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域經濟發展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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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域經濟發展綜述

篇1

【關鍵詞】縣域經濟;發展指標;發展模式

1.縣域經濟的內涵及特征

1.1 縣域經濟的概念界定

高煥喜(2005)指出,縣域經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縣域經濟是縣域范圍內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綜合;狹義上,縣域經濟指的是以縣級經濟區域為地理空間,市場為導向,以縣級政權為調控主體,具有地域特色,功能完備的區域經濟。孟憲江,劉福剛(2005)認為,縣域經濟是以縣級行政區劃為地理空間,以縣級政權為重要推動,以市場為導向,優化資源配置,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備的特殊區域經濟。馮德顯(2004)指出,縣域經濟指的是縣域范圍內,各種經濟成分有機構成的一種區域性經濟系統,在國民經濟體系中占據特殊的重要地位。朱舜(2001)認為,縣域經濟是縣行政區域多種經濟活動交織形成的經濟有機體。

綜合上述學者觀點,縣域經濟是指在縣級行政區劃范圍內,以農業經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涉及產業各部門協調發展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區域經濟。是以縣城為中心,以集鎮為紐帶,以農村為腹地,廣大鄉村為基礎的區域性經濟,包括縣城經濟,鄉鎮經濟,村域經濟各個層次。

1.2 縣域經濟的特點

區域性。王懷岳(2001)指出縣域經濟在空間上具有一定的范圍,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間可分的行政界線。縣域經濟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在一個特定的區域進行,縣域的經濟管理權限也集中在這一范圍內。有學者認為,由于各個縣域地理位置、資源條件和發展基礎的不同,不同縣的縣域經濟發展差別很大,存在明顯區域性的特點。

開放性。陳清(2004)指出,由于縣域之間存在自然資源、經濟發展水平等條件的不同,縣域之間必然存在差異和梯度。縣域經濟的發展必然以與外界交往為前提。凌耀初(2005)指出,縣域經濟不僅僅等同于縣行政區劃的經濟,它可以突破人為劃分的區域和邊界,實現經濟的集聚和交流。張秀生(2007)指出,盡管縣域經濟使在縣行政區域長期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來的,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縣域經濟可以在更大區域內進行資源配置,形成跨縣域的經濟協作網絡、貿易集散地或某一專業化生產中心。

過渡性。張紅宇指出縣域經濟的過渡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橋梁,二是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的結合點。高煥喜(2005)指出,這種過渡性一方面是由行政性的特點決定的,另一方面是受經濟社會條件決定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縣域經濟所屬的層次。在縣域經濟的層次中,縣域經濟是中心層次,鄉鎮經濟使介于縣域和村域之間的紐帶層次,村域經濟是縣域經濟的基礎層次。(李潤田,2004)

綜合性。肖越(2011)指出,縣域經濟是集三次產業、產品和服務活動、經營與管理為一體,具有很強的綜合性。學者們指出,縣域經濟的綜合性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產業一應俱全,既有農業經濟,又有工業和服務業經濟;二是為縣域經濟建設服務的基礎設施齊全,其經濟部門和行業構成完整;三是縣域經濟包含了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個體和私有、混合經濟。同時,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也將長期在縣域經濟中存在。

2.縣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

肖越(2011)指出,在經濟指標體系設計中應當遵循以下原則:明確界定評價體系的統計范圍,從現實出發,代表性和綜合性,注重指標的內在聯系。余魯(2004)認為,縣域經濟發展的指標應是全方位和科學的,但從指標體系建立的角度來說,可操作性更為重要。曾智(2010)認為指標建立的幾個原則包括:全面性和綜合性,合理性,可行性,動態性。李首涵(2007)等學者認為的原則還包括科學性、客觀系統和可靠以及可比性。

紀明(2007)指出,縣域經濟發展集中反映了縣域范圍內的經濟和社會的全局發展,包括縣域內的經濟、政治、社會、環境等方面的情況。田全房(2007)指出,縣域經濟發展的指標體系是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綜合分析,各指標之間應是相互聯系和依存的。

余魯(2004)指出的評價指標體系包括三個方面:一是經濟發展投入,二是經濟發展的投入績效,三是資源稟賦。曾智(2010)提出的經濟指標體系分為四個方面:經濟發展數量(GDP,人均GDP),經濟發展質量(每百元固定資產產值),經濟發展結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在產業體系中的比重),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指標(非國有經濟投資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

綜合學者們的觀點,縣域經濟發展指標體系應當遵循的主要原則有:全面性、動態性、可比性、層次性、可行性、科學性、可持續發展原則。考察指標主要包括經濟規模、產業結構、資源稟賦。

3.縣域經濟發展模式

3.1 產業主導模式

工業主導模式。針對中部地區的縣域經濟發展,姜保雨(2006)指出,要大力發展工業,建立完善的現代工業體系,提高經濟實力。趙偉(2007)指出,工業主導模式的經濟中,第二產業在產值和就業比重都應當占據主導地位,他將這種工業化模式分為:大城市依托型,內生型,開放型。

農業主導模式。趙偉(2007)指出,農業驅動型縣域經濟不是基于農產品數量擴張,而是重在市場性農業的發育和建設。閆天池(2003)指出,農業主導的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并非單一的,可分為種植業主導,畜牧業主導和漁業主導,根據資源條件的差異,縣域之間各有不同。

服務業主導模式。第三產業驅動型的經濟發展,指的是通過服務業的發展帶動縣域經濟三大產業全面進步(趙偉,2007)。鄒進泰,彭先鎮(2005)認為,這種模式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批發市場帶動模式,在縣域之外的范圍形成較大的輻射力,從而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一種是旅游開發模式,開發當地的旅游資源,以旅游業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

3.2 資源稟賦型模式

人文資源推動模式。一是勞務經濟型模式。梁興輝,王麗欣(2009)指出,這種模式的勞務輸出方是相對貧困地區,勞務輸出到較發達地區后,積累一定的資金技術,返鄉創業,帶動縣域經濟的發展。二是科技型發展模式。這種模式是以科技為突破點,發展高科技產業,進行科技的創新改革

自然資源推動模式。這種模式主要分為三種類型:特殊氣候和地形條件形成的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的資源優勢;依靠豐富的礦產資源發展資源性工業;依靠豐富的自然風光等旅游資源,發展旅游業(宋效忠,賈謀,駱宏偉,2010)。

3.3 主體推動模式

政府推動模式。這種模式是指政府直接介入到縣域經濟領域,推動其發展。政府不僅提供基本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還會制定明確的發展規劃和戰略引導投資者進入,引導外部資源和企業家的加入(梁興輝,王麗欣,2009)。

市場推動模式。一些縣域經濟的發展并非靠“官方”渠道進行,而是通過民間渠道展開的。市場可以分為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縣域經濟的發展可以選擇依靠兩個市場中任何一個,也可以選擇二者兼顧。

企業推動模式。大型企業往往可以帶動一個縣域的經濟發展,這是產業發展的高級形態。這些企業往往是一體化、集團化程度高的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縣域經濟參與國內、國際競爭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陳秀山,孫久文,2005)。

4.結語

關于縣域經濟的闡述充分體現了其基礎性地位,它是國家最基礎的經濟發展和布局的單元。縣域經濟的發展對于國家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動態性,應考慮其實用性,分析其特殊性和偶然性。縣域經濟模式的選擇是縣域生產力、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的具體體現。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自然資源稟賦和外部環境條件會影響縣域經濟的具體發展模式的選擇。對于上述經濟模式的分類都有一定的科學性,在實踐中也有很好的指導價值。但可能會缺乏整體的把握,難免出現交叉和遺漏,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理論的綜合指導價值。

參考文獻:

[1]梁興輝,王麗欣.中國縣域經濟發展模式研究綜述[J].經濟縱橫,2009(2).

[2]趙偉.縣域經濟發展模式:基于產業驅動的視角[J].武漢大學學報,2007(4).

[3]陳清.關于縣域經濟問題的若干思考[J].學術論壇,2004(1).

