加大。2007年，上海的外貿依存度達到176.5%，其中出口依存度達到89.8%。這說明上海的經濟增長嚴重依賴于國際市場，面臨國際市場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大。隨著對外貿易持續增長，上海已進入一個基數較大而后增速趨減和貿易摩擦加劇的時期。由此產生的貿易摩擦和潛在的市場風險也可能進一步加大。特別是隨著上海金融、證券等服務業領域的開放，資本流動性和市場投機因素也會增加，競爭對手有可能達成默契或形成“戰略聯盟”，利用產品質量、食品醫藥安全問題對上海產品進行牽制、壓制和遏制。由于上海抵御摩擦、分化遏制、抗衡風險的實力還不夠強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上海經濟發展的制約也在不斷加大。

（二）作為正在建設中的國際金融中心，上海的金融體系抗風險能力弱，世界金融危機波及的風險在不斷加大。近年來，上海的銀行系統不良貸款比例居高不下，盡管信用擴張使不良貸款比例有所下降，但其比例仍處在較高水平。隨著全球金融危機的傳導，經濟增速回落和信用擴張后的收縮，有可能使企業兼并、破產增加和還貸能力下降，容易引發企業資金鏈條的斷裂，增大金融風險。

（三）金融危機引發美國經濟技術性衰退，使得上海面臨金融危機的風險轉移威脅，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遭遇嚴峻挑戰。風險不能消滅只能轉移。目前，上海面臨西方國家采取“策略性衰退”方式轉嫁損失的風險。一方面，“策略性衰退”采取多印鈔票，投資和投機上海，廉價收購上海資產，加大人民幣的流動性過剩。事實上，上海已成為資金尋求新的投資或投機的最佳市場。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金融機構總部不斷聚集上海，各類金融風險也逐步在積累。一些管理制度不完善的機構將上海作為融資平臺，將資金風險最終轉嫁到上海。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發展，上海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更為緊密，市場風險的跨境傳遞也更為迅速。譬如，外資銀行在滬設立法人銀行，我們雖能在監管、稅收等方面帶來利益，但并不能杜絕金融風險跨境傳遞。一旦這些機構出現經營危機，其母公司就可將風險轉嫁給國內市場。

（四）作為具有雄厚工業基礎的創新型城市，上海經濟結構轉型加快引發“雙重經濟波動”，使得經濟發展面臨更大困難。當前，上海面臨世界金融危機與發展階段性轉變的“雙重挑戰”，引發系統性經濟風險：（1）受金融危機影響，發達國家經濟進一步放緩將使我國出口產品需求增長放慢，從而制約上海的出口增長，使得上海產品的外部需求出現過剩的風險。（2）隨著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帶來了產業替代斷裂的威脅。如果服務業的發展速度總是落后于制造業，就不能順利支撐上海經濟未來的持續發展。（3）隨著總體產業技術水平提高，越來越難以繼續依靠引進技術來支撐新興產業的發展，自主技術儲備不足和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的矛盾暴露無遺，如果不從根本上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在未來一個時期內，上海的技術供給將難以適應產業技術升級加快的需要，很可能將面臨技術供給的“瓶頸”制約。（4）產業結構升級和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需要進行大規模融資和發展委托關系，但缺乏社會化融資體系所需要的產權保護制度和信用體系。（5）結構升級往往伴隨著企業兼并、破產和重組，容易引發企業資金鏈斷裂，加大金融風險。這幾方面的問題，有可能引發全局性的經濟風險。

（五）作為吸納就業能力較強的工業城市，上海近年來的就業壓力增大，社會矛盾更加復雜。在農業剩余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尚未完成、工業部門加快結構升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機器排擠替代勞動以及世界金融危機和上海經濟下滑等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下，上海創造就業的能力和實際就業需求量將明顯下降，使得就業與失業矛盾更加突出。主要表現為：（1）受金融危機和經濟下滑影響，部分企業近期有可能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現象，上海將面臨新一輪下崗失業大潮的嚴峻考驗。而在未來幾年里，上海每年勞動力供給總量將超過150萬人，上海勞動力總量龐大和就業不充分的問題更加突出，勞動者的就業心理壓力加大。（2）就業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新興產業部門擁有更高收入增長彈性和市場需求，而相當數量的勞動力（如職中、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等）由于不具備相應的素質和技能，表現為“短缺”與“過剩”并存。（3）就業彈性系數的下降。由于世界性的經濟衰退，使得部分出口依賴型企業倒閉停產，而經濟結構的調整，使得上海挖掘新增就業崗位的難度越來越大。（4）近年來，上海每年的高校畢業生多達15萬人，而多數新增畢業生的就業崗位層次趨于下降，高校畢業生面臨結構性就業難題。如果這些失業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就會使潛在的矛盾顯性化，有可能滋生違法犯罪、請愿、游行等集體行動，危害公共安全，引發社會動蕩。

二、上海社會經濟的風險產生的背景及其趨勢

在社會急劇變革時期，上海存在著各種風險的誘因變量和本因變量。因經濟結構失衡與社會結構失衡而長期積蓄的矛盾和風險，可能在這一時期隨時找到突破點而爆發出來，由風險轉化為災難，打斷社會演進和轉變的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受國際金融危機蔓延的影響，國際國內的社會經濟形勢日益復雜，使得上海引發社會經濟風險的隱患不斷增多。

（一）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本因變量與誘因變量分析。任何社會風險都是本因變量和誘因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從風險理論的角度分析，制度變遷導致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發生的巨大震蕩，產生大量不協調性、不適應性(滯后性)、效率損失、公平公正不足而社會代價補償滯后等問題，這是誘發上海經濟社會風險的本因變量；而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國內“通脹”與“緊縮”的持續與反復以及經濟下滑等因素誘發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已成為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誘因變量”。本因變量和誘因變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發展趨勢。

從本因變量的角度分析，上海社會經濟風險主要源于兩方面。一方面，經濟社會潛伏的深層矛盾及其發展轉型過程中誘發的風險。其主要包括：（1）經濟發展取得了可觀成果，但社會發展相對欠缺，而且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需求變化進一步凸現出社會發展不足，導致各種經濟社會矛盾比較突出。一是政府職能轉變滯后。表現為政府集裁判員和運動員、調節者和經營者的角色于一身，體制性因素使得政府“引火燒身”，而政府將本該由自己承擔責任的“公共產品及服務”領域部分或全部讓給了市場，政府“缺位”現象嚴重。二是政府社會性支出的不足。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由此損害了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擴大了社會差距，加劇了社會性的焦慮和緊張。社會事業發展不足最終會積聚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不滿，使得各種社會矛盾集中指向政府，從而對政府的合法性與社會穩定構成威脅，這是上海社會經濟諸多矛盾激化的深層原因。三是社會政策存在缺陷。上海的經濟發展在為農民提供了非農化和進城就業機會的同時，而政府卻尚未建立滿足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外來人員”需要的社會服務體制和社會管理體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社會摩擦和社會沖突。此外，上海還存在容易被忽視的子女教育、社會承認、職業滿足、參與程度和社會選擇等一系列不均等問題。這些問題既是經濟不平等的后果，又是延續經濟不平等的原因，從而構成系列風險的因果鏈。（2）城鄉二元結構調整加速，剩余勞動力轉移和社會整合潛伏著矛盾。如果不注重解決這些問題，城鄉各類就業群體必然進一步分化，進而發展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和抗爭。伴隨著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任務艱巨，隱含著一個很大的就業矛盾。一旦農民工長期得不到就業和發展培訓的機會，就會在社會經濟發展中逐步被推到“邊緣”地位，被排斥在社會主導產業和主流社會之外，成為城市現代化的“棄兒”，喪失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格和機會，成為社會結構中最不穩定的人群，上海蘊藏著很大的不穩定因素。此外，由于經濟結構的劇烈變革，社會結構也將發生較大波動，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差別相繼產生，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加劇，這一階段往往是經濟容易失調、心理容易失衡、社會容易失序的敏感時期。如果處置不當，就必然引發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

另一方面，是由社會代價支付與補償失衡引發的風險。目前，由于社會發展的成果沒有實現共享，而社會發展的代價卻主要由社會普通民眾特別是貧弱群體來承擔，社會代價的支付主體明顯錯位。（1）隨著社會轉型的不斷深入，上海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社會普通民眾的相對社會地位非但沒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主要表現為三方面：一是就業難。失業及下崗人數在上升；進城務工的農民工雖然有工可作，但極不穩定；大學畢業生就業壓力開始顯現，一些出身普通民眾家庭的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其生存處境在急劇的社會變遷中顯得越來越艱難。二是就醫難。上海居民雖然享受基本醫療保障，由于個人要承擔小病醫療部分及大病醫療費用的一定比例，隨著醫療價格的迅速上升，也面臨著各種困難。三是住房難。近年來，上海商品房價格連番上漲，且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嚴重缺乏，其結果是普通民眾尤其是貧弱群體解決住房不足的愿望變得不可企及。從普通民眾承擔著社會快速轉型時期社會代價的客觀事實中不難看出，一方面，下崗失業者、低收入者和收入水平下降者、邊緣人群或者弱勢人群是社會代價支付的主體，也是對社會現狀不滿意者的高風險人群；另一方面，社會的高收入人群、主流人群或者強勢人群是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贏家。社會代價支付主體的錯位，已經變成造成上海社會危機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或者當出現突發性事件時，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2）社會代價支付方式不斷轉嫁引發社會沖突。社會強勢群體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不僅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優勢使其享有種種實惠，而且通過種種手段，向普通民眾轉嫁各種社會風險，使其成為社會轉型代價的主要支付者。譬如，資方通過最低化投資成本，最低化人工成本，侵害職工的勞動力價格權，延長勞動時間等手段，向普通產業工人或農民工轉嫁經營、投資等各類企業風險。（3）強勢行業(如壟斷行業)、強勢產業(如朝陽產業)、強勢職業也存在向弱勢行業、弱勢產業、弱勢職業轉嫁社會代價的傾向。而強勢群體向弱勢群體轉嫁社會代價這種情況可以視為轉嫁情形的集中體現。

