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社會工作概論》；案例；教學法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7）11-0217-02

《社會工作概論》這門課程是社會工作專業的基礎課，長期以來，這門課程大多采用傳統的教學模式，即注重理論知識的講述而忽視弱化案例教學的方法。為此，改革傳統的教學模式，在理論知識講述的基礎上，結合案例教學方法，可以培養并提高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

一、科學理解案例教學的內涵

案例是指人們在生產生活當中所經歷的典型的富有多種意義的事件。它是人們所經歷的事件的截取[1]。案例教學就是指教師運用精選出來的案例材料，使學生進入某種特定的事件、情境之中，組織學生對事件的構成進行思考和分析，從而達到提高學生運用知識、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2]。因此，案例教學是有利于培養應用型人才的一種教學方法。

社會工作最初是在西方國家興起的。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特點，社會工作在我國的起步和發展都比較晚，該課程的開設也比較晚。以往的教學模式大多數采用理論講解的方法，學生學完之后只是背誦記憶了相關的理論知識，而如何利用這些理論去解決現實問題，在教學當中很少講述，所以很難培養出具有熟練的社會工作技能的人才。在此背景下，作者結合最近幾年的教學經驗以及學習其他院校對該課程的教學理念和教學經驗，針對該課程提出了案例教學的教學模式。

二、《社會工作概論》課程案例教學的操作程序和教學策略

1.理論準備階段。要培養和提高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首先必須讓學生掌握有關的理論知識，特別是掌握基本概念、原理及其之間的關系。在理論準備階段應采取以教師理論講授，學生背誦記憶為主的教學方法，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師要掌握理論知識的結構，對每章每節的教學內容進行梳理，形成有條理性的清晰的知識框架。在教學中可以選擇使用圖示、表格等形式來講解，直觀地顯示不同知識點之間的關系，使學生能理解、記憶、貯存和提取運用這些知識點[3]。在《社會工作概論》課程的教學中，首先要講述基礎的理論知識使學生具備基礎的理論知識結構。比如什么是社會工作？社會工作的具體內容是什么？重點講述社會工作的四種專業方法：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和社會行政。在講述專業方法的時候，要注意區分它們之間的關系，以及不同專業方法使用的范圍和技巧。

2.使用教學案例討論階段。使用教學案例進行討論是案例教學法的核心內容，其實施可分為兩個環節。

（1）根據教學內容選取案例階段。選擇案例時要注意案例要有代表性，而且案例所反映的內容是與教學內容相一致的。同時，選擇案例還要考慮案例的啟發性、真實性、疑難性等因素。當前現代電教技術廣泛使用，教師在課堂上應盡可能利用生動形象、具體直觀的聲像手段呈現案例材料中所包涵的信息[4]。例如，與其通過一份文字教案來講解什么是社會工作，倒不如通過觀看某些影像資料來進行學習了解社會工作的內容是什么。因為教學影像資料更加生動具體，學生從中獲取的信息和事實肯定會比從文字教案中得到的更加全面、真實和具體。例如在講述各個領域的社會工作的時候，我們通過選取案例來講述。比如在講解兒童社會工作時，選取社會中販賣兒童，虐待兒童等典型事件作為案例，便于學生理解并掌握相關的理論和方法。因為這種事件是目前社會中存在比較多的事件，具有代表性。而且，販賣和虐待兒童事件嚴重的侵犯了和的權益，需要國家和社會工作者參與此類問題的解決，保護兒童的合法權益

（2）案例的討論階段。通過對有關文字或聲像材料的觀看，學生對案例的有關信息已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來，教師要引導學生運用相關的理論知識點對案例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討論，然后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教師在組織學生開展分析討論的過程中，要解決好下面的幾個問題：

第一，設計富有啟發性的問題。教師首先要設計出富有啟發性的問題來激發學生討論分析的興趣。在本課程的教學中，比如，在呈現了某個社會工作模式的案例后，教師可以給學生提出下列問題：該模式以何種思想和理論為指導？其主要內容是什么？適用于何種類型的任務？模式的實施程序分為哪幾個階段？各個階段主要進行哪些活動？通過這一系列問題，有助于引導學生把社會工作理論知識的運用與實際問題的解決聯系起來，達到讓學生思考問題的目的。比如在講述兒童社會工作章節時，選取販賣和虐待兒童事件作為典型案例，此階段設計啟發性的問題：根據案例思考，兒童社會工作涉及的工作內容和范圍有哪些？兒童應該享受的權益有哪些？針對案例思考如何解決販賣和虐待兒童的事件？

第二，組織學生進行討論。教師提出問題后，留出―定的時間讓學生進行充分思考。在此基礎上，組織學生對案例進行全面和深入的分析討論。此過程可以采用小組學習、集中討論和師生相互商討等形式。在組織討論案例事件時，可以采用小組討論的方式，以班級為單位，5―8人一組，分組進行討論。在案例的討論中，老師要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的成因。比如在討論造成兒童販賣和虐待的事件時，讓學生討論事件的成因有哪些？比如社會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等。引導學生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造成這種社會現象的成因。并針對不同的成因思考對應的解決策略。在學生研討案例的過程中教師要盡量營造自由、民主、平等、生動活潑的討論氛圍，教師不要急于對學生提出的觀點和看法下結論性的裁定。教師應用微笑的表情、信任的目光消除學生內心的緊張和疑慮，要鼓勵學生各抒己見，大膽發言。幫助學生養成敢想、敢問、敢說、敢做的積極心理。

第三，教師對案例做出總結。學生經過討論分析，都對案例問題有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但是，由于學生本身存在個體差異，不同學生對問題的認識和理解也必然存在差異性，所以會產生不同的觀點。因此，教師的總結主要是指出案例涉及的理論問題并評定學生分析問題的方法和角度是否科學合理，學生討論的思路是否恰當，解決問題的途徑是否正確全面。例如，比如在組織討論販賣和虐待兒童案例事件后，老師要總結此案例中涉及到的基本知識點是什么？用到哪種專業的社會工作方法？哪些組的學生分析問題比較全面，哪些組稍微差一些，并指出不足之處在哪里，讓組員認識到自己的問題。在組織學生深入探究關于青少年犯罪的社會問題的案例后，教師可以引導學生歸納概括出研究此類事件的三條策略性方法：首先對事件進行定性分析；其次分析現象產生的原因是什么，從社會、家庭、文化、學校等層面來進行原因分析；最后針對這些問題的原因來提出相應的解決辦法。所以，總結階段是教會學生如何思考問題，如何解決問題。同時也是反思階段，讓學生認識到自己思考解決問題的不足之處。

3.創造運用階段。案例教學的目標不僅是讓學生掌握基本的知識，更重要的還在于使學生利用這些知識去解決更多的問題。因此，在案例討論結束后，教師要提供實踐的機會來檢驗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例如給學生布置各種實踐型的作業。同時，為了突出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合作精神，教師在指導學生完成設計型作業時要堅持提倡創新、鼓勵求異、謀求合作、集思廣益的基本原則。比如，在講解完某種社會工作實務方法之后，讓學生們針對某個具體的社會事件來設計一個社會工作的方法，設計出具體的工作流程，工作模式、工作時間安排等。通過完成各種設計型作業，學生運用社會工作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將會得到極大的提高。

《社會工作概論》這門課程的教學過程是十分復雜的活動.文中強調本課程的案例教學，并不是否定傳統的講授法教學，而是要使兩者相互補充和融合。在《社會工作概論》這門課程的教學過程中，運用講授教學的方法，對社會工作的理論進行講述，使學生建立起該課程的理論知識體系。在此基礎上，再選取案例進行操作實務的講述。只有將理論學習與案例操作結合起來，才能使學生真正地成為具有實踐操作能力的專業社會工作人才。

參考文獻：

[1]周軍.高校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模式研究[J].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10，（2）.

[2]高春鳳.社會工作專業實踐教學研究綜述[J].社會工作（學術版），2011，（4）.

[3]楊柳.社會工作實踐教學模式的本土化探討――生態系統概念的引入[J].現代教學科學，2011，（5）.

[4]郭玉梅.高等職業教育實`教學管理研究[M].北京：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9.

Research on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of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

LIU Fang-na

（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Guangdong 512005，China）

篇2

摘 要：文章結合相關參考文獻，探討了現代公共圖書定題服務的特點，分析了定題服務的內容和方法，闡述了應該注意的若干問題。

中圖分類號：G25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88（2015）01-0019-02

收稿日期：2014-12-13

作者簡介：王 杰（1965―），銅陵市圖書館館員。

公共圖書館在城市的發展過程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能夠為城市的發展和建設提供眾多的優質服務。開展期刊信息情報服務是當今公共圖書館研討的重要課題。如何將情報服務轉化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知識型生產力，使其發揮一定的經濟效益和社會作用，是值得思考和探討的問題。

1 公共圖書館定題服務的作用

1.1 探究社科信息需求特點

期刊信息源屬于重要的文獻類型，它是社會科學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隨著公共圖書館社科期刊信息需求的不斷增加以及需求主體的不斷擴大，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文獻需求有了更多和更高層次的要求。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對期刊信息進行多方面的研究，以滿足他們研究過程中的復雜性和多變性，這為圖書館的定題服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為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應該及時了解社會文獻信息的需求與特點，并根據需求與特點采取相應的措施。

文獻研究信息可以分為綜合型研究信息和應用型研究信息。綜合型研究信息對社會科學研究起著重要的參考和決策作用。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與進步，各個學科之間已經從隔離和封閉的狀態轉變為交叉和滲透的狀態，由于大量的社會科學問題需要進行多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因此，社會科學研究者對綜合性的跨學科信息需求量越來越大。應用型研究信息主要為了克服社會科學研究中重理論、輕實踐和理論脫離實踐的現象，強調信息要面向應用，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并致力于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探討。當今社會科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就需要將大量的社會研究理論成果轉化為應用型的理論與方法。當前社會發展面臨著眾多的矛盾急待解決，相關科研機構并沒有將大量的理論成果轉化為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手段與途徑。只有解決好當前實際的社會問題，才能更好地從事研究，不斷地推動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1.2 大數據時代，量化研究信息

社會科學研究已經進入到眾多學者自覺聯合研究的一些大型的社會問題的時代，這就是所謂的“大科學”時代，也被稱作大數據時代。大數據時代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需要承擔重大的綜合性研究課題，一項課題研究可能有數十人擴展到數百人，并形成跨地區、跨學科的集體協作研究。社會科學研究不僅研究過去和現在，同時也研究未來。對當今社會大量的預測信息進行研究，有利于確定學科的發展方向，為學科的發展開辟新的領域與空間。在預測化信息研究的過程中，開展定題服務，將社會的發展與變化及時反映到資源的開發過程中，結合社會科研需求，開展針對性的定題服務。

1.3 定題服務的特性

1.3.1 廣泛性與綜合性。考慮到社會科學的中和性研究信息特點，定題服務研究必須向多角度、多層次的方向發展，才能確保科學研究的中和性。結合圖書館定題服務的需要，研究某一科學領域以及邊緣學科加交叉領域和綜合性學科領域的資料，需要從大范圍、多角度、多層次檢索文獻。如要檢索網絡對未成年人的影響這一課題，不僅要從社會科學、未成年法律法規的角度來檢索，還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去檢索，研究未成年人生活物質條件，從教育學的角度研究學校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方法，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家庭生活環境，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未成年人的心理特征。

1.3.2 新穎性和及時性。作為發揮定題服務的重要措施之一，及時性是影響定題服務水平的重要因素。定題服務注重把握信息的時效性，促使社會科學工作者能夠及時了解到當今已有研究成果的現狀，并及時了解該領域在國內外的研究水平，將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一時間反饋給客戶，從而確定我國社會科學研究水平的著力點。

1.3.3 連續性和準確性。社會科學研究信息復雜、廣泛，可供參考的期刊種類與數量繁多。面對龐大而復雜的刊物市場，難免會出現一些質量低下，內容重復的劣質信息，嚴重地影響到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有價值信息的開發。定題服務能夠對信息進行有效的篩選，及時排除虛假信息，分辨信息質量的優劣。

1.3.4 針對性和預測性。情報服務中需要擁有超前意識，做到提前收集、整理加工、傳遞有關的資料和數據信息。采用科學的指導辦法，通過眾多的途徑擴大信息源，確保科研工作者能夠在較短時間內獲取有效的信息資源。

2 定題服務的方式

2.1 定題服務手工檢索方式

手工檢索的流程為接收課題、回溯檢索、新文獻檢索、提供定題服務成果并建立檔案。當圖書館接到相應的研究課題之后，為了課題能夠順利的展開研究，圖書館館員需要與用戶探討研究課題的主題、目的、方向和要求。運用圖書館豐富的數據信息資源，查閱與課題有關或者課題所涉及專業書籍、確定課題所涵蓋的指數范圍，以獲取課題服務的主動權。

新文獻檢索在原始文獻具有新穎性和及時性的基礎上，通過各種途徑，將最新的信息提供給科研人員，并將文獻加工整理、編制成二次文獻，使之成為有效情報，向科研人員提供有參考價值的文獻線索。提供定題服務檔案是在新文獻檢索的基礎上，對課題檢索文獻情報資料進行歸檔保存，作為今后定題服務的參考資料。

王杰：加強公共圖書館定題服務的實踐與思考

王杰：加強公共圖書館定題服務的實踐與思考

2.2 定題服務計算機檢索方式

采用計算檢索方式需要在檢索前對課題進行分析，確定所需文獻的種類和時間。CAJ以中文Windows作為平臺，采用菜單操作的方式，方便快捷、簡單明了。根據所要選擇的數據庫，確定查找途徑，提供相應的期刊、分類、片名、關鍵詞、作者、摘要、引文等入口。

