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外全行業直接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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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外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無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各地方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競相引入外資的政策已經產生了相當的負面作用。本文擬分析利用外資政策中的內在矛盾，以希望能為政府外資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1、“以政策換資本”導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失控

國內學術界對適度外資規模有兩種定義，一種是將適度外資規模定義為“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而不起替代作用時，國內經濟增長所需要的具有償還能力的外資規模”。另一種對適度外資規模的定義是“一國在其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外資對內資只起追加而不起替代作用的情況下，國內經濟發展客觀需要，能被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且具有償還能力時的利用外資規模”。這兩個概念都明確揭示了適度外資規模與經濟發展間的內在聯系，這種聯系包含三層內容，其一是外資與內資的關系是，外資對內資只起補充和追加作用，而不是替代作用；其二是一國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發展所需、為經濟發展所實際吸收的外資；其三是所吸收外資不能超出一國的償還能力。這里，外資的概念顯然是廣義的，從償還能力的角度看，它更多涉及外部貸款和債券形式的間接投資。

外商直接投資不只是一定量的外來資本，更重要的是它所包含的技術、知識、管理技能，以及有效組織這些資源的方式。因此，從效率角度衡量，外資可以替代內資，但不是簡單的替代。簡單替代有兩種形式，一是外資本身并非全部用于生產投資，二是外資進入生產領域，但效率低下。外資對內資的有效替代表現為，外資的投入對國內的生產能力具有提升作用，外資的投入具有帶動內資的刺激效應。當然，有效替代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東道國對外國直接投資積極效應的有效吸收能力，決定這一吸收能力的兩大關鍵是：國內的配套投資能力，即每增加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所需與之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另一個則是國內的技術消化能力，即每吸收一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后配套投入的國內投資中用于追加的技術投入。國內投資乏力、技術投入不足，就無法實現直接投資的最佳吸收效果。

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初的動機來自于國內資金不足和出口能力低下，因此，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最初政策目標就是加速資本形成和擴大出口創匯。在“以政策換資本”的口號下，以彌補資金不足為目標一度導致全國各地不計優劣、不計成本的招商引資熱潮。盡管在1986年頒布《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時，直接投資應對國家的出口有所貢獻，應對國家的技術提高有所貢獻已受到重視，但是出口結構的提升，技術創新能力的積累等具有戰略發展的部分仍未提及，簡單意義上的加工區仍是直接投資引入中主要的形式。

“以政策換資本”的思路導致對外資數量的追求超過了對外資作用的追求。盲目建立開發區，簡單追求外商投資規模擴張(有時，甚至只是外商投資的合同規模)使我們付出了國內土地、人、財、物等資源的浪費、國內生產能力閑置、投資的邊際收益下降的沉重代價。低層次技術的重復引進不僅浪費了資源，而且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明顯的外在壓制效應，對于這類項目的優惠政策不僅浪費了政府的財政資源，還排擠了國內更有效率的投資。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投資及技術改造投入不相匹配，無法充分吸收直接投資的積極效應，致使某些地區的外商投資規模遠遠超出有效吸收規模，政策收益無法真正轉化為發展動能。

2、以“市場換資本”導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結構失控

市場結構失控是指外商已經在中國的多個行業，如洗滌用品，飲料、啤酒、輪胎制造、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設備、大規模集成電路和家用電器等行業確立起市場壟斷結構。市場結構失控不僅涉及個別競爭對手的生存，而且可能導致整個行業的發展游離于國家宏觀發展戰略之外。當這個行業是主導國民經濟的命脈時，還會從根本上削弱國家抵御外部經濟沖擊的能力。

與“以政策換資本”相似，“以市場換資本”的策略也只是以追求外資流入為決策目標，忽視了長期不利的效果，假如缺乏對外資積極效應的利用，未能從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中蓄積起自身的競爭能力，又如何能贏回被換走的市場呢。

外商在我國實現市場壟斷的主要手段包括：

第一，通過對同一產業或同一地區內國有企業的兼并、收購、以及系列投資，實行產業或地區內一體化的控制。隨著改革的推進，外商只能收購兼并小型或虧損國有企業的政策限制在不少地區被一再突破。外商從重點購并效益較好的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進而向有目的地收購同一地區所有國有企業或不同地區同一行業的骨干企業，直至全行業收購。如1992年5月，香港中策投資有限公司以60％的股權收購泉州市所有40家國有企業，成立“泉州中僑(集團)有限公司”。之后，香港中策還在全國范圍內投資收購了多家行業骨干企業，包括太原、杭州等地的輪胎廠，并以“中國輪胎控股公司”的名義在百慕大注冊并到美國上市，進而以所籌得的，1．037億美元分別對重慶輪胎廠、煙臺輪胎廠、銀川輪胎廠控股51％以上，掌握了中國輪胎行業的控制權，引發了震驚全國的“中策”現象。

1998年3月，美國柯達公司先是與廈門市福達感光材料有限公司、汕頭市公元感光材料工業總公司合資組建柯達(中國)股份有限公司，又與無錫阿爾梅感光化學公司合資組建柯達(無錫)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完成了對中國感光行業的全行業合資。

第二，通過產業關聯特性，實施由一個行業輻射及相關行業的控制。自1995年4月4日，外經貿部頒布“關于外商舉辦投資性公司的暫行規定”以來，已批準的外商投資控股公司已達140多家，這些控股公司既投資于上中下游的最終產品，也投資相關的零部件，既投資于生產性項目，也投資于銷售、融資、保險、咨詢、運輸等相關項目，操縱和影響著一大批協作配套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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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對外直接投資；FDI留置利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

中圖分類號： 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3）05-0022-03

一、引言

2012年中國國際投資頭寸表的數據顯示，對外凈資產為17 364億美元， 在主要國家中位居第二。盡管如此，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存在嚴重的不對稱性：對外資產以外匯儲備資產為主，對外負債以股權型負債（FDI、股本證券）為主 [1] 。并且，外匯儲備主要用于海外的債券型投資。由于債券型投資的收益率要遠低于股權型投資的收益率，因此，中國對外投資收益嚴重逆差，數據顯示，2012年投資收益項下逆差高達574億美元， 盡管與2011年相比有所下降，但還是超過了2005～2010年逆差的累計總額。

現有研究表明，中國對外資產負債表正處于潛在風險威脅之下。如：張茉楠分析指出，“負財富收益”風險、人民幣幣值波動性風險、貨幣政策和貨幣調控的管理風險是當前中國式對外資產負債表面臨的三大風險 [2] 。徐以升的研究 [3] 表明，持續攀高的存量FDI所產生的利潤正在系統改變中國的國際收支格局，中國已經進入了“流量凈債務國”階段。這意味著，中國未來對外凈資產規模將持續縮小。目前，主流的看法是開放資本項目、調整對外投資結構，增加對外直接投資比重。那么，能因此減少甚至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嗎？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后，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一直是中國利用外資政策的重心之一。 引進的這些資金在中國獲取利潤，每年會有小部分匯出（反映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經常賬戶項下投資收益的借方），剩余大部分留置在國內， 形成可觀的FDI留置利潤。2010年，國家外匯管理局參照國際標準，對2005年以后的國際收支平衡表進行了統計口徑上的調整。根據新的統計口徑， 外商投資企業歸屬外方的未分配利潤和已分配未匯出利潤（即FDI留置利潤），被記入國際收支平衡表中金融賬戶項下直接投資的貸方。由于在其中還夾雜統計了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因此將這項下數據剔除每年FDI實際流入量，并加總IMF統計的每年FDI利潤匯出量， 然后除以兩年內FDI的平均存量， 即可大致得出FDI在華投資收益率，如圖1所示。

圖1還顯示了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比較可以發現，美國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大多年份高于FDI在華直接投資收益率，并且均比同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要高出一倍多。2012年，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是FDI存量規模的23.28%。顯然，如果不提高投資收益率， 即便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規模擴張至與FDI同等的存量規模，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收益仍會存在巨大的逆差。

二、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或改變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

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分別從流量和存量兩個角度核算了一國對外經濟交易活動。其中，國際投資寸頭主要是指對外金融資產負債存量，國際收支可以與之對應的只是其金融賬戶和儲備資產部分。從流量上看，儲備資產的資本來源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是通過經常賬戶項下的盈余來積累，即通過貨物與服務貿易、收益以及經常轉移項下的盈余來積累；二是通過FDI、 證券資產和其他投資等金融交易資金的流入。二者的區別在于，前者是“掙”得，后者是“借”入，是負債。 [4] 顯然，儲備資產的來源結構與對外資產負債結構之間存在引致關系。如果減少“借”入的規模和比重，同時提高“掙”得的規模和比重，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減少或消除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

1. 從“借”入的角度來分析。近年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規模和年均增長率均超過了FDI。前者由2005年的137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624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4.18%； 后者由2005年603.25億美元增至2012年的1117.16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9.2%。二者差額在不斷擴大，這意味著如果其他條件不變，那么儲備資產的“借”入比重會因此下降。但是，表1中的數據（倒數第四列）并沒有反映出這種變化，主要原因在于上述的FDI留置利潤被計入其中。

2. 從“掙”得角度來分析。表1的數據（不考慮2012年數據的異常變動）顯示，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儲備資產的來源中“掙”得比重并沒有因此提高， 反而由2008年的87.72%下降為2011年的35.1%。其中，投資收益逆差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5.96%擴大為2011年的-18.3%， 侵蝕了中國儲備資產的規模。除此之外，源于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的比重也出現下降。也就是說，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對貨物和服務出口的帶動效應并不足以帶來順差的擴大。實際上，隨著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的升值， 對外貨物貿易的順差主要是來源于加工貿易， 一般貿易項下數額在2009年后反而出現了逆差，如圖2所示。