從誘因變量的角度分析，全面參與經濟全球化使得上海的經濟安全面臨嚴峻挑戰。當前，突出表現為全球金融危機持續蔓延，金融危機不斷加劇，國內外經濟環境中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多，使得上海面臨的經濟社會風險更加嚴峻。（1）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上海面臨日益嚴峻的經濟風險。由于關稅或其它貿易壁壘逐步減少，國內產業加速融入國際分工體系中，上海企業面臨嚴峻考驗，對部分行業特別是對金融業的沖擊力較大。隨著外資銀行全面介入上海銀行業務，高端客戶逐漸流失，中資銀行的儲蓄增速也隨之下降，導致中資銀行的流動性迅速降低，并有可能發生支付困難，從而在某種誘發因素的作用下引發“擠兌”和社會恐慌。（2）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國際資本流動的負效應漸現。就長期國際資本流動而言，它尋求的是高回報和低風險，當其大量進入后，往往形成“透明化”和“問責制”的運作模式。一旦國際資本控制公司的大部分股份，這些公司就必須采用國際財務管理方式和信息報告標準。與此同時，事件和行為必須不斷向國際社會披露，公司和政府造成的錯誤和失誤將受到國際資本的無情制裁。這無疑加大了受控企業的運營風險。而就短期資本的跨國界流動而言，也會給上海經濟埋下不穩定的隱憂。因為，隨著上海經濟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特別是隨著金融業的開放和資本賬戶管理難度的增大，短期資本流動的自由度將不斷增加，從而增加新的金融風險因素。（3）金融危機的蔓延使得上海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矛盾會進一步突出。目前，上海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經濟技術基礎仍處于劣勢，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將面臨嚴峻挑戰。面對跨國公司有目的、有步驟、有手段地對上海市場和企業的全面進入，如果上海不能有效提高技術水平，缺乏國際競爭力，就很難有效地應對外資的進入，這就潛伏著很大的經濟風險。

（二）關于上海近期社會經濟風險的性質界定。從風險災難的形成過程來看，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不是近期形成的，而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是“能量積累型”風險。從經濟社會風險的“能量”積累的規律來看，社會經濟重大風險的“能量”積累過程，是一個由一般性的社會危機到較為嚴重的社會危機，最后發展到特別嚴重的社會危機逐步演變的過程。從風險災難的后果及其性質來看，近期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風險，既不是指一般矛盾，也不是指一般沖突，而是指潛在的、是對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有著重大影響、甚至有可能導致嚴重社會沖突和激烈社會對抗的危機因素。其特點是，多種誘因交織在一起，而且各種誘因經過較長時間的積累、疊加，形成一個臨界點，由量變到質變，然后因某個突發事件“引爆”，最終釀成危機。這種突發性因素既可能是外部的突發性因素，如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也可能是自然災害，還可能是政府決策失誤等因素。有些本來在局部性的、區域性的、某一個環節上的問題，但是，由于政府官員處置不當或決策失誤而迅速擴散，形成全局性、系統性的重大風險，進而演化成具有嚴重社會危害的危機事件。

（三）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可能趨勢。風險的誘因變量和本因變量這兩類因素可能的變化，決定著上海近期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問題存在著三種可能的趨勢：第一種可能趨勢是，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誘因變量明顯或嚴重變壞，本因變量大致維持目前狀況不變。于是，就幾率而言，上海一般性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的發生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種可能趨勢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誘因變量明顯或嚴重變壞的同時，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本因變量也出現變壞的情形。在這樣的情況下，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有可能會出現較為嚴重的風險。第三種可能的趨勢是，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風險誘因變量全面嚴重惡化的同時，社會風險本因變量也出現全面嚴重惡化的情形，于是，上海有可能出現最為嚴重的、顛覆性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大風險。應當看到的是，由于上海近期社會經濟發展面臨金融危機、通貨膨脹、經濟下滑、失業及其它社會問題的嚴峻挑戰，上海近期發生嚴重的、顛覆性的社會經濟重大風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們能夠未雨綢繆，有效應對，其發生的幾率仍比較小。這是目前和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上海不存在發生特別嚴重的社會經濟風險的基本條件。上海民眾目前的基本生存條件不存在難以為繼的可能性，相應地，民眾也不會產生絕望的心理狀態，經濟秩序不可能完全喪失，政府對于社會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喪失。因此，從目前的狀況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基本判斷：（1）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發生一般性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說一般性風險與危機的爆發，是未來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常態現象。（2）較為嚴重的風險，或者說，上海社會經濟發展中比較重大的風險，其發生可能性是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和特別關注。（3）上海社會經濟發展別嚴重的、帶有顛覆性的重大風險，其發生的幾率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當然，如果我們對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放任縱容，或者處置不當，或者應對不及時，或者措施不得力，等等，就完全有可能導致未來上海發生特別嚴重的社會沖突和激烈的社會對抗。因此，能否及時識別、積極防范和有效應對上海近期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風險，顯得特別重要。

三、防范上海社會經濟風險的應對策略

防范上海社會經濟發展的重大風險的關鍵，是要充分把握關系到上海社會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突出戰略性、宏觀性和政策性。當前，防范上海社會經濟風險，首要任務是以啟動內需為重點，“保增長、保民生”。具體對策思路包括如下幾方面：

（一）針對金融危機的可能威脅，對宏觀調控進行相機抉擇。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轉變過分依賴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厘清政府在這一市場中的地位與作用。要根據借款人的不同信用，分離低收入階層到房屋租賃市場和廉租市場，健全個人及家庭財產的申報及登記制度、稅收監管制度，限制預售期房的按揭貸款及開發貸款。二是完善房地產金融體系設計，重視住房抵押貸款背后隱藏的風險，將遏制房價泡沫與控制銀行風險相結合，加強對商業銀行的內部控制，嚴防貸款質量下降。同時，嚴格保證首付政策的執行，采取嚴格的貸前信用審核，避免“虛假按揭”現象。三是改革住房公積金組織及管理體制,盡快組建政府支持的住宅抵押貸款銀行及住宅抵押按揭貸款證券化機構已經迫在眉睫。四是著力加強對熱錢的流入流出監管，控制資本流入，防范投機資本的沖擊。

（二）要實行引導科學發展的產業政策。進一步完善產業發展政策，強化產業信息引導和預警，增強產業政策與土地、信貸、環保等政策的一致性和協調性。鼓勵新興產業發展，對節能環保、自主創新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財政補貼或稅收減負，加大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業發展的扶持力度，提高服務業在上海經濟增長中的比重。完善土地一級市場出讓制度、住房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管理制度，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加快內需啟動步伐，鼓勵有利于擴大消費的投資需求。主要著力點將放在擴大消費需求上，促進經濟增長由過去過分倚重“外需”向“內需”轉化。一方面，積極研究國內市場的變化，主動抓住東部沿海產業、資金向內地轉移的機遇，結合上海實際情況，培育壯大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提升企業競爭力。著力拓展長江三角洲周邊地區、中西部地區消費潛力較大的區域市場，增進區域經濟互動，強化區域合作，促進內貿良性增長，以更廣闊的市場腹地支撐上海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升上海的經濟輻射和聚集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對城郊商貿一體化建設的步伐，務實地制定鼓勵消費的政策，擴大工業消費品下鄉試點范圍，挖掘不同收入群體的消費潛力，鼓勵保護有利于消費的投資需求。

（三）把擴大就業和解決失業問題置于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戰略優先地位。把增加就業機會和控制失業率作為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標，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把改善就業環境、增加就業崗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任務和評價各級政府政績的主要考核指標。（2）市、區兩級政府要利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調控失業率，增加財政用于公共投資的項目，帶動社會投資，刺激經濟需求，擴大就業機會。（3）把扶持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各種稅費優惠政策真正落到實處，為多種形式就業提供有利的政策環境。（4）保護就業弱勢群體，把工作重點從保障下崗失業人員基本生活轉到擴大就業上來。一方面要解決下崗失業人員的基本生活保障問題，另一方面要通過提供有效的培訓，提高下崗和失業人員的就業能力，幫助他們盡快重返勞動力市場。此外，要徹底取消針對農民工的不合理規定，并嚴格防止反彈。（5）鼓勵非正規就業，積極發展社區服務、家政服務；發展國際上通行的家庭辦公、家庭咨詢公司等；扶持受政府或公共機構業務委托的民間機構和非營利團體等。完善相關的法律資格、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稅費優惠等地方性法規、制度、政策等。（6）完善政府就業服務體系建設。繼續增加政府對就業培訓、職業介紹、崗位購買等方面的資金投入；將扶助就業困難群體和下崗職工再就業的工作制度化，實現就業服務和就業扶持政策面向全社會的公平覆蓋和規范統一。