采用計算機檢索方式需要對課題的主體進行分析，首先確定主體詞，根據主體詞表選擇正式題詞。然后對檢索提問進行標引，CAJ的全文檢索系統在任意詞檢索框架下，使用多重嵌套結構，在進行逐次檢索的同時引入主體詞詞庫，也可以進行蘊含檢索。若引入同義詞詞庫，可進行關聯檢索，檢索出有相關輸入詞語同義詞的文章。在CAJ檢索系統中，用戶只要打開主菜單中桌面功能，就能通過檢索窗口得到拼音或筆畫排序的所有索引詞。CAJ檢索系統還具有雙向翻譯、自動統計和自動收費等多項功能。最后，將邏輯提問式輸入計算機內進行文檔查找，輸入相關的文獻信息，分析檢索結果。

3 定題服務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3.1 建立機構

圖書館需要設置專門情報部，安排專職人員從事情報服務工作，以強化情報智能。圖書館要在服務方式上實行開放辦館，改變傳統的封閉辦館，并提供上門服務業務。將原來被動的服務方式轉變為主動、多樣化的服務方式，并逐漸由文獻服務向信息服務方向轉變。

3.2 加強宣傳科研成果

圖書館要隨時將情報服務成果向外界宣傳展覽，這樣既可以促進圖書館管理水平和情報業務人員水平的提升，還能加深讀者對圖書館工作的支撐與信任，并創造一定的社會效益，確保圖書館在信息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

3.3 促進圖書館信息化

各大圖書館可以利用豐富的數據信息資源開展館際合作，實現資源共享，以彌補圖書館在選題服務中的不足。隨著當今網絡的急速發展，全球網絡化趨勢不可阻擋，促使情報服務人員的服務手段逐漸向網絡化、信息化的方向發展。互聯網為圖書館的發展提供機遇，圖書館在提供選題服務時，要抓住這個機遇，逐步實現采購協調、聯合編目、館際互借等業務的自動化。

3.4 提高圖書館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

圖書館情報工作人員一方面要加強專業知識的學習，提高處理相關文獻的情報能力，同時要加強知識結構的更新，熟練地掌握計算機技術與網絡技術，并學會利用Internet遠程登錄功能實現聯機檢索，利用Internet提供電子郵件咨詢服務。

參考文獻：

[1] 劉煦贊，肖宏飛.公共圖書館“兩會”服務的實踐與思考――以福建省圖書館為例[J].國家圖書館學刊，2013（2）.

[2] 何穎芳等.我國公共圖書館戰略規劃的實踐與思考[J].情報資料工作，2013（1）.

[3] 張彥靜，曲曉瑋.公共圖書館推動城市文化建設的實踐與思考――以佛山市圖書館為例[J].圖書館論壇，2012（4）.

[4] 張海營.基于RSS技術的圖書館定題服務系統研究――以圖書館個性化電子期刊訂閱為例[J].情報雜志，2011（6）.

[5] 汪春芳.高師圖書館在行動研究中的定題服務探析[J].牡丹江教育學院學報，2012（3）.

[6] 彭凌云.圖書館網上定題服務中的用戶隱私保護[J].農業圖書情報學刊，2010（9）.

篇3

關鍵詞：文科研究生；理工科院校；創新能力；優勢

中圖分類號：G40-0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3）02-0133-01

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研究生，身處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理念與視角交相碰撞的學術環境，學校在文科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如能注重發揮自身優勢，實現文理科的優勢互補，則必將大幅度提升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創新能力，并最終轉化為創新成果，為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服務。

一、文科研究生科研創新的特點

創新是指探究事物運動客觀規律以獲取知識，傳播和運用知識以提取新的經濟、社會收益和提高人類認識世界水平的過程 。[1]在創新一詞的基礎涵義上，文科研究生具有和理工科研究生相近之處，二者都是個體在自身的知識基礎之上去創造新的理論和方法。然而由于人文社會科學在研究對象上和自然科學有所區別，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創新也就不同于理工科研究生通過試驗得出具體的新成果，而是在閱讀、調查或社會實踐中，在已有知識和理論基礎上，形成新觀點、新思維或新視角。文科研究生科研創新的特點主要包括幾個方面。

第一，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創新主要體現在理論創新。經典理論是文科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對象，也是文科研究生“批判地繼承”的對象，抓住某一理論產生的背景和原因，把握最具開創的學科前沿，追本溯源、深入思考，探尋其背后的一般規律和其他內涵，并結合社會現實，進行新的思索、提出新的創見。

第二，文科研究生的科研創新還應包括研究方法和視角的創新。方法創新主要集中在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兩方面。研究視角即學術研究的切入點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視域，[2]研究視角影響研究進程，選擇新的視角，經常可以探尋到新事物，發現同一事物的不同表征，從而形成不同的認識結果；思維方式的創新則是指突破固有思維的束縛，用新理論來闡釋舊問題，得出新結論。文科研究生應充分發揮自身形象思維、發散思維強的特點，擺脫思維定勢。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科研創新能力培養的優勢

第一，有助于文科研究生良好學風的形成。理工科獨有的學科特點使理工科院校普遍學風嚴謹，理工科學生扎實的理論功底能夠使文科研究生能夠受到良好風氣的感染，從而促進其科研創新意識的形成。

第二，有利于拓寬文科研究生的視野、廣泛獲取知識。理工科院校自然科學學科門類齊全、研究底蘊深厚，在當代學科相互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為文科研究生知識面的拓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可以增加文科研究生的知識儲備。

第三，便于借鑒理工科研究生的科研方法。理工科研究生具有較為嚴密和規范的研究模式，如果文科研究生能夠結合科研實際進行借鑒，必將在文理互動中產生新的思維靈感。[3]

三、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科研創新能力培養的提高措施

第一，借助理工科院校的求實精神，引導文科研究生形成踏實學風。由于自然科學的實證性和理工科專業內容的高難度，使學生學習任務重、壓力大，因此理工科院校普遍學風嚴謹、作風踏實；而文科研究生卻容易受到功利主義思想影響，導致學風浮躁，華而不實。因此，理工科院校可以用嚴謹求實的學風感染文科研究生，[4]為其科研創造積極向上的思想條件。學校應該用理工科研究認真求證、反復試驗的科學精神教育文科研究生，讓文科研究生觀摩理工科項目將科學技術轉化為實際成果的過程，引導文科研究生重視科學實踐。

第二，在探索文理科研究生創新能力培養異同的基礎上，針對文科研究生的特點制定培養方法。一方面要總結文理科研究生科研上通用的方法、理念、模式等，合理應用理工科研究生培養的有效手段，引導文科研究生重視科研創新；另一方面，從培養方式上來講，理工科研究生是在導師指導下，通過科學試驗和課題進行研究，而文科研究生則是在導師指導下，通過廣泛閱讀文獻資料對既有理論加以學術思考，因此應加強研究方式方法的培養和訓練。

第三，依托于理工科專業資源，加強學科交叉研究、實現文理互動互進。隨著社會發展，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出現相互滲透、彼此結合的趨勢。理工科院校在推進學科交叉方面潛力巨大，可以在文科研究生的課程建設中，適當增加一些自然科學的選修課程，讓學生掌握現代化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學校應當組織本校自然科學的專家和碩博士生導師進行科普專題講座，以強化文科研究生的邏輯思維與理性思維；學校還可以通過舉行交叉學科、邊緣學科的學術研討會，促進文理科研究生的科研交流。

參考文獻：

[1] 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科學發展報告（2006）[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

[2] 劉婧一.視野與視角——談人文社會科學的創新[J].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4）.

篇4

關鍵詞：神經倫理學；腦神經科學；生命倫理學；情感與沖動；道德判斷；行為決策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11

神經倫理學（neuroethics）從2002年正式在美國學術界提出之后，其研究與發展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美國也出現了神經倫理學研究的熱潮。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主要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兩大領域。隨著國際人類腦計劃在上世紀末啟動，各國政府與科學家越來越重視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認知神經科學研究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各國學者也必然越來越重視神經倫理學的研究。

一、神經倫理學出現的背景

神經倫理學的出現首先是得益于現代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早期，人們就開始探索神經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并對人的神經系統有了初步的認識。20世紀30年代以后，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斷涌現，使有關神經沖動機制的研究取得突破。例如，1939年，美國學者柯勒和柯蒂斯以及英國科學家霍奇金發表了有關神經沖動離子機制方面的研究成果，引起科學界同行的廣泛重視。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研究范圍擴大到神經肌肉接頭點。1952年，法特和卡茲闡述了神經肌肉間的神經沖動傳遞的離子機制。1954年，帕達赫和帕雷，羅伯特斯和班尼特分別發表了腦與神經肌肉接頭點突觸的電子顯微圖。同年，納塔和吉蓋斯發明的追蹤法使研究者能準確了解神經細胞間(特別是遠隔神經細胞間) 的相互聯系。這些對后來的研究都有重大影響，為現代神經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1962年，施密特在麻省理工學院發起神經科學研究計劃，并首先使用了“神經科學”這一詞匯，也標志著現代神經科學的正式誕生[1]。隨著腦與行為研究的日益增加，1960年國際腦研究組織(IBRO) 和1969年美國神經科學學會等機構相繼成立，認知神經科學也得到了比較快速的發展。為了推動研究神經科學社會影響，美國神經科學學會于1972年成立了一個社會問題分支委員會，旨在向會員和公眾宣傳神經科學研究的社會影響，這也標志著神經科學家開始關注和重視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2]。從此，不僅人文學者開始認識到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研究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科學家覺得他們有義務和責任關注甚至研究神經科學的社會影響，這種從觀念上確立神經科學社會影響的重要性不僅有利于推動神經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也有利于推動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促進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交叉與融合。而且，自1983年以來，美國神經科學學會每年都要舉行神經科學社會問題的圓桌會議，主要討論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這些會議已經討論了以下主題：大腦的性別差異，腦死亡，神經治療，神經增強，使用胎兒組織治療神經疾病，食品添加劑的神經毒性，神經科學研究對控制吸毒的作用等等[3]385-391。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國會的技術評估辦公室（OTA）也進行了一項神經科學研究的潛在影響的社會調查。1984年3月OTA的研究報告《神經科學的影響》主要從醫學影響和社會影響分析了神經科學的潛在影響。醫學影響是指神經科學研究不僅對神經疾病、精神疾病和遺傳腦疾病有巨大的醫學貢獻，也對其他非神經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和寄生蟲病）等有較大的醫學價值。社會影響主要是指神經科學研究對醫藥產業、犯罪與暴力、司法體系、學習障礙、性別差異等的潛在影響。在該研究報告《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維度》中凸顯了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的意義與價值及其未來神經科學研究面臨的諸多倫理與社會挑戰[4]。美國神經科學學會舉行的神經科學社會問題的圓桌會議和OTA的神經科學的影響的調查研究報告為美國后來制定神經科學發展的科技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調查數據和理論依據，使得美國在注重發展神經科學的同時，也非常重視神經科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這也是為什么神經倫理學這一研究分支學科首先在美國提出并得到了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歐盟委員會在1997年也資助了一個腦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維度的項目。其中Sandro Gindro等學者的《腦研究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報告主要對腦研究與神經疾病、神經移植、大腦控制、心理分析與心理治療等方面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進行了分析，報告特別指出了大腦控制、神經干預和增強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腦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同腦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一樣重要，它有利于神經科學的研究與發展[5]。科學家、學者和公眾日益認識到神經科學研究中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這也促使了神經倫理學在美國誕生。

二、神經倫理學的概念

神經倫理學是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學術界普遍認為這一詞匯是由威廉•索菲爾于2002年在《紐約時報》上首次正式提出的[6]1。神經倫理學的出現是神經科學的快速發展及其應用引發諸多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必然結果。當然，神經科學家和倫理學家的共同推動也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如何給神經倫理學的概念進行科學的定義或者解釋，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威廉• 索菲爾認為“神經倫理學是研究人腦治療和增強以及對人腦的干預的對與錯，好與壞”的交叉學科[7]5。索菲爾先生主要基于倫理學的基本概念“對與錯，好與壞”來對人腦干預和控制的神經倫理學概念進行闡釋，突出大腦在神經倫理學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價值，彰顯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腦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在他看來，“神經倫理學是生命倫理學的一個獨特部分，思考醫學實踐和生物研究的好的和不好的后果。但是，神經倫理學的特殊性在于我們研究的是大腦這個特殊的器官，它與我們的意識、自我息息相關，是我們作為存在的核心，是控制我們行為和人格的思維器官”[7]。由此可見，索菲爾把神經倫理學看作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疇，同時也富有洞見地看到了它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主要體現在：一是人腦作為人身上最特別和最復雜的物質器官，它是和人的思想、意識以及行為密切相關的。在一定意義上，人腦是人的意識和精神的家園。二是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是以前生命倫理學研究很少涉及的內容。它主要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研究道德問題和道德現象，為倫理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研究視角。

威廉•默布雷指出：“神經倫理學作為一個新的學科，主要研究神經科學發現及其對人類福祉的影響，探討好與壞，平等與不平等，公正與不公正。神經倫理學的研究有利于建立參與腦研究，評價研究申請，決定這些申請的相關規則，有利于管理神經科學發現的應用。” [8]威廉•默布雷的神經倫理學概念與索菲爾先生的定義具有相似性，但威廉•默布雷在探討神經科學發現及其應用的好與壞、平等與不平等、公正與不公正等基本的倫理問題的同時，重視神經倫理學對于建立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規則和管理政策的建立。這不僅是當前神經倫理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我們研究神經倫理學的重要目的。

