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如何提高直接融資比重，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要維持正常的生產經營并求得發展，需要不斷地籌集到資金。從企業資金來源的構成來看，企業成長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兩方面：內部資金積累和外部資金投入。

內部資金是指企業留利和折舊資金，由于現階段我國企業的留利水平低，企業發展主要依靠外部資金，而外部資金需要從金融市場上籌集，其中短期資本通過貨幣市場籌集，長期資本則通過資本市場籌集，按照資金是否在供求雙方調劑，可以把長期資金的籌集方式劃分為兩種方式，即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所謂直接融資，是指不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由資金供求雙方直接協商進行的資金融通。通過商業信用、企業發行股票和債券方式進行的融資均屬于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則是由企業通過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機構間接地向資本的最初所有者籌資，它的基本形式是銀行或非銀行金融機構從零散儲戶或其他委托人那里收集來的資本以貸款、購買企業股票或其他形式向企業融資。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種方式的優劣如何，長期以來在理論界一直存在分歧。有的學者認為銀行的信貸范圍比較廣泛，使得融資具有相對集中性，從而可以調節資金的供求與運轉，開發多種金融商品與融資渠道，使融資成本相對降低、金融風險減小。同時，由于金融機構掌握融資的主動權，能對企業構成信貸約束，有利于信貸資金的合理流向與配置。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間接融資具有相對優勢。而有的學者從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出發，認為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對企業的低息貸款往往以銀行虧損為代價，使企業的融資成本較淡薄，企業對資金的不合理占用上升，銀行呆帳、壞帳大量增加，由此來看間接融資的成本從總體上并不比直接融資低。其次，銀行對企業的信貸約束，在發達國家里是“硬約束”，然而在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干預銀行信貸計劃，使銀行信貸約束趨于“軟化”，容易產生拖欠貸款現象，使銀行信貸資金不能有效運轉，從而加大了金融體系的系統風險。由此他們認為，間接金融優勢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在發展中國家，直接融資方式則具有相對優勢。

從實踐中看，各國在融資方式安排上都是二者并舉的。不過，不同國家往往由于歷史傳統和發展階段的不同而各有側重。美國和英國等老牌市場經濟國家由于擁有發達的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接近完全競爭，往往形成以資本體系為基礎的直接融資方式為主的模式。而在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產業發展受政府指導性計劃干預，金融與產業間建立起政府參與的風險共擔機制，銀行在企業參股，積極參與企業經營，銀企之間是一種生死攸關的鏈條式傳遞關系。這樣其融資模式只能是以信用體系為基礎的間接融資，非金融企業很少有機會利用資本市場來籌資，只能轉向通過商業銀行這種信用中介。因此，直到本世紀70年代，英美等國通過企業債券和股權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部融資的55.60%，通過銀行中介的間接融資占40--—50%，而日本等亞洲國家則相反，日本的間接融資在外部融資中所占的比重約為80—95%，直接融資只占15—20%。70年代以后，情況才發生了緩慢的反向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比重，日本企業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

（二）

改革至今，我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歷史條件下，在市場機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企業融資方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財政代表政府直接注資主導國民經濟運行，并通過各種指令性計劃和行政手段牢牢控制著社會資金的配置和流向，金融的市場化性質被否定，完全成了計劃經濟的附庸工具，這時，根本談不上企業自主地選擇市場化融資方式。

隨著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民經濟的流程和運行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國家財政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從1978年的30.9%下降到1997年11.5%，從生產建設型財政逐步轉變為舉債和吃飯型財政，而同時國民收入分配向企業和個人傾斜的趨勢不斷加強，導致財政配置資源的能力下降。（見表1）（2）在金融與企業的關系中，金融由原先作為財政的“出納”轉向逐漸獨立，并擔當企業融資中介，通過“居民儲蓄存款ü銀行貸款給企業ü形成企業的負債資產”這樣的間接融資方式成為社會投融資的主渠道，政府則從過去的對信貸規模和利率的嚴格控制轉到現在的通過存款準備金率、再貼現率和利率等金融杠桿來調節社會資金配置。由直接影響和決定著企業資產負債結構的固定資本投資來源結構來看，銀行貸款的比重逐年提高，特別是1985年“撥改貸”全面推開后，國有企業的大部分固定資產投資和幾乎所有流動資金都依靠信貸資金。（見表2）從表2中可以看出，1980年以后信貸資金占企業固定投資來源的比重始終在23%以上，而自籌資金中也有一部分事實上來源于信貸資金。這樣，在經濟運行中便形成以銀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方式，而成為一種以社會資金為支撐、國家銀行集中借貸、國家辦企業的“借貸型經濟”，表現出貨幣計劃經濟的特征。

隨體制改革的深化，這種以銀行為主渠道的融資體制產生出新的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其一，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目前國有企業的固定資產負債率平均為70%，流動資金負債率已達到平均80%，從總體上看將變成風險極高的全負債運行企業，甚至是資不抵債企業。這一方面是由于企業融資幾乎只有通過銀行，其資產的資本金部分沒有資金來源和注資渠道而無法注入；另一方面是由于這種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體系并非建立在如發達國家一樣的理性約束的基礎上，與融資體制相配套的良性的經濟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十幾年來，以放權讓利為主的國有企業改革在發揮企業主觀能動性的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國有企業吃銀行信貸資金的“大鍋飯”的不良傾向，造成國有企業大量舉債經營，不重視資金使用效益，形成資金負債結構的失衡，加大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困難。其二，由于體制原因，銀行必須保證國有企業重點資金的需要，而國有企業借款不負經濟責任，甚至只借不還、負盈不負虧，使銀行的信貸約束逐漸軟化，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經營引起的嚴重的虧損，不可避免的要引起銀行的呆帳壞帳。據測算，目前不良貸款占銀行向國有企業貸款余額的25—30%，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逾期、呆帳、壞帳貸款占全部貸款的20%，如果這一狀況得不到改善，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將消耗殆盡。同時，行業和企業結構調整中的死帳亂帳問題，以及前些年一度出現的“泡沫”經濟破碎后的沉淀問題（如高檔房地產積壓），都集中反映到了銀行，貨幣銀行體系中積累了愈來愈多的不良資產，形成日益巨大的通脹壓力，銀行貨幣體系內長期、潛在的系統風險越來越大，導致社會資源配置使用的低效率和宏觀經濟經濟運行的極不穩定。現在，我們實際靠政權威信、政府信譽使國有商業銀行具有較強的資金吸納能力，如果某些客觀條件發生變化，商業銀行系統風險及其經濟社會后果是難以想象的。

這些問題從深層次看，實質是市場經濟與國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間的矛盾，出路只能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實現由計劃融資向市場融資的轉變，發揮市場機制在貨幣資金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

(三)

在市場化的融資體系中，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兩種方式各有長短，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相互平衡。要解決目前國有企業和銀行面臨的問題，最佳選擇就是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將國有企業的資本化籌資活動徹底推向市場。

一、國有企業改革需要發展直接融資

企業融資渠道的拓寬、企業負債結構的優化、投資項目資本金的實行都有利于直接融資規模的擴大。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成為影響改革大局的嚴重問題。目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國有企業資本金比率低于10%，有些企業甚至是全負債經營。國有企業資本金嚴重缺乏，已愈來愈影響到企業的發展、金融系統的正常運作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

目前政府出臺了一系列針對國有企業的增資減債、兼并破產、抓大放小等政策措施，但由于國有企業資本金缺口太大，這些措施都一時難以奏效。而可用于補充國有企業資本金的社會資金來源應該是比較充足的，具體來說：一是隨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刻變化，我國居民的收入呈現出明顯的資本化趨勢，居民個人已日益成為儲蓄和投資的主體，（見表3）到1998年末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包括外幣）已超過50000億元；二是國際資本市場資金充足，而中國廣大的市場對國際資本仍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但是，由于投資方式單一，我國居民的金融資產的約85%都形成了銀行存款，通過銀行又貸給企業形成企業債務，這也是企業高負債、低資本的歷史原因。同時，國有企業在國際資本市場融資也受到發展條件和高融資成本的限制。因此，只有大力發展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在企業融資中的比重，才能更有效地把居民手中的金融資產和國際資本轉化為企業的資本金。

二、我國金融結構的實質性改善要求擴大直接融資

從金融體制改革的方面看，深化資本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構造合理的融資結構，是分散銀行風險、改善銀企關系，從而推動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的重要一環。如本文前面所述，由于國有企業的信貸資金主要來源于國有銀行，使企業的低效益與高負債引起的嚴重虧損，不可避免的轉嫁給銀行，形成銀行的不良資產。而增加直接融資，減少企業資金中信貸資金的比重，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益、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是改善銀企關系的根本出路。在這個問題上，有的學者認為直接融資成本要高于間接融成本，因此目前應以深化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為重點來推動金融改革，不應過分強調直接金融的籌資作用，對此我們應認識到，國有銀行的改革關系到全國無數高負債國有企業的生存問題，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而在這個漸進的過程中，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可以使社會資金分流，減輕國有銀行對國有企業的資金供應壓力，國有銀行面臨的系統風險也會隨之降低。一般來說，直接融資中的社會成本是個別金融風險，而在體制轉軌尚未完成、政企銀企關系尚無根本轉變時，銀行間接融資難以擺脫的更大的是系統風險，二者相比，風險成本大小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以說，要從根本上消除金融體系風險出現的溫床，改善我國金融結構，拓寬儲蓄向投資的轉化渠道，提高資本形成的效率，促進資源配置優化與資本流動，就必須發展直接融資，這不僅關系企業自身存亡，也直接影響到金融體制改革能否成功。當然，我們應當注意，一方面在強調加快發展直接融資的同時，必須認識到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尚處于起飛階段，間接融資方式仍需在融資體系中占主要地位，如果一味強調直接融資，忽視銀行應有的間接融資作用，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面臨更大的風險；另一方面，發展直接融資是同完善資本市場特別是證券市場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應當認清深化資本市場不僅是為了改變我國企業資本的注入方式，更重要的在于通過資本來源的改變，可以有效地改變國有企業的運行機制，提高企業的資本運營效率，逐步消除金融體系累積性風險形成的體制根源，所以不能僅僅把到證券市場“圈錢”等同于發展直接融資，而要配合以國有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在發展直接融資的同時不斷發掘資本市場的深層次功能，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市場化的進程。總之，在正確認識的基礎上堅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不斷改進間接融資，以建立適合我國企業發展和經濟運行的新型融資體制，我們就會看到：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將下降，資本金將會得到充實；風險社會化會使社會投資者關注和監督企業的經濟效率，并逐步在提高效率的基礎上化解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避免金融風險，最終實現從“貨幣計劃經濟”向“資本運營經濟”的戰略性轉變，使國民經濟走上良性運行的軌道。

篇2

內容摘要：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企業融資結構也不斷發生變化，原來以銀行貸款為主的間接融資結構不斷向直接融資、銀行貸款、銀行表外業務和民間借貸結構轉化，在轉化過程中產生了許多風險。本文分析了我國融資結構的變化特征、產生的風險，最后對此提出對策。