（四）盡快出臺民生政策。這些政策包括：（1）通過稅費減免，進一步減輕居民醫療、教育、住房等支出負擔。（2）增加離退休人員特別是企業離退休人員的退休金水平，提高城市最低收入標準和貧困群體的補助標準。（3）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財政轉移支付，對低收入階層發放消費券補貼，憑消費券直接領取實物。（4）加強市場監督，搞好對關系民生的主要食品漲價的備案核準管理，防止生活必需品的過度漲價。（5）進一步加大農副產品的生產和市場供應，全面落實一系列扶持糧食、生豬、奶業及禽類生產的政策，進一步加大對農產品的價格補貼，確保農產品的市場供給，促進郊區農民穩步增收。（6）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規范社會代價的補償機制。一是積極探索建立有利于各類就業人員參加的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吸納非國有單位和靈活就業人員參保。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困難企業及破產改制企業職工和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辦法，構建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制，包括建立補充養老保險體系，完善社會救濟、社會互助、優撫安置等社會福利政策等。二是加快建立農村特困家庭醫療救助制度，健全農村初級衛生保健體系，加強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建設，逐步提高醫療保障水平。重點扶持郊區縣的縣醫院和中心鎮衛生院建設，實現人人享有初級衛生保健的目標。通過多種方式探索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以家庭養老為主的同時，以農民自愿為原則，鼓勵參加商業保險，探索多種形式的社會保險補充制度。三是關注城市貧困群體，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城市貧困群體的擴大和在上海城郊結合部出現貧困人口聚集區。主要是關注下崗職工的生活。政府不僅要為城市居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線并切實執行，而且要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和物價上漲的實際，不斷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五）抓住政策調整機遇，完善外貿政策，積極支持上海企業參與國際資源投資。一方面，要運用出口退稅政策，適度擴大出口退稅政策的適用行業，確保出口穩定增長。主要是調整政策導向，由鼓勵出口為主向強調進出口平衡轉變，由區域性優惠為主向產業優惠為主轉變，增加高科技、高附加值的產品出口，抓緊制定與國際接軌的產業標準和出口商品質量標準，完善出口品牌促進體系，引導企業提高國際化經營水平，進一步降低企業“走出去”門檻，簡化審批手續，鼓勵有競爭力的企業和產業參與國際分工。另一方面，應抓住國家鼓勵對外資源投資政策調整機遇，鼓勵有實力的大型企業集團，特別是資源加工型企業如寶鋼等企業走出去，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對外礦產資源投資，充分利用國外市場和資源，促進產業鏈條的國際化延伸，緩解上海工業資源品短缺壓力，降低企業生產成本。

篇3

【關鍵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

1 引言。

1958 年美國發展經濟學艾伯特·赫希曼在《經濟發展戰略》一書中率先提出“發展戰略”這一概念，重點討論發展中國家如何利用自己的潛力、資源與環境，謀求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自20 世紀60 年代開始，聯合國先后制定了60 年代、70 年代、80 年代三個10 年的“國際發展戰略”，它使得“發展戰略”一詞逐漸越出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范圍，也廣泛運用于發達國家。

2 國外研究現狀。

2. 1 理論貢獻。

（1） 區域平衡增長論。

均衡增長的主要涵義是指國民經濟中各個行業和部門相互協調、共同增長。主要包括賴賓斯坦（H. Leibenstein） 的臨界最小努力命題論、納爾森（ R. R. Nelson） 的低水平陷阱論、羅森斯坦和羅丹（ P. N. Rosenstein－ Rodan） 的大推進論，以及納克斯（R. Nurkse） 的貧困惡性循環論和平衡增長理論。

（2）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

區域不平衡增長論認為增長過程在實質上是不平衡的。其代表理論有佩魯（Perour） 的增長極發展理論、繆爾達爾（Gunnar Myrdal） 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和赫希曼（A. O. Hirschman） 的依附理論。

（3） 區域階段發展論。

倒U 型理論（Reversed U － Shaped Theory）

1965 年，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 J. G. Williamson） 把庫茲涅茲的收入分配倒U 型假說應用到分析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提出區域經濟差異的倒U 型理論。他通過分析24 個國家的國際橫截面數據和10 個國家的時間序列數據，認為國內不同發展階段區域不平等的變化趨勢，地區間收入差異的長期變動趨勢大致呈倒U 型。

（4） 鐘型發展理論（ Bell Shaped Theory）

1980 年。 美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阿朗索（W. Alonso） 提出了“鐘型發展理論”，引入了描述經濟發展過程的變化次序模式—鐘型模式。在發展初期，國家的增長是不平衡的，存在富裕地區與貧困地區。即使在某一區域內，用各人口組所占財富比例來衡量，社會不平等現象也很突出。

由于某一個或幾個城市增長很快，高速城市化是增長早期的特點。

2. 2 國外典型區域經濟發展政策的戰略選擇案例。

（1） 美國區域開發的“均衡”戰略。

美國在開發不發達地區時，采取的是均衡戰略，其有七個主要措施：

一是對不發達地區實現優惠稅制；二是由政府出面組建經濟開發區，幫助落后地區加快發展經濟；三是以交通運輸為重點，扶持經濟落后地區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利用財政金融手段，鼓勵并引導私人企業向落后地區投資；五是優化產業布局，拉動經濟增長；六是有意識提高勞動力索質，注重引導人力資源流向；七是重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2） 前蘇聯區域開發的“傾斜”戰略。

與美國不同的是，前蘇聯在區域開發上采取的是“傾斜”戰略，主要是通過建立一些科研中心來輻射周圍地區，為周圍地區經濟發展提供資金、技術、人才支持，以此來促進相應地區的經濟發展。

（3） 巴西區域開發的“發展極”戰略。

巴西在區域經濟發展過程中，采取的措施是在落后地區建立“發展極”并以此形成發展網絡，帶動整個落后地區的經濟開發。巴西“發展極”的建立是通過設立專門的開發機構來指導、組織并實施的。

（4） 日本區域開發的特殊戰略。

60 年代，日本政府為縮小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之間的差距，緩解經濟布局的不合理現象，先后制定了四次全面綜合開發計劃，采取了“據點開”、建設“定居圈”和“技術集成城市”等措施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hi138\Com]

3 國內研究現狀。

中國從20 世紀70 年代開始了經濟發展戰略的研究。劉國光（1984年） 在其主編的《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中提到，經濟發展戰略是指在較長時期內，根據對經濟發展的各種因素、條件的估量，從關系經濟發展全局的各個方面出發，考慮和制定經濟發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解決的重點、所經過的階段以及為實現上述要求所采取的力量部署和重大的政策措施；楊萬鐘（1999 年） 在《經濟地理學導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是在經濟區劃的基礎上對未來區域經濟發展藍圖的總體勾畫，是進行區域規劃和產業布局的重要前提。方創琳（2002 年） 在《區域發展戰略論》中提出，區域發展戰略就是根據區域發展條件、進一步發展要求和發展目標所做的高層次全局性的宏觀謀劃；單于廣（2003 年） 認為我國當前宜采取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他認為區域非均衡協調發展戰略指由于我國各地區發展同一產業或者同一產業投人產出效果不盡相同，在國家所掌握的資源十分有限的情況下，為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保證國民經濟較快增長，國家必須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采取重點開發的方式，并在資源分配和財政投入對重點開發地區的重點產業進行傾斜，以此求得中西部地區和東部沿海地區的共同富裕。

4 結語。

李奇澤、敖明山（2008 年） 在分析了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演化過程三個重要的階段，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發展階段、非均衡協調發展階段后，作者指出區域統籌發展戰略將是我國今后區域經濟發展將選擇的發展戰略，他認為具有很強的統籌協調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關鍵點，區域統籌發展戰略有強大的資源整合力，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具有生態支撐力是區域統籌發展戰略的亮點。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其理論和模式也應保持與時俱進，不斷更新和完善，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新的、適應需求的區域發展戰略將產生。[ hi138/Com]

參考文獻

［1］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譚祟臺等《發展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3］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4］楊萬鐘主編《經濟地理學導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

［5］方創琳主編《區域發展戰略論》，科學出版社。 2002.

