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糧食安全的認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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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引導全球化的發展使人們生活方式不斷改變,也使人類對水和糧食的需求劇增。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挑戰是丟失越來越多的糧田,而水資源緊缺加劇了糧食危機。普羅迪指出,在水資源不斷減少的情況下,人們不應該把有限的水資源用于生產經濟作物的糧食生產上,而應該更多用在真正滿足人們生存需求的糧食生產上?，F在人們面臨糧食和燃料的競爭問題,進一步說就是用于燃料的經濟農作物和用于生存的農作物的競爭。

普羅迪指出,糧食安全還與政府管理有密切聯系。服務、基礎設施、交通等等,都成了人類開發新農田的障礙。糧食需要增加產量,特別要增加現有農田的產量。為此人們只能依賴科學技術,科學技術能夠保證可持續的糧食生產。全球對農業的研發對增加糧食產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農業科學研究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印度、美國、俄羅斯、烏克蘭等地區,人們覺得很難改變全球糧食生產遞減的狀態。眾所周知,歐盟從純糧食出口狀態變成純進口的狀態。這是由于人們太注重生物燃料的生產,把大量的農田用來生產經濟作物。如果歐盟的這種狀況得不到改觀,糧食會日益減少,最終會釀成嚴重的糧食問題。當然在糧食發展方面面臨這個問題的不僅是歐盟,美國也一樣,現在很多國家出臺了糧食安全政策,特別是在非洲。人們也可以通過這些政策和市場的調節,降低糧食生產成本,幫助貧窮國家發展。

糧食供求平衡近年來,糧食問題得到一定的解決,但不能盲目樂觀,因為發展中國家占了全球進口糧食的1/3,而且還在不斷發展。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已發出警告,世界糧食安全是虛假的,因為目前的糧價相對低,但人們生產糧食的投入非常高,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如果糧食危機加劇,其程度將遠遠超出每個人的想像?！∑樟_迪指出,金融危機對于糧食的供求也有著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種植、投資和貿易方面。世界上貧窮的國家因無法獲得足夠的信用來購買糧食,而比較大的糧食出口國也因為缺乏資金難以獲利。糧食市場波動性很強,很難預測,現在很多國家選擇易貨貿易或者貨物交換來進行糧食貿易。

如果說世界的糧食供求還相對平衡的話,那是因為目前還有大約10億饑民沒有錢買糧食。如果他們有錢購買糧食,全球的糧食供應就會出現緊張,糧價就會迅速上升,這對于世界上六七十個糧食進口國將產生非常嚴重的影響。面對這樣脆弱的糧食平衡,人類不能無動于衷。到2050年,地球預計新增30億人口,其中2/3生活在亞洲和非洲,有8個國家的人口加起來超過47億,他們中大部分人沒有足夠的錢來養活自己。

環境影響普羅迪指出,環境安全也能影響糧食安全,因為沒有足夠的清潔水、肥沃的土地或者適當的天氣,就不能生產出足夠的糧食。同樣,人們不能有效應對環境退化,就會影響農業的未來。所以,需要特別關注溫室氣體排放對于農業的影響。我們正在探索環境友好的農業技術、農業做法,這樣的努力一定要繼續下去?？茖W家們正在改善光合作用的效率,生物技術可以使鹽堿地長出作物,還可以利用肥力不夠的農田。

根據糧農組織的數據,農業耕作占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25%,還有50%的甲烷排放也是由于農業生產引起的,化肥的使用占到了大氣中一氧化碳75%的排放,人類必須對此采取措施?！夂蜃兓蛊髽I和社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造成發展中國家大量的饑餓人群和移民。人們有必要改變現有的農業政策,讓農業生產力更好地發揮出來,保證糧食供應,幫助世界上糧食短缺的國家。這就要求農業政策進行改革,特別是減緩濕地氣候變化。南半球國家有必要引入,讓窮人獲得更多土地。有必要采取更多的環境政策來保證糧食生產的可持續性,滿足人們的糧食需求,應對氣候變化。

充分利用市場與貿易保護可以看到全球化帶來的是兩極化。有人認為,它會帶來人類的解放,讓人們有更多的產品進行消費和享受,如果限制市場準入,就會導致市場的失靈。也有人認為,全球化減少了就業機會,而全球化的贏家是那些企業、投機人,這也顯示出危機治理的困難。

普羅迪并不認為在全球市場體系當中,對于物質的追求會產生一個理想的社會,會帶來理想的成果。他支持市場全球化,在他看來一個有效的市場會推動發展,自由貿易對于所有人來說是件好事。應鼓勵人們追求利潤,同時要保證把追求利潤的行動賦予人道的色彩,也就是要更好幫助那些競爭能力不強、比較邊緣化、脆弱的群體或者國家。人們需要在國際貿易當中有更多的責任感、更多的公平性,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全球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也意味著有必要對發展中國家給予特殊對待,比如允許他們短期進行貿易保護,只有這樣才能使他們追趕上那些發達的工業化國家。發展中國家有權利而且有這樣的機會來保護自己,免受糧食進口帶來的嚴重后果。這個問題是多哈回合談判的焦點,并最終導致談判的失敗,短期看來,恢復多哈回合談判比較困難。

普羅迪指出,對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各自的不同情況使他們根本無法充分利用自由化的市場。人們可以看到,國際談判中權力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自由調整市場獲得很多的收益。發達國家有能力進行調整,應對市場上各種各樣的波動,而發展中國家能力有限,不得不接受很多苛刻的條件才能進入世貿組織的框架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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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政府印發《關于全面落實糧食安全省長責任制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旨在加快構建我省糧食安全保障體系，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維護糧食安全的責任。

《意見》包括“強化糧食安全意識，明確責任”， “鞏固和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實現穩產增產”， “抓好糧食收購，切實保護種糧積極性”等十個方面的內容，涉及“切實增強新形勢下的糧食安全意識”， “明確省政府部門糧食安全工作職責”， “明確省轄市、縣（市、區）政府糧食安全責任”等31條具體意見。

《意見》指出，糧食安全是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河南省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核心區和小麥生產第一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和糧食消費大省，必須在確保本省口糧安全的前提下，擔當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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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銷區”是從貿易角度確立一個地區在國家格局中的糧食安全定位――以貿易的方式來解決糧食安全的問題。而“非主產區”則是從生產的角度重新安排這一地區的糧食安全。

