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危機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企業經濟管理創新的必要性

后金融危機時代下我國企業對經濟管理進行創新，這是由我國企業所處的客觀環境來造成的。第一，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全球經濟都陷入了不景氣的狀態，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企業之間的競爭也進一步加劇。這種客觀環境就要求我國經濟必須要拋棄過去那種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而發展資源集約型的經濟方式，只有這樣才能夠與國外企業相競爭。第二，國外企業與我國企業相比較而言，我國企業還存在著諸如企業認同度低、技術落后、人員穩定性差、內部組織松散、管理落后等問題。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國企業管理中的弊端更為突出，尤其是經濟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問題。后金融危機時代下如何創新企業經濟管理，已經成為了當前企業管理中的一個重要課題。我們必須通過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來提髙生產效率、增加利潤、降低生產成本、實現企業可持續性發展。所以，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企業進行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是很有必要的。

2.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企業經濟管理的基本特征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經濟形勢下，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也隨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2.1 企業經濟管理是一項綜合性的管理工作

后金融危機時代下現代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是以價值形式為基礎，對企業整體的生產經營活動進行綜合性的管理，是新形勢下企業管理的重要項目之一。現代企業可以科學的規劃與控制企業的經營過程、生產過程，最終促進企業經濟效益大幅度上升。

2.2 經濟管理與企業的各項管理工作具有廣泛聯系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下，企業的所有管理項目都要涉及到對企業資金的應用和調配，經濟管理與企業的各項管理工作具有廣泛聯系。這樣就必然會涉及到企業所有的下屬部門和人員，因為企業經濟管理的好壞與個人自身收入、企業發展壯大都是息息相關的，所以只有形成良好的經濟管理氛圍，才能取得預期的管理效果，才能夠有效推廣企業的各項管理措施。

2.3 經濟管理中的財務指標直接反映了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

企業髙層領導的決策對于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至關重要的，而企業的生產經營狀況是由最終形成的全年、季度、月份等財務指標來直接反映的。企業管理者應該根據企業相關的財務指標來指導企業經濟管理目標和方針的制定，有效調整生產技術、營銷策略、經營活動，這樣既能夠實現企業制定的經濟管理目標，又能夠大大提升企業自身的綜合實力。

3.后金融危機時代下如何加強企業經濟管理的創新改革

3.1 實現經濟管理觀念的更新

對于任何企業的管理活動而言，更新觀念都是極為重要的。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企業經濟管理工作中，更新企業員工觀念，特別是企業髙層領導者的經濟管理觀念是必不可少的，能夠有效地營造出良好的內部管理環境。在實現經濟管理觀念的更新的過程中，應該適時引入戰略意識、危機管理意識等最新觀點，以保證企業髙層領導者能夠在制定經濟管理目標和方針時，形成科學的全局觀念和管理觀念。眾所周知，現代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具有影響面大、涉及面廣等特點，所以企業應該在實現經濟管理觀念更新的指導下，注重實踐新型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術。

3.2 創新企業的經營策略

企業經濟管理創新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創新企業的經營策略，企業必須改變過去那種組織結構，改變過去那種經營觀念，多采取柔性化、虛擬化的組織結構，重新建立健全新的企業經營組織結構，不斷創新企業管理的彈性、寬度和幅度。創新企業的經營策略主要包括創新企業的經營聯盟和品牌。創新企業的經營聯盟是指企業通過與其他相關企業通過生產、技術、銷售多種措施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固定的企業間經營聯盟。創新企業的品牌就是指企業改變過去那種代入加工的低水平生產，創建新屬于自己的品牌，通過這種方法來提髙企業的美譽度和知名度，增加企業產品的附加值，進而贏得市場。創新企業的經營策略，必定能夠為企業贏得市場，增加企業利潤，有效提髙企業的生產效率和經營環境。

3.3 建立有效的財務支出約束機制

企業應該完善諸如財務人員崗位職責制度、經費管理制度等綜合性的管理制度，加強公用車輛使用、人員接待等相關性的管理制度，加強郵資費、電話費、辦公費等單項的管理制度。這樣就很容易做到有章可循，在企業內部建立起較為有效的財務支出約束機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執行過程中一定要做到按制辦事，以節約資金、堵塞漏洞，最大限度地提髙企業的各項資金使用效益。同時，要注意細化部門預算，建立科學的部門預算制度，這樣就能夠有效提髙企業財務管理的預測能力和計劃能力。每個企業應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適當調整預算定額標準，及時分析研究財務預算執行情況。此外，建議建立企業財產物資登記盤存制度，企業可以根據本單位的實際情況，選擇年末、每季、每月等時間段來進行實地盤存，同時對最終核算的結果進行處理。或是可以制定企業內部計劃的價格制度，企業在進行存貨、材料、辦公用品、設備等的銷售或者購進時，可以采用定額管理制度，或者采用計劃價格制度，在每個月的月末進行成本差異分攤。

3.4 不斷提高對推進企業財務預算管理重要性的認識

首先，要充分認識到建立完善的企業財務預算管理，是企業各項收支環節得到有效執行的保障。其次，要充分認識到建立完善的企業預算管理體系，符合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避免與政策層面沖突、有利于加強企業廉政建設，更好的適應內外部環境。再次，要充分認識到建立完善的企業財務預算管理體系，有利于企業識別風險，分析并評估風險。最后，要對癥下藥，有效地化解各種風險。

3.5 實現財務管理手段信息化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伴隨著電子科技的廣泛應用和新經濟的髙速發展，對于現代企業而言，目前現代網絡式的財務管理已經逐漸取代了過去傳統的桌面式財務管理，這樣就能夠進一步加強數字化和信息化。利用先進的財務管理信息系統，采用先進的計算機軟、硬件系統，這樣就能夠突破空間和時間的限制，使眾多的遠程處理功能得以實現，例如遠程審計、遠程查賬、遠程報賬、遠程報表等，同時也能夠強化管理層對下屬各分支機構的財務監控。利用先進的網絡通訊技術，能夠較好地實現網絡財務的協同業務和遠程處理能力，使得現代企業財務管理向集中化管理進行轉變。建立專用財務管理數據庫，既能夠利用財務管理信息系統對企業經營進行常規決策實踐，又能夠排除人為因素的干擾，使財務管理趨于嚴密，減少財務管理的隨意性。這些先進技術的運用能夠有利于實現智能化、髙效益的財務管理。

此外，財務管理信息化軟件不僅幫助財務核算人員極大的簡化了日常工作，而且要為財務管理人員提供管理決策的平臺。軟件的財務分析功能，可結合自定義財務分析報表，以賬務核算數據為基礎，采用專業的財務分析方法，對企業當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進行評析，并且以圖表等方式直觀的展現出來。通過對企業財務活動的事后分析，對企業未來財務狀況、經營成果進行預測，從而為企業財務決策提供正確的依據。還可以引入引出標準格式的憑證、報表、摘要、工資核算方法等，方便用戶使用。并且還可以向上上報報表和憑證、往來對賬單等賬務數據，供企業編制合并報表或進行賬務數據查詢，滿足企業應用的需要。

3.6 注重“協同”效應，提高對企業資源的掌控能力

傳統的企業財務戰略管理模式與企業其他的業務子戰略的關聯度不夠，更多的關注點在于支持企業、強調服務的整體戰略，在目前的后金融危機時代越來越顯得不協同了。在目前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企業不再是過去那種封閉、孤軍奮戰的狀態，更多的是產業群、價值鏈的集體參與競爭，上下游企業間在市場、利益等因素的驅動下，結合在一起共同參與市場競爭。所以協同效應對于企業財務戰略管理的制定顯得尤為重要。“協同”的企業財務戰略模式主要關注兩方面：一是與外部業務的協同，即下游與經銷商（客戶）業務、上游與供應商業務的協同，目的在于實現企業對外財務資源的價值最大化；二是與內部業務的協同，目的在于實現企業對內財務管理價值最大化，進行內部財務“流”管理。這兩方面業務的協同，即企業與下游經銷商、上游供應商的整個價值鏈協同，最終的目標是實現企業在整個價值鏈上財務管理價值最大化。這種協同的財務戰略管理模式是目前企業共同應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最好的方法，也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避免經營風險的前提。

