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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需要，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是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領導的需要，更是提升政法隊伍素質，改進政法工作的需要。

準確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深刻內涵，必須堅持“四個統一”，即：堅持黨的領導與依法辦案的統一，堅持政治工作與政法業務的統一，堅持嚴格執法與執法為民的統一，堅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厚德載法，德正法嚴，當前，桐柏的政法隊伍整體狀態良好，在維護社會穩定，保障桐柏經濟發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取得了突出成績，這也是我們多年來堅持政治與業務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結果。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的認識到，我們的思想教育工作還不夠完善，我們的隊伍中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只有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融入到各項政法業務工作中，貫穿于政法業務工作的全過程，才能取得好的效果；我們的政法干警只有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才能使憲法規定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任務落到實處，才能把打造平安桐柏的各項措施落到實處，才能更好的維護人民利益，才能促進桐柏社會和諧發展。因此，政法各部門要認真組織，聯系工作實際，把法治理念教育與當前各部門的重點工作結合起來，與榮辱觀教育結合起來，通過教育活動推動工作更好開展。在具體工作中，政法各部門不僅要實行業務工作目標責任制，也要落實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工作責任制，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的研究、分析、檢查、考核、責任追究等制度，落實“下管一級履行職責，上連一級追究責任”的要求，嚴格教育，嚴格管理，對確因管理不嚴造成干警違法違紀的有關領導要真查處，真追究，絕不寬容手軟。

做到“四個堅持”扎實開展好學習教育

堅持領導帶頭。黨委政法委和政法部門主要領導要親自安排部署，切實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視，行動上自覺主動，工作上狠抓落實。政法各部門要根據中央和市委的安排部署，制定好教育活動的具體措施，保證教育活動有條不紊地扎實開展。要注重培養和樹立先進典型，努力發揮他們在工作中的示范帶動作用。要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充分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大力宣傳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的重大意義及其取得的顯著成效，營造良好的輿論氛圍。政法部門領導要帶頭參加學習，帶頭查找問題，帶頭制定整改措施，帶頭抓好落實，要按照省、市委政法委的具體要求，制定領導干部聯系點制度，要加強專題調查研究，積極探索好的形式和方法，不斷增強學習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總結好的經驗做法，不斷推動教育活動深入開展、取得更大的實效。

堅持學習與工作并重。要正確處理好教育活動與其他各項工作的關系，特別是在當前任務比較繁重的情況下，要克服把開展教育與抓工作對立起來的思想以及不聯系自身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把理念口號化、理論與實踐脫節等問題。要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與當前各項重點工作有機結合起來，堅持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指導，力爭在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完善維護穩定領導體制、推進基層平安建設、開展打黑除惡專項斗爭、妥善處置人民內部矛盾等方面取得突破，真正把教育活動的成效體現到解決突出問題、促進各項工作上來，要善于在工作中學習，通過學習推動工作，做到“兩不誤、兩促進”，用推動各項工作的實際成果來衡量和檢驗教育活動的成效。

堅持密切聯系實際。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能否達到預期目的，關鍵取決于能否緊密聯系政法干警思想和政法工作的實際，真正解決好認識上和工作上存在的問題。政法各部門要緊緊抓住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特別是要對近年來發生的執法不公正、不嚴格、不規范、不文明以及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進行全面梳理，對照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深入剖析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深入開展大討論，有針對性地制定整改措施，切實解決“權從何來，為誰掌權、為誰執法，如何執法”的重大思想觀念問題，真正在促進嚴格公正文明執法上取得明顯成效，進一步提高人民群眾對政法隊伍和政法工作的滿意度。

堅持建立長效機制。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是新時期政法隊伍思想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是政法思想政治工作一項長期的任務，必須注重制度和機制建設，確保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能夠隨著形勢的變化不斷取得新的成效。政法各部門要積極探索建立干警個人自學、集中教育、定期培訓等制度，幫助干警樹立終身學習、終身教育的理念，不斷提高自身的政治和業務素質。要加強相關的配套制度建設，建立科學的考評制度，提高考核針對性，有效運用考核結果促進干警提高自身綜合素質的自覺性何主動性。

搞好“四個結合”全面提升基層政法工作水平

一是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同我們政法系統當前開展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緊密結合起來，使廣大政法干警牢固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打牢政法干警“公正執法、一心為民”的思想基礎。

二是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同爭當爭先創優實踐活動緊密結合起來，通過學歷教育、崗位培訓、崗位練兵和創建示范崗等多種方式，樹立起一批不同層次、不同崗位的學習、實踐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工作的先進典型，在全縣政法系統形成一種爭先創優的良好風氣，以先進典型帶動教育活動的全面開展，營造政法干警“爭先創優、樂于奉獻”的工作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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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 留級生心理社會支持

留級生是大學中的“弱勢群體”與“邊緣群體”，很多降級學生或多或少都有一個適應過程，很容易產生悲觀、失望、焦慮、抑郁、恐懼等負面情緒。主要存在以下幾個特點：1、留級生普遍存在自卑心理。2、留級生中普遍存在學習目的性不明確的問題。3、難以約束，不服從管理。4、形成一個孤立的“邊緣群體”。 5、自制力差、意志不堅定。6、高校留級生基本都是男生，退學比例大。

一、開展大學生留級心理健康水平與社會支持的研究的基本情況

(一)問卷的收集與使用。為了保證二本次研究的科學性與可靠性，研究采用了癥狀自評量表SCL-90和社會支持評定量表兩個的調研量表。進一步對大學生留級情況在局部進行了摸底調查，得到了珍貴的數據。針對各個數據運用專門的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對留級大學生的現狀又有了新的認識，為以后留級大學生的各方面關注活動奠定良好的基礎。

（二）調查對象。采取隨機抽樣調查的方式，對南航航空大學信息工程學院的留級生進行集體測試?？偣舶l放問卷 40份，回收37份，有效問卷 35份。

（三）統計工具。采用SPSS11.0進行數據分析處理。

二、大學生留級心理健康水平與社會支持的研究的結果分析

1.留級生心理健康狀況

根據SCL-90使用手冊，量表的評定分為5級，分別為：0=從無，1=輕度，2=中度，3=相當重，4=嚴重，由此可知，當因子分為2時，其實表現出在此維度上其問題的嚴重程度為中等。在表1中，將SCL-90中的10個因子值大于2的進行檢出，按人數進行排序，得出順序為：強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際敏感因子、恐怕因子、其他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偏執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軀體化因子。由上表可以得知，在留級生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強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際敏感因子、恐怕因子。

2.留級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相關性研究

由表2相關性分析可知，留級生社會支持的3個維度與SCL90部分因子和總分都存在相關?？陀^支持與強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際敏感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存在顯著負相關（P

三、進一步分析探討

1.本研究結果表明，發現留級生強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際敏感因子、恐怕因子是排在前三位的因子，強迫因子高使留級生在日常的生活學習中產生強迫行為，會使得其身心健康嚴重下降。抑郁因子高的留級生平時表現對生活沒有興趣，學習沒有動力，對未來失去信心。人際敏感因子分高的留級生平時表現為獨來獨往，極易形成一種孤立狀態，如果不能自我進行心理調整，甚至會產生怨恨心理。

2.留級生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相關的測試結果表明，客觀支持與心理健康的強迫因子、抑郁因子、人際敏感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存在顯著負相關。客觀支持主要是物質上的支持與社會網絡、團體關系的存在參與，所以要保持高校留級生的心理健康，可以通過與留級生有關的老師、家長溝通，讓他們在平時中，多給留級生主動提供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還有一些心理健康社團和留級生群、論壇等。

主觀支持與焦慮因子、偏執因子存在顯著負相關。若要改變留級生的焦慮和思想偏執狀態，必須讓他們感受到有人在幫助他們，所以家長、班主任、輔導員、朋友等都可以在平常中深入與留級生進行溝通，這樣才能更好地讓留級生在情感上得到支持。

因此，當留級生的社會支持系統完善，學會如何利用社會支持，如何幫助自己，幫助他人，用適當的方式來化解遇到的困難與困惑，緩解心理和生理的壓力，可以增強留級生的心理健康，減少高校留級生管理負面事件的發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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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多目標模糊層次分析法

Abstract: 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evaluation is always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to the important component. But real problem is the current social impact post-evaluation not formed a complet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ndex to differentiate too chao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dopts expert investigation and literature summary method, from society, economy,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social environment three aspects recognition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 in water conservancy engineering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ase analysis,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of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verify the index system of application.

