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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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低生育水平；經濟增長；現實考察

一、引言

人口問題是宏觀經濟變量中的一個重要剛性因素，是全球性最主要的社會問題之一，決定了經濟體在一定時期內的增長過程。直觀一點分析的話，人口數量決定了參與勞動的人員數量與經濟市場的消費規模，人口的年齡分布與變化決定了人口紅利水平、儲蓄水平以及資本的形成。而低生育水平作為一個新的人口現象，已經引起了全社會的深切關注，成為學界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本文重點探討低生育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長期關系，剖析生育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二、我國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影響因素

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領域時常會提及“低生育水平”這一概念，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我國的生育水平已經位于更替水平之下。明確低生育水平的影響因素，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理清低生育水平形成的機制，而且可幫助我們預測低生育水平的發展方向，從而為制定有效的政策指明正確的方向與著力點。

筆者認為，低生育水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響，分別是：社會經濟、制度、人口學。其中，社會經濟因素是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分析的，主要側重于生活水平、城市化發展以及社會經濟發展的流向方向等；制度因素則是從公共政策、制度變化層面進行理解的，如：計劃經濟的轉變、計劃生育政策的完善等；而人口學是從人口統計學變量進行分析，如生育的意愿率、非意愿生育率等等。從這些因素進行分析可見：低生育水平的形成是可行且必要的。

1.低生育水平形成的制度與社會經濟因素

制度與社會經濟因素可視為一個整體，因為兩者是互相制約、互相影響的，一方面制度的改變會遷動社會經濟的相關變量，另一方面社會經濟模式的變化會誘致制度的調整。在計劃經濟階段，家庭功能弱化，子女撫養費大部分是由國家或者集體機構承擔，經濟決策也主要由國家或者集體完成。

而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家庭需要承擔的子女撫養費越來越高，家庭經濟決策也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自主性與靈活性，同時教育成本的不斷上升，生產生活模式的改變，醫療體制的變化，子女的養育成本會提高，對孩子“質量”的追求也會逐漸代替對“數量”的需求，驅使父母自覺限制生育。勞動者的體力付出已不再是生產受益的主要手段。勞動方式的改變使得人數優勢、性別優勢逐漸地減弱，經濟的多元化也為勞動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可能性，從面使得家庭對孩子數量和性別的偏好逐漸淡化。對獨生子女潛在的風險認識不足，或獨生子女風險未完全顯現出來，也是人們放棄二孩生育的原因。此外，我國在流動人口控制方面有了較大幅度的改變，已經逐漸放松戶籍政策，這大大增加了國內的勞動力。城鄉間的勞動力流動一方面更好地滿足了我國經濟增長的勞動力需求，促進了經濟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生育水平不穩定、外來人口管理、消費文化與觀察等一系列問題。

2.低生育水平形成的人口學因素

（1）從意愿生育與非意愿生育角度分析，我國生育意愿總體上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丁克家庭數量在增長。從性別偏好來看，性別偏好對生育率的提高有一定的正向作用。但是，由于我國生育政策的諸多限制條件，再加上生育意愿率的下降，我國生育性別偏好已經由原來的多生模式轉變為借助于性別鑒定與人工流產模式。所以當這些現象增多的時候，性別偏好并不會對生育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同時還會導致生育推遲和生育間隔大等問題。

（2）從不孕效應分析。現代生活步驟加快，不少人由于受到環境、壓力以及生殖健康等方面的影響，不孕不育癥的發生率逐年上升。另外，由于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競爭也在不斷加劇，不少年輕人為了在社會立足，選擇晚婚晚育，甚至是不生育，這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我國的生育率。

三、低生育水平下促進經濟增長的政策方向

1.調整生育方面的政策，保證人口的均衡發展

人口可推動經濟長期穩定發展，但需根據現實進行適度挖掘與調整。在我國低生育水平的現實情況下，應尋找可行的方向性人口方案，采取分步走的政策調整戰略。比如：加大對低生育水平的深入研究，理解現實水平，為調整生育政策提供真實的依據；考慮到我國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之間的差距以及存在的人口慣性的影響，應該分地區、分階段逐步放寬生育政策。

2.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

一方面可逐步將依賴于勞動力、資本的粗放式數量擴張型轉變成以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人力資本與全要素生產率的集約式質量效率型。因為我國的經濟增長仍主要依賴于資本與勞動力等要素。另一方面，要推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將促進消費與擴大內需作為主要任務，將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作為重要方向，實現產業布局與人口布局間的均衡。要根據經濟發展的要求平衡掌握區域人口和產業的容納能力，實現產業布局與人口分布的均衡。只有這樣，一個不斷調整變化發展中的人口大國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發展活力和競爭力。

四、總結

綜上，低生育水平能夠緩解資源壓力，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推進整體改革的步伐，但持續的低生育水平也會給經濟增長帶來若干現實風險，比如：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的消解等。所以思考低生育水平下如何挖掘新的增長源泉，如何應對未來的風險是極其重要的，具有顯著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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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老齡化 地區差異 非參數檢驗

人口老齡化, 是指一個地區(或國家) 老年人口增長的趨勢。它的指標是老年人口系數, 其含義是一個地區60 歲以上(含60 歲) 或65 歲以上(含65 歲, 以下同) 人口的數量在該地區人口總數中所占的百分數。老年人口系數越大, 說明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就越高。人口老齡化問題是當今世界各國都要面臨的一個嚴峻挑戰。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導致老年人口過多, 影響人口年齡結構, 結養老事業造成巨大壓力。對于我國,這尤為突出。一是我國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很大, 60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4408萬人，占總人口的11.03%(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為10045萬人，占總人口的7.69%)二是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快;其三,我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速度大大超過經濟發展的速度。這就給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帶來沉重的壓力。因此, 必須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深入研究, 以探求迎接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對策。本文就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地理區域差異作一探討。

對于中國而言，31個省市由于區位、資源條件以及歷史基礎等方面的原因，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有快有慢，人口老齡化因此也存在較大差異。本文將全國分為東中西三個地區，來分析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東西部差異。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廣西、海南1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內蒙古、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個省、自治區；西部地區包括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10個省、自治區。

為 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這里采用全國四普、五普數據以及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從人口老齡化程度、速度方面加以對比分析。而老年人口系數是反映人口老齡化程度最直觀、最重要的指標。所以,本文選擇老年人口系數作為衡量人口老齡化的指標。

一、人口老齡化程度對比

人口年齡結構的劃分標準，從表1數據可看出，全國大部分省市均已進人老年型，東部地區的老齡化程度明顯高于西部地區。東部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比西部地區高出一個百分點，上海、江蘇、浙江、北京這四個發達省份甚至已經達到10%以上，而西部青海、寧夏、新疆這三個省份還未進入老年型社會。

結果說明：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秩和分別為205.0、135.0、111.0，調整后三個樣本的Kruskal-Wallis檢驗統計量為6.4044，用自由度為DF=3-1=2的卡方分布近似，得到大于菌絲卡方檢驗統計量6.4044的概率p=0.0407

二、人口老齡化速度對比

根據全國四普、五普資料顯示，我國東、中、西部的人口老齡化的速度差異較小，總體上東部地區的人口老齡化速度略高于東部地區。31個省市中、人口老齡化速度較快的有黑龍江、青海、重慶等地，造成這些地區老齡化速度較快的原因就是中青年人口大量的從西部地區到東部地區或到其他省份的遷移。具體數據見表2。

利用上面表2數據，建立原假設H0: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地區老年人口系數無顯著性差異。再利用SAS軟件做Kruskal-Wallis統計檢驗，可得P值為0.7563， 結果也進一步從統計學的角度更加嚴格的說明東、中、西部地區之間老齡化系數增長速度沒有顯著差異。

三、中國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形成原因分析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我國東、中西部之間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上這種差異的形成歸根結底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而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歸根到底就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下面就試圖通過分析東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來認識經濟發展對地區老齡化的影響。

1.經濟發展與人口老齡化程度關系分析

區域經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需要多個指標的綜合衡量才能反映其特征。這里僅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入手，探究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近年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迅速增加，由1978年的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1815元，2000年增加到9555元，年均增長率16.76%。GDP 是衡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尺度和總量指標,反映區域經濟的總體規模和實力,人均GDP 則更能反映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高低，所以,本文選擇人均GDP做為經濟發展水平指標,對老年人口系數與人均GDP做相關分析指標。通過Pearson 相關分析得到表3

結果表明人均GDP與老年人口系數的Pearson 相關系數很高,并且顯著性也很低，檢驗通過，表明存在著明顯的一元線性關系。

2.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

經濟發展水平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生育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

(1)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

人口發展與社會經濟的發展緊密聯系，社會經濟發展對人口發展最直接的影響是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下降。在長期的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中國已經實現了現代人口轉變，人口發展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階段，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16,遠遠低于更替水平。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生育率仍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2006年我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各省市地總和生育率普遍較低，北京、上海等地的總和生育率都降到了1.00以下;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各市地都有較高的總和生育率，大多數都在1.20以上。與此相對應的是東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區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導致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生育率下降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產生直接影響，使0-14歲人口在總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東部地區不少省市（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輕人口的增長，使人口年齡金字塔底部萎縮，其作用是導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對增加。

(2)死亡率下降、平均預期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形成的前提

死亡率下降對我國老年人口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的影響正在日益加大。隨著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醫學技術和醫療衛生事業得以發展，死亡率不斷下降，對人口老齡化產生了一定影響。我國1949 年人口死亡率為20‰，除1960 年的自然災害造成的死亡率高達25.43‰外，一直呈持續下降趨勢，到2005 年已下降到6.51‰。人口死亡率不斷下降使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由20 世紀40 年代的35 歲提高到2000 年的71.4 歲。根據杜鵬的研究，1950～l990 年人口死亡率變化的作用使60 歲及以上人口增加了0.8%，而1991～2030 年人口死亡率下降的作用將使60 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增加1.72%。

中國東部地區經濟比較發達，醫療衛生設施比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偏低，總體上看，東部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區低5個千分點。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使人口年齡金字塔頂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齡化。

由以上分析可知，經濟發展迅速，計劃生育開展較早的東部沿海開放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較高;相反，經濟基礎較差，計生工作起步較晚的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老年人口比重較低，老齡化達到的程度也較低。

隨著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口老齡化程度會進一步提高,鑒于人口老齡化地區差異的存在，各個省市人口發展的階段、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不一樣，各個省市應該針對自己的情況作出措施建立自己的養老模式，及早做好準備,迎接白潮挑戰。

參考文獻:

［1］楊慧.老齡化地區差異的因果分析.西北人口.