篇2

關鍵詞: 金融發展;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2)19-0190-02

1 文獻綜述

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①金融發展是否促進了經濟增長。②金融發展的決定因素。

Goldsmith(1969)使用金融發展中介資產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利用35個國家的歷史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正相關。King和Levine(1993)擴展了Goldsmith的研究,選取了更多的樣本數據和更多的金融中介發展指標,并控制了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發展促進了經濟增長。Levine和Zervos(1998)引入了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King和Levine(1993)對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市場和銀行發展指標都顯著影響了經濟增長。Guiso,Sapienza和Zingales(2002)對意大利金融發展的實證研究也表明:金融發展使融資變得更加容易,促進了居民創業的可能性,提高了市場競爭,最終促進了經濟增長。

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取得共識后,理論界開始研究金融發展的決定因素。Allen和Gale(2000)認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導致不同的金融發展模式。以德、日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權集中,主銀行向企業提供融資并參與治理,形成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以英、美為代表的公司治理模式股權高度分散,融資大量依靠證券市場,形成以市場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對兩種模式的優劣一直存在爭論。一般認為:以市場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比較適合創新型企業融資。以銀行為中心的金融發展模式比較適合技術成熟的傳統產業企業融資。LLSV則注意到如果一國的投資者受到賦予其收回資金權利的法律的保護,則該國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LLSV(1998)驗證了49個國家法律對投資者保護差異對上述國家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Coffee(2001)認為,公司行為由社會規范塑造和決定的,如果一個社會的社會規范認為大股東不該享受公司溢價,則大股東剝削小股東的行為不被認可,證券市場中小股東的權利得到保護,金融發展較易形成市場中心模式。

King和Levine(1993)利用1960—1989年的77個國家的數據分析得出金融發展可以刺激經濟增長的結論;同時Levine(2001)提出了金融發展一體化可以通過長期總產出的增長來改善一國的金融體制,從而促進經濟增長;Corrado Andini(2009)利用中位數回歸技術證明了Levine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聯系;Stefano Vsai Marco Vannin(2005)通過對1970—1993年的意大利不同類別的銀行發揮的作用進行比較,認為金融各部門對區域經濟的增長作用不明顯;但是Andrea Vaona(2008)指出:更多的金融機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作用更大,并且短期的金融期限結構對區域經濟的發展利處更大;Andreas Pichler和Kathrina Steiner等人研究了歐洲的金融發展一體化,發現金融發展對歐洲的經濟發展有一定的影響;Luis A.Rivera,Paul M.Romer (1990)證明了區域經濟一體化對社會的技術進步有作用,而技術進步可以推動經濟的增長。

篇3

關鍵詞:教育 經濟 關系

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新技術的應用日益廣泛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不斷推進,特別是高級應用型人才短缺現象將會愈發嚴重,教育如若不能承擔起繁重的培訓任務,人力資源問題必將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目前,不少地方出現了失業人員找不到工作、而應用型人才又聘請不來的情況,這凸顯了產業調整所帶來的人力資源上的需求變化。從這個角度講,高精尖人才可以引進,但高素質的勞動力大軍的形成必須依靠教育來實現,因而大力發展教育顯得尤為緊迫。

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軌跡

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很強的內在關聯。這體現出教育的經濟價值。早在古希臘時代,思想家、教育學家柏拉圖不僅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關系說。他說,“在生產工藝中有兩個部分,其中之一與知識關系更為密切”。

(一)國際視角研究軌跡

系統地論述教育的經濟供給的經濟學者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經驗、知識、能力看作是國民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發展生產的重要因素。指出“學習是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徒弟,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多已經實現并固定在學習者的身上。這些才能,對于他個人自然是財富的一部分,對于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富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熟練的程度,可以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間里,固然要花費一筆費用,但這筆費用可以得到償還,同時也可以取得利潤”。從而揭示了人的知識、經濟和才能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本,對社會生產有著重要的作用。這為后來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維。

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現代學者是索洛。1957年。索羅使用總量生產函數法。就勞動力、資本、科學技術進步等因素對1909-194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了評估和統計,并指出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還有無法解釋的經濟增長的“殘余”,這主要歸功于技術的貢獻,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貢獻,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有關教育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最全面、最經典的理論當屬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認為資本包括人力資本與物力資本兩個方面。一則它們具有類似性,都是通過投資形成的;二則又有區別性,人力資本相對物力資本,帶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間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點,而且人力資本的所有權一般不像物力資本那樣可以轉讓。舒爾茨從宏觀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縮小收入差別的手段,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

舒爾茨之后,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以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丹尼森認為經濟增長因素歸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要素投入量,一類是生產要素生產率,知識進展能使生產同樣的產品所需生產要素投入量減少,并且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技術只有在知識有所進展時,才能發揮作用。此外,一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別”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觀點,極大地拓寬了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視野。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為“新經濟增長理論”所關注。“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Romer和Lucas認為,對教育、培訓和科學研究等人力資本要素進行投資能有效解決效益遞減問題,從而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勞動力獲得知識,提高了邊際生產力,成為生產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學家已經發現,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需要4個因素,分別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都把人力資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獲得合格的人力資源。Sawami測算了從1969―2003年,教育對于澳大利亞人家GDP和總要素生產力的促進增長作用。經過測算,澳大利亞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長1.9%,其中有31%來自于教育的貢獻。

丹尼森把經濟增長歸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大類別。其中要素生產率分解為知識進展、資源配置改善和規模節約等23個要素。通過從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中逐項推算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較了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相對重要性。在計算教育程度提高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時。丹尼森將教育程度提高歸人人力資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疇,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進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從而是對經濟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由此計算出美國1922―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有20%應歸于教育,這種方法得到了廣泛認可,分解結果被廣泛引用。

(二)國內視角研究軌跡

黃仁德、趙振英以內生成長理論為基礎,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資料進行臺灣經濟成長來源的研究,探討勞動、實物資本對臺灣經濟成長的貢獻,并估計教育的投資報酬率與門檻效果。結果顯示,產出彈性的估計:勞動為0.4,實物為0.6,人力資本達1.1。以教育程度估計,教育投資的報酬為0.13,其中社會的報酬率高達0.07,顯示在臺灣產出成長的過程中,人力資本具有顯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數學模型

從數學的角度來分析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較早進行這方面嘗試的是英國和美國的一些學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將幾個大工廠從業人員的收入,按普通勞動者、在工廠受過學徒訓練者、職業學校畢業生和技術學校畢業生等幾種類型,進行比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貨幣價值”。科馬洛夫在1972年根據受教育年限長短的不同,確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以此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1975年期間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7.1%。科斯坦揚在1979年以教育費用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的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1970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18%。

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研究,通過某種特定的假設,設計出數學模型,并計算得到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具體貢獻。由于計算教育發展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件十分復雜的事情。現有的計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計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過計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認識教育發展

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類型的數學模型展開列舉和說明。

(一)舒爾茨計算模型方法

20世紀50年代,舒爾茨發表了他的關于人力資本的經典論文,定義了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等經濟活動,設計了對教育投資價值的計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資本分解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部分,通過計算一定時期內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資本存量和教育資本收益率來測量教育的經濟效益。其中:Pe-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額:Kc一教育投資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資本存量減去初期的教育資本存量,教育資本存量為各年級畢業生人數和各等級教育支出的乘積;r-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各級畢業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權平均值;Y-一定時期內國民收入增量。具體的公式為:

Pe=(KCr)/Y (1)

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

(二)丹尼森通用計算模型

在生產過程中,各個要素投入量的組合與實際產出量之間總有一定的依存關系。美國數學家柯布(C.W.Cobb)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紀20年代研究了美國1899-1922年期間制造業生產中,資本和勞動要素對生產發展的影響,提出產出主要Y與勞動力數量L、資本投入量K、技術進步A、土地數量G等有關,可用普通函數式:

Y=AKα (2)

α、β、y一分別表示資本、勞動、土地在總產出中的相對比重。

丹尼森認為,勞動不僅有數量方面,且有質量方面的構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為構成成熟勞動質量方面的一個因素,人均勞動小時數和同質工人的數量可以看作是勞動的數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為初始勞動力L與教育投入E的乘積。這樣,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變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測算了美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計算教育程度提高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時,丹尼森將教育程度提高歸人人力資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疇。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進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從而是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由此計算出美國1922-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有20%應歸功于教育。另根據丹尼森的測算,如果假設美國1929-1969年間,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89%,則教育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大約為0.39%。這種方法假定了工資差別與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相同以及將知識進展當成獨立要素,得到了廣泛認可,分解結果被廣泛引用。2001年北京師范大學崔玉平,采用與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間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結果發現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是8.84%,其中,職業教育的貢獻率僅為0.48%。

在丹尼森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模型與方法當中,沒能給出分別估算各類教育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具體方法。杭永寶根據丹尼森計算模型,采用“權數分配法”,從而計算出小學、初中、普通高中、中職、高職、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

(三)面板數據(Panel Data)模型方法

陳用芳基于計算經濟理論中的Panel 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

面板數據(panel data)也稱平行數據,或時間序列截面數據(time 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或混合數據(pool da-ta),是指在時間序列上取多個截面,在這些截面上同時選取樣本觀測值所構成的樣本數據。面板數據從橫截面上看是由若干個體在某一時刻構成的截面觀測值,從縱剖面上看是一個時間序列。