Key Words: water conservancy project; social impac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multi-objective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中圖分類號] F540.3 [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 引言

水利工程項目建設一直都是牽涉到國計民生的大事，特別是近年來國家關于擴大公共基礎項目建設要求的號召，更為其發展前景提供了導向?；诖?，如何落實有效的評價工作以實現對水利工程項目的準確度量自然成為服務于水利工程實施的保障性環節，而在這其中，水利工程項目的社會影響后評價又成為其重要一環。

近年來，國內學者關于社會影響后評價的研究主要從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兩個維度展開。其一研究內容方面：夏立明等[1]以高速公路項目建設為出發點，構建了關于國家、地方、項目社區三個層面的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陳媛媛等[2]在闡述新校區建設項目對社會影響內容的基礎上，從對區域經濟、社會環境、當地社區三個方面建立了評價體系。其二研究方法方面：羅時朋等[3]提出運用邏輯框架法來實現水電工程項目的社會影響后評價；唐小娟等[4]則指出應用有無對比的方法實現水利灌溉項目的社會影響后評價。

因此，綜合來看，由于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問題復雜，涉及眾多因素，指標體系的構建過程常常包含著主觀性、隨機性和模糊性，這使得所構建的指標體系缺乏科學性和操作性。所以在現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可靠性進行檢驗有待于進一步探討和創新。

2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2.1 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概念

總結以往文獻，在對水利工程項目的社會后評價、社會效益后評價、社會影響后評價等相關概念進行對比分析的基礎上，將其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概念定義為：已建成水利工程項目在社會經濟與社會環境影響等方面為社會發展目標所作貢獻與影響的評價。

2.2 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在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概念闡述的基礎上，筆者將相關文獻中關于水利工程社會影響后評價的評價指標分成三個層次，用以構建其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指標體系。從高到低依次為：綜合指標、分領域指標、和具體（單項）指標。該指標體系是一種縱向與橫向相結合、上下貫通、環環相扣的有機結構：縱向結構上，一方面指標數值自下而上依次遞進由具體到抽象不斷綜合，直至形成一個最終的綜合指數，另一方面指標概念從上而下逐層由抽象不斷向具體分解，直至形成個體的原始指標。橫向結構上從第二層次開始，每層次都包括若干指標，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領域或方面。上述三級指標結合在一起，構成了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的整體框架，如圖1所示：

圖1 指標體系構建的整體框架

資料來源：自行繪制

以上述指標構建框架為基礎，同時遵循指標體系構建的科學性與規范性、系統性與完備性、可操作性、指標權重的合理性、評價方法的適應性原則，采取歸納與演繹相結合的方法手段，通過專家意見及相關數學方法進行指標的分類合并和篩選剔除[3―6]，最終構建出水利工程項目的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如圖2所示：

圖2 水利工程建設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

資料來源：自行繪制

2.2 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評價準則

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構建完成以后，需要以單項指標為對象，對其展開針對性的評價與描述。具體評價準則如表1所示：

表1 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評價準則

3 實證分析

以天津市某一泵站項目為例，結合項目后評價理論，從已給出的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入手，引進多目標模糊層次分析法計算指標權重并開展有效評價，用以實現對該水利工程項目的可行性驗證。具體實施與操作步驟為：

第一步 建立指標體系評價等級。依次為：Ⅰ很好、Ⅱ較好、Ⅲ一般、Ⅳ較差、Ⅴ很差。

第二步 構造各層的模糊評判矩陣。由專家采用1―9級及其倒數的評定標度給出各層次指標的判斷矩陣。

第三步 確定各因素在模糊評判中所占的權重。根據專家給出的判斷矩陣,計算出它們相對于上一層的相對權重。求解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評價指標權重

資料來源：自行繪制

第四步 建立評價矩陣。為了提高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準確度、真實性與可靠性，通過對有關部門及技術人員進行指標問卷調查，共回收有效問卷276份，得到綜合數據統計表如表3所示：

表3 綜合數據統計表

資料來源：自行繪制

依據（為各指標問卷統計數，為總問卷數），得到各評價矩陣分別為：

第五步 計算最終權重。根據每層計算得到的權重，通過底層和高層之間的層次關系可計算得到最終權重。

首先依據公式（為指標第二層各權重，為各評價矩陣）求得層的綜合評價為：

=

同理計算得：

然后依據公式 (此處為上面求出的層的綜合評價)得：

=

綜上所述，得出該泵站項目的最終評價結果。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評價結果中認為很好的比例占24.29%，較好的比例為37.96%，一般的比例為33.77%，較差的比例為2.76%，最差的比例為1.22%。總體來說，認為該項目較好以上的比例占到62.25%，已超過一般，因此說明該項目達到了總體建設的要求。

4 結論

通過對天津市某一泵站項目引進多目標模糊層次分析法進行社會影響后評價的數據計算與分析，進一步驗證應用于水利工程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的評價指標體系的正確性和實用性，使其可以在一定的條件和范圍內得以推廣使用。然而如何結合指標體系運用更加科學的評價方法實現對水利工程項目的社會影響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成為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努力方向。

參考文獻

[1] 夏立明，陳樹平，孫麗. 高速公路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J].建筑經濟，2010（3）：92-95.

[2] 陳媛媛，朱躍釗，汪霄．大學新校區建設項目社會影響的后評價主要指標的分析與構建[J]. 價值工程，2008 (5)： 24-27.

[3] 羅時朋，張松. 基于邏輯框架法的水電工程社會影響后評價[J]. 武漢理工大學學報,2009,31(15):69-72.

[4] 唐小娟，李元紅，劉佳莉. 甘肅省節水灌溉項目社會影響后評價研究[J]. 人民黃河,2010(1): 65-68.

[5] 毛春梅，胡維松. 關于水利工程的后評價[J].水利經濟，1998（7）： 70-73.

[6] 曲煒. 水利工程項目后評價理論探討[D].南京：河海大學，2001.3.

作者簡介：（1）陳樹平，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管理學碩士，助工，主要從事水利工程合同管理研究；

（2）李偉，天津市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工學學士，工程師，主要從事水利工程項目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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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司治理；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社會責任報告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12YJCZH297）；國家社科基金（09CSH030）；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

作者簡介：張正勇（1983-），男，安徽合肥人，博士，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社會責任會計與報告、公司治理研究；吉利（1978-），女，四川成都人，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社會責任報告研究；毛洪濤（1970-），男，云南昆明人，博士生導師，西南財經大學會計學院教授，主要從事信息披露研究。

中圖分類號：F253.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2）06-0107-05收稿日期：2012-04-18

一、文獻回顧

現有文獻關于公司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關系的研究主要基于股權結構、董事會特征及高管激勵等視角，得出了一些有意義的結論。馬連福等（2007）發現獨立董事比例、兩職合一兩個變量均不顯著。王建瓊等（2009）、沈洪濤等（2010）、楊伯堅（2012）發現國有控股公司社會責任披露水平要高于其他公司；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與社會責任披露顯著正相關。肖作平等（2011）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管理層激勵與社會責任披露正相關，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會規模、董事會會議次數、兩職合一與社會責任披露負相關。

我們認為，這些差異和爭議歸因于以下三個問題：（1）在研究樣本上，之前研究面臨的一個共同問題是社會責任披露數據選自年報而非社會責任報告，但年報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十分有限、散亂且多為定性內容，使得結論推廣性和適用性受到質疑；（2）在研究方法上，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通常簡單區分定量與定性，其暗含假設是定量披露水平高于定性披露，但并沒有計量披露是否與決策相關、是否真實可靠、是否可比等特征，使得結論缺乏說服力；（3）在研究視角上，先前研究的共同特點在于僅從公司治理結構某些變量來孤立探討其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但這些變量的影響既有正向，也有負向甚至不相關，這使我們無法準確地判斷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綜合作用。

本文基于以上文獻基礎上構建了公司治理綜合評價系統——公司治理指數，應用于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研究。

二、研究假設

信息披露的根本目的在于降低公司內外部的信息不對稱，幫助利益相關者作出正確的評價和決策。而在兩權分離的決策環境下，公司內部人有動機、也有能力操縱和扭曲信息披露。研究表明，通過對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如激勵和約束機制的合理安排，能有效地解決管理層與利益相關者之間問題，提高自愿性非財務信息披露水平（張學勇 等，2010）?；诖?，我們提出一個總的研究假設：公司治理水平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接著，我們圍繞這個總研究假設結合中國制度背景理論分析股權結構、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和委員會等公司治理機制如何影響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提出相應的研究假設。

（一）股權結構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股權結構決定公司控制權的分布。本文研究由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少數大股東聯盟、國家股比例等構建的股權結構治理機制如何影響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La Porta 等（1999）認為，信息披露水平的差異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股權結構來解釋，其中產權性質、大股東持股比例是最為重要的因素，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動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控股股東性質。Joyce 等（2005）發現，國有控股公司會有更多動力披露社會責任信息。Xiao 等（2007）發現，大股東持股比例與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但同時，Healy 等 （2001）認為，增加少數股東比例能夠有效地激勵其監督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的特點是一股獨大，中小股東所持股份很少，且第一大股東多具有政府背景，特殊的制度環境決定了國有股東所屬企業在追求經濟目標的同時會更多地考慮履行社會責任的職責。

由此，提出假設1：股權結構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負相關。

（二）董事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理論上，董事會監督能力隨董事數量的增加而提高，伴隨董事會規模的擴大，董事會整體專業水平和經驗能力會隨之增加，對信息披露水平要求也會隨之提高。同時，董事會監督能力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董事會的獨立性，獨立董事比例越高，對管理層機會主義行為的約束能力越強，從而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楊伯堅，2012）。此外，Beasley（1996）認為，董事會會議可以使股東受益，董事會會議越頻繁，董事們則有更多時間交流意見和監督管理層。