［6］李奇澤、敖明山，對我國區域經濟的非均衡與協調發展的思考，中國商界，2008 年。

篇4

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主旋律

從改革開放至今，可將中國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歷程分為兩個階段，這兩個外向型發展階段，給中國企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同的機遇與挑戰。

1.從改革開放初期到上個世紀末，為中國“引進來”的戰略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中國重點引進國外的資本與技術，對經濟中的短缺性給予彌補，促進企業在技術和生產能力上更新換代，為經濟起飛做好準備。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對外貿易處于出口產品單一、出口市場單一、出口收入來源單一的脆弱的發展水平。中國產品出口的創匯能力極為有限，靠當時以農產品、初級出口所賺取的外匯遠遠不能滿足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需要。面對出口產品結構的不合理，工業制造品的落后，外匯收入低下，國內企業供給不足等困難，政府依據國民經濟的狀況，調整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實施“引進來”的“進口替代”經濟發展戰略，即利用有限的外匯資金集中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設備，替代最終制成品的進口，以國內企業自身的生產來滿足國內市場的不斷增加的消費需求。依據中國經濟發展客觀存在的瓶頸，政府實施與之相適應的貨幣匯率政策，即人民幣價值高估和相應的進出口貿易政策，鼓勵中國企業在匯率有利于降低企業進口成本的條件下，將有限的外匯收入集中用于適宜國內發展生產的企業引進適宜的國外先進生產技術和成套設備，提高企業的技術改造水平和生產能力及其生產效益，促進改善國內的整體投資環境。這一系列措施使中國企業大量地吸收了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及先進的經營管理經驗，裝備了生產資本，提高了資本質量與效益，快速解決在此之前長期供給不足的短缺性狀態，并以“引進來”替代了最終耐用消費品的進口，大量節省了外匯，擴大了國內緊缺的耐用消費品的供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為中國企業提高附加值的生產和服務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良性循環和國民財富的增加，為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引進來”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充分顯示出中國勞動力的成本優勢與效率，提高了中國對國外資源的吸引力，使“引進來”的外資規模逐步發展到2002年的500多億美元的水平，躍為世界第一。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證明，實施“引進來”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適應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發展時機，為企業技術設備的更新換代提供了機遇，使企業的生產從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快速轉為以出口為導向的深入發展，也帶來了更多的國際市場需求，提高了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對外貿易進出口總額連年攀升，到2003年年底中國貿易進出口總額達8500億美元。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及其對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的帶動，使中國的對外創匯能力大大提高，目前中國的外匯儲備余額已逾4000億美元，僅次于日本，為世界第二。“引進來”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成就推動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帶動著各個經濟領域的繁榮變化，促進了社會的全面進步與發展。近年來，中國國內社會儲蓄水平連年增長，社會教育普及發展，參與經濟活動意識、金融投資意識不斷提高；各種投資市場不斷建立健全，市場經濟機制的作用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建立完善法律法規體系，依法規范市場的經濟行為；企業積極推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通過社會化集資、社會化生產以及社會化經營，加速形成資本社會化的規模與實力。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引進來”發展戰略實施十年后，國內市場出現了輕工業和家用電器工業企業生產能力的過剩，由此推動了外向型加工貿易的發展，促使企業將過剩的生產能力及成套設備投資于國外的需求市場，激勵著企業從“引進來”向“走出去”邁進。

制度經濟學理論已經為我們闡明，政府推動的經濟制度的變革將充分發揮出全社會的生產潛能。突出表現在，一是釋放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潛能，提高人民參與創造物質財富的機會，使人民嘗到改革開放的甜頭；二是促進企業的發展壯大，企業市場化運作激勵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引進國內外的技術、設備、科學的企業管理與經營經驗，使企業不僅在生產與經營收入方面獲得顯著的提高，更為重要的是促使企業的運營機制與企業資產的擴充意識與要求大大提高。他們不滿足于商品貿易的不斷擴大，將國內外市場同時運作；而且要求在有商品需求的地方通過直接投資辦廠深入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生產或服務。例如，蒙牛集團，2002年的中國企業冠軍，就是通過“引進來”利用了世界上最現代化的無菌技術管理，把傳統產業的牛奶和冰淇淋賣到美國，賣到香港和澳門，產品占據了香港和澳門10%的市場份額，分別超過了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日本、韓國和歐洲的奶制品企業。作為服務業企業的“小肥羊”也是如此，涮羊肉原本是中國傳統產業，一旦引用了現代化的經營模式―――連鎖物流的企業管理，一夜之間就成了2003年的百強企業冠軍。企業只有善于“引進來”，才能更快“走出去”。從實踐中看，中國企業中走在跨國經營前列的中國銀行、首鋼、海爾、中化進出口總公司、TCL、中海油、京東方等等，都是在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結合中做大做強的。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信息，截止2003年末，中國非金融類海外投資企業達7470家，平均海外直接投資規模越來越大，2002年為280.86萬美元，2003年為409.1萬美元。企業的發展進程證明，“引進來”與“走出去”是企業發展不同階段的需要。

2.在入世前后，中國開始了“走出去”的初期發展，由于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資本實力，技術創新及內部化經營的相對弱勢，寬限的市場條件下企業需要在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中得到發展。

面對廣大企業的進一步發展需要，中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戰略與策略做出了進一步的調整。自1994年人民幣匯率與國際并軌開始，就為企業擴大進出口的規模與速度從思想意識到政策措施上都大開了綠燈；中國市場更加開放，中國企業的進出口貿易額迅速增加，對外直接投資也很快從幾十億美元突破百億美元大關邁上了新的發展臺階。

2000年中國政府提出實施“走出去”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特別是在2002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化為中國實施“走出去”的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中國對外多雙邊法律法規逐步建立健全，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更加緊密，外部經濟環境更加寬松，中國的對外開放市場變為雙向開放市場，對外商品貿易流通市場變為各種生產要素的流通市場，貿易投資的限制條件大大減少。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的進程中，要求自主經營，并獲取對外獨立經營權。企業走向國際經濟活動的第一線，促使企業真正成為經濟活動運行的主體和排頭兵，企業經濟主力軍作用更加突出，政府則發揮著支持、監控和提供服務的輔助作用。這標志著中國經濟改革已走向政企分開的發展目標，標志著中國企業要依靠競爭實力走出國門，在融集資金、投資決策、組織生產、經營和研發上都需要具備獨立的運行能力，走上了與國際并軌的發展道路。面對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國際市場環境，考驗著中國企業自身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實力，從企業的發展觀念和戰略決策到經營管理，產品與技術的品牌，企業的人才素質，企業抵御風險和創新的能力都經歷著多種挑戰。企業實力的增強成為“走出去”發展戰略的條件。由此，以企業為龍頭的“走出去”戰略必然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對外經濟戰略的主旋律。事實證明，中國企業通過“引進來”升級換代，只有能夠“走出去”，才會發現更大的社會價值，才能使企業的社會責任感和現展觀不斷升華，才可能越做越大，立于不敗之地，進而支撐整個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從這個意義上看，“走出去”是中國企業“引進來”發展成就的繼續，是“引進來”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經濟發展的繼續，是社會物質和精神文明進步的繼續，是社會不同經濟發展階段具備與之相適宜的經濟戰略的繼續。

事實上，早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初期就有企業到海外投資，但多是建立海外銷售機構，規模小，贏利少，管理機制落后，挾款外逃現象嚴重等等。實踐說明，就多數中國企業而言，與國際企業競爭差距依然很大，因而，企業在“引進來”的基礎上發展，與“引進來”相結合“走出去”發展是最適宜的戰略選擇。

進出結合 深層次發展

中國的經濟改革逐步從計劃經濟朝市場經濟過渡發展，在這一進程中，政府和企業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在發生著漸進的互換，在經濟制度上的變化已從企業的發展離不開國家政府，朝著國家政府的發展離不開企業的發展創新過渡，這是中國經濟改革在深層次上的變化，為適應這種變化，經濟發展戰略也需要深層次的發展。 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發展戰略正符合中國經濟和企業深層次改革的實際需要。

1. 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發展要求“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全面流動性。

中國自加入WTO后，良好的國內外發展空間推動著中國市場經濟向深層次發展，也推動著企業為適應市場經濟的變革繼續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建立有系統、有保障、有效率的網絡化組織機構，形成國際國內市場快速便捷的內部化運行機制，真正實現市場化、規模化、現代化、全球化的發展。效益型企業的發展要求效益型的要素配置，實現效益型的資源配置就要求市場機制與市場配置作用的充分發揮，要求市場的統一性和流動性，特別是企業資產在國內外發展，更需要通暢便利的流動資源促成效益的實現。將“引進來”與“走出去”結合起來，相輔相成，是具有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經營模式的企業全面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中國企業這支經濟發展的生力軍躋身于國際市場的發展要求與未來的發展前景是中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要考慮的重要因素。

2. 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特征需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兼顧性。

