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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國際化理論、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與跨文化理論都是零售國際化的相關理論，雖然這些理論的一些內容對零售國際化研究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但這些理論大都以制造企業的國際化為分析對象，而零售企業與制造企業有很大不同。因此，零售學者們一直努力對零售國際化過程中的各個方面進行探究。零售國際化研究的發展與零售國際化實踐活動的發展基本一致。關于零售國際化的發展階段，Alexander(1997)將其劃分為六個階段：⑴萌芽階段(1880-1945)：美國與歐洲專業店、百貨店在主要城市的有限擴張。⑵發展階段一(1945-1960)：美國零售業態與技術向西歐及日本市場的轉移。⑶發展階段二(1960-1974)：西歐主要零售商向西歐市場以及美國市場的海外投資。⑷危機階段(1974-1983)：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受經濟不景氣的沖擊，零售國際化活動發展緩慢，處于停滯狀態。⑸復興階段(1983-1989)：西歐零售商在歐洲及碩士論文美國市場海外投資的增多，以及日本零售商在西歐及美國市場的投資。⑹區域國際化繁榮階段(1989-2000)：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一段經濟蕭條之后，歐洲零售商與美國零售商的海外擴張進入一個新的時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以及東歐和東亞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加速了美國和歐洲零售商的區域性擴張。Burt(1995)對英國零售商在1960-1993年的國際化活動進行了研究，詳細分析了英國零售商在20世紀60年代海外投資的興起，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達到高峰，進而在70年代中后期進入停滯，又在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進入高峰期的演進過程，驗證了Alexander的觀點。下面總結國外學者在零售國際化一些關鍵問題上的研究。

關于零售國際化的定義，國外學者有不同的觀點，Dawson(1993)認為零售國際化是“由某個獨立的公司開展的跨國界的店鋪經營或零售流通的其他活動”，

Alexander(1997)將零售國際化定義為“通過超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零售結構的界限，而實現的零售專業技能的跨國轉移行為”。以上兩學者所定義的零售國際化，實質上也就是零售企業的國際化。Davis和McGoldrick(1995)認為在理解零售國際化概念的時候，把握零售國際化所包含的層面更具實際意義，他們將零售國際化分為五個方①面（見圖2-1）：一是零售企業的海外開店；二是母國市場來自海外零售商的競爭；三是國際聯盟的發展；四是國際采購或全球采購；五是零售專業技能的國際轉移。可見，Davis和McGoldrick不僅考慮了零售商主動的國際化過程，而且考慮了東道國面臨的國際化競爭。

關于零售國際化的原因，學者們取得了較多研究成果。日本學者對零售國際化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政治及社會等宏觀因素方面，根據Chen和Sternquist(1995)的歸納與整理，日本零售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⑴海外市場

管制放松：亞洲各國對外國商業資本進入限制放松。⑵海外市場潛力：海外日本人（工作人員及家屬、游客）的零售市場，亞洲各國經濟的發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⑶國內市場環境：國內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國內開設店鋪的成本較高。⑷其他原因：由于泡沫經濟的影響，增強了投資者的投資欲望。歐美方面，Dawson(1994)對90年代以前歐美學者關于零售國際化原因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歸納和整理，并列表（見表2.1）說明了零售企業進入海外市場的原因及相關案例。

關于零售商海外市場的選擇，Treadgold(1988)、Burt(1993)等認為零售商會首先選擇那些具有地理鄰近性的市場，Alexander(1997)通過對法國零售商向西班牙擴張、德國零售商在奧地利尋求發展、荷蘭零售商進入比利時、以及英國零售商將愛爾蘭作為國際化的首選的實證研究也印證了“地理鄰近性”這一理論。在零售國際化實踐中，零售商海外市場的決策往往是由企業決策團隊做出的，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的主觀意識勢必夾雜其中。為了更好地解釋零售商海外市場的選擇，近年來，零售國際化的許多文獻都將心理距離(PsychicDistance)作為零售國際化擴張形式的差異以及組織績效差別的一個重要因素，Lee(1998)將心理距離定義為“國際化的商人根據語言、商業慣例習俗、法律政治體系，以及市場基礎設施所感知或理解的母國與海外目標市場國的社會文化距離”。

關于零售商在海外市場的進入方式，制造業領域對這個問題的研究比較多，零售領域的相關研究顯得薄弱許多。McGoldrick(1995)認為不同的海外市場進入方式對應著不同的成本與控制水平，根據成本與控制水平由低到高，他將零售商進入海外市場的方式分為：許可(Licensing)、租約或附屬經營(Concessions)、特許(Franchising)、合資(JointVenture)、并購(Merger&Acquisition)、自我進入(Self-startEntry)這六種類型。McGoldrick的研究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成為零售商海外市場進入方式的一個重要歷史文獻。關于零售商進入海外市場后的相關策略，Gielens和Dekimpe(2001)通過對1988年以來，比利時、荷蘭、英國等75個國際零售商169項海外進入的實證研究，運用Gompertz曲線對零售商海外市場進入規模、進入方式、進入順序以及采用業態的本土適應性與該業態對母國零售商的熟悉程度五方面對海外績效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一些非常有價值的結論：進入規模與海外市場長期績效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獨資的進入方式比并購或合資產生更大的績效；對海外市場的進入越早，長期績效可能越高；早期的大規模進入海外市場比晚期的大規模進入的績效要高；采用母公司熟悉的業態進入海外市場產生的績效要高于采用不熟悉的業態進入的情況；當零售商采取熟悉的業態進入海外市場時，如果這種業態已經在東道國有所發展，這時的績效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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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 國際化 發展 成長

中國企業國際化是從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逐步發展起來的。1988年國務院正式批準中國化工進口總公司為跨國經營試點單位，這標志著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進入了自覺推廣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形成，中國企業的國際化更是取得了長足的進展。

一、我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特點

（一）起步晚但發展快

自從改革開放后，我國企業才真正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雖然起步比其他國家晚，但在經濟發展帶動下，其躍升速度明顯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快，每年中國海外企業數量和對外投資額都呈現直線上升的趨勢，而且增幅都接近50%。由此可見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發展潛力是非常大的。

（二）國際化方式多樣

目前，雖然我國大部分企業在國際化發展水平還不成熟，但為了謀求更進一步發展，占據更大國際市場份額，所衍生出來國家化方式明顯比其他國家多，例如利用外資在境內開辦“三資”企業；引進國際先進技術和管理方式，按國際慣例和標準管理企業；面向國際市場加強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擴展企業進出口業務；境外創建跨國公司；國內企業境外發行股票并上市交易等等。

（三）海外投資區域廣泛

目前，我國海外投資區域遍布全球5大洲，不過有40%集中在港澳地區。這實質也從側面反襯出了我國企業的國際化還缺乏真正向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市場拓展的能力，沒有將目光投向全世界，同時也表明我國企業國際化意識的淡薄。

二、我國企業國際化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一）技術力量薄弱

在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進程的過程中，中國制造一直是我們打的一個旗號，但是期待已久的“中國創造”依然無法實現，關鍵因素在于我國技術力量的薄弱。在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的過程中，很多企業沒有自己堅實的技術力量，有的企業注重技術上的提高，開始對國外技術進行引進，但是卻無法實現引進技術的自有化尤其是商業化的轉化，一是由于引進的技術在國外并不先進，而且在當今技術革新突飛猛進的格局下，技術消化過程緩慢本身意味著技術的落后；二是真正的先進技術在引進時已經被限定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難以大規模地進行技術移植及商業化應用，導致在技術力量方面的薄弱，讓我國企業在國際化過程中很難占據優勢地位。

（二）以廉價為主的競爭優勢得到削弱

在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中，廉價的勞動力是其最主要、最突出的競爭優勢，這個優勢讓made in China風靡全世界，讓很多跨國公司涌入中國尋求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富士康大型加工工廠，讓廣東東莞的代加工業日益繁盛，但是隨著2010年后幾次用工荒的出現，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開始漸漸消失。同時由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中國的人口逐漸進入老齡化，年輕的勞動力逐漸減少，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大量的人口現象等狀況出現，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優勢已是明日黃花，繁華不再。除了勞動力廉價之外，中國制造的商品也非常廉價，因為技術含量低、勞動力低廉以及原材料價格低等因素，讓很多中國出口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因低廉的價格頗受歡迎，但是產品質量差、技術含量低，在消費者需求日益挑剔的市場中，中國制造正面臨進一步的挑戰。

（三）企業缺乏國際化發展的經驗

在我國企業進行國家化發展的進程中，由于企業缺乏國際化發展方面的經驗，在發展過程中，障礙重重。其一表現在方向選擇失誤，眾所周知，紡織業一直是我國的傳統產業，也是我國在國際市場的一大優勢產業，但是隨著印度、越南等地紡織業的崛起及發展，我國的競爭優勢有所減弱，同時國際市場的需求也有所縮減。由于國際化方面經驗的缺乏，很多企業失誤地選擇在紡織業上進行國際化投資；其二表現在本土能力差，很多企業在國際化發展中，對國際規則不了解，與海外市場不接軌，導致企業在海外化過程中不接地氣，進而影響企業發展。同時，很多企業在海外發展過程中，堅持聘用國內的員工進行工作，高昂的差旅費等使企業的成本上升，同時也不利于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其三是市場認識不足，開發力度欠缺。在進入海外市場之前，很多企業都是通過外貿公司與海外的直接消費群體進行接觸，進而導致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隔離，這讓企業在進入國際市場之后，因為欠缺與消費者的接觸，導致市場開拓能力不足，海外市場需求不旺盛，進而影響企業國際化。

（四）體制障礙尚存

雖然在推進國際化的進程中，政府在推進審批權限改革方面，已減少審批環節、優化審批流程。但整體來講，我們對外投資審批環節及要求仍然較多，對外投資審批的效率相對較低，同時國家在企業對外投資方面設置門檻較高，讓很多企業在對外投資的道路上坎坷重重。目前，我國對外投資的主體力量依舊是大型國有企業，中小型企業的對外投資是非常難的，國有企業在成功進入海外市場之后，國內的監督力量缺乏，讓很多國外投資成為損公肥私、騙取國家財產的一條有效渠道。

三、我國企業國際化發展戰略成長對策

（一）增強自身技術力量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技術可以促進產品量的增加和質的提高，在進行自身發展過程中，我國企業應該立足自身，加強自身技術力量的提高。首先，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需要積極創造條件，引進高新技術人才，增加研發經費的投入，鼓勵技術人員進行自主創新，同時在技術研發成功之后，需要加強對技術的保護工作，比如將其申報專利等，禁止技術外泄；其次，在加強自身發展的同時，我國企業還可以通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并對其進行消化吸收，來增強我國技術方面的力量。比如我國在最初進行高鐵研發的過程中，并沒有相關方面的技術，所以就與擁有技術的韓國簽訂了專利委托協議，但是在引進之后，我國積極組織相關人員進行消化吸收和研發，最終擺脫了國際方面技術上的制約，走上了自主發展的道路。總之，在技術創新方面，我國企業也應立足自身，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兩條發展道路，增強自身技術力量。

（二）多元化創造競爭優勢

針對傳統的低價商品和廉價勞動力競爭優勢即將不再的現狀，我國企業應該從多個角度出發，營造多元化的競爭優勢。其一，打造自主品牌，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品牌就是力量，是一個產品競爭的軟實力，在國際市場中，用品牌贏得市場的企業比比皆是，耐克、阿迪達斯、香奈兒、索尼等都是非常知名的品牌，我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應做好自身商標的注冊及維護工作，打造自主品牌，最終用品牌去征服海外市場；其二，營造吸引外資的投資優勢。隨著廉價勞動力優勢的逐漸喪失，我國需要從多個渠道營造優勢，吸引海外投資，比如在稅收方面的優惠，以及針對性的傾斜政策，讓海外投資公司能夠為之吸引，大量涌入我國進行投資活動。