4.結語

篇2

關鍵詞：極端條件；微生物；特征；生存環境

在某種環境中，微生物的壽命可以保存很長很長。據報道，在1.8 億年前，被埋在鹽巖中的細菌，由于高度失水而處于“假死狀態”，當人們將鹽巖試樣放在適宜的培養基上時，“假死菌”竟然長出菌落，說明該菌起碼保存生命力在1.8 億年以上。有報告，2.5 億年前的鉀標本上的細菌，在一定環境下，仍可萌動起來。法國超低溫生物學家貝雷雷爾估計，在17℃環境中生存1年的芽孢，如果在-270℃下可生存71萬億年。微生物生長的個體壽命并不長，但某些不生長的菌體（休止細胞）維持生命力卻達到難以想象的程度。動物界比較長壽的是大象，可活幾百年；植物界的老壽星是龍血樹，可活1萬多年。有些植物的種子是長壽的，如我國遼寧省的古蓮子埋在泥炭中，經1000多年，仍有發芽力，被認為是保存生命最長的種子。但它們同微生物相比，都望塵莫及。

在生物界，微生物的身體微小，抗逆性強，所以可以飄游太空；有些細菌能抗高壓，又不需氧，所以可以潛入地層深處。地球表面的生物圈有高限與低限的界限。就高限而言，生活的真菌與細菌的孢子可固著在塵粒和液體上，隨風直上云霄，高度竟達1.8 萬～2.7 萬m。最近用氣象火箭從太空抽取分散物，經實驗室研究證明，從4.8 萬～7.7萬m高度的樣品中檢出了微生物。在高空或太空，微生物能抗低溫、干燥和輻射。微生物比高等動物更能抗輻射作用。例如，哺乳動物（包括人）的輻射半致死量小于1000γ（倫琴），大腸桿菌為1萬γ，酵母為3萬γ，原生動物為1萬γ，抗輻射微球菌（抗輻射最強的生物）為75萬γ。短期（幾星期）漂浮在高空或太空中的微生物有機會返回地面的話，又可安然繁殖后代。就低限而言，微生物生存的界限可能劃在100℃的地層等溫線上。100℃是發展微生物的臨界溫度。在前蘇聯巴爾金和烏克蘭的等溫線在1萬～1.5 萬m的地層中，在年輕的阿爾卑斯皺褶區則在1，500～2，000m的范圍。深層石油均含有微生物，任何地區剛剛汲出的石油經過載片染色，菌體可在顯微鏡下歷歷在目。地層深處的微生物有3個特色：一不需氧；二耐高壓；三抗高溫。

微生物具有很強的抗高壓能力。實驗證明，酵母在500大氣壓下仍可保存自己的生命；某些細菌、酵母、霉菌能抗3000個大氣壓；植物病毒可抗5000個大氣壓。關島附近的馬里亞納海溝，是世界海洋的最深處，深度為11034m，壓力約為1103個大氣壓，是地球表面細菌生存的最深處，而魚類潛游的深度則為8300m。

在許多環境中，生長著抗高溫的微生物。在濕草堆和廄肥堆有時會發生自燃作用，這種現象是由嗜熱菌的代謝活動造成的。能產生高溫的微生物有兩類：嗜熱性芽孢桿菌和嗜熱性放線菌。前者的最高生長溫度達65℃～68℃，其孢子暴露在100℃下可存活幾個小時；后者最高生長溫度為65℃。這兩類微生物的聯合活動，致使生存環境溫度上升到80℃。

嗜熱菌喜好溫泉環境。在冰島，有一種嗜熱菌可在98℃溫泉中生長繁殖。在美國的黃石國家公園的溫泉中，Bacilluscaldolyticuskz可在92℃～93℃（該處沸點）下生長。在實驗條件下，該菌可在100℃下生長，在加壓條件下，105℃下亦可生長。可以相信，在其他溫泉中，同樣也可以找到嗜熱菌。

細菌孢子抗熱性很強，有一種嗜熱菌的芽孢在沸水中加熱60h不死。有些細菌的孢子在245℃時也不死，當環境條件適宜時，就萌動成細菌。一般細菌的芽孢在100℃下可忍受幾個小時。

同微生物相比，高等生物的抗熱性則不高。植物界最能抗熱的大概是南非的生石花，不過只能忍受50℃的高熱。脊椎動物生育的最高溫度是50℃以下。

大多數的微生物都能耐低溫。霍亂弧菌在-32℃下不失去生機。某些細菌在液態空氣（-190℃）、液態氫（-253℃）中仍保持生命。在這樣的低溫下，痢疾棒狀桿菌可凍藏3個月；腸傷寒沙門氏菌可長期保存。芽孢桿菌的芽孢在-250℃下可存活3周。很多微生物對低溫是穩定的。如日本腦炎病毒在10的腦懸液中在-70℃下可保存1年、流感病毒在-70℃下保存6個月均不失去致病力。

低等植物中最能忍受低溫的是藻類。血生腺衣藻能在-34℃下生長發育。高等植物中最能抗拒低溫的是西伯利亞的辣根植物，可在-46℃的低溫下開花。哺乳動物的可在液氮（-191℃）下長期保存。

氧化硫硫桿菌是迄今所知的一種最耐酸的奇異生物。在自然條件下，它們可將元素硫或還原性硫化物氧化成硫酸，使環境酸化，排斥其他生物。它們能在pH值為5的酸性礦水中生存，有的菌株可在pH值為0的溶液中生活。

在微生物界，有些細菌特別能耐鹽，可在鹽度很高的環境中生活，被稱為極端嗜鹽菌。最著名的代表是Halobacteriumsalinarium能忍耐12～36（飽和）的氯化鈉濃度；Sarcinamorrhuac可在5～36（飽和）的氯化鈉培養基中生長，它們細胞內氯化鈉的濃度也很高，達23.4 。死海含鹽量達19～26，水層清澈見底，沒有任何高等生物，但卻生存著幾種細菌與藻類。世界上最著名的耐鹽植物是鹽角草，我國西北與華北鹽土中最多，但只能忍受0.5～6.5的鹽度，與微生物的抗鹽性相比相差太遠了。

開展極端微生物的研究，對于揭示生物圈起源的奧秘，闡明生物多樣性形成的機制，認識生命的極限及其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的規律等，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科學意義。極端微生物中發現的適應機制，還將成為人類在太空中尋找地外生命的理論依據。極端微生物研究的成果，將大大促進微生物在環境保護、人類健康和生物技術等領域的利用。

參考文獻：

[1]周德慶.微生物學教程（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85～186）

[2]焦瑞身.今日的微生物學（第2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79～88）

[3]樓純菊，吳復華.微生物的生活.北京：科學出版社，1988（99～125）

[4]王曙光.環境微生物研究方法與應用.北京：化學工業出版社，2008（145～147）

篇3

關鍵詞：農村；微觀經濟組織；自組織；演化途徑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9-0063-02

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前沿出現的“耗散結構理論”“混沌理論”“分形理論”等理論，一般被稱為自組織理論。

自組織系統無須外界指令而能自行組織、自行演化，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也存在著與自組織系統性質完全相反的另一類系統，它不能自行演化，即不能自主地從無序走向有序，而只能在外界指令的推動下被動地從無序走向有序，這類系統被稱為“他組織系統”。

一、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自組織特征

自組織系統理論認為，一個系統成為自組織系統，需要具備的特征包括非平衡性、非線性、漲落性、協同性等。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演變過程表明，農村微觀經濟組織也具備自組織特征。

(一)非平衡性

非平衡性是自組織形成的前提。“耗散結構論”創始人普利高津認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一個系統從無序走向有序，必須處于非平衡態。處于平衡狀態下的系統是孤立的、混亂無序的。”要判斷這一條件是否滿足，就要研究系統的各組成要素之間是否均勻一致，各要素之間的差異越大，系統離開平衡態就越遠。

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非平衡性表現在，制度的供求關系不均衡。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誕生或是由農民制度需求推動，或是由于政府制度供給引導，很少出現二者同步的情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多年后，政府的相關法律才出臺。

