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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 電子科學與技術 培養目標 課程體系建設

1.引言

常州工學院立足于常州，服務于長三角地區，該地區是國內電子行業和產業的發達地區之一，對電子類人才的需求量非常大。隨著該地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社會對人才的需求逐步呈現出多樣化和高層次化的要求。面對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培養適應社會經濟發展和行業技術升級要求的應用型本科人才成為當務之急。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需要符合口徑寬、適應性強、基礎扎實、發展潛力大等要求，因此課程體系的建設十分重要。

2.人才培養目標

培養方案和培養目標的制定要充分考慮相關高校、社會的需求，以及學校與專業的具體情況等各方面因素，并以行業技術進步、企事業單位需求和畢業生的反饋為參考依據。

通過對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調研，以社會需求為導向，確定理論基礎實、口徑寬、實踐能力強、知識結構合理的全面培養模式和培養目標，以綜合素質培養和工程技術應用能力培養為主線，統籌編排課程體系，充分考慮和遵循學生的認知規律，以學生為主體，制定一套切實可行的、適合應用型本科人才的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培養方案和人才培養目標，以適應市場對電子工程技術人才的需求，提高學生的實踐和創新能力，從而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人才培養目標為：適應信息產業化的發展需要，培養具有良好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應用型本科人才，使學生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具備設計、制造與生產實踐能力，具有不斷學習進步與更新知識的能力，能夠及時跟蹤并掌握新理論和新技術，在電子電路與系統、電子材料與元器件、半導體工藝等領域從事分析、設計、制造與測試等工作。為了實現以上人才培養目標，在培養計劃的制訂尤其是課程體系建設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3.課程體系建設

為了實現培養計劃和人才培養目標，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主要包括以下內容。

（1）課程體系模塊化、層次化的應用能力培養體系。

課程體系以應用能力培養為核心，分為學校級、學院級和系部級三個層次。學校級通識課程模塊層次教授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基礎知識，主要包括基本數學能力、英語能力、物理能力、計算機能力及思想道德法律等基本知識。構建以電氣學院專業基礎課程模塊層次為電類一級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結構培養體系，學院基礎的培養為知識面的拓寬打下良好基礎。系部級的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課程培養為畢業生的就業和繼續深造提供專業技術知識。分級課程建設體系造就了畢業生基礎知識扎實、理論知識雄厚、專業技術知識豐富、動手能力強等特點。

（2）理論與實際應用相結合的專業課程建設。

專業課程體系分為理論基礎課程和實際應用課程兩個層面，除了必備的工程數學與物理知識外，在專業知識方面，逐步建立電子材料、制造工藝、電子器件、基本單元電路、宏單元、子系統及系統的課程體系，打通自頂向下和自底向上的知識培養通路。以半導體物理和器件物理核心的課程體系構成了微電子學與固體電子學的理論基礎，為制造工藝和電路設計提供知識的基本結構。以信號與系統、電路設計與測試的核心課程體系作為電路的理論基礎，為電路方面能力的培養形成電子系統的知識基本結構。知識結構的分層次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培養體系覆蓋了整個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知識能力點，全方位培養畢業生的理論基礎與工程實踐能力，重點培養從系統角度審視具體電子技術的能力。

（3）以微電子技術為主干的專業課程體系。

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知識以微電子技術為核心，可以劃分為兩大體系：第一是半導體材料、器件和制造工藝；第二是集成電路設計與測試。在半導體材料、器件和制造工藝上，除了傳統與新型集成電路方面的應用，還與相關新型電光源、光伏材料與器件、光電材料與器件在知識結構上具有互通性。均以半導體材料為核心，引申到其他半導體材料與器件，在理論與實際應用和制造工藝上具有相似性。集成電路設計與測試涵蓋了微電子和光電子技術的電路與測試方面的內容，在電路方面，新型電光源的器件、核心芯片、驅動電路等，光伏器件與電路、光電子電路與信號檢測，與標準集成電路設計與應用具有共同性。在測試方面，涵蓋了電學測試與可靠性測試，完整地建立了功能測試與性能測試的基本概念。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另一個特色是在設計與應用電子系統時，具備其他專業所不具備的電路工藝與器件的底層知識，從而在電子系統的設計與分析中具備更強的理解能力。

（4）全方位的課程實踐能力培養體系。

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課程體系以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為設置理念，在課內實驗、課內實踐、獨立授課實驗、課程設計、科研實踐、實習及畢業設計等方面全方位構建實驗實踐體系，重點培養畢業生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除了電氣學院的實驗中心和實驗室外，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有兩個專業實驗室：集成電路設計實驗室和集成電路測試實驗室。為教學、科研提供全方位的服務。集成電路設計實驗室主要提供學生在系統設計、電路設計、器件與工藝實驗等方面的專用軟件。集成電路測試實驗室主要提供電路測試、半導體材料、半導體器件、半導體工藝等各方面的實驗。在電子技術的材料、器件、電路設計、制造、測試等流程方面提供全方位服務。在實驗室開放上，實驗室開放給所有教師與學生使用，鼓勵學生進入實驗室參與教師的科研與參與畢業設計。

（5）教學與科研結合，校企結合的工程技術能力培養體系。

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教師承擔了多項縱向與橫向項目，系部鼓勵教師與學生一起參與科研項目，為學生實驗實踐能力的培養提供良好的實驗實踐平臺和科研平臺，從而從項目角度提供給學生實訓機會。在校企產學研聯盟方面，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緊密聯系常州和周邊地區的企業，如銀河電子、天合光能、常州普美、常州歐智等多家企業，形成校企聯盟。參考卓越計劃的實施，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經常邀請外校和企業專家對學生開展前沿性科學講座與培訓，為畢業生的能力培養和就業提供指導。

4.實踐的效果

通過培養方案與人才培養目標的制定，重點進行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并通過多年教學與科研實踐，進行以下方面的實踐，取得了良好效果。

（1）完善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課程體系，建立材料、器件、工藝、電路、測試和系統的能力點分布。

（2）從社會需求角度和人才知識結構出發，逐步對課程體系進行調整，增強課程體系之間的內在聯系，減少或刪除部分實用性不強的課程，增設社會急需的專業課程。

（3）強調應用能力培養，強化理論知識教學，增加實踐教學環節，增強學生的實踐應用能力，培養學生綜合應用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知識的能力。

（4）探索開設提高學生動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集中性實踐環節和創新環節，探討校企結合培養人才的新模式。

根據對本校歷屆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本科畢業生的跟蹤調查，九成以上的畢業生去向為長三角地區，平均每年有20%的畢業生進入國內知名高校讀研繼續深造，其余進入各企事業單位。通過對接收畢業生的各高校、企事業單位，以及畢業生進行的調查和反饋，本校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的課程體系建設能夠培養學生扎實的理論知識和熟練的實踐能力，有利于學生做好職業生涯規劃，能夠促進畢業生快速進入新領域和崗位，用人單位滿意度高。

5.結語

通過幾年對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課程體系的建設與實踐，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設置逐步得到了發展和優化，梳理清楚了本專業各方面能力的培養，知識點和能力點的分布更系統化和體系化，并通過實踐進行了驗證和完善，為畢業生的就業和進一步深造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王偉，楊恒新，蔡祥寶，等.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學、研”結合型人才培養方案的研究與實踐.中國科技信息，2013（9）：218-220.

[2]楊東曉，章獻民，韓雁，等.電子工程類卓越人才培養的實踐.中國電子教育學會分會2010年論文集，P20-28.

[3]沈為民，孫翎，楊凱，樓俊.“電子科學與技術”多樣性人才培養.電氣電子教學學報，2009.9：66-72.

[4]張培昆.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課程設置的探索.信息與電腦，2013，03：200-201.

[5]阮凱斌，劉銀春，張洪.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研究與實施.時代教育，2012（11）：28-29.

[6]殷景華，曹江，宋明歆，等.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課程體系優化的研究.信息技術，2007（6）：17-19.

[7]邸志剛，賈春榮.電子科學與技術專業培養體系改革及構建.中國電力教育，2013（7）：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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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制造業；振興；可持續性；對策

一、 引言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國經濟迅速陷入了衰退，GDP增長率由2006年的2.7%，下滑至2007年的1.9%，隨后在2008年里美國經濟陷入負增長，GDP增長率跌至-0.4%。奧巴馬在非常艱難的經濟形勢下參加總統選舉，憑借一攬子經濟復蘇計劃獲得了美國民眾的廣泛認可而獲勝。他在第一屆任期中始終堅持以重振制造業作為施政綱領，并在成功連任后的第二屆任期開始至今，繼續推行重振制造業的相關政策。

二、 奧巴馬兩屆任期均以重振制造業作為施政綱領

奧巴馬2008年提出的施政綱要題為《加強國內制造業以創造就業及應對21世紀的挑戰》。在綱要中，奧巴馬認為美國中產階級建立的基礎是高薪的制造業工作，制造業提供了美國1/6的就業，并且支付的平均工資和福利比其他行業高出了23個百分點。但是自從2000年開始，美國失去了370萬個制造業就業機會，占制造業總就業數量的21%。布什上任后，約有36 000家制造業實體倒閉。他認為，這不僅僅導致了國內失業率居高不下，更重要的是威脅到美國“創新領導者”的地位。