關鍵詞：融資結構 直接融資 表外業務 民間借貸

引言

我國融資市場的發展比較緩慢。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是財政主導的融資格局。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推進，融資格局完成了從財政主導型向銀行主導型的轉變。從1980年起，銀行貸款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途徑。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開始陸續發行國債、企業債和金融債，多種融資工具的出現豐富了融資市場。隨著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分別成立，證券市場得到快速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的成長正式開始。但是，在2005年之前，我國融資市場的發展相對緩慢，間接融資占全社會融資的80%左右。從2005年開始，隨著我國股權分置改革的推進，企業債、公司債、中期票據、短期融資券等信用債的大量發行，我國直接融資市場得到了快速發展，直接融資占融資總額的比重增加，加之銀行融資類理財產品層出不窮、民間借貸資本井噴式增長等因素，我國的融資結構發生了明顯改變。

民間借貸也對我國融資結構產生了較大影響，民間借貸仍然是金融系統風險管理中的死角，目前我國民間借貸法律極不健全，監管嚴重缺失，對我國民間借貸風險難以掌控，給我國經濟造成了不良影響。

基于上述原因，我國融資結構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變化。一方面，直接融資及表外融資緩解了我國企業特別是生產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融資結構變化增加了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如何化解這些變化帶來的風險，成為穩定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的難題。

我國融資結構變化的主要特征

我國融資結構發生變化，主要表現在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銀行表外融資類業務和民間借貸資本的大幅度增加。融資結構的變化使得融資工具更加豐富，融資體系更加合理，但是市場監管的不足和法律制度的缺失也是我國金融市場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比重增加

我國2010年直接債務融資余額達到20.2萬億，比1997年增長了42倍，占GDP比重明顯上升。我國金融市場繼續健康、平穩運行，貸款融資的主導地位有所下降，股票融資占比顯著上升，債券融資繼續增加，截至2010年末，債券市場債券托管總額達20.17萬億元，占GDP的52%。債券融資已經成為我國直接融資的主渠道之一，融資結構明顯優化。總體來看，國內非金融機構部門貸款融資比例不斷下降，直接融資所占比例上升較快。

直接融資比重的增加適應了我國發展的需要，其中債權融資比重的增加是融資市場結構趨于合理的必然結果，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都主要通過債權融資方式擴大直接融資。以美國為例，美國2010年債券融資總量達到1.9萬億，而股票融資僅為0.26萬億，二者比例達到7.3:1，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債權融資占比仍有待提高。

（二）銀行表外融資業務大幅增加

商業銀行表外融資業務是指不列入其資產負債表，但能影響其當期損益的融資業務。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表外融資業務主要是銀行承兌匯票、銀行保函、信用證和融資類理財產品等。自2009年下半年以來，銀行體系流動性逐步收縮，尤其是央行實施穩健貨幣政策，過度擴張的銀行信貸受到一定限制，為維系企業客戶，銀行大量通過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票據理財產品等方式幫助客戶融資。如果說委托貸款和銀信合作是銀行資產方的“表外化”，那么存款“搬家”至理財就是負債方的“表外化”。面對嚴格的監管和激烈的競爭，商業銀行紛紛發售理財產品，一是依靠短期理財產品期限的精準設計來保證關鍵時點的存貸比考核和業績；二是通過發售理財產品籌集資金，然后放貸出去，不僅不受央行信貸規模的限制，還能擴大中間業務收入。商業銀行表外融資業務已經成為企業重要的融資渠道之一。

表外融資使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對經濟增長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增加了市場中的流動性，但由于表外融資業務的復雜性，也增加了法律監管的難度。

（三）民間借貸體系發展迅速

隨著近年來浙江溫州和內蒙古鄂爾多斯等地出現的民間借貸危機，民間借貸開始進入公眾視野。中金公司以央行公布的2010年1季度末全國民間借貸余額2.4萬億為基數，增速按照央行浙江省分行公布的民間借貸規模增速推算，得出2011年全國民間借貸余額約為3.8萬億。至于民間借貸快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是我國金融體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國有銀行特別是國有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太少，條件苛刻，放貸時加售大量理財產品，民企苦不堪言。國有銀行主要是為國企服務的，民營銀行主要是為民營企業服務的。2009年以來，隨著國家貨幣政策的緊縮和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民營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異常突出，民間借貸迅速發展。中小企業的資金大部分從民間借貸市場籌集，因此，民間借貸為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客觀上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無論是中小企業的發展、房地產行業的發展，還是個人財富的增長，都離不開民間借貸的因素。

我國融資結構變化的風險分析

（一）直接融資市場不規范

近些年我國融資結構中間接融資比例有所下降、企業債融資逐步放開、民間借貸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小企業的融資途徑變得多元化。中小企業由于自身信用等級普遍較低，不能從銀行中獲得資金支持，而直接融資市場和民間借貸無疑為中小企業提供了出路，增強了中小企業的流動性。

但是我國建設直接融資市場，也需要建設一整套完備的法律進行監管約束，直接融資市場是把雙刃劍，使用恰當則可以減少金融系統風險，增強企業和銀行系統內的流動性，如果在監管不足、法律缺失下濫用，則會給整個金融系統帶來巨大風險。

（二）表外融資業務增加銀行流動性風險

雖然表外業務拓寬了商業銀行的服務領域，使其在最大程度上滿足了客戶的多元化需要，但相對于表外業務的創新步伐，監管卻相對滯后，表外業務規模快速擴張可能產生的風險隱患已經引起關注。表外業務風險正在不斷累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信用風險，信托資金主要投向了房地產，理財資金由于“資產池”運作，也不可避免地流向了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等風險較高領域。此外，銀行還面臨信譽風險。因為客戶購買銀行的信托或理財產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銀行的信賴，產品一旦發生問題，必然對銀行信譽造成影響。目前已有超過40%的借款者都是通過信托方式貸款，房地產商占絕大多數。資金流向房地產以及融資受限的企業，使得政府調控的效果大打折扣。此外，巨額理財產品也對沖了信貸調控的效應。

更令人擔憂的是，由于缺乏風險對沖機制和有效“防火墻”，表外業務風險很容易向表內蔓延。“雙重表外”業務的擴張，脫離了監管者的監管范圍，且沒有有效的風險對沖機制，一旦表外貸款無法償還，銀行為避免聲譽上的損失，必將動用表內貸款償還理財資金，導致表外風險轉嫁表內。

（三）民間借貸監管不力影響區域金融穩定

民間借貸對區域經濟的影響是多重的。不可否認的是，民間借貸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確有促進作用，民間借貸既可以緩解企業生產經營中出現的資金不足的壓力，又可以緩解居民儲蓄投資的現實需要。但是我國目前的民間借貸市場尚不規范。2011年以來爆發的浙江溫州和內蒙古鄂爾多斯事件更使得民間借貸風險顯性化。民間借貸資金擴張，甚至形成民間借貸產業鏈，大量資金積聚于借貸中介，并沒有投資到實體經營中去，造成了資金配置的失效。民間中介機構的高杠桿性，使得當中介機構的資金鏈發生斷裂時，民間借貸的風險被迅速放大，嚴重影響借款企業的流動性，給借款企業造成重創，給整個地區的經濟帶來巨大損失。高利貸和超高利貸嚴重損害借款人利益，使得區域內的消費能力大大下降。因此，如何發展民間借貸是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我國融資結構變化的對策

以上分析可得出，融資結構變化增加了市場上的流動性，但是由于我國融資結構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以銀行體系為主的融資格局并未發生根本變化，企業主要融資渠道還是靠銀行貸款。雖然其他融資方式會產生一些風險，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還需要完善多層次的融資市場，加強市場監管，完善相關法律，促進我國金融市場的有序良性發展。

（一）完善金融市場

“十二五”期間，金融市場中的金融體系、金融結構，尤其是投融資結構的完善，為金融市場體系的健全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從融資結構來看，雖然目前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在增加，但是從整個大的格局來看，加快直接融資是完善下一步金融結構、防范金融風險、提高金融體系服務經濟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必然會極大地提升現有的金融市場規模，同時會提升金融市場體系的功能。另外投融資結構的進一步完善，必然還會進一步產生新的市場組織和市場形式。所以目前在鞏固已有的金融市場的同時，應積極探討貸款轉讓、資產證券化、信托受益權的組織和票據市場建立，以及建立一個服務中小企業非上市公司的股權、股份交易市場等，以使這些市場構成多層次的、多方位的市場體系。

（二）銀行表外融資需要控制和加強監管

近些年銀行表外業務大量開展，融資性理財產品停了又開，銀行和信托相互幫襯，給金融系統帶來了巨大的金融風險。由于表外融資的風險具有隱蔽性，加大了監管的難度，使得原本清晰透明的賬目變得較為復雜。銀行表外業務應當逐步實現表內化，進入監管的視線，這樣既能有效減少銀行系統性風險，也有利于信息披露和市場監管。加強表外業務風險控制，防范表外風險向表內蔓延，建立有效“防火墻”，真正做到表內資產與表外資產的風險隔離。這就需求，一是建立健全表外業務管理的規章制度，明確表外業務運作中的崗位分工和崗位職責，確立嚴格的業務程序和業務條件，注重對表外業務形成或有資產和或有負債的項目實行統一資本金管理，對具有信用風險的或有資產業務實行統一授信管理；二是加強對表外業務的內部審計，建立獨立審計的風險管理模式，準確評估風險控制的差距和自我改進狀況；三是建立風險管理信息和控制系統，充分利用現有客戶資源、歷史數據和市場信息，著力構建涵蓋風險監測、風險分析的管理信息系統。

（三）引導和完善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各有關部門下一步將致力于推動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引導民間資本規范從事資金借貸活動，鼓勵民間借貸規范化、陽光化運作，發展多層次信貸市場，滿足社會多元化融資需求。對于民間借貸，應區別對待、分類管理。具體的措施包括：一是對合理、合法的民間借貸予以保護。二是對投資咨詢公司、擔保公司等機構的借貸活動，各地政府和金融監管部門要依法加強監督和引導。三是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非法集資、高利轉貸、金融傳銷、洗錢、暴力催收導致的人身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公安、司法部門應介入，嚴厲打擊。對原先未納入金融監管范圍、涉及到存貸款業務的民間金融機構，應當由銀監會牽頭、地方政府配合，進行清理、整頓。對符合資質、管理規范、未涉及非法活動的，可以允許其在金融監管部門重新登記后在規定范圍內繼續營業。對正規的小額貸款公司，銀監會也應適度放松對其從銀行融資的要求。

在加強對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金融服務的同時，要注意防范金融風險，正確處理規范與發展的關系。同時要引導民間借貸“陽光化”，規范發展。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貸化傾向，嚴厲打擊非法吸儲行為，妥善處理企業之間互相擔保、單個企業資金鏈斷裂波及其他企業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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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學文，鄭靜，蔣川.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的思考[J].浙江金融，2011（7）

篇3

關鍵詞：直接融資；間接融資

轉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不斷發生深刻變化，一些金融市場從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而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直接導致了社會融資結構的深刻變革。市場經濟條件下，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原則的條件下金融系統的作用逐漸凸顯。在經濟運行過程中，金融體系和部門的重要功能在于其能充分發揮著集聚、融通和分配社會資金的作用，從而促進全社會的資金流通，為實體經濟服務。金融的功能發揮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最先出現的間接融資方式，這種方式以商業銀行作為資金借貸的中介，商業銀行通過資產和負債業務實現全社會的資金融通。另一種則是直接融資方式，這種方式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作為資金供求雙方交易的平臺而直接進行交易。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還沒有建立起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因此間接融資方式成為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此后，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有組織的資本和貨幣市場的建立，直接融資方式在金融體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通過發行股票或者債券的方式進行直接融資成為企業融資的另一條重要渠道，直接融資比重在全社會融資總量比例也逐漸上升。這一融資結構的深刻變革給商業銀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也孕育了促進未來進一步創新改革的機遇。近年來，青海省社會融資總量不斷擴張，社會融資結構日趨多元化。2014年，青海省非金融機構部門間接融資和直接融資比列為1.6∶1，全省商業銀行業面臨的經濟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這就要求商業銀行的經營應順勢而為，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