（三）加快企業海外化進程

在我國企業國際化進程中，因為經驗欠缺吃啞巴虧的案例數不勝數，這就要求我國企業在國際化發展的進程中，必須加強對海外環境的適應，增強與海外市場的對外能力，進而加快企業海外化的進程。比如，在進入海外市場之前，對海外市場的消費群體進行一定程度的了解，對海外市場的知識產權進行了解，對海外市場的相應法律法規進行了解，進而避免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之后企業發展受阻。另外，在海外化過程中，企業必須將自身置于海外進行發展，比如在管理制度上實行東道主國家的管理方式，在作息時間上遵循所在國的作息制度，在員工聘用上，盡量聘用當地人員，避免成本的上升等，在使企業海外化的過程中，企業的國際化也就成功了一步。

（四）為企業國際化創造制度環境

首先，轉變政府職能。針對我國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困難的實際，我國政府應從降低門檻、加速對外投資審批等方面，提高自身服務水平，提升中小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的審批效率，進而鼓勵越來越多的企業進入國際化進程，促進我國企業及國民經濟的發展。

其次，引導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維護跨國公司及企業的正當權益。比如，在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之前，對企業高管進行國際法律法規等方面知識的培訓，避免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因反傾銷等政策致使利益受損。同時，對發展潛力巨大的行業或企業，政府應該加大扶持力度，增強企業競爭力，并鼓勵、引導其進行國際化發展。

最后，加大對跨國企業的監督力度。在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的過程中，不僅需要遵循東道主國家的游戲規則，同時還要遵循我國原有的法律、法規等。所以，在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的同時，我國政府部門也應該增強對跨國公司的監督，避免其出現損害國家、集體利益的行為，規范跨國企業更好地進行經營及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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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趙旭.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分析[J].經濟師，2004（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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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進入模式；中國；母國因素；制度理論

一、 引言

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引起了全世界范圍內的對外直接投資（FDI）迅速增長。中國作為世界上GDP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已經連續多年成為全球投資首選地。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加速其融入全球化的速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年來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中國政府近年鼓勵中國企業加大海外投資力度，以此保障中國自然資源供應，并獲取技術和專業訣竅。“走出去”戰略的目標也是為了實現中國3.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多元化，擺脫對美國國債等低收益率投資的依賴，轉投更多有形資產。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2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1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流量1.69萬億美元，年末存量21.17萬億美元，以此為基期進行計算，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別占全球當年流量、存量的4.4%和2%，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名列全球國家（地區）排名的第6位，存量居第13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2012）。2002年～2011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年均增長速度達到49.9%。

在“走出去”的同時，中國企業面對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以怎樣的模式進入海外市場，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選擇怎樣的模式進入海外市場，不僅決定了能否成功進入海外市場，還關系到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后續經營情況，更進一步關系到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優勢和企業的國際化發展。

二、 市場進入模式與母國制度理論的概念及評述

1. 市場進入模式。國際市場的進入模式被理解為一種制度安排，也就是企業將產品、技術、人力、管理經驗和其它資源轉移到其它國家的方式（Root，1994）。一個國際企業要進入本國以外的市場，有很多可供選擇的方式。這個企業可以在本國生產，然后將最終產品出口。它也可以將技術、資本、人力等資源甚至企業本身轉移到外國。

一般來講，進入模式按照母公司是否擁有股權可以分為非股權型進入模式和股權型進入模式。非股權型進入模式包括：出口、許可協議、商、特許經營等；股權型進入模式包括：全資子公司、合資公司和并購等。

近年來，國際進入模式領域研究的重點基本都放在股權型進入模式上，并且隨著中國企業全球運營經驗的豐富，股權型進入模式是未來的重心。所以本文研究的進入模式包含全資子公司、合資公司和并購三類。

2. 進入模式領域理論回顧。經過40余年的發展，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研究領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理論。交易成本理論、折衷理論、演化理論、組織能力理論、組織學習理論，以及基于資源（Barney，1991）、基于知識（Kogut & Zander，1997）的視角都占有了一席之地。

交易成本理論是過去40年間研究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應用最廣泛的理論（Canabal & Whiteiii，2008）。理論的主要思想是通過分析上述影響因素要求公司對將要進入的目標市場的控制度，選擇最佳控制度的進入模式，從而達到交易成本最小化和長期效率的最大化。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是Anderson 和Gatignon （1986）。

組織能力理論對交易成本理論有補充的作用。代表人是Madhok （1997）。組織能力理論強調的是資源承諾。選擇的影響因素與交易成本理論大致無異，但解釋的角度不一樣。組織能力理論認為公司選擇的進入模式是最能夠有效轉移和利用資源的模式。理論強調了組織的能力，認為如果公司的資源的隱含性強，公司會選擇自建全資子公司的形式。如果公司不具備所有的資源，公司可以通過合資企業或購并的形式獲得其他公司的資源，增強組織的能力。

折衷理論，又稱為OLI理論，基于這樣一個觀點——進入模式的選擇包含三個因素：所有權（Ownership），位置（Location）和內部化（Internalization）（Dunning，1993）。具體來說，所有權優勢與控制、成本和公司間關系有關；位置優勢指的是資源投入程度、資源便利性和資源成本；內部化優勢是指為減少交易和協調成本做出的努力。

演進理論認為企業進入外國市場的規模是隨著企業國際經營的經驗的逐漸積累而不斷變化的，基本遵循這樣的軌跡： 間接出口直接出口（在目標國設立分支機構等）許可經營或直接投資建廠（從合資企業到全資子公司）。解釋的依據是： 當企業對外國市場了解不多時，企業不會貿然使用資源承諾程度高的方式； 隨著企業國際經營的經驗增加，企業對該國市場的投入就會增大，也就會要求控制度更高的進入模式。 這一理論的優點在于將企業進入國際市場的行為看作動態的過程，而前述的理論都是靜態地研究某個選擇決策。

制度理論認為公司戰略植根于公司所在母國制度背景，制度通過規制、規范及認知渠道影響公司戰略（Scott，1995）。因此，跨國公司的戰略決策反映了其母國的制度環境，換句話說，打上了“制度烙印”（North，1990； Peng，2003；Cheng et al.，2009）。更進一步來講，這些制度烙印同公司層指導公司決策制定的特定規范和價值觀一起構成了制度型所有者優勢（Dunning & Lundan，2008），這些優勢可以同其他競爭優勢一起傳導到東道國，并影響東道國的制度發展（Cantwell，Dunning & Lundan，2010）。于是，制度同組織緊密結合起來（Cantwell et al.，2010； Kostova，Roth & Dacin，2008； North，1990），“外來者劣勢”就減輕了（Cantwell et al.，2010）.

3. 國內外研究評述。現有的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的研究中，大部分現有的關于國際化進入模式的研究都著眼于北美，日本和西歐國家的企業（Brouthers & enn-art，2007），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產生的理論可能或多或少地依賴于母國或東道國的背景設定。但發展中國家在進行國際化的時候，與發達國家企業有很大的不同。具體到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一方面，中國企業確實從他們的西方合作伙伴那里學到很多并付諸實踐；另一方面，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與西方跨國公司不同的特征，表現在如下方面，競爭優勢，FDI動機，以及母國制度環境。

母國因素對于外向FDI有重要影響作用。Kang和jiang（2010）發現與經濟自由度、政治印象或者FDI規制有關的制度差距對中國對外OFDI地點的選擇有很大影響。王（2012）從制度理論、產業組織和基于資源視角等方面研究了中國企業外向FDI的動力。其他學者從母國制度因素切入，探究了政府政策及制度、政策開放性、經濟自由度和透明度等因素對發展中國家（或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水平的影響（Luo， Xue & Han， 2010；Salehizadeh， 2007；Buckley et al.，2007）。

但是，從母國視角切入，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國際化進程中進入模式選擇的文獻寥寥無幾。現有的關于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選擇影響的研究，對于母國制度因素的刻畫不成體系，既有宏觀因素如政府支持等，又有微觀因素如企業規模及所有權性質等。因此，依照制度理論建立母國制度衡量體系，并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影響的分析框架顯得十分必要。

三、 基于母國制度視角的企業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

本文按照Scott（1995）的制度分類，即規制型制度、規范型制度和人文—認知型制度建立母國制度衡量體系，然后選取有代表性的、能夠影響企業進入模式選擇的制度因素歸納其中，最后通過分析各因素對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路徑，建立母國制度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影響的分析框架。

1. 規制型政策。

（1）政府管制強度。管制制度是為社會提供穩定性和秩序的法律法規。在中國當前的背景之下，盡管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進行了多年，但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仍然占有很多的話語權，從項目審批、資金獲取、行政執法等各個方面對企業經營進行“干預”。政府的話語權過大，會造成企業的隱性經營成本增加，可能迫使企業向海外市場中尋求增長（藍海林等，2010）。另外，對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全球化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還能起到規避母國管制約束的作用（Luo & Tung， 2007）。

因此，母國管制強度越大，企業越傾向于將資源投入海外，尋求海外增長。且在此過程中，向海外投資力度越大，越有利于企業將經營重心轉移海外、擺脫母國管制。在其它情況相同時，當母國政府政策越不適合本土企業的發展時，企業海外市場的進入模式中的資源承諾水平、控制程度和股權投資比例越高（藍海林等，2010）。在本文研究的三種進入模式中，全資子公司和并購是學術界公認的資源投入程度的進入方式。據此，提出命題1：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區域政府管制強度越大，在對外直接投資時越傾向于采用并購或建立全資子公司。

（2）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以往用制度因素研究進入模式的文獻中，學者已經證明了東道國外資政策對進入模式選擇的作用。從母國制度因素入手，也需要分析哪些制度可能限制或擴大企業能選擇的進入模式的范圍。特別是當今中國政府對于企業海外并購采取審批制的背景下。

地方政府出臺的并購相關政策的完備性，比如并購項目的審批政策等，是影響企業是否采取并購這種進入模式的重要因素。如果地方政府并購政策不完備、審批復雜，無疑將增加并購的隱性成本（時間、賄金等。但是地方政府并購相關政策的完備程度，很難直接用政策本身來衡量，可以測度區域并購交易的數量。一方面，并購交易數量多了，能推動地方政府制定并購相關政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并購相關政策完善，企業有法可依，能提高企業進行并購的積極性。

據此，我們提出命題2：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越大，在對外直接投資時越傾向于采用并購模式。

2. 規范型制度層假設。

（1）商業自由度。商業自由度，指在企業經營的社會環境中，開展業務的自由程度。商業自由度可作為表征企業所在地域市場化程度的指標。

如果企業所在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比較弱，企業市場化經營的經驗就相對不足，于是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時，更傾向于采取合資的方式，因為合資幫助企業獲取當地優勢、抵消弱自由度的經營傳統帶來的影響（Meyer et al.， 2009）。相反，如果企業一直在商業自由度較高的地區開展經營，企業本身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市場化經營的經驗與實力，同樣的進入條件下采用合資的必要性就減弱了。

另外，采用并購這種方式，有很大的資金需求并且風險較大，對企業本身素質要求高，需要企業積累在商業自由度高的地區開展業務的經驗。

據此，提出命題3：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越高，在對外直接投資時采用合資的可能性越小。

（1）政治關聯。企業政治關聯，一般指企業與政府連接的緊密程度，有學者根據企業高層在政府、議會以及軍隊中的任職情況來判定企業的政治關聯（Wu， Wu & Rui， 2010）。