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提出重振制造業政策，聯邦政府要和私人部門合作，提高美國工人的技術，增加高生產率產業產能，并在國際市場上為企業提供支持。奧巴馬在具體計劃的題目中很明確地提出了重振制造業的方向，其重點是關注高生產率制造業（High-Productivity Manufacturing）的振興。具體措施有以下6點：（1）加強制造業并逐步走向能源獨立；（2）支持美國高科技制造業；（3）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4）保障工會的權益；（5）通過再教育和衛生保健事業的投資，增加美國長期競爭力；（6）為美國企業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在具體的細化措施當中，第（3）、（4）兩點篇幅非常短，其余幾點則非常詳細，是計劃的重點。

奧巴馬在第一屆總統任期內，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案，推進重振制造業政策的實施。包括《失業救濟延期法案》和《國家制造業戰略法案》、《清潔能源技術制造業和出口援助法案》、《終止貿易赤字法案》、《制造業促進法案》和《美國制造業競爭法案》等。這些法案構成了美國制造業再振興的法律框架，美國政府將將其合稱為“美國制造”立法。在第二屆總統任期第一次國情咨文中，奧巴馬仍然強調為了讓美國成為“新就業和制造業的磁極”，不僅要增加投資建立制造業集群，更對特定行業和回流企業做出承諾，美國政府將對其提供稅收和補貼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

三、 重振制造業政策的理論基礎

重振制造業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的基礎上的。（1）假設制造業部門會為社會帶來顯著的福利；（2）總體成本決定制造業企業的產地選擇；（3）機會和責任并存于制造業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中；（4）生產率的增長對保持高工資水平至關重要；（5）在某些部門中，美國的總生產成本有國際競爭力。很顯然，在這些假設條件下，美國政府所要做的是：想方設法降低企業的總生產成本，使企業選擇美國本土做為生產地點，最終產生一個正向的社會效應。

此外，即使高新技術企業留在美國本土生產，美國政府還需要解決另一個問題：低技術工人的失業以及工資不斷下降的問題。首先，根據傳統貿易理論，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較高的生產技術和創新程度，其應當大量出口高新技術產品，相應的高新技術企業獲利；其次，現實世界中，每個人所受的教育以及智商的差異導致了人力資源的異質性，而技術差異又導致了企業使用的人力資源數量不同。如果美國根據傳統貿易理論出口高新技術產品，高新技術部門的就業人口就會因此獲利，而相對低端的勞動人口將會面臨失業和工資下降的狀況。Kremer和Maskin（1996）和Bougheas和Riezman（2007）的研究都表明貿易加劇了出口高新技術產品國家的收入不平等，減少了出口初級產品國家的收入不平等。這意味著，美國能否通過繼續擴大高新技術部門的產能獲得更大的利益，要受到高級人力資源數量的限制。因此，美國政府在2013年之初提出：要成立國家制造業研究網絡，提供保持美國制造業優勢所需的就業技能培訓，鼓勵工人學習提高生產率所需的技術知識。

四、 重振制造業政策短期效果評述

1. 制造業產出持續增加。美國制造業產出在整個2008年和2009年的上半年急劇減少，這個期間制造業產出大約下降了20%。從2009年7月開始，制造業開始逐步恢復，到2012年第一季度結束時，已經恢復到2008年初93%左右的產出，之后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數據，呈現持續好轉的趨勢。另外，從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來看，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一直在下降，1978年制造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21.3%，到2009年下降為11%，但2010年這個比重卻提高了0.7個百分點，從11%提高到11.7%，說明美國國內傳統制造業整體狀況得到了改善。

2. 半導體制造業一枝獨秀。在選定高科技制造業中（包括計算機及設備、通信設備、半導體及相關電子元件等產業），只有半導體及相關電子元件制造業迅速得到了恢復，計算機及設備制造業不升反降，通信設備制造業復蘇程度也十分有限。

3. 失業率顯著下降。2008年初次貸危機全面爆發以來，美制造業大幅裁員，導致失業率迅速增加，到2009年第一季度過后失業率達到了最高峰，隨著經濟的緩慢復蘇以及相關政策的的刺激，制造業失業率逐漸降低。許多跨國企業受到重振制造業政策的影響，將大量的就業崗位從其他國家遷回美國本土。例如，2011年福特汽車宣布將1.2萬個工作崗位從中國、墨西哥等地遷回美國。在這些崗位之中，不僅包括高科技含量的設計職位，還包括原來外包給中國企業的零部件制造職位。通用汽車、克萊斯勒也都相繼改善了盈利結構，加大了回歸的速度，三大汽車公司已經為美國新增了2萬個就業崗位，截止到2013年二季度數據，美失業率得到了持續的控制，較金融危機爆發初期呈現顯著下降趨勢。

4. 短期政策效果評價。從局部政策目標來看，重振制造業政策促進了美國制造業快速從金融危機之中復蘇，尤其在恢復就業和改善生產方面效果顯著，但從整體政策目標角度考慮，這并不是奧巴馬政府施行政策的主要目的。重振制造業政策重點在于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提高國內整體的創新能力，確保美國在21世紀的競爭中搶占先機，但數據顯示只有半導體行業迅速恢復發展，而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產業仍處在低谷水平。就這個意義來說，政策效果并不明顯。

五、 重振制造業政策長期趨勢分析

1. 美國具備政策持續實施條件。

（1）美國制造業設備先進。盡管美國制造業占GDP的比重較小，但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制造業經濟體，其制造業工廠的大多數設備依然較為先進，為美國擴大產能提供了較大空間，這是其重振制造業的基礎條件。

（2）美國具備充足的能源供應條件。能源問題是美國政府多年來致力解決的問題，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加大美國國內的石油產量，但美國石油儲備量僅占世界2%，僅靠加大國內開采難以解決實際問題。另一方面是通過開發替代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以減少對石油的依賴，尤其近年來隨著頁巖氣開發技術的發展，美國在開發替代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得美國已經逐步走向了能源獨立。美國目前的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占37%，天然氣占27%，煤炭占23%，核電、水電和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分別為8.4%、2.6%和1.7%。2012年上半年，美國石油對外依存度15年來首次低于50%。

（3）由于重振制造業政策改善了美國失業率居高不下的不良狀況，美國民眾對于該政策持普遍認可和支持態度，意即該政策在美國國內具有良好的民眾基礎。

2. 美國持續推行政策的動力充足。重振制造業政策不僅在短期內為美國經濟復蘇提供了新的契機，從更深層意義來看，持續實施該政策將有助于美國解決部分社會問題，為其在未來保持經濟領先地位提前創造有利條件。

美國勞動力結構不能適應制造業發展的矛盾突出。根據美國制造商協會（NAM）2011年所做的統計：82%的制造商面臨著嚴重的熟練工短缺問題，相當于給制造商增加了約20%的結構性成本；5%的制造業就業崗位，大約相當于600 000個崗位因為沒有合格的工人而閑置；制造業中有270萬雇員已經達到或超過55歲，他們將在10年內退休，意即美國制造業在未來將面臨更大的壓力。這主要是由于美國學生在專業選擇時更加偏向服務類專業，而制造業所需要的數學、物理、工程專業的學生數量較少，且這些服務類專業的學生一旦失業，轉而進入制造業行業工作所需要的繼續教育成本較高。因此，為了培養高生產率工人，奧巴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法案來支持工人的培訓和再教育，例如《能源行業就業和退伍軍人培訓》，《勞動力投資法案》、《美國勞動力教育法案》等，其中《能源行業就業和退伍軍人培訓》已經在2010年10月13日通過而正式成為立法。

基礎設施老化是美國社會面臨的另一個長期問題。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對美國的基礎設施評級為“D”；美國的電網結構仍然使用二戰后所建立框架；全國鐵路系統也未升級。這些問題由來已久，且對未來美國企業保持國際競爭力將造成較大影響，因此奧巴馬政府在《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就明確提出了要努力改善基礎設施狀況，更在2013年初提出了要增加基建設施建設投資。

因此從長期來看，政策相關的法律和法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現有經濟結構中存在的矛盾問題，改善制約美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基礎環境。

3. 美國重振制造業所面臨的制約因素。

（1）現實社會產業結構的發展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觀規律。當生產力非常落后時，如何繼續生存、保持種族的繁衍是人們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農業將成為社會的主要產業。當生產力逐漸發展，農耕技術進步，農業所需要的人口越來越少時，工廠手工業的擴張則開始引領社會的發展趨勢。而現今國際社會中，隨著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發達國家正在經歷著工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化的過程，其傳統制造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因此，雖然美國政府重振制造業政策重視提高創新程度，但其倡導制造業產業回流，這與產業結構發展規律存在天然的矛盾。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公開批評過美國的政策，他認為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與產業結構的發展規律背道而馳，當政者應當重視服務業的發展，考慮服務出口以及出口所需相應的技能，并據此來改善本國的教育體系。

（2）眾所周知美國大部分行業的公會普遍具有較大影響力，這會對重振制造業政策的長期效果造成嚴重制約。一方面，重振制造業政策強調要通過建立創新研究機構以及再培訓，為社會提供更多高生產率、高技術含量的就業崗位，但較高的生產率必然使得公會不斷爭取更高的薪酬待遇。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發展程度國家在整體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勞動要素豐裕程度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發展中國家普遍具備勞動力成本優勢，隨著單位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升，其熟練工人替代美國高成本的熟練工人必將成為未來趨勢。因此，重振制造業政策創造就業的目標在長期來看可能收效甚微。