伴隨著經濟理論,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和微觀經濟理論、計算機技術和統計方法的發展,Panel Data模型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逐漸被經濟計算學家推廣。在宏觀經濟領域,它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增長、技術創新、金融、稅收政策等領域;在微觀經濟領域,它被大量應用于就業、家庭消費、入學、市場營銷等領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時期各個個體數據中所隱含的規律,也能描述每個個體隨時間變化的規律,集合了時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高等職業教育間序列和截面數據兩方面的信息,能夠提供更大容量的樣本點,改善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可以用來深入分析復雜的經濟問題。面板數據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寫成:

y=a+xb+U (4)

對于平衡的面板數據,即在每一個截面單元上具有相同個數的觀測值,模型樣本觀測數據的總數等于NT。

陳用芳以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國內生產總值為因變量,以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為自變量,采用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關聯度模型

灰色綜合評價主要是依據以下模型:

R=Y×W (5)

式中,R為M個被評價對象的綜合評價結果向量:W為N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向量;Y為各指標的評判矩陣:根據R的數值。進行排序。

在信息論中,熵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確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據熵的特性,可以通過計算熵值來判斷一個事件的隨機性及無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來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越大。

鞏海霞運用基于熵值法德灰色關聯度模型對江蘇省1990-2007年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將家庭教育支出人和財政教育投入通過適當的權重配比化成一個綜合指標。再將其和經濟指標(地區生產總值)做灰色關聯度分析。結果發現,家庭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53%,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46%。

篇4

【關鍵詞】生態文明;縣域經濟;發展路徑

一、引言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的經濟發展保持了極高的速度,并在短短幾十年內就完成了發達國家用一百多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歷程,這讓眾多國家都為之側目。然而,這榮譽的背后,是我們犧牲了良好的生態環境才換來的,這樣的經濟發展屬于不可持續性發展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一旦生態文明惡化到一定程度,那么經濟勢必要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負增長。因此,縣域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注重生態文明建設,如何才能使生態文明和經濟共同發展?

二、生態文明研究綜述

1.生態文明的涵義

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新階段,即工業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態;工業文明的發展使人類的物質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滿足,但人們發現所居住的環境卻變得極其差,為了恢復以前良好的居住環境,人類開始思索,于是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因此,它是人類在不斷的進步發展中,結合與自然、社會和諧發展這一客觀規律而取得的物質與精神成果的總和。另外,它反映的是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狀態。

2.生態文明的核心

生態文明是在人類認識到自然環境對經濟、社會以及人類本身具有不可磨滅的重大意義后提出的,它要遵循的核心就是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與自然共同協調發展,實現進步。

3.生態文明的發展模式

在目前全球生態嚴重惡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生態文明的主要發展模式是以提升生態文明、產業文明為發展方向,將生態文明發展放在戰略首位,來提高文明產業化社會,走生態文明發展的國家發展道路。

三、縣域經濟的概念

1.縣域經濟的含義

縣域經濟主要是根據我國的具體實際情況,分出的以縣級區域為地理中心的區域經濟,它具有濃重的地域特色。

2.縣域經濟的特點

縣域經濟不僅僅是指農業經濟或者縣城經濟,而是由各種經濟成分和不同產業構成的相對獨立的綜合性區域經濟。

四、縣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解決方法

1.縣域經濟特色不突出,發展觀念相對而言比較落后,導致市場競爭力不足

目前,我國很多縣域經濟沒有突出的特色經濟,只是一昧的追求經濟發展,忽視了壞境的影響,甚至是通過破壞生態環境來獲得短期內的經濟增長。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其結果就是經濟效益在日益惡化的生態環境中消失殆盡。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源頭抓起,轉變思想觀念,更新發展理念,樹立起生態壞境和經濟發展齊頭并進的觀點,

2.發展模式粗放,使生態經濟發展緩慢

生態經濟發展緩慢是眾多區域經濟發展中都存在的問題,生態經濟屬于新生經濟,前期投入多,進展緩慢,而縣域經濟的發展,只重視經濟發展的總量,往往忽略了經濟發展的質量,造成了發展模式比較粗放,生態經濟得不到足夠的重視。這致使傳統的產業占據縣域經濟的主要發展項目,傳統的產業又會因設備落后、科技水平偏低等原因消耗更多的生態資源,給生態文明帶來嚴重破壞的同時又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惡性循環。要使兩者形成良性的循環,應該要轉變發展模式,放棄以往的粗放式,推進集約型現代經濟模式,以促使生態經濟發展。以產業更新、技術變革、科學技術為依托手段,逐步的把集約型現代經濟模式引入正規,從而使生態經濟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逐漸成為縣域經濟發展的一項重要指標。

3.專業人才的缺失是縣域經濟發展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制約條件

我國眾多縣域的條件一般化,導致了各種工業產業在縣域經濟中橫行霸道,而縣域政府沒有足夠的認識到專業人才對縣域經濟發展的作用,自然就忽略了吸引、培養人才,只是單純的依靠人力和物力資本,這不但不能提高經濟的發展,還會因不當的排放不利于生態環境的排泄物,造成生態文明的破壞。有偉人曾說過:人是決定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在我國縣域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要想經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引進專業的精英人才,并為專業的人才提供有力可施、有才可用的環境氛圍。只有這樣精英人才才會通過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把經濟環境和生態文明相結合,使其共同可持續發展。

4.管理體制和運營體制方面的不合理給縣域經濟的發展增加了禁錮

縣域經濟管理體制一般都是由縣域政府制定并統一實施,其明顯的特質是政策與發展水平不能與時俱進,往往制約了經濟發展,有些企業為了提高經濟效益,經常會忽視周遭生態環境的制約,以生態文明的破壞來實現經濟效益的增長。面對這個問題,縣域政府應該把握一個大的方針,即經濟效益重要,生態文明同等重要,兩者應共發展,同進步的方針,簡政放權,使經濟管理權利下移,松開體制與政策禁錮,才能使縣域經濟輕裝上陣,加快發展。

五、結語

低碳生態文明建設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趨勢,而生態文明和經濟建設發展是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關系。經濟建設給生態文明帶來足夠的經濟基礎,而生態文明又回報給經濟建設更多的經濟效益,兩者同時發展,共同獲利,這并不矛盾。在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中,縣域經濟的發展存在了不少問題,要想完美的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求縣域經濟的發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適應生態環境的需求,樹立正確的發展觀念,使經濟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共同進步,以期更好的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進步。

參考文獻:

[1]李旭霞.生態文明視角下縣域經濟發展路徑的思考.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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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支持;縣域經濟

一、金融支持理論的發展趨勢

研究金融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關系,早已成為金融實踐研究領域之焦點問題。且已在以往諸多經濟學家的理論和實踐研究中被充分證實。

(一)金融發展理論概述

1955年,E·S·肖以名為《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的著作,格利以名為《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的著作,開啟了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先河。E·S·肖和格利構建了金融發展的模型,此模型具有從初級到高級。從簡到繁變化的特征。該模型論證了經濟發展階段與金融作用成正相關的命題,即經濟發展階段越高,則金融發揮的作用越大。

1966年,帕特里克在其論文《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充分論證了許多金融問題,核心問題為貨幣供給和需求推動。研究表明,金融體系通過刺激投資和儲蓄的方式。來制約資源配置和改進資本構成。如在實踐中一些經濟不發達國家,政府會運用金融優先發展方式,去推動貨幣供給總量,從而拉動社會經濟增長。

1969年,在35個國家100年經濟發展信息基礎之上,戈德史密斯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了重要結論,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相關率正相關。這一重大結論奠定了金融發展的理論根基,為今后的金融理論研究提供了基礎參考和分析方法,很有積極指導意義。

經濟在發展。科技在進步。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也在逐漸拓展,其研究結果說明金融要素、金融體系的完善在經濟成長中處于核心地位。因此,要研究經濟的發展,必須從金融領域人手,以這些理論為依據研究金融體系的變革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通過金融體系改革,減少金融抑制,最終實現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相互協調。

(二)我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關系理論概述

就我國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的關系問題,在國外學者理論研究結果的借鑒學習基礎之上,我國的一些學者進行了分析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列舉如下:

1995年,張杰提出金融成長的定義,指出金融成長范疇有兩個方面,即金融發展與金融增長。張杰從金融努力、經濟結構和經濟狀態三個角度研究了其對金融成長的影響。最后提出金融成長的內生分析框架理論。