由此，提出假設2：董事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

（三）監事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在引入獨立董事的同時設置監事會是我國公司治理所特有的一個做法。理論上說，監事會的設置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護利益相關者利益，提高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我國公司監事會規模普遍較小，監事會規模的擴大、監事會會議次數的增加有助于提高監事會的代表性與話語權，更好地發揮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由此，提出假設3：監事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

（四）管理層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Joyce 等 （2005）認為，管理者持股有助于管理者和外部股東的利益趨同，管理者擁有的股票期權越多，越能促進公司履行社會責任，他們會通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向委托人傳遞在為其利益努力工作的信號，但前提是管理層權力不存在過度膨脹。管理層治理的一個重要缺陷是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當董事會成員同時也是總經理時，將會產生權力的高度集中，削弱董事會的監督職能同時助長經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即通過操控董事會對公司信息披露施加不利影響（Xiao et al，2007）?？梢姡诓淮嬖诠芾碚邫嗔^大的情況下，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將有助于公司對其利益相關者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

由此，提出假設4：管理層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

（五）委員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大量研究證實，公司各種委員會的設置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信息不對稱、降低成本，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沈洪濤 等，2010；肖作平 等，2011；楊伯堅，2012）。

由此，提出假設5：委員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正相關。

三、樣本、數據和變量說明

（一）數據來源及樣本選取

本文選取樣本為2009年～2011年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公司特征數據來自中國證券市場會計研究數據庫（CSMAR），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電子版系我們通過巨潮咨詢網等官方指定信息披露網站手工收集整理而得。公司治理指數、行業競爭程度系我們自己手工收集整理計算而得，并對樣本進行了如下處理：（1）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2）剔除ST等和數據缺失樣本。

（二）研究變量設計

1.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

（1）問卷發放與回收。從2010年7月到2010年11月歷時4個月，共計發放問卷406份，回收168份，剔除11份無效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57份，回收率38.67%。其中，實地回收24份，占1529%，電子郵件回收133份，占84.71%。

（2）問卷效度和信度。我們通過三個方面來保證編碼效度。一是依據國內外已有的相關文獻基礎；二是請7位社會責任領域的專家對問卷設計進行指導；三是根據訪談和試調查結果，對問卷進行修訂。調查結果表明，項目均值在4分（有點重要）以上占88.5%。在此基礎上， 采用方差最大旋轉法抽

表1變量定義

變量類型變量名稱變量符號變量定義被解釋變量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CSRDI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披露評估得分解釋變量公司治理總指數CGINK公司治理指數公司治理分指數CGINKSH股權結構治理指數〖3〗CGINKBOD董事會治理指數〖3〗CGINKSC監事會治理指數〖3〗CGINKMI管理層治理指數〖3〗CGINKCOM委員會治理指數顧客遠近度CP紡織、服裝、毛皮、食品、飲料、藥品行業公司取1，否則取0再融資動機SEO公司在t+1年提出增發或配股預案取1，否則取0行業競爭程度HHI公司營業收入除以該行業所有公司當年營業收入總和得到百分比，再將百分比的平方按照行業每年進行加總控制變量公司規模SIZE總資產自然對數財務杠桿LEV總負債/總資產公司盈利能力ROA凈利潤/總資產公司性質SOE國有控股取1，否則取0上市地點LIST上交所上市取1，否則取0行業類型IND重污染行業取1，否則取0

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提煉因子通過刪除因子載荷量≤0.5載荷量完成，最后得到25個測量題項。克朗巴哈α值為0.914，超過0.7可接受水平，表明問卷信度較高。

（3）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構建。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披露項目權重賦值，采用加權匯總權數方法。為降低評分主觀性和偏差性，將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披露項目分成五種狀態，依次為每個指標賦值：完整且明確的定量與定性信息結合披露4分（滿分）；定性與定量信息都有，但披露不充分3分；翔實具體語言陳述披露，但無定量信息披露2分；僅字面提及，無展開且無定量信息披露1分；無任何信息披露0分。

2.公司治理指數

與對公司治理結構各個變量單獨回歸檢驗方法相比，公司治理指數法優點是便于從更加綜合的視角對公司治理水平進行評估（李維安 等，2005）。從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少數大股東聯盟、國家股比例、流通股比例）；董事會（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比例、董事會會議次數）；監事會（監事會規模、監事會會議次數）；管理層（管理者持股比例、兩職合一）、委員會（委員會個數）五個公司治理機制共12個變量對上市公司治理情況進行評價，并借鑒張學勇等（2010）方法尋找所有指標線性組合來最大化描述公司治理變化情況，取第一大主成分得分為公司治理指數。

3.控制變量

借鑒已有研究成果，我們對相關變量進行了控制。表1列示了本文變量定義及計算方法。

具體的計量方程設置如下：

CSRDIit=β0+β1CGIit+β2CPit+β3SEOit+β4HHIit+β5SIZEit+β6LEVit+β7ROAit+β8SOEit+β9LISTit+β10INDit+β11YEARit+ξit

需要說明的是，在研究過程中，為更好考察公司治理機制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影響，我們分別將公司治理總指數以及五個分指數引入模型單獨進行回歸。

四、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變量描述性統計

從表2可以看出，CSRDI均值為31.6，說明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整體水平不高，同時CSRDI在12.1和83.2之間變化，表明不同公司間披露水平差異較大，良莠不齊現象突出。CGINK均值為3.70，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別為9.37和-0.49，說明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且公司間治理水平相差較大。此外，有37.1%公司是消費者熟知企業，153%公司計劃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一年內增發或配股，68.3%公司為國有控股，42.0%公司屬重污染行業。

表2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變量平均值中位數最小值最大值標準差CGINK3.703.43-0.499.371.80CSRDI31.628.712.183.211.69CP0.370010.48SEO0.150010.36SOE0.681010.46IND0.420010.49

（二）計量結果及分析

1.公司治理總指數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

表3是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數與公司治理總指

表3多元回歸結果（N=1205）

變量（1）（2）（3）（4）（5）（6）公司治理總指數 0.27*

（1.75）股權結構治理指數〖3〗-2.94**

（-1.98）董事會治理指數〖4〗0.20

（0.64）監事會治理指數〖5〗-11.09

（-0.50）管理層治理指數〖6〗0.30*

（1.76）委會員治理指數〖7〗21.36

（0.48）顧客遠近度5.62***

（9.28）5.41***

（8.97）5.37***

（8.85）5.47***

（9.03）5.45***

（9.09）5.36***

（8.88）再融資動機-0.22

（-0.29）-0.06

（-0.08）0.01

（0.02）-0.01

（-0.01）-0.24

（-0.32）-0.01

（-0.00）行業競爭度18.04***

（4.89）17.42***

（4.72）17.41***

（4.70）17.78***

（4.81）17.86***

（4.85）17.62***

（4.76）公司規模3.97***

（16.86）4.25***

（18.55）4.39***

（19.68）4.30***

（19.29）4.20***

（18.59）4.36***

（19.71）財務杠桿-7.11***

（-3.93）-7.42***

（-4.07）-7.91***

（-4.36）-8.02***

（-4.43）-7.17***

（-3.95）-7.96***

（-4.39）公司性質2.49***

（3.77）2.52***

（2.80）3.90***

（4.94）3.56***

（4.63）3.36***

（4.20）3.72***

（4.77）Adj.R20.3680.3630.3620.3620.3540.361F54.8360.0259.6959.8656.7259.48注：括號中報告的是t統計量，***，**，*分別代表顯著性水平1%，5%，10%。常數項和行業變量結果省略。

數的回歸結果。CGI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也即公司治理越好，公司愿意披露更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信息。顯然，公司治理機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產生促進作用，但不同治理機制的影響可能存在一定差異。為進一步探究公司治理作用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機理，我們著重驗證了五種公司治理分指數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響。

2.影響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公司治理機制

表3分別利用五個分指數的回歸結果?？梢园l現，股權結構治理指數CGINKSH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顯著負向影響。究其原因，由于中國特殊的制度環境，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多具有政府背景。與非國有控股公司更為注重自身經濟利益實現不同，國有控股公司在注重本身發展的同時需兼顧各方利益的均衡，因而當國有股比例、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提高時，股權結構治理水平會相應降低，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則會相應提高；CGINKMI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管理層治理水平越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CGINKBOD和CGINKCOM系數為正但不顯著，表明董事會和委員會治理對于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具有一定效果；CGINKSC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說明監事會在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中沒有發揮作用。上述結果表明，公司治理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響主要來源于股權結構治理和管理層治理，而董事會、監事會與委員會治理與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無顯著關系，一方面說明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效率不高，另一方面說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賴于外部監管，這就要求監管機構有必要加大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