六、 分析結論

國家經濟政策事關重大，只有尊重客觀規律，深刻理解國內和國際社會發展趨勢，站在宏觀的角度從整體上考慮全盤布局，才能保證政策的可持續性，實現國家良性永續的經濟發展。

綜合重振制造業政策短期效果和長期趨勢分析結果，本文認為：（1）該政策達到了局部政策目標，階段性的促進了就業和生產，但其提高美國整體創新程度的政策效果不明顯；（2）美國具備實施重振制造業政策的條件，且政策有助于改善限制經濟長期發展的社會問題，因此在奧巴馬的第二個任期內，美國政府繼續推行該政策的動力十分充足；（3）重振制造業政策的具體措施與產業結構的發展規律相矛盾，在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發展不可忽視的情況下，雖然政策有助于提高創新程度和增加就業，但長期政策效果可能持續趨弱，政策本身的可持續性十分有限。

七、 政策建議

1. 改善制造業工人勞動環境，保障制造業工人合法權利。隨著國內經濟發展和生產技術水平的提高，我國制造業工人的勞動環境從總體上看正朝著良性方向發展，但也存在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由于大量制造業工人需要在特殊環境下工作，如粉塵污染、噪音污染、有毒有害氣體污染、輻射污染等環境，為保證工人的健康，企業需要在安全衛生設施方面投入大量資金。但是，許多企業往往在安全設施、職業安全培訓等方面投入不足，導致特殊環境制造業企業的員工流動性較大。要想培養大量高生產率熟練工人，就必須改善工人的勞動環境，保證企業員工的穩定性。同時，應充分發揮工會等群眾組織的作用，積極維護職工的生命健康權益，提高其工資和福利待遇水平。

2. 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自主創新是保證制造業企業持續發展的基礎。針對科研機構，建議提高對基礎性研究和應用性研究的經費補貼，為科研活動創造有利條件，激發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自主選題、自主研發的創造性。針對企業，應加強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引導和支持，充分尊重企業對技術發展方向的選擇，同時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使企業能從創新中獲利。對基礎性較強且距離市場應用較遠的技術開發，政府應當主導投資；反之，則可以采取政府和企業共同開發的方式進行。

另外，建議出臺相關政策鼓勵和引導高校參與到企業的研發活動中來，在大學內為企業設立專門的法律事務辦公室，處理學校與企業合作中知識產權及利益分享問題。還可以考慮為校企合作提供優惠貸款或風險投資，使高校的科研力量與企業的市場資源在互利氛圍下順利結合。

3. 大力支持制造業企業進行海外并購。通過海外并購，可以獲得發達國家制造業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營銷網絡，更可以吸引海外的優秀人才。建議完善相關政策以引導和支持國內制造業企業進行海外并購：（1）放寬國內關于并購的審批限額，簡化審批程序；（2）國家外匯管理部門應增加境外投資的用匯額度，并為境外投資企業提供相應金融支持，積極拓寬服務外包企業海外并購多元化融資渠道；（3）加強服務環節，為境外投資企業提供及時有效的海外投資并購信息，加強對企業負責人關于國外投資環境和法律法規方面的相關培訓。

參考文獻：

1. 張向晨.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動向及影響.國際經濟評論，2012，（7）.

2. 唐志良，劉建江.美國再工業化對我國制造業發展的負面影響研究.國際商務，2012，（4）.

3. 楊長.美國重振制造業戰略對我國可能的影響及我國的對策研究.國際貿易，2011，（2）.

4. 蔣欽云.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規劃與美國重振制造業框架比較研究.國際經濟合作，2012，（1）.

5. Bougheas， S. and Riezman， R.Trad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Journal of Intern- ational Economics，2007，73 （2）：421-433.

基金項目：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201332）；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12年～2013年度“國內外聯合培養研究生項目”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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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結構以機電產品為主

機電產品是我國加工貿易主要出口商品，如電腦、手機、船舶等。得益于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我國機電產品在加工貿易出口中的比重從2002年的65%提高到2012年的76.5%。集成電路、生物醫藥等在內的高新技術產品在加工貿易出口從2002年的33.7%提高到2012年的50%中，占比也逐年提升。同時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比例下降，紡織服裝、家具、鞋類、塑料制品、箱包、玩具等的比例在2012年降至8.7%。

2.出口面向歐美，進口來自周邊國家和地區

美國和歐盟始終是我國加工貿易重要出口市場，近十年來都分別保持在20%和15%的份額。香港地區憑借其優越的區位優勢，是加工貿易出口產品的重要轉口地，在全國加工貿易出口中的占比也總在20%以上。2012年，上述三個國家和地區占我國加工貿易出口的61.8%。韓國、日本、東盟、我國臺灣等經濟體是我國加工貿易主要進口來源地，近十年來，在我國加工貿易進口市場所占比例保持在10%-20%，2012年達到55.8%。

3.東南沿海外資企業占據主導地位

我國加工貿易集中在東部地區，廣東、江蘇、上海等東部10省市憑借便利的物流條件、充足的人力資源以及大量的外國投資，加工貿易優勢明顯。從企業構成上，外資企業始終保持主導地位，在加工貿易中的比重在70%-85%，2012年更是達到81.7%。

二、我國加工貿易發展面臨的國內外形勢

(一)國內勞動力成本提升，資源約束增大

大量優質而廉價的勞動力，多年來始終是我國加工貿易競爭優勢的首要因素，但這種要素稟賦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可持續。一方面，我國適齡勞動力供給呈現下降趨勢，另一方面新生勞動力對工資水平、勞動環境、個人發展的要求不斷提升。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工資水平在過去10年間大幅增長，制造業平均工資已經超過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和南亞國家，這導致我國東南沿海的加工貿易企業招工成本上升，招工困難加大。與此同時，國家日益重視資源和環境保護，企業發展的資源約束開始凸現。限制了的發展，轉型壓力不斷增加。這些因素都造成加工貿易競爭激烈，利潤下降，鞋、服裝、箱包等低附加值的企業和“兩高一資”加工企業面臨生存壓力。

(二)發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制造環節回歸

外資企業是我國加工貿易企業的主體，導致我國加工貿易深受國際市場影響。金融危機后，緩慢復蘇的美國經濟和岌岌可危的歐債危機造成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我國對外貿易出口遭遇的反傾銷、反補貼等貿易摩擦增多，特別是關系到就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首當其中，出口成本不斷上升，從而引發跨國公司將原本在我國進行的生產環節向我國周邊低工資國家轉移。同時，隨著美歐等國家調整產業政策，原來外包的生產環節也有回歸本國的趨勢，尤其是在生物制造、金屬加工、復合材料和替代工程等領域。

(三)我國周邊發展中國家加工優勢提升

近年來，我國周邊國家，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等也在大力引進外資進行經濟建設，勞動力和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對外經貿易環境不斷優化。2014年歐盟調整普惠關稅優惠政策規定，予以越南包括鞋帽類在內多類商品普惠關稅，同時取消對中國、印度的同類優惠待遇。隨之，我國一些面向歐盟市場的加工企業，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慮，逐漸向越南、老撾等國遷移，我國許多加工貿易訂單也紛紛轉向這些東南亞國家。

三、加工貿易發展的理論與經驗

加工貿易本身并不意味著低附加值，其在國際生產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應該被忽視。從理論上說，加工貿易是國際產業鏈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實踐上看，發達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從來沒有摒棄加工貿易。關鍵在于發展什么類型的加工貿易，和如何將加工貿易的發展和本國產業結構升級有機結合，相互促進。

(一)加工貿易必須轉型升級才能形成競爭優勢

根據克魯格曼的動態競爭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會隨著經濟騰飛而改善升級，利用外資的“技術外溢”和“干中學”的外部規模經濟效應也可以產生動態的比較優勢。但發展中國家的動態比較優勢并不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只有成功進行技術進步與創新才有可能實現，否則，不僅很難保持比較優勢，還可能會落入跟隨式發展陷阱。規模經濟和產業升級，需要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融合與互動，需要加工貿易在國際產業鏈、價值鏈的轉型升級。這是加工貿易必須轉型升級的理論依據。

(二)日、韓注重發展附加值高的加工貿易

日本在二戰后曾借助加工貿易實現了經濟的迅速恢復，隨后又及時調整發展戰略，促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從上世紀80年代起，日本實施技術立國戰略，利用日元升值的機會，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將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高消耗型加工貿易產業逐漸轉移到國外，國內則集中發展高技術含量和產品附加值的加工工業，鼓勵發展出料委托加工進口，最終實現了本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韓國加工貿易情形與日本非常相似，曾憑借承接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利用國內廉價勞動力和扶持政策大力開展加工貿易，建立了后發優勢。也是由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和本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的喪失，韓國開始推進本國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主要通過金融財稅等政策鼓勵本國企業自主研發，打造自主品牌，扶持關鍵零部件的國產化，并選擇汽車、鋼鐵、船舶以及半導體、計算機等行業作為重點扶持對象，逐漸實現了加工工業在國際價值鏈中的地位提升。