政治關聯對國際化的影響研究者甚少。相關文獻表明，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政治關聯程度高的企業不易將“政治關聯”轉變為競爭優勢，甚至，政治關聯會給企業帶來劣勢（賀炎林和丁銳，2012）。

中國企業大都希望通過與政府建立緊密聯系來促進自身的發展，但是，企業利用資源有路徑依賴的特點（Dierickx & Cool，1989），政治關聯企業習慣擁有和利用政治關聯，并形成相應的管理、經營體系，以更好地利用該種資源。但當政治關聯企業進行國際化時，面對陌生的海外市場，企業已有的管理體系，經營策略會難以適應，結果產生了“競爭劣勢”。這種劣勢使得企業在選擇進入模式時傾向于保守，選擇風險較小、資源投入小的進入模式。

據此，提出命題4：

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政治關聯度高的企業更傾向于采用合資模式。

3. 人文-認知型制度。

模仿因素。

許多學者強調進入模式選擇中的合法性動機，并實證檢驗了模仿在進入模式選擇中的作用（Chan & Makino， 2007；Lu， 2002；Peng， Wang & Jiang， 2008）。

當跨國企業缺乏經驗，而且當地市場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時，跨國企業會模仿其他企業（同行或競爭者）的進入方式。后來者模仿先行者的進入模式可以降低進入過程中的風險和成本（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這種模仿行為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基于頻率（Frequency-based）的模仿和基于特質（Trait-based）的模仿（Haunschild，1993）。基于頻率的模仿指跨國企業模仿其他企業廣泛采取的進入模式。被其他企業廣泛采取的進入模式為后來者提供了模仿的理由。

目前階段，由于中國企業普遍缺乏海外市場直接投資經驗，因此，在選擇進入模式時，他們所了解的其他企業采用何種進入模式對他們來說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而處于同一地域的企業相互之間熟悉程度較高，這種情況在江浙、福建的中小企業集群表現尤為明顯。因此，同一地域已經進行國際化的企業的進入模式對于后來企業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據此，提出命題5：

企業所在的母國區域前一年OFDI的企業采用的進入模式，對企業進入模式選擇有顯著影響。

四、 結論與展望

1. 文章主要結論。文章研究了母國區域管制強度、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母國商業自由度、政治關聯和模仿因素對企業選擇全資子公司、合資和并購三種進入模式的影響。總體而言，母國區域管制強度和模仿因素對于企業采用全資子公司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政治關聯和模仿因素對于企業采用合資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母國區域商業自由度對企業采用合資進入模式有負作用；母國區域管制強度和母國區域并購交易量以及模仿因素對企業采用并購進入模式有促進作用。

2. 理論及現實意義。本文旨在通過研究母國制度因素對進入模式的影響，建立母國制度因素對中國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入模式影響的理論框架。

一方面彌補了目前國際市場進入模式研究領域內母國制度因素考慮不足的局限。本文在借鑒了經典理論的基礎上，參照了現有的中國對外FDI的進入模式研究領域的文獻，同時也吸收了國際上最新的發展中國家FDI進入模式領域的研究成果，從母國制度視角切入，以中國企業為例，研究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因素，期望對現有的進入模式研究進行補充，將鮮有涉及/“母國+制度”這兩個因素進行組合，開辟一個新的研究思路。

另一方面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時選擇何種進入模式提供了參考。總體來講，中國企業規模小、實力弱、跨國經營的經驗明顯不足，很多企業由于對國外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了解不足，開發海外市場力不從心，有些甚至因為盲目進入而遭受重大損失。因此海外市場進入問題成為了中國企業面對的重要課題，而海外市場進入模式的選擇更是其中的關鍵問題。

3. 存在局限與未來展望。本文構建的（下轉第65頁）研究框架局限在理論探索方面，尚未使用可信數據來源進行實證研究。后續研究可以根據本文的研究框架，建立各層制度具體可操作指標，建立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庫，對本文的命題進行實證檢驗。另外，本文研究的影響企業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限定在了母國制度因素范疇，但影響進入模式選擇的因素除了制度因素外還包括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距離、東道國市場等多重因素，后來研究可以在制度理論基礎上結合交易成本理論等建立綜合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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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964年10月1日，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道新干線開通運營。充滿科技感的“子彈列車”飛馳而過，不僅標志著人類追尋半個世紀之久的高鐵夢想變成現實，還象征著遭受戰爭重創的日本走出了“二戰”廢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富士山下、櫻花樹前穿梭的新干線列車成為日本展示全新國際形象的國家名片。

又時隔半個世紀，中國高鐵像當年的日本新干線一樣，肩負著推動中國高端裝備產業從“中國制造”向“中國質造”蛻變的重任。中國高鐵“走出去”，承載著中國人制造業強國的夢想，其意義已經完全超越了一個行業的發展本身。也正因此，中國高鐵“出海”成為上至中央高層、下至普通民眾共同關切的話題。

原日本國鐵1955年啟動高鐵概念設計，1959年開始修建第一座高鐵站，到1964年開通上述東海道新干線，耗時不到十年。但作為日本高鐵海外第一單的中國臺灣高鐵項目直到2007年才開通運營，距離日本國內第一條新干線開通運營長達四十余載。日本高鐵第二個海外訂單（印度孟買―艾哈邁達巴德高鐵項目）也直到2015年才姍姍來遲。由于受到復雜的技術、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即便是日本這樣的老牌高鐵強國，其高鐵“出海”也并非一帆風順。中國高鐵作為全球高鐵產業界的后起之秀， “走出去”面臨的風浪無疑會更加洶涌。 馬前山復山：高鐵“出海”挑戰

時至今日，中國高鐵“出海”需要解決的不是邁出第一步的問題，而是如何在品牌樹立、標準控制、系統輸出的層面實現高水平“走出去”的問題。事實上，直到2015年底以前，中國高鐵裝備企業都沒有真正實現成套高速動車組的出口，出口產品主要是中低速軌道交通裝備（地鐵、城軌車輛等）和高鐵裝備零部件。即便是中國高鐵工程領域中較日德技術具有成本低且壽命長優勢、在國內獲得多項專利的CTRS III型板式無砟軌道技術，也沒有在國外高鐵工程項目中得到應用。

中國高鐵要實現在更高水平上“走出去”，還需要克服重重障礙。首先，全球高鐵寡頭市場結構固化久矣，德國、法國、日本等傳統高鐵強國在位企業已經精心營造了進入壁壘，尤其是這些企業已先于中國開展了知識產權布局。中國高鐵企業作為后進入者，需要跨越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行業進入門檻。中國已通過“市場換技術”戰略，在技術引進合同的許可范圍內在國內化解了知識產權糾紛，并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逐漸跨越了全球高鐵寡頭的技術門檻。然而一旦進入海外市場，知識產權糾紛就會如影隨形。目前國內不少人士對中國高鐵面臨的知識產權問題存在一定誤解，認為中國高鐵某些技術指標已處于世界領先，便不存在知識產權糾紛。實際上，知識產權并非是對相對技術相對地位的認可，而是個法律權利的界定，即法律保護知識產權所有人在一定范圍內享有技術創新收益的獨占權，與技術先進與否并無必然聯系。

一方面，中國現行的高鐵技術采取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追趕模式，在實踐中通常難以清晰區分創新成果和原引進技術的邊界。暫且不論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是否存在客觀的知識產權侵權，也容易被原技術所有者以“血統論”借題發揮，主張中國企業違反技術引進合同、侵犯商業秘密和專利侵權等，為中國高鐵“走出去”設置重重障礙。另一方面，從目前中國高鐵在國內外的專利申請結構看，國外專利的申請數量和質量明顯不足以支撐中國高鐵“走出去”。一些企業委托國外法律服務機構在特定國家開展的知識產權調查結論僅限于在特定國家內特定行為所涉及的知識產權清查，并不足以證明中國高鐵“走出去”可以避免知識產權糾紛。因此，中國高鐵技術必須依照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針對“走出去”目標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法規和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持有狀況進行精心布局。

其次，全球高鐵市場競爭不僅是高速列車裝備乃至高鐵本身的競爭，而是“產品+服務”構成的商業模式的競爭，需要針對目標市場的具體情況實施策略。在經濟學上，需求者主觀“需要”和實際“需求”的差別在于是否有足夠的消費能力。雖然就全球范圍而言，高鐵的潛在需求巨大，但是各國滿足高鐵需求的能力卻有著明顯的差異，核心問題便是高鐵建設的融資能力。以日本新干線海外第一單為例。中國臺灣高鐵在全球招標時，雖然歐洲高鐵企業聯合體的技術方案優先得到了招標方的認可，但最終日本高鐵企業聯合體憑借更具吸引力的融資方案成功“逆襲”，成就了日本高鐵海外市場的零突破。目前中國高鐵正在競標或規劃進入的海外市場以發展中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為主，普遍存在著高鐵建設投資缺口的問題，對中國高鐵“走出去”造成了實質性阻滯。因此，中國高鐵順利“出海”，還必須在商業模式創新上有所突破。

再次，中國高鐵國內運營現狀對高鐵“走出去”構成了一些影響。2011年后，中國高鐵運營速度整體下調，實際運營時速低于線路的設計時速，高鐵技術優勢未能得以充分發揮。雖然高鐵降速運行是出于多方因素的考量，但從現實結果看，除少數實驗列車和測試線路外，目前并沒有能夠充分代表中國高鐵最強綜合實力的常規化運營實踐，仍然缺乏向全球證明中國高鐵技術和服務能力的展示平臺。即便全球其他開通了高鐵的國家運行時速與中國相比并無顯著差異，但是在部分海外市場，特別是在時速350公里以上的領先市場，中國高鐵亟待借助國內的運營實踐有效證明其在安全、經濟、環保等方面的比較優勢。 蓄勢待發：高鐵的勢與能

錨定制約中國高鐵“走出去”的關鍵障礙，面對復雜的國際競爭環境，探索既能充分施展中國高鐵獨特競爭優勢，又符合國際高鐵競爭規則的戰略和策略，再次考驗中國高鐵人的智慧。中國高鐵能夠在海外市場走多遠，一方面依賴于中國高鐵自身已經建立起來的能力和優勢，另一方面也取決于怎樣將中國高鐵在國內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產業能力成功導入到海外市場。

中國高鐵自身的能力和優勢，一是中國高鐵已具備獨立設計、制造和運營的能力，不僅做到了“知其然”，還能夠“知其所以然”。中國高鐵先后經歷了自主研發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兩個階段后，現已形成“正向設計能力”，不僅能按外方授權的技術圖紙制造出合格的高鐵裝備，而且形成了完善的研發和測試平臺，能根據高鐵運營線路的個性化需求，提供從線路設計、工程建設、裝備制造與檢修、信息控制等綜合解決方案。目前全球僅有少數國家具備這種能力。

二是中國高鐵供應鏈體系日臻完善。中國高鐵裝備的技術引進是整車和零部件的系統引進。伴隨著中國高速列車整車的換代，中國本土高速列車供應鏈也在升級過程中不斷提升國產化率。2007年，中國鐵路進入200公里時代，CRH和諧號系列動車組國產化率已達70%。隨著CRH380系列高速動車組十大關鍵技術（流線型頭型、氣密強度與氣密性、振動模態、轉向架、減振降噪、牽引系統、弓網受流、制動系統、旅客界面、智能化等）的全面突破，中國本土高鐵供應鏈進一步完善。除了制動系統等少數關鍵零部件仍受制于人，絕大多數關鍵零部件都實現了國產化，或者即便國外采購也是基于競爭性采購，并不存在受制于人的問題。完善的國內供應鏈和駕馭全球產業鏈的能力，是中國高鐵更低成本、更快交貨期的有力保障。