［2］袁愛芝.山東省東西老齡化對比.西北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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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出生人口性別比 偏高 分析

中圖分類號：C924.2 文獻標識碼：A

我國是出生人口大國，男女性別比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計劃生育在20世紀70年代全面推行直到2001年被確立為國家法律至今，全國生育率水平迅速降低。“中國人口已經完成了從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跨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國家的行列”。①但是，生育率水平的降低帶來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由此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1 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現狀

根據以上數據分析，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從1990年開始持續攀高，2008年達到歷史最高點120.56，從2009年開始下降為119.45，2010年降到117.94，2011年降到117.78，直到2012年降到117.7，首次出現了“四年連降”現象，這顯示了我國近年為遏制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開展了綜合治理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果。但是雖然四年連降，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高出警戒線十多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從目前數據分析，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會同時出生118個男孩。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推算，目前我國人口19歲以下年齡段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到2020年，中國處于婚齡的男性人數將比女性多出2400萬。據此，將有上千萬“剩男”面臨“難娶妻”問題，我國男性人口持續偏高已面臨嚴峻形勢。一個社會中男女比例失衡，必然影響經濟發展，不利于社會和諧建設。

2 出生人口性比偏高的原因分析

2.1 經濟因素

亞洲許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或地區的私有經濟體系多以家族經濟為主，子女都有繼承權。兒子的養老功能逐漸消失，但“維持家族社會名望的功能”卻逐漸放大。②目前我國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期，2012年國內生產總值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排名卻位列第87位，遠未邁入發達國家行列。隨著私有經濟成分擴大，男孩在不更改家族經濟姓氏前提下，普遍被人們推崇。另外，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60%以上，農村落后生產力與生產方式促使人們想要生男孩，以增強家庭勞動力。

2.2 文化因素

中國古代“三從四德”的道德倫理逐漸形成“男尊女卑”“傳宗接代”的傳統生育文化。據調查，在廣大農村，人們意愿生育男孩主要是養兒防老和傳宗接代。男孩結婚是“娶”，而女孩結婚是“嫁”，兒子和兒媳被稱為“自家人”，女兒女婿則成了“別家人”，兒子能“延續香火”、“傳宗接代”，而“嫁出去的女兒”則成了“潑出去的水”。另外，家庭財產繼承一般都是“傳男不傳女”，兒子作為名正言順的財產繼承人、作為一個家族延續的象征就顯得尤為重要。

2.3 社會因素

首先，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目前農村實行以家庭養老為主，政府扶助為輔的養老保障， 但政府扶助金遠不能滿足養老需要；其次，某些宣傳不到位。計劃生育早期，廣大農村普遍推行獨女戶可再生一個子女的政策，客觀上為性別選擇提供藏身之處；最后，社會普遍存在性別歧視。隨著社會發展，婦女地位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許多領域還存在性別歧視。如在教育領域，認為女性“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經濟領域，女性與男性同工不同酬等等，這些信息普遍向人們傳遞男孩偏好的觀念。

2.4 技術因素

盡管國家法律法規明令禁止非醫學的胎兒性別鑒定以及人工終止妊娠，但某些人還是鉆了法律的空子：有些家庭為生男孩不惜代價進行性別鑒定以及人工終止妊娠，有些不遵守醫德的醫生則從中謀取利益。這些技術設備初衷是好的，但其濫用卻擾亂了正常的生育環境。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后，一個家庭為了生男孩，就非法使用科技發明，導致性別比異常偏高。

3 解決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的對策

3.1 樹立先進的性別意識

性別意識是衡量女性社會地位的關鍵因素，核心是男女平等。傳統性別文化認為，男性天生優越于女性。現代科學證明，社會性別差異形成的根源并非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而是決定于后天的社會經濟文化狀況。法國作家波伏娃曾說“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變成的。”只要消除后天社會環境中束縛女性成長與發揮才能的抑制因素，女性同樣可以體現出自己的價值。因此，在全社會大力開展社會性別普及教育，倡導先進、公正的性別平等意識，使人們在觀念中普遍接受與認同“生男生女都一樣”。

3.2 完善養老保障制度

在廣大農村，人們普遍認為生男孩才能“傳宗接代”、“延續香火”，而女孩遲早是“別人家的人”，此種觀念直接導致人們意愿生男孩。從這點來說，完善養老保障制度，尤其是農村的養老保障制度，需要國家的政策以及政府財政的大力支持，加大養老金的投放力度、放寬享受養老保險的條件、推行政府集中養老，在農村地區地區統一興建公共養老院，讓有意愿且符合條件的的老人入住，使其“老有所依”、“老有所養”。這樣就能降低公民對養兒防老的需求，形成“養兒養女都一樣”的模式。

3.3 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

目前，我國女性除了受教育程度增幅基本趕上男性外，其它指標都明顯落后，如在經濟生活方面，女性雖然廣泛參與社會職業勞動，但聲望和收入都明顯低于男性。要提升女性社會地位，真正實現男女平等，使女性的尊嚴與價值得到社會的認可與接受，首先，優先照顧女童享受良好的教育機會；其次，為女性創造公平、公正的就業環境與就業機會；最后，營造平等的社會氛圍，讓女性平等地參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社會活動，使男性與女性在社會中發揮同等作用，徹底消除社會性別歧視。

3.4 加大“兩非”整治力度

近年，我國政府機關以及醫療機構明令禁止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人工終止妊娠，但由于監管不到位，某些人受利益驅使仍在變相的從事性別鑒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嚴禁非醫學需要地胎兒性別鑒定，構成犯罪的按非法行醫罪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刑法》中并未明確規定具體所應追究的刑事責任。因此，在刑法中應考慮增設“破壞計劃生育罪”，對于從事非法胎兒性別鑒定及人工終止妊娠的單位或個人判處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以罰金。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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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紅利；經濟增長；人口轉變；老齡化

中圖分類號：C92-0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0-0010-04

據統計，200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達到8 811萬，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的6.96%。按照國際標準，中國基本進入老齡化社會。而2004年，在我國的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又持續出現“民工荒”現象。種種跡象表明，中國無限供給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受到限制。中國真的失去“人口紅利”了嗎?從人口增長的估算看，回答是否定的。中國勞動力增長率的下降最早也應當是5年以后的事情，更何況多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以及教育的投入可以減緩勞動力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負面效應。有專家預測，中國今后15年仍處于收取人口紅利的黃金時期。關鍵是我們如何挖掘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使我國巨大的人口壓力轉變成人力資源優勢，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

一、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在一個時期內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上升，從而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換句話說，人口紅利就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即形成一個“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在此階段，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和投資不斷增長，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從而對社會經濟發展十分有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韓國、香港、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創造了所謂的“東亞奇跡”，實現了經濟的騰飛。而研究表明，充分利用人口轉變帶來的有利時機正是東亞經濟增長出現奇跡的重要原因之一。東亞經濟起飛發生在人口從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轉變階段，這種積極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為經濟增長帶來了一個獲得“紅利”的“機會之窗”。在1970―1995年期間，東亞經濟實現了年均6.1%的人均GDP增長率，高于其穩態增長率(注：穩態增長是指處于均衡狀態的經濟增長，可參見Barro, R.and Sala-i-Martin(1995),Ewnomic Growth,MacGrall Hill.)4.1個百分點，據估算，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為1/4～1/3，而在東亞奇跡(超出穩態部分即4.1個百分點)中，人口轉變因素的貢獻達1/3～1/2。

同樣，人口紅利對于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具備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這一潛在人口優勢的條件下，勞動的參與率和就業率均保持較高的水平，這就意味著一個人口結構產生的充足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改革期間勞動密集型產業迅速擴張，得以大規模吸納就業，從而把人口年齡結構優勢轉化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有研究顯示，在1982―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紅利對GDP增長的貢獻比率高達26.8%，或者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有1/4以上是靠大量的廉價的勞動力支撐的。第二，經濟活動人口比例高且就業率較高，使得社會儲蓄總量大，經濟活動中的剩余總量也大，這就使得中國在改革期間達到較高的儲蓄率，社會財富不斷增加。用每年固定資產形成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在整個改革期間我國的儲蓄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1993年達最高44%。我們應該看到，一方面，這得益于改革開放所形成的以市場化為核心的良好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經濟能以高速增長。在促進就業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另一方面，由于整體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減輕了社會的撫養負擔，因而提高了人口的生產性，人口紅利最大限度地得以利用。有資料顯示，在過去20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速中，有28%來自于物質資本，24%來自于勞動力的數量，24%來自勞動力的質量，也就是人口素質的提高，21%來自人口流動，還有3%是無名因素，如管理水平等。由此可見，人口因素對于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促進作用。

二、我國人口紅利期的特點

由于人口紅利是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因而人口轉變過程不同，人口紅利的特點也就不同。我國的人口轉變過程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初，結束于90年代末，用了25～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完成同樣的人口轉變過程卻經歷了近百年的時間。然而，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這一人口轉變，是在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政策的雙重作用下，特別是以后者效果為主的情況下實現的。相對來說，它不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而是通過強制性生育政策使我國人口生育率在短期內快速、大幅度下降，從而過早地迎來了人口紅利期。而絕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口轉變過程是在個體生育意愿主導生育行為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其人口生育率的下降是個緩慢、漸變的過程。

而研究表明，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主要取決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速度。生育水平下降越快，勞動力比例越高，人口紅利持續的時間就相對較短，反之亦然。因此，雖然我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人口轉變過程，但生育水平的急速下降卻使得中國的人口紅利來得早也去得快，屬于典型的轉變快、持續短的模式。根據人口學原理，一般我們將人口撫養系數或人口負擔系數(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百分比)在50%以下的時期稱為“人口之窗”或“人口紅利期”。

從上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應始于1990年，結束于2030年，前后持續時間大約為40年，而到 2010年左右，中國的人口負擔系數將降到最低。也就是說人口負擔系數呈現出先降后升的倒“U”型趨勢，即老年人口比重雖然不斷攀升，但勞動年齡人口占整個人口的比重仍處于上升的趨勢，而到2010年前后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將達到最高。從這以后，該比重逐漸下降。直到2030年，中國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期結束。這也是大多數人口學家所持有的主流觀點。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口負擔系數只代表理論負擔比，而非實際負擔比。真正意義上的負擔系數應是不在業人口與在業人口的比例關系，而不是根據年齡劃分。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的人口之窗應始于1980年左右，2020年即將關閉。但不管哪種觀點，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它就是一個短暫而又一次性的過程。因此，如何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歷史機遇，將人口紅利繼續轉化為現實的、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在當代中國就顯得尤為重要。

另外，對大多數已經完成人口轉變的發達國家來說，人口轉變過程與工業化、現代化、城市化幾乎是同步的。因而當出現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老齡化的情況時，在這些國家恰好出現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變化，即產業結構全面升級，技術結構轉向勞動節約型和資本密集型。而我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通過強制生育政策提早實現了人口轉變過程。因而生育率的下降是遠遠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步伐的。也就是說，我國是在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還沒有相應變化的基礎上，過早地迎來了人口老齡化，因而也就過早地出現了勞動力供給減少現象，也就意味著中國即將失去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經濟增長也就有可能喪失可持續性。所以說，中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導致了“未富先老”，產生了其他國家未曾遇到的許多問題，構成了特殊的政策挑戰。

三、當前妨礙人口紅利發揮效應的主要因素

雖然人口紅利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狀況的特殊性，即人口年齡結構相對有利于經濟增長，但人口的基數過于龐大，使得人口紅利的兌現在某些方面受到制約。

(一)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并且在未來可能會進一步惡化，這就造成勞動年齡人口就業的不充分。當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主要表現為：(1)20世紀90年代后期，由于經濟增長方式不合時宜的轉變，使得GDP對就業的拉動減少；另一方面，由于產業結構調整，造成大批城鎮職工下崗，失業現象日益嚴重。(2)仍然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等待向非農產業轉移。(3)每年有數百萬到上千萬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力市場。在就業機會不充足的條件下，這種就業壓力便轉化為失業率的逐年上升。

以定義狹窄的城鎮失業率為例，1990年城鎮失業率為2.2%，2000年提高到3.1%，2001年上升為3.6%，2002年上升為4%，而2003年達歷史新高4.3%，雖然4.3%這一數字從表面上看似乎并不代表著很高的失業水平，但從其連續多年攀升的事實來看，當前的失業問題還是十分嚴峻的。另外，許多勞動年齡人口由于長期處于失業狀態下，可能就會因此喪失信心而退出勞動力市場，勢必會造成勞動參與率的下降。這樣一來，就會有相當一部分勞動年齡人口成為社會需要負擔、撫養的人口，而這部分人卻不能創造財富，因而造成了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