中國企業的發展是極其不平衡的，高收益企業、穩定低收入企業和赤字企業并存的“三級分化”現象十分突出。這根源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的經濟發展結構依然處于“二元經濟”結構狀態，城鄉差別、地區差別、貧富差別、產業差別，以及發展速度的差別依然突出。這種二元經濟特征使中國的經濟發展還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不平衡的發展狀態。從企業主力軍的群體看，既有海爾、TCL、光明乳業等那樣的國際化企業，也大量地存在缺乏競爭實力的眾多的中小企業，工業與農業部門企業的發展差別、技術差別與管理差別更是明顯。在這種客觀條件下，方方面面的二元性特征都客觀地要求有與之相適宜的對外開放性經濟發展戰略。這一戰略一要依據中國的客觀發展需求；二要具有兼顧性。只有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才能適應差別性特征的經濟發展；而且還要依據差別性的總體程度與發展需要，國內國際環境因素的變化，有所側重地實施以“引進來”為主的“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或實施以“走出去”為主的“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非均衡性經濟發展戰略的特征既能夠激勵在城市或發展迅速的沿海地區有實力的企業“走出去”，讓能夠“走出去”的企業首先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載體，在世界市場上滿載中國所需的技術、管理與信息，生產與銷售的成就駛向中國，成就中國，助中國之威，立中國于世界之林；也同時在中國相對落后，勞動剩余密集的中西部地區、農業地區依然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實施以“引進來”為主的區域性開放戰略，調節地區性、差別性、短缺性的經濟發展需要，并將隨著發展變化，促進內陸廣大農業地區和企業發展資源產品、農產品和工業品的加工貿易的出口；逐步與城市或發展迅速的沿海地區有實力的企業并行于國際競爭市場。由此，利用“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加速農業機械化、鄉村城市化的發展；加速二元經濟向一元化、國際化、全球化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經濟開放發展戰略決策所必須考慮的。

3. 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狀況要求“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協調性。

中國經歷了25年的改革開放, 意味著更深層次的變化，最終要實現地區不分沿海內陸，城市不分大小，企業不分強弱，普遍面對國際化、全球化發展的機遇與挑戰。這要求中國有能力通過“引進來”推進和繁榮經濟，穩定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也要求利用“走出去”，提高經濟效率，改善投資環境，創造內外雙贏的局面。在國際對比中，中國連續的貿易順差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反響強烈，對中國貿易出口的各類商品實施反傾銷，非貿易壁壘日益增加，中國企業的單純商品貿易出口變得愈加艱難。由此，中國需要企業以“走出去”，通過直接投資不僅要繼續商品貿易的發展，還要有助于資金、技術、信息與管理等生產要素方面的國內外相通市場的組合與配置。因此，“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是適時的戰略轉折，單一地“走出去”戰略極易造成企業跟風，有礙于實現海外投資效益，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發展乃至中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中國入世，簽署了《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多邊框架協議，進一步承諾中國深入持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對外國企業“引進來”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經營具有更多的選擇機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滲透經濟更要以“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簡捷而少限制為條件，因而，“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則是符合中國開放經濟深入發展的自然選擇。

4. 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處于關鍵的調整機遇之中，“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有利于利用國際機遇，調整中國的經濟結構，加速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

中國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市場，中國內部市場的潛在性使更多的國內外企業具有長足的發展空間。然而，國際外部環境處于關鍵的產業結構調整機遇之中，企業在國際產業鏈中處于上游還是下游的地位決定著企業未來的發展空間。國際性的跨國公司紛紛在國際生產的大鏈條中尋找著有利于企業長久發展的地位。對于中國企業發展而言，國內外市場都是重要的發展與開拓的空間。由此，中國企業既需要不失時機地在本國市場上與國外的跨國公司合資合作；又需要看準國際市場的發展機遇，在中國商品需求量大或可利用資源豐富的國外市場上，投資發展，以當地化發展帶動中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地位。中國企業如果只著眼于國內市場，忽視了國際市場可能的發展機遇無論對國家，還是對企業的發展都將留下遺憾。因此，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便于為中國企業的國際國內發展提供更大空間，是企業發展的需要，更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

交替與結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充分發揮政府和企業的雙重作用，并不是追求“引進來”與“走出去”在片面意義上的平衡，而是依據經濟增長的需要，在“引進來”與“走出去”的結合中實施不平衡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由此，需要將“引進來”與“走出去”交替與結合，推動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是戰略實施的目標。

在中國宏觀經濟戰略目標的指導下，相應財政貨幣政策的實施，依然存在相互矛盾不易協調的一面，即有利于“引進來”的經濟貨幣匯率政策不能同時有利于“走出去”，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政策措施，不一定有利于中國國際收支的平衡；有利于調整國際收支平衡的匯率措施，又不一定有利于國內貧富差距的緩解，要想兼顧二者是極其困難的。從政策措施的實踐看，在人民幣與美元匯率升值條件下，即期效應有利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降低成本，卻因為即期提高外商投資中國的成本而影響“引進來”；有利于外國商品的進口，卻不利于中國商品的出口。從長期效應看，對外投資和商品進口的增加使外匯資金的流出大于流入，可能從國際收支順差轉為逆差，減弱外貿部門對國內各部門經濟的帶動效應，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由此，在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經濟發展戰略中，應依據中國經濟穩定持續發展的總體目標與實踐的變化，以及國際經濟的變化因素及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傳導機制作用的影響，將“引進來”與“走出去”主次交替并相互結合以適應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總體目標，適應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目標。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更注重協調發展與共同富裕，主張“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保證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不主張無限度地擴大貧富差別，障礙生產力的發展潛能。“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交替”是為了主次突出、政策措施具有靈活性、在實施上能夠相機抉擇；“結合”是為了兼顧發展，既體現長期性、綜合性、全面性，又顯示非均衡性、帶動性與兼顧性。

“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交替與結合與中國現階段乃至更長期的經濟發展客觀需要相吻合。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性，以至三元經濟結構（工業經濟、農業經濟和國有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對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有能力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交替與結合的調整實現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目標。第三元經濟作為包括政府的財政收支（2003年財政收入占國民經濟收入的19%）和國有資產收支（2003年國有資產的收入占國民經濟收入的40%多）在內的國有資產，在市場機制和不斷增殖的經濟發展規律作用下，使企業有能力、也有責任在不平衡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參與和促進落后地區或生產部門的投資與發展，平衡國民經濟在生產部門間的不協調，緩解各生產部門之間的差距與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相適應，“西部開發”就是這種戰略措施的實踐。生產部門的協調發展是國家推行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正是由于中國廣大的發展迅速的工業企業和占國民經濟較大比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國民經濟中依然起主導作用，他們的經營與管理的發展方向就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向。換句話說，當中國的主導企業群體的發展是以“引進來”為主導發展的時期，即生產資本處于相對弱勢，中國就要實施以“引進來”為主導的“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為這些主導企業的發展服務；當中國的主導企業群體進入“走出去”的擴張性投資與生產的發展時期，即生產資本處于相對強勢，中國就要實施以“走出去”為主導的“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這種靈活性與中國經濟發展處于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過渡的長期發展階段是正相適應的。

從目前條件來看，中國具備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的交替與結合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的現實能力。

其一，入世將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可逆轉地推入了國際經濟的大循環之中，中國在多邊框架協議中的承諾使自己與各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動緊緊地聯系在一起，客觀上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以及經濟機制都提出了更加寬限的要求。

其二，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機遇與挑戰，中國制造產品既存在優勢，也存在弱勢，但都有必要通過“引進來”與“走出去”優化組合生產要素，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中國制造”具有勞動力要素帶動的產品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也同時存在技術、質量、品牌、管理等方面的相對弱勢，為使“中國制造”國際化、全球化發展，企業要求生產要素的流入與流出更加便捷。

其三，近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使中國有能力推動經濟活動的國際化和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勢頭，國內儲蓄和外匯儲備的連年增加，生產技術的相對剩余，人民消費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與多元化的發展都推動和拉動著中國走向世界。

其四，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具挑戰性、競爭性和防御性；國際間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越來越多，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投資滲透越來越緊，外國的保護主義政策與措施越來越復雜，這意味著中國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在國外當地化發展的要求越來越強烈，即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將更為普及，它有利于中國產品的品牌推出與銷售以及生產的優化。

其五，中國一貫奉行站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邊，與發展中國家廣泛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尋求經濟共同發展。中國具備良好的地區外部經濟合作的基礎，周邊的臨近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國民待遇水平、生活消費水平更加趨同，這為生產經營的經濟外向型和效益型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其六，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成就博得眾多國家的矚目，西歐與北美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積極尋求與中國的合作與發展，這意味著中國有條件歡迎外國企業的進入，同時企業也有可能加入到國際生產鏈之中。

實施“引進來”與“走出去”交替與結合的對外經濟發展戰略，在政策和措施上，要防止因“引進來”而過多地支付國民資源，因“走出去”而過多地流失國民資源。為此，中國企業只有不斷發展和提高在國際合作中的具體決策管理水平，才能與國外企業相匹敵。

首先要以企業發展為主導、市場經濟機制為保證，政府調控為輔，發展和擴大企業對外經營自限，完善法律制約機制，使企業生產優化組合，實現社會的公平與效益。

其次，在當前中國經濟深化改革的條件下，仍然以“引進來”為基礎，在更廣泛的領域中成功地吸引和吸收外資；同時強化“走出去”意識和行動，大力培養“走出去”的人才，以保障“走出去”的成效。

其三，推動企業以國內市場為依托，著眼國際市場，科學分析投資環境，確保投資吸收能力和投資效益。從投資地域特點看，企業的投資一般是隨著移民的流動，帶動投資的流動，從周邊國家逐步向其他有利于投資合作的地域滲透，更加廣泛和深入地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客觀上要尊重這一發展規律。

其四，提高資金的宏觀監控能力與技術水平，努力推動監控機制下的非數量控制措施的建制。

其五，不斷提高基礎技術的研發水平和應用技術的產業化與效益化的發展，增加生產資本的質量與規模。

其六，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股份合作制企業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實現產權明晰，自主經營，風險自負的企業制度。