1997年。王光謙提出金融對經濟增長有三方面的貢獻。貢獻之一:金融借助高科技,以提高生產力和實現資源再配置及規模效益的方式,作用于國民經濟增長。貢獻之二:金融借助經濟轉型,來提高儲蓄一投資要素,拉動經濟發展。貢獻之三:金融產業借助自身價值創造。為國民生產總值做貢獻。

2003年。計承江提出發揮金融在我國新農村建設中的“杠桿”作用,需找準均衡點。需借助金融“杠桿”找準城鄉統籌建設的著力點。找準發展現代大農業建設的支撐點,來促進農村信用體系的完善。

2004年,周小川強調了農村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基本要求是:在風險防范基礎之上,發揮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力,加大對農民農業農村地區的金融服務。

(三)縣域經濟和縣域金融兩者關系的理論概述

黨的十六大會議正式提出“壯大縣域經濟”之說,此后。在我國各地有很多專家就此問題展開了細致深入的研究。

2007年,郭建民和蔡國華指出,金融抑制現象在我國各地縣普遍存在。其具體表象是縣域資金外流和信貸投入總量不充足的問題。他們指出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大力發展縣域特色金融。實現農業政策性金融業務職能。來體現合作性金融的積極作用,進一步規范和發展民間金融,去克服縣域金融抑制的現象。

同年,另一學者李文森指出。“三農問題”的發展面臨的困境本質上是縣域金融所面臨困境。因為縣域經濟范疇幾乎涵蓋了我國所有弱勢群眾。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成正比。在經濟發達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狀態良好,反之則較落后。解決縣域金融問題的重點是解決好兩組矛盾:即金融企業商業化運作和縣域經濟效益不高之間的矛盾,及民間金融良性擴張和金融監管部門監管之間的矛盾。

如今,在我國學術領域針對縣域經濟的研究還較少。還未構成科學、系統的理論框架。縣域經濟發展的科學研究還不系統、全面。這就需要對縣域經濟與縣域金融的關系進行深入系統的探討。

二、金融支持理論綜述

金融支持指國家和各級地方金融機構借助多種金融工具,來推動某個特定區域經濟的發展的活動。其途徑是借助金融體系與金融工具的綜合利用。來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區域經濟發展和金融支持的關系十分密切,兩者相輔相成、相互制約。金融支持的力度越大。本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就越快。反之亦然。所以。經濟發達地區的金融業也很發達。

(一)金融支持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關系

一般而言,金融支持水平受到金融發展水平的直接制約。當金融發展到相當水平時,就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發揮重要的支持作用。金融的發展要求金融機構能高效運行,金融工具需多樣化。金融的發展會導致金融機構增多,金融機構和實體經濟之間的交易成本也會降低。

(二)以金融推動主體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推動主體的差異,將金融支持分為兩類,即政策性金融支持與市場性金融支持。

1.政策性金融支持

學術界對政策性金融支持理解有異,存在國家金融支持、制度金融支持、政府金融支持等不同認知。政策性金融支持不是根據一般認知的效率準則去實施。而是根據政府政策目標而制定的。相關金融領域的政策支持,它較好的兼顧了社會的效益與政策的。

2.市場性金融支持

市場性金融支持是將市場機制做為前提,各產業通過金融機構來取得資金支持的一種融資方式。市場性金融具有自身的一些特點:它以社會存款為資金來源,借助負債完成信用創造,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目標等特征。從而實現資金支持各類企業,提供完善的融資服務。

經濟發展需要金融支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程度和經濟的宏觀調控息息相關。

(三)以金融支持形態不同的分類

以金融支持形態的差異,把金融支持分為:金融制度支持、金融總量支持和金融結構支持三類。

1.金融制度支持

金融制度支持是研究各種金融制度、政策對經濟所產生作用的理論。主要內容有:區域金融政策、金融開放程度、金融法律和金融組織的形式等方面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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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力流動;農村發展;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5)02-0036-02

導論

農村勞動力流動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是發展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國際上就此問題研究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流動對于農村地區的發展具有積極作用,農村勞動力的外出是城市化、現代化的重要環節,可以帶來農村地區的發展。另一種觀點則持相反態度,認為作為核心地帶的大都市的發展,是建立在農村地區的不發展基礎之上的,換言之,都市地區的發展是以對作為邊緣地帶的農村地區的剝奪和剝削為前提的(李強,2001)[1]。上述研究都是以其他國家的勞動力遷移情況為基礎的,而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呈現出與國際上勞動力遷移的一般模式不同的方式。這其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多次回流以及遷移很少(蔡P,2001;盛來運,2008)[2,3]。中國特殊的農村勞動力轉移方式導致勞動力流動對農村地區的影響更加長遠與復雜,也導致中國勞動力流動問題研究的特殊性。本文將國內外相關學者以中國勞動力遷移為研究對象,對其在勞動力遷移對農村經濟社會影響方面的相關文獻進行總結。從其研究的視角來看,主要集中于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收入水平、農業以及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三個方面。

一、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戶收入水平的影響

一般來說,外出務工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農民家庭的收入水平。目前,工資性收入已經占到我國農戶家庭收入的1/3以上,201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8 896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為4 025元,占總收入的45.2%。盛來運(2008)[3]指出,農民收入格局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數的不斷增加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以農業收入為代表的家庭經營收入比重下降,以外出務工收入為代表的工資性收入呈現出不斷增長的態勢。外出務工收入已成為改善外出務工者與其家庭經濟水平的主要途徑。

都陽、樸之水(2003)[4]使用農村調查資料研究表明,從整體上看,遷移家庭相對于非遷移家庭具有明顯的收入優勢。而且,遷移家庭中相對貧困家庭的收入轉移比例要高于富裕家庭,這表明遷移對緩解貧困有著積極的影響。

農民外出就業對于農戶家庭收入具有很大的改善作用,那么,具體的外出就業農民工大概能給其家庭帶回多少收入?根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以及農業部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專項抽查數據顯示,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年平均匯款量在3 200元―4 600元之間,占打工收入的53%―72%,而年總匯款量則大約在2 700億―5 200億元之間[5]。

二、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發展的影響

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國農村中還存在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對農業的影響以積極效應為主。盛來運(2008)[3]指出,勞動力流動對農業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第一,勞動力外出流動推動了農業機械化。第二,勞動力外出流動加快了農業新技術的應用。第三,勞動力外出流動提升了農業人力資本。第四,勞動力外出流動促進了土地制度和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他認為,在現階段,農業勞動力的外出流動對農業的影響是積極的,勞動力流動轉移的過程和現代農業建設的過程是同步的。在農業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之前,沒有理由擔心勞動力外出會影響現代農業的發展。

也有部分學者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的影響是雙重的。母世春、王芳(2013)[6]以四川合江鎮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的影響作為研究對象,其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與重組,為農業耕地的規模生產創造了一定的條件,但與此同時,由于大量青壯年勞動力的外出,使得大量耕地被撂荒,總體上降低了當地的農業生產水平。

但也有一部分學者的研究認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對于農業發展帶來的是負面影響。蓋慶恩等(2014)[7]基于2004―2010年全國固定調查點山西、河南、山東、江蘇和浙江的面板數據,研究結果顯示勞動力轉移對中國農業生產的影響主要為負面效應,具體表現為農戶推出農業的概率增加,農戶家庭耕地流出率增加,農業產出增長率降低。

三、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

農村社會發展包括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等方面,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將會從不同程度上對上述社會問題產生影響。

林毅夫(2008)[8]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二、三產業轉移的城市化進程是解決農村問題、提高農民收入的最主要途徑,推進城市化即勞動力的轉移還可以更好的為新農村建設服務。蔡P等(2004)[9]指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所引起的最大的社會經濟效果就是促進整個經濟由鄉村和農業為主導的社會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社會轉變。

部分學者的研究表明,勞動力流動對于農村社會的影響是雙重的。許靈(2006)[10]認為,勞動力轉移對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變化起到了正負兩方面的影響,其中,積極因素有:為鄉村帶來了大量物質文化財富,促進了鄉村制度文化的建設與完善,加快了農民觀念文化的現代轉變,促進了傳統鄉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消極的影響有:對村民自治提出了挑戰,沖擊了正常的鄉村文化教育,對家庭“留守妻子”、“留守老人”的不良影響。