(三)我國香港、臺灣從加工貿易向服務性經濟轉型

香港地區轉口貿易發達，其中大部分屬于加工貿易。香港加工貿易經歷了20世紀50年代的快速興起、60-70年代的本地加工裝配制造業，80年代的內地轉移，以及隨后的轉型升級。其典型特點是形成了自身優勢與內地資源結合的合作模式，即由設在內地的子公司或“三來一補”基地開展加工裝配制造業務，設在香港的母公司從國際市場上采購原材料和半成品并加工裝配成成品，向全世界市場銷售。母公司除了從事貿易外，還從事產品設計、生產流程管理、物流供應鏈、商務管理咨詢培訓、金融和專業服務等生產業，孕育出眾多的新興業態、商業模式和市場需求，有力推動了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也促進了香港成為國際貿易服務中心和世界上生產業最發達的城市。臺灣海上交通便利，勞動力素質較高，但自然資源不足，因此選擇了進口原料和零部件，在島內加工組裝，再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工業化道路，其核心是發展加工貿易，其保障條件是科學合理的產業發展戰略。20世紀50年展紡織、輕工、食品等勞動密集型消費品工業；60年展電子、電器、塑料、金屬制品等耐用消費品出口裝配產業；70-80年代實行重化工業戰略，逐步建立起鋼鐵、造船、石化、核電、電信及交通等重化工業部門；90年代著力發展通訊、資訊、消費性電子、半導體、精密器械與自動化、航空、高級材料、特用化學品與制藥、醫療保健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高新技術產業；21世紀開始向服務經濟轉型。至此，臺灣歷經半個世紀，成功地完成了從代工到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型經濟的轉型，證明了加工貿易產業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四、促進我國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建議

(一)加工貿易發展的政策取向

通過調整加工貿易允許類、鼓勵類和限制類目錄，鼓勵具有帶動作用的加工貿易發展，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電子信息等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以及裝備制造等資本密集型產業；限制那些帶動作用不明顯、但還具有一定優勢的加工貿易發展，如紡織、服裝、箱包、鞋帽、玩具、家具等一般勞動密集型產業；禁止附加值較低、資源能源消耗大、不符合我國資源要素稟賦變化趨勢的加工貿易發展。

(二)促進價值鏈延伸的措施

將加工貿易的目標定位在融入全球產品價值鏈，將我國加工貿易的重心由傳統的來料加工、進料加工拓展延伸到生產、研發、營銷等多種加工方式；積極支持來料加工企業向進料加工企業轉變；對創立自主品牌和營銷渠道的內資加工貿易企業給予財稅支持。

(三)大力促進服務外包

服務外包在統計中不屬于加工貿易范疇，但它和加工貿易的聯系非常密切。加工貿易企業向服務外包轉型相對容易，而承接服務外包又是企業提升加工層次的重要途徑。服務外包本身也是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配置價值鏈的重要手段，而且隸屬于高附加值的服務環節。同時，企業從事服務外包幾乎不受進口關稅和增值稅政策變動的影響，還可以吸收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因此，承接服務外包可以作為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途徑之一。建議鼓勵高素質人才創辦服務外包企業，對從事服務外包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對服務外包企業引進高端人才方面給予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支持。

(四)逐步推進加工貿易內銷便利化

提高加工貿易產品的內銷便利化，有助于“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拓展市場，減少對國際市場的過分依賴，是發達國家加工貿易發展的經驗之一。但我國現有進口關稅結構不利于我國加工貿易企業內銷，建議改革進口關稅制度，在加工貿易企業內銷時，以關稅率較低的料件為基礎進行征稅，并簡化變更內外銷比例的相關手續，允許海關監管設備在補繳有關稅金后可用于內銷生產。

(五)合理規劃加工貿易的發展區域

加工貿易轉移是產業梯度轉移規律和全球產業分工的必然結果，但我國地域廣闊，地區間發展階段又有差異，東部地區產業發展快，而中西部地區相對落后。這就給加工貿易的區位轉移提供了較大的選擇空間。建議出臺政策促進加工貿易向中西部地區有序轉移，首先鼓勵加工企業向中西部地區投資設廠，二是在中西部地區建立加工貿易園區，吸引東部地區加工貿易企業的轉移，三是推動加工貿易龍頭企業帶動一批配套企業入駐加工貿易園區，形成加工貿易產業群。同時還要改善中西部重點城市的基礎設施，降低物流成本、縮短物流時間，為加工貿易轉移提供便利。

(六)提升企業的人力資源和技術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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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大型企業； 技術內生化； 原則； 標志； 路徑

[論文摘要] 本文分析了大型企業實現技術內生化的原則、標志，重點研究了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兩條路徑。

一、我國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原則與標志

（一）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要遵循的原則。

（1）符合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原則。當前情況下，要求我國的大型企業既要注重技術內生化，還應注意在技術的選擇、開發與應用上，要兼顧國家利益、社會穩定和產業持續發展，而不能只顧企業的商業利益。美國許多涉及國家安全和有重大商業價值的內生技術開發都是由大型企業承擔的，如1982年美國在無線電和電視通訊設備、制藥、半導體、照相設備方面技術創新統計中，有一半以上是由大型企業完成的。

（2）經濟可行性原則。盡管我國大型企業在實現技術內生化方面具有許多優勢，但是，在轉向內生技術開發進程中，應結合現有技術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和主導技術的國際發展趨勢，充分考慮到遠中近期技術變化與市場需求特征，在科研經費、科研人員的投入以及技術戰略選擇上，量力而行，尤其要與自身的資金調配和籌資能力相適應，以免大量的研究與開發（R&D）投入給企業資金運行造成困難，引起中下游生產和營銷資金的不足。

（3）塑造核心技術能力原則。大型企業不僅是規模意義上的“航空母艦"，更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技術巨人”。技術內生化是打造和催生大型企業核心技術能力的系統機制和孵化器，國外大型企業如福特、西門子、豐田、諾基亞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我國大型企業盡管進行了一系列的技術引進、改造以及自主研發，投入的人力、物力、財力也相當大，但總體上，企業和產業核心技術數量和競爭力仍然有限，尤其是未能形成有效的技術內生機制。因此，大型企業要結合企業自身技術積累以及區域優勢資源，以塑造核心技術能力為突破口，重新審視和集聚全社會范圍內的有利于技術內生化的一切資源，加快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科研攻關，確立大型企業在國內外競爭中的技術領先地位。

（4）技術內生化戰略與企業發展戰略相結合的原則。我國大型企業因為受到各種因素制約，并未實現外生技術的有效吸收與創新，長久以來的一些技術瓶頸也未能得到根本克服，大型企業一直在走外延式增長的路子。這就要求我國的大型企業在現代企業制度下，在制定全新的面向國際市場的發展戰略中，應將技術內生化戰略與企業自身的發展規模和增長模式有機地銜接起來，尤其要明確技術內生化在企業發展不同時期的程度與比重，這樣才能保持基于外部投入形成的大型企業獲得持續注入的內生技術的支撐，實現我國大型企業的內生型增長。美國企業在19世紀組建之初主要通過采購歐洲的先進技術和設備進行生產，但很快就實現了企業規模與技術內生化的有機結合，并在20世紀中后期，大型企業基本實現了依靠內生技術擴展的競爭局面。如貝爾實驗室（AT&T）在1947年開發出的晶體管技術，德克薩斯儀器公司在1959年開發出的集成電路、1988年的量子隧道三極管，科學數據公司和施樂公司在60年代末形成的第3代電子計算機制造技術等。

（二）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標志性成果。

1．企業在R&D活動中獲得的原創性發現及相應的知識產權；企業在技術改造或更新等二次開發中擁有的衍生性創新成果，并獲得相應的自主知識產權，這兩方面成果的應用鞏固或加強了企業在市場競爭中的核心技術能力，進而確立了在市場中的技術和產品的領先地位。

2．圍繞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開發，形成了適應技術內生的技術、組織、機構、科研隊伍及經費等保障和供給機制，具備了持續的自主開發或更新技術的能力。

3．內生技術在企業商業化、產業化開發中具有現實與潛在的巨大商業價值，尤其是具有替代外來技術并能更好地與本地資源或企業生產要素相結合的技術，由此為企業帶來更多更大的利潤。

4．內生技術具有在同類行業技術中的領先優勢和擴散價值，能夠對所在區域資源的有效開發和整體競爭力水平提高產生直接而又深遠的經濟社會影響。

二、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路徑分析

總結國外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成功經驗，結合我國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條件與能力，我國大型企業技術內生化的路徑有如下兩種主要模式：

（一）引進技術的二次或多次開發，獲得創新型經濟效益。

從技術生成規律看，我國許多大型企業的核心技術或設備都屬于“嵌入式”的外生型技術，在生產過程中圍繞引進技術和設備不斷進行適用性開發和技術人才的培養，逐漸地與所在區域資源相融合、互動，最終實現了引進技術和設備的二次開發和升級，即實現了消化、吸收和創新的內生化轉變，（[韓]金麟洙：《從模仿到創新—韓國技術學習的動力》，新華出版社，1998年8月，第95-216頁）大型企業由此確立區域技術領先優勢，并獲得技術創新帶來的持續地經濟效益的增長。