其七，加強企業內部化和計劃化的完善與發展，強化跨國企業經營內部化機制與管理，保證企業內部穩定的供需關系，真正實現企業內部市場國際化，國際市場內部化的運營體系。

其八，完善中國的資本市場，推動金融創新，建立多元化投融資渠道，促進社會資本最大化發展。

其九，“引進來”與“走出去”并用，增加財富積累并投入國際經濟大循環。“引進來”得益于中國的勞動力優勢使國外大量的生產性企業移居中國，提高了中國生產資本的積累，使工業得到快速發展，優化調整了經濟結構的；“走出去”則應有利于中國弱勢產業的補充，既有利于中國企業的投資積累，又有利于提高海外市場對國內短缺資源和產品的供給。

篇5

我國煤炭企業在自身的發展與成長過程中，雖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它對我國煤炭資源所造成的破壞也是非常嚴重的，甚至對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脅。其結果是由于中國的煤炭企業發展的執行理念的過時，執行高耗費、低利用的煤炭開發利用模式所造成的。單方面尋求經濟效益而忽視了社會和生態的做法，不光阻礙了我國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還不可避免的使國民經濟的長期發展遭到危害。因此，煤炭企業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轉變思想，堅持以生態學作為基本的理論指導，然后以改變煤炭開發與利用的方式來實踐轉變，將過去傳統的單向流動經濟活動，逐漸轉變為新型的循環流動的模式，堅持以“一高兩低”作為其發展方向，即高利用、低排放與低提取，使經濟、社會與生態這三方，最終實現和諧與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煤炭企業循環經濟發展的模式可分為以下四種：

1.綠色開采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發展核心是煤炭的清潔開采，在生產源頭推行循環經濟，即在煤炭產出的過程中提高煤炭的采出率，做到高產高效，合理開采在此過程中伴生的礦產資源，減少煤炭開采造成的生態環境破壞，并消減煤炭產出過程中的相關問題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借助于清潔開采技術，其中比較典型的如保水開采等。

2.產業鏈延伸發展模式現階段，我國某些煤炭企業都將煤炭資源作為其根本核心，利用一些先進技術作支撐，例如對潔凈煤進行的轉化與利用技術等，使之逐漸構建起了由煤到電、由煤到電再到建材，以及由煤到電再到化工等的發展新模式，這些發展模式較傳統模式不但在資源利用效率上有了顯著提高，同時在降低生產成本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明顯的，因此，這種發展模式被譽為“三效最佳聯合”，即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以及社會效益三者間實現了最佳聯合。

3.資源綜合利用發展模式這是一種將企業的廢棄物繼續進行加工利用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也就是說當源頭所產生出來的代謝物，要么對資源進行整合再利用，要么借助各項技術的支撐，形成另一個新的產業、亦或是與之相關的延伸產業鏈，從而有效降低對環境所產生的壓力。比較成功的例子如將礦井水當做工業用水，或是將粉煤灰及煤矸石等作為建筑材料來使用等。

4.生態和諧發展模式該模式是基于開采區的實際情況，依照“宜農則農、宜漁則漁、宜林則林”的規則，將塌陷區改建為水上公園、人工湖等旅游景點，搞好生態旅游產業；或者在塌陷區建造水產養殖基地或者復土造地，發展生態農業。例如，淮北、唐山等礦區復墾，有效地利用塌陷地表發展旅游、養殖等產業。

二、煤炭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意義

煤炭循環經發展戰略的重要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首先，它能切實維護能源安全。當前，能源安全已是世界各國的競爭焦點，是國有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瓶頸。煤炭作為重要能源，更需進行科學、合理、高效的利用。煤炭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就成為了煤炭能源科學利用和減輕能源壓力的關鍵；其次，它能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在過去，煤炭企業遵照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則，形成許多后遺癥。以洗煤為例，全國每一年排出的洗煤廢水約0.4億噸、洗矸約0.45億噸、煤泥約200萬立方米，大都沒有進行綜合利用，這不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惟有把循環經濟當作“基礎”，使資源與能源的潛能最大化發揮，才可確保經濟環境、生態環境與煤炭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另外，它還可以促進煤炭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煤炭是一種不可再生能源。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考慮，應高度重視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抓住機會發展替代煤炭的產業，讓經濟發展對煤炭過分依賴的問題得到解決；二是延伸產業鏈條，促使煤炭資源得到充分利用，發揮出最大效益。以此為煤炭循環經濟發展的重要內涵，必然是煤炭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發電機”。除此之外，煤炭循環經濟對于構建節約型社會，以及保護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來講，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必須將其在煤炭企業中堅持貫徹下去。

三、結語

篇6

關鍵詞：環境危機 生態經濟 經濟發展戰略

一、當前經濟發展與環境危機的關系

當前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危機揭示了人與自然的對立關系，并且在某一層面上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認為環境危機的產生只會加重經濟發展的負擔，特別是當經濟發展面臨困難的時候，人們往往首先考慮的是犧牲環境利益甚至環境安全來保證經濟穩定和經濟安全。但如果將歷史與當今時代經濟發展狀況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就會重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的重要性。

中國是世界第2大經濟體，目前占世界GDP的約10.3%，然而卻消耗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煤炭、鋼鐵和棉花，以及將近一半的水泥。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資源榨取性的過度消耗甚至浪費的基礎之上，并往往以犧牲環境和犧牲后代的機會獲得。由此可知，中國環境危機到達了一個極其危險的地步。雖然經濟在飛速的發展，但這可以說是揮霍本已面臨枯竭的生態資源而拼出來的，這樣的經濟根本就無法持久，一方面，中國經濟帶動了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另一方面，它卻唯獨犧牲了中國人民的福利，不僅是犧牲了這一代人的福利，更掏空了子孫后代的資源和環境基礎。

二、應對環境危機提出的有效型經濟發展戰略

（一）國內外形勢決定經濟發展方向和定位

我們知道發展不均衡是動搖經濟基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國內經濟的兩難問題凸顯，環境危機和資金技術成為重大發展瓶頸。中國長期的單一出口導向，已使中國大部分過分集中于高耗能、高耗材的低端出口加工貿易中，由最先利用本國自身豐富的自然能源到最后成為向其他國家不斷買進的地步，這其中的過程不知道耗費了多少能源，同時環境問題日趨嚴峻，環境危機直接給走在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中國敲了一個響鐘，我們要找到一條既符合當代人類利益，同時又維護好國內經濟發展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在經濟向度的分析中，環境危機是在人類經濟的歷史轉變過程――即攫取經濟、生產經濟、商品經濟、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生產、分配、消費的經濟全過程中，系統的研究技術與技術異化，以及引起環境危機的成因，還有勞動的異化所引起的經濟危機如何轉變為技術異化所引起的環境危機。因此在分析環境危機所處的國際形勢時，首先要看到國際世界最基本的四條原則：實力原則、利益原則、代價原則和風險原則。國際世界間所采取的任何戰略，都離不開這幾條基本的原則，每個國家的行動出發點都是自己國家的利益。而跟自身利益聯系的最為密切的就是有效的解決環境危機，使自然環境資源的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

（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及其意義

可持續發展就是要要促進人與自然的相互和諧，實現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互協調，保證世世代代的永續發展。在社會的發展進程中，自然界的資源匱乏和環境自我調節能力的有限性制約著我們現代社會的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思想已經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并逐漸成為世界各國共識。它不僅影響到人們的生產方式和思維方式，而且關系到人類的前途和命運。同時它認為經濟發展應與資源保護相結合，強調人類利用生物圈的管理，目的是滿足當代人的最大利益，又不對后代人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構成危害。從可持續發展思想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可持續發展已從一開始注重生物方面，擴展到包括環境、經濟、社會等各個相關因素，并使之相互協調發展。

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首先，它使人類改變了舊的思維方式和生產方式，反對了人與自然的相對對立，使人們重新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可持續發展概念是在人類深刻認識環境與資源的可持續能力基礎上提出的。它面對當前的環境危機，站在全球生態整體利益的高度，為我們找到了既適合經濟快速發展又能保護生態環境的道路，為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實現經濟與環境的雙贏。

三、結束語

人口多，自然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規模較大，廢棄物排放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越來越突出，污染控制和生態保護的任務非常艱巨，所面臨的環境危機問題也日益嚴峻。如果不能擺脫傳統發展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我國經濟發展受到的資源和環境制約將越來越嚴峻，因此在改變發展方式的同時還要推行有利于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進而促進經濟快速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1]李曉西，姜欣，宋濤.可持續發展――資源和環境新挑戰[A].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研究集萃（2010）――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10年

[2]馮健康.試論構建可持續發展生態經濟理念[J]；科學之友；2010年13期

[3]王孔雀.生態文明新論舉要[J]；中國集體經濟；2009年12期

篇7

[關鍵詞]低碳經濟；新能源；低碳技術；碳源碳匯

氣候變化和能源短缺對經濟發展和人類生存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節約能源、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為世界和我國關注的焦點，目前各國都在尋求新的發展模式，以緩解經濟發展和環境惡化間的矛盾，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徑。