（三）穩健性檢驗

針對同時發行B股或H股公司所面臨的市場監管環境可能與其他公司有所差異的情況，我們引入虛擬變量，發行B或H股為1，否則為0。第二種方式是去掉所有發行B或H股公司進行回歸，變量符號及顯著性沒有變化；鑒于深交所強制要求深證100指數公司、上交所要求公司治理板塊及發行外資股公司必須披露社會責任報告，考慮到這幾類公司可能有所差異，引入虛擬變量，強制披露公司為1，否則為0，主要結論依然不變。這說明本文的結論是穩健的。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公司治理機制的改善是提高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制度基礎。本文實證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整體上對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起到了顯著的正向影響，其中主要是股權結構治理與管理層治理兩種治理機制的影響明顯，董事會治理和委員會治理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本文研究結果一方面說明上市公司治理結構效率仍有待進一步提高，另一方面表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更依賴于外部監管，這就要求監管機構有必要加大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

為提高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我們提出如下幾點建議：（1）董事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為了將社會責任理念貫徹至公司治理結構中，應嘗試讓職工董事、消費者董事、環保董事等利益相關者代表進入董事會，改造公司治理結構，確保公司履行社會責任時考量利益相關者訴求；（2）就委員會治理而言，隨著履行并披露社會責任的理念逐漸被我國企業認可和采納，監管部門可出臺政策鼓勵、引導公司在董事會層面建立由外部專家、學者組成的具有戰略指導意義的社會責任委員會，幫助公司制定切實可行的社會責任戰略規劃，提高公司社會責任績效；（3）就監事會治理而言，讓職工、中小股東等外部利益相關者進入監事會，強化監事會責任，解決監事會虛置問題，監督公司經營行為是否符合社會責任要求；（4）監管機構應大力引導和推動媒體輿論監督，提高社會責任信息披露違規行為曝光力度，更好地發揮媒體的公司治理作用，以提高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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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e Corporate Governance Affe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s

ZHANG Zhengyong1， JI Li2， MAO Hongtao3

（.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 3.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engdu 611130， China

篇5

獅城治理者的獨特意識，主要包括了憂患意識、前瞻意識和全球意識等。

獅城地寡人少、資源匱乏、市場空間極小。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任何微小變化，都有可能對獅城帶來重大影響。因此，自建國以來獅城治理者始終保持著憂患的意識、超前謀劃與防范的意識、以全球視角考慮發展與應對危機的意識。

在近半個世紀的發展中，獅城治理者堅持對自己的決策、行為及其實際效果定期進行檢討。通過檢討，回顧與反思政策得失，鞏固和提升政策效果。堅持發展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最大限度借助外部資源和力量，發展和繁榮國內經濟。

獅城治理者的獨特理念，主要包括了精英治國理念、高薪養廉理念以及親商理念等。

獅城地小人少，猶如世界經濟中的一葉小舟，舵手的能力至關重要，因此，獅城堅持精英治國的理念。獅城不但努力將精英人士吸引到治理者的團隊之中，而且有計劃地在接受學校教育的獅城人群中遴選、培養未來的治理者精英。

為了保持治理者隊伍的穩定與清廉，獅城又確立了高薪養廉的理念。獅城治理者的薪酬水平，是以市場水平為基準來確定的。治理者的收入即使不是市場上最高，但也肯定是相當好的水平。由此可以有效避免因治理者收入水平低而引發尋租等腐敗問題。

由于獅城治理者的收入和身份均比較體面，他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招商引智等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工作之中。經濟社會發展好了，治理者的收入水平又隨之提升。由此，親商親民親環境的理念便成為獅城治理者的不二選擇。據2014年世界銀行的報告，在全球最易經商的經濟體中，獅城排名第一。

獅城治理者獨特意識和理念的配套性規則制度，主要包括了法律制度、誠信制度、政府組屋制度和中央公積金制度等。

獅城法律制度之完善、執法之嚴厲，有目共睹。在獅城的各類法人和自然人，無論是開展生產經營活動還是日常的工作生活，如有違反法律法規或者違約失信等行為的，將會付出沉重代價，受到嚴厲處罰，直至失去在獅城的立足之地。

獅城治理者在完善與嚴肅法律法規、打造誠信社會的同時，積極推行富有獅城特色的政府組屋制度，該制度解決了低收入家庭住房的問題，最終實現獅城人居者有其屋。

政府組屋制度建立的同時，治理者對獅城人在政府組屋申購、持有、轉讓及其利益分享等各環節的規則設計與具體操作的明確規定，保證了低收入家庭居者有其屋的目標得以順利實現，大大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獅城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也是國際上獨具特色的一種社會保障制度。它是一種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以及住房公積金為一體的綜合性的社會保障制度。

篇6

【關鍵詞】中國式分權；地方政府；環境管制

一、引言

政府實行環境管制目標是為了使社會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在財政分權下，如何考察地方政府的環保行為，其目標函數是至關重要的。從（劉志，2010）認為清楚地認識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是相當重要的。首先，本文假定政府分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兩個層次，即1個中央政府和N個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行為取決于其目標函數和預算約束條件，以往國外大多假設政府代表公眾利益，致力于社會福利最大化，即政府是無私的政府。這種假設前提是政府官員是由地方民眾選舉而來，而這與中國現實情況不符，我國地方政府官員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這會導致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與民眾的目標函數不一致。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地方政府在中國式分權的前提下，實行的環境管制政策。本文假定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有兩個。其一，經濟增長。這個主要是因為國家的政策導向是以經濟建設增長為方針。而且以前的研究（周黎安，2007）主要認為地方政府的官員升遷概率與GDP增長率有密切關系。而（陶然等，2010）最新研究表明沒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省級乃至省級以下級別而言，政績考核體制GDP增長與中國官員政治提拔存在顯著影響。因此本人認為地方政府的目標是以財政收入最大化，而非GDP最大化。地方財政收入多，也可以更好的進行環境投入，符合中央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所以此處我們以財政收入作為地方政府的目標，與以前的以GDP為主要研究不同。其二，環境質量。以往研究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府的公共產品投資影響（喬寶云等，2005；張軍等，2007；鄧可斌等，2009；傅勇，2010）。在中國式分權的前提條件下考慮地方政府對環境管制政策的影響，因此我們考慮財政收入以及考慮公共物品支出中的環境問題。財政收入的增加一般會增加對環境治理的投入的可能，因此當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考察時，也會考慮財政收入和環境管制投入的比重。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國家對于環境治理的投入也會逐漸增加，而地方環境治理的主要責任人還是以地方政府為主，所以這里對地方官員環境考核進行分析。

基于本文的問題，在（劉志闊，2010）模型的基礎上，建立了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如下：

（3.1）

其中，代表的是地方政府的效用水平，表示的是地區的財政收入，代表的是地區的環境質量。此處表示環境質量是正常品的基本假設，，且，也就是說環境質量效用的遞減的。在這里，我們假設環境質量；環境質量取決于政府的環境政策。一是，環境治污投資，包括對公眾的宣傳教育投資以及治理污染的投入，以表示；二是，政府環境管制水平，以表示。因此建立了環境質量函數，我們此處認為，均大于零，表示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及污染治理投入越來越多，以及環境管制水平越來越高，環境質量越好。反之亦然；而和均小于零，表示邊際貢獻率越來越低。同時，我們假定系數為環境宣傳教育和治理環境投入與環境管制相對于環境質量的邊際貢獻替代率，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變為：

（3.2）

我們根據式（3.1）分析關于系數，這是一個擬線性的效用函數，它表示居民對于財政收入和財政質量的偏好關系。代表了財政收入與環境質量的權重比例。中國式分權下的地方政府主要是關心財政收入，財政收入越多政績越好，地區福利也越好。這里假定：居民的真實偏好為；地方政府了解居民偏好，但中央政府不能。由于中央政府主要考慮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偏好。因而，地方政府效用函數中的實際上是由中央政府決定的。此處的系數代表地方政府目標函數的扭曲度。式（3.1）表明地方政府本身是居民福利最大化的獲得者，而中央政府對于財政收入的考核使地方政府出現了偏離居民的真實偏好。因此地方政府目標是介于居民和中央政府兩者目標之間的。由式（3.1）和式（3.2）中可知，表示地方政府在財政收入與環境質量之間的比例。當時，地方政府把所有重心都放在財政收入上，對于環境質量毫不關心。說明地方政府認為經濟發展才是最重要的目標，而時表明地方政府效用水平不合理，不符合現階段中央的可持續發展的政策。當逐漸變小時，地方政府越來越傾向環境質量。當時，即表明地方政府只關注環境質量，對于財政收入毫不關注，此時國民收入水平很高。由于財政收入中有一部分來自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所以中央政府對于環境質量要求有一定引導作用，但地方政府相對于中央政府擁有更多的財政支出信息，所以的大小只有地方政府知道。中央政府通過一定量的考核來確定財政轉移支付。