(二)非線性

“走向自組織的體系必須是一個非線性體系。如果體系是一個線性體系，那它根本被排除了出現有序結構的可能性。”為了使一個系統具有非線性，那么其組成要素間必須相互獨立且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它們的數量必須大于等于二，各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必須大于等于三。

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非線性，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構成要素中，農民占多數，彼此之間相互獨立，還包括各級管理者，數量遠大于三。高度統一的計劃體制類似于“他系統”，政府作為強有力的外界干預并沒有使之高效、有序的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規定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結構，包括成員大會(權力機構)，監事或者監事會，理事長(本社的法定代表人)和理事會經理和財務會計人員(理事長聘任)。這些人員之間具有一定的獨立性。

(三)漲落性

普利高津指出：“漲落決定全局的結果”，“通過漲落達到有序”。所謂漲落就是指對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隨機擾動，這種擾動對系統的結構和功能的穩定性產生重要的影響。在遠離平衡態時，漲落的作用往往很大，它通過破壞系統的原有的結構和功能。從而推動系統向有序結構進化。

對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隨機擾動因素，包括與政府推動，市場經濟風險，農民自身的需求等諸多因素。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在創建初期都能帶動農民的積極性，但經過一段時間通常出現組織效率下滑的情形。然后被一種新的組織代替。在政府強力推動和農民積極配合下，在全國形成。取代后，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發展處于低谷。隨著市場經濟對農業影響的強化，農民意識到聯合起來抵御市場風險的必要性，于是農村微觀經濟組織又逐漸發展起來。

(四)協同性

系統內外大量的漲落的存在使系統走向有序有了可能，但必須在系統內各個要素都達到協同，真正的有序結構才能形成。

制度的供求關系一般是在農民強烈需求的推動或政府強勢推動下達到均衡。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發展證實了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復興，首先是農民需求導致的結果，隨后政府提供了制度供給，通過相關法律加以規范。

市場經濟是以自組織運行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形態。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基礎性資源配置手段的經濟形態，而由于市場自身特點使得其具有鮮明的自組織性特征，其主要表現為：市場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存在著資源分布，各子系統發育程度和市場中供需關系的非平衡性；存在非單一的多樣性的市場體系和市場主體在進行經營決策時的非線；存在著體現價值規律和供求關系的各種漲落；各個組成要素存在著各種方式的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協同性。

二、農村微觀經濟組織演化的自組織特征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所體現的特征與系統自組織演化規律有高度的相似性。

一般而言，系統自組織演化的途徑有三種：

(1)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

其中，經過“臨界”狀態突變途徑的自組織演化過程最引人注目。例如，在“臨界”狀態下即系統經過“臨界點”時，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變得無法區分，此時，系統的狀態是極不穩定的，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纏繞在一起。

(2)不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

不經過“臨界”狀態的突變途徑相對簡單。在系統演化的微觀圖景中，系統突變前的狀態與突變后的狀態是可以區分的。在演化早期，系統以突變前的狀態為主要狀態，而突變后的狀態是以一種“晶核”的形式含在系統突變前的狀態中的；而后，系統的這種“晶核”(即突變后的狀態)愈益發展，最終變為系統的占據支配地位的狀態。在第一種演化途徑中，突變的是系統的某些關鍵性演化性質，系統的整體狀態并未突變；而在第二種演化途徑中，突變的是系統的整體狀態，系統的某些關鍵性演化性質并未突變。

(3)漸變途徑

自組織的漸變以改進、完善現有系統為主要目標，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緩慢地進化。它通常只對一兩個組織構成要素進行調整，其變革的過程比較穩定，波動也比較小。

綜合上述三種途徑，自組織系統理論所刻畫的系統演化可以概括為：在開放的、遠離平衡的和有外部物質、能量、信息的非特定輸入／輸出的條件下，系統以其內部子系統之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為動力即以其子系統之間的競爭和協同為動力，同時受到內、外漲落的隨機啟動，產生出集體運動的協同效應，其協同關聯所產生的“序參量”(即集體運動的基本模式)又進一步支配了系統內各個子系統的競爭與協同，從而使系統走入循環、交叉作用并關聯于放大的循環鏈圈之中。

建國以來，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在不同時期，體現了上述三種演變途徑。有時為了減少創新的阻力和

風險，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經歷了很長的時間。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漸變型組織創新使改革的過程拉得很長，將所有變革的內容分散在幾個階段中，逐步實現最終目標。創新后的組織是在原來組織的基礎上一點點的漸進演化而來，從某種程度上說，創新后的組織只在局部進行了創新。但在涉及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關鍵問題上，如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等重大問題上，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變往往遵循突變途徑。

圖中，點A和B是臨界點。點A前后的變化說明，1949年解放后，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特征發生了深刻變化，土地私有逐漸演變為土地集體所有和土地公有。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個體生產逐漸演變為集體生產。

點B前后的變化說明，1978年后，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特征發生深刻變化，開始面向市場經濟組織生產。

點A和B之間的小幅變化，是我國農村的微觀經濟組織漸變過程。例如，互助組演變為初級社，高級社演變為等。

1978年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面臨的市場風險越來越大。聯合起來抵御市場風險是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誕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從我國農村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進程可以看出，外部條件特別是政府引導在組織的演化進程中起了主導作用。改革開放后，農民的抵御市場風險的制度需求對微觀經濟組織的演化起了主導作用。

三、政策含義

篇4

一、引言

在中國證券市場短短十幾年的發展中，擔保作為上市公司的一種正常的經營手段，曾為上市公司方便、快捷地獲得銀行資金以及為金融機構利益的保障產生了積極作用。然而近年來，不規范的擔保行為已成為困擾上市公司的一大陷阱，從奧園發展、神龍發展、誠誠文化到啤酒花、托普軟件，從福建“擔保圈”、上海“擔保圈”、深圳“擔保圈”到新疆“擔保圈”，上市公司因擔保被拖下水的案例屢見不鮮，有人甚至把中國上市公司對外擔保問題稱為“上市公司的哥德巴赫之謎”。盡管國內業界、學界人士曾對這一難點與熱點問題給予了關注，但由于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從現象上對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的風險和危害進行描述，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因而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上市公司擔保行為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經濟功能何在?其演變軌跡和特征又是什么?這是我們在深入研究中國上市公司擔保問題前首先需要弄清和解決的問題。

二、中國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本質與經濟功能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擔保可以有三種選擇，即保證、抵押和質押。但中國上市公司在擔保行為的實際選擇中，卻具有明顯的保證擔保偏好。據筆者統計，在1999-2002年上市公司的長期貸款(平均值)中，保證擔保貸款達58.44%，而抵押擔保僅占28.48%，其余13.08%基本是信用貸款；在同期的短期貸款(平均值)中，保證擔保貸款更是高達63.38%，而抵押擔保僅占 22.22%，其余14.41%基本是信用貸款。由此可見，不論在長期還是短期貸款中，質押擔保貸款的比重都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國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實際上主要是保證擔保行為。由于擔保使得公司在債務人一旦無法償還債務時必須替其“買單”，或有負債會立即轉化為公司的現實債務，因此，公司的這種無償保證實則是“無償給予他方以公司信用，無異于無償給予他方以公司財產”。出于對股東利益的保護，各國對公司的對外擔保行為普遍實行了嚴格限制。

資本(資金)是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在現代經濟社會，能否獲得資金往往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企業要獲得資金，除了留存收益和股權融資外，可以選擇的還有債務融資。在股份制或公司制情況下，債務融資卻有一種“天然缺陷”，即將公司經營的風險從股東(尤其是大股東)轉移到了債權人身上。為規避這一風險，債權人(銀行)往往要求借款人對貸款提供擔保。擔保的采用使得債務融資的風險逆向轉移給了借款人，同時又產生了三種經濟功能：一是在借款人違約情況下擔保將保障債權人的貸款得到補償(保障功能)；二是借款人如果違約，將面臨擔保品 (在抵押和質押擔保時)的損失以及保證人履行求償權和代位權(在保證擔保時)的威脅，因此，這將激勵借款人努力經營以償還貸款(激勵功能)；三是在保證擔保中，由于保證人比債權人更加熟悉和了解借款人的償債意愿和償債能力，保證人的介入不僅能降低整個借貸過程的信息搜尋成本，還可替貸款人監督和制約借款人違約行為的發生(監督功能)。從這個意義上看，擔保可使債權人、債務人和保證人實現共贏。