(二)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制約著人口紅利的實現程度。從勞動年齡人口的分布看，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農村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大量的農村勞動力人群從土地中走出來，走向城市，走向發達地區。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農民工”占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口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建筑行業占80%。因此說，中國收獲人口紅利的程度應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資源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發展程度。但我國農村勞動力素質普遍偏低這一事實決定著轉化為現實勞動生產力的實現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國首次公布的“中國教育與人口資源問題報告”顯示，農村勞動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為7.33年，而城市為10.20年。另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專家預測，目前中國至少有1.2億農村人口流入城鎮，其中1/3～1/4為15～25歲農村勞動力在城鎮就業，但得不到應用的教育與培訓。低素質、低成本的勞動力同時決定了創造力也相對較低。比如，制造業1小時勞動力的價格，美國是30美元，中國大約是2美元，而美國的勞動率也比中國高10～20倍。可見，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勞動力成本，中國才能更好地兌現人口紅利。

(三)當前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因素仍然存在，使得人口紅利效應的發揮受到影響。根據M.P.托達羅的城鄉人口流動模型，只有在遷移的預期收入超過預期成本時，農民才會選擇進城。一般來說，農民進城的收益包括經濟收益、技能收益以及文化收益。農民進城的成本包括遷移成本、機會成本(即農民從事非農產業的活動而放棄務農收入)、高于農村的城市生活費用以及心理成本。而現實是，近年來農民進城收益并無提高，進城成本卻明顯上漲，因而削減了農民進城的愿望。這也是在免除農業稅、給予種糧補貼(即務農收益相對提高)后，我國部分地區一度出現“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另一方面，城鄉二元戶籍制度成為阻礙勞動力流動的另一大因素。其最大的弊端就在于成為各種歧視性政策安排的載體，提高了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成本，妨礙了他們流入城鎮后的順利就業。主要體現在：勞動力市場歧視制度，當地勞動者和外地勞動者工資收入存在差異，同工不同酬；用戶籍限制外來勞動力就業范圍，保護本地勞動力優先就業；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與戶籍掛鉤，不覆蓋外來勞動力；就業相關的政府服務機構只為本地勞動力提供服務等。因此，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過程并不十分順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勞動力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影響到人口紅利的兌現。

四、我國人口紅利的實現途徑和具體措施

從分析中，我們知道，未來10―15年是我國人口紅利最為豐富的時期，但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并不會自動地導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必須與適宜的政策、體制以及是否充分就業相聯系。因此，我們必須牢牢把握這短暫而又潛在的機遇，最大限度地擴大就業，最大化地發揮人口紅利的巨大效應，提高勞動力資源利用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快速持續增長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一)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實現充分就業

解決人口紅利兌現問題的關鍵當然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因此，我國應采取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選擇以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增長模式，圍繞擴大就業采取多種有效措施。比如，積極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中小企業和私人經濟發展，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開放服務業市場，擴大就業容量；取消對勞動力流動的各種限制，培育勞動力市場等等。通過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從而使我國的失業率降到最低，實現經濟增長與擴大就業的雙重目標。另外，在具體實施就業優先原則的過程中，客觀上要求我們做到，有利于降低失業率的調控政策要優先于其他政策；有利于促進就業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方面的政策成本要優先其他財政支出給予安排；就業崗位的增加要優先于社會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發展要優先于其他要素市場；勞動者利益要適度地優先于資本的利益等等。通過充分就業的實現，將為我國目前這樣一個相對年輕和豐富的勞動力大軍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

(二)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障礙，實現城鄉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眾所周知，未來城市勞動力的提供，必須依賴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卻成為限制城鄉勞動力流動的制度。因此，只有逐步取消這種排他性的政策措施，才能保證農村剩余勞動力暢通無阻地轉移出來，才能減少農村中勞動力的沉淀。具體的制度安排主要有：在就業機會上消除戶籍對就業范圍的限制，提供給外來勞動力公平的就業機會；要根據崗位的需要，交由勞動力市場來選擇；在待遇上，規范目前混亂的非正規勞動力市場，保護外來勞動力的合法經濟權益等等。同時，還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做到農村勞動力的有序流動。只有這樣，才會使得勞動力資源得以優化配置。這不僅有助于保證持續的勞動力供給，而且還會對中國經濟增長作出直接貢獻，經濟增長速度會更高。世界銀行一項模擬表明，在今后能把農業勞動力轉移出1%、5%、10%的假設下，全部GDP將分別提高0.7，3.3和6.4個百分點。(注：世界銀行（2004），《全國產品和要素市場分割：經濟成本和政策建設》，世界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備忘錄。)

(三)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于歷史和國情的原因，中國走的是一條依靠農業積累和廉價勞動力推動的工業化道路。從短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可以支持經濟的發展，但從長期看，勞動力的低成本必然是低勞動力素質和低勞動生產率的反映，它無疑將阻礙經濟的發展。因此，對于中國來說，要想在未來獲取更多的人口紅利并不是體現在勞動力數量上的優勢，而是要通過人力資本存量素質的提高來形成一個更具有報酬遞增，更加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源泉。也就是說，通過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加大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進一步提高勞動力成本。而大力發展教育是提高勞動力素質的一條重要途徑，尤其是發展農村地區的九年義務教育。此外，還應積極發展職業技術教育，開展適應勞動力市場需求的專業技能培訓、文化培訓、職業教育等等，從而使我國農業勞動力在進入非農產業就業之前，就獲得必要的職業技術訓練，增加了勞動供給的有效性，進一步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我個人認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內，就地區而言，教育投入的重點應放在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就教育結構和人才培養結構而言，應加快擴大和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規模和水平。通過普遍提高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術(技能)水平，使我國人口紅利效應最大化。

(四)做實個人賬戶，建立可持續的養老保障體系

眾所周知，“未富先老”是中國老齡化的最大特點，老年人口絕對數和相對數的增加，將使社會負擔日益加重，社會保障資源面臨巨大壓力。而且由于農村流動人口數量巨大，必然會引起未來農村老齡化程度高于城市，這也是中國老齡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如何進一步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如何建立一套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適合農村特點的保障體系在當前就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從1997年起實行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旨在形成一個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體系。但是，由于個人賬戶存在“空帳”問題和社會統籌基金不足，使得養老保險絕大部分用于當年養老金發放，實際積累小于職工個人賬戶記賬額。這就造成改革后養老保障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個人賬戶只是名義上的，實際上整個養老保障體系仍然是百分之百的現收現付制。而根據國際經驗，支撐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障體系需要以相對年輕的人口結構，有效率的稅收體系，有效且安全的基金管理和治理機制為條件。目前，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尚不完全具備，而從第一條件看，雖然目前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仍然較大，但社會的養老負擔已經大幅度上升。實際上，如果沒有財政的補貼和擠用個人賬戶資金，養老統籌基金每年支出大于收入的數額都是巨大的，長期累積下去則會形成一個巨額缺口，現收現付制度將難以為繼。目前養老統籌的覆蓋率也很低，2002年，離退休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比例為84.1%，而城鎮就業人員參加比例僅為44.9%。

因此，應對老齡化挑戰，就必須選擇可持續的養老保障模式。以人口結構變化方向為依據，做實個人賬戶，實現完全的個人積累，就是一種具備可持續的養老保障制度。而從時間的緊迫上說，現在就應該從現收現付養老保障制度向完全積累制度過渡。為了支撐這個過渡，還需要把農村轉移勞動力納入新的保障體系，提高當前保障基金的繳費水平和社會供養“中人”的能力，從而實現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穩過渡。政策模擬表明，到2020年，每一種政策情形具有不同的社會養老負擔。如果把農村轉移勞動力吸納到城鎮養老保障體系，同時，實行完全的個人積累新體制，到2020年，社會養老負擔率最低，只有25.3%，比不進行這兩項改革的情形低大約19個百分點。

參考文獻：

[1] 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2] 朱洪，郭亞模.淺析中國人口紅利及其兌現途徑[J].西北人口，2007，(2).

[3] 汪小勤，汪紅梅.“人口紅利”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家，2007，(11).

[4] 蔡，毛美艷.“未富先老”與勞動力短缺[J].開放導報，2006，(2).

Discussing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Population Bonus to the Economy Continuence Growth

WANG Hong-mei

(School of CPC in Taizhou，Taizhou 225300，China)

篇5

1 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原因

1.1 老年人口死亡率較低，平均壽命延長，我國老年人口的相對比例和絕對數量與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和壽命長度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

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不斷加快，加上我國科學技術和醫療衛生事業發展速度的不斷加快，我國老年人口的死亡率得到明顯的下降。由于老年死亡率隨之下降，我國老年人口的平均壽命也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35歲逐步增長到了近年來的七十多歲。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逐漸下降及平均壽命的增加使得我國老年人口的絕對數量和相對比例逐漸增大，從而致使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第五次人口普查統計結果顯示，截至2000年11月1日，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33%。

根據國際標準，一個國家6O歲以上人口達到總人口數的10%以上，那么這個國家就已經屬于人口老齡化國家，這表示我國在2000年已進入老齡化社會。2010年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個百分點[1]。新千年之初，中國已經步人了老齡化社會，比很多發達的國家和地區要步人晚一些，但是中國的老齡化進程要比發達國家迅猛得多，從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從7%上升到14%需要經歷的時間來看，法國需要115年，美國需要65年，而中國僅需要27年，由此可見，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是如此之快。

1.2 人口老齡化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結果

生育率下降是致使我國出現人口老齡化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半個世紀之前，由于政策、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致使我國人口數量大幅度增加。對此，為了控制我國人口數量激增的情況，1973年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實現降低人口數量增長態勢的目的，從而降低我國人口的出生率。七十年代末我國在全國強制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增長率開始下將。近年來，由于競爭、就業以及人們生育觀念改變等原因，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下降至5%o以下。早期形成的巨大人口基數及其遞增人口與近年來逐步減少的新生人口形成差距，造成人口老齡化。但我國的人口總量已達到13.4億，還沒有到大范圍開放計劃生育政策的時機。

2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養老，近年來，我國居民養老觀念增強，加入養老保險的人數有了很大的增加，2011年末全國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人數為2.84億人，參加城鎮居民、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人數為2.35億人。總體來說，我國的養老保險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面對我國人口迅速老齡化的趨勢，我國的養老保險還存在很多缺陷。

2.1 參保比例低，參保積極性不高[2]

2011我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5.19億，約占我國20歲以上人口的52%，這個比例較前幾年已有很大提高，但離全民參保的目標還有很遠。如果不盡早將未參保的48%的人員納入養老保險體系，在我國老齡化來到時，這部分人員將會為我國的政治、經濟帶來不穩定的因素。反之，這部分人越早加入養老保險對于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的貢獻就越大，如何吸引這部分人加入養老保險，是我國養老保險體系建設的重要課題。

2.2 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超前于經濟的發展

由于中國計劃生育國策的實施導致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從而產生了人口老齡化進程超前于經濟發展的現象中國，2000年老年人口比重已達6.69%時，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才達到300多美元[3]。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的速度要比經濟發展的速度快得多，這樣勢必為國家造成一系列的問題。首先，勞動適齡人口撫養比例上升，現有的中國經濟水平很難承擔重負；其次，在保持現有的計劃生育的情況下，未來老年人的家庭養老模式將不能完全維持下去。

3 我國養老現存的主要問題

養老模式單一，家庭養老功能弱化。我國養老模式單一，以家庭養老為主。我國雖然已經形成了家庭養老、社會養老等幾種養老模式，但從整個社會來看，仍是家庭養老居于主導地位，其他養老模式的實際功效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尤其是在我國農村地區大多數老人都選擇在家養老，中國自古是個重孝的國家，把贍養老人看作人生的一件大事，俗諺日“百善孝為先”。然而隨著城市化、老齡化進程的加快，傳統養老觀念開始面臨現代養老困境。