一、青海省社會融資結構的現狀與趨勢分析

（一）間接融資在全省融資結構中仍占據主導地位

根據青海省金融運行報告的統計數據分析，從2001-2014年，全省社會融資總量穩步增長，從規模上看，截至2014年末，全省社會融資總量達1412.3億元，較2001年增長了25倍，其中，間接融資高于直接融資占比24.4%；從結構上看，人民幣貸款占比近年來整體呈下降趨勢，從2001年的96.7%下降至2014年這一歷史最低水平62.2%，而近十四年來，直接融資快速發展，平均年增長率為38%，這表明隨著實體經濟的發展，融資結構持續深化，但銀行貸款依舊是全省非金融類企業的主要融資渠道，間接融資為主、直接融資為輔的融資格局尚未改變（如圖1）。

（二）直接融資在全省社會融資結構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雖然青海省的社會融資結構以間接融資為主導，但直接融資穩步增長的趨勢也逐漸顯現，直接融資占比在2014年到2001年間提升了34.5%。結構上，從企業債券和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兩者情況看，2001年起，全省股票市場開始起步，到2007年非金融企業境內債券和股票融資出現顯著增長，股票增長尤為突出，累計額是企業債券融資余額2.23倍，但僅三年時間，企業類債券發展更為迅速，從2010年，企業類債券融資余額大幅超過股票累計籌資額，在規模和結構方面的提升幅度顯著。可見，直接融資迅速發展，從規模和結構上，在全省社會融資中的比重日益提升。

二、青海省社會融資結構深化對商業銀行業務的挑戰

隨著青海省社會融資結構的不斷深化，金融脫媒愈見加深，商業銀行作為間接融資的載體，其業務經營也將面臨巨大挑戰。

（一）對負債業務的挑戰

隨著全省社會融資結構不斷的深化，直接融資市場上提供的金融產品越來越趨于多樣化，豐富的金融產品更能滿足不同企業和居民個性化的投資需求，并提供優于存款利率的收益率，這促使企業和居民把資產更多地配置到非存款性金融工具上，因此，商業銀行必須注意到社會融資結構深化對其資金來源造成的不穩定沖擊。

（二）對資產業務的挑戰

青海省社會融資結構深化對商業銀行資產業務最直接的挑戰來自銀行的貸款被直接融資產品所擠占，一些企業尤其是優質的大型企業，將更頻繁地進入資本市場，以更低的成本籌集資金，特別是伴隨著近年來公司信用類債券的迅速發展，將在一定程度上對傳統銀行獲得較高收益的貸款資產形成替代。商業銀行對此將流失大量優質客戶資源，貸款收益將逐漸收窄，這對目前全省商業銀行主要以公司貸款為收入來源的格局形成較大挑戰。

（三）對中間業務的挑戰

中間業務一般包括支付結算類、類、基金托管類、擔保類、承諾類、交易類、咨詢顧問類、銀行卡、其他類九大類。全省社會融資結構深化對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挑戰目前表現尚不明顯，但未來隨著直接融資的擴大，非銀行金融機構競爭力的增強，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重合（或相似）的某幾類銀行中間業務，比如類中間業務和咨詢顧問類中間業務將會受到挑戰。

三、國際融資模式發展經驗與啟示

（一）德國銀行主導間接融資模式

德國由于分別實行全能銀行、主銀行制度導致間接融資比重相對較高。德國的銀行實行混業經營，即銀行是全能的銀行，不僅辦理商業銀行的業務，也辦理投資銀行和保險業相關方面的業務。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是以銀行間接融資方式配置金融資源為基礎的金融體系。銀行體系發達，企業外部資金來源主要通過間接融資，銀行在動員儲蓄、配置資金、監督公司管理者的投資決策以及在提供風險管理手段上發揮主要作用，危機來臨時，如果能保住大銀行則基本上能控制住危機[1]。

（二）美國市場主導直接融資模式

美國銀行實行的分業經營制度，即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保險業獨立經營。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在信息處理、風險管理、流動方面的優勢，為新興產業發展和產業機構升級發揮了重要作用；以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為代表機構投資者為資本市場帶來了穩定的資金來源，由于自己的持續穩定流入，使得美國股票市場發達，同時，美國的公司債券是信用評級較高的大中型公司籌資資金的重要手段，均拓寬了企業的融資渠道[2]。

（三）它國經驗的啟示

第一，雖然德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但德國全能性銀行能滿足客戶的各種需求，有超強的應變能力，為企業提供短期、長期貸款，證券承銷、財務咨詢等全方位金融服務。第二，美國資本市場發達，以市場為主導型金融體系，更有利于創新，能不斷滿足中小企業、創新型企業的多層次融資需求。第三，青海省資本市場發展相對落后，雖銀行的經營范圍受監管政策的嚴格要求，但面對社會融資結構變化的新趨勢及其對商業銀行經營和發展的巨大影響，商業銀行必須轉變原有的經營理念、盈利模式、發展戰略，加快推進轉型，適應新的發展要求。

四、商業銀行的應對策略

（一）加快推動傳統經營模式向大資產、大負債模式轉變

傳統的負債、資產形式將受到沖擊，商業銀行要加快推動傳統經營模式向大資產、大負債模式轉變。“大資產、大負債”是涵蓋表內外、本外幣、境內外、利差和非利差的全領域綜合發展的經營管理方式，大資產業務的發展要從資金提供者向資金組織者轉變，大負債業務的發展要從傳統單一存款向客戶全量資金統籌轉變。要通過對內強調全方位統籌優化資源配置；對外強調根據不同客戶特點，配置不同的產品和服務組合，為核心客戶提供“大資管”服務。

（二）加快推動傳統金融模式向綜合化服務模式轉變

要變零敲碎打的分散營銷為集中統一的綜合營銷，通過整合客戶、產品部門營銷資源，配合業務流程優化調整，利用好線上、線下渠道，開展集約化、立體化營銷，提升綜合營銷服務能力，通過實施全量資金考核，健全跨條線、跨部門、跨層級的客戶需求綜合響應和產品服務整體聯動營銷機制，形成競爭合力。大力發展直接融資業務，打通各類資金供求通道，通過貸款、理財融資、短融、基金、租賃、信托等多項產品，實現高、中、低風險收益相匹配的資產組合，多渠道滿足客戶金融需求。

（三）加快推動傳統渠道經營模式向線上線下融合渠道經營模式轉變

商業銀行在客戶服務上有特別全面和完善的線下金融服務能力，要進一步推進前后臺深度分離，統籌利用物理網點、自助銀行、電子銀行等多種渠道資源，發揮各自優勢，實現渠道服務的合力推動和優勢互補。積極構建互聯網綜合服務平臺和線上金融超市，加快智慧銀行網點建設和推廣，實施“移動優先”策略，把手機銀行、電視銀行等移動銀行作為重點和優先發展方向，擴大移動金融業務領先優勢。

（四）加快推動傳統信息系統管理模式向大數據管理模式轉變

銀行需要進行整合內部數據，搭建完善網絡平臺的數據可自動歸集、便于批量處理，將單純電子化存儲的數據向實時更新和共享的大數據庫發展，根據大數據庫的信息形成對客戶精準定位和客戶需求挖掘。將微信、微博、QQ群等新型網絡交互平臺與網絡金融業務結合起來，建立起銀行與客戶間聯系紐帶，并在這些交互平臺開展業務咨詢、業務宣傳等相關的金融服務，及時了解客戶需求。

參考文獻：

[1]楊陽、吳碧媛：《直接融資還是間接融資：德國模式與啟示》[J]，改革與開放，2014.13。

篇4

【關鍵詞】銀行 金融結構 不良貸款

一、前言

本文筆者結合個人多年從事金融業務的實踐工作經驗，從調整金融結構入手，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的關系進行粗淺的探討，并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全新設想，旨在研究不良貸款下降的路徑，從而為降低不良貸款做出有益參考。

二、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

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不良貸款始終是銀行界不可小覷的重要金融難題，其出現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金融體系、銀行體系脆弱，所以對不良貸款的研究始終是金融界的首要難題。尤其是從不同的視角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進行觀察，可以發現不同視角下的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其表現也不盡相同。具體可以從以下幾點方面，對其關系進行闡述。

第一，可從銀行業、保險業以及證券業的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存在與銀行業之中，因此只有銀行可以承擔貸款這項業務；第二，可以從金融機構的角度來看，分為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不良貸款屬于間接融資，也只有間接融資才會產生不良貸款；第三，從業務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可以說是銀行傳統業務中的產業遺留，而現代融資業務并不以貸款為主線，也就不會產生過度的不良貸款；第四，從城鄉結構和數量來看，不良貸款主要以城市為主，農村為輔，因為城市的資金更為集中，而農村資金較為分散，也多以農戶小額貸款為主；第五，從區域結構劃分來看，不良貸款多出現在經濟欠發達的非沿海地區，傳統計劃色彩較為濃重的重工業地區，換句話說也就是說不良貸款主要出現在經濟運行不正常的地區；第六，從所有制結構來看，不良貸款主要存在于共有制度較高的金融機構，而公有制較低的民事銀行勢必其不良貸款率要低很多；第七，從人員結構來看，不良貸款多易發生在傳統業務人員身上，而擁有現代化金融知識，現代化金融理念的人員往往不易觸發大規模金融貸款，而造成不良貸款。

而無論從任何一個視角進行觀察，通過系統的總結，我們都可以看到，在金融結構中，不良貸款的存在，是可以通過金融結構變動，而有所改變的，也正因如此，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基于此點，我們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設想，并對此進行深入研究，旨在研究不良貸款的下降路徑。

三、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

根據上文對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關系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金融結構與不良貸款之間存在莫大的關聯。因此，在此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設想，并且對此作出相對應的金融結構調整，以期找尋不良貸款的下降路徑，以下筆者粗淺地從兩個方面入手對這一設想進行闡述：

第一，可以從銀證保結構入手，進一步調整我國金融機構。銀行、證券與保險作為我國國內金融市場的三大支柱主體，其在金融發展中，主要以銀行為主，證券與保險業為輔的基本模式，而這種結構模式，恰恰是誘發不良貸款出現的主要因素。尤其是目前，我國正處于企業穩步回升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更應該多運用市場化手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不斷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把握好信貸投放的方向、力度和節奏。所以，調整金融結構，勢必成為逐步降低不良貸款的有效途徑。我國可先從調整金融機構業務入手，將現有從事銀行業的金融機構一部分脫離銀行業務，開始做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也就是說從源頭上降低銀行業務的比例，而銀行業務下降，貸款也勢必會下降，貸款下降了，不良貸款也相應會得到減少。也許有人會擔心銀行業務比重下降后，會影響到放貸，其實在經濟運行中，貸款只不過是融資方法中的一種，貸款的融資方式減少了，完全可以用證券等融資工具謀求新的融資方式來解決企業的融資問題，由此同樣可以解決經濟運行中微觀主體所需的資金問題。所以，此種方法可進行深入研究與探討。