伯德在《神經科學百科全書》的神經倫理學部分說：“神經倫理學是一個全新的學科，是神經科學和倫理學的交叉學科，探究行為研究標準和道德判斷的哲學領域。神經科學也同其他哲學領域諸如美學、認識論、形而上學、身心理論相交叉，但這些學科和神經倫理學并非直接相關。神經倫理學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兩個研究領域。前者主要研究神經科學實踐或者應用的倫理問題，后者主要研究道德和倫理思考以及決策的神經生物學基礎。”[3]385伯德的神經倫理學的定義是比較全面的，他不僅強調神經倫理學的學科交叉性，指出了它與其他哲學的相關性，還明確指出了神經倫理學的兩大研究領域，具有較廣泛的代表性，也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可。

基于上述學者對神經倫理學的闡釋，我們可以歸納出神經倫理學的一些基本特征：神經倫理學是神經科學與倫理學的交叉學科，主要包括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兩大領域。神經倫理學和一些傳統的哲學問題（如身心問題）有緊密的聯系，它可為傳統哲學的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視角，有助于深化這些傳統哲學問題的研究。從學科性質來講，神經倫理學與基因倫理學具有相似性，大致可以看作生命倫理學的一個研究分支，但也有其特殊性。

三、神經倫理學的研究領域

神經倫理學主要有兩大研究領域，即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前者主要是探究一個可以規范神經科學研究行為和應用神經科學知識的倫理框架，后者主要是探究神經科學知識對我們理解倫理學本身的影響[6]1。這兩個領域既各自相對獨立，又相互影響，相互支撐，共同推動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

（一）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

神經科學的倫理學研究，主要是探討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和應用中的倫理、法律及社會問題（ELSI――ethical, legal and social issues），重點探究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規范，神經科學應用的ELSI以及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

1.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主要關注神經科學研究的行為本身、神經科學家的研究規范和阻止意外發現的倫理規范等等，是屬于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學的范疇[6]1。即在神經科學研究的設計和實驗中，研究人員應該遵循哪些倫理道德和研究規范，用什么樣的機制和方法來促使或者確保研究人員遵循這些倫理道德和研究規范。神經倫理學中的有些問題是屬于傳統的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范疇，我們對此也比較熟悉。例如，在選擇受試者時，我們應該遵循什么樣的程序和原則；在腦成像技術的臨床研究和試驗中，我們應該如何確保受試者的知情同意權；我們又該如何保護受試者的個人隱私權；在神經增強藥物的研究中，我們應該怎樣評價其風險-受益；等等。同時，也有些問題是神經研究倫理學自身所特有的倫理問題，這不僅對傳統的研究倫理學提出了挑戰，也是生命倫理學必須面對的一些新的倫理問題。在傳統的研究倫理學框架下，我們可能很難解決這些新的和特殊的倫理問題。例如，在當今的民主社會和注重人權的時代，我們強調我們擁有不可侵犯的知情權。但是，對于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疾病患者，賦予他們知情權或許是難以正確行使的。因為這些疾病患者本身缺乏知情同意和自我決策的能力。例如，老年癡呆癥和腦損傷等患者等對問題的理解和決策方面都存在許多認知和理解障礙，這些患者本身不可能具有自我決策的能力，也不可能作出知情同意和知情選擇的決策。在此情況下，我們是否應該賦予他們知情選擇權？如果應該賦予，我們又該如何確保他們的知情權得到實施？對患者的治療或實驗又應當遵循什么樣的倫理準則和管理規范[9]？ 基于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中既有傳統的研究倫理學問題，也有特殊的倫理問題，一方面，我們既要探究現有的研究倫理學對神經科學研究的指導價值與意義，把研究倫理學理論和規則靈活地運用到神經科學研究倫理規范的建立中，同時需要探究有哪些倫理原則是適用于神經科學研究的倫理規則，哪些倫理原則不適用，并對它們進行修正和補充；另一方面，我們要研究和解決神經科學研究倫理學面臨的一些特殊問題，解決其與現有的研究倫理規則的沖突，確立神經科學研究學的倫理規范，促進神經科學研究向“善”的方向發展。

2.神經科學技術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這是神經倫理學研究的核心，也是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的基礎，對神經研究倫理學和神經科學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在這一部分研究內容中，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值得我們重視。第一是神經倫理學理論之源的探索。現有的生命倫理學框架或者倫理學研究理論是否能滿足神經科學技術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探討，尤其是面對一些新的倫理問題更需要我們思考現有倫理框架和研究進路是否有局限性。哲學家、倫理學家都需要思考和探究：我們應該運用什么樣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來評價、分析甚至解決神經科學前沿中的倫理問題，現有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是否能夠解決神經倫理學的挑戰，面對這些新的倫理問題和新的挑戰，是否應該需要新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如何建構這些新的倫理學理論和原則并為之進行倫理辯護。對神經倫理學理論之源作進一步的思考可能有助于倫理學理論的突破，豐富倫理學理論。第二是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其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及其可能解決的途徑。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神經科學技術也不例外。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成果及其應用對個人、群體和社會也有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例如，神經增強藥物對于那些需要服用又能購買得起的消費群體有積極的價值，可以提高記憶力，可以取得好成績或者更好的工作業績。但是，對于那些擔心增強藥物的副作用或者長期累積的不良效用而不愿意服用的群體或者購買不起的群體是不公正的。由于各種原因沒有服用神經增強藥物的群體將在社會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這樣就顯然破壞了社會公正。而且，使用神經增強藥物獲得好成績、好業績在本質上是一種欺騙，是在鼓勵一種“不勞而獲”的行為，對我們已經確立通過個人勤奮與努力來獲得好成績、好業績的價值觀帶來巨大的沖擊和不良影響。神經科學技術前沿中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就成為神經倫理學研究的重中之重。第三是神經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在神經科學技術的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基礎之上，根據神經科學發展的動態和國家神經科學的發展中長期規劃，提出相應的倫理原則與管理建議，為政府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獻言獻策。例如，我國已經把腦科學和認知科學作為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基礎科學研究的重點領域，我國學者研究神經倫理學，必須在了解和掌握國家有關神經科學的總體方針的前提下，結合我國目前腦科學和認知科學以及未來發展前景，研究相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在此基礎上再提出我國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神經倫理原則和管理建議是政府部門制定神經科學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據。

3.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它包括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宏觀政策主要是指我們需要從總體和全局上制定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包括神經科學研究項目的審批，神經科學研究與發展的中長期規劃，神經科學的自然科學研究與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經費的分配，是否也需要按照人類基因組計劃的要求把研究經費的3%~5%用于神經科學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的研究，神經科學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受益-風險評估，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長期規劃的實施與監督等等。微觀政策是指各個神經科學分支領域的研究與發展的公共政策。各個分支領域的公共政策是在神經科學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宏觀政策的基礎上結合各自領域的具體特點和特殊性，制定出各自領域的發展規劃和管理政策。例如，腦成像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如何在新型的技術條件下保護人的隱私。誰有權使用這些腦成像信息？是醫生、病人，還是法官、保險公司，還是雇主或者國家安全機構？這些問題在腦成像技術研究、發展與應用的公共政策中必須明確。宏觀政策是制定微觀政策的基礎，為制定各個神經科學分支領域的微觀政策提供發展方向和政策指導。微觀政策是宏觀政策在各個領域的落實，它有利于宏觀政策的進一步鞏固和修正，有利于進一步制定更好的宏觀政策。只有把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有機地結合起來并有效實施，神經科學才能健康、安全和有序地發展。

（二）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

倫理學的神經科學是研究自由意志、道德推理、道德判斷和責任等道德概念或理論的神經科學基礎，主要研究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科學機制，探索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的作用，闡釋大腦同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關系。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是屬于神經倫理學研究的一個特殊領域，越來越受到學者特別是一些神經科學家的青睞。

1.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機制。腦成像技術表明，我們在進行道德推論時，分布廣泛的大腦區域被不同程度地激活，這些區域包括和高級認知功能（比如，前額葉皮層和聯合區域，以及邊緣結構：杏仁核、海馬、扣帶皮層和丘腦，這些區域被認為是關系到情感反應）相聯系的皮質區域[10]。這說明我們的行為和大腦皮質區域是緊密聯系的，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是大腦不同區域激活之后相互作用的結果。一些神經科學家基于腦成像技術和神經科學的研究成果提出，我們的行為不是由我們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所決定的。自由意志是一個虛無縹緲的東西，它根本不存在，大腦才是決定性的物質器官，是大腦決定了我們的行為[11]。神經科學家認為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是大腦內部的神經機制在起決定作用，而不是所謂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神經科學家的觀點對我們已經建立起來的以理性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道德責任標準和法律體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里就進一步提出了以下問題：神經科學提供的證據在何種意義上是可信的？哲學家、倫理學家該如何看待神經科學家提出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判斷的神經機制？大多數哲學家、倫理學家一般都認為人作為自主的有目的的理性行動者，應該對他的行為負責。他們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而且與決定論是一致的。但哲學家、倫理學家的觀點似乎與神經科學家的觀點相互矛盾。 那么，到底誰的觀點更合理一些？筆者認為，人是理性的道德責任者的立場是不能動搖的。畢竟，道德責任本身是一個社會建構的概念，而不是在人腦中主觀存在的個體產物，是人們為了更和諧地相處而確立的社會規則，這些社會規則是通過社會中的人與人的相互作用來調節人與人之間關系，從而維護社會的正常運轉[12]95-102。人的行為和決策主要是由人的目的、信念和意愿決定的。當然，筆者也不否認大腦尤其是腦損傷或者精神錯亂等病人的大腦對我們的行為決策和道德判斷有重要影響。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有決定性的影響。但是問題是：大多數遭受蓋格類型的前額葉損傷或者腦損傷的人并沒有表現出法律所關注的行為。精神分裂癥病人也是如此，精神分裂癥病人的好斗的犯罪行為并不比正常人的高多少。如果諸如蓋格類損傷的人或者精神分裂癥者進行犯罪的可能性并不高于其他人，似乎僅僅只是這些類型的大腦疾病或者認知缺陷并不足以用來消除責任[12]97-98。因此，神經科學家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定到底前額葉受損多少是大腦阻止其正常功能喪失或者停止的必要條件（這樣可能減少責任）。同時，哲學家倫理學家需要研究和思考神經科學證據在何種意義上和在多大程度上為我們使用的問題。

2.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的作用。傳統的觀點認為倫理道德決策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最近的神經科學研究表明，情感在道德認知和道德判斷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否與倫理作為理性思考的觀點有所相悖呢？如何更好地探討倫理道德認知和行為的神經科學基礎？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是以哲學觀念為核心的，例如意識、自由意志、自我控制、個人同一性、道德判斷和道德責任等。這些觀念都可以從腦功能的角度進行探討，即用當代的神經科學來探討這些傳統的哲學問題，賦予這些傳統哲學觀念或理論一種全新的甚至可能是顛覆性的解釋[9]。例如，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是以理性和人的自由意志為基礎的。但是，當代神經科學的研究表明以理性為基礎的自由意志根本就不存在，而情感、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中起決定作用，這就對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帶來嚴峻挑戰。如何看待這些挑戰？是我們傳統的道德責任標準有問題還是神經科學研究的解釋不可靠？情感和沖動等非理性因素在道德判斷和行動決策中到底起決定作用還是非決定作用？我們如何解決神經科學研究與現有的道德責任標準之間的矛盾？這些問題都需要仔細研究和深入探討。

3.大腦與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關系。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都同大腦的結構和功能有密切的關系，人腦是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的物質器官，是研究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邏輯起點，記憶和意識是要借助大腦來打開自我認知和世界萬事萬物理解的邏輯通道。那么，記憶和自我又是什么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 我們可以通過記憶來確定一個人的身份。一個人可以和以前的人被看作同一個人，如果他能保留（至少部分）那個以前的人的獨特記憶。即人的記憶和人的身份、人的同一性又有緊密的聯系。但無論怎樣，我們最終還是要通過對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認識記憶同意識、自我的關系。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我們進一步提出以下問題：大腦和道德推理、道德判斷以及價值觀念之間的內在機理和邏輯關系是什么？ “自我”的神經基礎又是什么？大腦能否作為個人的身份標志？改變了的大腦會不會改變自我？[9]要研究這些問題，就需要從神經科學和哲學的雙重維度研究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的互動關系的實現機制及其對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的作用，闡釋大腦同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的邏輯關系，分析大腦如何對人的記憶、意識和自我認知產生決定作用，從而為倫理學的神經科學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總之，神經倫理學作為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會日益受到學者和公眾的泛關注。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不僅有利于神經科學的規范研究和有利于增加人類福祉的應用，也有利于豐富科技倫理和生命倫理的研究內容。因此，神經科學家和倫理學家都有義務和責任推動神經倫理學的研究與發展，畢竟它對神經科學和倫理學都是大有裨益的。

[參考文獻]

[1] 汪 凱，樊嘉祿.現代神經科學發展述略[J].醫學與哲學，2002（3）：5-8：

[2] Judy Illes and Stephanie J.Bird.Neuroethics:a Modern Context for Ethics in Neuroscience[J].Trends in Neuroscience,2006（9）：511-517.

[3] Bird S J.Neuroethics,in.Encyclopedia of Neuroscience[M].Wrentham，MA,USA:Elsevier Ltd,2009：385-391.

[4] Congress of the US,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Impact of Neuroscience[R/OL].[2011-03-10].

[5] Sandro Gindro,and Emilio Mordini.Ethical，Legal and Social Issues in Brain Research[J].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1998(5):575-580.

[6] Neil Levy.Neuroethics[M].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7] William,Safire.Visions for a New Field of “Neuroethics”[M]∥In Marcus Steven.Neuroethics:Mapping the Field.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2:5-6.

[8] William Mobley.Summary of the Conference[M]∥In Marcus Steven. Neuroethics:Mapping the field.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2: 278-288.

[9] 胡劍鋒，毛晨蕾.神經倫理學――人文科學與神經科學的完美結合體[J].江西藍天學院學報，2008（2）:8-11.