概念有實質性的變化。這就是原來的“主銷區”應該“提升產糧大縣的區域自給能力”。其意義是:原來的“主銷區”，如廣東、浙江,甚至北京、上海,也要有自己的“產糧大縣”。也就是糧食生產基地,不能完全依靠商品糧來保障糧食安全?！爱a糧大縣”還必須有助于“提升區域自給能力”。

所謂的“主產區”，如黑龍江、吉林、河南、湖南、江西等13個省份,由于有“比較優勢”,成為國家商品糧的生產主體,也就是承擔了國家糧食安全的主要責任。但這十三個省市基本上都是經濟欠發達地區。而沿海發達的8個省市,如廣東、浙江、福建等,則由于沒有“比較優勢”,成為“主銷區”,卸下了糧食生產的“包袱”。其商品糧主要由主產區供給和中央政府調配。

這種糧食安全的格局表面上是“發揮各自區域的比較優勢”，但其實是不公平的。其原因是由于糧食生產存在嚴重的產業缺陷，在沒有足夠的轉移支付或補貼的前提下，越是生產糧食的地區,經濟必然越是貧困。這一道理其實各個地區都很清楚。有哪個地方依靠賣糧致富的呢？又有哪個地方“招商引資”會招來農民種莊稼呢？據河南省長在一次會議上介紹,河南的十大產糧大縣,就是十大財政最窮縣。而同時在“主銷區”,如“珠三角”、“長三角”地區,所謂的“經濟奇跡”正是通過對農業特別是對糧食生產的“排斥”來實現的。因此,政府“主產區”、“主銷區”的劃分,實際上就是讓貧窮地區發展糧食生產,承擔國家糧食安全的公共責任;而發達地區則“搭便車”。

但嚴重的后果還不僅是由此導致的東部、西部發展差距的擴大,而是“主產區”、“主銷區”這種區域糧食安全制度的安排,將會影響國家糧食安全。

首先，嘗到“甜頭”的“主銷區”將會繼續其原來的“路徑依賴”。他們幾乎不可能復墾已經非農化了的耕地。并且,“搭便車”的“經驗”還會在區域內不斷蔓延。導致整個“主銷區”的糧食生產繼續下滑。1997-2009年期間，廣東糧食產量從1966萬噸下降為1284萬噸,浙江則從1493萬噸下降為728萬噸,上海從230萬噸下降為109萬噸,北京從237萬噸下降為102萬噸。而“主產區”則會很快認識到發達地區經濟快速增長的“經驗”并迅速學習、效仿。結果,在增長的巨大壓力、動力的驅動下,“主產區”的地方政府、農民也會紛紛放棄糧食生產,圈占耕地來搞“開發”。這正是目前很多“主產區”的態勢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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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資源關乎到人類的基本生存，是全球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其重要意義在于保障糧食安全。中國的耕地資源不足、后備數量有限、耕地狀況堪憂。但近年來，中國人口增長和消費升級引發的糧食需求逐年增加，與此同時，土地城市化冒進導致耕地資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耕地壓力過大，并影響到糧食安全。因此，對中國耕地壓力議題的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并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中國耕地壓力存在顯著的空間分異特征是普遍共識。學者們基于不同的空間尺度分析了中國耕地壓力差異格局，主要體現為東中西差異和省際差異。這些實證研究成果為科學認識中國耕地壓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礎，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顯然，省際尺度的研究單元偏大，容易忽略省份內部耕地壓力的時空差異性。因而函待需要更為細化的行政單元分析中國耕地壓力時空格局。而縣級尺度的研究需要將市區與縣共同比較，但二者的城鄉地域結構差異較大，使其在耕地壓力方面的可比性不高。因此，地級單元可作為分析中國糧食安全差異格局較為恰當的研究尺度。

盡管對耕地壓力的研究視角多樣，但其核心出發點依然是糧食安全。因此，基于糧食生產與糧食需求相互關系的耕地壓力指數是學術界評價區域耕地壓力水平的首選方法，該評價方法綜合考慮到人口一耕地一糧食的相互關系，被廣泛應用于區域糧食安全的評價。中國耕地壓力的時空分異必然有其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研究更多關注自然災害、氣候變化、耕地生產力、農業生產投入、糧食生產成本、糧食價格、糧食貿易、種糧積極性等自然因素和糧食生產因素，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演變、勞動力結構變動等因素關注稍弱，未來應更加注重社會經濟發展因素對耕地壓力的影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耕地面積逐年減少，而人口不斷增長，人地矛盾增大。進入21世紀，尤其是2003年以來，糧食產量和糧食播種面積逐年增加，糧食安全形勢好轉，但耕地壓力的區域間差異逐漸增大，并呈現南北分化趨勢。因此，有必要系統分析21世紀以來中國耕地壓力分異的新格局與新特征，以及社會經濟因素對耕地壓力分異的影響。

基于此，以地級行政區為研究單元，分析2001-2013年中國耕地壓力空間格局的時空演變和分異趨勢。在此基礎上，以糧食生產和社會經濟的雙重視角，建立“耕地質量+要素投入+經濟環境+農民收入”的影響因素評價體系，分析耕地壓力變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相比于已有省級尺度數據的研究，采用地級單元面板數據的分析將得到更多信息和更精確結論，為該領域提供最新的實證研究參考;在影響因素分析方面，更加突出社會經濟要素對耕地壓力及其糧食安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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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糧食；安全；研究

中圖分類號：F3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1

一、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要內涵

在中國的古代，就對糧食做了很好的定義：糧，米之良者。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氣，蘊日月精華，承雨露化育，方凝結而成，以濟天下蒼生。糧食，不是附加給生活的任何寓意；饑餓，一個民族五千年不愈的傷口。糧食是大地賜予人類無窮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種讓人類深懷著感恩之情和虔誠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國農人的話說，是命根子。在西方，詩人們把糧食比喻成“太陽的血液”，其比喻賦予了豐富的象征性。古今中外，各個國家和民族對糧食問題一直都是高度重視但又十分擔擾。