4 建立以居家養老為主、社會養老為輔的養老體系，努力實現居家養老和社會養老的有機結合，讓農民真正老有所養

4.1 建立新型居家養老服務體系，擴大養老途徑

居家養老服務，是指以家庭為核心，以社區為依托，以專業化服務為依靠，以政府為支撐，為居家老年人提供以解決日常生活困難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化服務。隨著中國傳統型家庭向核心家庭的不斷過渡，多數老年人還是愿意享受居家養老服務，居家養老讓老年人不脫離習以為常的家庭生活方式和社區環境，這也更符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由專業機構或由經過專業培訓的服務人員上門為老年人開展照料服務。就比如我們哈密市麗園街道就有2個這樣的居家養老場所，一個是前西社區的，一個是建設社區的。他們的模式是擇優錄取能力好的無業青年婦女和男士，選擇比較寬敞、明亮的環境，接納那些由于子女種種原因不能直接照顧的老人，為老人提供飲食、娛樂、休息的場所，子女可以抽空來看望老人，這樣既為子女、社會減輕負擔，也為老人提供了方便，消除了寂寞。

4.2 社區養老

社區養老是以居家養老為主，社區機構為輔，整合社會各方力量參與服務的養老模式。這種模式的特點為：通過社區服務，使健康老人有組織地參與活動消除寂寞、孤獨；讓失能老人在家里享受到專業機構的服務。它吸收了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的優點，是解決我國老齡化問題所提出的一種新型養老方式。政府可根據老年人的生活習慣和實際需要.多方面創造條件支持老齡產業發展，積極發展農村社會養老、助老事業，為孤寡老人提供養老場所；為老年群體建立老年活動中心；成立實現老年人晚年價值的各種老年人協會。使社區老年人能夠真正老有所養、老有所為、老有所樂。既可以解決家庭養老的困難.又可以促進再就業，穩定社會秩序。但更多的希望老年人生活或精神上得到照顧。

4.3 強化青少年尊老愛老意識.形成社會養老家庭化格局

目前老年人在家中受尊敬的程度呈明顯下降趨勢.受市場經濟利益的驅動，家庭養老的社會基礎逐漸削弱。青少年一代敬老愛老意識的匱乏，致使家庭養老制度面臨嚴峻挑戰，樹立和發揚尊老助老的社會風尚。提倡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的忠孝文化，營造團結、純樸、文明、和諧的農村新風尚。政府和社會需采取必要的手段教育青少年尊老愛老。

人口老齡化正在加劇，這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們要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就必須讓所有老年人老有所養、老有所依。一個完善的、可持續的養老體系是國家安定、人民幸福的基礎。

【參考文獻】

[1]范平.我國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初探[J].財經評論，2013（6）：79.

篇6

論文摘要：本文在判斷國內學者對中國經濟增長研究的基礎上，著重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擴大再生量產理論角度來具體思考當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源泉。

一、再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擴大再生產理論

(一)勞動價值論的簡單再認識。

按照馬克思的解釋，商品中的價值量有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勞動者的抽象勞動創造的新價值;一部分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轉移原有生產資料的價值。商品價值決定于物化和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觀點區別于生產要素價值論。雖然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基礎，本文認為改革開放進行的30年來，勞動價值論對整個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二)擴大再生產理論的認識。

擴大再生產按擴大的方式又分為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和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生產要素的數量增加與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時顯現的。本文試圖根據價值形成總公式C+V+M，對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區分的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分別考察，在對不同資本區分基礎上結合擴大再生產理論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對于不變資本C部分，中國經濟主要經歷了一個量上的增加;而對于可變資本V部分，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帶來了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雙面提升。

二、基于可變資本V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

(一)勞動者數量的增加。

1，“人口紅利”。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堅持不懈地在全國范圍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這些人口一方面為中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者數量，而且還帶來了儲蓄的增加，相應的帶動了資本的增加。

2、勞動力轉移。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同樣就是一個逐漸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整個工業化過程和城市化過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資本積累，但勞動者的積累和轉移更為重要，它仍然起著基礎性作用。在中國一系列改革的進程中，由農補工不再采取明顯的“剪刀差”，而是通過價格雙軌制、人口轉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剩余人口的過剩，繼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資不變但總量擴大，消費需求增加，帶動一系列的投資從而引發經濟增長。可以看出.農村人口的轉移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的勞動力，保證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和中國經濟的增長。 (二)勞動力質蚤的增加。

1，“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為對勞動者經過一系列的技能、知識培訓使得勞動者具有更大的市場回報價值的一種資本。國家一直推行的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視和實}’’都對我們普遍性人力資本的提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技術引進。

技術進步一方面提升了資本和勞動力結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勞動者普遍的素質。FDI能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在這方面，中國的人力資本優勢就體現的非常明顯了，不斷對外的政策出臺和對內教育措施的實施，都保證了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快速形成，繼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術引進。當技術引進不再是為了本國資源而是為了其他市場因素的時候，人力資本吸引更高層次的技術就更加有優勢。高人力資本帶來高技術，高技術又推動高人力資本形成，如此循環，加速推動中國勞動者質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變資本C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

(一)不變資本C中的資金部分:量增加、質增加。

對于不變資本C部分，中國一直是比較缺乏的。隨著改革開r的深人，我國的資金擁有量不斷提升，同時質有不斷的提升，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FDI的遞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FDI呈遞增的趨勢，尤其是隨著2006年底我國全面加人WTO ， FDI進人我國的行業限制進一步放寬。二是前述的“人口紅利”引致的國民儲蓄的增加，因為負擔的減輕和所得工資的提高，整個國民儲蓄增加;三是依靠勞動力比佼優勢，結合外資、國企、民營經濟發展中，廉價的勞動力在面臨國內消費不足的情況下使得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充分的競爭力。

篇7

讀我國某區域等高線地形圖(虛線表示擬建的公路線),回答1～2題。

1.圖中主要河流的流向為

A.從西南流向東北B.從東北流向西南

C.從北流向南D.從南流向北

2.若在甲、乙兩城鎮之間修建一條公路,有①線和②線兩個方案,②線方案與①線方案相比,主要的有利條件是

A.線路較短,工程量小

B.坡度較平緩

C.不用修大型橋梁,少占耕地

D.連接多個居民點,社會效益大

2009年7月22日上午9時左右(北京時間),千年一遇的日全食自西向東掃過我國長江流域(如下圖陰影所示)。讀圖完成3～4題。

3.日全食發生當日,下列四城市正午太陽高度最低,晝最長的是

A.北京B.上海 C.武漢 D.成都

4.當武漢市7月22日上午9時24分出現日全食現象時,紐約時間(西五區)是

A.7月22日22時24分 B.7月21日14時24分

C.7月22日20時24分 D.7月21日20時24分

5.下圖為某河相對流量過程曲線示意圖(以雨水補給為主),該河流域內的氣候類型不可能是

A.熱帶草原氣候 B.熱帶雨林氣候

C.地中海氣候D.亞熱帶季風氣候

從2008年12月1日開始,意大利威尼斯連降暴雨,讓原本就不斷下陷的地層遭遇雨水持續灌入,據專家觀察威尼斯近100年來累計下沉了23公分,將來會有消失的可能。據此回答6～7題。

6.這是意大利威尼斯22年來最嚴重水災,城市中心95%地方被洪水淹浸,著名旅游景點圣馬可廣場水深至腰,名符其實稱得上“水都”,意大利威尼斯水災最可能的原因是

A.受到副熱帶高壓控制B.高山冰雪融水

C.受到鋒面氣旋控制 D.臺風導致風暴潮

7.威尼斯地層不斷下沉,在將來會有消失的可能,其理論依據是

A.火山爆發,被熔巖覆蓋

B.位于板塊的消亡邊界

C.位于板塊的生長邊界

D.溫室效應,海平面上升

讀世界部分地區圖,圖中陰影為地面季風的地理分布區,據此完成8～9題。

8.1月,圖中A地盛行

A.東南季風

B.西南季風

C.東北季風

D.西北季風

9.當C地盛行西北季風時

A.A地高溫多雨B.B地寒冷干燥

C.C地形成高壓中心D.正值1月份左右

10.沙漠地區出現如圖所示景觀體現的是

A.山地的垂直分異

B.非地帶性地域分異

C.由赤道到兩極的地域分異

D.從沿海到內陸的地域分異

在地質年代較老的褶皺構造地區常出現背斜成谷、向斜成山的“地形倒置”現象。下圖為地形倒置形成過程示意圖,讀圖完成11～12題。

11.按地形倒置形成的時間順序,下列排序正確的是

A.①②③④ B.①④②③

C.③②④① D.①④③②

12.下列敘述正確的是

A.圖中地形是內外力綜合作用的結果

B.巖層彎曲變形越強烈越不利于地形倒置的形成

C.巖層的抗風化能力越低越不利于地形倒置的形成

D.背斜頂部受擠壓作用,物質堅實,不易被侵蝕

讀山東省2003年與預測2030年人口年齡結構比較圖,完成13～15題。

13.2030年與2003年相比,下列說法最可能的是

A.出生率上升 B.死亡率上升

C.人口總數下降D.自然增長率上升

14.2010~2020年,山東省人力資源可能出現的問題有

①就業壓力大 ②養老負擔重 ③老齡化的速度加快 ④數量短缺

A.①②③B.①②④C.②③④D.①③④

15.下列產業的布局受技術人才影響較小的是

A.信息產業 B.芯片產業

C.高級時裝業 D.印刷業

下圖中,①為“某市同一地區不同時期地價曲線圖”,②為“該市城市規模的變化圖”。讀圖回答16～17題。

16.①圖中地價變化的原因和②圖代表的國家分別是

A.交通的通達度提高,發展中國家

B.交通的通達度提高,發達國家

C.城市規模變小,發達國家

D.城市規模變小,發展中國家

17.②圖反映了該市

A.城市化水平比較高,城市人口比重增長趨緩,甚至停滯

B.城市化水平比較低,發展緩慢

C.許多人和企業從市區遷往郊區,出現了郊區城市化現象

D.城市核心區規模減小,出現逆城市化現象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暖,我國部分地區的自然環境出現了一系列反常現象。據此回答18～19題。

18.下列現象中,與全球氣候變暖有關的是

①天山博格達峰雪線下降 ②東海出現南海的魚種 ③華北地區樹枝提前抽芽 ④災害性天氣出現頻繁

A.②③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④

19.自然界中某種因素的變化會引起其他一系列因素的變化,例如青藏高原積雪面積減小,會引起該地域自然環境的連鎖變化。這體現了

A.自然地理環境的共同性

B.自然地理環境的持續性

C.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性

D.自然地理環境的整體性

20.下圖表示某市城市活動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分異,圖中①②③④所示城市空間最合理的利用方式分別為

A.電影院、廠房、住宅、銀行

B.零售店、電影院、廠房、辦公室

C.辦公室、零售店、住宅、廠房

D.批發市場、辦公室、住宅、零售店

二、綜合題(共3小題)

21.讀中國及周邊地區2007年12月20日0時海平面等壓線分布圖,完成下列要求。

(1)圖中①、②兩處的氣壓值分別為:① hPa;② hPa。

(2)圖中④處此時的風向為 。

(3)圖中M、N兩線是形成的兩個鋒面,則表示暖鋒的是,對應下圖中的。

(4)若圖中鋒面N快速移向烏魯木齊,對所經過地區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多項選擇)

A.大風降溫,造成農牧業受損

B.冰凍雨雪,阻隔交通

C.流感、哮喘等發病率上升

D.引發狂風、赤潮

(5)下表為該日廣州、武漢、太原、沈陽和海口五個城市的天氣狀況,根據圖中的信息推斷并把五個城市的名稱填入下表相應處。

22.根據下面材料回答。

材料一 人口變化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現在,人們談及我國所取得的經濟發展成果時,多與改革開放相聯系。其實,“人口紅利”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我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紅利的正面效應。按照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特點,人口紅利可依次分為高少兒、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低少兒、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撫養比,低少兒、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撫養比的三個不同階段。在第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人口撫養負擔輕,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高,有利于經濟增長。人口年齡結構對經濟增長的這種潛在貢獻就是人口紅利。所謂“人口紅利”期,是指這種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形成的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人口撫養負擔相對較輕的時期。

材料二 甲圖“某省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變化”和乙圖“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1)據圖可知,目前該省人口增長的特點是 。

A.總量呈下降態勢 B.總量仍呈增長態勢

C.總量呈零增長態勢D.增長模式沒有變化

(2)簡述人口紅利對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的積極意義,并指出“人口紅利”期容易出現的社會問題。

積極意義: 。

社會問題: 。

(3)每個國家在經歷人口紅利時代后,必然遭受相應的人口老齡化之苦。按聯合國標準,如一地區≥60歲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10%或≥65歲人口達7%,則可視為進入老齡化社會。據圖示,該省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時間段在。

(4)據預計,2010年至2040年將是中國老齡化速度最快的時期,也將是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時期,你認為該如何應對我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

23.閱讀下列材料,完成下列各題。

材料一 武廣高速鐵路為京廣客運專線的南段,位于湖北、湖南和廣東境內,全長約1068.8公里,投資總額1166億元。2009年12月9日試運行成功,26日正式運營。列車最高時速可到394公里。

青藏鐵路線南段格爾木至拉薩段全長1142千米,“以橋代路”的長度達159.88公里。京滬高速鐵路“以橋代路”的長度更高達1061公里,占全線長度的80%。

材料二 青藏鐵路南段示意圖(下左圖)

材料三 武廣高速鐵路示意圖(下右圖)

(1)青藏鐵路與武廣高速鐵路的建成通車主要依賴于哪兩個條件?