此處考慮地區財政收入函數：

（3.3）

其中，表示地區地方政府吸引到的流動資本，此處假定為及，表明資本的邊際報酬遞減。代表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A設施投資對于財政收入有著正向影響，基礎設施投入越多，財政收入也相對會增加，即，。同樣是表示基礎設施投入的邊際報酬遞減的。流動資本與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投入直接呈現出互補關系，表現為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能夠吸引流動資本資本進入，因此和。表示環境管制，環境管制水平對于財政收入有一定的負向影響，嚴格的環境管制政策會限制高污染、高投入行業的發展，而這些資本相對于財政收入有著正向影響。因此，和。為了簡單分析，本文假定地區是同質的，即未考慮地區間技術、勞動力和資源差異。

基于本文的研究問題，假設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時直接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及治理污染投資。財政支出隨著財政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所以簡單的假設為線性關系，因此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預算約束為；

（3.4）

上述式（3.2），（3.3），（3.4）構成了地方政府的目標最優問題。表示為財政收入，地方政府對基礎設施投資與環境宣傳教育及治理環境污染投資，以及環境管制水平。隨后將考慮從資本流動是否流動兩個角度來研究地方政府如何確定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和治理環境污染投資與環境管制之間的關系。

二、資本不流動時的環境管制

本節主要是討論在資本不能流動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所采用的環境管制政策。因為資本不能在各個地區之間自由流動，因此地區的資本即為固定不變。地方政府的基礎投資的預算約束線為：

（3.5）

將式（3.5）代入（3.1），可得：

（3.6）

在這里分別對和求最優化，整理得：

(3.7）

（3.8）

上述式中的（3.7）地方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決策規則；式（3.8）表示地方政府在環境管制水平的決策規則。

命題1：在資本不能在N個地區自由流動時，中央政府會注重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考核時，地方政府對于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及治理污染投資和環境管制水平都會低于社會最優水平。

證明：當時，反映的是居民最優偏好，即社會最優財政收入。

（3.9）

當時，會出現偏離居民真是偏好，即因為，表明按照社會最優財政支出規則，即在基礎設施建設上投入少，而應該加大環境宣傳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資，從而低于社會最優水平。

其次，在時，真是反映居民真實偏好時，社會最優的環境管制支出結構為：

（3.10）

當時，即偏離居民真實偏好的情況下，得到，又因為。按照社會最優的財政支出水平，應該加強環境管制水平，也就是現階段的環境管制水平低于社會最優水平。

引理1：當資本不能在地區間自由流動時，中央政府注重環境質量考核時，地方政府會增加環境宣傳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資和提高環境管制水平。

表明在中國式分權下，中央政府影響地方政府的目標函數，會通過財政收入與環境質量的比例來達到最優。下面考慮環境管制能否促進環境狀況改善的相關結果。

命題2：當資本不能在地區間自由流動時，財政收入激勵會促使地方政府增加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而忽視環境宣傳教育及污染治理投資，同時也會使地方政府降低環境管制水平。

證明：由式（3.7）可知，同時，由上可知，隨著

的增大，使得基礎設施投資增加，同樣，也會減少環境宣傳教育與治理污染的投資。

同理，式（3.8）可知，而，因而隨著增大，使得環

境管制水平逐漸的降低。由命題1和引理1可得，當中央政府強調財政收入為考核目標，地方政府會采用環境污染換取經濟發展。相反，中央政府注重社會環境，地方政府會增加環境宣傳教育投入與治理污染投資以及提高環境管制水平。由命題2可知，在財政收入的激勵下，地方政府更加偏向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而忽略環境宣傳教育投資與治理污染投資以及降低環境管制水平。

三、資本自由流動下的環境管制

當資本可以再地區間自由流動，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流動資本而相互競爭，以及通過不同的環境管制水平競爭。由上節假設可知，流動資本取決于基礎設施投資和環境管制的嚴格程度。即：

（3.11）

因資本可以自由流動，分別對與求最優化，整理可得：

（3.12）

（3.13）

上述式（3.12）在基礎設施投資和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及治理污染投資的決策規則，因考慮了基礎設施對吸引流動資本的影響，與式（3.7）相比，式（3.12）左邊多了，這代表基礎設施投資可以吸引流動資本而且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式（3.13）考慮了在吸引流動資本時，環境管制水平的規則。同樣，式（3.13）左邊也多出表明環境管制水平不僅直接影響財政收入，同時也會影響流動資本的進入，而流動資本更加偏向于環境管制水平較低的地區。

由此可知，在資本自由流動時，基礎設施會使資本產生外溢效應，因而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收益一定大于資本不流動情況下的投資收益，即。同時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下，環境管制水平相對于資本不流動的影響更大，也就是。為了方便下文分析，假設資本不能自由流動時，環境宣傳教育投資及污染治理投資和環境管制水平分別為和，環境質量水平為；而在資本流動時，環境宣傳教育與污染治理投資和環境管制水平分別為和，環境質量水平為。

命題3：當資本在地區間自由流動時，由于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流動資本而進行競爭，會使得環境宣傳教育投資與治理污染投資相對于資本不流動時更低，即。因而環境質量較差。同時存在環境宣傳教育與治理污染投資相對不足，。

證明：由上文可知，，即：

化簡所得：，又因為環境質量的邊際效用遞減，因而。又因為地方政府為了流動資本而競爭，地區經濟發展越快，財政收入增加也越多，相當于，又因此，所以。所以。

命題4：當資本在地區間自由流動，地方政府對流動資本競爭，會降低地區的環境管制水平，即，會使得環境質量下降，。

證明：由上文可知，，即：

化簡可得，。如上所示，可得。

因此由命題3與命題4可知，當存在資本自由流動時，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更多流動資本促進經濟增長，會相對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從而吸引更多的流動資本進入；同時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流動資本時會通過降低環境管制水平，以此來吸引能夠創造更多財政收入的污染企業進入。

四、政策建議

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人們對于環境的要求越來越高，只有處理好經濟發展與環境兩者之間的關系才能更好的和諧發展.。由于地區之間的發展競爭，地方政府會為了經濟發展而犧牲地區環境。所以為了更好的使得地方政府做出符合經濟發展與環境發展的計劃和政策。通過借鑒國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發展模式，可以引進民眾監督機制。由于我國采用的官員任命制，對于地方政府的官員很難有效的約束。又因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擁有更多的信息，而只有通過民眾監督，地方政府才能夠更好的保護環境。只有在地方政府堅決執行環境保護政策，增加民眾的監督，才能更好的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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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論文關鍵詞：資源開發，外部性，可交易許可證，“庇古稅”，綜合治理

 

1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與制度需求

環境治理往往體現在對企業污染、排放的控制和處罰上，尤其側重在通過各種手段對污染“事中”和“事后”所帶來的負外部性進行治理。在中國自然資源開發中，因從事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其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往往難以如實反應在市場價格中，這也是資源開發企業缺乏經濟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運用現有政策手段對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進行有效治理，便格外引人關注。

資源開發的產出既包括產出量和初級加工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也包括拉動地方就業以及地方相關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但是，礦產資源開采會造成尾礦堆積、礦井廢棄、資源枯竭，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成本發生在市場交易之外，沒有被納入經濟決策中，便會造成社會損失，即資源開發存在負外部性（如圖1所示）。

由于供給代表生產的邊際成本，需求代表消費的邊際收益，而兩者都以內部決策為基礎，因此在資源開發市場上，可以將供給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成本（MPC），將需求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收益（MPB）。假設邊際外部成本（MEC）的函數為MEC=kQ可交易許可證，即斜率為k時，該產業污染的邊際外部成本（MEC）是其產出的k倍（通常，k<1）。因此，考慮到資源配置效率，通過在其邊際私人成本（MPC）上增加邊際外部成本（MEC）來導出邊際社會成本（MSC）函數，即：MSC=MPC+MEC。

MSC曲線由MPC和MEC垂直加總得到，MSC和MSB的交點決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在不進行任何治理的情況下，資源開發企業的負外部性應為圖1中點狀陰影部分和灰色陰影部分之和，但因點狀陰影部分所產生的社會損失已由企業負擔，因此真正的社會福利凈損失為灰色陰影部分。為了達到資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點必須由E0轉移到Ee，而這個轉移過程，承擔資源開發功能的國有企業不會主動進行論文服務。

為了能夠在整個社會實現公平的環境管理，應將對資源開發中的外部性補償落實到制度建設上，通過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設計來避免社會福利被這類國有企業所侵吞，同時減少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一般來說，治理環境的負外部性通常有強制性命令控制、可交易許可權和征收庇古稅等三種政策工具，但因資源型產業在區域經濟的獨特地位和其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導致某些常用的治理工具未必有效。

2治理負外部性的政策工具解析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會針對環境破壞建立合理的收費制度與治理模式，某些以政府計劃、指令、管理為主要調控手段的國家和地區往往采用一些強制性手段，通過技術規制或設定排污標準來彌補市場失靈。如在捕魚、狩獵等領域，一般采取強制性的技術限制，禁止通過炸藥或氰化物來進行生物資源的獲取，也往往禁止使用照明或聲波儀器來吸引魚群和獸群（思德納，2005）。而在核工業、重化工業領域，政府也會通過制定某種水平的污染排放標準，若超過這一污染水平，企業就要面臨經濟或刑事處罰。