對于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而言，保障糧食安全是經濟增長、社會穩定和國家自立的基礎，也是應該承擔的一項國際責任。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采取了一系列手段來增加糧食產量，基本實現了糧食的自給自足。但是，糧食安全問題始終沒能得到徹底解決，如何解決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仍然是一個重大課題。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一方面糧食需求持續增加，另一方面糧食生產資源則在逐步減少。中國以占世界9%的耕地，5%的水資源，養活了占世界25%的人口①，中國糧食生產的隱患很多，中國的人均耕地，人均擁有水源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還是一個自然災害頻發的國家，旱災、水災經常發生，不同的災害在中國的不同地域偶爾階段性的發生，給糧食生產造成極大的困難；中國處在工業化發展時期，城鄉二元經濟特征明顯，城鄉差距日趨擴大，我們要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另一方面我們又要確保從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一個兩難境地。國內糧食生產的增長空間十分有限。我國用于糧食生產的耕地出現了明顯的下降。從19785年到2012年，糧食總播種面積減少了7.7%②。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現代化的推進，農業與非農產業、農村與城市對耕地資源的競爭仍會不斷加劇。農業水資源嚴重短缺。中國是一個水資源短缺、水旱災害頻發的國家，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而工業化、城市化又導致非農產業用水增長、水資源污染嚴重。氣候變化影響凸顯。全球氣候變化已對中國的糧食生產造成了一定影響，預期如果不采取適應性措施，小麥、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會以減產為主③。因此，為確保糧食有效供給，除了努力搞好國內農業生產、挖掘農業增產潛力外，還要在更廣范圍和更深程度上開發和利用國外的農業資源，適當與適度的糧食儲備是維護糧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目前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三大問題

2013年下半年以來，全球各國都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消費品的價格快速上漲導致了糧食價格上漲，全球糧食儲備已達到最低水平。雖然過去也出現過類似的糧食市場的通貨膨脹現象，但這次不同以前那樣簡單。主要問題如下：

1.我國的耕地面積逐年減少。我國目前耕地面積已經引起了全社會對糧食安全的普遍關注，近十年之間，我國凈減少耕地面積6099萬畝，年均減少耕地1000萬畝，從長遠看，耕地減少的勢頭不可逆轉，中央劃定的18億畝耕地紅線很快就可能被突破；到2020年，中國耕地缺口將達到1億畝以上，我國的耕地面積逐漸減少，對糧食安全保障工作影響深遠，國家宏觀政策的戰略布局面臨重大考驗。

2.我國對糧食消費持續增長。我國人口的特點是，人口基數大，增長速率快，當數量和結構的不斷變化，對糧食需求也不斷增加。我國人口數量一直居世界人口前列，隨著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早已改變自然經濟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另外，農民外出打工的數量不斷增加，在家務農人數明顯減少；再者，隨著生活水平地不斷提高，人們對糧食質量和需求也不斷提高。這不僅是從國民角度講對糧食消費量不斷提高，同時還指伴隨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工業化程度不斷提高，工業用糧的數量也不斷提高。因此，中國的糧食消費不斷提高。

3.農民耕種出現“斷代”現象。對于當前的農村青年一代，耕種已經普遍失去了吸引力。2012年在外打工的農村勞動力人數占農村總勞動力人數的52%，常年外出人口數占總人口的24%。有文化、懂技術、有管理經驗的農村人口急劇轉移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他行業收入普遍高于糧食種植，有能力的人大多不愿從事耕種。我國傳統模式是農業哺育工業，工業反哺農業?，F如今國家雖在提倡重視“三農”問題，但很明顯，城鄉差距、工農差距愈來愈大。農業成本提高，從種子價格到化肥價格再到灌溉用水的價格，都在不斷提高。我國雖然對糧食實行保護價收購，與工業品相比，其價格依然較低，使農民在豐收年增產卻不增收，農民種糧積極性仍受到嚴重打擊。以耕種為職業的農民普遍出現“斷代”現象，他們的子女選擇出外務工，也不愿意在家鄉種地，這樣最終導致國家農業發展的失衡。

三、掌握糧食安全主動權的關鍵及其建議

糧食是基礎性公共產品，是最低質產業產品；而糧食又是民本和民生資源，是國家戰略資源。我國傳統的糧食生產能力可以基本滿足國內的需求，但解決市場競爭能力不足的問題不僅緊迫而且具有很強的挑戰性，需要全面組合政策加以應對。要充分利用WTO《農業協議》的綠箱政策④，重建以農產品價格支持體系、國家稅收支農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補貼為主體的黃箱政策體系，靈活設計不同補貼方式的組合，對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購置補貼、養殖業補貼、農產品的“綠色通道”政策等予以制度化、系統化、規范化，使之成為一項長期的公共政策，對糧食產量進行宏觀調控，合理的制定糧食儲備規模，充分利用進出口途徑，努力實現糧食進出口市場多元化，保證我國糧食供應和糧食儲備。

在保持足夠安全儲備的同時，國家應采取各種財政政策，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民收入。鼓勵農民和企業等多方參與糧食儲備，并運用市場辦法來調節糧食儲備，使糧食儲備制度不僅可以利用市場的靈活性消解國家糧食儲備制度的僵硬與壟斷的不足，而且可以使糧食補貼機制的獲利面更具廣泛性，從而為國家的糧食安全夯實基礎，增加對人民的福祉。

注釋：

①國家糧食安全中長期規劃綱要（2008～2020年），人民日報.2008年11月14日第10版.

②國家統計局.國家統計局關于2012年糧食產量數據的公告.

③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

④WTO《農業協議》規定，“綠箱”政策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費用不轉嫁給消費者，且對生產者不具有價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務計劃。這些措施對農產品貿易和農業生產不會產生或僅有微小的扭曲影響，成員方無須承擔約束和削減義務.

參考文獻：

[1]陳啟文.共和國糧食報告[M].湘潭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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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關我國主糧進口猛增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農業部信息部數據顯示，2012年1-7月，我國共進口谷物868.2萬噸，同比增261.3%；進口額29.8億美元，同比增220.0%。其中，小麥進口244.6萬噸，同比增268.4%；玉米進口312.7萬噸，為2011年同期進口20.9萬噸的15倍；稻谷和大米進口141.3萬噸，同比增238.4%。雖然這些主糧的進口量基數較小，但增長量依然令人咋舌。

而這種主糧進口增長的勢頭引起了很多人對我國糧食安全的擔憂。民以食為天，很多人知道的一個事實是，農業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更是關乎到國民生活的基本保障，糧食安全關系國家安全。

這些年很多人經常引用的就是中國大豆的悲劇。1996年以前，中國是出口大豆的。1996年，中國進口100萬噸大豆，到2012年，中國進口大豆是5806萬噸，相當于將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60%都買來了，我國大豆的自給率只有20%。但另一方面，我國大豆業幾乎已經被國際市場和外資所擊潰，不僅絕大部分都是從國外低價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就是國內種植的大部分也都是國外轉基因大豆，其整個產業鏈也主要為外資所控制。我國雖然是世界上大豆品種資源最為豐富的國家，但是這些年來幾乎已經喪失了在國際大豆市場的話語權。