這種內生化技術路徑的實現應注意如下問題：

1．引入的技術或設備在二次開發的每個階段都要有相當的科技人員和配套資金支持，這是必要前提和保證；

2．在中間試驗階段，最好要求技術發明者的繼續參與或緊密配合，以及時改正技術或工藝設計的缺陷，這種合作雙方可以在技術交易中經過協商來確定；

3．對引進的已相對成熟的生產技術，引入者必須有一個消化吸收的過程，即縮短技術差，為下一步技術創新做好準備；

4．將引入技術或設備與現有技術和生產能力有機重組，實現技術資源的整合；

5．技術內生化是包括市場開發在內的系列創新活動，是包括從技術源頭到實現產品市場效益的過程；

6．技術內生化是一個對引進技術進行多次、持續開發的過程，包括二次開發技術在區域擴散中的再次開發和多次創新。

這樣，經過一系列技術和經濟的整合，在大型企業和所在區域內，就會形成二次或多次開發基礎上的自主知識產權和技術內生系統，為企業和區域獲得創新型經濟效益提供強力的技術支撐。

（二）原創性發明與自主R&D技術成果，實現企業和區域技術資源強勢結合，互動發展。

大型企業以自主R&D能力為依托，整合社會R&D資源，通過宏觀政策導引和加大企業的研發資金投入，不斷完善企業的技術中試和生產設備更新改造，實現基于企業原創性發明或自主知識產權技術的商業化、產業化名牌產品的開發，并實現企業和區域經濟社會良性互動發展的機制與局面，可以認為是實現了技術內生化。通過自主R&D實現的技術內生化會產生知識和技術的外溢效果，給企業和所在區域的投入帶來非線性增長的價值回報，對形成以該技術為核心的新產業鏈和企業群族，具有決定性影響。

大型企業在這一過程中應注意如下幾點：

1．多方籌措R&D資金，尤其是提高R&D資金投入的有效性，形成企業內部科學的R&D投入——產出機制和靈活有效的R&D聯合體，夯實內生技術知識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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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FDI;溢出效應

Abstract: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oday,many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an active policy of attracting FDI. Since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than domestic enterprises will usually br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produce the host count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With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FDI on host countries,much study have been done,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study,not onl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eat significance,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attract FDI have a very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before a certain amount of analysis carried out,and the future FDI spillover effects should be the way forward t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FDI,spillover effects

中圖分類號:F832.6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2265(2010)03-0023-05

一、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

縱觀這幾十年來國外學者對FDI對東道國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也是最基礎的層面,研究的問題是:對于一個特定國家的特定時期而言,FDI的溢出效應是否存在?第二個層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個層面的基礎上,研究的問題是:哪些因素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發生影響?

對FDI技術溢出效應是否存在這一問題的實證研究,不同學者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檢驗結果有很大差異。但是他們的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個由生產函數模型推導出的回歸方程中,將當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作為因變量,而將FDI與其他環境、產業以及企業特征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研究FDI是否對當地企業的勞動生產率產生影響。如果FDI變量的系數為正值,則認為發生了正面的技術溢出效應,同時根據其他特征變量系數的估計值可以判斷相關因素對技術溢出的影響。另外目前一些新的檢驗方法,如協整技術和閉值回歸分析方法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開始得到初步應用。

FDI技術溢出效應存在性實證研究方面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支持正溢出效應的存在,另一種觀點反對正溢出效應的存在,見表1。

(一)支持正向溢出效應的研究

Caves(1974)分別檢驗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他選用兩個國家在1966年制造業的行業橫截面數據,發現在加拿大制造業中,當地企業的利潤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正相關,而在澳大利亞制造業中勞動生產率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也呈現正相關。由此他認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制造業中存在著FDI的正技術溢出效應。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業1972年的橫截面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選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業橫截面數據,將勞動生產率作為技術水平的評價指標,同時選用行業資本密集度以及勞動力績效作為影響特征變量,實證得出了存在正技術溢出效應。Blomstrom和Wolff(1989)選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業時間序列數據,檢驗了某些特定產業內外資的進入對當地企業生產率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地企業的生產力水平與跨國公司子公司的生產力水平存在趨同現象,同時當地企業生產力水平提高的速度與行業內的外資份額呈正相關關系,從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應的結論。Kokko(1996)對烏拉圭的研究、Sjhnim(1999)在對印度尼西亞的研究也持類似的觀點。

Joze P.Damijan(2003)使用了1994至1998年間中東歐8個轉型國家的公司級數據檢驗了全球技術轉移中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作者通過檢驗FDI在產業間的知識溢出,公司自身的R&D(研發)積累和經由貿易渠道獲得的國際R&D溢出與本土企業生產力增長之間的關系。與其他技術轉移的渠道相比,FDI對其接收企業的直接影響是國際技術溢出最重要的途徑,并且提供了正在向這些國家轉移的技術主要是通過與外資的直接聯系這一渠道進行的證據。

Joze P.Damijan(2005)研究了是否在東道國企業革新能力、R&D與外資企業R&D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聯系。他研究了斯洛文尼亞1996至2002年間公司級革新活動與公司財務的數據,得出了三個主要發現:第一,公司自身的R&D花費,以及本國和外國公共R&D補貼,外資參與度以及產業內革新的溢出效應確實會影響公司的革新能力;第二,革新作為公司R&D的結果確實會對其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外資的參與度對公司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有兩方面的影響,首先它增強了公司的革新能力,并且它通過高級組織技術以及其他渠道額外地對公司全要素生產力有促進作用。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來自日本制造業企業級的數據,并且檢驗了FDI是否對東道國企業產生了產業間的技術溢出。作者使用了1995至2002年間的公司級數據,這些數據是由日本經濟產業省1994年以來統計的雇員在50人以上的制造業企業組成。作者通過分析發現了外資公司R&D存量與東道國企業生產力之間存在正向聯系,而外資企業的資本存貨的大小并不對東道國企業的生產力產生影響。文章的結果表明外資企業的技術通過它們的R&D活動而擴散,而不是通過它們的生產活動。另外作者發現產業中外資企業的R&D存貨明顯要比同一產業中東道國企業R&D存貨對這些企業的全要素生產力造成的影響要大。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外資企業的技術水平要高于東道國企業。最后,作者還發現隨著東道國企業與外資企業之間技術差距的縮小,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也在減小,同時它隨著東道國企業R&D存貨的增加而增加。以上發現表明從FDI產生的溢出效應大小取決于東道國企業的吸收能力。

Tae-Young Park(2007)通過對Samsung和LG進入TFT-LCD產業的歷史回顧,分析了累積的技術能力是如何從DRAM產業溢出到TFT-LCD產業的。作者選取了Samsung和LG為研究對象,在1980年代中期,這兩家公司開始R&D活動,到90年代末他們已經在世界市場上占有重要位置。作者發現DRAM的技術能力以投資的形式轉移到TFT-LCD產業,例如TFT-LCD產業R&D所需要的半導體技術的累積,在科技中做及時的投資,DRAM的生產和質量管理系統,關鍵人士向TFT-LCD產業的轉移,以及組織勞動力的能力。然而作者很少發現有技術溢出發生在技術轉移以及來自全球供應網絡中。作者的研究為處于“追趕”階段的企業提供了一個參考,即在考慮到技術相關性的條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在現存商業中的人力資源、組織體系以及網絡如何多元化他們的經營,對實現快速增長十分有幫助。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應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選用委內瑞拉制造業1976―1989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發現在該國全國范圍內存在普遍的負溢出效應。與Altken和Harrison的研究類似,Haddad和Harrison (1993)曾對摩洛哥制造業1985―1989年間的企業和行業面板數據進行了考察,也沒有發現存在明顯的正溢出效應。

Driffield(2001)運用英國制造業1989―1992年間的行業面板數據,研究了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和產出以及R&D的技術溢出效應。Driffield沒有發現任何投資和產出以及R&D能帶來溢出效應的跡象。但他發現了當地企業的生產力增長速度要快于跨國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認為,這表明競爭對當地企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選用英國制造業1991―1996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從總體上看沒有證據表明有技術溢出效應的發生,不過,在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中則存在正溢出效應;同時,當地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的技術差距越大,溢出效應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選用1974―1995年間英國制造業的企業面板數據進行了研究,分別對三種溢出效應進行了檢驗,即行業中存在外資、地域內存在外資以及產業上下游存在外資的三種情況所導致的技術溢出效應。其中,第一種是行業溢出效應,第二種是集聚導致的溢出效應,第三種是行業間的溢出效應。檢驗結果表明,這三種溢出效應都不明顯,不過第三種行業間的溢出效應相對要比前兩種明顯。

Barry等(2001)考察愛爾蘭制造業1990―1998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發現存在大量的負溢出效應,他們將其歸咎于當地企業與跨國公司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競爭。Barrison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業1990―1994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總體上沒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應存在的證據,不過在以出口為主的當地企業中,發現了顯著的正溢出效應的存在。他們的解釋是,以出口為主的企業需要參與國際競爭,使用的技術相對比較先進,技術吸收能力也相應較強,因此能夠從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中獲益。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級的面板數據,強調了計量數據的不同可能會導致與以前研究不同的結論,例如投入需求的內生性,標準差的相關性,所選擇的變量都是來自企業級的。作者所得的結果是與目前通過后向聯系發生的生產力溢出效應相吻合。它們意味著下游企業一個標準誤差的增長是與每一個東道國供應企業產出15%的增長相聯系。生產力溢出被發現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的由外資擁有的企業所相關,這是與顯示很大一部分的本地企業的外購是來自后一種類型的FDI企業。最后,與早期對發展中國家的公司級數據所作的研究一樣,沒有證據顯示有產業間的溢出效應的存在。