[10] Patricia Smith Churchland,J.Moral Decision-making and the Brain[M]∥In Judy Illes.Neuroethics:Defining the Issues in Theory,Practice and Policy.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1] Colin Blakemore.Preface.In Judy Illes.Neuroethics:Defining the Issues in Theory,Practice,and Policy[M].Oxfor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2] Michael Gazzaniga.The Ethical Brain[M].New York:The Dana Press，2005.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Neuroethics

MAO Xin-zhi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T,Wuhan 430063,Hubei,China)

篇5

[關鍵詞]范式；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學科

Abstract:China''''s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hasgonethroughtwoparadigmtransformationssince1978.Inthe21stcentury,anopenandpluralisticparadigmsystemshouldbeformed.China''''s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willturnintoanopenresearchfield.Thehighereducationdisciplinewillexist,anditshouldexertaleadingactionintheopenandpluralistic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

Keywords:paradigm;researchinhighereducation;highereducationdiscipline

1978年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從蹣跚起步到蓬勃發展，歷經兩次范式轉換。新世紀的中國高教研究事業要持續、健康、繁榮地發展，在解決高等教育現實問題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對現有的“高等教育學科范式”進行一場真正意義的變革，通過建立開放、多元的研究范式，使中國高教研究全面走向開放。同時，高等教育學科并不會因此終結，而是將在開放、多元的高教研究中發揮主導作用，并不斷得以完善，為世界高教研究的科學化進程做出應有貢獻。

一

從科學發展史看，“范式”的轉換往往被認為是科學發展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更替的主要依據。在西方，不僅科學界許多人借鑒“范式”概念來描述現代科學的發展，并試圖找出現代科學演進過程中所遵循的必然邏輯，一些教育理論研究者也發現“范式”的魅力，并借用它來解釋教育學理論的進展，進而在方法論層次上進行深刻的反思。

何謂“范式”？不同學者的解釋五花八門。筆者認為，高教研究范式可理解為研究高等教育現象的一種視野、參照框架和主導性的研究方式，它規定了高教研究領域的成員對解決高等教育問題所共有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基本假設和基本方法。從這個意義看，1978年以來中國高教研究已經歷了兩次轉換。

第一次轉換：“前范式”“普通教育學科范式”。1978年以前，由于高教研究尚未形成專門領域，當時學者從事的高教研究主要是自發、零散的研究，沒有專門的理論指導，屬于“前范式”高教研究。1978年中國高教研究成為專門領域后，以潘懋元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高教研究專職人員就開始致力于建立一個專門的高等教育學科，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高教研究。但由于此時高等教育學并未產生，普通教育學就成為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以及構建高等教育理論、高等教育學科的主要理論基礎和參照框架，即我們理解的“范式”。潘懋元主編的第一部《高等教育學》就是在參考普通教育學體系基礎上經過加工和創新后完成的。普通教育學的基本理論和知識體系經過數百年的探索，已經相對比較成熟。在高等教育科學的起步階段，把“普通教育學科范式”作為研究范式，無疑是合理的選擇。以普通教育學作為參照、在普通教育學理論的基礎上尋找高等教育的特殊性，作為構建高等教育理論的主要路徑，比直接從高等教育實踐中抽象出理論，更加快捷、有效，相比過去缺乏理論指導的經驗性研究更是質的飛躍。

第二次轉換:“普通教育學科范式”“高等教育學科范式”。盡管1984年第一部《高等教育學》的出版標志著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建立，但這并不意味著高等教育學科就成為了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式，因為借助普通教育學建立起來的高等教育學在體系、概念、理論、方法等方面還不成熟，尚無力承擔作為高等教育研究參照框架和主導性研究方式的責任。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高等教育科學學科群的形成中，普通教育學及其分支學科如教學論、教育史、教育管理學、教育經濟學、比較教育等對高等教育科學各分支學科的影響甚至比新興的高等教育學更大。1992年以后，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教育科學研究進入了繁榮發展和穩步提高的新階段，高等教育學科建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1993年成立的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明確提出以高等教育基本理論和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為主要任務，該研究會的前三次學術年會都以高等教育學學科建設為主題。在全國高等教育學研究會的帶動下，不少學者投身到高等教育學科建設的研究中，對高等教育學性質、對象、體系、方法等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目標是建立高等教育學的科學理論體系，實際上也是為了構建高等教育學科范式。與此同時，更多的學者編寫了高等教育學新作，在構建高等教育學理論體系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今天，雖然高等教育學科理論體系尚未建立，但高等教育學科作為高等教育研究的指導理論與參照框架已經得到普遍認同，高等教育學科基本上確定了中國高教研究學術共同體解決高等教育問題所共有的理論體系、基本觀點、基本假設和基本方法。因而，可以認為“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在20世紀90年代已經初步確立。

從1978年以來中國高教研究的進程看，盡管存在兩次范式轉換，但建立科學的高等教育學科范式這一重大目標始終沒有變化。在近二十多年中國高教研究眾多成就中，創建高等教育學科、形成高等教育研究范式無疑是最重大的成就，它不僅是中國高教研究事業繁榮發展的直接原因，也是中國為世界高教研究的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

耐人尋味的是，盡管高等教育學科范式的意義和貢獻有目共睹，但學術界對它的質疑和挑戰始終沒有停息過。特別是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問題的日益多樣化和復雜化，新興的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常常顯得力不從心，多學科研究范式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青睞，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受到嚴峻挑戰。如果說，學科建立初期要不要建立學科、能不能成為學科的質疑主要來自學科之外，目前已經基本從理論上得到解答的話，那么提出建立高等教育學科范式究竟對高教研究有多大作用的問題，主要來自高教研究內部的深刻反思和高教研究中的種種困惑，是對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價值和功能的再審視和再定位。

實際上，對學科研究范式的質疑在西方早已有之。“二戰”以后，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急劇變革，西方社會科學發生了深刻變化，傳統的社會科學學科分工日益受到了挑戰，分工的有效性越來越受到質疑。盡管傳統學科仍然堅守著各自的學術邊界，仍然在發揮各自的作用，但“偏狹的學科分類，一方面框限著知識朝著專業化和日益互相分割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使接受這些學科訓練的人，日益以學科內部的嚴格訓練為借口，樹立不必要的界限，以謀求鞏固學科的專業地位”[1]。因而，華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等西方學者開始大聲疾呼：要“重建社會科學”、“開放社會科學”，“將現有的學科界限置于不顧，去擴大學術活動的組織。對歷史的關注并不是那群被稱為歷史學家的人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義務。對社會學方法的運用也不是那群被稱為社會學家的人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科學家的義務”。“總之，我們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夠被壟斷，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識領域是專門保留給擁有特定學位的研究者的”[2]。

60年代以后蓬勃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思潮也對西方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現代主義在方法論上崇尚一種相對主義、視角多元主義，認為沒有絕對統一的、一成不變的、權威的理性和邏輯，沒有固定的結論，只有充滿生機的思維方式，任何一個理論充其量只是提供關于對象的局部性敘述和局部性觀點。同時，社會現實是多元的、復雜的、多方決定的，社會領域從來都不是封閉的終極性的結構，而是開放的、非穩定的、非統一的、偶然的。因此，社會科學研究應當采取多維學術范式，追求對現象的多元解釋，追求研究方法論的多元化，尊重解構性差異。

西方學者的上述觀點集中表達了一種思想，即社會科學要走出學科的羈絆，克服思維定式，追求開放的研究，追求多維范式和對問題的多種解釋。這些觀點對中國高教研究范式的變革是有重要啟發的。近年來，高等教育學科的危機不在于其合法性問題，而在于其對現實高等教育問題解釋能力的弱化，僅僅運用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已無法解決日趨復雜的高等教育問題，固守單一的高等教育學科范式肯定不利于高教研究的發展。21世紀中國高教研究要持續、健康、繁榮發展，必須全面走向開放，在研究范式上取得新的突破，從單一的高等教育學科研究走向開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只有多種范式相輔相成，共同發揮作用，才能真正有效地解決高等教育問題，才能有效提高高教研究的科學化水平。

二

21世紀建立開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范式，是否就意味著高等教育學科從此走向終結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未來的高等教育學科不僅不會消失，而且將在開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占據主導作用。提出這一觀點，主要基于以下三點考慮：

其一，高等教育學科的建立極大地提高了中國高教研究的地位，極大地推進了中國高教研究的制度化進程。

“國內外各門類研究工作發展的實踐表明，從‘非制度化’階段轉變到‘制度化’階段是本門研究狀態的質變表現之一。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本門研究有賴以存在的穩固基礎和得到持續發展的保障”[3]。1978年以后，中國高教研究制度化的核心工程是建立高等教育學科，但建立一門學科是一個系統的、復雜的工程，不僅要有學科之名，還要有學科之實；不僅要形成教育學的分支或形成一類系統化、理論化的知識體系，還必須建立學科研究的規范、規則、范式，擁有包括學會、專業研究機構、圖書資料、專門出版機構及專業刊物等社會建制在內的學術共同體（academiccommunity）。因此，建立高等教育學科，不僅使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國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且有力地帶動了高等教育研究機構、研究組織、研究隊伍、課題規劃等其他制度化的建設和發展。特別是高等教育學科本身作為理論化、系統化的知識形態，可以作為課程在大學出現，這對高等教育研究專業人才的培養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其二，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具有多學科研究范式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

盡管多學科研究范式對高教研究的意義已毋庸置疑，但這種范式在保持高教研究的學術獨立性，促進高等教育理論的嚴密性，整合研究興趣多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4]。尤其目前的多學科研究，主要表現形式是有關學科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或適合自己研究的問題各自進行研究，對同一高等教育問題缺乏多學科的協同研究，這不僅會導致對高等教育整體和全局把握不足，也有可能導致對高等教育一些關鍵問題，特別是人才培養等高等教育內部問題的忽視。同時，不同學科有不同的理論、方法，也有不同的話語規則和學科文化，未必都能與高教研究相容。不同學科之間的話語溝壑和“坑道視界”，使不同研究者之間難以相互對話、彼此了解和相互借鑒，難以進行協同研究，更難以把高等教育的知識整合起來。

與多學科研究相比，高等教育學科是專門研究高等教育的獨立學科，必然以整個“高等教育”作為“問題域”。它既關注宏觀領域的高等教育發展，也關注微觀領域的人才培養；既研究高等教育與社會發展的關系，也研究高等教育內部各種要素之間的關系。顯然，通過高等教育學科范式來研究高等教育問題，可以從高等教育的全局來整體把握，可以更好地探索高等教育發展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規律，從而建立相對完整和系統的高等教育理論體系。

同時，當代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趨勢是走向復雜性。對復雜性的關注意味著研究范式的一次根本性變革，意味著對于簡單性原則的一種時代性反思與超越。解決復雜性的問題需要復雜性思維。與簡單性思維不同，復雜性思維認為萬事萬物都是有機的系統整體，必須用整合的思維方式去考察整體與部分之間的關系，研究問題要采取從整體出發、深入部分，再回到整體的思維方式。運用復雜性思維研究社會科學，需要“自覺地面向多因素構成的復雜巨系統，進行綜合性思考”，“只有在最深度的分化和最宏大的綜合中保持張力，才能達到對于現代人文社會系統的完整性把握”[5]。高等教育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高等教育問題是典型的復雜問題。解決高等教育問題，不僅需要多維視角和多種范式，也需要在研究中對多種范式進行整合；不僅需要通過多學科研究，深入到高等教育各個層面，追求“局部的、片面的深刻”，也需要對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整合，從而達到對高等教育問題進行綜合性、整合性思考的效果。正如有學者所言：“復雜性所要求的教育研究范式，不僅是后現代的多元，而且還強調整合。”[6]

根據上文對高等教育學科特點的分析，筆者認為，在未來對高等教育復雜問題的研究中，整合多種范式、整合多學科研究的重任非高等教育學科范式莫屬。當然，這里只是初步提出這個新問題，至于高等教育學科范式整合多學科研究的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隨著高等教育學科范式的不斷完善，問題定向、診斷、選擇、預見等也將成為未來高等教育學科范式的主要功能。

其三，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開放性特點證明它的繼續存在不會影響高教研究的開放和繁榮。通過回顧近二十多年中國高教研究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從來都沒有把自己封閉起來，始終持一種相對開放的姿態。開放性可以認為是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一個重要特點。與不少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和學科相比，中國高等教育學科幾乎沒有門戶之見：在研究隊伍方面“來者不拒、一視同仁”，無論是教育專業的“科班出身者”，還是其他專業的“半路出家者”，甚至“業余愛好者”都可以加入高等教育學科行列，都可以在學科領域發表自己的看法和成果，都可以通過自己的成果贏得同行的尊重；在研究理論和方法方面“兼容并包、海納百川”，高等教育學科雖然是研究高等教育的專門學科，但在高教研究中并沒有唯高等教育學科“獨尊”，任何相關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都可以為高教研究所用。正如有學者所言：“高等教育學自創立至今，之所以能發展如此迅速，從學科內部看，就是學科共同體有意識地使學科研究處于開放狀態。”[7]

在21世紀的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繼續存在不會出現華勒斯坦等學者擔心的局面，只會促進中國高教研究更加繁榮和發達。當然由于起步晚，研究制度不健全，加之某些落后觀念的束縛，以及語言障礙、經費短缺等困難，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開放程度是遠遠不夠的，存在國際交流嚴重不足、高等教育學科建設思路單一等問題。今后，高等教育學科需要進一步開放，學科建設的思路也要更加開放和多樣。高等教育學科不必因其他學科的廣泛介入而妄自菲薄，應以一種更加開放、更加自信的學科意識，在主動接納其他學科資源的過程中，重建自己的理論、觀點和規范。在未來整個人文社會科學日益走向開放的環境中，高等教育學科要實現自我超越，走向開放是唯一選擇。

總之，在未來開放、多元的高等教育研究中，高等教育學科不僅不會終結，相反，它會繼續發揮主導作用，這就要求我們今后要繼續加強高等教育學科建設，努力構筑科學的高等教育學科范式。同時，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高等教育將從社會的邊緣走向社會的中心，高等教育學科作為研究高等教育的專門學科，將受到更多的關注，必然有更多的學者加入到高等教育學科隊伍中，高等教育學科大有可能邁入21世紀的“顯學”或“朝陽學科”之列，這又向未來的高等教育學科建設提出了更高的目標和要求。

[參考文獻]

[1][美]華勒斯坦，等.學科·知識·權力[M].劉健芝，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9.2.