第二，可以從金融機構入手，進一步調整我國金融機構。我國通過對金融機構的實際調查可以得知，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其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的結構比例大約在4：6，而我國則在1：9左右。可以說，我國在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構調整上，還具備相當大的空間。尤其是通過上文我們可以得知，直接融資不會產生不良貸款，所以，要想降低不良貸款，可采取調整金融機構，也就是提高直接融資比例，降低間接融資比例的方式，從而最終向發達國家靠攏的趨勢。因為，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相比，其優點相當突出，主要是融資速度快，融資成本低，其根本優點還在于直接融資是釋放小風險，避免大風險。例如：證券融資是直接融資，證券市場的風險天天有，但天天有的風險，只不過將小風險每天都釋放出來，不會積聚大風險，相反的情況是間接融資掩蓋了小風險，積聚了大風險，如貸款融資，存款人和貸款人的關系被金融機構隔斷了，存款人以為把錢放在銀行里風險不大，實際上銀行把錢貸放出去后，有的貸款利息收不到不說，本金的收回也感到無望，由此不良貸款金融機構每天在積聚，存款人卻無從發現。所以，對融資結構進行調整之后，直接融資比重加大，也會使存款人以全新的面目出現在市場經濟運營中，直接接觸金融市場，從而實現風險自擔的目的。而金融機構無需夾在中間承擔風險，那自然也不會有過大的不良貸款增加之憂。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本文筆者從金融機構與不良貸款之間的關系入手進行粗淺的探討，并提出調整金融結構，促進不良貸款下降的全新設想，也使我們更加清楚的認識到，要想降低不良貸款，不僅僅單一從銀行調整經營策略出發，更應該進一步改變企業自身的金融戰略發展方針，并且不斷加強對降低不良貸款的研究，從而解決這一國際銀行界所面臨的共同難題。

參考文獻

[1]馮建強.論金融結構的調整和不良貸款下降的關系[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4（05）.

[2]江春，沈潤濤.中國經濟失衡的金融結構視角[J].開發研究，2009（12） .

[3]張立強.轉型時期我國金融結構優化研究[D].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2012.

[4]劉波.中國貸款效率問題研究[D].華中農業大學，2011.

篇5

關鍵詞：金融創新 供給側改革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金融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地位日益顯著。從供給側改革的角度講，金融行業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否發揮了重要作用，就要看金融體制和機制安排是否有利于將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高效率地組合起來，讓資源充分發揮作用形成較高水平的生產能力。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三期疊加、經濟增速放緩，而銀行業間接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下，資源配置更偏向穩定、保守和傳統優勢行業，既不能滿足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要求，也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和變化的金融需求。因此，金融創新勢必成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環節，金融改革也將打破和重新梳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

一、當前金融體制和機制對供給側改革的影響

（一）金融結構偏重間接融資

以銀行業金融機構間接融資為主導一直是我國金融體系的顯著特點。截至2015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超150 萬億元，機構總數4千多家，占總融資規模的65%，而十家上市的銀行資產規模就超過100萬億，貸款超50萬億元。與此相對比，近三年來我國才陸續批準5家民營銀行進入金融行業，資產規模不能與傳統銀行相比。傳統銀行業的資產分布特點是對公貸款占比70%以上，其中大企業、政府和銀行機構貸款占據主要部分。金融機構的首要任務是服務實體經濟，但由于傳統銀行業占據體制和機制的優勢，競爭意識和憂患意識不強，服務意識更是落后于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隨著民營銀行的誕生，互聯網金融開始崛起，依托互聯網技術，民營銀行將支付、云計算、社交網絡等互聯網工具融合，快速實現了資金、支付和各種應用場景的融合，開發出一系列使用便捷、成本低廉和符合需求的新興金融服務和金融產品，間接推動了銀行業金融機構快速跟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決供給不足、供需錯配問題。但只要銀行業服務的主要對象是大企業、政府和金融機構，其產品創新動力就不會有很大改變。即使被迫做出某些應對，其主動性和積極性也難以為繼。

（二）直接融資市場發展不充分

一直以來，我國大力支持資本市場的發展，持續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截至2012年末，我國股票總市值已名列全球前茅，債券發行規模也保持了高速增長，2012年廣義的直接融資占比達到40%，扣除影子銀行業務融資額，直接（股債）融資也占到了18.8%，比起當初的10%左右有了較大發展。但從資本市場發展的邏輯看，為了開創直接融資市場的良好局面，保障居民的切身利益，先進入直接融資市場的企業往往是效益比較好、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可在客觀上導致大部分中小企業、新興企業被拒之門外。12年后我國股市開始走向低迷，股權融資規模也呈現萎縮狀態。直至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要求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后，一系列推進提高直接融資比重的政策措施相繼出臺，三板市場震蕩前行，中小企業和新興企業有個更多的融資機會。

（三）金融創新是改變現狀的重要手段

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金融行業在供給側改革中的主要任務是限制過剩產能資金供給，提高實體產業的資金利用效率，盡可能將潛在產能快速轉化為實際產能。通過金融創新幫助解決因結構問題而產生的產能過剩問題，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點燃創造熱情、激發創新活力。

二、金融創新支持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建議

（一）金融體制改革創新

體制創新我國金融發展創新的首要任務。體制創新主要是通過頂層設計建立防控風險與鼓勵發展創新的體制，鼓勵金融競爭主體的多元化發展。長期以來，我國金融供給側主體結構單一化問題一直存在，金融領域的競爭僅限于相同或相似類型主體之間的競爭，優勝劣汰的機制基本上沒有發揮作用。由于缺少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傳統銀行業金融機構內部創新意識、憂患意識不強，其結果是一方面新興企業、創新企業急需啟動資金和發展資金，而另一方面是金融機構雖有資金但缺少與之相匹配的金融產品，貸款難、貸款貴、難貸款的情況非常常見。所以政府必須有決心進行深刻的體制變革，通過體制改革改變金融從業者的意識狀態，讓其主動改變自己適應社會的變革需求。

（二）管理機制變革創新

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主要特點就是大，即便是城市商業銀行、農村商業銀行和村鎮銀行等較小的金融機構與社會上一般的企業相比也是比較大的。而且其管理機制上更是體現了大的特點，就是不管這個銀行資本有多少、人員有多少、地方有多偏，在管理上都體現的符合上級要求、聽從上級指揮的特點。近年來，國家以及各金融機構多次出臺政策措施鼓勵滿足中小企業融資需求，但效果均不理想的原因就在于銀行機構在管理上基本沿襲了傳統的國有大銀行條線管理機制。導致基層分支機構、基層網點雖然了解對客戶的需求、地方的特色、產業發展的狀態，但是沒有能力進行產品開發設計、沒有權限突破規定。因此，金融機構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管理模式，在龐大的運作機構中根據機構層級的不同特點設計出保持基層機構靈活性的管理制度，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

（三）產品開發設計創新

一方面是金融體系內的資金充裕貸不出去，一方面是企業缺少發展資金，這最直接的反映出金融產品供給無法滿足企業融資需求的矛盾，這也是金融在供給側改革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由于市場競爭不充分，傳統銀行機構內的人員沒有足夠動力了解眾多小微企業和客戶的需求，溝通他們遇到的各種限制，也就不會進一步思考如何通過他們的優勢來化解風險，進而創造出新的金融產品來。未來成功服務眾多小微企業、新興企業和廣大居民最終靠的一定不是誰得機構最大、誰的網點最多，而是誰最了解其客戶需求并及時提供符合客戶需求的產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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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發展指標本文將金融發展水平細分為四項指標，即金融結構發展指標、金融中介發展指標、金融市場發展指標、金融效率指標。金融結構發展指標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來衡量，通常將其簡化為金融資產總額與名義GDP的比值。本文選擇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作為衡量金融發展水平的指標。金融相關率(x1)=(金融機構存款余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GDP。金融中介發展指標反映以銀行中介為主導的間接融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因為間接融資依然是企業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銀行中介發展指標(x2)=銀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GDP。金融市場發展指標可以衡量河北省資本市場發展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影響，即用資本市場籌資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金融市場發展指標(x3)=（股票市場籌資額+債券融資）／GDP。金融效率指標即資金融通的效率，反映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金融效率指標(x4)=金融機構全部貸款/金融機構全部存款，比值越大，表明金融效率越高，反之金融效率越低。2.產業結構升級指標根據錢納里的標準產業結構，隨著人均GDP的增加，第一產業占GDP的比重將不斷下降，而第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將不斷上升。所以選用第二、三產業產值之和占GDP比重（y1）作為第一個衡量產業結構升級的指標。根據配第一克拉克定律，隨著全社會人均GDP的提高，就業人口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GDP有進一步提高時，就業人口便大量向第三產業轉移。所以選用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的比重（y2）作為其中第二個衡量產業結構升級的指標。另外本文還選用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y3）、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y4）、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y5）、第二產業就業比重（y6）衡量產業結構的變動情況，其中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y3）、第三產業就業人員比重（y4）也可以反映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指標。

二、實證分析及結果

首先以2008年為時界，將2000-2012年劃分為兩個經濟周期：2000-2008年和2009-2012年，每個經濟周期都歷經衰退、蕭條、復蘇和繁榮。在不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下，通過政府實施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分析金融發展將如何影響產業結構升級。

（一）2000-2008年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灰色關聯度測定與優勢分析2000-2002年河北省CPI指數呈現負增長，投資需求疲軟。政府通過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來引導資金流向，刺激各產業發展。2003-2008年經濟歷經復蘇至繁榮，在經濟繁榮時期，政府通過采取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資金總量，優化資金配置，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從而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運用灰色關聯方法，可以分析經濟蕭條和繁榮時期，在政府實施的不同貨幣政策的引導下，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聯度。通過利用表1和表2中的數據，計算各母子因素序列間的關聯度，形成關聯矩陣R1：2000-2008年各指標關聯矩陣R1通過分析關聯矩陣R1可以看出：1．河北省金融中介發展指標（x2）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是優勢母因素。這說明通過金融中介間接融資依然是企業籌資的主要渠道。在日益完善的金融市場機制下，資金結構配置日益優化。一方面，政府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放松銀根刺激投資需求。2008年金融機構年末貸款金額比2000年增長了三倍。另一方面，這個階段消費潛力巨大，消費結構的優化決定產業結構的升級，產業發展需要金融支持，所以這一時期，產業結構優化對銀行貸款的需求增加，金融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支持效果逐漸顯現，這也是貨幣政策機制通過金融市場的傳導對產業結構影響的結果。2．河北省金融市場發展指標（x3）對第二產業的影響大于金融中介發展指標（x2）的影響，即（r35>r25、r36>r26）。這說明這一時期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的直接融資對第二產業的扶持力度較為顯著。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能夠較快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這與現實相符，2005年以來，股票市場日漸復蘇，截至2008年底，河北省上市公司A股籌資額為155億元。另外短期融資券已成為河北省企業融資的重要渠道，2008年底短期融資券融資發行金額63億元。3．河北省金融市場發展指標（x3）對第三產業的影響小于金融中介發展指標對第三產業的影響，即（r23>r33、r23>r33）。這說明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的直接融資對第三產業的扶持力度較弱，河北省第三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間接融資。至2007年，河北省上市公司共有36家，其中31家屬于第二產業，僅有2家屬于第三產業，這也印證了這個結論。4．河北省金融效率（x4）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不顯著。這說明金融機構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較低。2000-2008年，河北省金融效率指標從77.6%下降至53.4%，河北省在利用間接融資方面的效率呈下降趨勢。在經濟從衰退走向繁榮時期，需要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第二、三產業的升級。巨額的科研費用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所以銀行存款規模的擴大可以為產業結構的優化提供資金保障，但這同時需要提高金融體系吸收儲蓄并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