隨著近幾年我國玉米、小麥、大米等主糧進口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有部分人士擔憂我國的主糧會演繹成為大豆那樣對國外的嚴重依賴。問題真的有這么嚴重嗎？

首先，我們需要知道的一個事實是，這些年我國主糧進口猛增并沒有導致我們的糧食生產出了問題。事實上，連續9年來，我國的糧食總產量一直處于增長的狀態。

但是在這樣的局面下，為何主糧進口還會猛增呢？這主要是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眾對糧食及其肉蛋奶等副食品的需求在逐步增大，且隨著民眾收入增長，肉蛋奶在食品消費結構中比重逐步擴大，而這種數量和結構上的雙重調整，導致國內主糧的增產還是不能滿足人們需求的增長，因此也導致了主糧進口的快速增長。例如就玉米而言，由于近年來國內飼料、乙醇和糖等一百多種深加工產品對玉米的需求在不斷增長，因此玉米的需求量逐年增長也是趨勢，其進口量的提高也在情理之中。

就目前的形勢來看，我國主糧供給還不會淪落到大豆一樣的命運。不少糧食問題專家認為，雖然近幾年我國主糧進口增長速度很快，但是從進口量來看，基數相對較小，并未對國內主糧市場產生較大影響。

小麥、玉米、稻谷、大米等農產品進口在我國均有關稅配額制度，這些配額主要掌握在國有糧油貿易公司手中，可以保證進口量不至于太大沖擊到國內市場，且國家容易追蹤。此外，進口主要是出于補充國內缺口和儲備目的，不會在大范圍內對國內的糧食市場造成替代性沖擊。實際上，這些年來，我國在合適的時機通過進口來調劑國內主糧余缺，增加了供應，從而穩定了國內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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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農業水資源的特點

我國農業水資源時空分布極其不均。從空間上。農業水資源與耕地和生產力分布不相匹配。,我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水資源量占全國的82%。而耕地僅占36%,人口占54%。黃淮海平原擁有中國20%的人口和可耕地,但糧食產量僅占總產量的25%,平均水量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20%。高密度的人口和集約耕作使得地下水儲量以年均1米的速度遞減。并使得該地區的農業水資源短缺問題大大惡化。從時間上,我國降水量年內年際變化大,降水時間分配上呈現明顯的雨熱同期。基本上是夏秋多、冬春少?？傮w表現為降水量越少的地區,年內集中程度越高。近20年來,全國地表水資源量和水資源總量變化不大。但南方地區河川徑流量和水資源總量有所增加,而北方地區水資源量減少明顯。北方部分流域已從周期性的水資源短缺轉變成絕對性短缺。

二、我國農業水資源日益緊缺,危及糧食安全

(一)農業水資源供求矛盾日益嚴峻,農業用水很難得到保證

我國雖然水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占有量和單位面積耕地占有量小,大部分地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資源短缺問題。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糧食的數量與質量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就要求有更大的供水量。農業水資源的供給能力主要取決于水資源總量的增長和其它競爭性用途的增長狀況,通過對我國幾十年來不同部門水資源使用情況的統曲(見表1),從1949-2007年,我國農業、工業和生活供水總量增加了5.6倍。而農業用水量自1993年之后所占比重開始下降?？偭口叿€。工業和生活用水卻逐年增加。農業用水比重從97%下降到61.9%;與此同時,工業和生活用水比重分別由Z3%和0.6%上升到24.1%和12.2%。工業和生活用水基本引自農林或灌溉水源地,農業用水逐漸被工業和生活用水擠占,其根本原因是單位水資源在工業和生活部門所產生的效益遠遠高于在農業部門所產生的效益。因此,隨著我國社會工業化和人口城市億的本斷發展,只要有比較利益的存在,農業用水的份額還將會繼續下降,據估計。到2050年該份額將下降到54%(謝東輝,2007)。

(二)農業水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節水技術總體水平低

我國農業水資源短缺嚴重,但同時又存在水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浪費嚴重的現象,水資源短缺與粗放低效利用的狀況并存,而水資源的粗放低效利用,又加劇了水資源短缺程度(李曉青,2007)。水的利用效率比較低,每立方米水的糧食生產能力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生產單位糧食用水是發達國家的2到2.5倍。另外,雖然我國逐漸總結和推廣了多種節水技術,但從整體看,我國農業節水技術水平偏低。以節水灌溉為例,2008年全國節水灌溉面積占有效灌溉面積的41.8%,渠道防滲和管道輸水灌溉等方式仍占主導地位,約占全部工程節水灌溉面積的42.8%,噴灌和滴灌等高效節水灌溉方式僅占有效灌溉面積的7%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有很大差距。

(三)水資源污染嚴重,威脅糧食的質量安全

統計顯示,長江、黃河、淮河等七大江河水系劣v類水質占28.4%。水污染已出現由支流向主延伸、由城市向農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滲透、由陸地向海域發展的趨勢,此外,利用污水灌溉是我國農田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被污染的河流水川于灌溉,對土壤環境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威脅著我國的糧食質量安全。

(四)降水量呈歷史下降趨勢

統計我國2000-2007年水資源情況可知,2000年降水量為60092億立方米,到2007年,降水量57763億立打米,減少約2329億立方水。我國大部分水資源主要來源于大氣降水,降水量的減少尤疑使農業水資源緊缺更加嚴峻,部分地區“靠天吃飯”的糧食生產模式受到嚴峻挑戰,甚至危及糧食安全。

(五)連續干旱加重農業水資源緊缺,造成糧食減產嚴重

巾于水資源短缺,我國荒漠化干旱十分嚴重,農業灌溉水危機隨著近幾年干旱的頻繁發生也變得日益尖銳。由于70%的糧食產自灌溉區,而農業用水中80%以上又用于耕地灌溉,連年干旱危害農作物生產,威脅著我國的糧食安全。據統計,1991年以來,我國平均因旱受災面積占耕地面積的21.3%,平均因旱損失糧食達289.4億公斤,我國政府日前的,《氣候變化國家評估報告》指出,百年-來平均氣溫上升了0.5-0.8攝氏度。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世紀后半期,我國的小麥、水稻和玉米等農作物產量最多可能下降37%,糧食安全將受到嚴重影響。