三是中國積累了豐富的高鐵建設運營經驗。高鐵“出海”不僅是高鐵裝備“走出去”，同時也伴隨著高鐵線路勘查設計和工程建設甚至運營管理模式等的一攬子“走出去”。截至2015年底，中國高鐵運營里程已經達到1.9萬公里，形成了全球規模最大、運營速度最高的高鐵線路網，高鐵運營里程占全球高鐵線路總里程的60%。不僅高鐵建設運營里程具有絕對優勢，而且中國國內區域間氣候和地理差異顯著，從高寒到高原，從沿海到內陸，每一條高鐵線路甚至同一條高鐵線的不同路段要解決的工程問題均有所差異。復雜多樣的建設經驗為我國高鐵產業進入海外市場、適應當地的建設條件儲備了極強的工程化能力。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高鐵的設計建設標準與高鐵裝備標準相互兼容。

四是中國掌握了寶貴的高鐵運營數據資源。中國高鐵不僅掌握了基礎實驗數據和線路試驗數據，而且在建立完善的運行試驗體系的基礎上形成了獨一無二的跟蹤試驗數據優勢。中國從京津城際客運專線開始就開展跟蹤試驗，積累了海量原始數據，這些數據為中國高鐵建立動態實時的安全監控和進一步的技術改進提供了有力的支撐。隨著跟蹤試驗和工程數據的不斷積累，中國有望成為全球高鐵動態運營數據中心。

一言以蔽之，全產業鏈優勢和數據資源優勢，將成為中國高鐵敢于向全球高鐵前輩叫板的兩個重要殺手锏。 謀定而后動：高鐵走出去戰略

在具備相應資源和能力的基礎上，中國高鐵“出海”需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將已有的優勢拓展并順利導入國際市場。一個有效的中國高鐵“走出去”戰略，至少應當包含以下要素：

第一，主動實施知識產權戰略，規避、降低乃至消除高鐵“走出去”所面臨的知識產權風險。知識產權糾紛是中國產業國際化過程中面臨的共性問題，中國高鐵可借鑒在“走出去”方面的先行行業（如以華為為代表的通訊設備產業）的知識產權管理經驗，防范擬輸出技術在目標國家的潛在知識產權風險。

一是加快摸清家底，有效解決中國高鐵知識產權不明晰的歷史遺留問題。受高鐵技術引進模式的影響，目前中國高鐵知識產權分散在不同的參與機構，部分高鐵知識產權的歸屬還存在糾紛，不利于高鐵知識產權戰略的制定與實施。可由中國鐵路總公司和中國中車牽頭，會同車輛制造、通信控制、工程建設等相關企業和科研院所，對中國高鐵的知識產權加以全面梳理和整合。重點對比分析引進技術和再創新技術之間的差異，甄別高鐵技術“走出去”的潛在知識產權風險點，有針對性地制定并實施專利申請戰略。二是盡早在目標市場國開展專利布局，啟動專利自由實施調查。如果競爭對手在目標國部署的專利可能導致中國高鐵進入構成知識產權侵權，可針對對方的專利漏洞或缺陷提起專利無效程序，破除對方的專利限制。三是避開風險點。如果專利無效策略不可行，則應對存在侵權風險的技術方案、專利設計進行規避，如準備中方人員未接觸原始引進技術資料的證據。四是采取間接交易方式。可采取“控股公司+項目公司”的交易結構，海外項目的具體實施由能夠證明不涉及知識產權糾紛風險的項目公司作為中國高鐵“走出去”的平臺。最后，如果上述方案都不可行，可考慮與知識產權爭議方開展合作，或通過分包合同、采購合同等方式與知識產權爭議方共享利益，共同開拓第三方市場。

第二，創新高鐵融資方式。從目前中國高鐵海外項目實踐看，涉及到東道國公帑（如財政出資或國家信用擔保）的項目，均易受當地國內政治和地緣政治博弈的影響。相反，不涉及對方融資承諾的項目比較容易中標。長期以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融資方式以債權融資為主，雖與項目承包方式相適應，但也存在股權支持不足的情況，不利于在國外市場植入中國高鐵產業鏈。因此，創新高鐵海外項目融資方式可能是中國高鐵“走出去”的一大競爭優勢。

其一，創新投融資支持方式，深化中國高鐵“走出去”與中國資本“走出去”之間的融合，增強股權投資方式，配合債權、基金、信貸、信用貸等多種融資工具，避免將中國國內融資成本相對較高的劣勢帶入海外市場，分散融資風險，提高融資靈活性。同時，中國高鐵“走出去”的融資支持方案還應與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相協調，在貸款資金組合、結算方式等方面優先使用人民幣。其二，加強整合國內外既有的政策性金融資源，進一步增強與新開業的“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等以基礎設施建設融資為重點的金融資源的銜接，爭取將中國高鐵的海外項目列入重點支持的投資領域，支持目標市場國爭取相應的政策性融資。中國高鐵還應與東道國合作，突出發展中經濟體升級基礎設施的意義，積極爭取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機構的政策性貸款。總之，要通過融資方式的創新，爭取中國高鐵能夠以“交鑰匙工程”的形式整體“走出去”。

第三，搶抓行業國際標準空白的戰略機遇。目前，國際鐵路聯盟只對時速300公里以下的高速列車制定了技術標準。該細分市場也是國際高鐵競爭較為激烈的市場，全球高鐵巨頭間的知識產權糾紛也更為突出。而時速在300公里-400公里的高速列車技術國際標準還是空缺，運營時速350公里這一速度級國外還沒有正式運營經驗。目前只有中國有過300公里以上高鐵商業運營的實踐經驗。應在海外項目的設計和建設方案中注重時速350公里以上高速列車的推介，爭奪此類型高鐵市場份額的同時，通過全球范圍的商業實踐增強中國參與全球高速鐵路標準制定的話語權。

篇5

“如果做的不是網絡游戲產品，出口情況會非常不樂觀”，一家曾經以消費品起家、幾年前轉行國產游戲的企業老總如此說道，他仍保留了每年參觀廣交會的習慣。每年10月結束的廣交會，在其51年的發展歷程中都被看作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晴雨表。當金融風暴襲來之時，這位游戲公司老總非常同意媒體的觀點：全球金融危機已將中國出口推入速凍期。不過他在后面加了一句：“但是我們游戲公司在海外的拓展還在持續增長。”

廣交會上，玩具、家具、服裝、鞋類等多類傳統大宗出口商品均成交慘淡，被認為最能扛得住市場冬天的機電產品，同樣出現成交金額歷史性罕見下滑。之前的10月28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合俊集團旗下兩工廠關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

但似乎有一個行業，在這一輪的金融風暴中，它的出口情況并沒有受到太大影響，這就是中國網絡游戲產業。

自主研發網游幸存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游戲工作委員會的調查數據顯示，2007年全年共有12家國產網游企業的28款自主研發網絡游戲進入了海外市場，總收入達到5500萬美元。

而中國最大的網絡游戲出口企業，在Nasdaq上市的完美時空，2008年前三季度的海外銷售額達到1900萬美元。

雖然2008年尚未結束，但數位資深媒體人士均預測，2008年自主研發網絡游戲的中國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總收入，無疑將大大超過2007年。事實上，2007年國產游戲的整體海外市場收入，較之2006年，增長幅度為175%。

一位資深人士在其博客中分析道，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對中國游戲出口的影響肯定會存在，但相比其他行業，不會太大。從游戲企業的實際情況來看似乎也是如此。2008年8月19日，完美時空旗下美國全資子公司Perfect World Entertainment Inc.在北美正式啟動《完美世界國際版》的內測。之前，國內游戲企業的海外拓展，大多是與當地運營商合作。完美時空在北美設立子公司，是一種大膽的嘗試，同時也代表著完美時空對海外市場有著十足的信心。據悉，迄今該子公司業務一切正常，基本沒有因為席卷美國的金融危機影響既定計劃。

事實上，在完美時空總共7款游戲中，居然5款游戲都簽約到海外市場，盈利情況良好。其成功開拓的領域涉及日本、韓國、東南亞和歐美，以至于完美時空CEO池宇峰在2008年上海舉辦的ChinaJoy（國際互動娛樂展）上的發言中說，完美時空每一款游戲在立項之初都要求能夠出口，否則就不做。

而金山、游戲蝸牛等另外幾家較為重視游戲海外市場的中國游戲企業，也并未因為金融風暴降低對于海外市場的重視程度。

完美的模式

早在金融風暴危機剛剛爆發時，一些媒體就警告說：“資金占用巨大、周轉速度慢、銷售鏈長、依賴銀行貸款的企業，將會首當其沖受到沖擊。”而從產品角度上說，花銷巨大、非生活必需的消費品生產者，都是金融風暴的首要受害者。事實上，在國內，雖然全球金融風暴的影響剛剛開始顯現，但房產和汽車，包括高端IT消費品市場，已經風聲鶴唳了。

然而和這些行業相比，網絡游戲產業的特征幾乎完全相反。

首先是中國大型網游企業幾乎不需要大量銀行貸款。盛大、巨人、完美時空等幾家上市網游企業的報表顯示，這些企業的現金非常充足，不少的收購案例成為了花錢的大手筆。而完美時空在上半年的純利即達到3.23億元，利潤率高達50%以上。

其次是游戲產業，銷售鏈其實非常扁平。不像IT企業有諸如神州數碼等大型的渠道商，網游企業里的渠道商影響力要小得多。隨著互聯網支付手段的豐富，網游企業和消費者之間幾乎是面對面。游戲玩家需要購買點卡時，通過網上銀行、支付寶等方式，可以方便地購買充值。銷售渠道的極度扁平，杜絕了渠道層層壓賬、應收賬款巨大等問題，最大限度地減小了風險。

最后，大概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網游行業是長尾理論的完美實踐者。雖然前幾年很多媒體動輒報道一個玩家每月花費數萬元玩游戲，然而這其實只是媒體獵奇的視角。絕大部分的玩家，其實月消費在50～200元。而支持游戲企業高額利潤的是龐大的玩家群。巨人號稱其旗下的《征途》同時在線人數超過200萬。而幾乎款款游戲成功的完美時空，其旗下2005年推出的《完美世界》、2006推出的《武林外傳》、2007年推出的《誅仙》和今年年初推出的《赤壁》，每一款游戲均有不錯的表現。在一場電影也需要至少50元的今天，網游以其低廉的費用吸引了數量龐大的玩家，而龐大的玩家數量則是網游產業飛速發展的堅實基礎。

在國內打好基礎的中國游戲企業，開始將目光更多地轉向了海外。

海外頂風淘金

海外市場對于中國游戲企業來說，就是一個利潤豐厚的市場。

相對于中國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同時在線的玩家，海外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除《魔獸世界》之外的其余網絡游戲，玩家能達到1萬人，就很了不起了。即便在韓國，數萬人同時在線的游戲也并不多見。

但由于貨幣差價和消費能力的差別，海外玩家人數雖然不多，他們每月貢獻的絕對值卻比國內玩家的平均數要高。比如，幾年前完美時空高級副總裁竺琦在第一次拿到日本公司的財報時，甚至誤以為小數點位數錯了――單位玩家貢獻的錢數比他之前期望的高出10倍。

更重要的是，當游戲開發出來后，拿到海外，不論是找當地合作伙伴，還是如完美時空一樣自己設子公司運營，從作品開發的角度看，其追加成本都很低。事實上，國內企業開發一款大作，動輒投入一兩千萬元的制作費用。在日益激烈的競爭環境下，游戲企業自然會想到開辟海外市場。

但是進入海外市場后門檻也不低，其中主要就是文化問題。輸出文化始終是中國出口企業的終極夢想。網龍等公司的辦法是直接制作魔幻題材的作品，滿足西方玩家口味。而完美時空則在作品策劃開始就把握共同的人性和國際化題材，比如有些面向日本的游戲版本，其中衣服就是和服，而在面向東南亞的作品中，有些帽子就直接制作成斗笠，讓當地玩家很有親切感。