三、加劇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主要因素

與FDI/美國在華投資收益率相比較而言，中國存在較大的差距。 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或提高了“借”入的比重，降低了“掙”得的比重，因此并不能因此減少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的不對稱性。那么，又是哪些因素導致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距，進而加劇這種不對稱性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人民幣匯率的過度升值。余永定指出 [5] ，中國的國外資產幾乎全部是以美元計價，而其國外債務則大多以人民幣結算。實際上，此次外匯管理局所統計的FDI留置利潤也是以人民幣為計價， 需要換算成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美元。這意味著，對FDI而言，美元出現貶值或者人民幣升值都會帶來匯率暴利，膨脹其在華投資收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國外匯占款余額為23.67萬億人民幣， 而外匯儲備為3.31萬億美元，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為6.2855（全年升值了0.25%）[6] 。如果按照此均衡匯率計算， 那么23.67萬億外匯占款余額對應的外匯儲備為3.76萬億美元，二者相差4537.4億美元。只有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7.1467，外匯儲備才能和外匯占款余額平衡。 由此推算，FDI留置利潤大約膨脹了13.7%。如果按照累計升值幅度來看，FDI留置利潤更是大幅膨脹。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計算，2013年5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有效匯率為116.29，對比2005年7月升值幅度超過了36%。 顯然，FDI留置利潤膨脹幅度也超過了36%。

2. FDI在華享有超優惠的待遇。FDI在華投資收益豐厚，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地方政府在稅收、土地等方面所給予的優待。例如，在土地使用方面，各地區政府為吸引FDI流入，競相壓低土地價格，甚至出現“零地價”、“倒貼三通一平”。此外，許多地區甚至通過放松的環境規制或降低勞工標準等措施吸引FDI入駐。[7] 但是中國對FDI的開放并沒有換來東道國“對我開放”的承諾，也就說雙方是一種不對等的狀態。以美日的情況為例，在美國，華爾街一位從事并購業務的美國律師坦言，中國企業取得美國銀行10%的股權是極其困難的， 企圖取得20%以上的股權幾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取得實際控制權了 [8] 。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是一種單向結構。數據顯示，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要遠高于FDI的存量，2012年底前者約為后者5倍。 盡管在2005～2010年，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率并沒有比中國好多少， 在2006～2008年以及2009年甚至還低于中國的表現。但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單向結構保證了其收益要遠大于FDI在日本的收益。

3. 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的內部約束不足。 目前，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存量約有3/4來源于中央企業， 它們代表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主體。 由于面對的資金約束較為寬松， 成本和效率往往不是他們要考慮的目標函數，同時由于缺乏科學決策，海外投資行為往往具有隨意性。在對外投資的過程中，容易出現企業重復投資、 惡性競爭哄抬并購價格、 石油和天然氣等戰略資源價格越漲越買等亂象[7] 。尤其是中央企業在全球能源、 礦產等領域群起并購之后，最終又只能大規模放棄。

此外，受“中國”等政治因素的牽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經常處于被動， 影響了整體海外投資收益。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共同中國全行業對外投資的統計數據顯示， 央企在海外設立的近2000家企業中，72.7%盈利或持平，27.3%虧損。[9] 而其中， 虧損的金額都頗為驚人。例如2011年7月初，中鋁宣布澳大利亞昆士蘭奧魯昆鋁土礦資源開發項目最終失敗，項目損失高達3.4億元；2011年6月， 中國鐵建投資沙特輕軌項目虧損達41.48億元；2010年6月，中鋼集團在澳大利亞Weld Range鐵礦石項目暫停， 具體損失暫無統計。2009年9月， 中國中鐵在波蘭A2高速公路項目虧損，合同總額4.47億美元等等。 [10]

四、總結與對策建議

債券型投資和股權型投資收益率的差異，還只是引發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結構與收益不對稱的一個方面。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懸殊差異，才是問題的關鍵。人民幣匯率過度升值、FDI在華享有超優惠待遇以及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行為缺乏有效的內部約束，都拉大了中外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的差異，加劇了這種不對稱性。對策建議如下：

1. 加強內部約束，提高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如果企業擁有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那么他們在對外直接投資時獲益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以此作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優勢，那么這家企業就應該只選擇出口方式；如果企業只擁有所有權優勢， 那么這家企業就只應該選擇技術轉讓方式。 對于內部約束， 需要建立國家層面的協調機制。例如，在紡織行業、電子行業、化工等產業領域的許多中國企業，其技術不是最先進的，但是與落后國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先進性和實用性，國家對這些領域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嚴格審核其投資區域是否限定在技術和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國家或地區，同時嚴格限制投資在這些國家或地區的企業數量，避免在海外形成過度競爭的格局。

2. 人民幣匯率要適度的貶值。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給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預留足夠的時間，有利于出口的穩定增長，也有利于發揮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帶動效應。實際上，這在儲備資產的來源上也提高了“掙”得比重。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適度貶值， 能有效剔除FDI投資收益的匯率暴利，縮小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的差距。 根據最基本的市場規則，人民幣匯率在FDI流入與其投資收益匯出時保持一致，中國才會不賠也不賺。即便不遵循這樣的市場規則，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也要控制在均衡范圍內，以保證外匯儲備資產的大部分不被侵蝕。從這個角度來看，加強資本項目管制，防止國際資本的大進大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非常必要。

3. 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 經濟增長的背后需要良好的制度設計予以保障。 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不成熟， 資金閑置和資金短缺的結構性矛盾同時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只能訴諸于FDI的流入。 顯然， 這種類型的FDI流入并沒有帶來國際上先進的技術與管理經驗，地方和企業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惠。并且，這種類型的FDI大量流入會造成外匯占款的增加以及貨幣供給的擴張。為了防止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只有采取沖銷政策進行干預， 結果貨幣的收縮又使那些沒有FDI來源的國內企業被迫降低其投資水平，從而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地方和企業的融資需求又不得不更依賴于FDI的流入了。另外，以政績和GDP為導向的地區競爭制度， 使各地方政府都有動力去爭取FDI的流入，FDI在華的超國民待遇也隨之產生。所以，要從制度上消除給予FDI的大量優惠，就需要培育金融市場，使其有效運行。同時，規范地方政府的引資政策，避免其對FDI的盲目重復引進乃至過度引進。

參考文獻：

[1]康子冉. 對外資產結構失衡FDI撤資風險、資產收益率過低并存[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5-08.

[2]張茉楠. 中國對外資產負債的三大風險[J]. 中國經濟周刊，2012（32）.

[3]徐以升. 中國進入“流量凈債務國”之列[N]. 第一財經日報，2013-04-26（A07）.

[4]王永中. 中國外匯儲備的經濟成本[J]. 金融評論，2012（6）.

[5]余永定. 中國國際收支風險不可忽視[N]. 中國證券報，2013-06-14（4）.

[6]蘇曼麗.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全年升值0. 25%[N]. 新京報，2013-01-02（A18）.

[7]楊曉麗，姜向榮，丁華. 跨國公司在華FDI與我國的引資政策思考[J]. 科學與管理，2012（5）.

[8]余云輝. 中國對美開放 為何美國對中不開放[EB/OL]. 新華網，2008-04-08. http：//news. xinhuanet. com/comments/2008-04/08/content_7932685. htm.

[9]楊燁，張彬，高偉. 國資委筑境外經營風險“防火墻” [N]. 經濟參考報，2012-1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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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現代企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體制和政策的關系，對外投資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本文先對現代企業的對外投資做了簡略的解釋說明，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現代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管理的現狀及其原因，尤其是針對一些企業面對的系統和非系統風險做了詳細的介紹，然后根據現代企業對外投資所面臨的現狀，提出了解決我國現代企業投資風險問題的具體方法

關鍵詞 現代企業 對外投資 風險管理

一、現代企業投資風險的認識

企業投資風險是指企業在進行短期或長期投資的過程中，由于對未來情況不了解或不完全解，致使投入的資金不能產生預期的投資效益，導致企業盈利、償債能力下降。由于企業投資環境的不確定性，所以風險也是客觀存在的，任何的投資都存在一定的風險。如果不能及時防范與控制風險，其損失對于企業來說將是巨大而長遠的。因此對企業投資風險成因進行分析，并提供防范與控制的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二、現代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管理的現狀及其原因

（一） 現狀分析

近幾年世界經濟整體回暖，在世界各國對外直接投資整體增長的形勢下，我國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也迅速增長。投資額迅速增加，已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二）原因分析

1.外部風險與內部風險

其主要來源于以下因素： 國家法律、法規及政策的變化。首先，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和發達國家相比，國內政策體系不完善夠成了風險缺陷的重要風險。其次，經濟環境的變化； 科技的快速發展； 行業競爭、資源及市場變化； 自然災害及意外損失也構成了外部風險的重要因素

2.技術風險與財務風險科技的進步

各種新產品新技術不斷涌現， 企業對外投資的技術風險就是企業投資技術更新的風險。而企業的財務風險就是當企業對外投資項目的效益達不到預計要求、現金流動性差， 從而影響企業的盈利能力、資產運營能力和償債能力，使企業面臨財務上的風險。

3.資金市場風險與商品市場風險資金市場風險

產品市場風險主要有消費者與用戶消費嗜好或使用形式的變化、市場容量和市場環境的變化、新產品新技術的產生與發展對原產品市場的影響。首先，.購買力的變化也會帶來投資風險。其次，利率升降引起的投資風險。

三、現代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的解決方法

（一）完善對外投資企業的內部治理結構

加強投資風險管理的組織體系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高效運行的基本前提， 也是企業有效抵御對外投資風險的重要保證。為此，企業具體設計內部控制應遵循以下原則。

1.相互牽制原則

每一項完整的經濟業務活動，必須至少經過兩個具有互相制約關系的控制環節方能完成。這就要求做到：一是不相容職務分離；二是組織機構的相互控制。

2.效率原則

指設計的內部控制制度必須能夠使各部門或人員必須緊密配合，各崗位和環節都應協調同步，各項業務程序和辦理手續需要合理銜接。

3.明晰性原則

企業應當按經營管理活動的需要，劃分為若干個環節，并根據各個環節的需要賦予相應的工作任務和職責權限，規定操作規程和處理手續，明確紀律規則和檢查標準，充分做到職責清楚，權利分明。

4.成本效益原則

即在實行內部控制時，花費的成本要低于由此產生的收益。此外，還要選擇合適的決策控制方式，即對外投資項目進行決策控制時，一要控制企業決策層人員的組成；二要控制決策結果；三要控制記錄。