[2][美]華勒斯坦，等.開放社會科學[M].劉鋒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106.

[3]陳學飛.中國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9.4.

[4]陳偉.高等教育多學科研究之評價和超越——關于研究方法論的嘗試性反思[J].高等教育研究，2003，(4)：45.

[5]歐陽康.復雜性與人文社會科學創新[J].哲學研究，2003，(7):22.

篇6

關鍵詞：音樂教育；行動研究；音樂教師專業發展；藝術教育

近年來，教師作為一種專業化的職業已經被人們所重視，“自我更新”成為教師實現專業發展的源泉。教師除了具備傳統所界定的專業特性(諸如本學科的知識結構、必要的教學技能等)之外，還必須擁有一種擴展的專業特性——通過較系統的自我研究，通過反思實踐對教育理論進行檢驗，實現專業上的自我發展。由此，行動研究誕生了。

行動研究起源于30年代的美國，其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心理學家勒溫(Kurt Lewin)提出的。他的理論核心是提倡實踐者以研究者的身份參與實地研究，在與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合作中解決社會問題。將行動研究應用于教育并作出明確定義的是凱米斯(Kemmis，1998)，他認為行動研究是由社會情境(包括教育情境)的參與者為提高對所從事的社會或教育實踐的理性認識，為加深對實踐活動及其依賴的背景的理解所進行的反思研究。在教育行動研究中，教師是研究者，并且以自身作為研究焦點，兼任著“職業者”與“研究者”的雙重角色。當前，我國音樂學科的教育研究基礎較為薄弱，提倡音樂教師開展行動研究對音樂學科發展與音樂教師成長都是極其有益的。

一、音樂教師行動研究的價值

1．行動研究將改善長期以來音樂教育理論與教學實踐相脫節的狀況，有助于音樂教育學的理論發展

在傳統的研究范式中，研究者與實踐者往往是分離的，這種分離使得教育研究與教育實踐各自擁有獨立的話語。兩者的界限造成許多研究理論由于“隔靴搔癢”無法解決實踐者的具體問題；而實踐者又常常苦于沒有理論的支持顯得“盲人摸象”。以我國普通學校音樂學科研究為例，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經歷了從音樂教學法到音樂教學論的飛躍后，如今已從音樂學與教育學基礎理論中脫離出來，成為依托于音樂教育實踐基礎之上，研究音樂教育現象及其規律的學科。音樂教育學的研究任務是對人與音樂之間的關系問題和音樂教授與音樂學習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它們相互的內在聯系與發展變化過程進行揭示、說明和預測。音樂教育理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指導實踐，然而理論研究卻常常是落后于實踐的。這是因為，通常從事音樂教育研究的人員都是專家、學者或專職研究人員，盡管他們普遍理論素養較高，同時又具備研究設備、技術、時間及財力等的充分保障，但畢竟由于對包括課堂教學在內的普通學校教育活動缺乏深入的探究，以至于常常用超乎音樂教育現象的理想化認識來指導實踐，這種書齋式研究形成的理論相對于更為復雜的音樂教育實踐，無論是解釋功能、批判功能還是預測功能都顯得缺乏應有的針對性，使廣大的音樂教師大多是借助自身的經驗而不是理論來觀照自己的教學行為。

音樂教育理論必須敢于直面實踐，這是音樂教育研究能夠得以順利健康發展的首要前提，因此，研究方式的擴展與改變是必要的，由音樂教師直接參與的行動研究將會為音樂教育理論注入新的話語，對音樂教育理論的完善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2．行動研究是促成音樂教師專業發展和自我更新的根本途徑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受哲學解釋學、后結構主義等后現代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傳統的“經驗型教師”已逐漸受到“反思型教師”的挑戰。兩者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反思型教師能夠以開放的姿態看待事物，能夠不斷地對教學進行思考，對專業結構進行更新。他們關注教學的過程，既是教學的實踐者，又是教育理論的思考者與建構者。音樂藝術本身具有“個性化”與“形態化”的感性特點，因此音樂學習與教授也離不開個體的獨特感受性，這種獨特的內涵是音樂學科的靈魂。音樂學科研究所涵蓋的面甚廣，無論是音樂藝術規律還是學生的音樂能力發展都存在著不確定性、差異性等特點。音樂教師在音樂教學實踐中能夠針對自身教學環境中的學生全體或個案，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不斷地檢驗、調整、積累音樂教學經驗，在反思與總結中使自身的教學更趨向于合理，這對音樂教師的成長是極其有利的。

行動研究并不僅僅是經驗總結，雖然在行動研究中教師獲得的理論不同于專家的學術理論，但它是反映教師個人實踐愿望的一種實踐知識，在研究的過程中音樂教師必然會有目的有選擇地學習專家的學術理論，重要的是這些理論經過了實踐的檢驗，以重構的方式進入教師個人的經驗之中，最終形成的是一種服務于實踐的理論，可見它的應用價值是不可替代的。倡導和鼓勵行動研究能夠使音樂教師自信地邁進教育科研的殿堂，提高他們的音樂教學質量和研究水平，對促成音樂教師向“專業化”發展成為終身的學習者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音樂教師行動研究的范式

教育行動研究并不存在著統一的范式，美國學者溫特認為行動研究的關鍵過程可以用三個詞來表達：“觀察”、“反思”和“運用”。對音樂教師而言，它的基本框架在于：

1．提出問題

這是行動研究的起點，音樂教師關注音樂教育教學中的特定問題，并從課程、學生、教師本身等方面收集有關的資料。收集資料的方法包括自述與回憶、軼事記錄、各種檢查表、問卷、訪談等，也可以借助于錄音、錄象資料等等。 轉貼于

2．分析問題

音樂教師通過分析所收集到的資料，通過審視自己的思想和行為，對問題予以界定，診斷其原因，確定問題的范圍，挖掘問題背后所涉及的諸多因素，以期對問題的本質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3．確立假設

明確問題以后，音樂教師開始在已有的知識結構中，通過請教理論工作者或閱讀專業書籍、文獻資料等途徑搜尋與當前問題相似或相關的信息，以建立解決問題的方案。這種尋找信息的活動是自我定向式的，其結果有助于音樂教師形成新的、創造性的解決辦法。

4．驗證假設

考慮了每種行動方案的可能效果后，音樂教師就著手試行某一個解決方案，并在試行之后仍要不斷地搜集各種資料或證據，以檢驗假設，改進現狀。在檢驗過程中，音樂教師會遇到新的問題、新的經驗，當這種行動過程再次被觀察和分析時，就開始了新一輪的行動研究的循環。

三、音樂教師行動研究需注意的問題

1．外控與自主

從政策和制度的層面上說，現行的課程設置與教學內容大多是“外控式”的。即由教育行政部門和學術機構策劃或制定，強調的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以及規范性和權威性。另外長期以來音樂學科在學校中地位不盡人意，使許多音樂教師缺乏學科行動研究的熱情，僅把教學工作定位于按教育理念操作的熟練工，自主性、反思探索的動機與投入感較差。

2．結果與過程

從科研導向上來看，音樂教學研究往往只重結果、不重過程。許多教師把教育行動研究等同于“寫論文”，認為研究主要是靠“文筆”的功夫。事實上，所有的理論都不是“寫”出來的，它必須經過研究的每一個過程，通過行動的觀察、思考、總結、提煉，是“研究”出來的。這一艱苦的探索過程在教育研究中經常被省略或敷衍，以至于不少音樂教育論文觀點雷同，缺少個性亮點。另外由于受功利思想的影響，不少音樂教師急于求成，把局部經驗任意拔高，盲目構建理論框架。這些都使音樂教學研究無法真正深入，使音樂教育研究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

3．個體與合作

音樂學科在普通學校屬于小學科，在校音樂教師一般僅為1、2名，勢單力薄，少有機會能夠分享群體的智慧。教育研究需要個人的反思和探索，也需要同行間甚至非同行間的相互啟發。因此，采用橫向與縱向的聯合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橫向上，可以在有共同研究方向和志趣的學校和教師之間形成合作關系，隨時定期進行交流，共同提高研究能力。縱向上，可以邀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聯合研究更身層次的課題或進行理論的總結與提煉。

4．音樂與教育

篇7

關鍵詞：教學研究；變革；趨勢

Abstract:Withthetransitionoftimes,thesocialdevelopmentandtheemergenceofmanykindsofthoughts,especiallythesubversionofpostmodernismtomodernism,someprofoundchangeshavetakenplaceintoday’steachingresearch,Whichshowsthetransformationaltrendsoftheparadigmtopostmodernism,theorientationtohumanism,thediversifiedresearchviews,theintegrationofresearchmethods,thecomplicationofthewayofthinkingandsoon.

Keywords:teachingresearch;innovation;trends

教學研究的發展與變革，同教學論學科自身的發展變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教學論要發展成為一門成熟學科，需從教學研究及方法論進行突破。隨著時代的變遷，社會的發展，各種新思潮的不斷涌現，尤其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顛覆，當今教學研究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展望未來教學研究的發展前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趨勢。

一、教學研究范式的后現代轉換

哲學在理論指導和思維方法兩個方面對教學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從古至今，哲學為教學研究所提供的價值導向、理論觀點、思維方式深深地影響著教學的發展，教學理論的發展都是與哲學指導分不開的。哲學觀念、哲學主題、哲學范式的轉換，往往導致和促進教育教學研究主題及范式的轉換。當今后現代主義哲學對教學研究的方法論價值更加突出。

植根于現代哲學基礎的教學研究體現出一種明顯的本質主義傾向。本質主義“是一種先在地設定對象的本質，然后用此種本質來解釋對象存在和發展的思維模式”。［1］兩千多年來，從柏拉圖的理念哲學到笛卡兒和康德的二元論哲學或主體哲學，人們為道德原則和科學真理設定了一個先驗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標準，學術研究的任務和目標就在于為一切知識和文化找出一個“阿基米德點”，從而指導人類的生活，指引人們價值追求的方向。［2］循此認識路向研究教學，認為在復雜的教學現象之中存在一個本質，把握了教學的本質便可以掌握教學現象的各種規律，由此總結教學原則，用以指導教學活動，從而促進教學的發展。我國教學論大致是沿用這種理性推演的思維框架，即肯定現象與本質之間存在差別，認為千變萬化、流動不居的現象之后存在著內在的、穩定的、終極的本質。［3］先找到教學的本質，然后通過本質依次推演出教學的過程、原則、方法等。教學研究的極其重要的使命就在于找尋這個“本質”。為此，在教學研究上本體論追問一直是人們孜孜以求的目標。于是，便有了各種各樣的教學本質觀。這種對基礎孜孜不倦地尋求，必然陷入同一性思維之中，從而否定了教學現象的“多元性”與“多義性”，把豐富多彩的復雜教學現象還原成了蒼白貧乏的單一世界。

“后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哲學主張世界的“多元性、開放性和不確定性”。其思想為教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帶來教學研究范式的轉換。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哲學的基礎主義予以了消解，認為終極的基礎是不存在的，它不過是人們主觀臆構的產物。在消解了基礎與本質的同時，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所倡導的一元的、統一的世界觀和思維方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代之而起的是對特殊性、多元性、差異性和變異性等的肯定和崇尚。因而，教學研究不再是為了尋找某些本質、規律并為這些本質、規律做出證明，而是要真正面對教學現象，解決教學中所出現的問題。同時，后現代主義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要求打破線性的簡單化思維模式，樹立動態的、非線性的、多元化的、開放的復雜性思維模式。后現代主義還對理性主義的理性至上、理性權威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徹底否定了先驗的、不證自明的絕對真理也即各種各樣的“給定”對人的束縛。后現代哲學“用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復雜的、多元的世界概念取代了傳統的給定的世界概念”。［4］實際上，教學現象從來就不是給定的而是復雜多變的，任何教學現象都具有時效性與地域性，“此時、此地”與“彼時、彼地”的教學現象間并不存在可通約性。面對具有諸多不確定性的教學現象本身，我們應嘗試著去理解，而不是說明。不僅如此，后現代主義者質疑現代主義“觀察—分析—指導”的研究方式，認為在現代教學研究范式中，研究者是以外在于教學過程的方式開展研究行動的，而后現代主義把研究者作為教學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個因素，倡導研究者與其他教學因素的積極對話，達到視界融合。總之，后現代主義對教學論的影響是深刻的，不僅帶來教學理念的變化，也帶來了研究視閾和研究范式的變化。

二、教學研究取向的人文科學化

教學活動是一種復雜的社會活動，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相互融合的一種培養人的活動。教學活動首先具有科學性特點。教學活動是一種客觀存在，有其自身的邏輯和規律，有一定的客觀依據和客觀制約性，并且在教學活動的各種關系中存在必然聯系，因而教學活動表現為一定的客觀必然性。不僅如此，教學活動無論怎樣千差萬別，都會存在著諸多普遍性和共同性，表現為普遍性的特點。正因為教育活動的客觀性、必然性和普遍性使教育活動有著自己的特點、邏輯、規則和規律，它并不是雜亂無序、變化無常和無章可循的，這就使教育研究必然具有科學性，必須依靠科學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5］可見，尋求教學研究的科學化，應是教學研究應然之意。但我們應認識到，對科學化的追求不應是對科學主義的過度迷戀，科學主義研究理念指導下的教學論研究，強調的只是人的理性的一面，它包含著對人的主動性、創造性和人的價值的貶損，忽視了人的生命的重視、價值的關懷和靈魂的關照，造成了人文精神的遮蔽。因此，教學研究僅僅以科學主義為唯一的研究取向，把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當作唯一正確的范式，忽視教學研究的人文性，這將無助于教學研究的順利開展。