篇6

關鍵字：國際融資 文化差異 文化沖突

中圖分類號：G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2）07-031-02

當今時代，商業活動全面走向一體化與全球化，為適應國際金融大背景，使我國企業有效的走出去，進入國際市場執行全球化戰略，利用國際資本必不可少。在進入海外市場初期，能否有效的融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全球化的成敗，尤其是資本實力并不十分雄厚的外向型中小企業。對于這些中小企業來說，要在國際化進程中有較好的發展，就必須有針對性地實行跨文化管理，引入泛文化思維。在此過程中，如何正視文化差異、文化沖突的客觀存在，趨利避害，使文化差異成為相對優勢，是這些中小企業的重要議題。

一、國際融資概述

國際融資是指通過國際金融市場來募集企業發展所需的流動資金、中長期資金。目的是進入資金成本更優惠的市場，增加企業發展資金的可獲取性，降低資金成本。主要方式包括國際債券融資、國際股票融資、海外投資基金融資、外國政府貸款、金融組織貸款等。

二、國際融資的特點

1.主動性。融資時，籌資方可運用本國法律和政策性手段約束投資者的購買方式、購買種類、資金進出方式、稅率等，并進行相應規定。籌資方還可以自主決定哪些行業、企業、項目允許外商投資；哪些不行，從而正確引導融資方向。

2.高效性。國際融資有利于境外融資的企業更順暢地走向世界，融入全球經濟。海外投資者從自身利益出發，會時刻關注企業的經營績效，有利于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盈利水平。企業進行境外融資，無形中提高了國際知名度和商譽，有利于企業開拓產品銷售市場，開展國際化經營，執行全球化戰略。

三、國際融資的作用

1.提升資本效率。國際資本的引進為一些急需資金的企業開拓了融資渠道，緩解了資金的供求矛盾，為一些正在成長中的高科技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必需的資金。通過國際融資，可募集海外資本，緩解國內融資壓力，借此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2.提高技術水平。除去所需資金外，國際融資亦可獲得相應的適用技術和較為先進的管理經驗。其次，通過市場競爭將有利于企業的技術外溢，加速技術在企業之間的流動。最后，借助國外先進管理經驗，有利于培養高級技術人才。從長期來看，將根本性地提高受資企業的技術水平。

3.強化國際競爭力。通過國際融資，可以充分利用當地資本、技術和市場網絡，使受資方的產品或服務迅速進入海外市場，并提高產品的附加值，企業知名度及商譽，全面地強化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四、國際融資中的文化沖突

在當今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國際間的文化差異與企業國際融資中的文化沖突早已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企業國際融資過程中的文化沖突，有來自風俗習慣的、有來自價值觀念的、有來自行為舉止的、有來自自然環境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參與國際融資的企業數量會不斷增加，企業國際融資過程中的跨文化管理問題也愈發引人關注。

就我國企業自身而言，在國際融資中所面對的文化沖突主要是東西方文化間的磨合，具體說來，我國企業在國際融資中可能遇到的文化沖突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1.倫理和法制觀念的沖突。在約束人的行為和處理糾紛方面，西方文化注重法律、注重契約的觀念滲透到商業活動的各個方面，融資過程也不例外。西方人對處理糾紛慣用法律手段，很多個人和公司都聘請有專門的法律顧問，有糾紛時交由律師處理。西方文化反映在國際融資方面，多表現為輕視人情和傳統習俗，只尊重規則和制度，一切依據合同和協議。東方文化則不偏向從法律上考慮問題，而是從倫理道德上來考慮。中國人習慣于通過“組織”，通過輿論來發揮調解糾紛作用，時常認為企業規則和契約是行為雙方相互缺乏理解和信任的補充約束。這種差異在國際融資中經常造成溝通困難，產生交流誤讀，導致決策沖突。

2.決策行為的沖突。從決策過程看，西方人強調“自我”，注重思維清楚明晰的邏輯思維模式和直言不諱的表達方式，使其管理決策主體偏重個人。西方企業少設或不設副職，在權限范圍內獨立自主地作決策，并對此承擔個人責任，決策迅速，主觀性很強。而在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決策模式則更偏重于集體分析、集體研究，最終做出集體決策。中國的管理者通常集體觀念較強，但決策過程相對緩慢，容易貽誤商機。

3.融資模式的沖突。現代意義上的融資形式較為多元化，除去資金的注入外，技術入股，換股同樣也是融資的形式。而由于企業文化的差異，尤其是初出茅廬的中小企業，往往片面地認為只有獲取一定資本投入，才算融資，由此在談判過程中過分注重融資模式，出現意見分歧，導致融資失敗的例子屢見不鮮。

五、國資融資中文化沖突的成因

文化沖突的成因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篇7

當這些客戶想了解這家公司更多的一些信息，點開網絡頁面時會驚奇地發現，這家公司坐落在中國的一座海濱城市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碧水園內，公司的全稱叫秦皇島火柴盒計算機科技開發有限公司。

用技術創新點燃中國夢想

今年4月9日，秦皇島火柴盒計算機科技開發有限公司接到一封來自加拿大的電子郵件，內容是這樣的：“上周開始，CompuClever Ultra File Opener(簡稱UFO)成為Microsoft在XP、Vista和Win7平臺指定默認推薦打開ITHMB和BlueButton兩種文件格式的產品，我們的產品銷售量不斷隨之上升。”

這個消息，就像一聲春雷，震動了火柴盒公司上下，也震動了中國軟件業。

作為一家僅有兩年多歷史的小軟件企業，火柴盒公司自主研發的產品，能讓微軟公司視窗操作系統開啟時被默認打開，在業內那是牛得不能再牛的事情。要知道，比爾·蓋茨創辦的微軟公司--全球最大的軟件提供商，客戶遍及世界各地，它能這樣使用一個產品，那是多么大的肯定和認可！這怎能不讓中國人驕傲和自豪！

“火柴盒團隊用技術創新點燃了中國夢想，讓我們看到了中國軟件業的希望！”聽了總經理李豐華振奮激昂的話語，一種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

成立于2010年8月的秦皇島火柴盒計算機技術開發有限公司，是河北省第一家致力于面向全球個人電腦用戶市場的消費類通用軟件的研發、銷售和客戶服務的高科技企業。同年10月，公司在加拿大成立了CompuClever公司，以樹立火柴盒公司在海外的品牌，使命就是把軟件的“中國創造”推廣到全世界，讓全世界認識中國人的智慧和創新。

質量是打造品牌的核心要素。2011年2月，火柴盒公司在海外了第一個軟件產品PC《優化大師》，不久即獲得微軟公司視窗7產品認證和英特爾公司軟件產品認證，公司因此成為這兩家IT巨頭的合作伙伴。2011年底，公司研制的第二個產品PC《清理大師》在海外成功上市。

去年5月和10月，公司研發的《文件打開》和《碎片整理》兩款軟件產品進入海外市場，一下子使得產品聲譽擴充開來。據公司總經理李豐華介紹，公司將PC《優化大師》等軟件上傳至歐美主流電子商務平臺，通過國外客戶點擊付費下載模式來獲取利潤，這是目前國內一種新型的軟件出口銷售方式。今后，還將通過谷歌、微軟等網絡平臺不斷復制營銷模式，擴大國外市場銷售份額。

“夢之隊”是打開海外市場的金鑰匙

在IT軟件行業流傳著這樣一句告誡：“永遠不要去做微軟想做的事情。”

但是創新無止境。火柴盒公司沒有因為業內的告誡而放棄自己的夢想，勵志成為“和微軟一起跳舞的伙伴”。

火柴盒公司，一個軟件業“夢之隊”薈萃的地方。

毛義達，負責海外市場運營的總監，曾擔任加拿大ACDSee軟件公司產品的開發部經理，對國外市場發展趨勢有著獨特的視角和準確的判斷力，曾完成包括殺毒軟件和PC優化軟件等6個產品的研發。

在火柴盒公司的核心團隊，像毛義達這樣有著豐富國際管理與技術經驗的人還有3位，技術總監楊磊曾在阿里巴巴、雅虎和360技術團隊任產品管理和技術開發負責人，具有多年軟件開發經驗，是互連網和客戶端程序的技術專家；畢業于北京大學的桑文成，曾任中國雅虎和加拿大ParetoLogic安全軟件公司數據運營團隊負責人，是數據管理、集成和分析領域的專家。總經理李豐華曾任英國聯合利華公司駐東北區，具有豐富的市場銷售、公司運營和管理經驗。

就是他們，帶領著一支優秀的團隊，開啟了中國軟件行業在海外市場的大門。

針對去年底微軟公司推出的Win8系統，封幼林潛心學習、刻苦鉆研，歷時4個月時間，獨立完成了Ithmb-Viewer產品的研發工作，成功解決了Apple設備(手機及平板電腦)連接到計算機后順利打開操作系統的技術難題。

產品立刻投放海外市場。幾天后，毛義達從海外發來消息——“上周ITHMB Viewer進入Windows 8商店后每日都有用戶購買。相信大家看到自己開發的產品能被來自全世界的用戶看到和使用時，一定和我一樣興奮和自豪。”

“我們的團隊每個成員都是早晨7點多來，晚上6點多走，有特殊任務的還要加班，可以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歸’，但是大家的精神頭兒一直不減！”李豐華介紹說。

讓更多的“中國創造”走向世界

創業往往是在陋室的艱苦環境下展開的。秦皇島開發區碧水園社區內一家不足15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就是火柴盒公司的所在地。每天200多份火柴盒軟件產品從這里通過互聯網源源不斷地發往國外各地。

在辦公室的墻上掛著兩個大鐘表，一個顯示著中國北京時間，另一個是加拿大時間，兩塊表相差了16個小時。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走，在東西兩個半球，兩支火柴盒公司的團隊在緊張地忙碌著……互聯網上，隨著手指在鼠標上的點擊，一份份火柴盒的軟件產品進入了海外千千萬萬家客戶，美國、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愛爾蘭、新加坡等國家的用戶在不斷增加。

為了給客戶提供一流的服務，火柴盒公司在加拿大雇傭專業人員向歐美客戶進行一對一的產品服務和技術支持；通過溝通交流，了解客戶的需求，收集第一手的信息資料，向技術團隊和市場團隊及時反饋，不斷完善和更新產品。

在確定一款新產品要進入市場之前，火柴盒公司甚至以代銷競爭對手的產品的方式來測試市場，了解客戶的需求。自2011年4月，第一款產品投放市場至今，公司從零市場占有率發展到目前日均銷售200多份軟件產品。

公司的軟件技術研發能力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其中，PC清理大師內置的反安裝技術，在歐美市場首屈一指；PC優化大師中的文件修錯功能采用的DNA識別技術，是目前世界第一個不需要打開整個文件就能精確識別文件格式的技術；PC硬盤優化大師使用的碎片整理技術，即便硬盤所剩空間十分微小的情況下，仍能達到碎片整理的優良效果。

篇8

[關鍵詞]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市場績效

[中圖分類號]F71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6-0015-06

一、引 言

當跨國零售企業進入海外市場時，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就是如何將在母國發揮巨大優勢的專業技能轉移到新市場。所謂零售專業技能是零售企業擁有或可以有效利用的，能夠使其在特定區域市場體現出競爭優勢的一組核心知識。Kacker（1985）曾指出，零售專業技能是根據消費者需求，在特定的社會、文化、經濟、法律環境下產生的，在特定環境下發展起來的零售專業技能在不同商業環境下可能是無效率的[1]。所以形成于母國的零售專業技能在東道國市場環境下很難發揮作用，零售專業技能跨國轉移過程中的持續創新與本土化是非常必要的。