Jonathan E.Haskel (2007)使用了英國1973至1992年間制造業的面板數據以檢驗在東道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和該行業中外資分支機構雇員活動所占份額之間有明顯的正向聯系。結論顯示外資在英國產業的存在每上升10%,會使該產業的英國企業全要素生產力上升0.5%。在從內向FDI向東道國企業產生的生產力溢出效應中,這一關系是不變的。并沒有發現在這一區域的外資雇員比例之間有明顯的溢出效應。

二、FDI技術溢出的渠道

綜合國內外文獻對FDI溢出效應的理論闡述,主要包括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培訓效應?？鐕緩母偁幍慕嵌瘸霭l,會努力避免技術擴散到競爭對手中間。但是由于技術可以被模仿而同時技術人員可以自由流動,技術擴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會發生?？鐕驹跂|道國當地主要通過以下幾種方式使技術在當地同類型企業中擴散。

(一)示范效應

Finalay(1978)認為示范效應指由于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之間存在著技術差距,東道國可以通過學習、模仿外資企業的新技術、新產品、生產流程、管理經驗來提高自身技術水平?？鐕局挥袚碛斜葨|道國企業更大的技術優勢時,才能與本地企業進行競爭。外資企業為當地企業提供了學習的榜樣,擴展了東道國企業的視野。本地企業通過對外資企業的觀摩、模仿與學習,不斷改進生產方法,提高勞動生產率,獲得溢出效應(Girma & Waklin,2001)。

(二)培訓效應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訓效應是指在外資企業就職并受過培訓的雇員流動到本地企業所產生的技術和知識的溢出效應。培訓效應是通過勞動力流動來實現的。帕克(Pack,1997)對我國臺灣地區的研究表明,跨國公司通過勞動力的流動向本地企業擴散了技術,二十世紀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師和63%左右的技術工人離開了跨國公司,加入了臺灣當地的企業。但是,Gershenberg(1987)對肯尼亞工業的研究報告表明,培訓效應有限,肯尼亞中人員流動比率高達91%,但只有16%來自跨國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流動?？鐕締T工向東道國或地區內企業流動較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東道國或地區企業的工資水平普遍低于跨國公司的工資水平。

(三)競爭效應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競爭效應即外資企業的進入加劇了國內市場的競爭程度,迫使本國企業被動加大研發投入,加速生產技術、生產設備的更新升級。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國的美國企業的研發活動對技術溢出效應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作者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英國企業不得不進行被動的技術學習,模仿,以適應美國企業進入所帶來的競爭壓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這一溢出渠道。

三、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影響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存在性的同時,國外學者也對影響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討。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技術差距水平、東道國市場結構以及東道國的市場規模、人力資源水平等諸方面。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

一些研究跨國公司國外R&D活動的學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國公司在國外建立R&D分支最初規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為了其產品更加適應當地市場的需求。但是,經過一段時間以后隨著東道國銷售市場規模的擴大,跨國公司的國外R&D機構開始專門為東道國市場設計開發產品,國外R&D的規模也在不斷的擴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過對美國跨國公司在34個國家的R&D活動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是,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跨國公司的R&D規模就越大,研究開發活動的水平也越高。這與Ronsradt(1978),Behrman和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結論一致。也就是說,東道國市場規模的大小直接影響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技術溢出效應的發揮。

(二)東道國的市場結構

競爭的市場結構更有利于FDI技術正溢出效應的產生,此外,市場結構也對FDI的技術溢出效果有著直接的影響。一般認為,競爭的市場結構更有利于FDI技術正溢出效應的產生?？鐕咀鳛榧夹g溢出源,只要能夠繼續維持其競爭壟斷優勢地位,它就不會把最先進的技術向東道國的子公司轉移。但如果跨國公司之間、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之間的競爭激烈,產品創新、工藝創新不斷,跨國公司內部國際技術轉讓的速度就會加快,從而有利于技術溢出。與此同時,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跨國公司對本土供應商提供的中間產品將更加挑剔,更傾向于向其提供技術幫助和信息服務,專業技術人員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流動也將更為頻繁,各種渠道的技術溢出也就有了廣闊的空間。Blomstrom(1986)選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業橫截面數據,重點考察了行業競爭和市場份額因素對溢出的影響。結果發現,溢出效應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資進入導致行業內的技術轉移增加,而是競爭加劇導致當地企業效率提高。Girma等(2001)選用英國制造業1991―1999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研究也發現在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中存在正溢出效應,而在競爭程度低的行業中溢出效應不明顯。

(三)技術差距

在國際技術溢出過程中,技術溢出效應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相關關系問題爭議較大。以Findlay(1978)、Sjoholm(1999)為代表的學者普遍認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大,內資企業越具有追趕和學習的空間,因而從FDI技術溢出中獲益就越多。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對委內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對烏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對臺灣的研究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他們的實證結果表明,當內外資技術差距小時,溢出效應才是顯著的。在Kokko(1994)對墨西哥的研究中,采用連乘變量來檢驗技術差距對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的影響時發現,當內外資技術差距較大時,相應的連乘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是負相關,表明技術差距太大會阻礙溢出效應的產生。得出這一結論的學者認為,內資企業在技術差距小的情況下才有能力進行學習和追趕,而當技術差距太大時,內資企業缺乏相應的學習能力,無法吸收外資企業的先進技術。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Sjoholm(1999)提出,技術差距與溢出效應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溢出效應的發生要求有某種技術差距。在初級階段,溢出水平隨著技術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當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當地企業無法在現有的經驗、教育水平及技術知識基礎上對國外先進技術進行吸收時,溢出效應將與技術差距負相關。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稱這一轉折點為發展門檻(development threshold),認為東道國應具備一定的勞動技術水平和基礎設施水平才能跨過發展門檻,享受FDI技術溢出帶來的益處。

(四)人力資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東道國吸收能力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人力資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爾森和費爾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認為一個國家引進和使用新技術的能力來自國內的人力資本存量。人力資本越高,往往技術進步的程度越明顯。后來的實證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紛紛擴展了人力資本變量,來確定實現技術溢出效應的人力資本的“臨界值”。這些實證研究都表明,發達國家技術轉移效果比較明顯,而欠發達國家技術轉移效果不明顯,其原因就是欠發達國家沒有充足的人力資本吸收跨國公司的技術轉移。

根據這些不同國家的學者得到的不同結果,學者們進一步認為:第一,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往往隨著東道國經濟環境、行業特征的不同而不同;第二,FDI的技術溢出效應不是自發地產生的。

四、測量方法

(一)函數的推導

我們以標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開始:

在這里Y是產量,A是效率參數,K是資本,L是勞動力, 和 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規模收益不變,即。在這里我們假定 ,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添加產業(i)和地區(r)以使等式能夠適應我們的數據要求。m代表本土企業在產業中所占的比例, 為誤差項。

上式中包含了一個未知參數,我們用這個參數來表示規模經濟。

(二)定義變量

在實證研究中,我們所確定的效率參數包含人力資本(HumanCap),市場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資參與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業供應商之間后向聯系(FIR)。于是我們得到以下的實證模型:

因變量為一個比率,即在某一產業中本土企業中總的增加值比總的員工人數。資本勞動比率是通過在某產業中本土企業賬面總資產比總的員工人數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們構建因子表示規模經濟。基于最小規模經濟(MES),我們可以獲得在一個產業中企業達到MES產量時的平均值。MES產量能夠通過最大規模企業平均的凈產量而得到近似值。對一個給定的產業, 是通過每個企業凈產量比該產業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來我們以同樣的模式考察產業間人力資本的變動,產業間市場集中度的變動是通過Herfindahl指數來表示,用企業在產業中所占產量的份額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們包含了變量Gini來表示經濟中出現的凝聚作用。我們定義Gini為這一地區產業的雇員占在該地區制造業總雇員的比例除以該產業在全國總制造業雇員中的比例。

最后我們定義兩個變量來表示FDI的存在。產業間外資參與是由在該地區產業中為FDI工作的雇員數比在該地區產業的總雇員數。對于產業內的外資參與程度,我們使用了本土企業和FDI之間的投入產出聯系來研究外部效應,該變量FIR被定義為:

在這里是地區r部門k被部門i所消費的量占總產量的比例。

五、評述

通過對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們發現,國外對FDI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己經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還是存在著一些空白。關于FDI技術溢出效應的實證研究應該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響溢出效應發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應發生的微觀機理。但目前大多數研究都集中在前兩個層次上,而對第三個層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獻中以經驗總結的方式出現,在計量經濟文獻中很少見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論研究的落后以及數據來源和檢驗方法的不足。技術溢出效應的機理目前在理論上還沒有得到恰當的解釋和描述,因此很難被度量和追蹤,這將是今后進行研究的一個方向。

參考文獻: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theory and evidenc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vol. 85,issue1-2,pages 176-193.