(2)武廣高速鐵路城市間線路走向更平直,請分析其原因。

① ;

② 。

(3)下列有關兩條鐵路沿線敘述正確的有(多選)

A.青藏鐵路沿線地區冬季受寒潮影響大

B.武廣高速鐵路沿線地區夏季受春旱影響大

C.青藏鐵路經過省區農業以高寒畜牧業和河谷農業為主

D.武廣高速鐵路經過省區農業以混合農業和商品谷物農業為主

E.青藏鐵路沿線新能源豐富

F.武廣高速鐵路沿線常規能源資源豐富

(4)我國南北向已有多條交通干線,為什么還要修建武廣高速鐵路?

一、選擇題

1.A 2.C 3.A 4.D 5.B 6.C 7.B 8.D 9.D 10.B 11.B 12.A 13.B 14.A 15.D 16.A 17.C 18.A 19.D 20.C

二、綜合題

21.(1)1010;1040。(2)東北風。(3)M(1分);B。(4)ABC。(5)從左到右依次為:沈陽、武漢、太原、廣州、海口。

篇8

一、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標準。

在論證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目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證上都還沒有一個一致的結論。正如伊斯特林(Easterlin)所言：“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系統相關關系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注：李建民、王金營：“中國生育率下降經濟后果的計量分析”，《人口與經濟》2000年第1期，第8-P16。）這樣，在評價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時便缺少一個統一的科學標準。人多一定會給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嗎？僅從人口密度上來講，根據資料（注：《國際統計年鑒》，(2000)年。），1998年的人口密度印度是每平方公里295人，而中國香港6690人，日本334人，韓國469人，英國239人，德國230人。這些國家或地區并不認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問題，有的國家還苦于生育率低和勞動力短缺。因此把人口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妨礙是不科學的。

在討論印度人口對經濟增長造成巨大壓力可考慮：人口與消費、人口與投資、人口與分配、人口與就業、人口與耕地、人口目標與經濟目標等。本文主要從需求角度探討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妨礙按現代馬爾薩斯主義觀點是從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通過如下途徑實現：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杜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于按照這樣的途徑是需要一定條件的。

二、對印度1991-1998年（注：本文選取印度1992-1998年的數據，是因為1991年6月拉奧上臺后，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下，印度對傳統的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進行了大膽改革，1991年7月了“經濟改革計劃”，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口與投資的實證分析。

按人口對經濟增長妨礙的這條途徑看，人口增長壓力使經濟增長的努力集中在消費品生產方面而不是生產資料生產方而。同時人口增長會減少個人儲蓄，特別是用于投資的儲蓄更加困難。這就妨礙生產的改進和增加，限制經濟增長。這樣來看人口增長應該與儲蓄和投資增長的受阻有一種強相關關系。現將1992-1998年的人口增長與投資及儲蓄聯起來分析：

表1：（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1、表格中①、⑤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統計基數不統一，這里對①做了一下處理，（⑤1994年數據缺失，為了計算的方使估計為19.0）。

2、②③④數據見"Im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②1998年數據缺失），第513頁，并進行了計算。

3、⑥數據見"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從表1的數據可直觀地看出人口自然增長率（Pr)、投資率(Ir)、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私人存款增長率(PDr)定其存款增長率(TDr)的年度變化軌跡發現：人口自然增長率呈現出整體回落的趨勢，與經濟增長關系不大，這應該說是七十年代以來印度推行“國民節育”人口政策的結果，當然也有經濟發展帶來的子女撫養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響，不過至少可以判斷人口增長率下降帶有極強的外生性。而投資率(Ir)尤其是總固定資產增長率(GFCr)與經濟周期性波動幾乎一致，經歷了90年代前期迅速上升和后期的穩定回落，帶有極強的內生性。而對經濟發展后勁很重要的儲蓄的變動對投資和經濟增長有一定的滯后性。

從表1中數據可看到經濟增長(GDPr)與投資(Ir、GFCr)的關系比校緊密，但人口與儲蓄和投資的關系并不明顯，儲蓄(PDr、TDr)的變動甚至與投資的關系都不明顯，人口增長、儲蓄、投資都有各自獨特的變動途徑，這是一個與前面的推斷很矛盾的結果。為更好地驗證這個結果，以下先取表1中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與投資率，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分析（注：本文中的最小二乘法線性回歸是用SPS510。0軟件做出來的。）。

附圖

據此也可以得到結論：人口自然增長率與定期存款增長率和投資率的相關性很差；人口增長，儲蓄存款和投資形成各有自己特殊的途徑。

從另一角度來，人口增長—總體消費所占比例大—社會積累比例少～儲蓄、投資受限制～經濟增長受限這樣一條途徑要發揮作用還依賴于這樣一種假設：印度經濟發展是“投資約束型”而不是“需求約束型”，這一條件在“短缺經濟”成立。但“短缺經濟”只是“轉型經濟”國家特有的現象。且對印度來講經濟發展沒有“投資瓶頸”的問題。這里有三個表現：(1)，對外開放，外資大量涌入(實際上，在全球化的趨勢之下，任何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只要自己不搞封閉，如果存在良好的投資機會，不會沒有投資資金的涌入，全球僅游動資金就有10幾億美元)。(2)，居民儲蓄存款大幅增加。(3)，外匯儲備增加。見表3：

表3。（單位：DI和PD為億印度盧比，FR為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見"Int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IMF，1999。其中的數據同"World lnvestrnent Report"，UN，1999，有所不同，不過并不影響問題的析。

這樣看來，印度經濟發展尤其是到了現在不是缺少資金，而是常常缺少投資機會，告別“投資饑渴”，挑戰“需求不足”。這可能是印度經濟以后所需要接受的更大挑戰。

三、印度1991-1998年人口、消費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宏觀經濟學中有“乘數原理”，人口增長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通過如下渠道由“乘數效應”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1)，新增人口增多—消費人口增多—消費需求增多～經濟增長。(2)，新增人口增多—對新增人口的生活、教育、住宅投資增多—經濟增長。1998年印度個人平均消費支出為287美元，通過“乘數效應”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就很容易看出來。

在論述印度人口壓力時往往從人口和投資的關系出發強調對投資的妨礙性，其實只要換個角度，就有不一樣的結論。看這樣一條途徑：人口增長—總體消費增加—刺激內需—乘數效應（同時對投資乘數效應）—經濟發展受到鼓勵。如果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便涉及到人口增長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效應，這是典型的積累與消費的關系問題。從理論上講積累與消費應該有一個最佳比例以促進經濟增長，但僅就目前而言，并沒有人能在理論上和實證上做出令人信服的論證，從根本上講無法判斷出增加投資或是增加消費對經濟的促進作用更大。各國具體經濟情況不一樣，有的可能需要較高的投資率，有的需要刺激需求，而更多國家要在需求上下工夫。現把投資、消費和凈出口與經濟增長聯系起來分析：

表4：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單位：%）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總投資(I)　 2.65　 -1.02

4.13　 4.52　 -0.34

1.80

1.84

總消費(C)　 3.03

3.74

5.42　 5，88

5.60

4.82

8.01

凈出口(E)　-1.01

0.02　 -1.18　 0.75　 -0.54　 -1.08　 -1.29

GDP(GDPr)　 5.4

5.0

8.1

7.4

7.4

5.0

5.8

資料來源：1，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2，GDP數據見"Statistical Yearbook"，forty-fourth isue，UN，1997，其中1998年的數據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

通過觀察表四中的總投資(I)、總消費(C)和凈出口(B)對GDP增長(GDPr)的貢獻可以看到，在印度總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是非常顯著的，而投資對GDP的增長作用不是很明顯，凈出口更是發揮了反作用。這和中國比較有較大的區別。（中國就90年代以來，總投資在經濟的增長中大體起到了50%的作用，凈出口在經濟增長中大體起到了10%左右的作用（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剛好印證了前面的強調消費對經濟增長的積極性時發揮作用的那條途徑。

為更好地驗證，對總投資、總消費和凈出口和CDP增長進行最小二乘法線性相關分析。

轉貼于

表5：抽出表4總投資，總消費的增量結果（注：這里做增量的分析是因為投資(Ir)，消費(Cr)對GDP的貢獻是從總量的角度來統計的，而GDP是增量結果，這里需要統一。實際也對表四的數據直接進行了相關性分析，但是結果并不顯著，這也就驗證這里這樣處理的合理性。）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Ir

-3.67

5.15

0.39

-4.82

2.14

0.04

Cr

0.71

1.68

0.46

-0.28

-0.78

3.19

GDPr

-0.4

3.1

-0.7

-2.4

0.8

表6：線性相關分析結果

附圖

據此可得結論：無論單獨做一元線性相關分析還是做二元線性回歸分析，需求中的總消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之間具有比投資更好的相關性（表6中的b和R[2]很明顯）；消費對經濟有更強刺激作用。這樣人口規模如果能夠刺激消費，再由消費帶動經濟增長，則印度人口問題就沒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而是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實際上就需求理論而言，消費對經濟的刺激作用總是第一位的，資本需求是不能脫離消費需求而獨立存在，消費需求減少，投資需求也會相應減少，兩者之間并不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就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兩者存在著相互促進的影響，消費會引導投資，投資收入刺激消費，如此循環。正如伊斯特林指出“已建立的居民戶的戶主或成員從新的就業機會和收入機會中已經獲得收益。獲得收益的居民戶將可能產生一種乘數效應和新的消費支出，也可能導致新的工商業投資。”（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384頁。）單獨而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只有在“轉型期”國家才表現得特別突出。

從一定程度上講，人口增長是經濟增長的刺激因素和動力，人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人口增長放慢，消費減少，如人們生活水平沒有很快提高，就容易形成有效需求不足，不能創造出足夠就業機會和產品市場，造成資本閑置和產品過剩，這就是凱恩斯和漢森所提出的“停滯理論”（注：黃乾：“試論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經濟關系認識的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2期，第136-142頁。）。從這一角度來講，印度人口所帶來巨大的國內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后勁很足。當然，這一理論也遭到了一些經濟學家的否定，如熊彼特指出“欲望和有效需求并不是一回事”。羅賓遜指出，“有可能利用的勞動的增加，確實能使人的必需物品增加，但是能不能使有效需求增加呢？”（注：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第244頁。）。這些批評認為，人口帶來的消費欲望不一定會形成消費需求，實際上有效需求問題是分配領域中的公平問題，解決好公平問題，也就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應該是在別的領域探討的問題，而且，人口規模的巨大從需求的潛力來講，誰都不會否認。