但有一些學者的研究表明,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社會發展帶來了負面的影響。葉敬忠等(2006a,2006b)[11,12]就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的影響分別從生活和情感兩方面進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在生活方面,大部分留守兒童的飲食和衣著變化不大,但隔代監護人對留守兒童的照料相對欠佳;留守兒童生病會增加監護人的心理壓力;留守兒童的勞動負擔普遍增加,休閑、娛樂受到了限制;少數留守兒童在上學路上由于無人接送導致安全沒有保障;留守兒童的零花錢并沒有明顯增加;留守兒童與各類社會網絡成員關系的強弱出現了變化,與外出父母相對疏遠。在情感方面,外出父母與留守兒童之間稀少的聯系很難彌補留守兒童關愛的缺失,部分留守兒童的心理和性格成長由此受到了很大影響。

總結

整體來看,關于勞動力轉移對遷出地的影響研究涉及面很廣,但大多都是進行一般性描述與分析,理論研究和經驗研究都有待提高。此外,由于研究對象比較復雜,研究對象的時間、地點、范圍等都存在明顯的差異,因此,研究所運用資料的全面性、系統性、代表性受到較大的限制,研究結論也就受到影響。另外,雖然有學者關注了勞動力轉移給農村發展帶來了一些經濟社會上的問題,但未系統性地研究這些問題產生的邏輯關系,以及這些問題對農村發展的重要性,對其層次性未作深層次的分析。而且大多數文獻都是就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當前的影響作了分析,而很少就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持續發展之間關系作系統、科學的分析。因此,未來關于農村勞動力轉移與農村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還需要在理論研究、經驗研究、政策研究等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系統的分析。

參考文獻:

[1] 李強.中國外出農民工及其匯款之研究[J].社會學研究,2001,(4):64-76.

[2] 蔡P.勞動力遷移的兩個過程及其制度障礙[J].社會學研究,2001,(4):44-51.

[3] 盛來運.流動還是遷移――中國農民勞動力流動過程的經濟學分析[M].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8:9-155.

[4] 都陽,樸之水.遷移與減貧――來自農戶調查的經驗證據[J].中國人口科學,2003,(4):56-62.

[5]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關于農民工匯款行為的實證研究:基于問卷調查的分析[R].2006,(11).

[6] 母世春,王芳.農村勞動力轉移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基于合江鎮150戶農戶的問卷調查[J].農業經濟與科技,2013,(1):5-8.

[7] 蓋慶恩,朱喜,史清華.勞動力轉移對中國農業生產的影響[J].經濟學季刊,2014,(4):1147-1170.

[8] 林毅夫.中國經濟專題[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26-227.

[9] 蔡P,都陽.經濟轉型過程中的勞動力流動――長期性、效應和政策[J].學術研究,2004,(6):16-22.

[10] 許靈.農民流動與中國傳統鄉村文化的變化[D].南京:南京師范大學,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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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縣域競爭力 聚類分析 預測

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又稱群分析,是根據“物以類聚”的道理,對樣品或指標進行分類的一種多元統計分析方法。根據分類對象的不同,聚類分析可以分為樣本聚類和變量聚類。樣本聚類又稱為Q型聚類,是根據反映被觀測的對象各種特征的多變量進行聚類;變量聚類又稱為R型聚類,根據所研究問題選擇部分變量對問題某一方面進行分類。在縣域經濟競爭力的分析當中適當應用聚類分析,有助于各縣級單位互相借鑒互相學習。

一、國內外研究綜述

競爭力研究最早起源于西方國家,國外比較有影響力的經濟競爭力評價體系有 IMD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WEF競爭力評價體系和波特的區域競爭力模型,這些已取得的成果都可以為研究者借鑒。在文獻梳理過程中發現,專門針對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聚類分析與預測研究的文獻較少[1-8],因此本研究綜合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結合山東省經濟現狀,在構建的指標體系框架和分析預測理論基礎上,對山東省2009、2010兩年的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進行排名,評價和預測分析。受數據所限,2006―2010年的數據長度中2006―2008年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不包括科技競爭力,2009―2010年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排名涵蓋經濟實力、社會發展、資源環境、科學技術和政府競爭力,因此主要對2009―2010年的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進行分析,同樣由于科技競爭力數據長度不足,預測部分將分別預測各類一級指標競爭力。

二、縣域競爭力指標體系構建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使用層次分析法(AHP)從經濟實力競爭力、社會發展競爭力、資源承載力和政府能動力四個角度出發,構建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三級指標體系,其中經濟實力競爭力從GDP、財政收入、對外依存度、產業結構等角度反映縣域經濟基本發展能力;社會發展競爭力從科教文衛,以及居民收入方面反映縣域社會發展建設水平;資源承載力表示縣域經濟發展密度,包括人口密度和GDP密度兩個三級指標;政府能動力指標反映縣級政府充分運用縣內外資源,主動且有效地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具體指標體系略。

三、2010年縣域競爭力聚類分析

應用SPSS15.0軟件,對山東省92個縣域5個一級指標得分與各自權重乘積作為聚類變量進行Q型聚類分析,進行了聚類分析,表1給出了2009年的總體聚類結果。使用最遠距離法,選擇歐氏距離作為分類,將山東省92個縣市劃分成6種類型,聚類分析的ANOVA數據顯示,將山東省92個縣域分為6大類在統計學上是科學的,是有意義的。第Ⅰ類包括文登市、龍口市、榮成市等11個縣市,這類地區是省縣域經濟的領跑者,綜合競爭力較強,一級指標均明顯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經濟實力、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競爭力在所有縣域中具有明顯優勢,資源環境和政府分別略低于第Ⅲ類和第Ⅴ類縣域。第Ⅱ類包括諸城市、膠南市、青州市、平度市等14個縣市地區,綜合競爭力較好,經濟實力、社會發展、科學技術和政府競爭力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資源環境較弱,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Ⅲ類包括即墨市、桓臺縣、廣饒縣等9個縣市,這些地區資源環境競爭力高于其他5類地區,社會發展也處于領先水平,但經濟實力、科學技術和政府都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第Ⅳ類型包括寧陽縣,長清縣,平陰縣等24個縣市,這些地區資源環境和科學技術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與領先縣域仍存在較大差距,經濟實力等均處于較為落后的水平。第Ⅴ類型包括高密市,巨野縣,曹縣等9個縣市,這些縣市政府競爭力優于其他5種類型,資源環境競爭力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科學技術競爭力在所有類型中處于最低水平。第Ⅵ類有墾利縣,齊河縣,臨朐縣等26個縣市,經濟基礎較差,指標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四、競爭力預測分析

由于各地區資源環境競爭力和科學技術競爭力數據時間跨度不足,無法進行預測,因此本部分將對經濟實力競爭力、社會發展競爭力和政府競爭力進行分項預測。使用指數平滑方法中的Holt模型進行預測,對于該預測方法的實際預測效果使用2010年數據進行誤差檢驗。這里使用2000―2009年的經濟實力競爭力數據預測2010年經濟實力競爭力數據,并進行排名,與2010年的實際結果進行對比(表2),以進行驗證。由名次對比可知,排名前30名總體保持一致。其中有6個縣的預測結果與實際結果完全一致;前30名內有21個指標預測排名與實際排名相差2個名次之內;前30名僅有1個縣的排名預測排名與實際排名大于10個名次。對比各個單項指標也可以得到類似的結論。可以說從排名上來看,我們對于2010年的預測排名與實際排名的基本上是相符合的。

五、結論與展望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各縣域若想提高本地經濟綜合競爭力,需要在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發展和政府能動方面齊頭并進。在推動當地經濟發展過程中, 將提高當地居民收入水平、 優化產業結構、 增加政府財政收入和加強對外開放作為提高地區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政府能動力代表地方政府調控當地宏觀經濟的能力,這要求各地區增加財政支出在占GDP的比重;而與社會公共服務能力指標相對應,政府在增加財政支出占比的同時,政府需要增加教育和衛生支出以強化當地社會發展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范壽波. “長三角”縣域經濟競爭力的研究[J].江南論壇,2005(1):16―18

[2]王賢海. 安徽縣域經濟競爭力評價[J]. 統計與決策,2006(10):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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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薄錫年. 河北省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研究[D]. 河北農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2―4

[5]羅哲,李樹基. 甘肅省縣域經濟競爭力的實證分析與對策研究[J]. 開發研究,2007(6):72―76

[6]周春蕾,駱建艷. 縣域綜合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研究[J]. 消費導刊,2008(24):69―71

[7]劉定青. 關于建立縣域科學發展指標體系的調查與思考[J]. 中國鄉村建設,2009(04):81―87

[8]孔凡萍,于俊鳳. 縣域經濟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選擇探析[J]. 科學與管理,2011(1):34―37

[9]丁華,楊曉麗. 山東省縣域經濟綜合競爭力變動成因研究――以2006―2010年山東省部分縣域為例[J]. 科技進步與對策,2012(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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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縣域經濟; 招商引資; 財稅政策