近年來，眾多跨國零售巨頭在全球范圍內出現的大撤退趨勢均與零售專業技能沒有很好地實現本土化密切相關，如家樂福相繼撤離韓國、俄羅斯，折戟意大利，兵敗比利時，甚至在本土零售企業并不發達的日本也難免遭遇滑鐵盧的厄運，這與家樂福在母國市場的一枝獨秀形成了鮮明對比。巴黎春天、阿霍德、歐倍德、百思買、芭比旗艦店、美頌巴黎、易買得、家得寶等外資零售企業紛紛退出中國市場，沃爾瑪、家樂福、Tesco樂購等排名全球前三的外資零售企業，2012年在華開店幅度同比平均降低27%，且都出現了關店現象。這些國際化失敗都與零售專業技能未能有效本土化密切相關。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效果直接影響著跨國零售企業的海外市場績效，這一問題已經得到跨國零售企業的高度關注，但是國內外學者對于該問題的研究還比較欠缺，雖然一些研究探討了東道國文化環境[2][3]、跨國零售商的全球戰略定位[4]、跨國零售企業在東道國的社會網絡嵌入程度[5]都會影響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程度，但是不同專業技能本土化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有什么差別卻很少有人關注。由于零售專業技能涵蓋的范圍較廣，不僅包括能被消費者直接感知的顯性技能，也包括消費者難以直接感知的隱性技能[6]。探索哪些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帶來了跨國零售企業經營績效的顯著提高，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零售國際化理論，同時可為零售專業技能跨國轉移過程中標準化復制與本土化調整的實施提供重要的理論依據。

二、理論基礎與假設提出

在綜合國內外學者對于零售專業技能要素的相關研究基礎上，我們將零售專業技能劃分為以下7個因子：商品、價格與促銷、服務、店鋪環境、選址、物流、人力資源。所謂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就是指零售商根據當地市場的經濟技術、政策法令、風俗習慣和顧客偏好等適當調整不同的專業技能，以便更好的滿足當地顧客需求，使顧客產生強烈的心理依戀并實施重復購買行為。

1. 商品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提供滿意的商品是消費者對于零售業的最低要求，也是消費者選擇零售商的基礎性標準。但是由于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對于商品的特性、功能甚至商品的陳列方式等有著不同的喜好，因此跨國零售企業不能只是簡單地復制母國的商品技能。以往的很多研究已經表明，商品本土化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如Pehrsson（1995）認為，不同地區的顧客對同種商品的需求并不相同，正是這種差異性導致商品本土化與企業績效呈現正向相關關系[7]。現實生活中，實行商品本土化策略的公司在東道國運營時能夠根據當地的經濟發展狀況、生活方式、地理與氣候條件及由此形成的消費偏好改變商品組合、商品陳列方式等，從而獲得更高的經營績效[8]。

2. 價格和促銷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在商品特征及附加服務相同的條件下，價格就成為消費者購買與否的決定因素，甚至一點細微的價格差異就能對顧客滿意產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受到母國市場與東道國市場的差異以及組織結構自身的復雜性等內外部因素的限制，跨國零售企業很難實行價格標準化[9]。特別是在當前零售市場逐漸開放，零售環境日趨復雜，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宏觀背景下，本土化價格策略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促進作用越來越突出[10]。由于零售企業的促銷對象是最終消費者而不是產業用戶，最終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購物習慣不僅受到收入水平的制約，還要受到生活方式、文化傳統、風俗習慣的影響，這就決定了促銷價格并不是企業促銷活動取得成功的唯一關鍵要素。各國政府出于保護本國工商業、維護行業秩序的目的，對于同一種促銷手段或是促銷組合方式的規定并不一致，在一個地區使用的促銷方式在其他地區可能不被允許。因此，跨國零售企業必須針對不同地區的消費者采取促銷本土化策略，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促銷活動真正起到刺激消費者購買的作用。以往學者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一點，如Samiee等（2003）指出，如果零售企業根據當地消費者需求調整廣告促銷策略，則企業的績效將會有明顯的提升[11]。

3. 服務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服務是零售企業為消費者提供的價值之一，在一些特殊的零售行業，如化妝品專賣店，特色化服務已經成為企業吸引顧客、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的主要途徑。但是限于母國市場與東道國市場的消費者對于企業提供的服務項目、服務層次以及服務質量有著不同的要求，跨國零售商需要針對當地顧客的需求進行本土化調整。以往的研究表明，若企業能夠提供符合顧客需要的額外的服務，則企業更容易得到當地消費者青睞（Gielens 和 Dekimpe，2001）。如果企業能夠根據當地顧客購物習慣調整營業時間，則企業能夠贏得更多的忠誠顧客[12]。因此，服務本土化與企業的經營績效存在正向相關關系（Pehrsson，1995）。

4. 店鋪環境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環境中的各種刺激要素會對有機體的行為產生重要的影響，使有機體表現出接納或是規避的行為結果[13]。零售企業可以通過合理安排店鋪環境中的色彩、音樂、布局、標識等要素，以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目前，很多零售企業已經將這一理論應用于實踐，如每逢節假日促銷或周年慶典，大多數在華零售企業會將自己的店鋪環境裝飾成紅調，因為在中國紅色象征著喜慶，紅調更能激發消費者的購買欲望。鑒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背景、風俗習慣、民族特性不同，導致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消費者對店鋪環境構成要素的要求各異，跨國零售商在海外市場擴張過程中，不得不根據當地消費者偏好適當調整店鋪環境，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刺激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獲得更高的經營績效。

5. 選址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區位因素對于零售店經營成功與否至關重要，因為零售商的銷售活動受到地理區域、輻射范圍、交通狀況等因素的影響，店址選擇已經成為大多數零售商吸引顧客的重要途徑。但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狀況、人口分布結構、商業規劃、地理條件、交通狀況等存在明顯的不同，母國的店鋪選址策略并不適用于所有的東道國市場[14]。事實上，大部分零售企業在跨區域運營過程中，會根據當地消費者需求調整自己的選址策略，如針對目標顧客的多寡考慮布局的情況，以及依據目標顧客的遠近選擇不同的地點等，以此贏得消費者支持，提升自身的經營績效。Douglas（2001）的研究就曾指出，選址本土化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15]。

6. 物流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物流配送是零售企業運營的一項關鍵流程，不僅占用零售企業大量的資源，同時也是零售渠道成本的主要來源。根據當地物流發展狀況確立自己的物流運作模式、有選擇地引入先進的物流系統，不僅能夠有效縮減企業的渠道成本，同時還能夠減少商品的在途時間與損耗，從而增強自身的競爭力。但是由于各國基礎設施、地域條件以及同一企業的規模不具備趨同性，在母國大放異彩的物流模式難以直接復制到東道國市場。典型的如沃爾瑪，依托高效的物流系統，沃爾瑪在美國的物流成本比競爭對手低、物流效率則高出許多，但進入中國市場后，沃爾瑪在子公司尚未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情況下就迫不及待地引入母國的物流系統，并且也沒有考慮到中國城鄉之間的差距，結果導致沃爾瑪難以在廣大的農村布置母國的物流系統，也無法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優勢。

7. 人力資源本土化與企業經營績效

人力資源是零售企業最為重要的資源，本土化人才具有植根于本土的地緣優勢，更加熟悉當地市場的消費文化、消費需求、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也擁有更多的來自社會網絡的資源，有助于跨國零售企業在東道國開拓市場，家樂福進入中國市場之初采用店長負責制并大獲成功就是一個現實的例證。同時，本土化人才有助于將公司的產品與服務打上“本土親和力”的烙印，拉近當地消費者與公司的距離，提升公司的知名度與美譽度，進而帶來經營績效的提高。本土化人才所具有的這些優勢都有利于企業經營績效的提高[16]。

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H1：商品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2：價格與促銷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3：服務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4：店鋪環境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5：選址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6：物流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H7：人力資源本土化對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我們首先在對國外文獻研究的基礎上，找出適用的題項。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方面，商品、價格與促銷、服務、店鋪環境、選址主要依據汪旭暉，徐健（2011）[17]、Douglas（2001）、Luo（2001）等發展的問項來衡量；物流本土化主要測度物流模式及物流技術的本土化調整[18]；人力資源本土化主要參照Kim（2002）發展的問項。海外市場績效中，財務績效根據Beal（2000）[19]所提出的財務績效指標，包括銷售報酬率、投資報酬率、銷售成長率；非財務績效主要依據Knight（2000）[20]提出的當企業執行某項策略后，可否獲取良好的企業形象、提高顧客滿意等。所有問項均采用Likert5點量表格式設計，“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而后針對原始測量題項，經過2輪英漢互譯對照，形成了初始量表。隨后我們邀請了20位在華外資零售企業管理人員進行了預測試，因預試的樣本數量較少，不適合進行因子分析，故本研究選擇國外研究中較常使用的“分項對總項（Item-to-total）相關系數”的方法來考察量表的構念效度。依據“分項對總項（Item-to-total）相關系數”應滿足大于0.35的標準，將相關系數低于0.35的題項予以刪除，保留了原量表中的33個題項。保留的題項能較好地反映各自維度的內容，至此形成了最終的正式調查問卷。

本文大規模的實證研究以沃爾瑪、家樂福、大潤發、Tesco樂購、麥德龍、歐尚、卜蜂蓮花等在華外資零售企業的中高層管理者作為調研對象，問卷調查在2012年2月～5月進行，問卷的發放采用隨機抽樣、方便抽樣與雪球抽樣相結合的方法，利用實地面訪、郵寄問卷、網絡問卷、MBA學員協作發放、E-mail發放等方式進行問卷調查。調研總共發放問卷220份，回收率70%，剔除部分內容不完整或存在明顯錯誤的問卷，最終有效問卷118份。問卷填寫者中，高層管理人員占41%，中層管理人員占59%。

四、數據分析與結果

1. 信度和效度分析

我們借助SPSS16.0對數據的信度進行了檢驗，表1給出了Cronbach’s α的檢驗結果。潛變量的α值都超過了0.7，所以我們認為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 其測量結果是比較可靠的。

隨后，我們利用SmartPLS 2.0 M3 軟件對量表的收斂效度和判別效度進行了檢驗。結果發現，各個潛變量的平均提煉方差（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介于0.591～0.871之間，均大于0.5的門檻值（見表1），這說明本模型顯示出很高水平的收斂效度。對判別效度的檢驗見表2，模型中每個概念的平均提煉方差（AVE）的平方根均大于該概念與其它概念的相關系數，表明本研究中各概念之間具有良好的判別效度。

2. 結構模型分析

我們借助SmartPLS 2.0 M3進一步探討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結果如表3所示。