篇6

關鍵詞：職業教育；產業結構調整；美國；德國；日本；韓國

作者簡介：張學英（1975-），女，河北唐山人，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副教授，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勞動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王璐，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職業教育專項課題（GJA080007）“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中等職業教育發展預測的研究”，主持人：張興會；教育部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十二五”重點課題（DJA110289），主持人：何文章；天津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課題“對接于產業結構調整的天津市農村勞動力培訓問題研究――以濱海新區為例”，主持人：張學英。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2）06-0092-05

經濟競爭的本質之一就是人才的競爭。隨著科學技術不斷進步以及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升級，消化、吸收、轉化、應用這些技術成果的人才對經濟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美國、德國、日本和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始終伴隨著職業教育的動態嵌入，職業教育匹配產業結構調整的實踐能夠為技能型人才短缺的中國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美國產業結構調整與職業教育嵌入

（一）獨立至19世紀后期：前工業化階段

獨立初期，第一產業在美國國民經濟中占重要地位，農產品在對外貿易出口總值中占比高達95%以上，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高達70%。美國的工業化始于19世紀初期，到50、60年代時，工廠制度已完全確立，工業革命基本完成。南北戰爭后，工業發展的重心由輕工業轉向重工業，整個產業結構中農業和輕工業的比重逐漸下降，重工業比重逐漸上升[1]。

獨立之前，由于農業和手工業是當時的主導經濟部門，且生產率較低，學徒制適應了當時的經濟發展特點，成為美國最早的職業教育形式。在爆發工業革命后，由于不能適應工業發展對大批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而迅速衰敗，學徒制逐步退出歷史舞臺[2]。獨立后，隨著西進運動和產業革命的開展，各地先后效仿英國的“技工講習所”建立了正規機械工學校，1858年以后，一大批技工講習所演變為正規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3]。19世紀中期，隨著工農業發展對人才的強勢需求，政府介入了職業教育發展，國會通過了《莫利爾法案》（1862），規定聯邦向各州劃撥土地用作各州興辦農業學校和機械學校所需要的基金，此后各地先后建立了69所贈地學院。該法案極大地提高了職業教育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并夯實了美國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4]。

（二）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葉：工業化階段

美國的教育事業發展先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這為其工業發展贏得了時間和人才優勢，到1894年，工業總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位，成為世界頭號工業強國。為了適應產業革命對更高層次人才的需求，美國的正規教育機構、政府和企業都積極做出了努力。其一，將正規教育劃分為初級學院（大學教育前2年）和高級學院（大學教育后2年）兩階段：初級學院滿足經發展對半專業性技術人員的大批量需求，提供大學一二年級的基礎課程和終止性的職業技術教育；學生可在高級學院攻讀學士學位。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全國203所四年制學院中已有28所改為初級學院，后來公立初級學院改稱為社區學院[6]。其二，以法律的形式規定聯邦政府撥款補助各州大力發展大學程度以下職業教育（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一方面在公立學校設立職業科，另一方面則把傳統的為專為升學服務的中學改革成兼具升學和就業職能的綜合中學，推動了中等職業教育的制度化。其三，為了提高工人的就業能力、對付工會運動，企業協會（一種企業家組織）介入了職業教育與職業培訓，通過為工人提供技術培訓維護工人工作的穩定和正常生產[7]。后來政府規定，各城鎮的企業協會有權決定將政府撥款用于哪個培訓項目，從而有效促進了企業參與培訓。

（三）二戰以后至今：后工業化發展階段

二戰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動下，產業結構發生了巨變：服務業迅猛發展，在整個產業中，軟產業（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硬產業（第一、二產業）比重下降，90年代進入以信息技術為主的新發展階段，且在硬產業中從事軟性工作的人員比例增大。據統計，1950-1983年，第一、二、三次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從7：40：53調整為3：32：66[8]。服務業和工農業就業人數的比重從1950年的51.9%、48.1%調整為1984年的70%、28.9%[9]。

以知識和信息技術應用為特征的新經濟發展模式徹底改變了工作技能的內涵和水平，致使就業者素質嚴重滯后于生產需要。因此，美國頒布了《國防教育法》（1958），明確表示政府將在經濟方面對職業教育提供資助，從而在70年代后，職業教育的數量和職業門類都大大增加，其中服務業占了相當比例。到20世紀80年代，在新技術革命的強大沖擊下，職業教育開始成為嵌入終身教育體系的一個重要階段并日臻完善[10]。

二、德國產業結構調整與職業教育嵌入

（一）二戰結束到70年代初：戰后經濟恢復期

戰后德國大規模發展以內需為主導的恢復性產業建設，主要包括能源工業、鋼鐵工業、建筑業、化學工業和汽車工業等，這些產業迅速恢復并帶動了GDP的增長，尤其鋼鐵工業和建筑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非常顯著[11]。此間第二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占比一直很高，三次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在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為7.6:50.1:42.3，到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時調整為4.3:48.9:46.8[12]。

戰后德國非常重視恢復職業教育，圍繞經濟的發展提供可用人才，其教育觀念被鎖定為“實用”和“功利”，把人才培養直接、明確地同新技術革命形勢下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結合起來。具體措施有：通過實行強制性義務教育，普遍提高了國民素質；通過在各州實行職工教育、成人教育為國家培養了實用科技人才[13]。另外，各行業協會對職業學校的興建也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如手工業協會與文教部合作，多次召開學校、協會和勞動局代表參加的會議，對教學計劃等做出周密安排。到1946年5月，約40%的中小規模的職業學校已恢復教學[14]。

（二）20世紀60-90年代：經濟結構調整期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德國主導性經濟部門開始從物質生產向社會服務領域轉移，以服務業為主要特征的第三產業逐漸超越第二和第一產業，成為主導性產業，特別是技術、咨詢、教育等知識密集型服務行業發展迅速。70年代后半期至1982年，三次產業在GDP中的占比從3.9:45.6:50.5調整為3.3:41.8:54.9。同時，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在就業總人數中的占比在50%以上[15]。

這一時期德國職業教育主要呈現三個特點。其一，通過中等教育分流分類培養人才。戰后德國啟動了第一次國立教育改革，改革重點是中等教育，將中等水平的學校分為三類，使學校類型與勞動分工和勞動種類相匹配，其中：完全中學和高等學校負責培養領導者、經理和顧問，中間學校和?？茖W校負責培養管理員、領班和小企業主，國民學校和職業學校負責培養熟練工人、專門工人、非熟練工人。教育體系實行二次分流教育：第一次是小學畢業完成初等教育后，每年約有1／4的學生進入實科中學，接受職業化的教育，將來進入技術學院或直接上崗；第二次是初中后分流，在高中階段除了大約30%的學生進入完全中學高中段學習外，其余70％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其二，為德國的技術領域打造了大批骨干力量的“雙元制”成為技術發展的支柱。據統計，1981年德國承擔職業技術培訓的企業有50多萬家，職業技術學校近3000所，經過雙元制培訓的工人在企業人員中所占的比例可達40%。其三，高等職業教育得到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主要包括技術（職業）學院和高等專科學校。技術學院采用“雙元制”教學模式，培養畢業生成為企業中具有實踐經驗的高級專門人才或中高級管理人員，但一般沒有學士學位。高等專科學校實施學位教育，非常注重實踐性學習，要求學生下企業并在企業完成碩士論文，授予專業碩士學位[16]。高等專科學校的專業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和企業經濟等領域，培養既懂一定基礎理論知識又具備良好實踐本領的“現場工程師”以及技術發明與成果轉化之間的“施工者”，既滿足了工業界對實踐型技術人才的需求，又通過與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合作解決了其工藝革新和實現科技成果快速轉讓的問題。

三、日本產業結構調整與職業教育嵌入

（一）1945-1955年：戰后恢復期

二戰后日本產業結構調整是通過產業政策引導實現的。政府采用傾斜式的生產方式集中力量重點恢復和發展煤炭、鋼鐵、電力和造船業，再以重點投入的部門帶動整個工業回升[17]。到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工業生產已基本恢復到戰前水平。產業結構調整對高中水平的普通技工需求增多。

職業教育運行模式也表現為政府直接調控，在國家單獨負責職業教育的體制模式下，職業培訓的計劃、組織、控制都通過行政命令實施，因而在人才培養的質量上存在局限性，畢業生往往很難適應職業的要求，使得企業培訓得以發展[18]。企業培訓發端于紡織業，并在重工業得到廣泛推廣。1949年，日本引進美國的企業人員培訓方式，企業培訓進入成長期，并成為正規職業教育的重要補充[19]。

（二）1956-1973年：高速發展時期

進入高速發展時期，日本仍然利用產業政策充實基礎產業、扶持新興產業、強化支柱產業，實行產業組織合理化政策和向技術集約化推進的產業政策，逐漸從50年代中期以農業和輕工業為主過渡到以重化工業為主。全面、大量引進重化工技術急需加強對技術成果的消化和吸收，在初級職業技術人員需求增加的同時，經濟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受過高級教育的專門技術人員。

日本的中等職業教育主要以職業高中為依托，通過在職業高中不斷增設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農業學科、工業學科、商業學科和信息技術學科等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人才需求。另外，為培養高層次的專門技術人員，于1962年創建了高等專科學校，作為中級技術人員的培養機構[20]。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逐漸形成了由職業高中、專修學校、高等專科學校、短期大學、技術科學大學構成的職業教育體系[21]。20世紀70年代《產業通商政策》和《職業訓練法》的頒布標志著政府開始把職業教育的實施權下放給企業，故企業內的職業教育進入快速成長期，各大公司都先后建立了培訓部門?！堵殬I訓練法》修正案指出，企業主在為其雇員提供職業訓練方面承擔主要責任，公共當局的主要任務是對雇主所開展的職業訓練活動進行鼓勵和幫助。