中圖分類號:F81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937(2014)11-0065-05

對于欠發達地區來說,發展是硬道理。為了做大經濟總量,建立開發區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重要手段。從縣域經濟發展看,無一例外地采用財稅優惠政策吸引外地資金,但對其財政績效研究較為薄弱。進入新世紀以來,發達國家講求績效的先進理念引入我國,財政領域逐步重視支出績效評價,并以此提高財政支出的效率,降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成本。招商引資作為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動,很有必要研究其績效問題。本文以廣西武鳴縣為例對招商引資的財政績效進行分析。

一、武鳴縣開發區現狀及比較分析

(一)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優惠政策概況

武鳴縣伊嶺工業區位于縣城附近,規劃面積為50平方公里,2002年起建立工業區,2010年被確定為廣西A類產業園區。該縣是經濟社會較發達的縣份,先后被評為全國科普示范縣、全國科技工作先進縣、全國民政工作先進縣、全國村民自治模范縣。近年來,該縣提出了“工業富縣”的發展戰略,努力把工業區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極,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招商引資工作不斷上新臺階,工業區對全縣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作用。

為吸引投資,工業區在頭五年實行了較為優惠的財稅扶持政策,主要有:按國家規定執行全部稅收減免;實行財政扶持金、財政貼息和財政獎勵政策;按成本價收取土地出讓金,但對投資方三年內納稅額(地方所得部分)超過地價總額的,給予等同于地價款的獎勵;按下限收取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收基本建設項目規劃咨詢費,減半征收小城鎮建設配套費;幫助爭取上級各項扶持資金,如中小企業發展資金、技改補助、淘汰落后產能獎勵資金、貸款額度;給予投資者在交通、通訊、就醫和子女入學、就業等與本地居民同等待遇;設立招商引資服務專窗,經營及居住滿一年的,可辦理城鎮常住戶口。

2009年起,武鳴縣適當調整了招商引資優惠政策,總體上優惠力度有所減弱。具體來說,提高了給予財政扶持金的條件,如給予30%財政扶持金的條件由對縣本級稅收貢獻5—20(含)萬元提高到20—50(含)萬元,其他各檔也相應提高;不再實行固定資產投資貸款財政貼息政策以及對技術改造及新產品開發企業新增稅收5萬元以上給予30%獎勵的政策;享受優惠政策的期限由自企業投產之日起五年內縮短為自企業投產之日起三年內。

(二)武鳴縣工業區與周邊工業區優惠政策比較

比較其他相鄰工業區的優惠措施,可以發現,南寧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作為國家級高新區,有著地處市區、財力較多等優勢,給出了稅收獎勵、配套資金扶持、改制工作經費補助、上市工作經費補助、小企業貸款風險補償、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風險補償、培育創業投資補貼、搬遷補助、自建廠房補助、租賃廠房補助、物流費用補助、聯網審批管理補助等多項扶持措施。其稅收獎勵措施有:入園企業自認定為軟件企業之日起三年內,企業增值稅進高新區財政部分的50%及所得稅、營業稅進高新區財政部分第一年達到5 000元人民幣以上、后兩年達到一萬元人民幣以上時,經軟件園管理中心審核后,由高新區財政分別等額獎勵給企業。最有特色的是創建“無費區”,免收環保審查費、企業代碼證及培訓費等17項行政事業性收費。

靈山縣則對五年內交納“兩稅”50萬元以上的企業分別給予該部分稅金8%~17%的累進財政扶持。此外,靈山縣采取了一廠一策的做法,給予各個工業區內企業數額不等的財政扶持資金,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外來投資,提高本地的經濟實力,也提高本地區在與其他地區競爭中的話語權。

總體而言,武鳴縣的財政扶持金力度是很大的,但限于縣級政府的權限和財力,已經是傾其所有了。從中可以看出這樣一些特點:縣域招商引資財稅優惠以獎勵為主,獎勵往往與產值、完成投資、稅收貢獻掛鉤;行政事業性收費減免;獎勵政策較少與就業、技術引進、培育企業壯大規模掛鉤,其政策導向是做大產值、稅基。而作為國家級開發區的高新區則側重軟件產業、上市企業、技術創新,其行業導向比較明顯。

(三)武鳴縣工業區與周邊工業區生產要素比較

除此之外,筆者還對這幾個工業區的投資成本進行了比較,具體見表1。運輸成本方面沒有太大差別,武鳴縣工業區水價較高,電價沒有優勢,地價比市區便宜,但高于靈山縣。從對企業的問卷調查看,入園企業到這里投資落戶主要看中的是地理位置好、政策優惠、自然資源豐富;企業所享受的優惠政策以土地價格優惠、稅收優惠最受投資者青睞;對于投資環境,普遍認為比較好,并認為全部或多數兌現了所承諾的優惠政策;從政策期望看,多數企業希望增加和完善優惠政策、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加強招商項目策劃與包裝。

二、武鳴縣開發區財稅績效的具體分析

(一)園區企業基本情況

1.企業情況

2002年至今,工業區共引入企業144家。目前已投產105家,在建39家。按年銷售收入2 000萬元標準計算,2009年規模以上企業6家;按年銷售收入500萬元標準計算,2009年規模以上企業26家;2010年產值達億元以上企業9家。從行業分布看,林產品加工業、農副產品加工業最多,合計超過50%(表2)。

從調查情況看,有些企業很有發展潛力,福建、浙江等地客商投資的陶瓷企業共有7家,靠近消費市場,技術比較先進,生產、銷售情況良好,都表示將繼續擴大生產,增加生產線。

2.資金到位情況

據統計,入駐的144家企業協議合同投資額608 353萬元,2010年實際投資額327 715 萬元,資金到位率53.87%。

3.實現產值情況

按照工業區的統計數據,入駐的144家企業協議合同產值1 266 794 萬元,近三年實際產值及占協議合同產值的比例見表3,各行業產值比重見表4。從表3、表4可以看到實際產值占協議合同產值的比例呈現明顯的上升趨勢,各行業每畝創造產值相差較大。

(二)工業區引資成本分析

招商引資成本包括稅收減免、財政扶持、財政獎勵、征用土地補償、基礎設施建設、工業區管委會工作經費等方面。2003年至2010年,各項財政投入及稅收減免合計為16 792萬元。

(三)工業區稅收貢獻分析

總體來說,匯總2002年以來的數據計算,工業區企業協議產值稅收貢獻率為3.78%,2009年、2010年產值實現率分別為25.05%、34.98%,產值稅收率分別為0.74%、0.71%。

1.上繳稅收情況

按照協議合同,達產稅收貢獻額為47 879萬元,2008年、2009年、2010年實際繳納稅收(不含耕地占用稅)分別為2 088.44、2 343.96、3 136.57萬元,分別為協議合同達產稅收額的4.36%、4.89%、6.55%,呈現上升態勢。2008—2010年三年均無稅收的有14家。近三年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占全縣本級稅收收入的比重分別為15.56%、11.62%、12.55%,尚未發揮支柱作用。

從工業區單個企業的稅收貢獻看,2008年繳納稅收超過100萬元的企業有3家,占當時全部入園企業(125家)的2.4%;繳納稅收超過10萬元的有42家,占企業總數的33.6%。2009年稅收超過100萬元的有6家,占2009年入園企業(135家)的4.44%;超10萬元的有39家,占28.89%。2010年稅收超過100萬元的有9家,占2009年入園企業(144家)的6.25%;超10萬元的50家,占34.72%。

2.稅收行業結構

從各行業的稅收貢獻看,建材業、林產品加工業提供的稅收較多,且比較穩定,而制藥業提供的稅收呈現下降趨勢,農副產品加工業提供的稅收比重最低,紙塑包裝業提供的稅收尚不穩定,機械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率上升較快,潛力較大(見表5)。按國稅、地稅分,以國稅系統征收的稅收為主,2002—2010年,繳入國稅系統的稅收收入為5 932.48萬元,占工業區企業全部稅收貢獻額的80.6%。但從變化趨勢看,工業區企業對地稅系統的貢獻率逐步提高,這對地方政府而言是一件好事。

剔除耕地占用稅,2006—2010年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合計為10 911.50萬元,與2003年以來的財政投入及稅收減免額相比,相當于招商引資成本的64.98%(沒有考慮其他各項行政事業性收費)。這與進入園區企業頭幾年享受稅收優惠政策有關,也與園區建設初期基礎設施投入較大有關。