商品本土化的影響程度最高，影響系數達到0.262，遠遠高于其他專業技能本土化的影響程度。這充分說明零售企業在國際化發展或跨區域擴張過程中，提供滿足當地消費者需求的商品是非常必要的。盡管零售企業可以積極通過降低商品價格、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店鋪環境、優化店鋪選址等方式提升顧客價值，但歸根結底，符合需求的商品才是顧客價值的真正來源，其他的價值創造活動都必須圍繞這一活動展開。價格與促銷本土化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影響系數為0.172，這驗證了價格因素仍然在消費者購買決策中占據重要的位置，而促銷活動的效果更大程度上取決于零售企業采用的促銷手段能否得到當地消費者認可。選址本土化對零售企業的海外市場績效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證實了零售業是選址產業，當地商圈特性與消費者的便利性需求依舊是零售企業不能忽視的因素。物流本土化與人力資源本土化屬于隱性專業技能，難以為顧客所感知，但是對于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作用卻不容小覷，影響系數分別達到了0.206、0.218，甚至高過了價格與促銷以及選址等一些能夠引起消費者極大關注的顯性技能。這是因為二者的本土化不僅有利于提升企業的競爭力，更重要的是能夠對于其他專業技能的本土化起到良好的支撐作用。物流本土化一方面通過降低成本、減少缺貨率提升財務績效，另一方面，其打造的低成本優勢又為價格本土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人力資源本土化不僅能夠利用“本土親和力”的優勢爭取當地消費者、政府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信賴，同時這也是跨國零售子公司有效實行其他本土化策略的前提，因為本土化策略的制定離不開本土員工的參與，本土化策略的執行更需要本土員工的合作。服務本土化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并不顯著，在進一步的訪談調研中我們得知，由于目前大多數在華外資零售企業采用自助服務的方式，消費者對于零售服務并未給予太多關注，并且消費者對于服務的要求也越來越高，特別是在中國市場，關于各大跨國零售企業亟待提高服務質量的呼聲此起彼伏，這說明跨國零售企業針對當地消費者特別準備的貼心服務難以得到當地消費者的廣泛認可。店鋪環境本土化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也不顯著，這是由于消費者對于店鋪環境的關注度也不高，而且各國消費者對于零售企業的店鋪環境有著很多共同的偏好，如大部分消費者傾向于寬敞干凈、色調柔和、音樂優美、整齊有序的環境，因而跨國零售企業的店鋪環境本土化并沒有帶來經營績效的顯著提升。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實證研究驗證了零售專業技能本土化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的影響，研究發現：商品本土化、價格與促銷本土化、選址本土化、物流本土化、人力資源本土化均對零售企業海外市場績效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而服務本土化與店鋪環境本土化的影響作用并不顯著。因此，為了更好地適應海外市場、提高海外市場績效，零售企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成功實現零售專業技能的本土化。

1. 高度重視商品本土化，實現顧客價值增值

根據當地消費者需求不斷調整商品組配，增加或引入消費頻率較高的商品，減少或取消消費頻率過低的商品，追求相對的“一站式購物”；依據當地消費者偏好不斷調整商品陳列方式，將消費頻率高的商品擺放在醒目的位置，將大多數消費者認可的品牌排在同一系列商品的前端，力求做到整體美觀、功能實用、服務顧客、方便自己；以當地消費者需求為導向，以市場調研結果為基礎，以彌補市場空缺或更好地滿足顧客需要為準則，有選擇地開發或引進自有品牌商品，實現商品組配合理化、顧客利益最大化、競爭手段差異化。

2. 綜合運用價格、促銷與選址本土化，爭取更多的消費者支持

價格、促銷與選址本土化都與當地消費者的消費能力、商圈特性密切相關，因此零售企業既要考慮單個技能的本土化適應，又要考慮各個技能之間的相互配合。就選址本土化而言，零售企業一定要對區域市場的經濟狀況、人口規模、人口結構分布、生活方式等要素進行充分調查，合理安排店鋪位置；價格本土化方面，零售企業除了通過集中批量采購、合理安排配送、科學管理庫存等方式降低成本外，還要根據店鋪選址采用的調研結果，配合使用能夠吸引消費者的定價技巧，確保消費者能夠感受到自己的低價策略；促銷本土化需要保證促銷手段、促銷方式符合當地消費者偏好，促銷內容能夠被消費者理解，同時，促銷活動還要考慮店鋪之間的有效協同以避免區域市場的無序競爭，促銷價格也要保證不要與價格策略發生沖突以避免價格體系的紊亂。

3. 不斷推進物流本土化，為相關專業技能的本土化提供支持

根據東道國的物流基礎設施與物流業發展現狀以及相關的政府政策等有選擇地引入母國的物流技能，注重分析母國與東道國物流環境的差別，結合環境對零售企業物流運作模式進行本土化調整；積極嵌入到當地社會網絡中，特別是與供應商、當地政府、第三方物流企業建立良好的關系，獲取更多的社會資本與知識資源，以便能夠對于物流技能進行有效的本土化調整；跨國零售子公司還要根據自身的營業規模、經營實力、商品特點等決定采用自營物流、供應商配送還是第三方物流，甚至是三者的結合，并不斷做出動態調整。

4. 積極引導人力資源本土化，確保本土化策略的順利實施

積極招募當地員工，不僅僅局限于基層操作者，還要覆蓋中高層管理者，提高當地員工的比重；為當地員工提供完整的培訓和教育活動，鼓勵本地員工與外籍員工之間的相互交流與相互學習，確保本地員工能夠掌握公司的全球化定位，外籍員工能夠理解公司的本土化策略；引導當地員工走上管理崗位，向當地員工充分授權，鼓勵當地員工參與公司決策，認真聽取當地員工的意見，盡可能減少決策失誤；發揮當地員工在本土化決策實施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在一定領域內，授權當地員工根據本地的民俗風情處理決策實施過程中出現的突發問題，促成子公司由“公司本土化”向“本土化公司”轉變。

篇9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制造業；中小企業；國際化進程

隨著新興市場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逐步尋求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以便加快提升其國際競爭力。傳統理論認為，跨國公司最初在國內市場經營到進入國際市場，是一個緩慢而漸進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隨著信息和網絡技術的不斷革新，一些跨國公司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加快，他們采取全球化的方法來建立和拓展其國際化路線，此類公司可以被看成是應運而生的全球化中小企業。他們的定義是中小企業在三年內的出口量必須占到其總成交量的25%，定義表明，這類企業通常都將在短期內達到他們國際化進程的快速成功。隨著經濟發展的需要，現如今除了高科技產業，應運而生的全球化中小企業也逐步出現在了一些較為成熟的傳統行業中。中國于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國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將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6年中國有接近4.2億個中小企業，每年這類中小企業的出口比重占到了全國出口比重的68%，并有近75%的員工。由于中國政府長期以來采取的“改革開放”政策，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將目光轉向了新興的中國市場，在這樣的大環境下，中國企業家們逐漸認識到在企業未來的國際化進程中，不斷提升自身實力并參與國際競爭的必要性。但是，中國的中小企業是否全部都適合發展國際化路線，其中制造業中小企業尋求發展國際化路線的動機又是什么，影響它們成功與否的決定性因素又有哪些，面對這一系列的問題，本文接下來將逐一進行研究。

一、制造業中小企業全球化發展的動機研究和分析

應運而生的制造業中小企業概念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當時，隨著高新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絕大多數成立不久的制造業中小企業可以輕而易舉的進行跨市場產品交易，從而進一步滲透國際市場。此類應運而生的中小企業此前并不具備豐富的跨境銷售和交易經驗，企業財富的迅速累積可以短期內掩蓋一系列可能存在的風險，同時大多數企業經營者其實也并沒有忽視風險的存在。一方面，當中小企業面對國內市場較小，消費能力有限時，他們為了生存，必須尋求拓展國外市場。另一方面，為了尋求發展國外市場，許多中小企業將生產目標定格在細分的產品類別上，這也意味著他們的產品在國內市場上產生了狹窄的銷售空間。除了產品類別和消費能力，文化也可以被視為國內市場容量有限的原因之一。許多因文化差異而影響產品銷量的企業不得不加快尋求更多的海外銷售渠道以滿足自身企業的生存需要。

國內激烈的產品競爭也可被視作制造業中小企業發展海外戰略的動機之一。由于國內細分市場上存在多種類似的產品，許多應運而生的企業通過境內境外組建成立合資公司，果斷采取直接出口的方式以避免國內市場的激烈競爭，同時可以更高效的分享跨境資源，獲取目標客戶，從而提高企業自身的競爭力和獨立性。提到跨境資源，它也可被視為應運而生的制造業中小企業發展國際化路線的另一個動機，這些資源主要包括國際資本，專利技術和生產經驗。一些高新科技產業類別的中小企業希望通過全球化獲取更多的市場份額，尋求跨境資源如研發機構的支持或進一步得到國際風險投資的財務幫助。

二、制造業中小企業全球化進程的發展路徑

制造業中小企業謀求全球化應該被看作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企業從最初偶然開始聯系海外市場，小批量的產品出口往往歸屬于不規則的海外銷售活動。隨著產品出口銷量的增加，本地企業逐漸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境外市場交易信息、產品需求和銷售渠道。通過海外商出口產品是大多數國內中小企業的主要選擇之一。隨著銷售渠道和海外業務的進一步擴張，企業決策者慢慢意識到布局境外市場，設立境外產品銷售子公司的必要性，同時此類活動可以被看作是國內中小企業真正謀求發展國際化路線的重要環節。最后，當境外市場的銷售業務走向成熟之后，決策者開始考慮進行境外市場的直接投資，建立境外研發、生產和制造基地。同樣，我們也可以從戰略的角度來分析企業的海外拓展進程。

（一）差異化戰略

并不是同樣的產品在不同國家間的銷量可以保持高度一致的。例如，為什么肯德基在中國要推出老北京雞肉卷，而同樣的產品卻并沒有出現在美國市場上。為什么德國寶馬汽車公司要專門針對中國市場推出各類型加長版Li車型，而在歐洲市場上Li車型則從未出現。從上面的疑問中不難發現，國家之間的差異是導致上述行為的主要因素。通過對不同國家間的消費者偏好、法律法規、市場環境，人均收入等的分析研究，決策者將實施一系列的本土化策略。例如，生產符合當地消費者理念和習慣的產品，以提高企業在當地市場的競爭能力。當然，企業在采取了一系列本土化策略之后，一些問題也隨之浮現。例如，在中國，制造業的中小企業往往存在運營和生產資金不足的問題，當企業在多國間生產符合本土化市場產品的同時，資源優勢也將進一步流失，運營、生產成本，生產線的需求也將上升。由于在多個國家采取多個不同的經營方式，企業自身的企業形象也很難保持統一，各境外子公司間也無法獲取對等的生產經驗。

（二）國際戰略

國際戰略主要是利用國內的母公司產品研發和技術革新來進一步提高境外子公司的產品競爭力。企業發展國際化路線也將主要依靠母公司研發和設計的新興科技產品來打入欠發達的境外市場。同樣，實施國際戰略也將給國內制造業中小企業國際化發展帶來優劣影響。優勢：可以集中產品科研能力，最優化產品質量，方便獨立知識產權的保護。劣勢：各國間市場需求、市場環境和技術水平差距較大，細分產品設計和研發中本土化人才緊缺。

（三）全球戰略

實施全球戰略最主要的優勢是可以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以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他們的主要方式是將大量國內生產成本較高的制造活動轉移至生產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生產成本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時，決策者可以在少數程序和產品開發上投入更多精力，程序和產品的研發生產質量將可能得到改善。隨著決策者深入貫徹全球戰略，企業所服務的客戶人群和客戶種類也變得越加豐富，相應的企業全球服務能力和知名度也將得到加強。因此，對于國內制造業中小企業，開展全球戰略是增加自身競爭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當然，如同差異化戰略和國際戰略一樣，全球戰略也存在不足之處。例如，它將更加依賴于企業組織的協調能力，需要多層面跨部門的合作，少數程序和新產品的研發也將導致工人數量的急劇膨脹，從而增加不必要的管理和經營成本。過于密集的生產制造活動的轉移在如今較為發達的信息時代也會影響領導者的靈活性，降低決策反應的速度。