但對于資源開發企業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方法并不是很奏效：首先，對于規模不同的資源開發區域顯然不能通過統一的污染標準或開采標準來約束，而若進行差異性標準設定，則政策制定者無法具體而準確地了解企業每項運營的污染水平和社會成本，并為其分別制定污染標準；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據的大量經濟指標和數據需要經過數年統計才能完成，這種政策時滯使政府確定的治理目標往往偏離帕累托標準；最后，指令性控制只規定各個資源開發企業的最大開采水平可交易許可證，而沒有將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使這些國有產業成為制度的被動遵守者，其帶來的約束效應也遠高于激勵效應。因此，從長期來看，對于資源開發企業而言，政府指令性控制的控制成本較高，靈活性不夠，激勵作用有限，并不是彌補市場失靈、治理負外部性的持續有效的方法。

另一種常用的治理方法是側重于通過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具體方法是明晰產權（Ronald Coase，1988）和建立可交易的許可證市場（John Dales，1968）。近年來，該方法在各國應用廣泛，John Dales最早建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建立能夠出售水體“污染權”的機構，由地方政府根據企業的污染需求和成本狀況決定污染權的分配。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環保局也逐漸開始推行排污量交易計劃并逐漸在企業中付諸實施。除此之外，智利對圣地亞哥工業點源中的特殊污染物質、荷蘭對氮氧化物的排放、英國對碳排放等均先后運用可交易許可權進行負外部性治理。

通過建立交易許可證制度，政府對某個地區定出排污或消耗自然資源的最大限量，然后將污染權限以許可證的形式賦予企業或個人，同時允許相互之間進行交易，讓市場決定其價格。在交易之前，企業或個人會對治污投入進行核算，使排污減少。在此基礎之上，企業或個人可以將富余的“污染權”以高出治理投入的價格進行交易，從而獲取經濟效益，并起到激勵生產者控制污染的作用。其治理的機制如圖2所示。

在初始狀態下，均衡點為E1,在此處邊際社會成本（MSC）大于邊際私人成本（MPC），此時的負外部性會導致社會凈福利的損失（即圖中黑色部分面積）。若政府設定一個排放標準，使得邊際私人成本與許可證價格之和（MPC+Pt）、邊際社會成本、邊際收益三條曲線交于E2點。在E2點處，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社會處于最優狀態。在該點，因資源開發而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陰影部分加上黑色陰影部分，但企業所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點狀部分，因此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并沒有完全使負外部性內部化。

盡管許可證交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治理負外部性，但對治理中國資源開發企業卻未必見效。首先，產權無法真正清晰界定，尤其是礦產、油田等資源開發污染的主要對象是海洋、土地、大氣等可交易許可證，而沒有任何企業或個人有權利去分配這些公有資源，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去保護它。其次，與一般加工型企業不同，資源開發企業大多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其所開發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在短期內往往呈剛性，致使許可證對某些亟需通過資源開發而獲得發展的地區，約束效果并不明顯。以許可證交易為主的外部性治理模式更適合應用于一般的排污型企業（如化工廠、冶煉廠等）或者是常見的污染源（如廢水排放、碳排放等）。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征收庇古稅。庇古認為，外部性導致社會資源不能達到最優配置，社會福利也就不能達到最大化，因此主張，針對負外部性對廠商征稅或收費，使之降低產量，從而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庇古，2006）論文服務。

運用庇古稅對外部性治理，實質是治理成本的承擔問題，通過稅費的收取，限制這些企業的產出，并將征收的稅費應用于環境治理與生態補償，其治理機制如圖3所示。

在政府征稅之前，企業均衡點為E1。征稅之后，企業均衡點由E1變為E2。圖中AE1E2所組成的三角形為在E1均衡點處所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此時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收益，社會沒有達到最優狀態），在E2點處，企業生產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部分，而企業由于產生負外部性而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黑色部分加上點狀部分（大于點狀陰影部分），因此如果庇古稅征收得當，則可以將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完全內部化。

庇古手段存在兩個顯著問題，一是政府獲取企業外部性的信息成本問題，二是由征稅而引起的抑制產出問題。由于資源開發企業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在測定和了解這類國企的外部性時，所需的信息成本要遠低于一般私人企業，由此在國企設定并征收庇古稅時引起的交易成本較低。但另一方面，資源開發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和營運方式，使得在其對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所有資源開發企業征收庇古稅，那么對于小型的礦山、油田而言可交易許可證，由征稅而帶來的抑制效應會使企業減少開采量甚至退出資源開發市場，這無疑不利于保護地方經濟。

3資源開發負外部性治理的制度設計

綜上所述，由于資源開發型產業在資源占用、運營模式、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獨特原因，包括污染標準（指令性控制）、可交易許可證和庇古稅在內的幾種治理外部性的方法應用起來各有利弊。由于中國礦產資源和油氣資源星羅棋布，為了能夠有效地對因資源開發而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治理和補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負外部性成本較高的小型國有資源型企業（如那些功能單一、規模較小的稀有礦產資源或小型氣田）因征收庇古稅而制約區域經濟發展，可以對資源開發的負外部性治理機制進行設計，綜合運用指令性控制與庇古稅（圖4）。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下的資源開發企業，考慮到區域發展因素而免征庇古稅，通過國家補貼或征收資源權利金的方式盡量對資源開發進行補償，而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上的企業，則依據其外部性成本征收庇古稅，使開發企業自行把污染量減小到污染控制成本等于不控制污染所繳納的排污稅的水平，激勵其采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進行資源開發。

庇古稅結合排污標準的外部性內部化手段如圖4所示：市場的均衡點從E1移到E2點。在E2點，社會的福利水平達到最優。設定一個排污標準E（這個標準使得圖中AME2部分的面積與MBC部分的面積相等），資源開發企業污染水平在這個標準之下不征收庇古稅，而超過這個標準則開始征稅。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開發型企業所繳納的庇古稅稅額（ACDE2部分面積）剛好與由于其負外部性而造成的城市福利損失（BDE2面積）相等，從而使整個城市（社會）的福利水平實現帕累托標準，同時也有利于區域經濟和資源型產業的良性互動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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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布魯斯·米切爾．資源與環境管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534-553.

[3]托馬斯·思德納．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6.107-142.

[4]John Dales．Land, Water and Ownership[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791-804.

[5]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3):1-44.

[6]阿瑟·庇古．福利經濟學[M]．商務印書館，2006.667-796.

篇8

[關鍵詞]精準治理；特色小鎮；創建路徑 文章編號：2095-4085（2017）05-0068-02

精準治理，是目前國家針對小鎮建設所提出的一項新的治理模式，要求在明確治理目標的基礎上，借助群眾的力量對治理過程進行監督與評估，以充分體現小鎮特色，提高國內小鎮發展水平。

1精準治理視角下的特色小鎮構建原則

精準治理視角下特色小鎮的構建，應堅持多元化、網絡化、本土化以及精細化的原則：（1）統一化原則：傳統的小鎮建設，通常以政府為主導來完成，群眾無法參與其中，因此小鎮的構建結果，也往往達不到群眾的要求。精準治理視角下特色小鎮的構建，應本著統一化的原則來實現，應使群眾、政府以及相關技術人員，能夠組成一個整體，進一步提高小鎮的建設水平。（2）網絡化原則：在社會信息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群參與小鎮建設的途徑不斷增加，在特色小鎮的建設過程中，應堅持網絡化原則，使群眾能夠通過網絡平臺，將自己的意見反饋給政府，確保小鎮建設結果，能夠與群眾要求更加符合，提高小鎮建設的科學性。（3）本土化原則：不同城市的不同小鎮均具有不同的特點，小鎮建設應在應用精準治理模式的前提下，堅持本土化原則，構建特色小鎮，使小鎮的特色得到充分體現，使其文化得到弘揚。（4）精細化原則：應在確定治理目標的基礎上，將各個目標詳細體現。例如：針對改善小鎮環境質量的治理目標，應細化為提高小鎮街道清潔度、優化小鎮給排水系統、治理小鎮河流污染等。堅持精細化原則對小鎮加以治理，構建特色小鎮，是確保治理效果能夠達到最好的關鍵。

2精準治理視角下的特色小鎮及其創建路徑

2.1招商引資

小鎮一般處于城鄉結合部以及新城新區位置，與城市相比，小鎮勞動力更加低廉，環境相對更好，但缺陷在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紤]上述問題，應將特色小鎮的創建目標，確定為“發揮小鎮優勢，吸引城市創業型以及小型企業，解決小鎮居民就業，提高小鎮經濟發展水平”。應通過對互聯網的應用，招商消息，以小鎮優勢――勞動力低廉，吸引小型以及創業型企業進入到小鎮中，滿足小鎮居民的就業需求，同時，提高小鎮的發展活力，增加GDP，提高小鎮經濟實力。