另外，從印度經濟發展的實踐來看，90年代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積累（見下表），可以說正是第三產業巨大的從業人口數量才托起了印度經濟的起飛。這一點中國有所不同，90年代以來中國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第二產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70-80%的貢獻率（注：見《國際統計年鑒》(2000)。））。這一區別是有很大的意義的，第三產業看消費，第二產業看投資。第三產業是直接面對大眾消費者的，這說明了在印度的經濟增長中，居民消費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印度而言經濟增長的重心是在于總需求中的消費。

表7：印度三次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第一產業

1.63　 1.04　 1.49

0.06

2.36　 -0.25

1.83

第二產業

0.95　 1.41　 2.18

2.90

1.49

1.44

0.98

第三產業

2.11　 3.11　 3.40

3.94

3.25

3.39

2.66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1997，2000)其中1995年前后的統計基數不統一，但是從相對指標來講不影響分析問題

人口增長放慢對經濟的抑制作用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近鄰日本。日本人口總量已經由停滯到下降，可是日本人口的停滯乃至下降并沒有為日本的經濟增長帶來推動，相反，日本人口增長的停滯和嚴重老化，正成為經濟缺少活力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印度人口規模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隨著經濟發展，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國內總需求也進一步擴大。隨著私營經濟發展，印度出現了一批大壟斷財團，具有極強購買力和消費需求；印度眾多中小企業家，擁有相當經濟實力；改革開放中出現了一大批暴發戶，積累了數億盧比財富，也具有很強購買力；長期以來印度對機關公務人員及知識分子實行較高工資政策，使其成為具有一定購買力的龐大群體；60年代中期以來的“綠色革命”、“白色革命”和“藍色革命”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龐大的農村富裕階層。上述種種人形成的中產階級隊伍逐漸擴大，據估計其人數超過2億（注：文富德：“世紀之交的印度經濟發展及其前景”，四川大學南亞所，http//google.com搜索所得。），這些階層巨大的消費需求對印度經濟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力量。印度市場潛力極大，為經濟發展帶來很強后勁，而這種市場潛力是由印度人口規模所提供的。

表8：印度消費品普及率

乘車普及率

傳真機

移動電話

（輛／千人）(1996)（部／萬人）(1995)（部／千人）(1998)

世界

90.4

93

55.3

印度

4.4

1

1.2

資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鑒》(2000)。

目前印度人口對耐用消費品的擁有率還不高，因此市場潛力巨大。對印度的經濟發展來講，這是極大的機會。西方跨國公司已注意到這點，盡管印度投資環境還不盡如人意，然而它們都開始紛紛進入印度，這些跨國公司以及印度本國的民族企業未來的發展，乃至印度經濟的增長都要依靠這個巨大的市場。

最后說明一點，本文提出的對印度人口問題的樂觀分析，做出的這些解釋都只是在對已經存在的人口規模找到經濟發展的機會。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6第一版。

2、賴德勝：《教育與收入分配》，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第一版。

3、戴維·羅默著，蘇劍、羅濤譯：《高級宏觀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第一版。

4、彭松建：《西方人口經濟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第一版。

5、［德］克勞德’F·齊海曼編，彭松建，周雄飛等譯：《適度人口經濟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第一版。

6、楊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6第一版。

7、黃乾，“試論西方學者關于人口與經濟關系認識的演變”，《廣東社會科學》1999/02，P136-P142。

8、陸杰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口與經濟關系問題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人口與經濟》1999/06，P3-P10。

9、李建民、王金營，“中國生育率下降經濟后果的計量分析”，《人口與經濟》，2000/01，P8-P16。

10、陸亨俊，“在研究南亞問題的時候，不能忽視印度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經濟參考報》1999/9/13。

篇9

關鍵詞：人口約束；高等教育；生源拐點

中圖分類號：F241.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3）09000307

一、引言

人口因素是教育發展的基礎，也是教育發展的根本出發點與落腳點。回顧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史，龐大的適齡人口與精英篩選機制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然而，當前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與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兩種值得深思的現象：一是近五年高考報名人數持續下降，從2008年的1 050萬下降到了2013年的912萬；二是中國高校數量仍在持續擴張，全國各地新建、籌建本科院校不斷增多，2008年3月至今，全國共有257所高等院校獲批升格為“大學”，占到目前全國高校總數的10.35%，其中2013年籌備新建本科院校及籌備升格本科院校達177所。在逐漸減少的高考報名人數與不斷增長的高校數量之間，我們不難看出未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將面臨生源形勢逆轉的全新挑戰，高等學校的生存環境與發展模式也必將因此發生根本性轉變。生源問題將是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面臨的重大約束，近十余年來快速擴張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亟待調整。對生源拐點到來的趨勢進行未雨綢繆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從人口結構看，中國人口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劇烈轉變，人口出生率自1987年以來持續下降，導致各層次教育的適齡人口均出現下降趨勢。雖然高等教育受到人口因素影響的時間要滯后于中小學，但近五年高考報名人數連續下降的事實，反映出人口轉變的寒意已然襲向金字塔之尖的高等學校。事實上，在學術研究領域不少學者已經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且大部分學者都認為生源危機的出現不可避免，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應對之策。楊益民和凌亢[1]從市場競爭的角度，對考生和學校這兩類行為主體的力量對比變化進行研究，認為高等教育招生將逐漸轉變為買方市場，部分高校將因生源不足而產生生存危機，尤其是社會公眾形象不佳的和地域位置較差的學校，更是難為“無米之炊”。陳偉和顧昕[2]認為新生人口減少將沿著小學、初中和高中的學齡鏈條最終作用于普通高校報名人數，未來普通高校的計劃招生數可能會超過報考人數，出現錄取率達“百分百”的現象，提出“控制人口數量將是中國今后較長時期內的一項重要任務”。賈永堂[3]通過對弱勢高校的生源問題進行分析，認為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催生了一批弱勢高校，這個群體的數量還在不斷擴大，其薄弱程度也在不斷加重，學生的入學愿望與入學能力也在持續弱化，弱勢高校必將面臨生源短缺的困境。袁先海[4]則以獨立學院生源為例分析了高等教育人口問題，認為全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下降對獨立學院的生源影響更大，在生源危機面前，獨立學院要有所作為，須提高教育質量，形成辦學特色。從現有研究來看，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如果不改變中國高等學校現有發展模式，未來部分高校將面臨破產危機，同時會產生教學質量、教育效率和學校管理等一系列問題。現有研究主要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定性分析為主，較少對人口結構與高等教育發展問題進行定量分析；二是沒有形成規范的理論體系，多是進行經驗分析或是對近年來出現的社會現象進行“就事論事”的探討。

從高等學校近幾年的招生實踐來看，招生難問題的日益凸顯正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各地高校為了爭奪生源花樣百出，“美女招生”、“賣萌”廣告層出不窮，甚至在南方的一些城市“空調房”也成為“賣點”之一。從人口轉變理論層面看，高等學校的生源危機類似于經濟學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就高等教育生源而言，隨著高等教育的規模化擴張，生源供給開始改變完全彈性的狀態，成為稀缺資源，生源“價格”開始上漲，這時高校必須以更加優惠的教育回報才能招收到學生，因此這種生源轉變的現象可稱之為生源“劉易斯拐點”。

高等教育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會對中國高等教育產生深刻影響。從不利的方面看，高考報考人數逐步減少將會成為一個常態。一方面，高考適齡人口會逐步減少；另一方面，隨著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高等教育服務國際競爭的加劇，選擇報考國外高水平大學的考生會持續增加，對中國高校生源的分流作用會愈發明顯。因此，中國高校生源逐步萎縮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勢必會導致部分高校由于生源不足而面臨困境。同時，在我國現行高等教育體制下，絕大部分高校為公立學校，其退出機制尚不健全，一旦出現生源枯竭，將面臨人員分流、資產處置等一系列棘手問題。從有利的方面看，生源問題會推動我國高等教育教學改革，通過院系、學科及專業資源的調整與優化，由注重學生數量轉變到提高辦學質量上來，發揮高等院校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成為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實現根本轉變的一個契機。若能及時把握變動趨勢，決策得當，人口與教育的互利作用將會提高國民的總體福利。從不利的方面看，如果不能根據人口結構變動趨勢及時調整高等教育發展戰略，則會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重大不利影響。因此，根據人口轉變特征對高等教育發展戰略進行及時調整變得非常迫切和重要。

二、人口轉變與高教生源“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是關于二元經濟中勞動供求轉變拐點的論述。主旨思想是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部門富余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不斷轉移，勞動力會由無限供給逐漸走向短缺，工業部門的工資開始上升。其實質在于勞動力供給由過剩向短缺轉變和勞動力工資從不變向上漲的轉變 [5]。“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勞動力無限供給時期的結束，支撐工業部門快速擴張的廉價勞動力將不復存在。與勞動力供需結構轉變類似，高等教育領域也存在著類似的“劉易斯拐點”，我們不妨構建一個簡單的高等教育生源“劉易斯拐點”模型對此加以說明（見圖1所示）。

圖1高等教育生源“劉易斯拐點”模型

與經典“劉易斯拐點”模型相比，在高等教育生源“劉易斯拐點”模型中，勞動力供給曲線由生源供給曲線所取代，勞動力需求曲線則變為高等學校招生規模曲線。圖1中的縱軸由原來的勞動力工資價格變為教育質量或教育回報，橫軸則由勞動力數量變為生源或招生數量。隨著人口結構的轉變，生源數量開始逐漸減少，生源供給曲線由原來的S0變為S1，即由完全彈性的無限供給狀態變為向上傾斜的有限供給狀態。隨著高等教育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招生需求曲線則由D0變為D1。在傳統的無限供給狀態下，高校可以在原有教育質量及教育回報下招收到任意數量的學生，但隨著供給曲線彈性的減少，高校要想招收到足夠數量的生源，則必須相應提高教育質量或教育回報水平。這意味著由于生源的減少，生源的“價格”開始上漲，高校必須付出更多的回報才能實現供需的平衡，同時此時的均衡點F1的生源數量要少于E1點的數量，表明現在高等學校的招生規模也因此受到抑制，無法向過去一樣無限地擴大招生規模。因此，由于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必須通過提高高等教育質量和教育回報，同時減緩高校擴招速度，才能實現高等教育市場的供需平衡。

通過高等教育生源的“劉易斯模型”，我們可以參照經典“劉易斯模型”及中國勞動力市場轉變的實踐來更深入分析高等教育生源供需市場的情況。從勞動力市場看，在“劉易斯拐點”到來之前，人口紅利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這已得到許多學者研究的證實[6]-[9]。與經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相類似，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也受益于其特殊的“人口紅利”。在過去30年間，中國總人口中青少年人口占比的上升，對高等教育形成了強烈需求，高等教育規模得以實現迅速擴張，成為我國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同時經濟的快速增長，為國內高校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財力支撐，而高等教育的發展又為經濟建設提供了人才保障。因此，“劉易斯拐點”和人口紅利理論可以很好地解釋中國過去30年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的原因。