（四）跨境戰略

總結以上三種戰略，差異化戰略可以顯著的提高收益并有助于企業加快融入當地的市場環境，但同時也造成了資源優勢的流失。國際戰略集中了企業的研發能力并優化了產品質量，但卻忽視了各國間市場環境的差異。全球戰略提高效率的同時卻影響了生產制造活動的靈活性，也將降低企業的創新能力。跨境戰略將考慮以上三種戰略的不足，合理分析以上哪些決策將保留，哪些決策該重新整合。具體的戰略方針包括：（1）產品研發和技術創新將被放在總部以保證戰略的安全性和集中競爭能力。（2）所屬子公司的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部門將直屬于總部管理。（3）在本土外設立一個完善的研發、資源整合中心，這也可被視作除母公司外一個較為獨立、支持多國業務的區域運營中心。（4）針對區域內國家的市場發展規模進行歸類，合理分散資源。

三、全球化進程中制造業中小企業的成功因素

中國與西方學者同時提出了全球化進程的成功因素。其中，奧維亞特和麥克杜格爾（1995）總結出了七種最為主要的原因：（1）決策者最初的國際視野。（2）國際化的業務網絡。（3）密切相關的產品和衍生服務。（4）具有海外銷售經驗的領導者。（5）與全球組織的密切協調。（6）擁有領先的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7）豐富的資源優勢。

在應運而生的中小企業國際化的早期階段，領導者的國際視野決定了他們將極大限度的拓展海外市場業務，而非只限于國內市場的發展。同時這也提高了領導者與國際間的溝通能力，學習爭取國際關系，解決文化沖突，降低匯率風險，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率，打造具有創新價值的企業文化和組織。在國際化的后期階段，領導者的工作和生活經驗將令他們更加熟悉海外市場的運作，加強他們識別、抓住國際機遇及組合資源的能力，最終促使中小企業的國際化進程更加快速和成功。獨特的資源優勢，如品牌效應及前沿的生產技術也可以提高他們在全球化進程中的競爭實力，包括企業內部研發和創新文化也是基于其自身對知識的積累或從其它公司學習到的創新手段。如，開發國際業務網絡，包括分銷商，供應商和值得信賴的第三方金融機構間共享國際信息以減少在國際化進程中產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

四、制造業中小企業全球化進程案例分析

甲公司屬于典型的應運而生的中國制造業中小企業，位于江蘇省境內，創建于2000年。公司主要生產和經營金剛石工具，硬質合金工具和電動工具。公司目前擁有近2000名員工并于2002年開始經營出口業務，出口營業額占總銷售額的25%～30%。企業的經營目標分為國內和國外市場。成立至今，公司的營銷網絡已覆蓋全國近200個城市，除了在國內市場取得的成功，公司產品還遠銷全球近20個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東南亞地區也成為了該公司的主要出口目標地。隨著國際化進程的良好發展，它還榮獲了國家火炬計劃高新技術產業企業的稱號，這也將有助于該企業在機電產品的銷售中獲得更多的國家支持。

（一）企業尋求全球化發展的動機

甲公司于2002年年初開始拓展海外市場，經營出口業務。其主要的海外目標市場包括美國，東南亞及部分歐洲地區。公司在成立的最初兩年只注重經營國內市場，由于缺乏先進技術，企業只好通過一些渠道獲取海外信息和新技術，這為企業未來走向國際市場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可被視作企業尋求全球化發展的動機之一。當年甲公司的年度報表數據顯示，出口產品的銷售利潤比國內市場的銷售利潤高出了近20%～30%，海外市場銷量的節節攀升，也是企業尋求全球化的另一個重要動機。

（二）國際化進程

通過與甲公司領導者面對面的交流，他們透露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在企業發展的最初，該公司開始有了外事活動，一個偶然的機會，公司領導者會見了在新加坡本地發展的江蘇籍商人，并與他們交換了彼此之間的業務經驗和產品信息。通過這次會談，甲公司順利打入了新加坡當地市場，并以此打通了企業發展海外業務的道路。之后的一兩年，企業領導者決定拓展美國與歐洲市場，所有世界上最頂尖的工具制造商都云集于此。因此，當地市場對產品的要求也相對較高。縱觀整個國際化進程，領導者逐漸認識到這是一個銷售經驗和產品創新知識累積的過程。

（三）成功因素

企業在拓展海外市場過程中，管理團隊和領導者掌握了大量的國際市場營銷和銷售知識。該公司還專門派遣了管理團隊去拜訪他們在海外的貿易伙伴，組織了多次國際會議，旨在提高他們自身的國際貿易知識與經驗。隨著與貿易伙伴的深入接觸，領導者意識到了海外市場的需求遠遠要高于國內或亞洲市場的需求，因此他們花費了巨額資金從歐洲購買了先進的生產設備來更新生產技術。在員工的心中，該企業的領導者是一個積極的人，有取得成功的強烈愿望，并有永不放棄的心態。產品如何形成競爭優勢同樣也非常重要，當企業參與到國際市場競爭時，在保證相同產品質量的前提下，較低的生產成本也成為了他們的主要競爭優勢。在長期的企業文化創新中，甲公司則更側重于組織的創新。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過去低效的組織結構和管理團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甲公司的進一步發展。因此，他們于2006年引入了更為先進的ERP管理系統，該系統通過協調、運作不同部門間供應，分銷和財務關系等有效的提高了公司日常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同時，他們還招募了行業內更為優秀的職業經理人管理團隊，并重新整合、組建了一些新的行政管理部門，以此來進一步提高公司海外市場的管理和銷售能力。

五、我國制造業中小企業全球化發展歷程與展望

“高利潤”與“優惠政策”同樣也是促使國內中小企業加快國際化進程的重要因素。由于大多數的國內制造業中小企業并不具備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技術，因此，他們有強烈的愿望，尋求走出國門發展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經營能力。他們通過與海外伙伴的合作，在國際市場條件下利用指定商、國際化的網絡渠道、戰略聯盟等方式最終加快國際化進程。這種業務網絡下的工作可以減少在國際化進程中的不確定性和風險，相比其他公司他們更容易找到分銷的渠道。同時，政府利用退稅政策，鼓勵企業做出口也促使了大量國內中小企業加速進入海外市場。正如上述案例中的甲公司，政府每年的優惠政策可以給該企業帶來15%的出口退稅。

客觀來說，目前，我國已經有相當一部分制造業中小企業邁出了國門，進入了海外市場產業鏈。但由于受附加值、技術含量、技術提升、產品售后、產品質量等諸多因素影響，國內企業在海外的品牌價值相對較低，并且所銷售的產品主要集中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和組裝環節。基于現狀，這種類似的經營是建立在我國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優勢基礎之上，但值得深思的是當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具備這種低價勞動力的時候，我國目前在全球生產網絡中的地位和優勢就會動搖。如今，我國應運而生的制造業中小企業應當以全球經濟產業結構升級為契機，加大企業在產品技術和科研方面的投入，同時發揮在海外市場中服務、流通渠道等方面的特長，專注于挖掘和提升自我品牌價值，進一步通過OEM、全球戰略聯盟等方式進入海外公司全球產業鏈，并且最終達到在企業品牌價值上與跨國公司形成有效競爭，甚至超越的目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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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劉彬.關于中小企業研究的系統經濟學思考[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01）.

篇10

從中長期看,QDII仍可給出較好的成績。有意的投資者仍然可適度參與QDII投資,但對于短期資金來說,投資風險會較2009年大很多。

受益于全球股市2009年的普遍造好,QDII基金2009年也獲得較好的盈利。除華安國際配置外的9只QDII整體漲幅分布在29.93%-83.06%之間,這與2007-2008年QDII基金對次貸危機的影響認識不深和倉促建倉帶來的慘淡業績形成鮮明的對比(2008年成立的QDII的策略明顯較2007年謹慎)。雖然2009年一季度全球大部分市場進一步下跌,但自3月開始市場氣氛回暖幫助QDII基金二季度業績明顯改善。

下半年QDII隨全球市場繼續創造反彈以來新高,QDII凈值整體也水漲船高。剛跨入2010年,在利好因素的刺激下和傳統的1月效應,QDII表現也迎來較好的開始。由于QDII基金各具特色,晨星根據組合特征具體把QDII基金分為三類,分別是環球大型均衡型股票(5只)、中國股票(3只)和亞太區不包括日本股票類別(1只)。

QDII擴容趨勢明顯

伴隨著2009年海外市場環境明顯轉好和QDII基金表現突出,政府和基金公司也為進一步推動QDII的發展作出努力。例如專戶QDII獲批,新一批公募QDII基金獲批;外管局為基金公司再次分配外匯額度(2009年有7家基金公司獲得共60億外匯額度);基金公司積極籌備引入海外跨境ETF等一系列動作均反映了基金供應方對QDII出海的再一次期望。

2010年很可能是QDII推出較密集的一年,且涉及投資標的和種類將較2007年和2008年更多樣化。部分QDII產品已經獲得證監會批文和外管局外匯額度,可隨時推出市場。而目前正在募集的就有易方達亞洲精選股票QDII,這將為投資者增添集中投資亞太區股票的QDII的選擇。該基金并未聘請海外投資顧問,而是由易方達基金獨立管理。2008 年易方達基金已獲批可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在各大國際金融機構忙于裁員自保的情況下積極吸收人才,并成功成立對沖基金,相信這也可為其管理QDII 投資提供支持。但基金仍有待運作后一段時間才能降低作為新基金既有的不確定性,尤其對于QDII的基金經理,國內投資者對其能力了解有限。

此外,海外跨境ETF或交易所上市QDII也有望在不久將來登錄中國,這對投資者有一定的吸引力,起碼投資者能直接進入看好的市場,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基金經理配置的市場。

然而,筆者也籍此提醒投資者此類QDII要求投資者對當地經濟和市場的把握以及在不同市場間的配置有較高的能力。由于國內投資者在了解海外市場和資產配置的能力方面相對比較薄弱,若希望通過對跨境ETF產品投資海外市場就需要提高自己在資產配置方面的能力,主動了解海外市場和國際經濟動向的同時,也需要加強投資者與基金公司或基金經理之間在經濟,市場甚至資產配置上的交流。如果投資者對捕捉市場沒有把握,但又長期看好各指數代表的經濟增長,那么定投指數QDII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QDII的機會

面對全球各股票市場在過去1年已經累積了一定漲幅,部分市場漲幅更超過1倍的情況下,2010年想出海的投資者要做好哪些準備?

2010年QDII基金整體收益將可能遜于2009年,風險加大,但中長期表現仍然可期。從目前的經濟形勢和市場環境來看,全球各經濟體的確有走出衰退的趨勢,但不能排除此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反復,投資者心態也會隨之變化。

此外,市場對各國量化工具的退出策略、利率政策等不確定性因素的擔憂也將會影響著市場對后市的態度,且2009年市場已完成超跌反彈過程,目前估值洼池基本修復,市場對敏感性數據的反應會變大,進而會導致市場波動增大。但這些不會改變經濟復蘇和企業利潤修復的大方向。

有投資者可能仍然把此時的海外市場的投資環境與2008年相提并論。然而,兩個時間點上存在較大的差異;2008年是站在高通脹、高估值、利率高企、流動性不足以及金融危機的始點上;另一個處于低通脹、經濟正企穩至恢復、企業利潤也在修復、低利率,并且流動性足的狀態;這樣來看,兩個環境應該處于完全相反的時點上。從中長期看,QDII仍可給出較好的成績。有意的投資者仍然可適度參與QDII投資,但對于短期資金來說,投資風險會較2009年大很多。

從選擇品種的角度看,筆者建議投資者選擇投資覆蓋范圍較為廣泛的QDII,例如屬于晨星環球大型均衡型和亞太區等類別。原因是 QDII的作用是為分散單一市場風險的同時分享世界各地經濟成果和股票市場的收益,尤其以全球市場為投資對象的QDII可更靈活地把握全球在復蘇過程中的結構性機會。未來經濟復蘇的步伐不會停留在一個國家或者地區,而是不斷擴散,機會也會隨之延伸至其它區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