三、可持續利用水資源: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戰略選擇

針對以上農業水資源日益緊缺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分析,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只有采用果敢有力的水資源利用措施,才能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社會穩定。

(一)應借鑒世界先進的水資源管理模式。緩解農業水資源的供求矛盾

縱觀美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水資源管理體制改革,得到以下啟示:1,面對市場,實施“事企”剝離:2,建立節水灌溉經濟激勵機制:3,建立用戶參與管理決策的民主管理機制;4,建立水價體系;5,制定相關法律:6,運用現代衛星遙感技術。

(二)推廣農業節水技術并提高企業廢污水的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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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最小耕地面積；耕地壓力；產值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7-0136-03

市場經濟發展迅猛條件下，糧食生產面臨著嚴峻挑戰。具體體現在資源以及勞動力，一方面耕地資源平衡形勢越來越嚴峻，既要保證區域生活的用地需求量，同時要保證糧食安全，使耕地不被過度占用；另一方面工業化進程加速，種植糧食這一勞動粗放型產業收益低下越發突顯。鑒于農民收入連續下降，已經影響到農村穩定和發展，農民外出務工已經形成一大社會現象。面對如此急切的社會化轉型階段，保證耕地資源的平衡以及提高糧食產出效率以保證區域糧食安全尤為急切。本文選取龍勝各族自治縣1991―2010年的相關數據進行研究。龍勝各族自治縣位于廣西桂林北部，2010年農業人口數為14883人，占總人口數的85%?；厮葜?991年這二十年間，農業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均在85%～90%。取如此傳統的農業縣進行研究，有一定的典型的代表意義，通過研究以望對相關的問題得到答案。

1 文獻回顧

對于耕地壓力問題，大多數學者把耕地壓力與糧食安全相結合，例如鄒士鑫，利用耕地壓力模型分析了重慶市的耕地情況與糧食安全的關系。比較有新意的是Wu等從空間模型出發，評價了全球糧食安全的問題。對于糧食產業產出問題，學者大多從兩方面研究，一方面從資源投入分析，建議擴大糧食生產中機械利用效率，從而改變糧食種植的分異特征。另一方面從人力投入以及制度入手，分析了人力結構和現行制度對產出的影響效力。王松梅認為農村土地使用流轉制能夠促進農業規模經營，因此應提高糧食生產的規模效率。楊鳳敏認為機械利用程度逐年增加的情況下，糧食單產等指標仍舊連年下降的原因在于人力資源方面的投入和關注匱乏。比較新穎的是許慶從規模經營入手利用超越對數模型從投入產出和生產成本這一產業的兩端考察了我國糧食規模經濟的存在性，得到了農業經營規模的擴大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的結論。

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之上，從耕地壓力模型出發，以不同思維角度研究在耕地基本平衡條件下的糧食產值。并對前人的實證分析模型進行了改進，考慮了自然環境以及市場環境、人力結構等影響。

2 模型構建及影響因素分析

2.1 模型的構建

2.1.1 人均最小耕地面積

人均最小耕地面積是指在一定區域內與生產條件下為保障區域內居民解決溫飽而擁有的最基本耕地面積。其公式為：

其中，Pmin為一地區人均最小耕地面積，λ為該地區糧食自給率，D為該地區人均糧食需求量，α為該地區糧食播種面積占總播種面積比重，n為該地區實際播種面積占耕地面積比重，h為該地區糧食單產量。顧名思義，人均最小耕地面積是衡量地區所可能承受的最大耕地壓力，量化了一個地域的耕地緊張程度。

2.1.2 地區耕地壓力指數

耕地壓力指數是衡量一個地區耕地狀況好壞程度，涉及當地地區糧食安全情況的指標。其公式為：

其中，Pmin為人均最小耕地面積，P為實際人均耕地占有面積。耕地壓力指數作為調控指標反映了一個地區耕地的理論與實際稀缺沖突程度。當t=1時，理論耕地量等于實際耕地量，則耕地平衡。當t>1時，實際耕地量小于理論耕地量，耕地壓力隨著t趨于無窮呈增大趨勢，糧食安全得不到保障，需求大于供給。當t

2.2 指標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為保證數據選取的真實有效性，本文選取數據均來自于1991―2010年度龍勝各族自治縣統計局整理提供的《龍勝各族自治縣統計年鑒》、《廣西糧食發展報告》以及龍勝各族自治縣糧食局、氣象局數據，加以整理得到。

2.3 測算結果及其分析

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認為，年人均糧食消耗量在250～400kg時，處于溫飽階段，400～600kg時處于小康消費水平?；谖覈F處初步小康社會前提下，本文選取400kg的人均糧食消耗量。與此同時，根據龍勝糧食局2010年數據，確定全縣的糧食自給率為82%。經測算，各測算結果列入表1。

2002―2009年，耕地面積持續減少。2002―2006年，國家下達退耕還林政策，致使耕地量下降。2007―2009年的耕地量下降則是由于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務工潮涌現及繼續發熱。耕地壓力指數從1991年的1.0699持續下降到2001年的0.8769，隨后回升。表明2002年借退耕還林這一契機使耕地得到更合理的利用，優化了土地的配置。同時增強了政府對耕地利用的認識和管理，使耕地利用達到基本均衡。

2.4 產值的影響因素分析

對于產值產出問題的研究，C.W.柯布和保羅?H.道格拉斯提出的生產函數：Y=A（t）LαKβμ，以及邁克爾?波特（1990）將一個地區產業產出從生產要素入手，把各種生產要素分為初級和高級要素兩類。初級要素包括氣候情況、自然資源投入、人口以及地理位置，高級要素包括勞動力結構、專業技術投入以及基礎設施。筆者引用模型中涉及的各個變量，對部分變量進行對數處理，運用EVIEWS6.0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

LNGOV=β0+β1LNAUC+β2LNMTP+β3LNTS+β4LNLF+β5LNCM+β6LNRD+β7IR+μ

其中LNGOV表示糧食總產值自然對數，衡量糧食產出情況；LNAUC表示糧食播種面積自然對數，衡量自然資源投入情況；LNMTP表示農機總動力自然對數，LNCM表示農業中間消耗自然對數，共同衡量基礎設施狀況；LNTS表示農業技術人員自然對數，作為專業技術投入的衡量；LNLF表示農業勞動力自然對數，作為勞動力結構衡量；LNRD表示降雨量自然對數，代表氣候狀況；IR表示通貨膨脹率，糧食價格與通貨膨脹互為對方的因果，于是它代表市場環境的影響。