（二）加強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完善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應該要始終貫穿于企業內部控制的整個過程中。首先，應該建立科學合理的招聘程序；其次是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以及績效管理體系；第三是建立健全員工的培訓教育機制；第四是要建立完善的崗位輪換制度。

（三）加強市場調研，強化風險意識，提升科學決策能力

企業為保證投資決策的科學性，保證投資項目的效益性，應在內部建立戰略研究發展機構，監測行業內最新科研成果、實用新技術和營銷管理等方面的成功經驗。企業內部要建立相應的投資制約機制和激勵制，使每一個投資項目責任到人。同時，投資決策要注意風險的防范與控制。其次，內在的原因還有決策機制不完善，責任制弱化等。

四、構建對外投資風險預警系統

構建對外投資風險預警系統，及時發現和消除風險隱患，必須建立健全科學的風險預警系統。對外投資風險預警系統主要由五個子系統構成，：首要環節是風險信息系統；第二個環節是風險測度系統， 該系統應對收集的風險因素和基礎數據進行鑒別及檢查過濾， 剔除其中的誤導性信息；第三個環節是風險報警系統， 該系統應根據警兆的變動情況， 及時將信息向投資決策者或經營管理者報告；第四個環節是風險矯正系統，該系統應針對風險的性質和影響程度， 提出風險控制預案；第五個環節是自動更新系統， 該系統根據風險矯正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

五、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之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從各方面加快促進并扶持本國的現代企業國際化發展，減少投資風險。在參考各方面文獻和最新統計資料的基礎之上，綜合各家之說，先分析了國外中小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狀況，再針對這些這況，提出了解決的方法。總之，思考并探索適合我國現代企業對外投資發展的道路，是深入研究我國現代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問題的可行之舉。

參考文獻：

[1]劉澄，王大鵬. 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管理研究.特區經濟.2011.06：286-288.

篇4

一、外資并購在我國的發展情況

近年來，我國外資并購從開始起步到日趨活躍，已有長足的發展，這主要得益于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世界經濟總體上保持穩定增長，全球產業結構加速調整，跨國公司整體盈利狀況趨好，為全球外資并購奠定了基礎。另一方面，國內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國內外市場加速融合，相關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為外國投資者實現跨國并購提供了機遇。可以說，外資并購已成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值得我們關注。

首先，外資并購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明顯上升。長期以來，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以新建投資為主，外資并購在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起步，并在外商直接投資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1996―2002年，外資并購額占我國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保持在3―5%左右（1998年除外，當年為1.7%）。2003年以來，我國外資并購與全球外資并購呈現同步發展趨勢，增長速度有所加快，并購額由38.2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55.4億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由7%提高到18.6%（其中外資并購額為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數據，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為國家統計局數據）。

其次，外資并購領域不斷拓展。從產業看，由制造業向金融、房地產等領域逐步拓展。多年來，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投資額占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比例保持在一半以上。但近幾年，特別是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隨著開放領域的不斷擴大，金融、房地產領域的外資并購步伐明顯加快，成為投資額僅次于制造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重點行業。比如，外商投資企業年末外方注冊資本，房地產業由2003年以前的5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35億美元；金融業2003年之前還沒有外方注冊資本，到2007年注冊資本已有143億美元。又比如，外商投資企業年底登記戶數，截至2007年底，房地產業達14741家；金融業達301家，參股、控股中資銀行、保險業已成為國外投資者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重要手段。從制造業內部看，外資并購從一般消費品行業向裝備制造、原材料等基礎性行業拓展。在鋼鐵行業，印度米塔爾公司購買了華菱管線36.67%的股權（歐洲阿塞洛集團擬收購萊鋼公司32.5%的股份），成為并購企業的第二大股東。在裝備制造業，美國卡特彼勒公司已收購山工40%股權；德國博世公司控股了無錫威孚公司。在水泥行業，海螺水泥通過協議轉讓方式向摩根士丹利和國際金融公司出售了14.33%的股份，豪西盟公司通過定向發行方式增持華新水泥股份26.11%。

第三，外資并購的獨資化傾向明顯。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路線非常明晰，往往是先選擇建立中外合資企業，進而謀求外方控股，最后通過外資并購，轉為外商獨資企業。一些跨國公司甚至在建立合資企業時就謀求控股地位。比如，法國達能對樂百氏和娃哈哈所持股份分別達92%和51%，并持有上海梅林正廣和飲用水有限公司50%的股份；世界最大的輪胎生產企業――法國米其林公司控制我國輪胎行業龍頭企業上海輪胎橡膠集團70%的股份；近期可口可樂公司擬全資收購我國果汁飲料第一品牌匯源果汁。統計數據顯示，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的獨資化程度明顯上升。1984―2007年，外商直接投資中外商獨資企業所占比重由3.8%上升到78%，而合資、合作經營企業所占比重分別由40.3%和55.8%下降到20.2%和1.7%。

第四，外資并購的戰略意圖增強。近年來，跨國公司在華并購的主要動機已不僅限于投機性收益，而是旨在通過并購壟斷商品與投資市場，搶占物資技術及人力資源，推進全球經營戰略的成功實施。可以說，跨國公司的并購動機呈現出戰略化的態勢。從并購對象來看，近年來被并購的國內知名和規模企業甚至龍頭企業增多，這些企業或擁有可觀的市場份額，或具有優良的生產資本，或擁有受過良好培訓的技術工人，或經營管理狀況良好，或擁有壟斷性資源等，已成為外資并購青睞的對象。比如，國內最大的柴油燃油噴射系統廠商無錫威孚、國內唯一的大型收割機廠佳木斯聯合收割機廠、中國最大的電機生產商大連電機廠等，紛紛被外資控股并購；工程機械制造業龍頭企業――徐工集團也曾被外資列入并購行列；中國前五大水泥企業都已打上外資的烙印。雖然到目前為止，跨國公司僅是分別對一些骨干企業進行并購，尚未能夠實現戰略性、系統化的并購（即對國內不同地區、同一行業若干骨干企業的并購），尚未構成對關鍵行業、主要領域的威脅，但并購有向系統化、高規格的戰略并購方向發展的趨勢。如美國卡特彼勒并購山工機械后，謀求并購廈工、濰柴動力、上柴等國內工程機械行業的骨干企業，就反映出這樣的趨勢，表明外資具有較強的產業整合意圖，對國內市場的影響也更為顯著和深遠。

二、外資并購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影響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合理引導和利用外資并購等方式的外商投資，在提升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激勵自主創新，推動產業升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就推動國內產業發展而言，外資并購的積極作用突出表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改革開放初期，投向我國的外資大多熱衷于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是看重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單項外資項目規模小、技術含量低。外商投資行為發展到外資并購后，跨國公司可以更方便地控制企業的生產要素，放心地將先進技術逐步轉移到國內。近年來，一大批高新技術項目、資金密集型項目投資大幅增加，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研發中心也明顯增多，促進了我國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支柱的形成。

另一方面，有利于促進國內產業的國際化。外資并購后，跨國公司為提高當地化程度，會加大當地采購的力度，且對配套企業提出相應的技術標準，從而帶動和促進了一批配套產業的發展，形成以跨國公司為中心的新型配套產業群。同時，國內企業可以更好地利用跨國公司營銷渠道，使我國內產品進入跨國公司的采購系統，進而帶動相關產業的國際化。

在看到外資并購活動積極作用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外資并購日漸向我關鍵領域和重點企業滲透，其意圖已很難說是完全商業性的，而是具有明確的戰略指向。從長期看，外資并購特別是惡意壟斷性并購，對我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帶來的隱患不容忽視。具體來說，外資并購特別是壟斷性并購的不利影響和潛在威脅，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形成對國內某些行業的壟斷，擠壓民族企業和先導性幼稚產業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外資在某些產業的壟斷性并購使國內相關產業失去成長壯大的機會，影響未來的產業競爭力。一方面，外資在有關產業的壟斷性并購提高了產業進入的門檻，使國內企業和資本被擋在大門之外。另一方面，外資壟斷性并購加深了我經濟發展對外資的依賴性。跨國公司通過對品牌、核心技術、行業標準的壟斷，控制了整個產業鏈的最高端，而國內廠商只能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在跨國公司劃定的規則下亦步亦趨。

二是強化對相關產業核心技術的控制，影響我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長期以來，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是利用外資的重要目標之一，“以市場換技術”是基本策略。但從我國外資并購的實踐看，中方企業被跨國公司并購后，企業的自主技術研發受制于跨國公司的戰略安排，往往只進行適應市場變化的適應性研發，而難以開展提升企業競爭力、促進企業長遠發展的創新性研發，致使核心技術受制于人。

三是造成國有資產價值低估，國有資產流失現象時有發生。與其他國家外資并購案相比，我國外資并購最大的區別在于，許多外資在中國的并購目標是國有企業。目前外資并購方式多為財務性并購，而中方企業急于解決資金緊張和推進改制，往往出現資產價值評估方法的不科學、土地定價脫離實際、協議收購價格低于企業實際價值的現象，造成國有資產縮水甚至流失。有的國有企業在出售過程中，內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缺乏和外資企業公平競爭的條件，并購程序不規范，并購價格沒有經過充分的競爭，在部分外資并購案中存在較為嚴重的國有資產流失問題。此外，也有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給外資企業爭相讓渡優惠政策，放棄必要的審查和監管，也是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原因之一。

四是某些并購案涉及敏感性戰略產業，給國家經濟安全埋下隱患。目前，外資已開始并購我一些重要行業，雖然其在股權上尚未形成控股地位，投資規模不大且國別較為分散，但如果開放過度，將會削弱國家對重要戰略產業的控制力，甚至可能對宏觀經濟穩定運行產生沖擊。如不加以科學合理的引導和控制，長此以往，很可能危及我國家經濟安全。