2010年3月15日溫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屢次提到，要重視低碳發展，主張從以消耗換發展的增長方式向低碳經濟轉型，建立宜人居住的生存環境，這是低碳經濟時代必須具備的應對能力，這既關系到我國產業繁榮和國家競爭力提升，也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存、健康和未來。

一、低碳經濟的背景及認識

1. 低碳經濟的產生背景。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能源使用帶來的環境問題及其誘因不斷地為人們所認識，不止是煙霧、光化學煙霧和酸雨等的危害，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業已被確認為不爭的事實。

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及經濟結構逐步邁向生態文明正走出一條新路，即擯棄20世紀的傳統增長模式，直接應用新世紀的創新技術與創新機制，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2.我國對低碳經濟的認識。2007年6月，中國正式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2007年12月，我國發表《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著重提出能源多元化發展，將可再生能源發展列為國家能源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再提以煤炭能源為主。

二、低碳經濟在我國發展面臨著許多問題

1. 低碳經濟發展困難緩慢。我國的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主要靠煤、礦產資源的消耗，溫室氣體排放量高于其他國家，經濟發展與減排目標雙重壓力矛盾突出，我國當前處于高能耗階段，同時也是高碳經濟時期。由于國際分工，發展中國家成為能源消耗大國。為了經濟快速發展，我國的高碳經濟仍將繼續保持下去。應用在低碳經濟的低碳技術的特點是涉及面廣、難度大。低碳技術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關鍵，由于低碳技術涉及國民經濟各個部門、領域，以及社會再生產過程，由于一些低碳技術難以實現，嚴重制約低碳經濟發展。

2. 低碳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首先，我國目前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口大量增長、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基礎設施擴大建設，使得對能源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長。其次，我國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仍然存在，經濟發展對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再次，能源資源稟賦的特點。在中國能源探明儲量中，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特點，決定了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將長期存在。煤的碳密集程度較高，必然會產生較高的排放強度。所采用的能源基礎設施的技術、設備能長期影響溫室氣體的排放，采用低碳的燃煤發電技術，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3. 低碳經濟發展瓶頸。我國在采取的減排行動中缺乏資金和技術的支持，僅僅依靠降低能源消耗中的碳排放。加強國際合作，引進國外先進的低碳技術，加快低碳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我國相應建立健全相關市場和監管體系，進入碳總量控制時代。我國設定行業的準入門檻，以及經濟的激勵政策，扶持低排放行業發展，減排技術直接決定了企業的生存能力。對高能耗企業，這種高耗能低效率的生產方式將不復存在。技術和資金將成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瓶頸。

三、低碳經濟發展的趨勢

1. 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全球經濟向著可持續的低碳經濟發展，為了更好地發展我國低碳經濟，有必要制定低碳經濟發展戰略。低碳技術將成為國家、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標志。制定低碳技術戰略規劃，以及制定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戰略的近、中、長期的規劃，其內容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布局、低碳技術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

2. 資金支持低碳技術創新。我國盡快發展低碳經濟，就必須增加資金投入來使低碳技術創新。碳捕集與封存技術是一項具有大規模減排效應的技術。國家應鼓勵科研機構和企業進行技術創新，以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同時，促進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增強低碳技術的國際引進吸收、消化利用和二次創新。

3. 低碳經濟發展的制度創新。低碳經濟發展需要進行制度創新，消除制度障礙，推動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制定適應低碳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以提供法律保障。制定完善的碳排放貿易制度，促進碳貿易發展；強化低碳能源開發和利用的鼓勵政策。加快我國能源體制改革，推動能源結構、價格體系調整，推動再生能源發展機制的運行，健全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市場環境和制度創新。

篇8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是儒家文化，而因其是在幾千年的對自然界依賴非常大的農業社會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使得儒家文化從開始就崇尚“穩定”，即人與自然的穩定、人與社會的穩定和家庭的穩定，不僅對國人的倫理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產生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也形成了其自身的精神內核：“重群體輕個體，重義務輕權利，重和諧輕征服，重人世輕鬼神”[1]，而這些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又通過社會長期發展的積淀，以“和”、“義”、“忠”、“信”等傳統文化內容體現出來，并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對中華民族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思路

 

綏化市是黑龍江省典型的農業大市，下轄三市六縣一區。近年來盡管綏化市農業發展整體水平不斷提高，但由于綏化市所轄的10 個縣(市)區資源差異很大，使得綏化市內部縣市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現出“馬太效應”。既有肇東、安達這樣的全省“十強縣”，又有蘭西、明水這樣的全省“十弱縣”。

 

異地經濟發展思路就是在綏化農業經濟發展很不平衡的條件下產生于基層干部群眾發展經濟的實踐活動，2006 年，綏化市下屬安達市太平莊鎮鎮長陳福義向投資商宣傳安達市招商引資的政策和發展環境，投資商出于市場輻射半徑的考慮，沒有看中距離市區較遠的太平莊鎮。但在安達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投資商最終把項目建設安置在安達工業園區，稅收由太平莊鎮和園區按比例分成。這個變通，不僅改變了太平莊鎮的經濟發展命運，而且開創了安達市乃至整個綏化市異地經濟的新樣本。而后得到上級的重視、推廣和運用。2011 年初，新任市委書記朱清文在基層調研中充分肯定了太平莊鎮的做法，并針對綏化當時農業經濟發展資源與項目結合途徑矛盾突出的情況決定將太平莊鎮的做法加以推廣，提出在綏化市范圍內無論誰引進的項目，都可以放到該市的任何地方落地建設，享受當地的所有優惠政策，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實行全市優勢資源共享，從而促進優勢地區強勢發展，劣勢地區借勢發展。異地經濟的精髓就是針對行政區域內農業發展資源稟賦條件差異大的實際，樹立“不求所在但求所用”的理念，打破行政區域界限，實行區域經濟內優勢資源共享。如今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思路已作為經濟戰略被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寫入文件，并號召該省條件具備地區推廣異地安置招商引資企業的做法[2]。

 

2傳統文化與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的契合點

 

2.1重視發展農業生產傳統文化重視發展農業生產，首先是因為農業生產是衣食之源，只有衣食無憂生存才有保障。荀子主張“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3]179。綏化市是黑龍江省典型的農業大區、工業弱區，經濟發展的重頭戲在今后很長時期內還是要搞好農業經濟發展。當前在異地經濟發展戰略的指導下，綏化市農業經濟已取得初步成效，接下來還要有更大的發展，這為傳統文化與異地經濟發展戰略的結合從根本上提供了條件保障。

 

2.2提倡勤儉精神儒家文化強調的“使民以時”、“節用”等勤儉思想，養成了國人勤勞、艱苦奮斗、節約的品格。這種品格不但成為今天市場經濟條件下，因囿于農業大市特殊發展環境，綏化人堅持發揚“吃苦耐勞、豁達樂觀”[4]的綏化精神，促進綏化加快發展的動力，而且也成為綏化市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節約經濟發展成本，實現異地經濟戰略的思想根源。異地經濟發展戰略有利于不同市縣降低項目投入成本和企業運行成本，共享優越的區位條件、基礎設施和更好的服務環境。

 

2.3忠誠守信的處事原則“忠誠守信”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石。“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5]196 “誠者物之始終，不誠無物。”[6]112傳統文化關于忠誠守信的教導與當前綏化市大力發展異地經濟的形勢要求相一致。在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中，優勢地區與劣勢地區在項目引進、收益分配上要通過協議、合同來保障和約束各自的行為，尤其是優勢地區要重合同、講信譽，充分協調好資源配置的利益關系，才能共謀綏化的大發展。

 

2.4和諧的價值觀追求傳統文化崇尚和諧、以和為貴，并已深深扎根于民族心理之中。但“和”的本質是“和而不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7]470“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7]472是說不同的東西彼此和諧才能生世間萬物，所有東西都一致的話，世界也就不再發展了。把許多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使它們得到平衡，這叫做和諧。當前，綏化市各地農業經濟發展一直處于不平衡狀態，需要域內優勢地區帶動劣勢地區發展，劣勢地區則需借助優勢地區發展，而異地經濟發展戰略主要目標就是要從整體上提高綏化市農業經濟的發展水平，通過不斷提升劣勢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縮小與優勢縣市、鄉鎮之間的差距，達到綏化農業經濟均衡發展，實現終極目標的“雙贏”。

 

2.5注重人際關系交往“中國的社會結構是以‘己’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像水的波紋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也愈推愈薄。”[8]203而維系這種關系的紐帶是受傳統文化影響而形成的、每個中國人都難以割舍的親情、鄉情、友情、血緣、親緣、地緣、業緣這些中國社會的基礎網絡。從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這些中國社會的基礎網絡可以看成是一種可以利用而且必須加以利用的資源，比如從項目建設招商引資來看，除了遵守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利益法則外，充分利用國內甚至國外可以利用的親情、鄉情、地緣等紐帶來發展綏化市的經濟就是很好的條件和機遇選擇。

 

3傳統文化促進異地經濟發展的途徑

 