三、中國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演變及特征分析

中國上市公司從產生到現在已有15年的歷史，這意味著中國上市公司從事擔保已有15年的歷史。根據擔保行為的表現，我們可把上市公司擔保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為大股東提供擔保階段(1990—2000.6)

在這一階段，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一開始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盡管對外擔保是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項，由于沒有強制性披露要求，幾乎沒有上市公司主動公告擔保情況，因而擔保一直在“地下”進行。直到 1999年4月，以“棱光事件”的爆發為導火索，猴王股份、吉發股份、PT粵金曼、中福實業、九州股份等公司為其大股東擔保而淪為“提款機”的事件陸續曝光，上市公司的擔保問題才開始浮出水面，并引起了投資者和監管層的高度關注。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或母公司獲取資金提供巨額擔保。據筆者統計，當時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此或被證監會譴責，或股票被特別處理，或公司被重組。

眾所周知，中國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公司的主營業務同大股東或母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甚至是母公司業務環節的一部分。再加之大股東過高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股東的意志，這就使得大股東有可能利用其控股地位迫使上市公司為其借款提供擔保。由于上市公司作為子公司無法有效監督和制約大股東借款的使用，因而這一“廉價”獲得的資金大大助長了大股東盲目投資傾向，從而使擔保最終變成大股東通過上市公司“圈錢”的手段。

對此，證監會于2000年6月《關于上市公司為他人擔保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1》)，明確規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股東的控股子公司、股東的附屬企業或者個人債務提供的擔保。”《通知1》后，盡管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提供擔保的情況大為減少，但并沒有完全遏制這一現象。據筆者統計，《通知1》后，在2002年、2003年和2004上半年，為大股東和間接控股股東提供擔保的公司分別還有3家、7家和4家。可見，在目前控股股東處于強勢地位的情況下，要真正將上市公司從被迫擔保的困境下“解放”出來還很困難。此外，《通知1》還將上市公司擔保列為年報和公告要求的信息披露事項，從此，上市公司長達十年的“地下”擔保開始接受公眾監督。

(二)相互擔保和連環擔保階段(2000.6—2003.8)

雖然《通知1》明文禁止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提供擔保的行為，但并沒有對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行為作出明確規定，而且中國《公司法》又認可公司具有自主對外擔保的行為能力，因此在《通知1》后，許多上市公司轉而尋求相互擔保。在這階段，上市公司的相互擔保行為主要有四個特征：

一是涉及公司眾多，互保金額巨大。2001年、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以相互擔保所進行的貸款融資分別有193項、229項和151項，涉及上市公司118家、136家和96家，每家公司平均互保2.29億元／年、1.74億元／年和1.62億元／年。

二是與上市公司進行相互擔保的公司，大部分與上市公司沒有關聯關系。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分別有89%和93%的相互擔保是與非關聯方進行的。

三是誘發了部分上市公司的惡意擔保行為。由于銀行當時對于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忽視，部分資質較差、股權融資能力喪失的公司有可能兩兩聯合以相互擔保套取銀行資金，使得相互擔保成為這些公司從銀行圈錢的工具，如誠誠文化和啤酒花等。

四是相互擔保的發展引發了上市公司擔保圈(或擔保鏈、擔保網)的出現。擔保圈使得那些原本互不關聯的上市公司通過相互擔保被連接在一起，如果圈內有一家公司資金鏈斷裂，就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會將圈內公司拖下水，還將可能波及到整個證券市場和金融體系，觸發區域金融危機。在這一時期，上市公司擔保圈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維系擔保圈的主要是上市公司與大股東或于公司的“母子關系”、高管人員間的“私人關系”、政府干預下的“地方關系”以及公司間的“業務關系”。如當時被曝光的有三大擔保圈：以ST中福、ST九州為中心的福建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6家，涉及其他企業100多家；以ST深石化、ST盛潤和PT金田為中心的深圳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3家，擔保總金額52億元；以ST國嘉、ST興業為中心的上海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52家，擔保總金額109億元，其中僅ST興業一家公司提供擔保就達10.41億元，遭遇擔保訴訟36起。截至目前，上述擔保圈內已有4家上市公司因擔保而退市，12家公司遭到證監會譴責。對此，證監會于 2003年8月《關于規范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2》)規定：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總額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50%，不得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被擔保對象提供擔保，不得為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關聯方或個人提供擔保；對外擔保應當取得董事會全體成員2／3以上簽署同意或者經股東大會批準。《通知2》的雖然抑制了相互擔保行為和擔保圈的蔓延，但隨后曝光的新疆擔保圈、托普系、德隆系等擔保事件，說明這一行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為子公司提供擔保階段(2003.8一)

篇5

1癡呆的精神行為癥狀的臨床特征

不同病因癡呆引起的BPSD表現形式也各有不同。例如Lewy小體癡呆（Lewy body dementia，LBD）的突出癥狀為意識模糊和視幻覺，還有妄想、幻聽、抑郁等，尤其是快動眼睡眠期睡眠障礙，是LBD的突出特征。額葉癡呆BPSD的突出表現為人格改變、淡漠、自知力缺失、注意力不集中和心境障礙。血管性癡呆（VD）患者的人格保持完整，但是抑郁較常見，重癥抑郁癥狀較多見，幻覺、妄想等的出現率與其他類型癡呆相差不多。AD的BPSD包括行為紊亂、視物注意及反應過度，表現為對所有引起視覺刺激或在視野之內的東西均要注意觀看或觸摸。有學者對60例AD患者進行為期2年的隨訪，結果顯示在2年之內患者均出現了BPSD，幾乎所有患者都有激越癥狀；2年之中激越與抑郁癥狀出現較多.焦慮和攻擊行為出現較少；非持續出現的幻覺和攻擊與認知功能損害嚴重有關。

2 BPSD的生化基礎

2.1多巴胺（DA）和NE 大約1/4的癡呆患者存在帕金森病癥狀，而這與多巴胺的缺乏有關。在認知功能方面，多巴胺也起一定作用。AD患者扣帶回處離香草酸的濃度在升高，而在尾狀核處減低。有學者報道，尾狀核離香草酸的濃度降低與認知功能缺損密切相關。NE系統的不足比較復雜的。在尾狀核、海馬和扣帶回等地方患者[3]，甲氧基4-羥基苯二醇（MHPG）的明顯增加，MHPG水平在尾狀核和海馬極度升高，提示NE存在異常的高活性。

2.2 5-羥色胺（5-HT） 眾所周知，在維持正常腦功能方面，5-HT很重要，且在如焦慮障礙、心境障礙、恐懼癥、強迫障礙及沖動行為等病理情況下也同樣重要。癡呆的一些精神行為癥狀可能與5-HT能系統的功能缺陷有關，如焦慮、激越、情緒低落、坐立不安及沖動行為。有研究提示，應用SSRI類藥物對中重度癡呆患者進行一個月的治療，患者的焦慮、恐懼、情感淡漠、坐立不安和情緒低落等癥狀均得到相應的改善。

2.3谷氨酸 AD患者往往谷氨酸缺乏相當嚴重。谷氨酸與DA系統之間的不平衡，可能導致皮質一新紋狀體-丘腦環路的功能障礙，從而出現精神癥狀。

3 PSD的識別和診斷

BPSD表現多樣，識別和診斷存在困難。有國外學者對231例患者調查發現，90%患者有癡呆，其中約4/5的患者具有非常顯著BPSD，但僅有約1/2的患者得到精神藥物治療。