通過各變量趨勢圖可知，各變量均帶趨勢，所以要進行平穩性檢驗。

2.4.1 ADF檢驗

對各變量進行ADF檢驗，得出各變量原序列均不平穩。LNGOV、LNAUC、LNMTP、LNCM、IR、LNLF、LNTS為一階單整序列，可進行協整檢驗。

2.4.2 Johansen協整檢驗及標準化協整參數計算

在VAR模型建立后對模型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得出LNGOV、LNAUC、LNMTP、LNCM、IR、LNLF、LNTS、LNRD存在3個顯著的協整關系。表示1991年以來，龍勝糧食產值與糧食播種面積等自然資源投入以及勞動力投入等人力資源投入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取標準化協整向量，得到以下關系：

在5%顯著性水平上，LNAUC、LNLF、LNRD是LNGOV的Granger原因，但是LNGOV不是LNAUC、LNLF、LNRD的Granger原因，LNAUC、LNLF、LNRD對LNGOV構成單向因果關系。即播種面積、勞動力、降雨量促進了當地的糧食產值增長，但是糧食產值增長沒有帶動播種面積與勞動量以及降雨量的增加，當然，降雨量不受產值影響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符合邏輯認知。LNTS與LNGOV構成雙因果關系，說明技術人員與糧食產值是相互影響的。

3 結論與建議

從模型看出，對糧食產值影響顯著的變量有播種面積、勞動力人數、技術人員數、農機總動力，降雨量也在一定區間中對產值有正向影響。同時農業中間消耗對于糧食產值呈負向影響。

借鑒日本的經歷，農業化社會向工業化轉型階段，耕地非農用要求急劇上升，基礎設施、工業用地需求為主導，之后住宅用地需求擴張。在轉型初期，經濟增長波動對用地需求影響較大，隨著時間增加需求將減小。所以我們應認識到，經濟的建設與發展不能依賴于過度占用耕地。根據以上模型與結論，結合現狀，提出以下結論：

第一，為了打消各地地方政府為了經濟增長從而進行土地非農用化的想法以及行動，可以在建設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對存量土地保持不變，轉而對增量土地進行作物種植比例約束。如此既可以保證糧食安全，也可以不制約經濟增長，從而達到地方利益最大。

第二，為確保糧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考慮到現實種糧收益低下，從而導致的務工潮發酵。應當對糧食種植加大扶持力度，從稅收減免到技術支持，同時加大對農村的教育經費投入。我國人口眾多，決定了糧食生產必須向資源集約型轉型，人才技術才是第一生產力。

第三，應當注重糧食產業的下游，從注重糧食口感到加工與包裝，形成一條可持續的產業鏈條。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以及引導。對于離鄉農民或兼業農民，政府應當出臺政策，鼓勵他們把土地經營權流轉給土地銀行，不要將寶貴的耕地資源荒廢，并由土地銀行將土地貸給種糧大戶進行集中開發，從而實現糧食生產的資源集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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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優化；糧食風險基金

中圖分類號：F3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08-0100-05

一、引言

農業補貼是各國政府保護農業、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在不同國家、不同時期里，盡管農業補貼的方式和力度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均為糧食補貼。就糧食補貼的分類而言，按照補貼對象受益程度的不同，通常將農民直接受益的補貼方式稱為直接補貼，而將農民間接受益的補貼稱為間接補貼。自2004年起，我國先后密集出臺了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糧食最低收購價和農資綜合直接補貼等一系列補貼政策，業已初步形成了綜合性收入補貼、生產性專項補貼和最低收購價政策相結合、兼顧國家糧食安全和種糧農民收入的糧食補貼政策體系。其中，糧食直接補貼因具有符合WTO《農業協定》要求、受益直接、簡便高效和價格扭曲程度較低等優點而備受青睞。簡言之，糧食直接補貼是指政府為實現保障糧食安全、促進農民增收等目標，在生產環節直接給予糧農一定經濟補償的轉移性財政支出。

關于我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現實目標定位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主張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導向。二是力求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目標定位的不同，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決定著糧食直接補貼具體要素設計上的差異，其中，與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相適應的補貼方式是掛鉤支付，而與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目標相吻合的補貼方式則是脫鉤支付。筆者認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及財政支付能力的現狀直接決定了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應以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為要務。在此目標導向之下，本文試圖以糧食直接補貼制度要素設計所遵循的基本理念為標桿，以糧食直接補貼措施的要素為架構，分析我國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并提出政策優化的具體建議。

二、基于補貼要素的糧食直接補貼現實問題考察

自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實施以來，在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促進農民增收和創新糧食補貼制度諸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效，對此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然而，由于糧食直接補貼的實施時間較短、直接補貼的近期和長遠目標定位尚有待于進一步明確、農戶數量多(約2.68億戶)、財政能力有限及省際間具體情況差異較大等原因，目前糧食直接補貼中仍存在著許多值得關注的問題。對于這些問題，可以通過對糧食直接補貼諸要素中所體現的政策和制度缺失展開分析。

1　補貼對象和范圍的區域性差異

實踐中各地區確定補貼對象和范圍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種(如圖1所示)：(1)以所有生產糧食農戶為補貼對象，即所有農戶均可以獲得一定數量的補貼，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多數省份采用這一方法。(2)僅對糧食主產縣內的農戶進行補貼，如河南、山東便實行這種做法。(3)只補貼出售商品糧的農戶，采用這種補貼方式的省區包括新疆、福建、廣西和貴州等。由于從事糧食生產本身就意味著為糧食安全做出貢獻，所以，獲得政府補貼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對于只補貼糧食主產縣內農戶的省區而言，非主產縣的農戶顯然會因未獲得補貼而使其種糧積極性受到影響，由此帶來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對于只補貼出售商品糧農戶做法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也可以做類似的分析和解讀。