（二）2009-2012年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升級的灰色關聯度測定與優勢分析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經歷了2009年經濟最困難時期后，河北省經濟增長逐步實現復蘇。在這個時期為了使經濟走出低谷，政府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河北省投資貢獻率超過消費貢獻率，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驅動。產業投資支出離不開金融支持，通過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金融系統的競爭性將儲蓄資金分配于不同利潤的投資之間，通過調整資金配置效率，促使產業結構的升級。1．2009-2012年河北省金融中介發展指標（x2）依然是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優勢母因素。這一階段產業結構的優化主要依靠金融貸款的支持。因為受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資本市場發展的不景氣使間接融資再次成為企業籌資的主要方式。與上一階段相比，河北省產業發展屬于投資驅動型，所以政府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合理引導資金流向，扶持新興戰略性產業，對能源消耗大的傳統產業部門進行限制，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2．河北省金融相關率指標（x1）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比較顯著。這說明金融總資產的增長將促進產業結構的逐步升級。隨著金融機構儲蓄能力的增強，第二、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不斷提高，有利于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另外通過金融發展可以提高第二、三產業吸納勞動力的比重。3．河北省金融中介發展指標（x2）對第二產業及第三產業就業比重的影響大于金融市場發展指標（x3）。這說明2008年以后，伴隨著資本市場的日漸低迷，間接融資依然是企業籌資的主要渠道。金融中介對各產業的支持，使得第二、三產業的就業比重不斷提高，促進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推進城鎮化進程，這也驗證了配第-克拉克定律。4．河北省金融效率（x4）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并不顯著。雖然這一階段河北省金融效率（x4）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與上一階段相比，金融效率（x4）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日漸增強。說明這個時期，投資渠道日漸通暢，河北省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有所提高。從2008年至2012年，河北省金融效率指標從53.4%上升到61.4%，河北省在利用間接融資方面的效率呈上升趨勢。經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河北省金融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作用非常顯著。金融發展對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的影響較顯著，說明完善的金融體制有利于推動城鎮化進程，影響產業結構的升級。第二，河北省產業結構的升級主要依靠以金融中介為主的間接融資渠道。說明以銀行為主的金融中介機構的貸款主要流向第二產業，經濟發展主要靠第二產業帶動，金融機構對第三產業的扶持力度依然不夠。第三，河北省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籌資的直接融資方式遠滯后于以銀行為主導地位的傳統間接融資方式。這說明資本市場的發展對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較小。

三、對策建議

（一）發展資本市場，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首先，發展證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的比重，提高企業上市融資效率。其次，積極發展債券市場。最后，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為不同性質的企業提供多元化的融資渠道選擇。

（二）發展創業投資機制，大力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發展風險創業基金（VC），讓更多資金扶持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戰略產業。重視金融政策向第三產業傾斜，增加對第三產業的貸款比例，從而加大金融發展對第三產業的支持力度。

（三）建立多層次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拓寬融資渠道積極發展多層次的資本市場，完善金融市場全方位、立體化的服務功能，拓寬資金入市渠道，提高儲蓄轉化投資的能力，增加直接融資比重。

篇7

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1]是指債權人利用法律和合同所賦予的權利,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基礎上采取一定的方式或方法,對債務人——負債公司及其經營者或經理人員行為進行的監督控制或激勵約束,從而對負債公司的治理機制和治理績效所發生的影響或帶來的效應。

隨著社會生產規模的擴大,業主所有制的古典企業逐漸進化為現代公司制企業,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逐漸分離,企業引入了專業的管理人員,企業經營效益不再受業主本人能力的限制,由此產生了委托—關系。但是,管理者與所有者兩個行為主體的利益是不完全一致的,管理者因為企業不是其所擁有的,所以可能更加傾向于在職享受和消費,而所有者則希望其資本增值。而信息不對稱是廣泛存在的,使得股東無法對管理者進行完全監督,或者監督的成本大于監督所帶來的效用,這樣,企業的控制權實際上掌握在經營管理者手中。

在經理人員對企業絕對投資不變的情況下,增大投資中負債融資的比例將增大經理人員的股權比例,從而可以降低成本。并且,在大股東絕對持股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大投資中的負債融資比例將增大股權集中度;在法人股絕對持股量不變的情況下,增大負債融資的比例將增大法人股的持股比例。如果債權人對公司的約束是硬的,那么,在股權分散、法人或管理層持股較小的情況下,增加負債融資一方面相對提高公司的股權集中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增加大股東的監督力度和管理者與股東利益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債權人將承擔起對大股東和管理層的監督和約束職能。如果外部中小股東通過一定程序將自己的監督權委托給大的債權人,這樣一方面滿足了中小股東“搭便車”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使大債權人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這樣因負債增加而使股權相對集中和管理層股權比例相對增加而提高他們追求績效的動力,同時負債也使失敗的風險增加從而使債權人的監督加強,促使大股東和管理層多努力工作少個人私利。兩方面作用結合在一起,將大大提高公司的經營績效。因此,負債通過相對提高管理層持股比例和股權集中度,一方面增加了管理層的激勵,降低了股東和管理者之間的成本;另一方面,債權人的監督約束了大股東的私利行為,避免了大股東對中小股東的侵害。可以說,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具有正面效應。

2、中國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分析

(一)中國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現狀

因為長期以來,中國公司尤其是國有公司預算軟約束的情況相當嚴重,至今仍未硬化(鄭江淮,2001),為此在中國的國有企業中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并不是正面效應。謝德仁(1999)提出了這一悖論并進行了解讀。進一步說,中國上市公司的情況又如何呢,于東智(2003)、王四滿(2005)等很多學者通過研究,上述“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具有正面效應”的結論也不成立,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負面效應,即體現為負債融資對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或稱負債融資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

(二)中國負債融資公司治理效應的弱化與惡化原因

1.股權融資偏好和便利使得債務融資無法限制經理人員濫用現金流。很多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股權融資偏好,表現為盡可能利用在證券市場上增發和配股的機會獲取股權資本,排斥債務資本,導致資產負債率偏低。中國證券市場有效性的欠缺、再融資相關法規的不完善、國有上市公司的內部人控制以及籌資者對股權資本成本的認識偏差等,造成了股權融資便利和融資成本較低的假象。在這一假象的驅動下,上市公司熱衷于股權融資,而很少進行債務融資。這使得債務融資無法發揮限制經理人員濫用資金流,從而降低成本的作用。

有資料顯示,近十多年來,中國企業在只包括銀行貸款間接融資和資本市場證券直接融資的融資總量中,直接融資雖然發展較快,但所占比重仍然很小,銀行貸款間接融資的比重占絕對優勢。截至2008年末,銀行貸款融資在融資總額中的比重高達91.8%,直接融資比重僅為8.18%。在只包括股票和企業債券的證券融資中,股票發展較快,企業債券發展過慢。在包括銀行貸款和企業債券的企業債權融資總量中,銀行貸款的比重更是占有絕對優勢。1995—1998年,平均來說企業債券僅為銀行貸款的2.11%。

而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中,對企業來講,發行債券往往比股票更具吸引力。據資料顯示,自1946年以來,在美國全部的外部融資中直接融資中的債券融資比重基本上都高于股權融資的比重。1970—1989年間,英美兩國債券融資分別占外部融資的129%和196%。進入20世紀90年代,各國更加注重發行債券融資。美國1993年直接融資的債券市值為12.7萬億美元,超過股市7.4萬億美元近50%。美國非金融公司債務總額中,屬于銀行貸款的比重1979年下降為15.7%,到1989年和1994年這一比重下降為10%和8.2%。

2.商業銀行獨立性的欠缺和債權的軟約束。在新古典經濟學中,企業和個人都被假定為嚴格地遵守預算約束,在預算約束的范圍內追求效用最大化。在中國卻往往出現約束軟化的現象,即向企業提供資金的一方(政府或銀行),由于某種原因,未能堅持原來的實現合約,使企業資金的運用超過了其前其收益的范圍,或者從跨時期的時間角度來說,提供資金的機構使企業支出超過了其將來收入現值所確定的范圍(平新喬,1998)。對于預算軟約束的解釋有多種,科爾奈(1986)將其原因歸結為社會主義集權體制下政府對企業的“父愛主義”,以及政府追求就業目標或政治支持等。此后西方經濟學家又提出,不僅僅是政府的過度干預會導致預算約束的軟化,而且集中的銀行體制也會導致預算軟約束。以上解釋似乎都與中國目前的現狀相吻合。

中國四大商業銀行屬于國家所有,而大部分的大中型企業也是國有企業,既然所有權都是國家的,那就難分彼此了。雖然《商業銀行法》為銀行經營管理的獨立性提供了法律保證,但仍受到國家政策甚至行政命令的影響。商業銀行和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關系依然糾纏不清,它們共同的目標都是服務于國家的政治經濟大局。在這種情況下,企業會自發地產生對銀行的依賴感,甚至習慣于對債務進行抵賴。同時,國有銀行自身在治理結構上存在著“一股獨大”、委托問題和經營者激勵問題,導致銀行通常并不關心企業的經營狀況,其參與企業治理的積極性并不是很高。

此外,中國銀企關系的制度設計是以防范金融風險為首要目的,銀行作為債權人事實上無法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只要企業能夠按期償付貸款的利息,銀行就無權干涉企業的經營管理。對于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銀行通常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地位,這大大阻礙了債務治理效應的發揮。

3.破產退出機制和相機治理機制的失效。法律規章給予政府機構太多的權利,而關于債權人權益的條款則含糊不清,沒有明確清晰地規定當企業拖欠債款時債權人能夠做些什么。在破產過程中,即使銀行能履行一些作為債權人的權利,但是在執行時也常常受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掣肘。由于市場規則和債權人基本無法主導破產程序,在缺少市場力量和債權人力量監督的情況下,破產往往成為債務人逃避債務的手段,破產在現實中離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和嚴懲人的目標越來越遠。

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已經發展了十余年了,但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制度仍沒有完全建立。前面也提到,中國的《破產法》僅限于調整一般企業,而上市公司的破產退出缺乏健全的法律依據。盡管證監會在2001年2月出臺了《虧損上市公司暫停和終止上市實施辦法》,并于2001年11月進行了修訂,使得幾家早就被PT的公司先后退市,但此辦法對虧損公司暫停和終止上市時如何發揮債權人的相機治理作用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所謂相機治理[7],是一種動態治理的觀點,是指當企業資不抵債、面臨破產時,由債權人替代股東掌握企業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到目前為止,中國的破產法律法規并不支持銀行在企業陷入財務危機時接管企業(包括上市公司),這大大限制了債權人在公司治理中發揮積極作用。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后,由于法律法規不完善,政府行政干預、法院獨立性不強等原因,銀行對企業的影響力十分有限。