教學活動作為一種培養人的社會活動，其人文性特點十分明顯。人的需要、興趣、愛好、能動性以及情緒、情感、性格、意志等主觀因素不僅強烈地制約和影響教學活動，而且這些因素本身就是教學活動的構成要素，因而使教學活動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同時，教學活動不僅包含著客觀事實，而且包含著事實的價值和意義。教學活動具有鮮明的價值傾向，參與教學活動的人是價值負荷體，他們交織在社會歷史文化傳統的價值體系中，具有歷史性與社會性。因此，教學活動中的價值蘊涵是必然的，價值涉入是教學研究無法回避的。那種秉持“價值中立”立場，放棄了對價值的追問，杜絕價值涉入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力圖以教學現象及問題進行客觀的、實證化的研究，很難真正認識和理解教學活動。鑒于科學主義研究取向的簡單化和片面性，從人文主義視角探討教學論問題則成為當代教學論研究的新取向。“在20世紀大多數時候被冷落的人文主義研究方法論，將在21世紀獲得新的生命力。”［6］

教學研究既具科學性又具人文性。如何保持教學研究中科學性與人文性之間的必要張力，消除二元對立走向多元整合，是當今教學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教學研究方法論必須放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的二元對立，在堅持科學主義研究理念的同時，適度加強人文精神導向，使科學人文主義成為教學論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新取向。

三、教學研究視角的多元化

教學活動是一種極為復雜的活動，所涉及的因素較多，單靠一門學科是無法深入的，要使教學研究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就必須廣泛吸收多門學科的研究成果和科學方法，從多學科的角度對教學現象及問題進行研究。

（一）教學研究的生態主義視角

隨著生態學及生態主義的興起與迅猛發展，教學研究中借鑒生態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教學現象和問題已日益發展為一種趨勢，出現了明顯的生態學傾向。這種生態學傾向首先表現為運用生態學及生態主義的理論來分析教學。以生態主義視角來研究教學，教學被視作一個由教師、學生、教學內容、教學事件等子系統組成的互相聯系、互相制約的系統，它具有開放性、動態性的特征。同時,這個小系統又受到大系統、外系統和中間系統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教學時,不僅應充分考慮到系統內部的相互關系，從微觀上將教學放在具體的教學情景中考察，而且，要注重系統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宏觀上將教學放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下考察。由于教學情景有廣闊的范圍和豐富的內容,它是十分復雜的,充滿了多樣性和不確定性，所以，在教學研究中，強調教學情景的重要性，注重對教學情景的研究。不僅如此，進入教學情景的個體，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背景、個性特征、理想、信念、價值觀和認知方式，因而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為此，在現代教學研究中在正視并尊重這種差異性的前提下，致力于尋求與差異性相一致的豐富多彩、富有成效的教學模式的探討。同時隨著新的知識觀的確立，教師權威被消解，人們開始重新審視教師和學生的關系，教師扮演必要的引導者、合作的探究者和平等的對話者的角色，教師與學生不斷地進行溝通和對話,形成了民主、平等、互動的新型師生關系。

教學研究的生態化趨勢還表現在研究方式的變化上。以往的許多教學理論多是建立在實驗的基礎上的，缺乏研究的外部效度。教學研究的生態學傾向表現為質性研究方法的廣泛運用，要求教學研究應以真實的課堂教學情景為場所，以師生自然的活動為對象，強調研究真實環境中的真實活動，從而使教學研究更符合實際，研究的結果更有價值。［7］在教學研究中十分注重研究的生態學效度。美國著名學者布蘭切特(Clenn.H.Bracht)和格拉斯(Gene.V.Glass)首先提出的生態效度是外部效度的一種。它主要是指一種情景或條件下的實驗結果能推廣到其他情景或條件的程度。［8］生態效度的提出,使人們認識到了研究情景、研究條件對研究結果的概括性和推廣的重要意義,于是人們紛紛探討影響教學研究生態學效度的因素,以提高其概括程度,擴大其推廣范圍。目前生態學效度已成為教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人們評價一項教學研究的重要指標。［7］

（二）教學研究的文化路向

文化差異所帶來的教學理論和實踐上的差異是明顯的，不同文化圈中師生雙方在課堂中行為態度和價值觀念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教學目的、課堂內容、教學方式等方面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如歐美文化圈與東方文化圈中教學的思想、方式方法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不同的文化圈中的學生對相同知識的吸收或同化也不完全一樣。當今社會各種文化、價值取向并存，形成了思想觀念的多元、多樣、活躍、豐富。當代教學研究面臨多元文化與多種價值取向并存的發展環境，面臨復雜的文化生態環境和復雜的文化價值選擇。因此，教學研究不能離開文化學分析。

就研究主體而言，不同的研究者對相同問題的研究、相同問題的態度也不完全一樣，特別是以不同文化中的教學現象或教學問題為對象進行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是否具有一致性，如何解釋這些結論等等，都必須通過跨文化的研究來進行。教學的跨文化研究主要是通過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課程與教學，以此來解釋和改進有關的教學活動。20世紀中葉多元文化教育運動興起以來，多元文化教學與多元文化課程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成為研究的一大主題。在我國多元文化教學與多元文化課程的研究現在開始受到普遍重視。除此而外，在我國目前教學研究的跨文化性質主要涉及學校課程文化構建的探討，如何營造一種合作、對話與探索的課程文化，成為教學研究的新視域。

（三）教學研究的心理學視角

促進學生個體的身心發展，歷來是學校教學活動的主要目標，也是開展教學活動的出發點與最終歸宿。以個體心理發展規律為研究對象的心理學與教學有著密切的聯系，心理學的原理與研究成果歷來被用來作為各種教學理論與實踐的依據。隨著現代心理學的發展，最新心理研究成果大量涌現，從心理學視角進行教學研究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視。當今，建構主義的學習理論關于學習觀、知識觀等對現代教學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課題。

四、教學研究方法的綜合化

隨著教學研究對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強調，教學研究的方法出現了綜合化趨勢。

（一）哲學方法、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運用

有效的教學研究必須具有適切的方法，教學研究的復雜性特點決定了在教學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應是一個方法的組合和體系，具有多元性或綜合性的特點。教學研究方法體系的綜合性，集中體現在它需要哲學方法、科學方法和藝術方法的綜合運用。［9］（325）

教學研究涉及對客觀事實的研究，為保證教學研究具有科學性，必須依靠科學的方法論和技術手段。不過，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教學研究中有其適用范圍與限度。教學研究不僅是對事實的研究，也涉及對價值的研究。在價值層面上研究教學發展的應然法則，或對教學現象作出價值評判，采用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往往難以奏效，此時則需要運用到哲學的方法，如辯證法、分析哲學的方法、解釋學的方法、現象學的方法等。而在對教學現象、教學事件的意義進行解釋性理解時，則須運用參與觀察、深度訪談、人種學方法等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同時，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在教學研究中也存在一定的難度，如實驗法的運用，既遭遇道德倫理的尷尬，又面臨無關變量難以控制的難題，在教學研究中保持價值中立也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現代教學研究更強調哲學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不僅如此，教學研究還要運用藝術的方法。這是一種與理性思維或客觀思維相對的方法，它的特點在于運用直覺體驗、主觀介入的方法來認識事物。［10］教學研究作為一種人文科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它憑借的手段是主觀式的介入，對社會事物或精神事物而言，只有認識主體親身參與其中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它、把握它。克爾凱郭爾（S.A.Kierkeggard）指出：“真理根本不是學究式的東西，而是一個人對自己生活道路進行熱情探索的產物”，“只有通過個人的主觀經驗，一個人才能真正接近真理。對人類及其問題作出非個人的客觀思考，乃是一種對現實的歪曲”。［11］在一定的意義上，對教學理論的研究與反思需要領悟，需要直接生活經驗的積累和對人的生命過程的理解。在這個方面，藝術方法以滲透的方式起著一定的作用。［9］（330）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教學活動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生命之間的互動，必須要求研究者對生命現象有敏銳的感受力、洞察力以及豐富而深厚的生命體驗、成長體驗，才能有效從事教學研究。

（二）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的互補與融合

量化研究是一種對事物可以量化部分進行測量、計算和分析，以檢驗研究者自己關于該事物的某些理論假設的研究方法。它具有精確性、嚴密性、驗證性和預測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是機械地考慮一些因素，教學研究對象主要是人，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穩定因素。當今由于在教學研究中人文科學化研究取向的確立，質性研究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青昧。質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種資料收集方法對社會現象進行整體性研究，使用歸納法分析資料和形成理論，通過與研究對象互動對某行為和意義建構獲得解釋性理解的一種活動。［12］質性研究能有效地處理教學過程中那些難以用定量方法描述的因素，從而從總體上掌握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各有其優缺點和適用范圍，將兩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教學研究的趨勢之一。

（三）借用其他學科研究方法的趨勢日益增強

當今，由于學科不斷分化和綜合，大量新興學科形成及隨之產生的新方法極大地影響著現代教學研究，如社會生物學方法、社會地理學方法、現象學方法、解釋學方法、發生學方法、傳播學方法、狀態空間法、功能模擬法、模糊論方法、層次論方法、控制論方法、系統論方法、預測方法等，教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將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教學現象及其發展過程。

五、教學研究思維方式的復雜化

教學活動不是一種純粹客觀的物質化過程，而是一個人心理與精神的自組織過程。教學現象和問題是一個文化與價值的世界，與人的信念、世界觀、興趣、思維、情感、意志等密切相關，具有強烈的個體性、多元性、偶然性、模糊性、非線性與不可還原性。因此，教學研究不存在像自然科學那樣強烈的普遍有效的、線性的、邏輯化的因果關系，僅以工具理性主義、技術操作主義、還原論等直觀映照式的簡單性思維方式來研究教學問題顯然是不夠的，必須借助復雜性思維方式，即一種具不確定、非線性、非周期、自組織性、自我調整性、非線性、不可還原性等特點的思維方式，實現思維方式的變革。正如多爾所說：今日主導教育領域的線型的、序列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統將讓位于更為復雜的、多元的、不可預測的系統和網絡。這一復雜的網絡，像生活本身一樣，永遠處于轉化和過程之中。［13］思維方式的復雜化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一）由二元對立到多元并存

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將原本充滿線性與非線性、確定性與隨機性、偶然性與必然性、簡單性與復雜性的混沌世界進行拆零式分析，將相互聯系、相互滲透、相互包含的復雜世界分解為動與靜、快與慢、虛與實、陽與陰、高與低、大與小、多與少、生與死等互不相容的兩極，然后加以非此即彼的一元處理，割裂事物之間的復雜聯系。后現代主義對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進行了徹底的解構，崇尚多元化思維。在認識事物過程中，要求我們打破線性的簡單化思維模式，樹立動態的、非線性的、多元化的、開放的復雜性思維。它允許多種方法，容納一切思想，以擺脫僵化的形式理性。教學研究中對任何教學現象的解釋不能是一元的、單向度的，而是多元性的、多維度的、歧義的和多視角的。這樣，教學研究不再是對廣泛一致的話語的追求，而是運用一種多元并存的思維方式尋求對教學現象多元的、創造性的解釋。

（二）由實體思維到關系思維

傳統教學研究的思維方式主要以實體思維為主。受此種思維方式影響，人們總是相信世界上一切現象、一切表現都有一個最終的、可靠的實體作為基礎，［10］把事物看作一個個獨立的實體，忽略它們之間的關系去比較優劣、決定取舍。并且認為教學活動各因素間、教學行為與教學結果之間，存在著對應的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因而弄清楚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方式和機制，便可根據行為預測結果。由此前提出發，在教學研究中傾向于采用線性因果分析法尤其是量化研究，較少關注動態相互作用過程中的各種可能性，以“線性化”的方法解決教學這種非線性事件。隨著復雜科學理論（如混沌理論、分形理論）、后現代主義思潮以及建構主義理論的興起，人們的思維方式開始由實體思維向關系思維轉變，開始關注教學過程中的動態關系，追求有“生成力”的互動關系。莫蘭指出：“復雜性的方法要求我們在思維時永遠不要使概念封閉起來，要粉碎封閉的疆界，在被分割的東西之間重建聯系，努力掌握多方面性，考慮到特殊性、地點、時間，又永不忘記起整合作用的總體。”［14］在關系思維中，總是將事物置于一定的關系中去認識，并且承認事物間的對立關系，但不是通過消解一方的方法處理對立，因為關系存在于關系中，消解一方，其實是消解了關系本身。任何“關系者”都是在現實的實踐活動中的統一，它們是“二元”的，但不是“兩分”的。

（三）從還原性思維到整體性思維

還原的思維方式往往把整體分解為部分，再把部分分解為更小的部分，直到找出構成整體的基本元素，研究元素的性質特征。過去的教學研究深受這種以分析為主的思維方式影響，把復雜的教學現象或活動分解成簡單的事物來分別認識，然后把分別得出的結論加以聯結形成對復雜事物的總認識。這種思維方式忽視了教學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內在聯系，造成對教學目標和教學過程的抽象和切割。教學現象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社會人文現象，而復雜現象大于因果鏈的孤立屬性的簡單總和，解釋這些現象不僅要通過它們的組成部分，而且要估計到它們之間的聯系的總和。有聯系的事物的總和，可以看成具有特殊的整體水平的功能和屬性的系統。［15］因此，面對多因素、多變量、非線性的復雜的教學現象，不能通過將其還原為簡單事物的方法來認識，而應采用整體性的思維方式來進行研究。

（四）從線性思維到非線性思維

受科學主義影響，過去教學研究視教學系統為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用線性思維方式來研究和探討充滿非線性、復雜性的教學問題，認為教學活動各因素之間、教學行為與教學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或相關關系，因而采用因果分析的方法如觀察法、實驗法等來研究因果關系。實際上，教學系統是一個非線性相互作用的系統，教學過程是一個多因素、非線性、動態的交互作用的復雜過程，教學活動中充滿著意義與價值，這是純理性的線性思維所無法掌握的。而非線性思維視教學系統為一個復雜的非線性系統，充分考慮到教學系統的多因素參與、復雜的相互作用、隨機決定等特性，從整體上、因素與因素的關聯上來把握教學變化的性質與規律，重視教學活動的偶然性、不確定性、隨機性、多樣性，并通過情感方面的詮釋和理解，充分揭示教學中的意義與價值。因此，處理和解決教學問題應采用非線性的思維方式，教學研究中的思維方式將從線性思維轉向非線性思維。

參考文獻：

［1］高清海.哲學文4，傳統哲學到現代哲學［C］.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96.