4 BPSD的治療

目前BPSD的治療主要有藥物和非藥物治療。藥物治療可使用情緒穩定劑、抗精神病藥、抗焦慮藥、抗抑郁藥、膽堿酯酶抑制劑和β受體阻滯劑等。利培酮是第一個被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批準治療BPSD的藥物，近年在臨床上奧氮平、奎硫平等亦較多使用。有研究發現，用利培酮治療具有明顯行為精神癥狀的600多例癡呆患者，治療12 w后患者的BEHAVE-AD總分以及精神病和攻擊性分量表分均有顯著降低。對大多數老年癡呆患者利培酮常用量為1 mg/d，但也有學者認為0.25～0.5 mg/d是兼顧療效和安全性最適宜的劑量。有學者對伴有顯著攻擊的癡呆患者使用不同劑量的利培酮口服液（0.5～2.0 mg/d）可顯著改善患者的攻擊。情緒穩定劑治療BPSD也有一定效果。以卡馬西平100 mg/d，每天遞增50 mg，直至血清濃度達到5～8 μg/ml，治療6 w后BPRS下降約8分。丙戊酸鈉也可顯著p少激越，但易引起呼吸問題和嗜睡等，臨床應用相對較少。用膽堿酯酶抑制劑多奈哌齊治療86例患者，結果發現近1/2患者行為癥狀改善。國外有學者以加蘭他敏（galantamine）治療978例AD患者，經過5個月安慰劑對照雙盲觀察，NPI評定的行為癥狀也得到顯著改善。根據BPSD的相關因素，采取相應的非藥物治療，如消除疼痛，改善睡眠，改善社會接觸，增加刺激性活動等，均可有利于BPSD的消除。

目前BPSD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了，發病機制復雜，發病因素多，單一作用點藥物很難取得滿意效果，且患者年老、機體代謝率低、對藥物的副反應敏感，因此應綜合考慮藥效和安全性，采用綜合治療的手段，多方式、多途徑、多靶點治療的新途徑。

參考文獻：

[1]周田田，崔紅梅，牛娟，等.同型半胱氨酸、葉酸、維生素B12與癡呆精神行為癥狀的研究進展[J].中國老年保健醫學，2015（01）：89-91.

[2]張克明，雷雯，職心樂，等.葉酸和維生素B12，B6對阿爾茨海默癥患者血漿Hcy，血脂水平的影響[J].山東醫藥，2013，53：20-22.

[3]陸春華，衛昭華，傅靜，等.老年期癡呆伴發精神行為癥狀的護理研究進展[J].上海護理，2014（04）：66-69.

[4]甄文鳳，馬辛.膽堿酯酶抑制劑治療阿爾茨海默病患者伴發癡呆的行為和精神癥狀的研究進展[J].國際老年醫學雜志，2010，31（01）：20-24.

[5]李春波，舒偉潔，昂秋青，等.癡呆行為和精神癥狀的臨床研究進展[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05，15（03）：178-179.

[6]曹秋云，江開達，高之旭.癡呆的精神行為癥狀的臨床特征、基礎及治療研究進展[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3，36（03）：187-189.

[7]慕緯.奧氮平、利培酮治療老年癡呆精神行為癥狀療效的臨床比較探討[J].中國實用醫藥，2016（01）：1-2，3.

[8]穆軍山，葉建新，林航，等.氟哌啶醇與利培酮改善癡呆患者行為癥狀和精神狀態的臨床實效性探討[J].中國實用神經疾病雜志，2016（02）：8-10.

[9]金瑛，賈獻榮.鹽酸多奈哌齊治療老年癡呆伴精神行為癥狀的療效觀察[J].中國現代醫生，2015，53（36）：103-106.

[10]惠兆勛.喹硫平在老年癡呆精神行為癥狀治療中的應用研究[J].中國衛生標準管理，2015，6（29）：113-114.

[11]趙春剛.老年癡呆癥患者精神行為癥狀治療的臨床研究[J].中國醫藥指南，2014（13）：234-235.

[12]沈偉，李海林，葉勤，等.癡呆及其心理、行為癥狀與血漿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關系[J].實用老年醫學，2003，17：309-310.

篇6

【關鍵詞】 超高危； 精神分裂癥； 家庭功能； 自尊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function in UHR of schizophrenia，further to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ctors on the level of self-esteem of the UHR crowd，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basis for effective family intervention measures.Method：From May 2015 to September 2016，the UHR be checked out by the Structured Interview for Prodromal Syndromes（SIPS） tool，they were evaluated by the family intimacy and adaptability scale Chinese version （FACES Ⅱ-CV） and self-esteem scale.Result：The family intimacy and adaptability level of schizophrenia UHR population were low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P

【Key words】 Ultra high risk； Schizophrenia； Family function； Self-esteem

First-author’s address：Panyu Qishan Hospital，Guangzhou 511483，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07.004

80%～90%的精神分裂Y存在“前驅期”，在前驅期發生感知、思維、言語、行為等多方面異常的人群稱為超高危（UHR）人群[1-4]。研究顯示UHR人群中10%～50%的個體在未來1年內轉化成精神分裂癥[5-7]，近20年來，精神病學界一直致力于精神分裂癥超高危期的研究，目前研究比較多的是精神分裂癥超UHR人群的早期識別、神經認知、腦影像學及早期干預治療等領域[8-11]，但很少關注UHR的家庭功能。本研究使用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中文版（FACES Ⅱ-CV）、自尊量表探討家庭因素與UHR的關系，進一步評價家庭因素與UHR人群的自尊水平關系，為實施有效的家庭干預措施及促進患者社會功能康復提供參考依據。期望通過針對性的早期干預，能夠阻止或延緩精神分裂癥的發生，為個體在疾病發生前爭取更多的保護性因素，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5年5月-2016年9月采用精神病風險綜合征定式訪談（SIPS）工具篩查出UHR人群18例，其中男10例，女8例；民族：均為漢族；婚姻：未婚16例，有配偶2例；文化程度：初中2例，高中/中專4例，大專/職大4例，大學以上8例。另選取全國常模組122例。入組標準：（1）年齡16～30歲（包括16與30歲）；（2）自愿簽署知情同意書并且能夠依從研究方案；（3）無明顯智能障礙（IQ≥80分），能理解隨訪問卷的調查；（4）符合SIPS-SOPS診斷標準，符合三種中的一種或多種可以確定為UHR：A：短暫間歇性精神病性癥狀精神病風險綜合征BIPS；B：閾下陽性癥狀精神病風險綜合征APSS；C：遺傳風險和功能衰退精神病風險綜合征GRDS。排除標準：（1）現在或既往曾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分裂樣障礙、分裂情感、妄想或雙相障礙；（2）現在或既往曾被診斷為譫妄、癡呆或其他認知障礙、智力發育障礙（IQ

1.2 評估內容 一般情況評估、前驅癥狀量表SIPS-SOPS、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FACES Ⅱ-CV）、自尊量表（SES）[12]。

1.3 統計學處理 所有資料錄入Epidita，使用SPSS 19.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以P

2 結果

2.1 兩組的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方面比較 家庭親密度方面，UHR組得分低于全國常模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兩組在家庭類型構成方面的比較 在家庭類型方面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字2=5.321，P=0.070），見表2。

2.3 UHR組家庭親密度、適應性與自尊水平的相關性分析 UHR組自尊水平與家庭親密度、適應性呈顯著正相關，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4 UHR組各型家庭類型與自尊水平的多重比較 各型家庭功能特點的自尊水平多重比較中，極端型家庭的自尊水平（21.75±2.50）分低于平衡型（24.75±1.28）分及中間型（24.76±2.08）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F=5.522，P=0.016）。

3 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終身性疾病，病程遷延惡化且難以逆轉，一直以來被醫學界視為“精神癌癥”。然而精神病分裂癥在我國并不少見，終生患病率約為1.0%，時點患病率約為0.5%，年發病率0.2‰～0.6‰，給家庭及全社會帶來沉重負擔，在各類精神殘疾中由精神病分裂癥引起的就占到了85%[13]。即使在美國，精神病分裂癥患者每年仍要耗費GDP的2%，約1000億美元[14]。對于這類后果嚴重、負擔沉重且又“疾”重難返的疾病而言，早發現、早干預無疑是防治的關鍵。精神分裂癥屬于多基因遺傳疾病，受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等共同影響，其中不良的家庭環境及家庭職能對精神分裂癥成因和復發起重要作用。費立鵬等[15]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家庭內部親密度（Cohesion）低，適應性（Adaptability）差，家庭結構多為“僵硬-松散”的極端型。但是，目前很少有數據揭示超高危（UHR）人群的家庭環境，國外已有一些研究使用坎伯威爾家庭問卷（CFI）對UHR人群進行研究，發現33.3%的UHR人群家庭表達為高情感表達，以情感過度卷入為主，但未關注家庭成員之間的親密度和適應性及家庭模式[16]，國內尚無學者關注此領域。本研究使用家庭親密度與適應性量表中文版（FACESⅡ-CV）對UHR人群的家庭功能特點及家庭類型進行測量，并進一步使用自尊量表揭示不同家庭類型對UHR人群的自尊水平影響。本研究顯示UHR人群的家庭親密度、家庭適應性低于正常人群的全國常模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可能與樣本量偏小有一定關系，需要加大樣本量，進一步系統研究，澄清兩者之間的關系。