3.分行業稅收貢獻率

根據武鳴縣財稅部門及工業區提供的統計數據,分別計算了有比較完整統計數據的2008—2010年分行業產值稅收貢獻率、銷售收入稅收貢獻率(見表6)。從表6中數據可以看到,六大支柱行業近三年的產值稅收率大多不到1%;銷售收入稅收率絕大多數高于1%,甚至達到兩位數。為了評價工業區這些支柱行業的稅收貢獻指標,借鑒了相關研究機構提供的增值稅行業平均稅負率,按對應行業比較后發現,武鳴縣工業區農副產品加工業、生物制藥業、機械制造業的稅收貢獻率尚未達到全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而建材業則高于全國同行業的平均水平,林產品加工業沒有同類參考數據。

三、存在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工業區的產業集聚效應尚不明顯

比較武鳴縣工業區“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可以看到所規劃的六大主要行業已經發生變化,而實際形成產業集群的尚沒有,反映出縣域對園區發展長遠目標的前瞻性研究相對薄弱。由于武鳴縣地處西部地區,縣域經濟基礎無法與廣東、浙江等沿海地區類比,往往是根據實際招商的情況來“總結”產業定位,而難以事先科學地確定發展方向。

從工業區的六大主要行業看,有的產業關聯度不夠高,企業間的交易占全部企業銷售額的比重也有待提高。產業集聚理論認為,大量聯系密切的上下游企業以及相關的支撐機構在空間上的集聚有利于經濟要素的集約和優化配置,有利于企業、行業間的相互協作、融合和提高,有利于資源的共享和循環利用,是提升區域競爭力的有效途徑。發展工業區理應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提高集約化發展水平,但多數縣域在行業選擇上,在園區發展初期更多地考慮增加企業的數量,難以完全做到“招商選資”。

產生上述問題的原因與地方政府所處的兩難境地有著密切關系,也與政績評價體系緊密相關。一方面,科學發展觀要求地方政府改變單純依靠資源投入的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一些省級政府按招商引資的產值、投資額等總量指標獎勵市縣政府,按GDP、固定資產投資額、財政收入等總量指標對市縣政府排隊和獎勵的做法仍然比較普遍。在這種以政府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方式下,市場自身的選擇機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從根本上說,只有科學的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完全建立起來,形成引導縣域經濟科學發展、關注財政績效的經濟激勵機制,建立起包括官方評價、社會評價在內的多元化評價機制,才能改變這一狀況。

(二)單位土地面積的投資強度尚待提高

投資強度,即固定資產投資額(包括廠房、設備和地價款)除以土地面積,是衡量開發區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標準。根據國家相關規定,武鳴縣土地屬于四類第十等,在有統計數據且行業歸屬明確的72家企業中,有20家尚未達到國土資源部2008年《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規定的單位土地投資強度要求。全部144家企業中,有83家提供了實際投資額數據,平均每畝投資強度為57萬元,低于廣西2007年《關于進一步推進工業園區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中規定的“其他工業園區(集中區)一般不低于80萬元”的標準。

在土地資源有限,國家拉緊土地供應閘門,引導地方走節約土地、集約化開發道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面臨著擴大招商與土地供應不足的矛盾。縣域工業區在園區級別、知名度、優惠政策、公共服務設施等方面無法與大城市中的國家級、省級開發區競爭,只能退而求其次,先把企業拉進來,招商質量讓位于數量。

(三)財稅貢獻率有待提高

從上面分析的數據看,工業區的財稅貢獻率還有待提高,工業區企業繳納稅收占全縣本級稅收收入的比重也迫切需要提高。遍觀全國縣域經濟發展的狀況,工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優惠政策,輕財源管理的傾向,財稅部門對給予企業的稅收優惠還沒有建立全面、準確的核算制度,過多的稅收優惠將使企業產生嚴重依賴,影響經濟發展內部自我激勵機制正常發揮作用。多年以來,稅務部門通過下達收入任務來推動工作,地方稅務部門重視完成收入任務、輕視政策導向和財政績效的現象有待改變。

(四)引進資金與引進人才、引進技術不夠同步

截至目前,武鳴縣工業園區還沒有高新技術企業,引進企業及產品的技術含量有待提高,林產品加工業及農副產品加工業占園區企業家數的一半,但主要是粗加工,附加值不高。從勞動力需求看,技術人員都是投資者從外地帶來,員工多數從本地招聘,主要是當地農民。這種現象既與縣域生活環境比不上城市有關,也與科研院所改革滯后有密切關系。大量科研機構、高等院校集中在城市里,享受著準公務員待遇,沒有發揮出應有作用。

(五)部門間尚需建立緊密協作的工作機制

從調研中發現,招商、財政、稅務、發改委、國土、環保等部門之間還沒有建立定期會商分析機制。各部門依據本系統的標準對入園企業進行審批,信息溝通與交流相對不足,垂直管理部門與當地政府部門即“條條”與“塊塊”之間不同的部門利益影響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四、完善現行政策的基本思路

(一)加強園區發展的研究與規劃

科學發展離不開科學決策,縣域經濟發展只有突出特色,才能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應立足當地自然條件、產業基礎、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特色產業。

放眼未來,必須淡化GDP目標,從外延式的單純增加資金、人力、能源、土地的發展模式向內涵式發展模式轉變,提高勞動生產率。面對附近園區相互競爭的實際情況,應避免同質競爭,打造特色與優勢,實現科學發展。可以考慮與高校、各類研究機構合作,采取技術入股、土地入股等方式共同研制新產品,在部分行業取得突破,走出一條創新發展道路。

(二)建立包括財稅貢獻率在內的園區準入評價指標體系

以往開發區招商引資主要通過發改委、環保、工商、國土等部門設置前置條件審批,忽略了財稅貢獻指標。應綜合考慮招商引資對宏觀經濟的推動作用,制定科學、系統的進入門檻(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財政增收、就業、外貿創匯、增加商品供應、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等提高要素經濟效益方面科學設定園區準入標準。建議建立包括企業規模、財政收入貢獻、提供就業、納稅誠信、科技創新能力、產業帶動能力等多方面的項目準入評價指標體系,在審批項目階段、項目進駐階段、項目成熟期分別進行科學的評價考核,確保引資質量和投資效益。通過招商、財政貼息、信貸擔保等方式支持社會資金參與園區基礎設施、教育、文化、商業設施建設,加快完善配套條件,促進園區健康發展。拓寬籌資途徑,創新籌資方式,加快工業區員工宿舍、超市、公交車站等配套公共設施的建設步伐,幫助企業盡快擴大投資,實現達產目標,提高工業區的財稅貢獻率。

(三)建立考核機制和引進項目退出機制

一是在項目進駐的各個階段做好考核目標設定、組織考核工作。二是建立完善引進項目退出機制、企業經營的市場淘汰機制,對于規定年限內沒有達到設定的單位土地面積財稅貢獻的,停止享受優惠政策,補繳土地出讓金等費用,或者加倍繳納,通過經濟措施迫使其退出園區,提高園區土地使用效率。

從長遠來看,價高稅大產品仍是招商引資的首要選擇,引進項目的重點應轉向高新技術產業,主要吸引產業關聯度高、對上下游帶動作用大的行業;對投資強度較低的木材加工等企業逐步鼓勵做大做強;對土地利用率低,對經濟、財稅貢獻較低的企業收回土地,或征收較高的土地使用稅、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收回減免的各項稅費,取消所有優惠政策。

(四)加強財稅管理

一是建立招商、財政、稅務、發改委、國土、環保等部門定期會商分析機制,實現信息共享。二是加強對稅收優惠的核算、稅式支出預測與管理,改變片面濫用稅收優惠政策的做法。三是除了加強招商力度、引進新的企業外,更重要的是繼續培育已經入園的企業。工業區管委會、財稅部門需站在做大做強園區財源的角度,加強園區項目及企業的財稅管理。

(五)做好配套改革

一是用好、用活現有優惠政策,幫助企業積極爭取上級中小企業發展資金、企業技改資金、技改貸款貼息、科技發展資金、節能減排專項資金、風險投資基金等專項補助。二是通過外引、現有企業重組改造等方式,吸引廣西科學院、廣西農業科學院、廣西大學的科研院所入園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提高園區企業的科技含量。三是鼓勵、推動企業重組聯合,做大做強。財稅優惠政策不僅瞄準項目引進,而且引導企業不斷做大規模,通過制定實施累進式扶持政策,培育若干龍頭支柱企業,形成帶動效應。四是上級扶持應與招商引資財稅績效掛鉤,引導縣域經濟科學發展。五是加快科技、教育等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激發科技人員的活力,鼓勵他們到縣域經濟中創業,發揮其積極性、創造性。