2.2本土化建設

小鎮在土地、資源以及人力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招商引資能夠為小鎮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提供保證，但很難體現小鎮的特色。對此，小鎮應充分分析自身的資源以及氣候等方面的特點，使“特色小鎮”得以構建。例如，可以將在農業果樹栽培方面具有較強優勢的小鎮的治理以及創建目標，確定為“構建農業小鎮”。首先，政府應通過網絡收集人民意見，確保能夠了解小鎮每一個區域人民種植果樹的種類，確定果實成熟的季節以及大致產量。其次，政府應向小鎮居民宣傳構建農業小鎮的重要性以及優勢，吸引果農投資。最后，在投資者的監督下，由政府組織構建“農業產業園”，將各種類型的果樹，種植在產業園中，產業園對外開放，吸引城市人民來到產業園中體驗果實采摘等小鎮居民的生活。提高小鎮的經濟發展水平，為小鎮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開辟一條現代化的道路，同時使小鎮的特色得以體現。

2.3多元化發展

充分利用小鎮特色是提高小鎮經濟發展水平以及構建特色小鎮最為直接的途徑，但如長期依賴自身特色，必定會導致小鎮的發展呈現單一性過強的局面。農業的發展對氣候依賴過強，在氣候對農業發展不利的年份，小鎮的經濟必將遭到重大打擊?？紤]上述問題，還應將小鎮的治理以及創建目標確定為“提高小鎮工業化水平，發展多元化經濟”。政府應通過網絡，統計當前小鎮居民的數量以及待就業居民數量，以此為基礎，在小鎮內部發展工業，使工業企業能夠有效消化小鎮內部剩余勞動力，在解決小鎮居民勞動力過剩問題的基礎上，為小鎮經濟發展以及價值體現提供保證。需注意的是，工業企業的引進對小鎮環境的影響較大，對此，鎮政府應提高對環境治理問題的重視度，在引進工業企業的同時，對其資質進行嚴格考察，同時，借助人民的力量，對企業進行監督，在發現企業廢水與廢氣排放不符合國家標準要求的同時，對其進行嚴厲處理。

3特色小鎮建設前景

在精準治理模式的要求下，目前我國特色小鎮的建設，已經初現成果，但受發展經驗不足等因素的影響，特色小鎮的創建，仍存在一定問題。在未來，應將相應問題的解決作為重點，進一步提高特色小鎮創建水平。

3.1人才問題及解決方法

大數據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各高校專業人才進入社會后，就業區域一般以北上廣等大城市為主，人才不足的問題，在特色小鎮的構建過程中顯著存在。對此，政府應提出相應優惠政策，吸引人才加入到特色小鎮的構建中，在工資水平以及其他方面提出福利政策，為特色小鎮的構建提供人才支持，確保精準治理模式能夠更好實現。

3.2居民消費理念問題及解決方法

與城市相比，小鎮居民消費理念相對落后，消費力不高，貨幣流動量少，對小鎮經濟活躍程度的提升產生較大的不良影響。對此，鎮政府首先應通過降價策略吸引小鎮居民購買各類產品，增強小鎮內部消化能力，在逐漸改變居民消費理念的同時提升價格，逐漸提高小鎮居民消費水平。此外，小鎮外部消費力不足也會對特色小鎮的構建以及區域內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造成阻礙，政府應加強宣傳及營銷，使核心城市居民加深對小鎮特色的了解，提高小鎮的吸引力，將外部消費者更多的吸引到小鎮中來，使小鎮的特色廣為人知，為特色小鎮的構建提供保證。

3.3文化問題及解決方法

居民文化水平低，本身對營銷以及各類產業了解程度低，工作類型以體力勞動為主，對于特色小鎮的構建以及精準治理效果會產生一定影響。政府應加強宣傳，提高居民對提升文化水平重要性的認識程度，同時聯合農業以及工業等領域的專業人員，每周組織居民進行培訓，針對有關專業知識進行講解。例如，以果樹種植為特色的小鎮，應邀請農業領域的專家為居民組織培訓大會，針對果樹的栽培技術、增產增收技術以及營銷方法等向居民進行宣傳，提高特色小鎮構建的科學性水平，促使小鎮“提高經濟效益、體現小鎮特色”等精準治理目標的有效實現。

篇9

關鍵詞：治理；善治；制度化；政治參與

中圖分類號：D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5-0049-03

一、“治理”與“善治”

（一）“治理”理念的產生

在解讀什么是治理時，我們首先需要清楚“治理”理念是如何產生的?！爸卫怼崩砟钣谏蟼€世紀70年代產生于國外。眾所周知，自由主義是西方社會最主要的思潮，它的發展主要有古典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他反對主張由國家干預經濟并實行貿易保護的重商主義，認為國家只是充當“守夜人”的角色。在古典自由主義中，堅持“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才能有效滿足人類的需求，因此，市場起著主導作用。但是，隨著1929年～1931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經濟危機，宣告了市場調節為主導作用的失敗，此時，凱恩斯的國家管制思想應運而生。羅斯福充分吸收了凱恩斯的思想，開始發揮國家的干預作用，到后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成熟，基于羅爾斯的分配正義的第二個原則――差別原則，提倡照顧弱者、機會均等，福利國家全面發展起來?？墒呛镁安婚L，福利國家開始出現問題。這時，諾齊克開始用“持有正義”來批判羅斯福的“分配正義”，并提出“最弱意義的國家”主張，提倡回歸古典自由主義下的“強市場――弱國家”。同時，里根總統也大力宣揚“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這種背景下政府權力開始收縮?？梢哉f“治理”是隨著古典主義下市場調節和新自由主義下國家干預的失敗應運而生的。

（二）“治理”的含義

“治理”一詞首先出自世界銀行1989年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研究報告，報告認為非洲急切需要的不是資金和技術援助而是“良好治理”?！爸卫怼痹从诶∥暮凸畔ＥD語，原意為“控制、引導和操縱”。但是學者們對于治理內涵的界定也不同，全球治理委員會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種方法總和。這是一個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可以得到調和并且可以采取合作行動的持續過程。它包括有權強迫人們遵守的正式的制度和政體，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認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p>

（三）“善治”的含義

俞可平認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它有六個基本要素：（1）合法性，即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2）透明性，政治信息的公開性。（3）責任性，人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4）法治，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準則，任何政府官員和公民都必須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回應，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時的和負責的反應，不得無故拖延或沒有下文。（6）有效，即是管理的效率?！逼鋵嵣浦我簿褪钦f政府與公民積極合作共同管理國家，也是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

二、目前我國要構建善治政府所面臨的困境

（一）我國的政府體制

由于受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政府在進行地方治理時，往往以行政的手段管理一切問題。我國當前的社會治理現狀顯示，良好有序的治理體制在我國尚未形成。我國現存的政府體制仍然是以壓力型的體制為主，導致上級政府仍然一廂情愿地單向要求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負責，執行上級政府的各項指令性任務。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地方政府單一提供公共服務的模式逐漸被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所取代，多元化的公共服務模式的確提高了效率與效益，但是缺位、越位、錯位的現象嚴重。在具體的運行中，政府表現出對于經濟社會過分的干預，而對于公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公共服務和基本生活的關注卻很少。而政府對于保證市場體系的有序建設、市場秩序的維持、投資環境的保護、社會保障體系的一些職能卻很弱。而且地方政府在履行職能的過程中發生明顯的錯位、越位，政府應該做的沒有去做，不該做的卻加緊控制，對于地方經濟的發展有嚴重的制約效果。

（二）公民政治參與程度和制度化水平

在我國政府治理的主體主要是政府，公民參與政府治理的程度低下。在如今的治理中，我國公民參與政府治理的力度很低，民眾的參與意識也不強，公民的參與部分是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參與進來的，并不是把公民參與當作自己應有的權利。在我們現在的社會中，公民的參與渠道明顯不暢。雖然各地政府采用各種不同的參與方式，提供了不同的參與渠道，但是這些參與過于形式化，在具體的實行中，無法起到積極的效果呢。而且對于我國現階段公民參與的三大載體――村委會、居委會及社團組織發展不足，各種團體獨立性弱，對于公民參與意識的不斷擴大和加強，無法起到積極的作用，影響了公民的參與。但是社會在不斷進步，在治理體系中，治理主體除了政府之外，還有一些例如非營利組織等一些團體。但是我們國家的市民社會發展還很不完善，在具體的實行過程中，沒有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顯然沒有與制度化水平相適應，由此造成了目前社會中的一些的出現。

三、如何構建我國政府善治的模式

我們從善治的基本要素可以看出，能否實現善治取決于兩個關鍵因素：政府和公民。一方面，政府應該是一個實施善政的好政府，政府要有走向善治的動力和能力，國家的制度框架可以為它提供制度保障。而另一個方面就是公民參與，善治是基于治理理論衍生出來的理想目標，治理強調的就是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和合作?？傊?，善治的實現需要制度的保障和公民的參與。

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提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取決于政治參與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也就是說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和擴大政治參與水平二者之間如何實現平衡，對于政治穩定有重要的作用。我們國家實行善治其實也就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社會的穩定和諧發展。