發展心理學家認為，自尊是心理健康的核心，對心理健康的發展、良好個性的形成具有積極的影響作用[17]，研究發現自尊水平與家庭因素密切相關[18]。安芹等[19]發現家庭功能對自尊水平的影響具有中介作用。寇娟[20]認為大學生家庭功能越健康，則他們的自尊水平就越高，家庭功能健康有助于提高大學生的自尊。本研究顯示，UHR人群的自尊水平偏低，屬于低自尊水平，進一步相關分析發現，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適應性水平與UHR人群的自尊水平具有顯著相關，提示家庭親密度和家庭適應性水平顯著影響UHR人群的自尊水平，具有較強的預測性。各型家庭功能模式的自尊水平相比較發現，極端型家庭模式的自尊水平低于中間型、平衡型家庭模式，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綜上所述，家庭結構是UHR的一個影響因素，而且是UHR人群自尊水平的一個影響因素，在各種家庭模式中，以極端型家庭模式對UHR人群的自尊水平影響最大。限于UHR人群的樣本難以獲得，本研究樣本容量偏小，對研究的結果造成一定的影響，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更多的樣本量及更多的相關研究來進一步印證本研究的結論。

參考文獻

[1] Listed N.Steering Committee on Practice Guidelines.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J]Ameirican Jouranl of Psychiatry，1997，154（4 Suppl）：1-63.

[2] Connon T D，Cadenhead K，Cornblatt，et al.Prediction of psychosis in youth at high clinical risk：a multisite longitudinal study in Nor American[J].Arch Gen Psychiatry，2008，65（3）：28-37.

[3] Nelson B，Yuen H P，Wood S J，et al.Long-term follow-up of aboup at ultra hibh risk （“prodromal”） for psychosis the PACE400 study[J].Jama Psychiatry，2013，70（8）：793-802.

[4] Pukrop R，Klosterkotter J.Neurocognitive indicators of clinical high-risk states for psychosis：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J].Neurotox Res，2010，18（3-4）：272-286.

[5]鄭麗娜，王繼軍，李春波.精神病高危綜合征的研究進展[J].上海精神醫學，2012，23（5）：303-306.

[6]陳映梅，張天宏，王繼軍.精神病前驅期綜合征的轉化結局[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4，40（9）：565-568.

[7] Fusar-Poli P，Bonoldi I，Yunb A R，et al.Predictinb psychosis：meta-analysis of transition outcomes in individuals at hibh clinical risk[J].Arch Gen Psychiatry，2012，69（3）：220-229.

[8]徐貴云.精神分裂癥超高危人群的評估及干預研究[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0，36（4）：254-256.

[9]趙靖平，國效峰.精神分裂癥超高危人群的早期臨床識別[J].上海精神醫學，2011，23（2）：67-70.

[10]范敏珍，吳逢春，鄭洪波.精神分裂癥超高危人群及首次發病患者的認知功能研究[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2014，24（1）：11-13.

[11] Thompson A D，Bartholomeusz C，Yung A R.Social cognition deficits and the ‘ultra high risk’for psychosis population：a review of literature[J].Early Interv Psychiatry，2011，5（3）：192-202.

[12]汪向|，工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于冊（增訂版）[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9：149-151，318-320.

[13]孟慶躍.衛生經濟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

[14]富蘭德，古德曼，斯坦諾.衛生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5]費立鵬，沈其杰.“家庭親密度和適應性量表”和“家庭環境量表”的初步評價[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1991，5（5）：198-202.

[16] Preti A，Cella M.Randomized-controlled trials in people at ultra hish risk of psychosis：a review of treatment effectiveness[J].Schizophrenia Research，2010，123（1）：30-36.

[17]張林.自尊：結構與發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4.

[18] Russell T T，Salazar G A.Mesican.American perpectiv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esteem and family functioning[J].TCA，2000，28（2）：86-91.

[19]安芹，賈曉明，李波.家庭功能對中學生童年創傷經驗與自尊的中介作用[J].中國學校衛生，2010，31（9）：1070-1072.

篇7

【關鍵詞】 難治性鼻出血； 臨床特征； 鼻內鏡下微創治療； 療效分析

中圖分類號 R765.23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6）29-0144-02

doi：10.14033/ki.cfmr.2016.29.080

近年來社會人口老齡化現象越來越嚴重，難治性鼻出血發病率有明顯升高的趨勢，目前已經成為臨床耳鼻喉科較為常見的一種危重急癥[1]。難治性鼻出血發作之前的臨床癥狀相對比較隱匿，往往很難發現，但是如果出現鼻出血癥狀，患者出血量比較大，而且很難止血，這對患者的生命健康會有嚴重威脅[2]。目前臨床治療鼻出血主要是先快速找到相應的出血點，然后再采取準確、有效的止血措施，難治性鼻出血患者的出血部位比較隱匿，臨床一般檢查很難找到出血部位，近年來鼻內鏡技術的不斷發展及應用，使得鼻內鏡下視野更加清晰，可快速、準確找到出血部位，因此也是臨床診治難治性鼻出血的重要手段[3]。為了有效提高難治性鼻出血患者的診治水平，本文回顧性分析了筆者所在醫院60例難治性鼻出血患者的臨床特征，并且探討分析了鼻內鏡下微創治療難治性鼻出血的臨床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09年10月-2015年10月在筆者所在醫院就診的60例難治性鼻出血患者作為本次研究對象，所有患者平時并沒有出現鼻出血癥狀，采用傳統鼻腔填塞壓迫止血法治療并沒有取得良好效果，而且鼻腔填塞2 d后將填塞物取出仍然出現鼻出血癥狀。本次60例患者中男45例，女15例；年齡18～86歲，平均（56.2±3.8）歲；平均病程（3.3±1.5）d。

1.2 方法

首先應該通過鼻內窺鏡全面、詳細檢查患者出血部位，結合患者的出血部位采用可吸收性材料進行微創填塞鼻腔治療或者采用電凝止血。具體的治療措施如下：本次所有患者只有2例實施全身麻醉處理，其余58例患者均實施鼻腔黏膜表面麻醉處理，取患者頭高足低仰臥位，如果患者伴有貧血癥狀，術前應該先補充足夠的血容量，糾正貧血癥狀后再實施手術。鼻腔填塞物應該一步步進行抽吸，抽吸的時候一定要密切觀察鼻腔出血的來源，而且應該將鼻腔內陳舊血跡徹底清洗干凈，抽吸干凈后利用0.1%腎上腺素及2%丁卡因棉片實施鼻腔表面麻醉處理，實施2～3次，每次應該持續5～10 min，然后再將棉片抽出來，仔細觀察患者血染情況，通常血染比較嚴重的地方就是出血比較多的地方，疑似出血部位應該采用吸引管進行觸探，假如血管斷端突起的話就可以判斷。如果患者持續出血，可以采用單極電凝止血或者雙極電凝止血，而且應該采用加入抗生素軟膏的明膠海綿保護好創面。如果患者合并嚴重的嵴突或者棘突、合并中下鼻甲大、鼻中隔偏曲等，可以將部分中下鼻甲切除，或者將棘突或嵴突切除后仔細檢查鼻腔后端。鼻內鏡檢查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動作要輕柔，防止損傷患者鼻腔黏膜，尤其應該重點檢查鼻中隔頂端、后端、嗅裂后端和下鼻道、鼻中隔軟骨相移行處等部位，明確出血部位后再采用單極電凝或者雙極電凝止血。如果患者伴有活動性出血癥狀，一定要跟著血流方向吸引查找，假如沒有活動性出血點應該采用膨脹海綿、明膠海綿、止血紗布等一些微創材料來填塞鼻腔。如果找出到準確的出血點，可以在出血點處進行局部填塞。在膨脹海綿內注入適量生理鹽水，使海綿慢慢膨脹后進行壓迫止血，術后2 d即可抽出膨脹海綿，如果抽出海綿1 d后并沒有出現出血癥狀就可以出院。