【參考文獻】

[1] 馬海濤,牛文安.當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存在的問題與根源[J].中國發展觀察,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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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承接產業轉移;赤峰;模式選擇;產業重點

1、綜述與引言

產業轉移是由于資源供給或產品需求條件發生變化后,某些產業從發達國家或地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行為,換言之,某國家或地區間的資本的流動以投資、貿易及技術轉移等形式來實現,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具有時間和空間維度的企業自發進行的動態過程,是國際間或地區間產業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1];也是經濟發達地區在優化產業空間布局、推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經濟發展方式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從經濟學理論和實踐來看,產業轉移是轉移國或地區與承接國或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的重要途徑,對轉移地與承接地雙方都是獲益的[2]。從全球范圍來看,二戰以來,全球共發生了四次國際產業轉移。前兩次的轉移使得日本、新加坡、韓國、臺灣等承接國家(地區)的經濟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的鋼鐵、化工和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產業區或電子、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術和生物醫療等技術密集型產業區。后兩次的轉移使得中國東部地區、泰國、印度、俄羅斯等承接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成為全球的“制造中心”。[3]

從國內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兩次大的產業轉移。第一次是東南沿海地區為主要承接區域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其典型特點是發展了大量外包型產業(可稱之為外包型產業轉移),為我國成為制造業大國奠定了基礎。第二次是目前正在進行的東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區的產業大轉移[4]。譬如,2010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引導和支持中西部地區發揮自身資源、勞動力等優勢,提高自我發展能力,加快承接產業轉移。由于金融危機對我國東部沿海地區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的企業造成了極大沖擊,東部已經有很多產業失去了以往擁有的區位、資源和人力資本等方面的優勢,多年快速正在積累下來的產能在找不到外需時,急需尋求釋放空間,迫使東部地區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形成了產業轉移的內在動力和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戰略導向。這樣,東部產業向西部地區轉移就成為必然,越來越多的東部企業加快了西進的步伐[5]。

綜上所述,無論從國際國內形勢還是國家的政策引導看,對中西部地區的承接產業轉移地區都有巨大的利好。利用好這些優勢,積極推進本地區的承接產業轉移工作,勢必會對地區的經濟帶來飛速發展。近年來,赤峰市重點實施了生態立市、工業強市戰略,積極推進新型工業化、農牧業產業化進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努力擴大經濟總量,調整產業結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經濟社會進入了加快發展的新階段。但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與發達地區都存在較大的經濟差距。如何充分發揮后發優勢,抓住當前國內外產業轉移的機遇,處理好承接產業轉移與資源環境矛盾,實現經濟跨越式發展是當前赤峰經濟發展中非常迫切的現實問題。國內外業有學者從不同角度對內蒙古和赤峰在產業轉移問題、經濟發展戰略及縣域經濟發展等方面做了初步的研究[6-8],但較少從產業轉移的模式選擇及戰略分析方面進行研究。赤峰市承接產業轉移擁有雙重政策環境優勢: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延續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優惠政策。國家今年又《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內蒙古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1]21號文》,為赤峰發展增加了新的強大助力。因此,對赤峰市承接產業轉移問題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2、赤峰承接產業轉移的條件和制約

2.1 赤峰承接產業轉移硬件條件

(1)地理區位。赤峰市經濟具有獨特的地理與區位優勢,為產業發展帶來了許多地區不可比擬的獨特條件:一是赤峰市位于東北經濟區與華北經濟區的結合部,既能直接參與兩大經濟區的產業分工,在兩大經濟區之間進行產業交融與組合,又能接受兩大經濟區特別是遼沈和京津唐的產業輻射,承接它們的產業轉移,為兩大經濟區的優勢產業集群代工配套,由此提升自身的產業競爭力。二是赤峰市位于資源與市場的結合部,背靠赤峰市及周邊地區豐富的礦產等自然資源,面向東北、華北等廣闊的市場,有可能成為兩大經濟區最大的優勢資源轉換區域。三是赤峰市交通網絡四通八達,公路、鐵路縱橫交錯,陸路、航空循環暢通。

(2)資源優勢。赤峰市地區十分遼闊,總面積為9萬km2,其面積和我國的浙江省相當,轄區內有著豐富的資源。赤峰市的基礎產業主要是農業和畜牧業,種植品種較多,其種植的糧食作物主要有玉米和小麥,經濟類作物主要有烤煙、藥材等;畜牧業主要有牛、羊、雞、豬等畜禽,在內初步形成了以肉奶牛、肉羊、蔬菜為特色的農牧業產業帶,成為了赤峰縣域經濟新的增長點。赤峰擁有十分豐富的礦產資源,目前已經勘測發現各類礦產70余種,礦業經濟成為名符其實的支柱產業和重要的經濟命脈,也是我國重要有色金屬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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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非競爭性

一、公共產品理論綜述

(1)公共產品的相關概念。一是公共產品的含義。公共產品是私人產品的對稱,是指在消費或使用上具有非競爭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產品。涉及國防、秩序、環保、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二是公共產品的基本特征。第一,非競爭性。非競爭性是指一部分人對某一產品的消費不會對其他人消費該產品造成影響,一些人從這一產品中受益不會影響他人從中受益,在消費上沒有競爭性,屬于利益共享的產品。第二,非排他性。指產品在消費過程中產生的利益不能為某一個人或某些人所獨有,要將一些人排斥在消費過程之外,不讓他們分享這一產品的益處是很困難的。(2)公共產品的供給理論。一是“公地悲劇”和“反公地悲劇”。“公地悲劇”和“反公地悲劇”的所闡述的是,由于“公地”沒有明確的產權主體,由于缺乏有效管理措施,容易導致公地資源得不到良好的保養和維護,造成公地資源的過度利用或者不能被充分利用的現象。二是市場失靈。由于公共產品消費的非競爭性特征容易導致消費者的“搭便車”行為。所謂搭便車者就是不承擔公共產品成本而試圖享受公共產品利益而人。因此,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市場在公共產品供給問題上失靈。

二、山東省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現狀

(1)山東省農村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現狀。一是科教興農方面。近年來山東農村人口每10萬人中擁有各種受教育程度的人數有如下變化:具有大學受教育程度的由475人上升為1931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由4140人上升為6036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由15182人上升為20634人。二是基本設施。全省人口城鎮化率達到47.5%。加強水利設施建設。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程12萬處。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2009年,投資130多億元,改造農村公路6.1萬公里,全省80%的行政村實現了通油路。2006年以來投資38億元,基本完成了縣城電網改造一期工程,其中5400萬元用于農村。三是社會保險保障方面。目前全省參保農民達到1033.21萬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擴大到26個縣。涉及1370.6萬農民,籌集資金3.2億元,收繳保險費1.5億元。制定了支持縣域經濟發展的政策,加大對20個欠發達縣的幫扶力度。(2)山東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的問題。一是供給總量不足。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相比較農村經濟的發展卻滯后許多,難以滿足農民日益增長的對公共產品的需求。二是供給缺乏公平。城市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公平現象仍舊存在,城鎮居民能充分享受到財政投資或補貼的各種公共設施和社會保障,而農民可以享受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衛生等公共產品均低于城市。三是供給效率低下。由于信息的不對稱、預算的不規范和供給體制的滯后性等問題,致使農村公共資源的供給效率低下。主要表現在:第一,公共資金缺乏規劃,使用混亂。第二,基層官僚重“政績”輕實效。(3)淺析山東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存在問題的原因。一是公共資金籌資渠道依賴于制度外籌資。因而長期來看,制度外成本分攤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公共產品有效供給的問題。二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式供給決策機制。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公共產品一直受到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自上而下”決策供應的影響,供給數量、供給結構和供給計劃大部分由鄉鎮和城市以政策形式下達,不僅具有很強的指令性、強制性,而且不同條件、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都是按統一要求執行不合理。三是供給責任不明晰,政府缺位、越位現象并存。山東省行政部門在農村公共產品的提供中,行政審批程序瑣碎復雜,影響了私人部門參與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積極性和時效性。

三、對山東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政策建議

(1)加大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財政支農力度。改變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的現狀,主要還是增加各級財政支農支出,要求各級預算的支農支出增長幅度要略高于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并且要通過農業立法來加以明確。(2)改革創新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完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需求表達機制需要實現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決策程序的轉變,由之前的“政府決策—農民被動接受”的“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給主導型,轉變為“農民需求表達—政府集中決策”的“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主導型決策程序。(3)建立有效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監督、約束機制。首先要規范地方政府的決策行為,建立有效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決策機制;其次要加強對農村公共財政資金的管理和監督;最后要完善農民對地方政府公共產品供給監督機制和社會約束機制。

參 考 文 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