異地經濟戰略實施主體是綏化市內的各級行政單位，尤其是經濟發展弱勢區域的行政單位更是積極引進項目，落戶合適地區，來盡快發展本地區經濟。但是當前這種由各級政府主導的項目引進只是異地經濟戰略發展的初始階段，下一發展階段應當由政府主導向區域內的企業主導轉變，這將是異地經濟發展戰略升級到更加市場化的合理要求，這一轉變對經濟弱勢區域而言困難很大。因此，上一級政府的幫扶仍然必不可少，甚至需要一定的政策傾斜，以便最終實現區域內經濟的協調發展。針對異地經濟的這種發展動態，借助傳統文化來促進異地經濟發展，可以從如下方面著手：

 

3.1維護權威、重義輕利、調控經濟儒家文化的“三綱五常”就其合理的方面看，在處理國事家事上，必須樹立一個“綱” ，即權威，發展市場經濟也是必須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的自發性和盲目性帶來的經濟發展弊端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優化資源配置。就綏化市當前發展異地經濟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域內各級政府做好宏觀調控工作，從而借助政府的行政工作力量，來為綏化市異地經濟發展保駕護航。為維護好政府的權威和引領作用，政府在有關發展異地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過程中，一定要廉潔自律，重義輕利。這里的“輕利”，不是說政府不重視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而是說政府在發展經濟過程中一定要保證各項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落實公開、公平和公正，真正做好異地經濟發展領路人和裁判員的角色。正如董仲舒所說“要重視道誼，不謀利益，不計功利”[9]269。作為政府一定要把“德本才末”的基本價值取向進一步落實到行動上，擺正義利關系，使政府的行為與道義相符，不與民爭利，而是要為民謀利。

 

3.2借文化體制改革之力，弘揚傳統文化，促進異地經濟發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傳統文化與市場經濟發展要素相結合，已成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更好更快更大發展的有效途徑。盡管綏化市目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還相對薄弱，但自從落實十二五發展規劃以來，綏化市對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促進本地經濟社會大發展大跨越重要性已經提高到了核心競爭力的高度，并積極采取措施來推動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如大力培育支柱型文化產業，辟建文化產業園，提升原有文化產業基地，培育統一、開放、有序的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健全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等。當前將傳統文化中的和、信、義、忠、仁、廉等思想精神融入到這些綏化市發展與繁榮文化的措施中，必將進一步鞏固和加強綏化人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勇于擔當、無私奉獻、吃苦耐勞、豁達樂觀、顧全大局、團結奮進”[4]的綏化精神，從而更好地為綏化人合力謀發展、傾力干事業，開創異地經濟發展的新局面，注入不竭的動力。

 

3.3落地企業要借助傳統文化發展企業文化企業文化是企業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支柱，由于異地經濟發展的主體是適應市場競爭需要的各類落地企業。因此，落地企業需要通過加強自身的企業文化建設來促進自身的發展。而要加強落地企業文化建設，傳統文化因素就可以被借鑒，因為“企業文化是基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的”[10]。在異地經濟發展中落地企業建立和發展企業文化，首先要樹立“誠信為本”的企業理念。 “誠者，圣人之本”[11]1;“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11]2。其次要建立重義輕利的企業價值觀。儒家文化思想以“仁、義、禮、智、信”等價值觀念來調節人們的行為和利害沖突，強調“君子明得大義，小人只懂財利”[12]42 。盡管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需要盈利才能生存，但企業卻不能唯利是圖，這對新落地的異地經濟條件下的企業來說尤為重要，因為重義輕利才能為落地企業贏得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最后要做到以仁為本，服務社會。異地經濟發展中落地企業取得了經濟效益后，要以部分利潤回報社會，更好地構建異地經濟發展區域內經濟社會和諧，這是傳統文化“仁”和“和”的要求，同時也能樹立落地企業的權威以及更好地促進落地企業與本地社會的融合。

 

3.4落地企業借助傳統文化來加強企業經營管理傳統文化融入到現代企業中，體現在企業經營管理上就是“價實”、“貨真”、“量足”、“守義”。“布帛精細，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13]252，就是說經營者必須對消費者負責，保證商品質量和數量足量，童叟無欺。在異地經濟發展中，無論是新落地的落地企業，還是已經落地較長時間的落地企業，為能夠在市場競爭中獲得長足的發展，應該嚴格生產環節，生產出貨真價實的商品，提供給市場，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綏化市區域間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放大共享優勢、縮小發展差距的異地經濟發展目標。

篇9

>> 世界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和影響 試論世界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和影響 對世界低碳經濟發展趨勢和影響的探討 低碳產業與低碳經濟發展路徑 關于林業在低碳經濟中的地位與工程發展趨勢研究 低碳經濟發展的研究現狀與趨勢展望 低碳經濟發展現狀與對策研究 低碳經濟視野下旅游經濟發展對策 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發展模式比較 淺談低碳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 低碳經濟與區域經濟發展研究 低碳經濟與甘肅經濟發展模式轉變 試論低碳經濟發展對林業的影響 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對策 山東省低碳經濟發展對策研究 榆林市低碳經濟發展對策研究 淺談低碳經濟發展與建筑設計 低碳經濟發展與區域生態文明建設 淺析低碳經濟發展的機遇與方法 林業與低碳經濟發展關系探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2]何建坤，周劍，劉濱，孫振清.全球低碳經濟潮流與中國的響應政策[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04）：18-35.

[3]周杰，李金葉.發達國家低碳經濟發展戰略與中國的策略選擇[J]，世界農業，2015（02）：1-4.

[4]周杰，李金葉.英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實踐經驗對中國低碳經濟發展之路的探討[J]，世界農業，2015（06）：155-159.

[5]紀玉山，紀明.李金葉.低碳經濟的發展趨勢及中國的對策研究[J]，社會科學輯刊，2010（02）：83-89.

篇10

1.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因素

1.1自然地理存在差異

在我國中西部地區，集中了我國部分的沙漠、石川、冰川、草原等地理環境，而這些復雜的地理環境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無法像東部沿海地區那樣擁有平緩的地勢，進行港口和海陸空交通網絡的建設。這一現狀不僅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同時也增加了經濟活動開展的成本。

1.2市場經濟體制

自從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東中西部之間的經濟差距就呈現出逐步拉大的趨勢，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以及我國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開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投入力度和發展速度都成了吸引海內外投資的集中區域。所以，就導致了中西部地區，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不僅無法留住優秀的人才，同時也無法吸引外來資本的投資。

1.3區域開放政策的發展

從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東部沿海地區，在國家政策的指引下優先實行對外開放，我國實行這一經濟開放政策，對于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對于外資，可以很快速地吸引，同時隨著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的興起和發展也有效地促進了區域內經濟的快速增長。

2.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2.1不斷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就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現狀而言，要想從根本上縮小各區域之間經濟發展的差距，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大地區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的力度。改變現階段采取的財政政策，加大經濟發展落后地區經濟政策支持的力度，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縮小區域經濟差距的目標。為徹底改變我國中西部地區公共服務水平偏低，人力資源匱乏的現狀，政府部門必須加大對這一地區的財政支持的力度。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則應該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首先，建立完善的專項補助撥款制度。簡化現行的財政支付形式，實行以縱向轉移支付為主、橫向轉移支付為輔的財政支付制度；其次，中央財政必須加大對中西部地區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根據實際的情況上調財政分配的額度。

2.2對一些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給予寬松的財稅政策

首先，稅收制度必須完善。只有建立完善的稅收制度，才能吸引優秀的人才和資本投身中西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積極地與企業和人力進行全方位的合作，鼓勵企業參與到中西部地區的建設和發展中；其次，加大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源開發投入的力度，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改變目前中西部地區無法留住優秀人才的現狀，為中西部地區人才的培養創造良好的氛圍。同時，中央財政部門必須對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予以大力的財政支持，積極的鼓勵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開展教育培訓工作，才能從根本上促進全民文化素質水平的不斷提高，從而為我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2.3地方公債可以嘗試發行

很多地方的經濟建設，以及發展都需要有著充足的資金，將其作為支持，當前我國債務問題，對于區域經濟而言，是制約其發展的關鍵因素，同時，我國地區經濟的發展，中央轉移支付能力出現了不足，因此，整體上就導致出現了資金不足的問題。所以，這些人口的經濟收入問題已經與縣級城市經濟發展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而我國中西部地區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很多縣級城市所出現的財政赤字問題，不僅對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同時也制約了當地經濟的迅速發展。所以，政府部?T必須采取鼓勵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公共債務的方式，向全國人民籌措地區經濟建設的資金，才能在解決經濟建設資金的同時，為民眾提供更加優質的公共服務。

2.4劃分制定優惠政策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其區域開發的劃分，一般可以分為優化開發區、限制開發區以及重點開發區等不同功能的區域。在我國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主要是以優化開發區為主，而隨著其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趨于飽和，必須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對高新產業減稅，才能確保地區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不受影響。而重點開發區，則是現階段政府部門給予中西部地區城市的定位，而這一地區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對基礎設施的建設予以充分的重視，實行減稅優惠政策的同時，積極吸引優化開發區的產業進入本地區，從而達到帶動地區經濟迅速發展的目的。對于現階段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在實施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必須在保護生態以及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的基礎上，對地區內的特色農產品的生產予以稅收和政策上的支持，才能確保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的順利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