2　補貼依據的復雜性與補貼目標定位的不確定性

從補貼依據看，2004年起實行的直接補貼分為三種類型(如圖1所示)，各地在糧食直接補貼的具體依據方面也存在著形式各異、種類繁雜的問題。這三種類型的補貼依據包括：其一，與當期播種面積和價格脫鉤，而主要以計稅面積或計稅常產為補貼依據，采用這種方式的有遼寧、吉林、青海和河南等省份。按照這種補貼方式，無論在耕地面積上種與不種或者種植何種作物，均可以領取補貼，該方法似乎較為簡便，但卻或多或少地給了糧農一個“種糧吃虧”的信號，不利于穩定糧田面積，甚至可能會導致耕地轉向種植收益比糧食高的經濟作物。如果農民領取補貼與種不種糧食、賣不賣糧食給國家并無直接關系的話，那么勢必導致國有糧食企業難以掌控糧源，使國家宏觀調控失去不可或缺的載體和資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種糧大戶所承包的耕地是村集體所有的農田，在農村稅費改革中，這些耕地并未計入農業稅征稅范圍，此時，如果以計稅耕地面積為補貼依據，那么這些農戶就難以得到承包地的補貼，這顯然與制定直接補貼政策的初衷相抵觸。其二，與當期實際種植面積掛鉤，以農民實際種糧面積為補貼依據，北京、江蘇、山東、浙江和廣東等多數省份實行的便是這種做法。從總體上看，這種補貼模式有利于鼓勵擴大糧食種植面積和刺激糧食生產，但仍然存在著計算復雜、工作量大和操作成本高的問題。其三，與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數量掛鉤，即按照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的數量為補貼依據，采用該方式的地區包括新疆、福建、廣西和貴州等。按照這種補貼辦法，雖然農民生產的用于自身消費的糧食與農民出售的商品糧同樣對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但卻仍然存在著無法獲得相應補貼的問題。

從另一種補貼依據的劃分角度來看，實踐中有若干省區采用脫鉤補貼的形式，即以計稅面積、計稅常產或基期商品糧數量為計算依據，補貼的對象為所有承包土地的農戶，而不論其是否種糧。這種脫鉤補貼形式實際上是以提高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糧食直接補貼的主要目標。與此不同，與當期實際種植面積或農民實際出售商品糧數量相掛鉤的補貼形式，實質上是與保障糧食安全目標相適應的，脫鉤補貼與掛鉤補貼兩種方式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目標定位的模糊性和非一致性。

3　補貼標準有待進一步調整和提高

糧食直接補貼資金主要來源于糧食風險基金。①按照目前分散化的管理辦法，各省在核定糧食風險基金包干基數時考慮的因素各不相同，這進而會導致省際間糧食風險基金包干基數也存在著差異。具體到用于直接補貼的基金數額的確定時，基本上大都根據財政支付能力進行安排，事先并未確定合理的糧食直接補貼標準；不是根據補貼需要來確定直接補貼預算，而是先有預算支出控制數，然后再確定補貼的標準。同時，各個地區之間需要補貼的種糧面積也有很大差異，在這種情況下，各省區總體財力水平和需補貼的種糧面積之間的地區差異，共同決定了補貼標準和水平的地區間差異。這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糧食主產區內部存在著補貼標準的差異，以同為主產區的江西和江蘇為例，江西按照水稻種植面積給予農民10元／畝的補貼，而江蘇則按照水稻種植面積給予農民20元／畝的補貼，相差一倍之多。二是糧食主產區的補貼標準低于主銷區，這主要表現為位于發達地區的糧食主銷區的補貼標準要明顯地高于許多糧食主產區的補貼標準。

由于受收支壓力的約束，制定的補貼標準較低，所以對于許多財力狀況拮據的地區來說，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應也受到限制和影響。如果將糧食生產過程中的其他成本因素考慮進來的話，那么，糧食補貼后的收益根本無法達到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低標準的直接補貼很難從根本上提高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財政部經濟建設司的研究發現，在直接補貼政策實施的第一年，補貼從無到有，隨即調動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此時直接補貼政策的效應為最高。而當補貼一旦穩定下來，成為農民相對穩定的收益之后，直接補貼政策的邊際效應就呈現出遞減的態勢。這一現象的存在，確實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和思考。

4　糧食直接補貼發放過程中的操作成本問題

現行的糧食直接補貼發放程序較為復雜和繁瑣：先由各行政村村民委員會組織對本村各農戶的實際糧食種植面積進行調查摸底，據實填報清冊，在村內張榜公示，其間若無異議，可上報鄉鎮政府，鄉鎮政府通常會責成農業部門會同鄉鎮財政所核實后逐級上報批準。整個發放過程之中，涉及土地、農業、糧食、財政和農業發展銀行等多個單位，但卻沒有專門的負責機構出面進行協調管理，由此導致整個補貼流程費時、費力，增加了工作量和操作成本。據對一些縣的典型調查表明，糧食直接補貼的行政成本約占補貼總額的5％～10％之多，這個比例是相當高的。但在國家發放的直接補貼資金當中，并未包含對直接補貼執行成本的彌補，即糧食直接補貼項目中沒有列支行政成本，該項費用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擔，這也給地方財政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

5　糧食安全成本分擔機制有悖成本與收益對稱原則

我國糧食風險基金始建于分稅制改革初期的1994年。作為直接補貼資金的主要來源，糧食風險基金由同級財政部門負責籌集，即中央糧食風險基金由財政部負責籌集，省級糧食風險基金由各省級財政廳局負責籌集，這體現了分稅制改革所遵循的劃分收支、分級理財的理念。按照《糧食風險基金管理暫行辦法》的規定，從1998年起，糧食風險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按照1：1，5的比例分擔，缺口部分則按照1：1分擔。在我國，糧食主產區提供了大約80％的商品糧。但在目前的糧食直接補貼資金來源結構下，糧食主產區對國家糧食生產和安全做出的貢獻越大，其地方政府承擔的財政補貼壓力也就越重；而糧食非主產區對糧食安全貢獻小，其承擔的補貼壓力也小。相比之下，糧食消費地區承擔的糧食補貼負擔更小。所以，目前條件下的糧食補貼資金來源結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糧食主產區承擔部分非主產區、消費區的糧食安全成本現象，使糧食主產區的糧食補貼資金及其效應外溢到了非主產區和消費區。這種現象和結果既有悖于糧食安全成本與收益對稱的原則，同時也使原本就深陷財政困境的糧食主產區中的許多省區財政收支狀況雪上加霜。