然而，隨著中國人口增長速度開始放緩，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結構進入重大的轉型時期。據聯合國研究報告測算，從2010年開始中國人口撫養比呈現快速上升的態勢，勞動人口占比持續下降，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國家統計局的《201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也顯示，截止2012年末，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93 727萬人，占總人口的69.20%，比2011年末下降0.60個百分點；而60周歲及以上人口19 390萬人，占總人口的14.3%，比2011末提高0.5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自2010年以來，“用工荒”、“招工難”等現象在部分地區頻頻出現。雖然學術界對于“劉易斯拐點”在中國是否已經出現尚有爭論，但中國即將步入漫長的“人口紅利”衰減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這無疑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刻影響。與之類似，隨著人口結構轉變也將會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較大的沖擊。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在中國的實現，中國高校規模和數量均已達到了高峰。然而隨著人口結構轉變，適學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生源問題將日益突現，生源逐步萎縮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可以預見，在中國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已不再遙遠。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劉易斯拐點”的核心在于人口供給的有限性，勞動力的供給在達到一定程度后開始后彎，原有工資上漲的幅度不足以替代人們享受閑暇能夠獲得的效用，除非大幅度地增加工資。勞動力的稀缺足以推動工資大幅上漲，擠壓企業利潤，導致投資下降。所以，經濟起飛后的國家必須解決發展初期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的問題，積極尋求相應的破解路徑。同樣，高等教育發展也會存在這樣的生源“劉易斯拐點”。隨著人口出生率的持續走低，適學人口逐年下降，高等教育的生源供給會出現類似勞動力供給那樣由以前的完全彈性變為向右上方傾斜，這時，高校也只有不斷地通過提升自身競爭力，提高院校知名度，提供更加優質的教學服務才能吸引到學生，這種生源供給由過剩到短缺的轉折點，我們稱之為高等教育的生源“劉易斯拐點”。中國目前正在經歷的人口年齡結構轉變事實表明，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不可避免，中國高等教育即將面臨一場重新“洗牌”。隨著高考報名人數下降，如果高等學校招生人數不能及時調整，必然會出現大規模的招生缺口。未來高校間的生源競爭將日益加劇，不能實現合理定位和順利轉型的高校必將被淘汰。生源萎縮是人口約束下高等教育發展面臨的最直接的問題。此外，隨著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出現，還會給高等教育發展帶來一系列其他問題，如生源質量下降，教育經費不足，教育資源的閑置、浪費，大量高等教育從業人員面臨失業等。中國未來的高等教育發展必須要充分考慮人口結構轉變帶來的約束，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發展戰略，實現高等教育由“粗放擴張”向“以人為本”轉變。

三、人口約束與高等教育

上述理論分析表明，隨著人口結構轉變，中國未來出現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將迫使高等教育發展必須進行戰略轉型。而從現實情況看，中國高等教育生源 “劉易斯拐點” 的出現也已不可避免。

（一）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得益于充足的適齡人口

人口年齡結構是影響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因素，是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長和人口遷移變動綜合作用的結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產變動的基礎和起點。從經濟學角度看，人口年齡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各子系統都關系密切。尤其是以人才培養為主的教育產業發展，會因適齡入學人口的變化面對一系列的挑戰和難題。例如，生育率變化引起的高等教育入學人數的波動，會使教育資源產生不足或者浪費；人口遷徙則會引起遷入地教育資源緊張；由市場景氣程度決定的就業人數又影響著返回學校接受教育的人口等。因此，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影響我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重要因素之一。

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與充裕的適齡人口密切相關。與龐大的適齡人口相比，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短缺造就了中國高考的火熱現象，參加高考并進入大學被絕大多數中國家庭視作改變命運的重要機遇。但自從1988年開始，中國新生嬰兒出現持續的負增長，這也直接導致了近年來出現生源開始減少的歷史性轉折。相較于中國而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和地區早在20世紀就出現了高等學校生源不足的問題，所以需要轉而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招收學生。展望中國高等教育發展，隨著適齡人口減少也必將面臨這種局面，因此應當提前應對。

（二）高等教育的適齡人口逐年減少

隨著后參加高考的一代人進入生育期和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新生嬰兒數量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呈現持續快速的下降，人口年齡結構的這種變化對當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十分明顯。同時，高等教育的規模化發展也使越來越多年輕人改變了婚姻和生育的計劃，進而影響了中國人口整體的增長趨勢。中國新生嬰兒數量由1991年的2 250萬人持續下降到2012年的1 635萬人。

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導致中國小學入學人數的減少。中國小學生在校人數已由1995年的13 195.15萬人逐年減少到2011年的9 926.37萬人，16年間減少了近3 200萬人。同時，小學學校數量也在銳減，2011年全國共有小學24.12萬所，相比1995年的66.87萬所，縮減了63.93%。而同期，在校大學生數量卻在逐年增加。其中研究生數量，從1990年的3萬左右，激增到2012年的44.64萬，18年增長近14倍。這種人口轉變趨勢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必然是顯著的。一方面，新生兒增長率的減少可以使國家有更多的資金投入到教育中，而非解決人口的溫飽和基本生活，并在相當程度上減少了高等教育師資和硬件設施的壓力，轉向以提高教育質量為主；但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對學齡人口變化做出前瞻性的判斷，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轉變，高等教育發展思路也需要相應調整，應當避免在遇到波峰時只顧一味投資和擴張，卻忽視教育波谷時出現資源浪費的短視行為。

（三）高等教育的招生趨勢將出現拐點

近三十年來中國高校數量及招生規模逐年上升。1985年突破50萬人，達到62萬。1997年達到100萬人。之后，中國的高等學校年錄取人數持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高等學校錄取率也不斷上升，從1998—2011年高等學校錄取率年均增長率達到15.30%。隨著招生規模的擴大，盡管北上廣考生扎堆現象依然嚴峻，但其他省份部分高校及部分專業開始出現招生難問題，這從高等學校近年來花樣百出的招生方式就可見一斑。同樣，不少學校還在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導致部分高校部分專業的研究生招生也開始面臨招生難的問題。可以說，在現有人口變動趨勢及高等教育發展趨勢下，高等教育未來必將面臨生源危機，高等教育發展將面臨嚴峻的挑戰。

與之相對應，中國高考的報名人數則從2007年開始下降，由2007年的1 144萬人，下降到2013年的912萬人，下降比例達25.44%，平均每年下降比例超過4%。同時，棄考的人數也在以每年10萬人左右的速度增加。2010年，全國大約有80萬名學生棄考，2013年全國棄考學生更是達到100萬人。從好的方面看，生源的減少有利于中國高等教育提升教育質量和普及高等教育，提高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但從壞的方面看，如果控制不好高等教育的擴展速度，生源的減少將直接影響許多高校的生存。而西方發達國家在面臨招生難問題時所采取的大規模海外擴招的發展對策，基本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因為世界主要的高等教育市場就在中國，而且短期內中國也很難把國內高等學校整體教育水平提高到世界較為領先的地位，以吸引眾多的留學人員。因此，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必須要立足于當前人口現狀，同時兼顧未來人口發展趨勢的變化，尤其是對學齡人口的變動要有科學的預測和充分的考慮。

四、高等學校供求缺口預測

為清晰地勾勒中國高等學校生源變動趨勢，我們有必要測算中國中長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變化趨勢和高校教育供求缺口，從而為制定更有針對性的中長期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一）指數平滑預測模型

對高等學校在校人數與高等學校數量變化趨勢的預測，所選用的指標數據并不具有明顯的季節波動，對此，我們采用指數平滑方法中無季節性模型和雙指數平滑兩種方法進行擬合與預測。

1.無季節性模型（Holt-Winters）

時間序列yt的平滑序列t的計算公式表示為：

（二）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測算

由于難以準確判斷未來高等學校在校學生年齡的分布情況，對于中長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預測，我們將采用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這一統計指標。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是衡量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是判斷高等教育相對規模和教育機會的重要標準，指寬口徑高等教育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于1997年重新修訂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1997》，1998年教育部制定了高等教育統計口徑和毛入學率的計算方法，寬口徑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包括研究生、普通高校本專科、成人高校本專科、軍事院校本專科、學歷文憑考試專科、電大注冊視聽生專科、網絡學院本專科、電大開放式本科、在職攻讀學位研究生、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本專科。在校生人數與適齡人口（18—22歲學齡人口總數）之比。對于中國中長期高等教育需求量的預測，我們將首先預測中長期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與18—22歲適齡人口數。

1.中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測算

在不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死亡、遷出和遷入等因素的假設前提下，以1982年、1990年和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為基礎，采用年齡推移法，可測算出1982—2028年18—22歲學齡人口數。

1982—2028年18—22歲適齡人口數變化呈現波浪式變化趨勢，1997年為1982—2028年的最低點，為0.59億人，1989年與2008年出現兩次波峰，分別為1.29億人、1.25億人，2009年后18—22歲適齡人口數再次下降，2020年18—22歲適齡人口數下降至0.72億人，2021年出現波底，為0.70億人，2022年開始上升，2028年18—22歲適齡人口數為0.76億人。1982—2028年18—22歲學齡人口數總體上呈衰減趨勢。

2.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計算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高等教育在校人數，以及利用年齡推移法計算出的1982—2011年18—22歲人口數，

利用年齡推移法計算出的1982—2011年18—22歲人口數大于非人口普查年份人口抽樣調查數據。而使用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會導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偏高，因此，本文以1982年、1990年與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數據為基礎，利用年齡推移法計算出1982—2011年18—22歲人口數，并以此計算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可計算出1982—2011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自1977年恢復高考至1998年，中國堅持走精英化高等教育發展道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較低。1982—1992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年均為1.47%，1993—1998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年均為3.73%。1999—2003年普通高校連續5年超常規擴招，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速加快，年均為7.61%。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迅猛增長，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速也隨之加快，年均達到24.91%，2011年已達到30.25%。國際上通常認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15%以下時屬于精英教育階段，15%—50%為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50%以上為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2004年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在19.92%—30.25%之間，表明我國高等教育已進入大眾化階段。

圖21982—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變化趨勢

注：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1982—2003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數為普通高等學校在校學生數，2004—2011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數為高等教育研究生、普通本專科、成人本專科、在職人員攻讀博士、碩士學位、網絡本專科生、學歷文憑考試、自學考試等在校學生數的和。

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不斷增長的趨勢與18—22歲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不斷下降的趨勢，前者決定了中長期中國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可能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這表明高等學校可容納的學生規模是不斷增加的，而后者表明高等學校生源卻不斷下降，可以推測未來中長期高等學校可能面臨嚴峻的招生困難形勢。

（三）中長期高等教育供求缺口預測

2008—2013年中國高考報名人數出現連續下滑，2010年高考報名人數為946萬余人，比2009年的1 020萬減少74萬人，到2013年高考報名人數已下降至912萬人，與2008年最高峰時的1 050萬人相比，減少了138萬人。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聯動效應的影響，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導致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量的減少，高考報名人數還將在未來幾年繼續出現下滑趨勢。而高校招生規模卻在不斷擴大，2009年招生人數同比增加30萬人，2012年招生人數比1999年增加了525萬人，錄取率已由1977年的4.8%上升到2012年74.86%，但仍出現大面積的高職院校招生計劃未完成的情況。

假設當前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10—20年間不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高考報名人數和招生人數維持2009年以來的變化趨勢，可以預測未來10—20年間高考報名人數和招生人數的變化趨勢（如表1所示）。Holt-Winters——無季節性模型預測結果與雙指數平滑方法預測結果均表明未來10—20年間高考報名人數將繼續呈現出下降趨勢，2018年左右高考報名人數將下滑至900萬人以下，2034年左右高考報名人數下滑至850萬人以下；高考招生人數將在2025年前后突破800萬人，并在2030年左右超過高考報名人數。根據Holt-Winters——無季節性模型預測結果，2032年高考報名人數為855萬人，而高考招生數為855.05萬人，將產生500人的招生缺口。雙指數平滑方法預測結果表明高校招生出現缺口的時間提前至2030年，且出現3.35萬人的招生缺口。

事實上，中國高等教育出現生源危機的時間點會早于預測出現缺口的時間，即早于2030年。原因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由于就業壓力、經濟困難和低齡留學人數增加等方面的原因，放棄高考的人數仍在不斷增加。自2009—2012年，中國應屆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的人數累計已經超過300萬，占4年報考總人數的7.84%[10]