1.3 觀察指標

統計難治性鼻出血患者發病季節、發病年齡、出血部位及有沒有伴隨疾病等相關情況。同時應該統計患者采用經鼻內鏡下微創治療的臨床效果。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包對本次研究相關數據進行處理與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難治性鼻出血患者臨床特征分析

難治性鼻出血患者具有非常明顯的季節發病特征，10月份-次年3月份是發病高峰期；隨著年齡不斷增長，鼻出血的發病率有明顯升高的趨勢，發病最高期年齡段是40～59歲，之后發病率會有一定下降。難治性鼻出血患者往往會合并一種或者多種全身疾病；患者較為常見的出血部位是鼻中隔，也有很多患者并沒有出現明確的出血部位。

2.2 難治性鼻出血患者采用鼻內鏡下微創治療的臨床效果

通過經鼻內鏡下微創治療，一次性治愈者56例，一次性治愈率為93.3%，二次治愈者4例，二次治愈率為6.7%。經過3個月跟蹤隨訪并沒有發現復發，也沒有發現鼻中隔穿孔、鼻腔粘連等相關并發癥。

3 討論

難治性鼻出血和全身多種疾病有很大關系，并非單獨發病，白血病、高血壓、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及動脈硬化等多方面全身性原因都可能會導致鼻出血，而且難治性鼻出血和鼻中隔偏曲、局部毛細血管擴張等因素有關，其中鼻腔局部病變是導致反復鼻出血的一個重要原因[4]。難治性鼻出血的出血部位比較隱匿，一般很難發現，臨床上傳統的鼻腔填塞無法很好的壓迫止血點，同時鼻腔填塞壓迫止血的過程中顯露的視野并不是非常廣，因此很難徹底、完全有效壓迫止血，止血比較盲目，而且鼻腔填塞會在很大程度上損傷、刺激鼻腔黏膜，這樣會給患者帶來巨大的痛苦[5]。相對于鼻腔填塞治療而言，鼻內鏡下微創治療的優勢比較突出，因為鼻內鏡下觀察出血部位的視野比較廣闊，而且顯示的圖像非常清晰，可以快速、準確找到出血部位。鼻內鏡下微創填塞或者直接電凝破裂出血處，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當前鼻內鏡下微創治療已經被廣泛應用于臨床中，比如低溫等離子、射頻、微波等微創治療手段都是利用熱效應原導致蛋白質變性，進而凝固、封閉出血部位血管，進而實現止血效果，這種止血方法不僅可以快速止血，而且并發癥發生率相對較低。鼻內鏡下可以結合患者的出血量、出血部位等情況選擇合適的微填塞材料，具有良好的壓迫止血效果，也不會損傷組織，或者刺激鼻腔黏膜。本次研究結果顯示，60例患者采用鼻內鏡下微創治療的效果良好，所有患者均治愈，而且一次性治愈率達到93.3%，經過隨訪并未發現復發或者其他嚴重并發癥。這和文獻[6]研究報道基本相符。

文獻[7]研究報道，難治性鼻出血和季節、年齡、是否伴有疾病等具有一定關系。本次研究表明，難治性鼻出血患者具有非常明顯的季節發病特征，10月份-次年3月份是發病高峰期；隨著年齡不斷增長，鼻出血的發病率有明顯升高的趨勢，發病最高期年齡段是40～59歲，之后發病率會有一定下降。難治性鼻出血患者往往會合并一種或者多種全身疾病；患者較為常見的出血部位是鼻中隔，也有很多患者并沒有出現明確的出血部位。這和孫樂等[8]研究報道基本一致。由此可見，臨床應該將40～59歲年齡段患者、伴有疾病患者作為重點研究對象，而且在10月-次年3月份一定要做好相應的預防措施。

綜上所述，季節、年齡、合并伴隨疾病等都是導致難治性鼻出血的危險因素，臨床采用鼻內鏡下微創治療的臨床效果良好，不僅可快速、準確找到出血點，也可以很好的止血，在臨床上的推廣應用價值較高。

參考文獻

[1]朱運華.難治性鼻出血的臨床特征及鼻內鏡下微創治療措施分析[EB/OL].中華臨床醫師雜志（電子版），2013，8（23）：10584-10587.

[2]鄒帆，鄺韶景，高明華，等.鼻內鏡下難治性鼻出血的微創治療研究[J].重慶醫學，2010，39（7）：792-793.

[3]翟放鳴，張梅，董謹，等.鼻內鏡下微創治療難治性鼻出血[J].中國耳鼻咽喉頭頸外科，2013，20（8）：441-442.

[4]王岳衡，李景濤.難治性鼻出血鼻內鏡下止血的療效分析[J].臨床軍醫雜志，2015，43（2）：210-212.

[5]畢顏輝，王黌遒，張莉，等.鼻內鏡下難治性鼻出血微創止血方法選擇[J].中國民族民間醫藥，2012，21（24）：74-75.

[6]錢小飛，徐允良，陳建良，等.鼻內鏡下治療難治性鼻出血38例臨床分析[J].吉林醫學，2014，35（2）：288-290.

[7]田俊青.鼻內鏡下治療難治性鼻出血40例的臨床分析[J].中國現代藥物應用，2014，8（7）：84-85.

篇8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擇2013年6月-2015年6月在本院置PICC的腫瘤患者114例，置管時間15 d～10個月，年齡25～83歲，平均（58.3±5.21）歲。40歲以下17人，41～50歲22人，51～60歲31人，60歲以上44人。乳腺癌39例，結腸癌29例，肺癌18例，白血病16例，直腸癌12例，所有患者均使用BD公司的PICC導管，均需多個化療療程長期治療。對患者的學歷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初中及以下44人，中專和高中37人，大專及以上學歷33人。

1.2方法

1.2.1調查工具 由調查者查閱文獻并結合臨床工作情況，自行設計調查問卷，并在統計學、護理學相關專家的審閱指正下修改而成。問卷分為兩個部分：①患者的一般資料，內容包括患者性別、年齡、文化程度、診斷、家庭收入、醫療性質和PICC相關知識水平和知識的獲取來源等。②PICC知識問卷由PICC基本知識、日常維護、生活護理和異常情況處置4個部分組成。其中，PICC基本知識包括概念、導管的優缺點、留置時間等；日常維護包括更換敷料及沖洗導管的周期、常見并發癥等；生活護理包括日常工作勞動、運動、睡眠、沐浴、著裝等要求；異常情況處置包括穿刺點異常、沖管異常、生命體征異常、手臂不適等癥狀出現時是否清楚等。共20個條目，均為選擇題，答對1題計1分，錯選、漏選、多選均不計分，總分范圍為0～20分。將原始得分換算為標準得分，標準得分=原始得分/最高得分×100。正式調查前，進行了預調查，測得該問卷的內部一致性信度系數為0.95，提示該問卷具有較好的信效度。

1.2.2調查方法 由PICC專科護理門診接受過表格調查培訓的專科護士發放調查表，統一指導用語，當場發放當天回收。患者在專科護士的指導下獨立完成問卷，不便填寫者，由患者口述，專科護士填寫，并進行說明。本次調查研究共發放114份問卷，回收114份，回收率為100%。

1.3統計學分析

對患者進行問卷調查后，進行數據的錄入，確認無誤后，使用SPSS 17.0軟件進行F驗，檢驗水準α=0.05。

2結果

2.1患者受教育程度對PICC認知的影響

調查顯示，初中及以下問卷回答正確率平均為47.73%，大專及以上患者問卷回答正確率最高，平均為81.82%，其次為高中和中專患者，平均為75.68%。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患者年齡對PICC認知的影響

不同年齡段的患者對PICC知識的問卷調查得分不同，40歲以下組得分最高，為（68.33±13.820）分，其次為41～50歲組和51～60歲組，得分最低是60歲以上組，對各年齡段進行對比分析，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F=2.684，P