（三）1974-1989年：低增長轉型期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高速發展的日本重化工業遭遇能源價格大幅上調，不得不在“科技立國”下展開第三次產業結構調整，重點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以減少對資源、能源的消耗。此間的主導產業是汽車和電器機械，經過不斷努力，產業結構逐漸從以重化工業為主過渡到以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22]。1974-1989年間，第一產業發展幾乎停滯，第二產業在GDP中的占比略有上升，從36.4%增長到37.4%，第三產業占比重略有提高，從58.8%增長到60.0%[23]。

從勞動密集型向知識密集型和服務型經濟的轉型帶動了勞動力就業由第一產業向新興產業的轉移，從而引發了職業技術人才培養政策的調整[24]。其一，由人才培養的多樣化向基礎化方向轉變，要求職業高中重視基礎教育，要求學生掌握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以綜合性基礎性學科為主，強化與勞動有關的體驗學習，以提高學生的能力和職業適應性[25]。其二，職業教育重心上移，更重視教育的終身化和創造性能力培養。自70年代以來，短期高等職業教育以專修學校的成立為契機不斷擴充，提升了專門的職業學校的規格和地位，職業教育體系的社會開放度也不斷加深[26]。與此同時，企業培訓日趨成熟，即使在石油危機的不利條件下，一些企業仍斥資建立培訓中心，將培訓視為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27]。

（四）1990年至今：泡沫經濟破滅后的產業結構調整期

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日本的經濟形勢急轉直下，從泡沫景氣的巔峰滑入蕭條。為了重振日本經濟，日本進行了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從傳統工業部門迅速過渡到技術密集型的新興工業部門，2000年，三次產業在GDP中的占比為1.14:28.11:70.15，制造業比重停止上升，而第三產業比重不斷增加，特別是信息服務業的興起使產業結構呈現“社會服務化趨向”。

為應對產業結構高級化，日本的職業教育體系不斷完善，教育內容不斷充實，教育層次不斷提高，主要表現在：其一，職業高中在重視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同時進一步充實專業教育，以便為學生打下能夠終生提高職業能力的基礎；其二，政府改革了短期高等教育的學位制度，如高等?？茖W校設置了專攻科并建立了副學士學位制度；其三，建立了專業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培養具有豐富經驗和國際視野的高級專門職業技術人才。同時，日本的企業培訓在經濟衰退的情形下引入了更科學的培訓制度，雖然企業培訓規模和費用有所減弱，但企業培訓的地位絲毫沒有動搖。

四、韓國產業結構調整與職業教育嵌入

（一）1954-1961年：朝鮮戰爭后經濟恢復重建期

針對朝鮮戰爭后第一產業在GDP中占比過半、工業基本被摧毀的局面，韓國政府實施了以“內向型經濟”發展為主的策略，依靠銷售美援物資積累資金，進而投入到電力、煤炭、運輸、通訊等基礎產業以拉動內需。韓國經濟因而迅速恢復到戰前，輕工業迅速發展，部分進口替代產業也漸成規模，并為工業化起步奠定了基礎。由于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且工業化初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對技術人員要求相對簡單，普通學校畢業生通過職前培訓可勝任，故韓國的職業教育并未真正得到發展，職業教育機構數量較少且形式單一，沒有專門的職業教育法律。

（二）1962-1971年：“出口導向、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

60年代初，因資源匱乏的瓶頸約束，韓國“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型”戰略替代了“內向型經濟”發展戰略，轉而重點培育資本密集型原材料工業產品的進口替代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并逐漸過渡到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為主。1972年，韓國三次產業在GDP的占比為26.9：19.8：53.2，其中重工業由1960年的不到1/3提升至41.3%。

“一五”經濟發展規劃的實施引發了對技能人才的強烈需求，政府因之加強了相關職業教育立法，先后頒布了《產業教育振興法》（1963）、《職業訓練法》（1967）、《加強重化學工業教育方案》（1973）、《職業訓練基本法》（1976）等法案，職業教育進入蓬勃發展期。這些法案不僅為職業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礎，也規范了技術技能人員的技能標準，并激勵了企業、私人團體培訓機構的發展。政府自實施第二個經濟開發五年計劃起調撥?？钣糜诼殬I教育設施的擴充建設。

（三）1972-1979年：重化工業發展期

政府提出“重化工業宣言”，即通過發展重化工業來替代原材料和半成品的進口，以減少對國外的過分依賴，通過“重化工業化”戰略將重點產業逐步轉到資本密集型的汽車、造船、石化、鋼鐵和機械制造等產業上，構筑了能夠在國際競爭中立足的骨干出口行業。與此同時，輕工業比重逐步下降，重工業比重明顯上升，進入重化工業結構高級化階段。

由于中等教育為主的職業教育已不能滿足重化工業對技術人才的需求，故韓國在技術高中引進了“2+1”新體制，即提供2年的普通文化課學習和1年的現場實習，以增加學生對工作的適應性。在高職教育層次也相應建立了開放大學，從而能夠使沒能接受大學教育、或已完成大學教育并想獲得新職業知識和技能的人員提供機會。職業教育的發展為韓國工業提供了大量高素質勞動力。

（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經濟轉型期

政府在堅持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同時，提出了“產業結構高級化”政策目標，工業發展著重從勞動密集型向技術知識密集型轉換，實現在技術密集型基礎上的工業和科技升級目標，汽車、電子產品和半導體成為主要工業。80年代后期韓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工業比重呈下降趨勢，第三產業比重逐漸增加；傳統工業發展速度減緩，新興工業發展很快。

70年代中后期，由于過分追求外向型經濟以及重工業的投資失控，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經濟出現負增長，“尖端產業、技術立國”的經濟轉型戰略應運而生。技術密集型工業的發展對高等教育水平的技術員和工程師的需求變得更加突出，故職業教育開始由高中階段向高等教育延伸，大學和學院為主的高等教育成為重點，高校數量增多。職業教育隨之進入調整改革期。

五、啟示與借鑒

綜上，我國的職業教育動態嵌入經濟發展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順利實現。具體建議如下：其一，職業教育能夠嵌入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過程，迫切需要政府介入，引導教育資源流向職業教育領域，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重視精英教育、崇尚學而優則仕的文化環境下更是如此；其二，職業教育對經濟需求的反應總是滯后的，因此，要培養適銷對路的技能型人才，學校在制度設計上必須靈活，以有利于快速實現人才培養的轉向；其三，實行高等教育資源分流，用一到兩年時間培養學生扎實專業基礎，后一到兩年進一步打造某項職業能力，寬口徑培養人才；其四，準確預測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所需的人才規模、結構，正規教育的人才供給有個時滯，故應充分利用企業環境，構建政府、企業、個人三元主體的培訓制度，拓寬技能型人才培養空間，提高人才培養速度。

參考文獻：

[1]林曉星.論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工業迅速發展的特點及其原因[J].昆明師專學報,1996(02):36-42.

[2]顧金玲.美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研究[J].新疆職業教育研究,2011(02):19-22.

[3]翟?；?發達國家職業技術教育歷史演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2）.

[4]李青.美國職業教育的歷史與現狀[J].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2(05):112-116.

[5]譚玉萍.19世紀末美國工業迅速發展的原因[J].科技信息,2007(14):16-17.

[6]汪斌,韓菁.論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特點[J].生產力研究,2002(02):143-144.

[7]黃蘇.戰后美國產業結構變化的主要趨勢[J].世界經濟,1986(06):75-79.

[8]馬冰.美國職業教育概況與啟示[J].遼寧高職學報,2008(08):20-23.

[9]韓永文.德國的產業結構變化、支柱產業和產業政策[J].經濟改革與發展,1995(11):66-71.

[10]楊惠馨.美國、德國產業結構調整與山東省產業政策[J].山東社會科學,1992(03):28-32.

[11]崔紅星.二戰后的德國法治與經濟騰飛[J].法學,1998(04):20-21.

[12]許璇,邢來順.聯邦德國產業結構轉型與中間階層的變化[J].華中科技大學學報,2008(01):62-68.

[13]田光大.德國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與啟示[J].職業教育研究,2010(03):155-156.

[14]楊海濤.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啟示[J].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8（01）：74-77.

[15]王帥.戰后日本職業教育辦學模式的三點變化[J].職教論壇，2007（06）：59-61.

[16]郭迪佳，宋德玲.論日本企業培訓模式的演進[J].佳木斯社會科學學報，2009（02）：35-38.

[17]李文英.戰后日本職業教育的發展與特點[J].職業技術教育，2009（25）：79-83.

[18]李文英，史景軒.“二戰”后日本職業教育的發展趨勢[J].教育與職業，2010（12）：20-22.

[19]李京勛.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及其對中國的啟示[D].延邊大學，2002-5-28.

[20]馬常娥.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及其啟迪[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1（02）：18-22.

[21]權錦蘭.韓國職業教育的發展及啟示[J].現代技能開發，2003（07）：114-116.

[22]劉凱佳.韓國的產業結構的發展及存在的問題[J].現代經濟信息，2008（11）：14-15.

[23]肖文.韓國產業結構的演進與發展及其借鑒意義[J].杭州大學學報，1996（01）：32-37.

[24]韓秋.韓國產業結構轉換中的動態比較優勢[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6（03）：141-144.

[25]白敏植.韓國職業教育的發展與變化[J].職業技術教育，2007（31）：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