3、解決負債融資的公司治理效應政策建議

1.大力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優化融資結構。當前宏觀經濟的運行和政府部門的政策有利于發展企業債券,這首先表現為在銀行利率不斷下調的情況下,債券利率也相應降低,企業債券融資的成本低廉;其次,企業股權融資的難度在加大,證監會已經出臺了對A股公司實行補充審計的暫行規定,該規定要求對擬上市或增發新股及配股公司報送的材料由許可的國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進行雙重審計,這也增加了股權融資的成本;再次,實施債轉股后,中國企業整體資產負債率下降,拓展了企業債券的發行空間。發展企業債券市場目前至少做好以下工作:(1)不斷完善企業債券市場的結構體系,建立健全多層次的企業債券市場,是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和規范化運作的重要條件。(2)政府減少行政干預,并在政策上對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給予支持。如逐步放開企業債券發行利率的限制,由市場定價。制定減免企業債券利息稅的優惠政策,以鼓勵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3)調整企業債券品種結構,增加債券的流動性和可轉換性。進行企業債券品種的創新,能為債券發行企業和投資者提供廣闊的選擇空間。(4)加強市場中介機構的培育,不斷完善中國的企業資信評估機構和企業信用的評價體系,使資信評估機構為投資者提供客觀、公正的投資決策依據,促進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

2.深化國有商業銀行的股份制改革,打造獨立的債權主體。要解決銀行債權的“軟約束”問題,消除國有企業隨意拖欠貸款的現象,改變國有商業銀行消極治理的態度,必須對國有商業銀行實行充分的公司化改造和股份制改革,努力解決國有銀行自身的治理結構問題,打造真正獨立的債權主體。要嚴格杜絕各種行政性貸款,消除政府部門對商業銀行經營的行政干預。盡管這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但一定要首先樹立市場化運作的觀念,反對那種把銀行當做政府拯救國有企業的工具或提款機的行為,以保證商業銀行能夠自主經營和自控風險。

3.完善主辦銀行制度,授予銀行更大的監控權。在目前情況下,應考慮授予商業銀行更大的監控權。(1)對負債比例較高的公司,應當允許銀行作為主要債權人列席公司的重要會議,使其盡可能充分地獲取關于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的信息,實現較好的風險控制,以防止不良債權的產生。(2)可以考慮授予主辦銀行特殊投票權,允許其代表所有的債權銀行享有一票否決負債公司經營決策的權力。(3)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應當考慮允許主辦銀行對企業進行戰略持股,或者允許主辦銀行直接進行債轉股,以更好地發揮債權治理的作用。

4.改革和完善破產法律制度,加強對債權人利益的保護。要改革現有的破產法律制度,把改革的立足點放在加強對債權人利益和債權人市場的保護上。破產法律制度作為公司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以債務人不能償還到期債務為前提,以維護債權人利益、重整社會經濟資源為目的。筆者認為,應從四個方面對現行的破產法律制度進行改革。(1)破產法律制度對破產主體應當一視同仁,對國有企業和其他企業的破產清算,應當設定相同的程序,而不能有歧視性的規定。(2)要建立一個良好的合理的破產程序。破產的目的首先應設定為清償債務,其次才是社會資源的重整。因此,破產法律制度應當限制政府部門和債務人的主管部門在破產程序中的不正當權力,消除行政權力對破產過程的干預,避免行政權力的過度介入對債權人利益的損害。(3)應增加債權人、社會中介組織和專業人員在破產程序中的參與權,著重提高債權人對破產程序的參與程度,增強破產程序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破產法律制度應當明確規定債權人有權參加清算組的工作,并可以單方面提出和解和整頓的請求。同時,企業資產的評估或企業的整頓必須在債權人的直接參與和監督下進行,以保證公正性和有效性。(4)要做好相關的體制改革。破產機制的完善牽涉到許多方面的體制完善,例如融資體制、社會保障體制等,在這里需要強調的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改革和國有股的減持。作為所有者或控股者,地方政府更可能通過各種與市場規則完全相反的方式繼續擴大對處于困境的公司提供支持,這些措施包括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實施地方保護主義以及向上級部門進行游說等。作為所有者或控股者,當地方政府不得不按照法律、法規及法院判決處置其所控制的公司時,他們就更有可能干涉相關法律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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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醫院 體制改革 融資模式

一、引言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醫院競爭日趨激烈,人民群眾對醫療需求也日益提高,大量民營醫療機構紛紛涌現,使國有醫院面臨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機遇。如何適應衛生改革新形勢的需要,進行醫院投融資及資本運作的改革以推動醫院的發展,已成為各醫院管理者十分關心的問題。目前,影響國有醫院快速健康發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體制改革滯后,而醫院體制改革的難點在于產權管理主體的確定。加快公立醫院產權制度改革可以明晰產權,優化醫療資源配置,更有效的改革醫療管理體制,為拓寬醫院融資渠道提供根本上的支持。

二、公立醫院體制改革方向

醫院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主要目標就是提高醫院的運作效率,這其中就包括融資效率。我國對醫院實行分類管理,即營利性醫院和非營利性醫院。如果參照國外的成功經驗,更合理的是分為三類進行管理,即公立醫院、非政府所有的非營利性醫院和營利性醫院。公立醫院產權制度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的改革,一是總體層面,二是個體層面。總體層面的改革,也就是對醫院所有權的改革,會重新規劃分配社會的醫療資源,調整不同性質醫院在醫療市場中的比例。我國公立醫院數量眾多,政府難以同時給予如此多的公立醫院以足夠的財政支持,勢必會出現“僧多粥少”的情況,而公立醫院與其他性質的醫院相比,存在著融資渠道較窄和方式不夠靈活的劣勢。要維持醫院的生存和發展需要,有必要對部分公立醫院的所有權做出調整。在對公立醫院的產權制度進行改革時,就不能簡單地采取出售的方式,在將競爭引入醫療服務市場的同時,還要保證公立醫院的主導地位和非營利醫院的主體地位。具體分為三種情況。

一是對于那些有優勢的公立醫院,應該保持其公立的性質,以保證公立醫院的主導地位。二是對于優而無勢的公立醫院,即擁有良好的技術條件,設備和人員,但規模不大、對本地醫療市場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不強的醫院,可以采取橫向、縱向整合或民資、外資參股的方式,以擴大規模、增強競爭優勢。具體來說,就是強弱聯合或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的聯合。在正確評估雙方醫療資源特別是弱勢一方的資本和整合后的市場前景的基礎上,這種整合方式能有效的實現雙贏的結果。三是對于處于劣勢的公立醫院,由于政府已無力經營這些醫院,為了盤活國有資產,更有效地利用社會醫療資源,可以采取將這些醫院競價出售,或讓民資和外資參股、控股而國有資產股份逐步退出的方式。雖然這些醫院改制后,大部分都會變為營利性醫院,公益性的色彩有所減弱,但是有資料表明,許多改制醫院的服務效率和運營狀況都有大幅度改善,較改制前會產生更大的社會效益。

三、體制改革后的融資模式

融資是企業資本運動的起點,也是企業收益分配賴以遵循的基礎。足夠的資本規模,可以保證醫院投資的需要,合理的資本結構,可以降低和規避融資風險,融資方式的妥善搭配,可以降低資本成本。因此,融資活動決定和影響醫院整個資本運動的始終。融資機制的形成,直接決定和影響醫院的經營活動以及醫院財務目標的實現。

現代公司融資理論認為,融資機制的形成,表面上是融資形式的選擇,實際上是醫院合理確定融資結構、實現醫院價值最大化的過程。所有這些,都是由融資工具本身的特征、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決定的。融資方式的選擇,是醫院融資機制的重要內容。融資方式多種多樣,按照不同標準,可以劃分為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股票融資和債券融資等。

醫院的融資是一個隨經濟發展由內源融資到外源融資再到內源融資的交替變遷的過程。一個新的醫院建立后,主要依靠內源融資。當醫院得以生存并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利用外源融資可以擴大規模,提高競能力。當醫院資產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醫院往往會從融資成本的比較中選擇一種更高層次的內源融資方式。實際上,就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關系來說,內源融資是最基本的融資方式,沒有內源融資,也就無法進行外源融資。內源融資可獲得權益資本,醫院之所以可以外源融資,首先取決于醫院內源融資的規模和比重。內源融資規模大,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同樣也才能獲得借入資本。從融資原理分析,醫院負債經營,首先是醫院自有資本實力的體現,自有資本為醫院負債融資提供了信譽保證。而且經濟效益好的醫院,投資回報率高,股東收益好,更應注重內源融資。與發達經濟國家不同的是,目前我國醫院主要依賴于外源融資而內源融資比例很低,一是以往的舊體制決定了醫院對銀行貸款的依賴性;二是醫院缺乏自我積累的動力和約束力。

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方式的選擇,是外源融資決策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改革開放以前,醫院只允許間接融資,而否定直接融資。實際上,能否直接融資主要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制度和醫院制度改革。1952―1978年我國采取的是低收入分配加社會福利的政策。低收入集中分配的政策造成了積累主體單一化。直接融資是經濟體制改革、國民經濟分配結構變化后才出現和可以利用的。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選擇還與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育和金融體制有密切關系。目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究竟以誰為主,主要有兩種模式:一種是以英美為代表的以證券融資方式(直接融資)為主的模式;另一種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以銀行融資方式(間接融資)為主的模式。由于英美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資本市場十分發達,醫院行為完全是在市場引導下進行。曾任美國金融學會會長的著名學者梅耶斯提出的優序融資理論通過實證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醫院融資的選擇,應先依靠內源融資,然后才是外源融資。日德模式的特征是:間接融資為主,銀行在金融體系中居主導地位,產融結合,資本市場發展受到抑制。日本的銀企關系有著特定的制度安排,即主銀行制度,主銀行是指對于某醫院來說在資本籌措和運用方面容量最大的銀行。德國實行主持銀行制度,特征與日本主銀行制度相似,其存在背景都是資本市場不發達,產權制約較弱。

我國在長時期內形成了醫院對財政的依附關系,盡管我國不可能達到美英那樣的直接融資比例,也很難確定最佳的融資比例,但提高直接融資比重是必然趨勢。發展股票、債券等直接融資形式,改善醫院融資結構,將是我國醫院融資結構方面的方向性選擇。

四、政策建議

我國應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建立與醫院間的新型監管關系,形成市場對資本結構的調節選擇機制。主要政策建議有以下幾方面。