（一）善治政府――高效的政府

1.服務型的政府體制。亨廷頓認為“制度是穩定的、受珍重的周期發生的行為模式”，“制度化是組織和程序獲取價值觀和穩定性的一種進程”。他認為，政治制度化是政治體系在組織上和程度上獲得價值和穩定性的過程，它代表著“社會組織和政治秩序力量”。亨廷頓把政治的不穩定歸結于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與經濟發展不適應，也就是說落后于經濟發展的水平狀況。因此，為了實現善治，我們必須進行推進政治體制的改革，從而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保障社會主義法治的建設。而亨廷頓在書中提到，“世界各國之間的最大差別不是它們政府的形式，而是它們各自政府實行有效統治的程度。”其實也就是說，政府在對國家實行的多大的效能統治，影響了各國不同的社會狀態。不論何種政體，只要能夠進行有效的統治，保障社會的穩定，進而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建設，就是有效能的政體。

服務型政府作為一種新型的現代政府治理模式是對傳統政府模式的一種反思，什么是服務型政府正是我們需要思考的。我認為所謂的服務型政府首先應該是個法治政府。在法治政府中，我們要求不論是政府還是政府中的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應該依法行使工作中的職權，既不能越位也不能錯位。而建設法治政府是服務型政府實現的基本保證。第二，服務型政府也是一個民主政府。民主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深入到國家建設中去，而且民主的實現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我們所謂的民主政府不僅僅是指民主選舉出政府，而且還應該是公民對于政府管理的參與，因此建設民主政府是實現服務型政府的必然條件。我們應該要求政府信息公開化，公民能夠及時了解政府的各種信息，從而保證公民能夠有效地參與到政府的決策中去。

（二）善治政府――參與擴大化的政府，使政治參與制度化

亨廷頓在本書中把政治穩定的追求作為其理論的出發點和歸宿。他認為：“首要的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當然可以有秩序而無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無秩序。必須先存在權威，而后才能談得上限制權威?！焙嗤㈩D認為，政治參與的擴大能夠有助于政治穩定的發展。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社會中會出現一些新的團體，在這樣的狀況下，新的團體要求擴大政治方面的地位，因此要擴大政治參與的體系，進而促進政治的穩定。但是，我們也應該明確這點，隨著政治參與的不斷擴大，但是政治制度化水平沒有達到所需要的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會導致政治穩定出現問題。我們從亨廷頓的公式可以知道：政治參與/政治制度化=政治動員。所以，要保證政治穩定，我們應該使政治制度化與政治參與的水平相適應。在我們國家中，所謂的善治政府其實就是要政治參與主體的擴大化。在西方國家中，要實現社會的善治，是在以公民社會完善發展、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條件下才能實現的，不僅僅是國家一個主體的力量。但是，在如今的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進步，民主政治的不斷完善，我們公民的主體意識得到加強，而且我國公民更多地愿意參與到國家事物中去。在這樣發展的狀況下，作為政府應該正確地鼓勵和促進我國公民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政府的決策中去，而且應該加強與公民的溝通，建立一定的溝通渠道，縮減與民眾的距離感，創造新的公民參與的方式，積極地實現政府與公民的互動。這不僅僅有利于我國政府政策的制定，對于政策執行與決策也能夠很好地實現，并且提高政府在治理中的實際效益。隨著社會的進步與民主進程的不斷實現，非營利組織在將來的政府治理、政治參與中將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進而影響我國政府政策的制定以及對于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出現也有推動作用。因此，在將來政府的治理中，治理的主體將會出現多元化，各種企業、社會團體和公民都將參與到政府治理的過程中去。

但是在擴大參與主體的同時，也要保障與我國制度化水平與之相適應。因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首先，提高公民的政治參與素質。政治參與制度化不僅是一個有多少人參與政治的問題，而且是一個怎樣參與政治的問題。其次，建立、完善政治參與制度的規范體系。制度化的政治參與就是程序化、規范化的政治參與。也就是說，公民的政治參與必須而且能夠在制度規范的范圍內實現。最后，使政治參與法治化。為了使政治參與法治化，需要完備的法律體系為前提。并且人們只有將法律的外在強制化為內在強制和心理需求，才會形成法治化社會。

我國的政府治理目前還不完善，要達到善治，還有很多方面需要努力。構建服務型政府是未來政府治理的主要模式，不僅有助于社會的穩定，也有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亨廷頓的這本書在政治穩定方面，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示，在今后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明確社會穩定的兩個因素，使政治參與與政治制度化水平平衡發展。

參考文獻：

〔1〕塞繆爾?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

〔2〕李元書，劉昌雄.論政治參與制度化[J].江蘇社會科學，2010（6）.

篇10

自全市以“40工程”為切入點，全力提升社區治理的承載力，到2020年11月10日成功贏得創文奪牌之戰，全區社區治理水平已有大幅提升。今年，在區委、區政府的接續努力下，以“共建家園”為總抓手，以建黨100周年為契機，掀起社區治理提檔再升級的新。

黨有所指，團有所向；黨有號召，團有行動。在加強基層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的行動中，經過前期走訪調研，對現狀情況進行摸排分析，發現仍存在與區委要求不匹配、與團市委要求有差距等問題。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基層團組織服務社區治理之“狀”

一是少數團支部責任擔當“軟化”。凡事跟著黨建走，雙手一舉“事沒有”。少數團支部書記將團的建設看作黨的建設的附庸，缺乏主動性、獨立性，習慣性在社區蹭黨支部“共建家園”熱度，拉橫幅、齊擺拍，方案統籌事先不做，行動落實更無從談起。

二是少數團支部整體功能“弱化”。軟弱渙散問題在少數團支部依然存在。服務力、引領力、組織力作為團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在服務社區治理中暴露出的“弱化”程度尤為明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應付式服務、簽到式集合、隨意式考核。

三是少數團支部服務內容“虛化”。“服務”作為體現團組織存在感的重要一環，當前在少數團組織中仍存在走過場，而不走心走實的問題。形式內容味同嚼蠟、簡單復刻黨建內容、參與熱情調動不高、特色特點彰顯不足等問題則是“虛化”的具體表現。

二、服務社區治理軟化、弱化、虛化之“因”

一是思想“根子”不牢。思想建設作為團的建設的基礎性工程，團支部書記政治站位、思想認識高不高，直接決定團的建設的整體情況。在服務社區治理中，皆言“知之非艱，行之唯難”，但在基層團組織中，在“知”這一層面，仍未充分滲透入思想骨髓，少數團組織將團的建設當作黨的建設的附庸，而不是參謀、助手，自我“降格”，思想底線不高，服務社區治理水平自然也高不起來。

二是基礎“底子”不厚?；A不牢，地動山搖，服務社區治理水平不高側面反映出團的建設基礎“底子”不厚。在基層團組織中，團支部負責人多為兼任，且調動頻繁，導致基層團組織建設缺乏一致性和穩定性，加之囿于自身知識結構、能力水平、資源渠道有限，在服務社區治理過程中，常常表現出乏力甚至無力等癥狀。

三是發展“路子”不寬。不日新者必日退。創新是團組織的活力，更是推動團的發展的第一動力，長時間“亦步亦趨”，經驗借鑒“學表”不“學里”，思維方式固化不靈活，遇到問題擺“客觀”不談“主觀”，導致在服務社區治理中，老辦法不管用，新辦法不敢用，相較于其他先進團組織，更談不上“快人一招”“先人一步”“勝人一籌”，最后導致一條路越走越窄、越黑。

四是承載“盤子”不大。未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服務當前社區治理，是基層團組織工作的一大短板弱項。長期將眼界局限于機關、學校、衛生院等“體制內”部門，既做小了自身的承載發展的“盤子”，也間接拒絕了外部資源的進入。有的團組織自視甚高，等著別人上門“求合作”；有的團組織畏首畏尾，擔心上門合作“被拒絕”；有的團組織無動于衷，等著黨的建設“帶一程”，“吃飯”的盤子不大，如何“吃飽”。

三、加強基層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之“法”

一是將提高思想認識與緊跟思想潮流結合起來。要充分認識到團的建設對服務社區治理的指導作用，以及服務社區治理對團的建設的促進作用。從嚴治團、團結青年、服務社會、強化引領仍是團組織思想建設的“四梁八柱”，但要充分借鑒吸收社會進步的新思潮、新思想，用年輕人喜聞樂見、老人易于接受的理念思想，將廣大青年號召團結在服務社區治理的行動之中。

二是將加強自身建設與整合多方資源結合起來。打鐵還需自身硬。一個好漢三個幫，在服務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我們要堅定不移把“朋友”搞得多多的，以自身堅強、團結而又富有活力的組織形象，吸引跨系統、跨行業、跨年齡的不同群體資源聚集在我們團組織中，從而更好更優地服務社區治理，讓共商共建共享成為助推我們寫好“自身建設”與“服務社會”結合文章的點睛之筆。

三是將嚴守政治屬性與拓寬發展路徑結合起來。講政治，守規矩，是在加強團組織建設服務社區治理的第一原則。探索建立團組織與社會組織合作的審批機制，在形成團組織、審批機制、社會組織的交流合作閉環的前提下，實行權限下放，非禁即可，充分釋放團與社會的交流活力，在服務社區治理中，碰撞出多彩的火花，建立起團組織發展的立體交通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