三、規范外資并購行為、維護國家產業安全的對策建議

外資并購已成為我利用外資的一個重要方式，未來還將對國內經濟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我們在積極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要客觀分析、理性引資，努力避免和消除對我產業安全和國家經濟安全的不利影響，不斷提高開放質量。針對外資并購的實際情況，當前要突出抓好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發揮國家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目前我國還沒有專門制定針對外資并購的產業指導政策，隨著外資并購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日漸增大，有必要在制定《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的基礎上，使產業政策與外資政策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細化外資并購的相關產業政策，突出鼓勵外資并購的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和重點地區，并制定相應配套政策，合理引導外資并購方向。比如，側重吸引技術含量高，有利于提高全行業水平和國際競爭力的外資；重點吸引跨國公司的區域研發中心落戶，帶動我國相關產業研發水平的提高；引導外資流向發展相對滯后的農業和服務業，流向中西部地區，等等，真正使外資為我所用，更好地發揮對國內產業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針對地方政府追求短期經濟利益，盲目引入外資并購本地企業的問題，在運用經濟、行政手段的同時，要注重發揮產業政策對地方經濟的引導作用，增強地方政府的全局意識，促進中央和地方政策目標的協調一致，防止地方政府對外資并購的盲目性偏好。

二是加快完善法律法規體系。近年來，隨著外資并購在我國的發展，我國對外資并購的監管也不斷調整，出臺了一系列規范外資并購的法律法規，但總體上看，這些法律法規對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產業和領域規定尚不明確，且各個法規之間系統性欠缺，可操作性不強。應抓緊對現有的相關法律法規進行必要的梳理，明確國家經濟命脈的關鍵領域和重點行業，對涉及這些領域和行業的外資并購方式、并購規模等作出具體的禁止或限制性規定。針對國有資產流失問題，要盡快出臺有關外資并購國有企業資產評估的準則，規范國有資產評估程序，完善評估方法，及早建立科學的評估體系，特別是要注重對無形資產、賬外資產的評估，最大限度地防止外資并購中國有資產和本土品牌價值的流失。

三是盡快建立有效的監測預警體系。要研究建立外資并購的定期評估制度，對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的外資企業進行市場占有狀況進行評估，設定分領域、分行業的外資并購風險等級，及時預警信息，通過建立相應的指標體系，協調相關產業管理部門，及時動態地跟蹤戰略性產業的發展。要注重分析外資并購的具體形式及其可能的效應和影響，分析外資并購的溢出效應和我國的配套能力與技術的消化吸收能力，在實現最佳外資并購效益的前提下，有效防范并購帶來的經濟安全風險，把握對重要戰略行業、重點企業的控制力和發展主導權，確保產業安全。針對當前全球金融危機向縱深發展，國際資本異動頻繁的問題，要加大對并購資本尤其是財務性并購資本的監控力度，嚴密防范并購資本“大出”對我產業安全造成的沖擊。要從國家產業安全和經濟安全的層面設定更為嚴格的審查標準，對重大并購及惡意并購制定更嚴格的審查制度，對可能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敏感行業的外資并購要重點關注，采取更嚴格的限制或懲罰措施。

四是采取綜合措施防止外資并購形成行業壟斷。一方面要堅決貫徹落實《反壟斷法》，創造有利于實施《反壟斷法》的體制機制環境和社會氛圍。盡快出臺《反壟斷法實施細則》，提高《反壟斷法》的可操作性。加大《反壟斷法》宣傳力度，培養市場主體主動利用法律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充分發揮《反壟斷法》在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競爭和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降低部分行業的“進入門檻”。要在法律、行政法規等方面實行寬松政策，放松經營許可證的發放，放寬經營范圍和經營條件，努力降低有關行業的“進入門檻”，增加競爭者，使競爭機制更有效地運行。同時，要大力扶持中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在反壟斷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當前部分地區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面臨一系列困難的情況下，要在融資、進出口信貸、技術引進、稅收等方面制定優惠政策，對中小企業進行大力扶持，充分發揮中小企業有利于活躍市場競爭、防止壟斷的作用。

篇5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海飛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新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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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護幼稚產業的若干原則

無論是亞當·斯密的絕對成本論和大衛·李嘉圖的比較成本論，還是赫克歇爾和俄林的要素稟賦論，都認為實行自由貿易能夠增進全人類的利益，對各國均有好處。但是在現實中，各國卻堅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況且自由貿易的基本假定與當今世界經濟的壟斷競爭市場和規模經濟遞增的現實完全不符。在理論上，許多經濟學家主張一國應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護幼稚產業。在實踐上，當今世界的大多數國家，特別是后起的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政策中都含有保護幼稚產業的政策成分。也就是說，保護幼稚產業是大多數國家對外貿易政策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通過保護幼稚產業促進幼稚產業發展，使其在國際市場上擁有競爭優勢而謀取遠期的動態比較利益。然而，保護幼稚產業是一項有風險的事業，從歷史上看，成功與失敗的例子都有。為了取得大于近期保護成本的遠期的產出，政府在保護幼稚產業的操作中應考慮以下原則：

1.科學選擇幼稚產業。選擇幼稚產業失誤被認為是保護幼稚產業的風險之一。并非所有的尚未成長起來的產業都是幼稚產業。綜合漢密爾頓、李斯特、約翰·穆勒、小島清、赫爾普曼、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幼稚產業大致有四個方面的特征：（1）具有潛在動態比較優勢。幼稚產業應是有發展前途的產業，盡管近期內尚不具備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但是在保護一段時期之后該類產業能夠成長起來，并在逐步取消保護之后有能力參與國際市場競爭。（2）遠期的產出要大于近期的保護成本。幼稚產業保護是有成本的，如消費者福利的損失、生產效率的降低、資源配置及利益分配的扭曲等等，這些成本必須要小于遠期的產出。（3）具有規模經濟遞增的性質。在規模經濟遞增的條件下，大規模企業具有邊際成本低的優勢。為規模經濟遞增的幼稚產業提供貿易保護，能夠促進本國企業充分利用國內市場擴大規模，從而有利于本國企業通過擴大產量和邊干邊學的動態發展以不斷降低邊際成本。（4）具有一定的外部經濟性。幼稚產業的發展對其他產業的發展，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應具有促進作用。同時，為幼稚產業提供貿易保護要有利于國民經濟結構的動態變化，順應產業結構升級的規律，并有利于要素利用率的提高。

2.隨著幼稚產業的發展遞減保護力度。為幼稚產業提供貿易保護成本之一是生產效率的損失，即企業在貿易保護下缺乏競爭動力而不思進取，不盡最大的努力把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相對于X—無效率造成的損失，壟斷和關稅的福利損失是較小的。我國汽車產業效率低下便是例證。我國汽車產業在高度貿易保護下成長了40多年，幾乎成了“老幼稚工業”，仍處于效率低下的水平，若不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資本、技術及管理經驗，可能連今天的成就也不會有。保護幼稚產業的目的不是為了保護而保護，而是為了把其培養成為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產業，如果達不到此目的，還不如不保護。一般說來，保護時限越長，保護成本越大，效率損失也越大，但是保護時限過短，又達不到保護的目的。同時，保護力度越大，保護成本越大，效率損失也越大，但是保護力度過小，也達不到保護的目的。因此，科學確定保護時限和保護力度是十分重要的。在選準幼稚產業之后，政府應制訂在一定期限內保護幼稚產業的目標，并制訂隨著幼稚產業的成長遞減貿易保護力度直至完全廢除的方案。

3.盡可能地避免與他國的貿易戰。貿易戰是一把雙刃劍，傷人又傷己。從理論上講，在國際貿易中的兩國都選擇合作是最優決策，都選擇不合作是最不好的決策。但是，在單次博弈的情況下，兩國往往選擇不合作；在重復博弈的情況下，兩國往往會總結上次選擇的教訓而選擇合作。在國際貿易中，多邊、雙邊協議對締約方是有約束作用的，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的作用也不可低估。WTO提供了一種集各種政治方法、法律方法和準法律方法的綜合性的爭端解決機制，其實質在于求得有關爭端的有效解決，維持和恢復爭端當事國依照有關協議的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WTO的有關協議是120多個締約方之間的多邊協議，體現著國際規范，況且我國加入WTO是遲早的事。WTO并不反對在一定條件下的貿易保護。為了避免因為保護幼稚產業而與他國發生貿易戰，政府應采取符合WTO有關協議的貿易保護的措施和力度。一旦發生了貿易戰，政府應通過外交途徑，盡可能地達成雙邊協議，選擇合作對策解決貿易戰。

4.考慮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口的替代作用。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三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逐步被取消，國內企業將和“三資企業”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競爭。一國為幼稚產業提供保護實際上是為幼稚產業中所有企業提供保護。保護程度與受保護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顯著相關。一般說來，保護程度越高，受保護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就越大。因為，貿易保護程度越高，兩國間的交易費用越大，而外商的直接投資正是將這種高昂的交易費用內部化的方式。政府在確定貿易保護程度時應考慮外商直接投資因素。在我國，飲料行業的有效保護率高達340％，汽車行業的有效保護率高達293％。這種過高的有效保護率促進了外商對受保護產業的直接投資，換句話說，外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繞過了高度貿易壁壘，進入了龐大的且充滿著誘惑力的飲料市場和汽車市場。因此，在確定貿易保護程度時，忽略分行業外商直接投資對進口的替代作用是危險的，因為進口關稅率過高會引致外資流入增加而不能轉移租金或使得保護失效。

二、新形勢下保護幼稚產業措施的選擇

為幼稚產業提供貿易保護的措施主要有進口關稅、進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政府采購、反傾銷、反補貼等。在組合運用這些貿易保護措施時應考慮以下四個方面的問題：