1、逐步縮小政府投資領域和范圍,減少對醫院微觀活動的行政性干預

對公立醫院而言,衛生投融資改革在賦予其理應得到的投資決策權的同時,也需要醫院承擔相應的投資風險,讓醫院真正根據市場情況進行投資決策和運作;對政府而言,衛生投融資改革是要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衛生投融資體制,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實現政資分開和管辦分離,減少對醫院微觀活動的行政性干預,逐步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參與的多元化辦醫格局,并提高政府衛生投人的適宜性,促進衛生與經濟協調發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減少對醫院經濟活動特別是投資行為的直接干預,推行法人投資責任制,為公立醫院產權制度改革創造條件。政府衛生職能應由微觀管理為主向宏觀管理為主轉變,充分體現政策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職能,綜合運用規劃、經濟、行政和法律手段引導和管理市場,履行規劃、準入、監管、經濟政策調控和信息、促進多樣化和競爭等職能。政府要為組織和建立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而承擔籌資者角色,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擴大醫療保險制度覆蓋面和醫療救助人群,改善居民對基本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國家衛生財政投人方向準確,將能大大改善衛生源配置和使用效率,使政府投入有限資金承擔起本應承擔的社會職能。除醫療市場涉及公共利益的部分,仍應由國家負責之外,其他領域可讓非國有資本進人,當民營資本和外資進人醫療市場后,可以改變目前醫療資源相對集中的局面,打破現實的壟斷。當更多的民營資本和外資進入醫療市場后,國家的衛生投人可從大多數人們所非必需的醫療市場中逐漸退出,更多地投向可以保證群眾的基本醫療服務中。諸如婦幼保健、血站、公共衛生應急系統建設,以及衛生監督、社區基本醫療體系的建設和健康教育、計劃生育等方面。

2、完善衛生投融資政策,加強對公立醫院經營活動的監管,維護醫療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

政府應創造有利于社會捐贈衛生事業的政策環境,如對捐贈者減免稅收等,鼓勵社會對衛生事業的捐贈。為支持非營利性醫院的發展和鼓勵社會資本向非營利性醫院的投入,政府應根據社會投資的地區或項目,對社會投資實行有差別的稅收優惠政策;對吸收社會投資產生的新技術、新項目,給予一定的定價自,以便非營利性醫院更好地參與市場競爭。政府要加強對國有非營利性醫院和民辦非營利性醫療機構財務行為的監管,監督其是否真正非營利,是否承擔了其應承擔的社會責任,確保非營利性醫院提供衛生服務時,以基本醫療服務為主,并將社會投資的經濟回報率嚴格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合法范圍之內,保證其收益主要用于醫院發展。政府要制定并盡快頒布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管理的有關法律、法規,使非營利性醫院的產權性質、設立、經營管理、破產、清產核資、財務審計、資產評估等轉制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章可循。要制定協調政府衛生、民政、工商、財政、稅務、社會保障等部門的相關政策,鼓勵醫療機構之間的兼并重組,促進營利、非營利性醫療機構的發展。要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公立醫院轉制過程中人員安置問題和轉制后人員流動問題,減少轉制成本。要根據區域衛生規劃,在符合市場經濟原則和國際慣例的前提下,對進入醫療行業的社會資本進行宏觀調控,監控服務價格、防止價格欺詐等不正當的競爭行為。取締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衛生服務提供者,維護醫療市場公平競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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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一．我國的融資環境

企業是在一定環境下的各種經濟資源的有機集合體。企業運營只有適應環境變化的要求，才能立于不敗之地。企業面臨的環境是指存在于企業周圍，影響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各種客觀因素和力量的總稱，它是企業選擇籌資方式的基礎。

企業制定籌資戰略必須立足于一定的宏觀環境之下，制定時要考慮：1．政治法律環境。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等方面。隨著改革開放的政策實施，國內政局穩定，經濟日益活躍，我國的產業政策、外匯政策和稅收政策等的日益完善，與國際慣例的逐步接軌，為外資進入中國提供了保證，使我國企業的籌資區域進一步擴大，籌資數額逐年增加，方式也更加多樣。2．經濟環境。是指企業經營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經濟條件、經濟特征、經濟聯系等客觀因素。我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高速的發展勢頭，物價得到有效控制，這一切表明，我國有巨大的市場潛力與發展機會，同時也為國內外大量的游資找到了出路。3．技術環境．是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水平、技術政策、新產品開發能力以及技術發展的動向等的總和。全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對科技開發力度的加大，對科技人才的有計劃培養，都將為企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企業微觀環境是指直接影響企業生產經營條件和能力的因素，包括行業狀況、競爭者狀況、供應商狀況及其他公眾的狀況，這是確定企業籌資方式的前提。一個良好的銷售網絡、及穩定的原材料供應商等微觀環境，將十分有利于企業籌資的順利實現。此外，筆者認為，企業的內部條件也應該屬于企業籌資的微觀環境。企業的內部條件包括：企業經營者的能力、人力資源開發的現狀和政策、組織結構、管理制度，研究開況等。就籌資而言，企業內部條件達到一定的標準，才會吸引資金、技術進入企業，因此企業要得到實現企業擴張所需要的資金，應扎扎實實的做好企業的各項工作，贏得債權人和投資者的信任，他們才會將資金、技術交由企業使用和管理。

二．企業的籌資方式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融資方式總的來說有兩種：一是內源融資，即將本企業的留存收益和折舊轉化為投資的過程；二是外源融資，即吸收其他經濟主體的儲蓄，以轉化為自己投資的過程。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單純依靠內源融資已很難滿足企業的資金需求，外源融資已逐漸成為企業獲得資金的重要方式。下面對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分別加以介紹：

（一）．內源融資方式

就各種融資方式來看，內源融資不需要實際對外支付利息或者股息，不會減少企業的現金流量；同時，由于資金來源于企業內部，不會發生融資費用，使得內源融資的成本要遠遠低于外源融資。因此，它是企業首選的一種融資方式，企業內源融資能力的大小取決于企業的利潤水平，凈資產規模和投資者預期等因素，只有當內源融資仍無法滿足企業資金需要時，企業才會轉向外源融資。在這里，筆者認為相當一部分表外籌資也屬于內源融資。表外籌資是企業在資產負債表中未予以反映的籌資行為，利用表外籌資可以調整資金結構，開辟籌資渠道，掩蓋投資規模，夸大投資收益率，掩蓋虧損，虛增利潤，加大財務杠桿的作用等。比如，企業與客戶簽訂一項產品的籌資協議，先將產品售給客戶，然后再賒購回來，該項產品并未離開企業，但企業卻通過這一協議得到了借款。因此，表外籌資可以創造較為寬松的財務環境，為經營者調整資金結構提供方便。鑒于表外籌資在我國應用還不是太普遍，而其應用的前景又十分廣泛，所以，筆者將在這里對表外融資作一較為詳細的介紹

表外融資可分為直接表外籌資和間接表外籌資。直接表外籌資是企業以不轉移資產所有權的特殊借款形式直接籌資。由于資產所有權未轉入籌資企業表內，而其使用權卻已轉入，所以這種籌資方式既能滿足企業擴大經營規模、緩解資金不足之需，又不改變企業原有表內資金結構。最為常見的籌資方式有租賃、代銷商品、來料加工等。大多數租賃形式屬于表外籌資，只有融資租賃屬于表內籌資。經營租賃是出資方以自己經營的設備租給承租房使用，出租方收取租金，承租訪由于租入設備擴大了自身生產能力，這種生產能力并沒有反映在承租方的資產負債表中，承租方只為取得這種生產能力支付了一定的租金。當企業預計設備的額租賃期短于租入設備的經濟壽命時，經營租賃可以節約企業開支，避免設備經濟壽命在企業的空耗。此外，維修租賃、杠桿租賃和返回租賃也屬于企業的表外籌資。

間接表外籌資是用另一個企業的負債代替本企業負債，使得本企業表內負債保持在合理的限度內。最常見的間接表外籌資方式是母公司投資于子公司和附屬公司，母公司將自己經營的元件、配件撥給一個子公司和附屬公司，子公司和附屬公司將生產出的元件、配件銷售給母公司。附屬公司和子公司實行負債經營，這里附屬公司和子公司的負債實際上是母公司的負債。本應有母公司負債經營的部分由于母公司負債限度的制約，而轉給了附屬公司，使得各方的負債都能保持在合理的范圍內。例如：某公司自有資本1000萬元，借款1000萬元，該公司欲追加借款，但目前表內借款比例已達到最高限度，再以公司名義借款已不可能，于是該公司以500萬元投資于新公司，新公司又以新公司的名義借款500萬元，新公司實質上是母公司的一個配件車間。這樣，該公司總體上實際的資產負債比率不再是50％，而是60％，兩個公司實際資產總額為2500萬元，有500萬元是母公司投給子公司的，故兩個公司公司共向外界借入1500萬元，其中在母公司會計報表內只反映1000萬元的負債，另外的500萬元反映在子公司的會計報表內，但這500萬元卻仍為母公司服務。現在，許多國家為了防止母公司與子公司的財務轉移，規定企業對外投資如占被投資企業資本總額的半數以上，應當編制合并報表。為此，許多公司為了逃避合并報表的曝光，采取更加迂回的投資方法，使得母公司與子公司的控股關系更加隱蔽。

除了上述的兩種表外籌資外，還可以通過應收票據貼現，出售有追索權的應收帳款，產品籌資協議等把表內籌資化為表外籌資。

（二）．外源融資方式

企業的外源融資由于受不同籌資環境的影響，其選用的籌資方式也不盡相同。一般說來，分為兩種：直接籌資方式和間接籌資方式，如下圖(略）：

企業外源融資究竟是以直接融資為主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除了受自身財務狀況的影響外，還受國家融資體制等的制約。從國際上看，英美等市場經濟比較發達國家的企業歷來主要依靠市場的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外部資金，70年代以前，通過企業債券和股票進行的直接融資約占企業外源融資總額的55％－60％；日本等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則相反，企業主要依靠銀行的間接融資獲取外部資金，1995年以前，日本企業的間接融資占外源融資的比重約為80％－85％。70年代以后，情況緩慢的發生了變化，英美企業增加了間接融資的比重，日本則增加了直接融資的比重。由此可見，如何搞清各種不同的外源融資方式的不同特點，從而選擇最適合本企業的融資方式，是企業面臨的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下面對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逐一加以詳細的介紹：

1．直接融資方式

我國進入9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市場的發展，企業的融資方式趨于多元化，許多企業開始利用直接融資獲取所需要的資金，直接融資將成為企業獲取所需要的長期資金的一種主要方式，這主要是因為：（1）．隨著國家宏觀調控作用的不斷弱和困難的財政狀況，國有企業的資金需求很難得到滿足；（2）．由于銀行對信貸資金缺乏有效的約束手段，使銀行不良債務急劇增加，銀行自由資金比率太低，這預示著我國經濟生活中潛伏著可能的信用危機和通貨膨脹的危機；（3）．企業本身高負債，留利甚微，自注資金的能力較弱。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資金的使用者不通過銀行這一中介機構而從貨幣所有者手中直接融資，已成為一種通常的做法，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發達，我國直接融資的比例較低，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資本市場在直接融資方面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改革開放以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明顯向個人傾斜，個人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遇此相對應，金融資產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個人持有金融資產的增加和居民投資意識的趨強，對資本的保值、增值的要求增大，人們開始把目光投向國債和股票等許多新的投資渠道。我國目前正在進行的企業股份制改造無疑為企業進入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但是應該看到，由于直接融資，特別是股票融資無須還本付息投資者承擔著較大的風險，必然要求較高的收益率，就要求企業必須有良好的經營業績和發展前景。

債券融資在直接融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極大的拓展了企業的生存發展空間。發達國家企業債券所占的比重遠遠大于股票投資，突出顯示了債券融資對企業資本結構的影響，如美國的股份公司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已經普遍停止了通過發行股票來融資，而是大量回購自己的股票，以至于從1995年起，股票市場連續兩年成為負的融資來源，其原因有二：