［2］熊和平，趙鶴齡.后現代批判視角：我國近20年的教學過程本質研究［J］，比較教育研究，2003，（2）：46—50.

［3］熊和平.后理性主義的教學觀及其教學論意義［J］.人大復印資料.教育學，2004，（10）:114—118.

［4］王治河.撲朔迷離的游戲──后現代哲學思潮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

［5］扈中平.教育研究必須堅持科學人文主義的方法論［J］，教育研究，2003,（3）：14—17.

［6］王坤慶.20世紀西方教育學科的發展與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308.

［7］王嘉毅,許潔英.世紀之交的教學研究方法論［J］.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9）:28—32.

［8］GHBracht,GVGlass.TheExternalValidityofExperiment［J］.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1968,(5):437—474.

［9］葉瀾.教育研究方法論初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10］楊小微,等.教育研究的原理與方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27.

［11］LJ賓克萊.理想的沖突──西方社會中變化著的價值觀念［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75—176.

［12］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12.

［13］小威廉姆斯·多爾.后現代課程［M］.王紅宇，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8.5.

篇8

厚重的人文積淀

曲阜師范大學1955年創建于濟南，始稱山東師范專科學校。1956年5月，被教育部批準升格為曲阜師范學院；同年9月遷址曲阜，開啟了興辦本科教育的歷程。

1970年9月至1974年4月，與山東大學文科合并成為新的山東大學。1974年4月恢復曲阜師范學院建制。1981年，被山東省人民政府確立為重點建設的六所高校之一；同年，被批準為全國首批招收研究生的高校。1982年，取得碩士學位授予權。1985年11月，學校更名為曲阜師范大學。2002年，日照校區落成啟用。2003年，取得博士學位授予權。2004年，獲得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優秀成績。2012年，入選山東省應用型人才培養特色名校。

建校58年來，學校扎根孔孟桑梓之地，汲取傳統文化精華，秉承“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校訓，堅持創新進取的時代精神，形成了人文特色鮮明的優良學風，已發展成為一所辦學條件優良、學科門類齊全、培養體系完善、教學科研具有相當實力、師資力量雄厚的省屬重點大學。

雄厚的師資隊伍，

優良的辦學條件

建校以來，馬建章、陳翰馥、郭光燦、劉躍進、陳礴、杜一宏、鄭杰文、高贊非、王路賓、王閣森、劉乃昌、李季平、陶愚川、陳信泰、李國華、王恩多、薛其坤等一批名家均曾執教曲園杏壇，他們潛心學術，獎掖后學，弘文勵教，無私奉獻，為曲阜師范大學的壯大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學校聘請諾貝爾獎獲得者丁肇中先生為名譽校長，雙聘院士2人；現有教職工2235人，其中專任老師1186人，教授202人，副教授383人；擁有山東省科研創新團隊2個，國家和山東省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11人，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3人，山東省高校中青年學術骨干學科帶頭人培養對象40人，泰山學者特聘教授4人（含泰山學者海外特聘專家1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8人，全國模范教師4人，全國優秀教師5人，凝聚了一支高層次的人才隊伍。

學校占地面積2601.01畝，校舍建筑面積107.5萬平方米，資產總值13.12億元，其中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2.11億元。圖書館藏書352萬冊，電子圖書200萬冊，中外文數據庫49個。建有電子文獻檢索中心、校園教育科研網，實現了網上教學資源共享。建有室內體育館、塑膠田徑場、足球場等各類現代化體育設施。

完善的學科建設，豐碩的科研成果

學校擁有博士學位一級學科授權點5個、二級學科授權點2個，碩士學位一級學科授權點22個、二級學科授權點9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10個，博士后流動站5個，本科專業78個，形成了涵蓋文、理、工、法等11大學科門類的學科專業體系。設有1個獨立學院，27個學院，28個研究所，搭建了支撐科學發展的教學科研機構框架。

建有省級重點學科18個，其中省級特色重點學科7個，省級重點實驗室5個（強化3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地2個（強化）；建成6個國家級特色專業，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山東省政府在我校設有7個省部級研究基地，構筑了充滿活力的學術平臺。

學校歷來重視科學研究，50年代的 “公社數學”曾受到的贊揚，離子交換法制備碳酸鉀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近年來，先后承擔了國家“973”、“863”計劃項目在內的一大批高層次科研項目，在應用數學、激光偏光、電氣信息、生物資源開發與利用、土地規劃、物理化學、孔子儒學、教育科學、體育科學等學科領域達到了較高水平。公開出版《齊魯學刊》（第二批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優秀期刊）、《曲阜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中學數學雜志》和《現代語文》等學術刊物。

近三年來，累計承擔國家級項目116項，省部級項目393項，省部級科研成果獎71項；2009年在CSSCI期刊589篇，進入全國人文社會科學百強。

健正的實學傳統，

高端的科技支撐

學校秉承中國實學傳統，積極為經濟建設服務，及時將教學及科學研究理論成果服務于經濟社會建設，從50年代的“土蒸餾釜”到70年代的“跳流鼻坎”最優解，到80年代的“長清模式”、90年代的黃河三角洲可持續發展戰略模式，都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特別是70年代，我校運籌所的“優選法”和“統籌法”在支援成昆鐵路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于1978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近年來，學校積極參與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帶、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魯南經濟帶建設，實施服務地方行動計劃，在山東省新農村建設、土地利用規劃、黃河三角洲生態農業綜合開發、南四湖生態環境保護和生物資源利用、優秀傳統文化傳播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大蒜加工廢水零排放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一種顆粒型固體超強酸催化劑及制備方法”等幾十項科技成果已經成功實現產品轉化，創造了良好經濟效益。

學校重視傳統文化的研究普及與傳承創新，依托獨特的地緣優勢，注重深化傳統文化研究，推出了一大批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建成了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在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在孔子及儒學研究領域形成了獨特的優勢和特色。以孔子、儒學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專門史（思想史）學科是博士學位授權點，建有博士后流動站，是“十一五”省級重點學科、“十二五”省級特色重點學科，國家經學研究重鎮之一，形成了學士-碩士-博士-博士后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為全校學生開設傳統文化課程，在加拿大、韓國設立了孔子學院，在傳統文化教育和中國文化“走出去”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優質的本科教學，

靈活的人才培養

學校始終把人才培養作為根本任務，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積極改革人才培養模式，倡導啟發式教學和研究性學習，探索教學理念、培養模式和管理機制的全方位創新。學校積極推進本科生“學分制”改革，實施雙學位、雙專業培養，強化實踐教學，完善了 “大類招生、二次分流、分段培養”的人才培養模式、“合格+特長”的素質教育實踐教學模式、“平臺+模塊”的課程體系、“三跨三協同”（即跨專業、跨學校、跨國界，校地協同、校企協同、校所協同）的辦學理念。建校以來累計為社會培養輸送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19萬余人，畢業生以“基礎厚實、作風樸實、業務扎實”而受到社會廣泛好評。

截止2012年底，擁有全日制在校生33630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30207人，博士、碩士研究生3423人；有成人教育在讀生14000余人，形成了學士、碩士、博士以及博士后貫通培養，遠程教育、繼續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相互銜接的層次完備的人才培養體系。

近年來，在第一至四屆全國大學生數學競賽中連續獲得一等獎，與北大、復旦、南開一并成為四所連續三屆獲得一等獎的高校；學生考研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部分專業高達67%以上；英語專業八級通過率高達75%，高出全國平均通過率30余個百分點；法學專業司法考試通過率達到42%；畢業生就業率始終保持在省屬高校前列。

開放的辦學理念，

多元的文化交流

學校是國家公布的首批外國留學生定點招生高校。多年來，學校堅持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學術方針，以廣闊的胸襟，開放的眼界，廣泛吸納多元文明成果，先后與韓國平澤大學、日本巖手大學、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俄羅斯秋明國立大學、丹麥羅斯基勒大學、澳大利亞查爾斯·斯圖特大學、加拿大皇家大學等10多個國家47所高校建立了校際友好關系，在聯合辦學、教師和學生互派、文化學術交流等領域建立了廣泛而深入的合作。

篇9

內容摘要：供應鏈管理研究的復雜性要求更全面的歸納性研究方法。然而，國內目前的供應鏈管理研究過于重視定量研究， 忽視定性研究， 更缺乏規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論指導， 這一缺陷制約著供應鏈管理理論研究水平的提升。本文在介紹扎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扎根理論在供應鏈管理研究中的價值和評估方法，以期推動該方法論在國內供應鏈管理研究中的運用。

關鍵詞：扎根理論 供應鏈管理 定性研究方法

供應鏈管理研究的挑戰

（一）缺乏整體性理論研究

國內對供應鏈管理的研究大多基于實踐環節的某些具體問題，解決方案更多的是提供一些經驗上的模型來解釋SCM的適用范圍、形式、成本和利潤，而對理論問題的研究相對較少，缺乏核心理論的建立。

同時，目前供應鏈管理的研究成果中大部分是針對供應鏈某部分進行的，并設定特定條件，當條件改變時結論就要發生變化，以致適用于供應鏈整體的研究成果很少。

（二）缺乏定性研究方法

國內的供應鏈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研究適合在宏觀層面上大規模地進行社會調查，但是不適合在微觀層面進行細致深入的動態研究。定量的方法不僅將復雜流動的社會現象簡單化、數量化和凝固化，而且忽略研究者對研究過程和結果的影響。由于定量研究是通過對事物可量化要素及其相關關系的測量、計算與分析來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 因而用其來直接研究復雜且動態的管理問題與現象就比較困難。

在西方尤其是北美，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研究者開始由以往僅重視定量研究方法轉而對定性研究給予同樣的重視。而在定性研究方法中，扎根理論是比較突出的一種方法。

扎根理論的內涵與步驟

（一）扎根理論的內涵

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之后簡寫為GT）最早由Glaser提出。它的核心思路是通過抽樣獲取數據，對樣本提煉出范疇，并持續比較，找出參與人認知的理論性異同，從而建立在范疇、屬性和關系基礎上的理論框架。

研究中往往并沒有先驗假設，從數據中直接獲得知識，不受制于已有理論，是一種在被調查者觀點基礎上理解現象的解釋性、歸納性研究方法。

（二）扎根理論的研究程序和特點

如圖1所示，GT的研究程序不同于一般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也存在差異。其比較突出的特點在于：

1.文獻的解釋性作用。與其他研究方法不同，其不以文獻回顧和假設開始，相反，在研究中要舍棄文獻，從實際數據中產生范疇和關系。GT要求先從數據中產生自己獨創的理論，之后再在已有理論或者已有案例事件中尋求解釋（步驟6）。

2.抽樣和訪談。扎根理論依賴于數據分析，而數據來源于訪談（步驟2和4）。這里的訪談要求逐字記錄，以保留細微的差別。同時要求開放式訪談，盡量讓參與者自行回答，不對其做任何引導。訪談對象必須覆蓋不同組織不同管理層次的雇員以對比不同。

3.開放性編碼和選擇性編碼的規范方式。開放性編碼（步驟2）把數據分為不同的有意義的單位，并組合成抽象的概念或范疇。在步驟7，使用選擇性編碼，將新范疇進行提取并整合。

在研究中，使用備忘錄（研究筆記）的方法（步驟3、5、7）來提煉范疇，定義不同范疇之間的關系，并獲得數據分析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4.持續比較。圖1顯示出研究過程的來回移動，這被稱為持續比較。研究者提出基于一組采訪、觀察和其他形式產生的數據間的關系，然后通過后續訪談和數據收集活動來測試這一關系。而訪談又帶來新想法，從而重新解釋之前的范疇和關系，并帶來更加集中化的訪談和數據收集。這一過程的重復性使GT區別于其他定性方法。

經過持續比較，定義了清晰的范疇和關系，理論也由此產生（步驟9）。當訪談已經無法增加現有的范疇、屬性、過程和關系時，理論達到飽和，從而產生新的理論。

扎根理論的目標就是構建新理論，而理論的目的在于描述在特定結構條件下范疇和現象之間的關系，從而解釋行為。

扎根理論價值及其在國內供應鏈管理研究中的應用

（一）扎根理論的價值

要了解GT的價值，必須先了解它的研究理念與其他研究方式的差異。Burrell and Morgan （1979）和Meredith et al. （1989）把學術研究范式描述為代表研究者和學科的哲學范式的連續體，兩端分別為實證主義和相對主義/ 解釋主義，如圖2所示。

實證主義強調客觀性、普遍性、可重復性、意外證偽，旨在解釋和預測。這種范式包括現實主義和科學現實主義，包括實驗、數學模型和線性回歸、模擬和統計方法等。

而另一端是相對主義和解釋主義。這些研究者強調描述而不是預測。解釋主義依靠定性方法，包括實地研究、符號學、案例及現象學。一般來說，相對主義/解釋主義試圖從個體的角度理解環境，認為個體會影響塑造他們所處的環境。