1.以WTO的有關協議為準則調整貿易保護措施的組合。進口關稅保護原則是WTO的一項基本原則，因為與非關稅保護措施相比，關稅措施具有較高的透明度和非歧視性，便于其他國家和貿易經營者辨析保護的程度。在肯定進口關稅保護原則的前提下，該組織還主張通過多邊談判遞減進口關稅以促進貿易自由化。可見，盡管進口關稅保護是WTO所倡導的，但是進口關稅水平的上限有一定限制。此外，WTO并不反對在一定條件下采取非關稅措施保護幼稚產業。事實上，由于進口關稅保護功能的弱化，各國越來越重視非關稅措施的保護作用。但是，在我國保護幼稚產業措施中，進口關稅水平為23％，仍高于發展中國家的13％—15％的平均關稅水平，同時對非關稅措施的運用不夠。光等近期的研究表明，我國的貿易保護程度并不高，遠低于日本。在選定的25種產品中，我國的關稅和非關稅措施等價的加權平均值為43.29％，其中經過調整的關稅率為21.74％，非關稅數量限制的關稅等價為21.55％。日本采取價值量方法對1989年五大類產品（食品和飲料、輕紡產品、金屬產品、化工產品、機械產品）的貿易保護程度進行了估計，關稅和非關稅數量限制的關稅等價為178.2％，其中平均實際關稅率為4.7％，非關稅數量限制的關稅等價為173.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大幅度調整了貿易保護措施。1996年4月1日，我國不僅大幅度地將進口關稅水平由35.9％降至23％，還取消了176種商品的進口配額，削減配額商品約30％。這次大調整大大降低了我國的貿易保護程度。以WTO的有關協議為準則進一步調整貿易保護措施的方向是：將進口關稅率由23％降低至15％左右，同時靈活運用WTO的有關協議賦予發展中國家的保護幼稚產業的措施。

2.使既定的進口關稅水平發揮最大的功能。我國進口關稅水平的上限可確定為15％左右，且這一進口關稅水平還會隨著全球貿易自由化進程而遞減。其原因：一是因為我國的貿易政策取向。我國的貿易主管部門于1995年5月宣布，我國將積極推進貿易自由化，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能與世界通行的貿易制度接軌的自由貿易制度，而高于發展中國家平均關稅水平的關稅政策是與這一制度不相容的。二是因為我國履行國際多邊、雙邊協議的客觀需要。近年來，WTO的有關締約國對我國申請加入該組織提出了苛刻的降低進口關稅水平的要求，亞太經合組織的有關協議及我國對外簽訂的有關雙邊協議也驅使我國把進口關稅降低至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為了使既定的進口關稅水平發揮最大的功能需要考慮四個方面的措施：（1）給予幼稚產業適當的進口關稅保護。對于沒有發展前途的商品及已具有競爭優勢的商品，應盡快降低關稅水平。眼下，我國的紡織品、服裝與鞋帽、食品等已具備競爭優勢，再保持較高的進口關稅率是不妥的。（2）注重有效保護率的運用。有效保護率是衡量某個行業或產品的有效保護程度的指標。我國1996年的關稅結構從上游產品至下游產品呈逐漸上升的格局，總的說來這種格局有利于有效保護水平的提高。但是，仍有一些產品，如船舶、火車、電力等處于負保護狀態；另一些商品，如儀器儀表、飛機等有效保護率大大低于名義關稅率。盛斌在1996年的研究表明，化纖、鋼鐵、有色金屬、電子通訊等行業的實際保護率仍是偏低的，應實施適度的有效保護，以促進這些產業充分發揮動態的學習曲線效應降低生產成本。（3）強調最優關稅率的運用。征收最優進口關稅有利于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最優關稅率與市場結構密切相關。當國內外市場為完全競爭時，把進口關稅水平最好定為T，T＝l／S，式中S為進口商品的供給價格彈性；當國內外市場為壟斷競爭時，把最優關稅率定在怎樣的水平上，不僅要考慮購買外國商品的支出份額，而且要考慮國內外產品之間的替代彈性。最優關稅率的確定還應考慮外國廠商的壟斷程度。外國廠商的壟斷程度越高，其獲得的壟斷租金R就越高，R＝P－MC，式中P、MC分別為價格與邊際成本。要在外國廠商壟斷度的基礎上制定壟斷租金轉移的從價關稅率，以抽取外國出口廠商的壟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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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跨境人民幣業務；現狀；建議

JEL分類號：E58；F3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12）08-0026-04

我國于2009年初啟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經過三年多的努力，跨境人民幣業務已經從最初的貿易結算擴大至資本項下結算，相關政策體系不斷完善，業務量迅速增加，取得了明顯進展。本文著眼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總體方向，結合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現狀，分析其發展的內生動力機制，提出進一步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的粗淺建議。

一、跨境人民幣業務相關政策的推出及實施情況

（一）跨境人民幣業務政策體系的逐步建立

2008年12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批準廣東和長三角地區與港澳地區、廣西和云南與東盟地區的貨物貿易開展人民幣結算試點，這標志著人民幣區域化開始了“破冰之旅”。在之后的三年時間里，通過不斷完善政策體系，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地域范圍和業務范圍均實現了全面擴展。

1、從業務開展的地域范圍看，由最初五個試點城市逐步擴展至全國。200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聯合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決定在上海、深圳、廣州、珠海、東莞五個城市推出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2010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境內試點地區由5個城市擴大到20個省市，境外地域由港澳、東盟地區擴展到所有國家和地區。2011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地區的通知》，將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內試點區域推廣到全國。

2、從跨境人民幣使用的業務范圍看，從最初的貨物貿易逐步推廣到了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并開始從經常項目向資本項目擴展。2009年7月，中國人民銀行頒布《實施細則》，針對貨物貿易中跨境人民幣結算的操作模式和結算流程作了具體規定。2010年6月，在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有關問題的通知》中，跨境人民幣結算的業務范圍增加了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同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境外人民幣清算行等三類機構運用人民幣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試點有關事宜的通知》，允許境外央行、清算行、參加行三類機構使用人民幣資金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2011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制定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便利境內機構以人民幣開展境外直接投資，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同年10月的《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管理辦法》明確了境外地區的企業和經濟組織可使用人民幣來華開展直接投資。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的指導意見》，落實了境外項目人民幣貸款的相關操作。至此，跨境人民幣業務范圍由經常項目擴展至部分資本項目。

目前，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政策體系已初步建立。在經常項目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方面，人民幣資金結算、清算流程，以及出口退（免）稅和進出口報關政策等已經明確。在資本項目下跨境人民幣結算方面，境內企業可以使用人民幣開展境外直接投資，銀行和境內機構可向境外項目和企業發放人民幣貸款，境外企業和經濟組織可使用人民幣來華開展直接投資，境外央行、清算行、參加行等機構可使用人民幣資金投資境內銀行間債券市場。

（二）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現狀和未來趨勢

自2009年開展試點工作以來，在各參與方的積極努力下。跨境人民幣業務不斷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與境內發生跨境人民幣實際收付業務的境外國家和地區已達181個，各項業務規模穩步擴大。在試點之初的2009年，全國辦理跨境人民幣結算108億元，而伴隨著有關政策的推進實施，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在2010年開始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快速增長，當年達到5063億元，同比增長了近46倍。至2011年末，銀行累計辦理經常項目下人民幣結算業務金額2，08萬億元。與此同時，資本項下人民幣結算量也穩步增長。截至2010年末。各試點地區共辦理人民幣跨境資本交易逾700億元。2011年，銀行累計辦理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結算金額201.5億元，外商直接投資結算金額907.2億元。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2011年金融統計數據報告》，其中2012年一季度數據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公開數據。

綜合各方面因素，跨境人民幣業務未來仍將保持快速發展的態勢。從政策面來看。政府關于人民幣跨境使用相關政策措施將不斷出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國家戰略將不斷推進，這些都有利于促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從經濟基本面來看，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圍內推進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二、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的內生動力機制

（一）各主要參與方在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中廣泛受益

跨境人民幣業務的主要參與者包括政府部門、境內外的企業和銀行，他們在參與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過程中互利共贏，形成了促進該業務發展的內在動力。

1、對于政府部門而言。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兩個方面。一是實施國家戰略的需要。跨境人民幣業務是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切入點，跨境人民幣業務的推進和實施直接影響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進程。二是解決我國向貿易強國發展與貨幣非國際化的矛盾的需要。我國作為一個國際貿易大國，只使用外幣結算使企業承擔了較大的匯率風險。只有更多地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幣，才能更好地保障我國企業在對外經貿活動中的利益。

2、對于境內企業而言，跨境人民幣業務首先有利于規避匯率風險，節約匯兌成本，增強價格競爭力。據估算，以人民幣結算的交易成本比以外幣結算的交易成本平均低2至3個百分點。其次，與使用外幣結算相比，使用人民幣結算無需進出口貿易核銷，人民幣結算出口退稅等手續也更加便利，在實際操作中為企業提供了諸多政策性便利。第三，使用人民幣結算不占用企業外債指標，為企業提供了更多的商業機會。

3、對于境內金融機構而言，借助跨境人民幣業務可以將自身的本幣經營優勢擴大到國際市場，有利于推動其國際化發展。國內金融機構在提供外幣產品和服務上與大型跨國金融機構相比缺乏競爭優勢。伴隨人民幣跨境使用，我國金融機構可以充分發揮人民幣負債業務體量大、人民幣資金清算便利等優勢，為境外主體和我國“走出去”企業提供更多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金融服務和國際化經營水平。

4、從境外企業的角度來看，他們接受人民幣結算的動機主要是能獲得持有期的貨幣升值收益，因而形成了升值預期背景下人民幣跨境使用快速發展的局面。但隨著2011年底以來人民幣“單邊升值”趨勢的改變，明顯影響了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的信心。

5、從境外銀行的角度來看，參與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一是能夠滿足其客戶追求人民幣收益的需求，為客戶提供更豐富的服務：二是能夠將其國際化經營的優勢擴展到人民幣市場，有利于擴大其在中國境內的業務機會。

綜上所述，跨境人民幣結算各方參與者之間的利益是互相促進的。在政府的力推下，跨境人民幣結算各項政策的出臺為境內企業提供了顯著的貿易投資便利，順應了融入全球市場的發展需求，也給境內銀行帶來了新興業務機會，受到境內企業和銀行的普遍歡迎和積極參與。境外企業和銀行也由于中國經濟前景向好、人民幣持續升值而產生了持有人民幣的強烈需求。因此，各方存在的共贏空間，成為過去一段時間內推動跨境人民幣業務快速發展的內生動力。