2.3PICC相關知識獲得來源

腫瘤患者對PICC相關知識的獲取來源最多的是醫務人員的講解，占68.42%（78/114），其次分別是健康宣教畫冊和科室健康宣教欄，分別占44.73%（51/114）和39.47%（45/114），病友之間交流，占42.98%（49/114）。

3討論

由于PICC具有以下特點：導管材料為硅膠，柔軟彈性好；導管是一條放射顯影的導管；使用時，可通過放射影像學確認導管及其尖端的位置；導管上厘米刻度標記使得修剪導管時既準確又容易。由于上述特點以及操作方便，留置時間較長，能夠安全輸注刺激性藥物，保護患者血管，避免了因治療需要而進行的反復靜脈穿刺，減輕患者痛苦，降低護理工作量，一直受到臨床廣泛關注及應用。國外報道，PICC導管相關性感染的發生率為0.0%～7.1%之間。國內PICC導管相關性感染的發生率為2.6%～7.4%，導管堵塞的發生率為30.0%，靜脈血栓的發生率為2.0%～6.0%，成人外周中心靜脈導管意外拔管率可高達9.0%～10.0%。因此，了解患者對于PICC知識的掌握程度，能有效的指導臨床護理工作，且可以避免因知識匱乏和溝通不良導致的PICC相關問題。

本次調查顯示，學歷較高的患者認知率較高。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患者平均正確率為81.82%，這可能與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強有關，因而知識了解的更為全面。初中及以下學歷的患者平均正確率為47.73%，其中，對于置管后日常護理、置管后鍛煉方式及出現異常情況處置的認知不足，知曉率分別為18.19%、27.28%和4.55%。不同年齡患者對PICC的認知水平也存在差異，年齡越大認知率越低，60歲以上組得分最低為（45.68±12.642）分，這可能與其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對于健康知識認知較差有關。因此，對文化程度低、高g患者，對其進行PICC相關知識的宣教尤為重要，在臨床護理中需重視這群患者，從而使護理更有目的性和個體化。本次調查還顯示，PICC置管患者對PICC相關知識的主要來源途徑為醫務人員的講解，而在臨床工作中發現，大多數患者無法在短時間內接受大量信息，導致患者對PICC知識的缺乏，降低其自我護理的能力。

篇9

一、經濟危機轉型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之前，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但危機從總的來說還是突出表現在生產領域，形成了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金融危機只是伴隨現象。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危機更多地表現為金融危機：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經濟破沫破裂引發的金融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頻頻爆發，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新的表現形態。” 由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明顯地轉變為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發生了經濟危機轉型。

那什么是經濟危機轉型？經濟危機轉型是指經濟危機由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轉向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最先爆發于實體經濟領域，由生產過剩導致大量生產能力閑置，工廠倒閉，然后進一步蔓延到金融領域的經濟危機，其主導是生產過剩所引發的經濟混亂。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由金融領域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包括產業領域在內的全面的經濟危機，其主導是金融危機。狹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在金融領域爆發的包括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和系統性金融危機在內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轉型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發生轉變。傳統的經濟危機多數首先發生于產業領域，然后傳導到金融領域，突出地表現為商品滯銷，利潤減少，導致生產（主要是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失業大量增加，企業開工不足并大批倒閉，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繼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亂并爆發金融危機，使社會經濟陷入癱瘓、倒退狀態。而近三十年來發生的經濟危機基本上爆發于金融領域，然后傳導到產業領域，主要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等金融指標在短期內急劇惡化的現象，致使產業領域在內的其它領域發生危機。這些金融指標包括貨幣匯率、短期利率、證券資產價格、房地產的價格、金融機構倒閉數目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危機都采取了金融危機 的形式，如拉美債務危機、日本泡沫危機、歐洲貨幣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阿根廷債務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等。因此，當代經濟危機就其表現形態來看是金融危機，但就其深層次或本質層面來看，金融危機的性質仍然是經濟危機，或者說是以金融危機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危機，這也恰好反映了當代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發生了改變。二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雖然發生了改變，但其本質未變，還是過剩，只是過剩的表現形態發生了變化。無論傳統的經濟危機還是當代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其實質仍然是相對過剩。只不過當代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的“過剩”不僅僅體現在實體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更多的是體現在虛擬經濟領域的“資本過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主要是指廣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

二、經濟危機轉型的特征

經濟危機轉型即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轉向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雖然其本質沒有發生改變，但其表現形態較之原先的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來說發生了顯著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機的爆發由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

篇10

【關鍵詞】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現實價值

經濟危機是指一個或多個國民經濟或者整個世界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段內不斷收縮，是資本主義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周期性爆發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回顧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歷程，從1852年第一次經濟危機在英國爆發以來，每隔一定的時間，在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要爆發一次經濟危機。然而最近的一次經濟危機，由2008年次貸危機演變而來的金融海嘯從美國波及全世界，從金融領域蔓延到實體經濟。以華爾街為代表的美國金融體系受到重創，世界經濟也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因此，重新閱讀出版于1867年的馬克思《資本論》，深刻思考經濟危機爆發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現實價值。

一、馬克思《資本論》中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

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分析剩余價值的來源和實質時，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勞動的二重性。同時在流通領域抽象的考察剩余價值的實現問題，進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規律。事實證明，他的經濟危機理論具有極強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1、揭示經濟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了經濟危機爆發的誘因是資本的本質屬性導致的，即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體現了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同時，資本家作為人格化了的資本，表現為對剩余價值永恒的追求。資本家為了能夠持續的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將獲得的剩余價值在投入到社會再生產中，由此推動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資本逐漸積累，但絕大部分的資本是掌握在少數的資本家手里，而被剝削階級卻占有極少的資本。他們受到資本家的剝削，購買能力是有限的。這樣，商品無法獲得相應的價值補償，造成資本不能有效地運轉。這樣便可能導致危機的爆發。

隨著資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產中，企業的規模擴大，生產出來的產品的總量超過了社會總的需求，商品賣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積壓，大批生產企業減產或停產，資本家就無法向員工發放工資，或企業裁員，導致一部分人失業。這樣社會的購買力下降，陷入一種惡性循環。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生產相對過剩，即消費者有購買的意愿卻沒有購買的能力。這里所說的生產過剩是相對于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來說社會生產的商品顯得過剩，而不是與勞動人民的實際需求相比的絕對過剩。經濟危機的本質特征就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這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經濟現象。

2、對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的揭示

《資本論》揭示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是生產社會化同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也即生產力已經增長到這種關系所不能容納的地步，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生產不斷社會化。它內在的要求各部門，各企業之間及生產消費之間保持一定的比例關系，以使得社會的再生產能夠順利的進行。但是，由于資本家私人占有生產資料，盲目的提高生產力和擴大生產規模，破壞了生產與消費之間的平衡。因此，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就產生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表現為生產的無限擴大的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的矛盾。第二，表現為個別企業內部生產的有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矛盾。因此，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源就在于資本主義制度。

二、《資本論》經濟危機理論的現實價值

馬克思對經濟危機理論的論述，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爆發的實質，對于當今的經濟危機仍然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同時對于我國應對經濟危機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

1.制度的選擇。

經濟危機的爆發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調和的產物，選擇怎樣的制度就顯得很重要。我國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從根本上杜絕了危機爆發的可能。因此，我們因堅定不移的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也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矛盾。不斷地調整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是我國進行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黨的十三中全會作出的以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決定，對我國的改革正處于攻堅期和深水區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擴大內需。

從經濟危機爆發的邏輯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預期消費―信用違約―經濟危機，我們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機發生的邏輯起點。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們應依靠投資和出口轉移到依靠投資、出口、消費的協調推進，在危機的大背景下，刺激國內的消費需求顯得尤為的重要。通過改變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縮短貧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創造良好的就業和創業環境。將我國居民的購買力釋放出來，利用消費紅利促進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

3.市場與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馬克思認為市場機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萬能的。1929―1933爆發了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美國總統羅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預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國經濟較快的擺脫了危機的影響。在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把市場機制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三中全會最新提出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正確的對待“無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關系，有利于推動我國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行。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