在實證主義和相對主義/ 解釋主義之間，則是扎根理論的客觀主義、建構主義。就定性方法的解釋和預測特性而言，扎根理論更客觀。Charmaz（2006）提出“客觀主義的扎根理論”即“假設外部事實正在等待著被沒有偏見的觀察者記錄”。

和大多數定性分析方法一樣，GT位于接近相對主義/解釋主義的一端。然而，扎根理論依賴于定性數據和數據分析方法，強調重復性。它對探求模式和新理論構建的強調，又將它區別于其他定性方法。

扎根理論嚴格遵循歸納與演繹并用的科學原則，強調理論的特殊性和情景性，通過理論取樣、數據收集和數據分析等一整套系統的操作程序，來建立并完善關于某種現象的理論。因此，非常適合構建符合中國現實的供應鏈管理理論。

（二）扎根理論在供應鏈管理研究中的引入

就供應鏈管理研究對象——供應鏈的特點而言，扎根理論非常合適。

1.社會性。供應鏈就內在本質而言是社會性的，相互關聯，跨組織、跨企業、跨文化。因此，研究者必須將供應鏈中存在的復雜而相互關聯的現象作為社會過程來研究。扎根理論提供了對社會現象的深入研究，通過揭示組織行為產生的環境、組織結構和過程，使得研究者能了解在供應鏈框架下個人經歷、互動和關系如何形成公司戰略和行動。

2.整體性。供應鏈管理的宏觀和相互關聯性要求相應的研究方法要能從局部的研究來理解整體科學和邏輯表明，了解整體需要通過歸納法嚴格地質疑其部分。扎根理論是一個審視的歸納研究方法，它使用了一個全面的、面向過程的方法來確定供應鏈運作的規則、過程和策略，揭示了供應鏈管理中的行為維度，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從公司內部、公司之間不同層級和功能部門人員收集解釋數據的方法。

3.自適應性。供應鏈是一個復雜的自適應組織系統，需要在復雜的環境中自我調整。而所有復雜的自適應系統都涉及到內部潛在的大量非線性相互作用的不同部分。由于非線性相互作用，整個系統的行為并不是部分行為的簡單相加。線性回歸、正態相關等類似的數學技術，對于自適應系統的復雜分析進展甚微。GT的聚合、歸納和模式探求的過程，并不僅僅著眼于描述某個范疇的狀態（如：知識意識的高低、創新的采用率高低），而是描述這些范疇之間的關系（如：知識意識對創新采用程度的影響），對于供應鏈研究而言非常有效。

筆者認為，在供應鏈管理研究中，不應完全拋棄定量研究，然而也不應僅僅只有定量研究。因此，引入扎根理論，找出中國情境下的供應鏈管理理論基礎之后，再使用定量分析，更為合適，也更為客觀。

扎根理論應用評估和不足

（一）扎根理論應用的評估

不同于量化方法，定性研究往往缺乏有效簡潔的評估方式。為了評估扎根理論的研究成果，需要有效的評價標準。表1對已有的文獻和標準進行了小結，有幾個標準基本相同，但在文獻中可能使用了不同的術語。筆者認為，經過比較和歸納，同一套準則可以用來評判扎根理論的研究，包括：嚴謹性、可信度、實踐價值和理論價值。

（二）扎根理論的不足

正如任何研究方法，GT也存在缺陷。

1.解釋性。扎根理論最大的缺點是它的解釋性本質。潛在偏見是對解釋性研究結果的有效威脅，即結果可能受到研究者偏見的影響。同時，因為訪談是開放式的，研究者在訪談中需要控制過程的進行，而不讓參與者將訪談引導到自己偏好的方向。

此外，研究者在解釋數據的能力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研究人員沒有這方面的理論敏感度，重要的問題可能會被忽略掉。因此，扎根理論對于理論敏感度有較高要求。

2.推廣性。扎根理論的實質是理論建立，而不是理論測試。理論概念和關系的普遍性驗證往往需要通過實證調查方法進行。由于研究中相對較小的樣本和選擇性的參與者，研究中結果比較難在不同企業和環境進行推廣。

3.操作難度。由于GT要求數據在現場獲取，企業可能不愿意讓員工參與重要的訪談，也可能會對訪問者進行有目的的企業行為觀察感到不舒服，這常常使尋找合適的公司很困難。此外，數據分析方法較為耗費時間，開放式編碼的訪談和新范疇的不斷比較需要大量時間和耐心。由于持續比較的過程，樣本的大小取決于達到理論飽和的過程，數據收集所需的時間長度往往是未知的，也很難確定是否理論已達到飽和。在無法確保沒有新范疇出現之前，研究者可能需要花費大量時間進行抽樣。

參考文獻：

篇10

一、個人簡要生平

1944年，霍普伍德出生在英國特倫特河畔斯托克。1962年，進入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在威廉?斯帕蘭德?巴克斯特（William Threipland Baxter）、哈羅德?艾迪（Harold Edey）和B.S.亞梅（Basil S.Yamey）等教授的指導下，他專注于研究會計學，并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各種獎章和獎學金。在1965年的大學畢業典禮上，他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去芝加哥大學的商業研究生院學習。

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后，霍普伍德又獲得會計學的福特基金博士獎學金和亞瑟?安德森獎學金，這使他得以繼續留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此期間，在戴維?格林（David Green）和其他教師的影響下，以及在新辦《會計研究雜志》（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支持下，他對經驗研究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1970年，霍普伍德在芝加哥大學完成了博士論文并回到英國的曼切斯特大學商學院工作；1973年，他成為泰晤士河畔亨利工商學院的高級職員；1976年，他加入牛津大學牛津管理研究中心；1978年，他進入倫敦商學院工作，后為該校的博士生項目組組長，同時也被任命為英國特許會計師協會的會計與財務報告教授；1985年，他回到母校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國際會計與財務管理ErnstYoung教授。十年之后，他回到牛津大學，先后擔任管理研究教授、坦普頓學院研究員、管理研究教育中心副主任。1999年，被任命為牛津塞德商學院院長之職，并工作了七年。同時，他還保留1997年牛津大學授予他的美國標準公司營運管理教授席位。另外，霍普伍德曾進入基督教會學院，并擔任過該學院的教師。2010年5月8日，霍普伍德在威爾士病逝，終年66歲。

二、理論與實務的主要貢獻

（一）促進行為會計研究

霍普伍德作在行為會計的發展上起著獨一無二的作用，在行為會計研究領域及研究方向上比任何學者更有影響力：一是創辦了行為會計研究的雜志。1976年，霍普伍德創辦了《會計、組織與社會》（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雜志，開辟了行為會計研究的陣地，該雜志為開闊會計研究新領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隨后，通過多年的不懈努力，霍普伍德鋪設了一個范圍涉及歐洲以及美國的、致力于從社會學視角出發進行研究和教學的學者群體網絡。二是他撰寫了大量與行為會計有關的論文。集中體現其行為會計學術觀點的論文集―《來自于外界的會計》（Accounting from the Outside）一書于1988年由Garland Publishing公司出版。此書以評價會計藝術開篇，追憶了霍普伍德從事會計研究的興趣變化：會計的作用―會計發揮作用的途徑與方式―決策過程、組織現象是如何影響會計的。

（二）積極服務于各種職業組織和政府機構

霍普伍德為會計學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為職業組織和政府機構提供服務。30多年來，他與位于布魯塞爾的歐洲高級管理研究所進行合作，并在1995～2003年間擔任該所所長。另外，他還在歐洲會計學會的成立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并先后兩次出任會長之職。同時，他還先后在英格蘭和威爾士特許會計師協會、美國會計學會、土耳其協會、加拿大注冊會計師研究基金會以及其他機構的委員會、理事會中擔任過職務。

在政府領域，霍普伍德也為有關的委員會和工作組提供服務，而且還為歐盟、美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和改善生活與工作環境的歐洲基金會等提供咨詢服務。此外，他還是威爾士親王項目“持續性會計”的高級顧問。

（三）利用法國批判理論研究會計問題

在會計理論研究的方法論上，霍普伍德鐘情于福柯的法國批判理論，他曾用這種研究方法發表過不少很有影響的論文，也用這種研究方法來剖析英國的增值會計問題。福柯的思想中最有名的內容就是他對歷史非延續性的觀點。福柯研究歷史，取材于獨特事件和其背后可能的多元條件，他稱這種研究思路為心靈系譜學。所以，霍普伍德認為，在將這種研究方法應用在會計現象上，往往集中在會計要素的改變時刻，并研究其背后可能產生改變的多元條件，研究時需要將千絲萬縷、糾纏不清的多元因素細心進行整理，最后得出結論。

由于其突出的成就與貢獻，霍普伍德獲得許多獎章和榮譽，包括獲得五所歐洲大學的榮譽博士；1981年美國會計學會國際會計部授予的國際杰出會計教育獎；1998年英國會計學會的杰出學者獎；2008年美國會計學會管理會計部頒發的管理會計終身成就獎。

三、主要論著簡析

霍普伍德一生著述頗豐，獨撰和合作發表了很多經典論著。他的論著影響了無數的歐洲和美國學者，并且開創了會計研究的新領域，有利于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會計在當代社會中的作用。其代表性論著和觀點如下：

（一）《管理會計研究（第一、二卷）》（2007）

2007年，由霍普伍德與克里斯托弗?S.查普曼（Christopher S.Chapman）、邁克爾?D.希爾茲（Michael D.Shields）三位教授聯袂組織編寫的《管理會計研究（第一、二卷）》由Elsevier公司正式出版。該書立足當代與歷史兩個維度，為會計研究人員和實務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全面深入地透視全球管理會計理論和實踐的平臺，同時為致力于管理會計學術研究的學者和學生，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綜合資源。該書第一卷建立了研究脈絡，對管理會計作為一個學科和一種實踐的歷史發展軌跡進行了梳理，從社會科學理論視角進行了豐富的針對學術文獻的分析。第二卷匯集了一系列關于特定產業部門和特定管理會計實踐的文獻。該書于2008年榮獲美國會計學會（AAA）管理會計部授予的“2008年度管理會計文獻杰出貢獻獎”。

（二）“會計研究向何處去？”（2007）

霍普伍德在2007年《會計評論》（the Accounting Review）上發表了“會計研究向何處去？”一文，體現出他對會計研究現狀和方向的憂慮。雖然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不同學者使用了許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去研究會計，但會計研究還是顯得缺乏創新力，與實務也逐漸脫節。霍普伍德為會計研究的領域給出了自己明確的觀點，這些觀點涉及它的現狀和未來的發展。

霍普伍德認為，隨著競爭的加劇和新的經濟問題的不斷涌現，準則制定機構需要協調會計實務來解決這些問題，為此世界會計組織、審計機構需要進行根本的變革。經濟的全球化導致會計實務界更加國際化，會計規范也已超出了國界。所以，管理會計的改革也遍及整個世界，管理方面的咨詢事務也遍及開來。然而，在面臨復雜而又確實存在的問題時，會計研究卻逐漸變得謹慎和保守，不能協調解決新問題。目前會計研究只是信奉新的知識體系，會計專業人士寧愿關注現存的傳統研究問題，而不是探索新知識。霍普伍德最后指出，會計研究在職業管理體系所起到的作用也很危險，因為閱讀這些會計研究文獻的人員也跟隨先前的會計研究。會計研究界過多的關注他們之間的相關參考，較少地關注多樣化問題，而這些問題卻更能創造新的會計知識，也更能形成積極的會計研究者。

（三）《會計系統與管理行為》（1973）

《會計系統與管理行為》一書于1973年由Saxon House出版。在該書中，霍普伍德表達了其對會計系統與管理行為的觀點，意在告訴讀者一個有關人類社會因素更加結構性的感知，而這些因素影響著會計體系的運作。書中檢驗了行為因素對大型芝加哥公司的會計系統的有效性。公司的會計系統是建立在靈活的預算和標準成本預算程序之上的，會計系統不僅僅提供業績信息，而且可作為對下級評價的一種方式。先前的研究說明這種情況對行為管理和不良行為來說是成熟的，職工行為受到了會計系統的監督。為了調查職工行為，作者采用了調查問卷和訪談方式，不僅檢驗了許多已知的環境因素，而且觀察到職工應付不同監管者管理風格的潛在行為。本書的結論是支持良好的管理層關系能產生更好的工作環境，并且管理風格能一直存續下去。此文的創新點是在類似的工作環境里將影響因素量化，然后通過比較幾種注重會計信息的行為變量來探索更加符合社會需求的社會管理模式。

（四）《作為社會與制度縮影的會計》（1994）

《作為社會與制度縮影的會計》（Accounting as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Practice）一書，是霍普伍德和彼得?米勒（Peter Miller）合作的成果，于1994年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的第2～10章，將會計的社會歷史研究與當前的會計實務緊密聯系起來，極大地擴展了會計作為一門技術的傳統歷史認識，認為經濟領域的方法是被不斷變化的計量實務所建立或再建的。書中有幾章說明了社會制度和會計的關系，也探討了新型的商業與銀行機構。復式記賬法的影響和發展應與教會、教育機構和印刷機構三類社會機構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實務界與機構的相互影響使得新的“可控制的實體”―公司（所有者與經營者的分離）成為可能。當會計作為客觀經濟后果的惟一影響時，現代組織和會計就確定了相對的關系。

全書的結論是，會計被認為是社會與制度的一個縮影。從本質上講，它是由社會關系組成，而不是衍生出來的或是派生的。會計作為社會與制度實務，說明會計是如何進行研究的，是如何被理解為社會機構、經濟和管理技術、知識體系、社會形式、以及計量與分類技術的歷史交叉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