（二）當前跨境人民幣業務持續、健康發展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1、要深入研究不斷強化“非單邊升值”條件下境外機構的人民幣持有動機問題。去年年底以前，人民幣基本呈“單邊升值”的態勢，但是，此后由于海外掀起的一輪看空中國以及人民幣的浪潮，引發了人民幣貶值預期，影響了離岸市場主體持有人民幣的信心。因此，我們應當探索和擴大人民幣資金回流機制，拓寬境外人民幣投資渠道，為境外參與者通過人民幣分享中國經濟的發展成果提供有效途徑，進而增強境外參與者對人民幣的信心，改變人民幣跨境使用對升值預期的依賴。

2、要深入研究重點謀求我國政府和金融機構對于境外人民幣的定價權問題。人民幣的定價權是我們掌控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核心環節。在境外主要參與者的推動下，香港形成了人民幣離岸市場，逐步成為境外人民幣留存、定價、交易和結算的中心。并開始對在岸市場價格產生影響。由于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人民幣定價是多方機構博弈的結果，中資機構難以掌握絕對的定價權。隨著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掌控定價權日顯緊迫。

3、要深入研究進一步協調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問題。從過去兩年的數據看，廣東、深圳借助香港離岸市場較為發達且企業對人民幣接受度高的優勢，北京借助央企集聚的優勢，跨境人民幣業務量均領先于上海。上海地區外資金融機構較多。跨境人民幣業務呈現多元化發展的特點，例如上海銀行業為外資同業的清算服務就在行模式的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雖然未納入跨境人民幣結算量的統計范疇，但這些清算服務為今后中資機構主導人民幣的交易、定價和清算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隨著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的進一步完善，國家需要上海為人民幣跨境使用提供更有力的支撐。特別是當前人民幣在香港離岸市場的大量留存以及境內外市場價格的差異，引發活躍的套利交易，不利于上海作為人民幣在岸中心發揮定價作用及影響力。有悖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決策初衷。因此，需要統籌實施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人民幣國際化兩項國家戰略。

三、進一步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發展的有關建議

（一）政府部門應加強統籌協調，進一步發揮對市場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1、央行作為跨境人民幣業務的主管部門，是政策的主要設計者和實施者，在統籌各方利益、選擇政策推進方向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前，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弱化的背景下，要強化境外機構持有人民幣的信心，必須進一步拓寬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增強人民幣的流動性。因此，建議央行協調相關部門加強人民幣回流機制建設。首先，除了做好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出口渠道的人民幣回流外，還要充分發展包括股票、債券和衍生品的人民幣產品市場，提升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水平，強化人民幣在岸市場功能，使人民幣成為境外資產的儲備和投資工具。其次，積極穩妥地擴大人民幣QFII試點范圍，允許更多的境外主體將合法獲得的人民幣資金通過QFII渠道進入境內資本市場，擴大境外人民幣使用范圍。第三，適時啟動國際板股票市場建設，引進與中國經貿關系緊密的境外企業，在中國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股票。鼓勵境外人民幣回流投資國際板股票市場。

2、建議海關總署、稅務總局及商務部等職能部門完善政策，簡化流程，鼓勵和引導企業走出去。一是建議商務部通過行業協會，就WTO框架下的貿易規則，加強對企業的輔導和政策咨詢，幫助企業科學合理地運用規則保障自身合法權益。二是進一步細化和實施具體操作辦法，簡化業務手續和辦理流程。建議海關加強全國聯網協作，在保證貿易真實性的前提下，簡化手續，提高報關工作效率。建議稅務部門根據報關單和有關結算證件及時辦理出口退稅手續。

（二）全力推進以金融市場為核心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為人民幣跨境使用提供創新、交易、定價和清算平臺

1、積極推動本地金融市場國際化，為境外持有者提供人民幣投資“資產池”。人民幣產品市場建設既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驟。要配合拓寬境外人民幣資金回流渠道，以債權型金融產品市場為重點，進一步拓寬和擴大境外投資者和發行主體參與上海金融市場的渠道和規模，允許境外企業和機構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積極有序推進金融市場對外開放，逐步擴大人民幣產品在國際金融市場的份額，爭取早日使上海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定價中心，充分發揮上海金融市場在服務我國金融對外開放和人民幣跨境使用中的重要作用。

2、切實增強金融機構跨境人民幣產品的創新能力。支持在滬金融機構創新服務模式，擴大業務范圍。拓展服務區域。積極創新跨境人民幣貿易融資產品，大力開展對境外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等各類境外投資和合作項目的人民幣貸款業務，滿足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對本幣貸款的需求。推動跨境人民幣結算的境外參加銀行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研究境內銀行開辦面向境外人民幣持有主體的代客理財業務試點，進一步暢通境外人民幣資金的回流渠道。

3、大力加強上海金融市場的制度和基礎設施建設。以上海清算所為核心，進一步完善支付清算系統，健全登記、托管、交易和清算制度。根據人民幣跨境使用進程和市場需求，支持在滬金融市場將交易系統的報價、成交、結算、清算以及交易信息等功能延伸到境外，發展支持多幣種產品交易和清算能力。支持各商業銀行在上海設立全行資金清算機構，吸引更多的境外參加行開立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

（三）商業銀行要積極實施國際化戰略，拓展跨境人民幣業務

1、有計劃、有步驟地在境外重點區域增設分支機構。要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為契機，有計劃地在境外重點區域如東南亞國家和其他周邊國家以及重要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增設分支機構，以便直接為境外企業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下一步也可在當地監管政策允許范圍內開展人民幣存款、兌換、匯款、貿易融資等業務。這不僅有利于中資銀行擴大跨境人民幣業務范圍，長遠看還有利于其實施國際化經營戰略。

2、有重點地在人民幣流通程度較高的區域培育客戶群。目前境外人民幣流通程度較高、結算需求較大的區域包括港澳地區、東南亞國家以及俄羅斯、韓國等周邊國家。跨境人民幣業務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幣結算提供了安全、便捷的渠道。商業銀行可以將這些區域作為重點目標市場。發揮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優勢，在人民幣結算需求較強的企業中培育自身的跨境企業客戶群。

3、積極穩妥地創新跨境人民幣產品，豐富服務內容。積極創新資本項下的跨境人民幣產品，通過豐富相關金融產品的種類、做好境內企業赴海外融資及海外發債回流內地的配套服務。創新離岸人民幣產品，為企業在全球范圍內使用人民幣提供保值增值服務。

4、有針對性地擴大人民幣海外清算網絡。“清算行”和“行”兩種試點模式中。前者只限于有人民幣清算行的香港和澳門地區，在國際市場上推行人民幣結算還主要依賴“行”模式。因此，商業銀行要加強與境外金融機構的合作，進一步擴大人民幣海外清算網絡，不斷拓寬跨境人民幣業務的開辦渠道。

篇8

今年上半年，工業經濟表現出良好增長態勢，效益水平好于預期。一是生產增速加快。 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14460億元，同比增長11．7％，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 ，其中一季度增長10．9％，二季度增長12．5％；輕、重工業同步增長。輕、重工業完成增 加值5698億元和8762億元，分別增長11．8％和11．6％。二是產銷銜接良好。工業產品銷售 率為97．11％，同比提高0．36個百分點。工業產品出口增速明顯加快。出貨值8668億 元，增長18．4％，同比提高7．3個百分點。三是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益有所提高。1月～5月 ，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750億元，同比增長2．8％，改變了前4個月下降的局面。經濟效益綜 合指數為120．31，同比提高2．25點，其中流動資產周轉率加快0．06次，全員勞動生產率 提高6944元/人，資產負債率下降0．65個百分點。

從重點監測的14個工業行業情況看，上半年，煤炭、醫藥、煙草、機械、輕工、建材等 10個行業增速同比都有不同程度提高，有色、冶金、電子、電力4個行業增速有所減緩。

機械行業增勢良好

上半年，在投資需求拉動下，機械行業呈現出快速增長勢頭。全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89 08億元，同比增長20．9％，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2．2個百分點。主要機械產品中，內燃機 、高精度機床、數控機床、冶煉設備、發電設備、包裝機械、復印機械產量增幅在20．5％ ～73．5％。汽車市場持續處于熱銷狀況，產、銷同步增長，產量同比增長30．3％，其中載 貨汽車、客車、轎車分別增長33％、23％和33．2％。

當前，機械行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機械產品總體上供過于求，加工能力嚴重閑置； 二是重大成套裝備價值量大、生產周期長，生產企業流動資金緊張。

今年以來，電子行業繼續保持快速增長，但增長結構發生變化。上半年，電子行業完成 不變價總產值6917億元，增長22．1％。其中，計算機制造業、日用電子器具制造業、電子 元器件制造業產值分別增長41．3％、34．6％和19．8％，增速同比加快12．5、28．6和9． 1個百分點；而去年支撐電子行業快速增長的通信設備制造業由于受投資下降(1月～5月郵電 通信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24．6％)等因素影響產值僅增長1．4％，同比減緩56．5個百 分點。主要電子產品中，移動通信產品、家庭視聽產品產銷兩旺，背投彩電等高端產品市場 發展迅速，手機、彩電、激光視盤機、背投彩電等產品產量增幅在36％～140％，產銷率超過100％。

出口是拉動電子行業快速增長的主要力量。上半年，電子行業出口占行業產值的比重為 48．1％，出貨值增幅達40．4％，同比提高23．6個百分點；出口對行業增長的貢獻率 為86．7％，同比提高56．3個百分點。無線電話、微型計算機、彩色電視機、激光視盤機、 集成電路等主要出口產品增幅在30％以上。

醫藥行業增長加快

上半年，醫藥行業不變價產值1527億元，同比增長20．7％，增速同比加快4．8個百分 點，其中化學制藥工業增長22．8％，同比加快6．8個百分點；中藥工業增長14．1％，減緩 0．6個百分點。出口增長加快。上半年，醫藥行業完成出貨值同比增長20．8％，增幅 同比提高13．3個百分點。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生產步伐加快。上半年，在我國醫藥商品出 口貿易中，來料加工貿易的比重達30％。但值得關注的是，今年以來，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投 資進口的設備貿易額下降，表現出投資后勁不足跡象，部分醫藥企業也反映今年外商直接投 資減少、新簽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額下降。