從投資者角度看，任何債券能否發行成功，首先取決于是否能吸引投資者的資金。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是投資者進行投資的關鍵。然而，在經濟活動日益復雜的情況下，取得必要的信息越來越困難，在投資者和企業管理者之間客觀存在著信息的不對稱問題。這種不對稱現象會導致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從股票融資來看，股權合約使投資者和企業管理者之間建立了委托關系，就有可能出現道德風險問題，為避免這一問題，就必須對企業管理者進行監督，但這樣做的成本很高，相比之下，債券合約是一種規定借款人必須定期向貸款人支付固定金額的契約性合約，不需要經常監督公司，從而監審成本很低的債務合約比股權合約更有吸引力。

從籌資者的角度看，債券籌資的發行成本要比股票籌資低，債券利息可從稅前利潤扣除，而股息則從稅后利潤支付，存在公司法人和股份持有人雙重課稅的問題，還可以發揮財務杠桿的作用，增加每股稅后盈余。債券融資不影響原有股東的控制權，債券投資者只有按期收取本息的權力，沒有參與企業經營管理和分配紅利的權力，對于想控制股權，維持原有管理機構不變的企業管理者來說，發行債券比發行股票更有吸引力。

目前，國債市場已得到很大的改進，國債的市場化發行，使得政府不必通過限制發行企業債券來保證國債的發行任務完成，客觀上為企業的債券發行提供了一個寬松的環境；另一方面，市場化的國債利率成為市場的基準利率，這為確定企業債券發行利率提供了依據。由于現在的投資者更加理性，債券投資風險小，投資收益較穩定，吸引了大批注意安全性以追求穩定收益的投資者。隨著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一大批企業規模日益擴大，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如長虹公司、海爾公司、春蘭公司等，銷售額都在百億元以上，且這些企業信用等級高，償債能力強，可以大量發行債券，可成為債券市場的主角，為企業債券發行提供了必要條件。

2．間接融資方式

我國的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從無到有，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從社會居民的金融資產結構來看，銀行存款較之股票和債券仍占有絕對的優勢，而且，大部分企業的資金來源也仍舊以銀行為主，尤其是在解決中小企業融資問題上，由于上市指標主要用于扶持國有大中型企業，中小型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基本上與上市無緣，就使得通過銀行的間接融資成為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方式。

在間接融資方式中，值得注意的是隨之近幾年來大量的企業兼并、重組，從而導致我們可以利用杠桿收購融資方式。杠桿收購融資是以企業兼并為活動背景的，是指某一企業擬收購其他企業進行結構調整和資產重組時，以被收購企業資產和將來的收益能力做抵押，從銀行籌集部分資金用于收購行為的一種財務管理活動。在一般情況下，借入資金占收購資金總額的70％－80％，其余部分為自有資金，通過財務杠桿效應便可成功的收購企業或其部分股權。通過杠桿收購方式重新組建后的公司總負債率為85％以上，且負債中主要成分為銀行的借貸資金。在當前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日益朝著集約化、大型化的方向發展，生產的規模性已成為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重要條件之一。對企業而言，采用杠桿收購這種先進的融資策略，不僅能迅速的籌措到資金，而且收購一家企業要比新建一家企業來的快、而且效率也高。

杠桿收購融資較之傳統的企業融資方式而言，具有不少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一是籌資企業只需要投入少量的資金便可以獲得較大金額的銀行貸款以用于收購目標企業，即杠桿收購融資的財務杠桿比率非常高，十分適合資金不足又急于擴大生產規模的企業進行融資；二是以杠桿融資方式進行企業兼并、改組，有助于促進企業的優勝劣汰，進行企業兼并、改組，是迅速淘汰經營不良、效益低下的企業的一種有效途徑，同時效益好的企業通過收購、兼并其他企業能壯大自身的實力，進一步增強競爭能力；三是對于銀行而言，由于有擬收購企業的資產和將來的收益能力做抵押，因而其貸款的安全性有較大的保障，銀行樂意提供這種貸款；四是籌資企業利用杠桿收購融資有時還可以得到意外的收益，這種收益主要來源于所收購企業的資產增值，因為在收購活動中，為使交易成功，被收購企業資產的出售價格一般都低于資產的實際價值；五是杠桿收購由于有企業經營管理者參股，因而可以充分調動參股者的積極性，提高投資者的收益能力。

杠桿收購融資，是一種十分靈活的融資方式，采用不同的操作技巧，可以設計不同的財務模式。常見的杠桿收購融資財務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典型的杠桿收購融資模式。即籌資企業采用普通的杠桿收購方式，主要通過借款來籌集資金，已達到收購目標企業的目的。在這種模式下，籌資企業一般期望通過幾年的投資，獲得較高的年投資報酬率。

（2）杠桿收購資本結構調整模式。既由籌資企業評價自己的資本價值，分析負債能力，再采用典型的杠桿收購融資模式，以購回部分本公司股份的一種財務模式。

（3）杠桿收購控股模式。即企業不是把自己當作杠桿收購的對象來考慮，而是以擁有多種資本構成的杠桿收購公司的身份出現。具體的做法為：先對公司有關部門和其子公司的資產價值及其負債能力進行評價，然后以杠桿收購方式籌資，所籌資金由母公司用于購回股份，收購企業和投資等，母公司仍對子公司擁有控制權。

企業以杠桿收購融資方式完成收購活動后，需要按規模經濟原則進行統一的經營管理，以便盡快取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在企業運營期間，企業應盡量做到用所收購企業創造的收益償還銀行的杠桿貸款，償還方式與償還辦法按貸款合同執行，同時還要做到有一定的盈利。

三．我國現狀對融資結構的影響及融資方式的選擇。

由于國有企業的改革相對滯后等各方面的原因，國有企業的虧損日益嚴重，從而導致了作為債權人的銀行的壞帳和呆帳的增加，銀行的資產質量下降了，但是，銀行卻對公眾承擔著硬性的債務負擔，這種債權和債務的明顯不對稱，一方面使得的銀行為此承擔了極大的利息成本，另一方面，也醞釀著極大的銀行信用風險和經濟的不穩定性。

為了改革這種局面，許多文獻主張通過發展資本市場和直接融資，可以有效的降低銀行系統的風險，減少政府承擔的責任。這種看法是不全面的。股票市場的發展的確能分散風險，但這只是從經濟個體的風險偏好和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而言，與我國融資體制改革中所面臨的風險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具有個體風險的含義，而后者要考慮的是一種系統性風險。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股票市場的的系統性風險尤為顯著，這一點可以由近幾年股票市場的大幅度波動得到證明。在這種情況下，股票市場上的風險和銀行體系的風險，從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角度來看，并沒有什么本質區別。

從股份制經濟發展的歷史來看，股票市場的發展改變了企業的治理結構，即股份制經濟使得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融資機會，分散了企業的風險；同時，也使得企業的治理結構變得格外重要了。所謂企業的治理結構，指得是能夠使得未能在初始的企業合同中明確的一些經營管理決策，能夠被作出的一種機制。

現代股份制公司的治理結構主要采用以下形式：一是股東通過選舉的董事會來監督經理；二是通過大股東來監督經理的行為；三是對經理形成的約束可能來自于公司經營效率低下時，股票市場的收購和接管。在實際中，上述的幾種形式是混合在一起，同時發揮作用的。

篇10

盡管其產業化的經營模式多樣，但其參與的主體不外乎以下幾種類型：一是處于產業化中生產環節的農戶以及一些小規模農民專業戶；二是起連接生產和市場的龍頭企業，其中包括農村鄉鎮企業、農民專業大戶、城市商貿加工企業以及一些外商獨資和合資企業；三是以一些農戶為主的合作中介組織，如專業合作性的專業協會；四是集生產、加工、銷售為一體的產銷一體化公司。在產業化過程中，幾類主體在一定程度上都面臨著資金短缺的問題，本文以龍頭企業為主要研究對象，來探討如何做好金融支持工作，以推動和加速農業產業化進程。

一、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的必要性

（一）制度安排的必要性

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曾一度忽視農業的發展，其結果是農業的停滯導致經濟增長緩慢或停滯，因而采取一定的方式帶動農業發展是十分必要的。農業產業化融資，本質上是一個資源的合理配置問題，鑒于農業產業化達到重要作用和農業龍頭企業的融資狀況，有必要對其融資體系進行制度的重新安排。現在各國政府大都在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基礎上，不同程度地利用產業金融政策干預經濟發展。完全“財政式”的產業發展資金的解決方式和寄希望于完全市場化、商業化的運營機制這兩種思路都有失偏頗。根據制度經濟學理論，制度變遷的模型主要有兩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是由一群人的自發行為所引起的制度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是由政府以法規形式來實現的制度變遷。在目前金融秩序混亂，行為不規范，農業龍頭企業基礎薄弱的情況下，完全依賴誘致性制度變遷將勢必阻礙及延緩農業產業化進程，不利于我國農業發展，基于此，政府應以多種形式給農業產業化以金融支持，走政策融資與商業融資相結合的道路。

（二）農業產業化主體融資的特殊性

在我國農業產業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是那些起帶動作用的龍頭企業，這些企業大都在資本運作、融資方面具有弱質性，其主要表現在內部弱質性和外部融資環境的不利性兩個方面：農業龍頭企業融資的內在弱質性主要表現在其一些龍頭企業內部信用達不到銀行貸款的要求，自有流動資金先天不足，內部治理結構常常不規范、企業產權不清，資信等級低，從而沒有長期信用基礎，信用地位不穩固，獲取擔保貸款能力差。農業龍頭企業外部融資環境的不利性主要表現在銀行信貸和直接融資方面。信貸資金分配向國有大中型企業過度傾斜，多為其它所有制經濟的龍頭企業卻得不到應有的信貸支持，對這些企業的信貸投放規模與其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極不相稱，且對農業龍頭企業貸款條件要遠遠高于大企業，限制了龍頭企業的發展。在利率政策上，對國有企業給予較多的利率優惠，而對農業龍頭企業則不實行。少數金融機構還采取一些不合規的方式，擅自或變相提高對這些企業的貸款利率。此外，這些企業單筆借款額小，筆數多，商業銀行監管難度大、風險大、交易費用和信息成本高。而且在中間業務方面，金融部門的服務水平遠難滿足農業龍頭企業的需求，突出表現在服務的品種少，僅能提供開戶、結算、貸款等常規服務，而資信評估、理財咨詢、承兌匯票、貼現各類等特殊服務則很少，服務層次低，大多數是一些小額零散的業務，長年正常性的服務少。更為嚴重的是一些農業龍頭企業由于在大銀行貸款困難，不得不在信用社開戶，其中間業務水平更差、效率更低，直接影響了這些企業的效率。其次，在我國目前的資本市場上，農業龍頭企業無論是通過爭取額度直接上市，或通過股權轉讓間接上市，還是發行企業債券，都存在一定困難。

二、構建完善的龍頭企業金融支持體系

龍頭企業的金融支持體系由三個子系統構成：直接融資系統，間接融資系統，信用擔保體系。其中，直接融資系統包括并購、公開上市（主板、二板）、債券、產業投資基金等四個層次；間接融資包括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等金融機構融資；信用擔保體系由政策性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非盈利性的企業間互助擔保機構、盈利性的民營商業性擔保機構三個層次的組織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