。同時，中國出國留學人數保持高速增長，2008—2011年出國留學人數增速達到20%，其中本科生占50%。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規模的減少以及高考棄考生的增加，高等學校招生規模的下降速度可能高于本文所預測的結果，因此，高校招生困難出現的時間點有可能早于高考招生人數大于報名人數的時間點。二是高等教育的供求之間存在結構性偏差，即高校招生與考生報考意愿之間會存在結構性錯配。因為絕大多數考生都希望自己能夠進入較好的大學深造，寧肯復讀或進入社會也不愿進入較差的大學就讀，這必然導致排名靠后高校的招生出現困難。即使高考報考人數高于招生人數，依然會有學校招生出現困難。當報考人數逐漸接近招生人數時，部分高校部分專業的生源問題就會極其嚴峻。因此，中國高等教育的生源危機必然出現于2030年之前，可見問題已迫在眉睫。

平滑系數α為1，β為1，截距為912，斜率為-3.00；雙指數平滑預測結果的均方根誤差為36.27，殘差平方和為19732.49，平滑系數α為0.999，截距為912，斜率為-3.03。

五、結論與展望

自1999年國家提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以來，中國高等學校的數量及其招生規模不斷擴張，2011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達到30.25%，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將達到40%，以進一步提高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然而正如本文研究表明，隨著中國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量的不斷下降，高等學校在不久后將面臨嚴峻的招生困難。人口問題將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未來發展不得不面臨的重大約束。本文基于經典“劉易斯拐點”理論構建了高等教育生源“劉易斯拐點”模型，系統解釋了高等教育發展可能面臨的問題。生源“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是對中國現有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嚴峻挑戰，會對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形成倒逼。與其被迫改革，我們更應當利用這一機遇，盡早制定與人口結構轉變相適應的高等教育發展戰略，推動現有教育模式實現根本性轉變。對于高等教育發展戰略的制定，既要立足于當前的人口現狀，同時必須兼顧未來人口結構的變動趨勢。尤其是對學齡人口的變動要有科學的預測和充分的考慮，盡量降低人口波動對教育發展的沖擊。此外，必須轉變“人口紅利”上升階段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發展模式，從依靠增加招生計劃，擴大辦學規模的“粗放式”發展模式向依靠提高教育質量，形成辦學特色的“內涵式”轉變，形成以人為本，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

參考文獻：

[1]楊益民，凌亢.從生源狀況看中國高等教育的潛在危機[J].統計研究，2003，（9）.

[2]陳偉，顧昕.人口政策與普通高等教育的發展[J].高等教育研究，2010，（3）.

[3]賈永堂.試析我國弱勢高校的生源困境及出路[J].現代大學教育，2010， （5）.

[4]袁先海.生源危機與獨立學院的突“危”之策[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5（3）.

[5]Lewis，W.A.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J].The Manchester School，1954，22（2）.

[6]于學軍.中國人口轉變與“戰略機遇期”[J].中國人口科學，2003，（1）.

[7]王德文.人口低生育率階段的勞動力供求變化與中國經濟增長[J].中國人口科學，2007，（1）.

[8]汪小勤，汪紅梅.“人口紅利”效應與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學家，2007，（1）.

篇10

論文關鍵詞：老齡化；養老保障；改革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基本態勢與特點

我國人口基數大，改革開放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醫療衛生條件得到明顯改善，人口預期壽命日益延長，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達6．95％。到目前更已接近1．32億。而且持續增長勢頭強勁，預計2025年60歲老年人口可達2．8億．占總人口的18．4％左右；2050年將達到4億左右，占總人口的1／4以上。老齡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的高齡老年人口以每年5．4％的速度增長．高齡人口已從1990年的800萬增長到2000年的l，100萬，到2020年將達到2，780萬。作為發展中國家以及一個人口大國．我國人口老齡化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我國人口老齡化發展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人口發展達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伴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而生．呈漸進步伐，當發達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np一般在l萬美元以上。而我國成為老齡化國家時．人均gnp僅為800美元。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用于老年人口的養老支出，與收入水平的變動、老年人口規模及比重有密切關系，未富先老的人口老齡化和大規模高速度的老齡化發展對社會養老保障體系而言是一次挑戰，經濟壓力不言而喻。

(二)我國老年人口在區域分布上呈不均衡性

在上海，老年人口2000年已達238萬，占總人口的l8．5％．到2025年將達到最高峰468．8萬，占總人口的32．7％；北京2000年老年人口為188萬，占總人口的14．6％，到2025年將會猛增到416萬，老年人口的比例接近30％，大大超過現在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整體而論．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人口已經進入老齡化階段。而在中西部地區，人口老齡化的程度明顯低于東部。

(三)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愈益突出

我國城鄉差別與人口流動使農村人口老齡化更加突出。就靜態而言．由于農村嬰兒出生率高于城市，因此老齡化程度城市高于農村；就動態而言，由于農村越來越多的青壯年攜帶子女流入城鎮，城鄉老齡化的程度正在接近．因此導致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愈益突出。

(四)女性老年人負荷沉重

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歷史、文化、社會等原因．老年婦女容易受到性別和年齡的雙重歧視，老年婦女比低齡婦女以及男性老人在生活上面臨更多的困難，并往往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二、人口老齡化對我國社會養老保障提出改革要求

社會養老保障是一個內涵豐富的概念，人口老齡化對其的影響是多方面和多層次的。首先，養老保險居于社會養老保障中最根本的一環．以資金缺口直接衡量的話，人口老齡化使養老金和老年人的醫療費用支出大量增加。據統計，從1985年至1997年的l2年問，我國用于社會福利等各項支出從327億元增加至3，043億元，增長近l0倍，其中用于離退休、退職職工保險福利的費用(包括退休金)支出從149億元增長到2，068億元，增長了l2倍多，比同期國民經濟增長的速度快得多。從人口老齡化的趨勢看，社會保障各項費用的增長還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近年甚至用于社會養老保障的基金人不敷出，據報道，僅2003年，由人口老齡化引發基金缺口，中央財政就至少要補助350億。

其次，人口老齡化使傳統的家庭養老功能受到削弱，急需社會養老保障向更高層次邁進。我國人口壽命的延長，使高齡老人不斷增多，家庭內的代際數將相應增加；伴隨父母年齡的提高，子女的年齡也在相應提高，導致低齡老人供養高齡老人的局面產生，家庭供養能力會有所下降。而隨著人口老齡化、高齡化發展，帶病殘疾、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重日益增加，所以老齡化發展只解決經濟供養是不夠的，還要解決好社會照料和醫療護理問題。因此，大力培育社會化服務功能，發展以社區為中心的各項社會福利和社會服務事業，以彌補家庭養老功能的缺失，滿足日益增強的社會養老需求，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

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社會養老的發展同樣面臨較多的制約因素，如社會保障體系的覆蓋面低、缺乏系統的老年服務體系、養老設施嚴重不足、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偏低等。具體就養老保險來說，目前我國城鎮職工實行的“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相結合的養老保險計劃，現收現付，從目前的情況看，每年的養老保險資金缺口還在不斷地加大。據統計，25年后養老保險資金缺口可能會從現在的2000億元增加到1．8萬億元。根據世界銀行的預測，在現行的養老保險計劃下，中國的基本養老基金將在2032年左右開始出現收不抵支。現收現付制如果不進行改革就有可能把國家財政拖垮，很高的收繳比例也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瑞士和日本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瑞士是歐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日本是亞洲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進一步加快，由此而來的養老保險問題日趨嚴重。面對日趨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這兩個同屬于世界首富之列的國家，都采取了積極的防范措施，調整和改革了各自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

(一)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

瑞士和日本在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都以國家的基本保險為核心。這種單一的公共支柱雖然解決了社會再分配的功能，卻難以同時肩負儲蓄即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和保險即保障退休工人的基本生活的功能。兩國的做法都是建立國家、企業和個人各自負責的多支柱制養老保險制度。在原有國家的基本保險基礎上，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同時，國家給予一定的優惠稅收政策，鼓勵個人通過儲蓄為退休積累一定的養老金，將個人多余的資金以儲蓄的形式進行融資。

(二)規范原有養老保險體制、控制新的養老保險規模

日本新的養老保險制度主要從開源和節流兩個方面著手來規范原有養老保險制度，增加養老保險的收入，同時，控制新的養老保險收益規模。而瑞士則更多地通過復雜的收益與繳費的精算關系，確保貢獻與收益的平衡。

(三)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

面對人口老齡化，瑞士政府以建立養老金補償平衡基金的方式，依托此項基金的穩定的投資回報，來彌補基本養老金計劃的缺口，增加國家對養老保險的投入。而日本則更多地依靠政府財政的直接支出的增加。

(四)確保養老保險基金的增值

調整和改革后的基金制的養老保險制度的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養老基金通過私營公司的管理進入國際或國內資本市場，以最大限度地獲得回報為目的。這樣也就避免了現收現付制下，政治因素對養老金投資的影響，避免了將退休者的保命錢投資到或借貸到瀕臨破產的企業中。

四、加快我國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改革應對老齡化問題

(一)完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形成多支柱體系

我國原來實行的現收現付的以公共養老金為基礎的老年保障體系已不能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國家獨立支撐的養老保險體系轉化為由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共同承擔已成為政府必然的選擇。因此，我國應增加企業和個人的義務，在國家基本保險之外建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支柱和個人自愿參加的其他補充保險，形成新的三元模式。

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資金籌集、管理運作以及養老金發放方面，應該逐步分離，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分別實施。隨著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到來，基本養老金的比重應該逐步縮小，更多地發揮補充養老保險的作用。

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正在推行的是完全積累式的養老保險，仍處于探索階段，覆蓋面很小，保障水平較低。從我國人口變動的趨勢來看，隨著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以及農村青年人口的大量外流，未來的我國養老問題，難點在農村，重點也在農村。由于農村老人數量極大，農民本身又有土地使用權，因此從主體來說，農村養老應以家庭為主，社會為輔，提倡老人自養，樹立自我養老意識。對于農村“三無”老人繼續實行“五保”制度；對于遵守國家生育政策而形成的獨子(女)戶、雙女戶，繼續推行計劃生育養老保險。還可以因地制宜推廣綠色養老保險，在鄉村利用資源優勢，開辟養老田、養老山、養老林、養老塘的形式，為農村老齡化人口自我養老提供一個平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可以自愿實行農民退休金制度，根據當地經濟發展水平，老年農民或按年度或按月份領取一定數額的退休金。

(二)建立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設

當前我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收繳與支付都由國家來執行，帶有統籌的公有制的性質，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急需在資金運作方面下工夫。政府財政職能的轉變、養老社會保險經營上的不足、公共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收益率偏低的需要以及調動社會成員參與養老保險積極性的需要，都呼喚基金管理公司的建立和商業養老保險公司的建立。

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是依據法律來經營管理全國養老保險業務、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法人資格的經營單位，它利用社會成員繳納的養老保險費依法進行投資經營活動，以保證養老保險基金的增殖。目前，在我國養老保險基金只能投資于政府公債、存人國家銀行獲取利息，受到通貨膨脹等的威脅。特別是這幾年，國家為了擴大國內需求，政府公債、銀行存款利率在不斷下調，養老保險基金實際收益率并不高。建立養老保險基金管理公司，能夠將養老金的投資收益狀況直接與公司的生存、公司的利益相聯系，調動公司管理人員管理養老金的積極性。商業養老保險必將在養老保險體系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養老金繳納的時間長，有定期性，儲蓄的時間也很長，比較適合作長期投資，而長期投資的收益則是很高的。

(三)加強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引導監督多支柱體系

政府對社會養老保險應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制定政策起引導、宣傳和監督的作用，不直接管理基金。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是一種“基本養老金+強制性儲蓄積累”的二元養老保險模式，從功能定位和保障目標上看兩者應該有所區別，政府在此間的職能應該逐步分離，行使宏觀調控職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