今年以來，石化行業積極適應入世后的形勢變化，強化內部管理，落實總量調控的各項 措施，總體運行情況基本平穩。上半年，全行業不變價產值4889億元，同比增長12．1％， 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0．7個百分點。原油產量8269萬噸，增長1．8％；進口3288萬噸，增長 3．3％；出口346萬噸，下降2．8％。原油加工量10018萬噸，下降1．4％。6月底，成品油 庫存超過一千萬噸，雖比年初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合理庫存水平。

化學工業不變價產值3459億元，同比增長14．9％，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3．6個百分點 ，持續去年下半年的回升態勢。化肥產量1843萬噸，增長12％；農藥產量47．6萬噸，增長2 2．2％。燒堿產量389萬噸，增長9．4％；純堿產量486萬噸，增長9．5％。乙烯產量255萬 噸，增長4．7％。輪胎外胎7792萬條，增長13．3％。

產品結構調整取得明顯進展。原油加工企業汽煤柴油收率達到60．9％，同比提高1．02 個百分點；生產柴汽比為1．85，提高0．12。尿素產量在氮肥中的比重提高1個百分點，高 濃度磷復肥在磷肥中的比重提高2個百分點；除草劑在農藥中的比重提高2．7個百分點。離 子膜燒堿在燒堿中的比重提高1．5個百分點。

原煤產量增長過快

上半年，煤炭行業不變價產值514億元，同比增長22．8％，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8．1個 百分點。全國原煤產量59733萬噸，同比增加9942萬噸，增長20％，達到近幾年同期最高增 長水平；其中，國有重點煤礦產量33968萬噸，增加5254萬噸，增長18．3％；國有地方煤礦 12377萬噸，增加2947萬噸，增長31．2％；鄉鎮煤礦13387萬噸，增加1740萬噸，增長14．9 ％。

從市場供需情況分析，上半年，煤炭行業生產快速增長的原因：一是需求增加，為煤炭 增產提供了市場空間。冶金、電力等重點耗煤行業生產增速較高，鋼、焦炭產量和火力發電 量分別增長21％、9．5％和10．3％；二是企業供給能力增強。國有煤礦普遍加大了安全生 產投入，增強了生產后勁，產出能力提高；三是部分小煤礦通過驗收合格取得“四證”后， 相繼恢復了生產，6月份，鄉鎮煤礦產量同比增長74．3％。

從總體上說，煤炭市場供大于求。由于產量增長過快，煤炭市場總體處于飽和狀態，煤 礦存煤已連續第4個月上升。煤炭價格開始走低。3月份以來，華東地區和秦皇島港市場煤價 格持續下降。

上半年，輕工行業生產、銷售同步增長，出口保持一定增幅，呈現出多年少見的快速增 長局面。全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10101億元，同比增長17％，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1．9個百 分點，其中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日用電器制造業分別增長19．6％、21．5％和19．8 ％；產銷率96．28％，同比提高0．04個百分點。輕工行業作為對外開放早、開放程度高的 行業，通過合資、合作和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生產裝備和技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別是家 電行業，具備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能力，加入世貿組織進一步拓展了輕工行業向海外市場發 展的空間。上半年，輕工行業出貨值增長16．9％，增幅同比提高4．5個百分點，其中 家電增長28．4％。

今年以來，紡織行業抓住加入世貿組織后的有利時機，努力開拓國際市場，生產、出口 增幅回升。

上半年，全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4491億元，同比增長13．3％，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 4個百分點。主要產品中，紗、布產量分別增長12．3％和9．8％，化纖、服裝產量分別增長 22．9％和9％。

加入世貿組織后，西方一些主要貿易國家取消了對我國部分出口紡織產品的配額限制， 為擴大這些產品出口創造了有利條件。

據海關統計，上半年，紡織品服裝出口262．5億美元，同比增長6．8％，增幅比去年同 期提高3．9個百分點。其中紡織品93．7億美元，增長11．5％；服裝168．8億美元，增長4 ．3％。

值得關注的是，由于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紡織工業發展前景看好，社會投資熱情看漲，尤 其是江蘇、浙江、廣東等地興辦紡織服裝企業非常踴躍。如常州地區近期開辦的服裝企業達 200多家。紡機進口增長迅速，1月～5月，全國進口無梭織機9776臺，增長33％；針織機械1 ．34萬臺，增長50％以上；縫紉機34．2萬臺，增長20％；印染機械2184臺，增長1倍多。國 內無梭織機、工業縫紉機甚至出現脫銷現象。這種形勢發展下去，紡織行業市場競爭將更趨 激烈。

煙草行業市場見好

積極調整產品結構，重點企業和名優卷煙生產改變了去年低速徘徊局面，價格穩中有升 ，市場形勢見好。

上半年，煙草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551億元，同比增長11．2％，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 ．2個百分點。全國卷煙產量1917萬箱，增長4．5％。

鋼材生產增勢較猛

上半年，冶金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2689億元，同比增長19．1％，增速和去年同期基本 持平。鋼和成品鋼材產量分別為8503萬噸和9192萬噸，增長21．5％和19．8％。鋼材進口11 72萬噸，增長37．5％；出口35萬噸，下降76．3％。鋼材生產持續過快增長，加上進口的巨 大壓力，國內鋼材市場形勢不容樂觀。

上半年，建材行業完成不變價產值2126億元，同比增長13．6％，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1 ．2個百分點。主要產品，水泥產量31920萬噸，增長12．5％(提高3．6個百分點)；平板玻 璃產量10790萬重量箱，增長9．7％(回落6．2個百分點)。其他建材產品中，玻璃纖維紗、 石膏板、建筑陶瓷、水泥制品、加氣混凝土制品、石墨等增幅在15％～40％。

當前，建材行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主要產品產量增長過快，市場供大于求，價格持續低 迷。重點企業水泥出廠混合平均價不到280元/噸；平板玻璃價格不到56元/噸，上半年平均 價格在去年下降16％的基礎上又下降了10％，相當一部分企業主動或被動以低于成本的價格 銷售產品，1998年那種過度競爭、低價傾銷的局面又開始在玻璃行業出現，影響行業整體運營和效益。

有色金屬增長趨緩

篇9

2014年，中國實現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1160億美元，加上中國企業在國（境）外利潤再投資和通過第三地的投資，實際對外投資規模在1400億美元左右，超出中國利用外資約200億美元。至此，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2014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第一目的國，由此而來的資本凈輸出國的地位，實屬不易。它標志著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后，開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邁進，必將會對世界經濟體系的再調整產生深遠影響。

向經濟強國邁進

在市場廣闊、勞動力成本較低、基礎設施相對完備、政局穩定等因素的支撐下，中國經濟實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自從2011年中國GDP升至世界第二位后，盡管2014年GDP增長率僅為7.4%，創24年以來的新低，但GDP總規模首次突破60萬億元；以美元計，成為繼美國之后“10萬億美元俱樂部”的第二個成員，穩居世界第二，也拉大了與第三位日本的距離。從人均來看，初步核算，中國2014年人均GDP達到7400多美元，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蘇、內蒙古、廣東、福建等省區市均邁入“人均1萬美元”行列。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是一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分水嶺，意味著中國部分地區已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也預示著中國整體上正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行列靠近。

雖然中國GDP總量居世界第二，某些省區的人均GDP也達到了發達國家水平，但大多數觀察者認為，中國總體上依然屬于發展中的經濟大國，離經濟強國還有不短的路要走。所謂經濟強國，其中的一項重要標志是它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擁有較強的國際影響力，成為國際貿易規則、國際金融規則等制定過程中的重要影響者。要具備這樣的標志，除了苦練內功，在經濟發展、國家治理、科技創新、產業結構等方面強身健體外，還要積極融入到世界經濟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縱觀世界上各經濟強國崛起的歷史，不難發現，每個經濟強國的崛起，無一不與經濟的“走出去”有關。與這種“走出去”相伴隨的，毫無例外的則是大量的資本輸出。英國是19世紀的世界經濟強國，也是當時世界上的第一大資本輸出國；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之首后，一直以來就是頭號資本輸出大國；日本、德國也是依靠大量的資本輸出，帶動經濟的成長，成為不可忽視的經濟強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國家成為經濟強國背后的邏輯，昭示著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必須走上資本輸出之路。

自中國政府在2001年確定“走出去”戰略以來，一大批中國企業開始了海外投資進程，涉及的領域除了礦產等資源領域，也逐漸擴展至建筑、房地產、交通運輸、旅游、保險等行業。事實上，依當前中國的整體經濟實力，也具備了進行大規模資本輸出的條件。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外匯儲備大國、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第一制造業大國，為推動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大國提供了便利條件。2014年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既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使然，更是邁向經濟強國的必經之路。這意味著，從今以后，中國在吸引外來投資的同時，也積極地進行對外投資，利用資本輸出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用好國內與國外兩種資源，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嬗變。

贏取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

憑借人口紅利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以世界工廠著稱，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找不到中國產品的影子，這為實現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然而，站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不難發現，中國多數產品只是嵌入到國際產品分工的低附加值環節，創利能力不強。這種為全世界尤其為發達國家打工的現象，在拉動中國近些年來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承受著環境污染、資源損耗過大等代價。如果我們繼續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徘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虛胖的”經濟大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結構正從粗放型增量擴能為主，轉向以質量效率型為導向的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深度調整。這自然就預示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前行。

在這方面，以資本輸出帶動產品輸出，對于實現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制造、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而言，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在跨國投資理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對外投資，一方面，可以把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從而促進貿易和經濟福利的增長；另一方面，投資國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中，從而獲得較高利潤。依此觀點，中國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人口紅利的遞減乃至消失所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在不長的時間里很可能變成劣勢產業，獲利空間會越來越小。因此，這些產業完全可以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實現跨國轉移，并借機促進中國產業的升級換代。同時，中國一些新興的現代制造業，如高鐵、核電，相對其他國家具有比較優勢，而且產品附加值高，規模效應十分明顯。因此，這類產業通過資本輸出，積極參與到東道國相對劣勢的產業中，不斷擴大我們所具有的比較優勢，這不僅有助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優勢地位，也有利于消化國內部分過剩的產能。

一般而言，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競爭優勢，即有望一定程度地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勤勞而不能致富”的問題。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其企業往往進行全球布局，建立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以資本輸出獲取外部資源、市場與利潤，不斷強化諸如航空、信息技術、金融、生物科技等產業的優勢地位，長期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位置，掌握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利潤分配的權力。盡管當前美國制造業產值已落后中國，但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優勢地位，卻使得其人均GDP遠高于中國，致富能力也遠強于我們。究其原因，這不能不與資本輸出所帶來的全球產業布局、積極謀求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優勢密切相關。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國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其目標是讓人民幣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貿易結算貨幣、金融投資貨幣和央行儲備貨幣，使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能夠與中國的綜合國力相符。要實現這個目的，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提供了一個可以助力的平臺。

美元是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它的國際化過程，實際上就是美元資本輸出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隨著美國經濟的崛起，趁著兩次世界大戰后其他參戰國恢復經濟而急需資本投入的機會，美國以貸款、援助等形式，如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向歐洲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美元資本，在國際借貸、國際貿易等國際經濟活動中積極推廣以美元計價，并借機排擠英鎊，最終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以此推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離不開中國大規模資本輸出的提攜。

篇10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貿易結構科技創新

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改革開放以來幾經變化，經歷了從貶值到升值再到被動貶值的演變，而每一次的變動對我國經濟諸多部門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們認為，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變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人民幣匯率趨勢情況及人民幣升值的原因

人民幣2005年7月21日前實行的是盯住美元匯率制。從1994年算起人民幣近14年都處于升值趨勢中，人民幣升值是以人民幣匯率下降形式反映出來的，即1美元兌換的人民幣金額減少。2008年4月11日，人民幣兌美元首破7.0元。人民幣升值筆者從兩方面來考慮：

1.從經濟學上分析

從經濟學上講，可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1)國家經濟的增長。人民幣匯率從1994年至2005年7月21日，已近十多年沒有進行較大的調整，而這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2)國外經濟機構的評價。國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

(3)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4)與各國貨幣升值的比較。近十幾年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

2.從國際政治上分析

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國際政治問題。有學者特別指出，一些西方國家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背后還另有原因。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如西方國家簡單地將人民幣幣值水平與其本國制造業的衰退聯系在一起，試圖強迫人民幣升值。造成美國就業機會減少的因素不是中國，而是全球化競爭的無形之手。

金融霸權作為軍事霸權和經濟霸權的延伸，美國憑借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強制性地推行其政策，不斷獲取霸權利潤，維護其“金融霸權國”地位。美國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三分之一，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施壓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反傾銷政策一起，構成了布什政府對華經貿政策調整的新內容。

二、剖析人民幣升值對貿易結構的總體影響

人民幣長期的升值過程必將改變國內資源配置的方向。過去在出口拉動型戰略下，國內非貿易部門的發展受到了壓制。在本幣低估的情況下，非貿易品部分間接的為貿易品部門提供補貼，貿易部門雖然得到了大力的發展，特別是加工貿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但總體來看，整體的貿易順差處于低水平擴張的狀況，大量產業資源流向了低附加值制造業，非貿易品部門的各類資源要素（包括勞動力）面臨著向底部競爭的惡性循環，國內消費需求無法有效啟動。

人民幣升值將降低進口產品價格使得原材料進口依賴性強的企業受益（前提是匯率升值能強過價格上升）。同時，人民幣升值也將提升出口產品價格，降低產品國際競爭力。從長期來看，由于企業的成本收益受到影響，其必然將隨之進行相應的發展戰略調整，進而將對中國對外貿易結構和國內產業結構產生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的產出定位將會逐漸轉向國內市場。對于資源和商業終端體系的占有將成為未來外商直接投資的重點領域。技術引進和設備升級將成為進口的重點目標。

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逐漸成為出口的主導產業。產業上下游整合的力度將加強，增強行業進入壁壘、占領長期優勢資源（特別是稀缺資源）、強化戰略部署和提高議價能力將成為立足于長期發展企業的優先選擇。以下具體列舉匯率的變化對石油石化等行業的影響情況：

1.對石油石化的影響

匯率是一個影響石化行業盈利的主要外部因素。石化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性比較強，特別是大宗原材料部分。匯率的變動直接構成對企業利潤的影響。由于不同子行業對進出口的依賴程度不同，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不同子行業的影響也是有差異的。

從進出口的角度分析，匯率的升高必然會降低進口的門檻和增加出口的難度。對于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品，我國主要是進口，例如合成橡膠和合成樹脂，而出口則主要集中在基礎化工原料，在這方面的優勢是資源，而不是技術。因此，匯率的升值必然更加強化附加值高產品的進口，導致國際產品對國內市場占有的加劇。同時，會更加壓榨資源類化工產品的利潤空間。

對原油開采業的影響。對于原油開采行業，目前我國進口依賴度比較大，從理論上講，如果人民幣升值1%，進口的原油價格用人民幣衡量就會相應降低1%。對國內原油開采業來說，售價也將下降1%，對開采業的影響是不利的。

對煉油行業的影響。對于煉油業，由于人民幣升值1%，則原油成本相當于下降1%。而成品油價格的定價機制是區間機制，售價不僅僅與國際定價有關，還與定價機制有關。因此，國內的成品油價格與成本并不聯動。

對大宗化工品的影響。對合成樹脂、合成橡膠和合成纖維為代表的中游產品來說，目前處于進口大于出口的格局。

對綜合類石化公司的影響。對于綜合類的石化公司來講，主要的原料供應來自國外，如原油，而自己的產品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所以匯率上升將獲得成本降低的好處，但自己的消費市場可能面臨國外低廉產品的沖擊。

總之，匯率將通過價格和市場競爭，對石化子行業產生不同的影響，需求將部分抵消價格波動和市場競爭加劇的影響。同時，匯率因素雖是影響因素，但并不是主導影響因素，如果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幅度在5%～10%之間，這樣的一個幅度不構成對石化行業的根本性影響。

2.對電力行業的影響

我國電力企業利用外資比例總體很小，部分電力企業利用的外債主要是美元和日元，且多屬于長期借款。根據我國現行財務會計制度，匯率變動產生的外幣折算差額直接計入當期損益，在償還期之前只影響其財務報表，并不影響其實際現金流。若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遭受巨額匯兌損失的電力行業業績將有較大改觀。

3.對信息家電業的影響

對于信息產業而言，大量進口配件的企業從人民幣升值受惠。比如筆記本制造業，國產筆記本雖然不是整機從國外進口，但是很多配件都是需要進口的，而這些配件的成本是占整體成本很大部分，所以必然帶動筆記本價格的下降。

4.對紡織行業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紡織行業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視。據研究，人民幣每升值1%，紡織行業銷售利潤率下降2%～6%。如果人民幣升值5%～10%，行業利潤率下降10%～60%。特別是出口依存度較高的服裝行業受損較大。上市公司中的先進企業，因利潤率較高，導致成本中可貿易品占比下降，每百元受損的絕對額較大，但利潤率下降的幅度較小；加之議價能力較強，因此龍頭企業所受升值的負面影響小于全行業。但如果人民幣持續升值，企業議價能力下降，如果企業為非龍頭企業，議價將受人民幣升值較大影響，人民幣升值的邊際負效應會擴大。

三、人民幣升值趨勢條件下貿易結構調整的幾點設想

1.以競爭優勢為導向

中國所具有的靜態比較優勢主要在于低廉的勞動力成本，這一優勢造就了中國作為低端產品的世界工廠地位。但是人民幣的升值趨勢愈來愈明顯，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摩擦相繼增加等一系列問題越來越突出，加快產業結構升級與出口產品結構升級的要求日益迫切，為此，中國需要通過國內改革與發展，超越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約束，創造國際競爭優勢。創造國際競爭優勢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貿易結構導向的轉變，即以資源稟賦為導向轉向以國際市場需求為導向；另一方面是通過各種創新和交易效率的提高等途徑有效的進行由比較優勢到競爭優勢的轉化。比較優勢是競爭優勢的基礎，而競爭優勢是國際競爭中更具能動性的因素，比較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目前中國國內企業和產業將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的能力較差，中國不少企業和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缺乏足夠的競爭優勢。為扭轉這種局面，適應人民幣升值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需要，中國外貿發展戰略認比較優勢為導向轉向以競爭優勢為導向的軌道，實為必然的選擇。2.推進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提升對外貿易的競爭優勢

由于制度的形式和效率是有差異的，由此產生各國基于制度差異的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另一種尚未被人們高度重視的特殊競爭優勢。在有利于競爭優勢持續提升的各種制度安排中，產權得到明晰界定且可得到明確保障以及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正確實施是最有效的。因此應通過制度創新努力構建這樣一種環境：有關經濟主體對其貢獻性努力能盈利且可持續，經濟主體所從事的技術含量高、外部效應大、動態規模效應突出的產業能得到政府的適當保護與政策扶持。只有這樣，經濟主體才會有創新的激勵提升自己的競爭優勢，這不僅可以使經濟主體獲得創新利潤，而且可以使經濟主體從政府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中獲得更多的超額利潤，同時也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競爭優勢，從而推動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

科技創新在提升對外貿易競爭優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不僅使創新國在國際貿易中不斷保持競爭優勢，而且還會使它們得到額外的利潤和更多的好處。

3.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推動貿易結構升級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只會為技術密集型產業提供更好的盈利空間，而目前在中國9個高技術領域中，貿易競爭力較強的只有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生物技術兩個領域，其他7個領域的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負數。因此，不斷提高高技術產業的比重，促進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推動貿易結構升級，無疑成為今后貿易的發展方向。

為了推進貿易結構升級，在進動中，應通過關稅的結構分布所形成的有效保護以增加高技術產品的競爭力，在出動中，應采用鼓勵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戰略性貿易政策，以提高高技術產品出口面臨的名義有效匯率和出口效益。

此外，在對外商逐步實施國民待遇的同時，仍使用一部分優惠政策，引導外資投向高技術領域，同時，增加對低技術產業投資的約束力度，以提高與貿易有關的外國直接投資活動的技術含量，推動貿易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