三、糧食直接補貼的目標定位與要素設計

從理論上講，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可概括為兩點：一是彌補種植糧食取得收入與同等農業生產要素的競爭性用途取得收入之間的差額，提高種糧的比較收益，促使糧食種植業獲得平均利潤，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保障糧食安全。二是彌補和縮小城鄉居民之間收入的差距，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福利水平。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目標的現實選擇，取決于經濟發展水平、補貼需求和財政支付能力的高低。對于經濟發展水平低且財政收入規模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往往選擇只需較低補貼標準就能夠實現的保障糧食安全作為現實目標；與此相反，就經濟發展水平高且財政收入規模較大的發達國家而言，可以將需要較高補貼標準才能實現的彌補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作為現實目標。應該說，這兩個目標的層次是各不相同的，所需要的財力保障水平也各有差異，然而兩者之間并不能截然分開，前者是必經階段，前一個目標的達到有利于后一個目標的實現。基于我國的現實情況，糧食直接補貼政策應該以穩定糧食生產、保障糧食安全、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為主要目標，同時兼顧提高農民收入的長遠目標。這樣的目標定位，決定著糧食直接補貼的要素設計應體現以下基本理念：

1　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設計應有助于保障糧食安全

作為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我國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占世界人口總數2l％的人口，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但還需要認識到，我國2008年約有耕地面積18.26億畝，人均僅為1.4畝，而世界人均耕地為5，5畝。我國糧食目前年消費量高達5億噸，而世界糧食的年貿易總量僅為2.4億噸左右。隨著一定時期內我國人口的持續增加，糧食年消費需求呈剛性增長。糧食是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如果糧食消費主要依賴進口，必將帶來難以預料的后果。我國糧食生產的制約因素較多，其中包括水土流失面積增大、土壤沙化加劇、水污染嚴重和耕地面積逐年減少等。從耕地面積的變化情況看，全國耕地面積已從1998年的19.45億畝逐年減少至2008年的18.26億畝，由此帶來的糧食壓力是可以想象的，保障糧食安全任重而道遠。保障糧食安全，最重要的渠道是保證基本糧源。在工農業產品倒掛的價格體制下，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長期受到壓制，基本糧源的供給能力下降，對糧食安全構成直接威脅。通過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必將會在保障糧食安全方面發揮積極有效的作用。

2　補貼標準制定應遵循合理補償的原則

為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和保障糧食安全，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將耕地和農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限定于糧食生產，這有可能導致農民種糧的比較收益低于同等條件下農業生產要素的競爭性用途所獲取的收益。為了彌補這種收益差額，客觀上就需要給予種糧農民一定數額的直接補貼。農業生產要素在糧食和非糧食生產用途上的競爭性，取決于種糧收入與非種糧收入的比較，競爭的臨界點是農業生產要素生產糧食與非糧食收入相等。維持農業生產要素用于糧食生產的最基本前提，是該要素糧食生產取得的收入不低于非糧食生產取得的收入。這意味著，糧食補貼后的收益至少應等于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補貼標準應該力求等于農業生產要素(主要是耕地和農村勞動力)競爭性用途與種糧收益之間的差額，使糧食種植業獲得平均利潤，從而確保糧食生產的穩定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糧食直接補貼的補貼標準應該依照合理補償的原則進行設計。

3　糧食直接補貼對象選擇的橫向公平與補貼標準的縱向公平

所謂糧食直接補貼對象選擇的橫向公平，是指無論糧食主產區、非糧食主產區抑或糧食消費區的農戶，只要從事糧食生產，就應該獲得相應的補貼，且補貼標準相同(即標準統一)。補貼標準的縱向公平，則是指按照農戶對糧食安全貢獻的大小給予不同數額的補貼，貢獻大者多補貼，貢獻小者少補貼。糧食主產區對我國糧食安全的貢獻很大，但非糧食主產區和消費區內的糧食生產也是國家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應該按其貢獻的大小，分別給予相應的、不同程度的補貼。

四、若干政策建議

1　統一補貼對象和范圍

直接補貼政策應體現公平的原則，無論處于糧食主產區、產銷平衡區或是糧食主銷區，所有生產

糧食的農戶均應被納入補貼對象的范圍之內；不論生產出的糧食用于自身消費還是銷售，都同樣為糧食安全做出了貢獻，應將農戶生產的全部糧食納入補貼范圍。從補貼的糧食品種來看，考慮到補貼效率問題，應將小麥、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糧食品種納入補貼范圍。

2　以實際糧食產量作為補貼依據

在發達國家，實施糧食補貼政策主要是以“農民收入平價”為目標，即通過補貼使農民收入維持在與城鎮居民收入大體相當的水平上。相比較之下，我國目前糧食直接補貼的目標更強調保障糧食安全，與此相適應，糧食直接補貼應以農戶對糧食安全所做貢獻的大小作為依據，而測度糧食安全貢獻大小的最佳指標便是實際糧食產量，以實際糧食產量為補貼依據更符合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考慮到我國農戶數量多、規模小、各農戶種植糧食作物種類多等特點，若在實際操作中以實際糧食產量為補貼依據，有可能導致出現操作成本高的問題。有鑒于此，可以用統一的計稅總產量(計稅面積與計稅單產之積)作為替代性指標。這樣做，不必具體區分品種，更簡便易行，降低了操作成本。

3　提高補貼標準，適度向產糧大縣(戶)傾斜

如前所述，維持農業生產要素從事糧食生產的最基本前提是農業生產要素生產糧食的收入高于生產非糧食。糧食補貼后的收益至少應等于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從理論意義上講，每單位糧食的補貼標準，應等于生產每單位糧食所需同等農業生產要素競爭性用途取得的平均收入與種植每單位糧食取得的收入之差。從實際運行狀況看，很多地區(尤其是糧食主產區)的實際單位補貼標準低于理論上的單位補貼標準，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糧食直接補貼的政策效應。針對這種情況，應視各級財政收入的增長情況逐年提高單位糧食的補貼標準，并逐步使之統一起來。同時，為更好地發揮產糧大縣種糧的比較優勢和規模經濟效益，應在統一補貼標準的基礎上向產糧大縣和產糧大戶適當傾斜。還可以考慮實行超額累進式的補貼標準，使補貼標準的設計更加合理。

4　強化對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的監管

目前糧食直接補貼政策的實施涉及多個部門和金融機構，存在著多頭管理、權責不清的狀況。為此，可以考慮將分散在各個機構的相關職能集中起來，交由一個專門機構負責糧食直接補貼事宜。要適度簡化糧食直接補貼資金的發放程序，降低政策操作的成本。對糧食直接補貼資金實行專戶管理，?？顚Ｓ?，不得截留、擠占和挪用。各市、縣(區)、鄉(鎮)政府及農業、財政、土地和糧食等部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對種糧補貼的申報、撥付等情況進行監督檢查，發現問題及時予以糾正。審計部門對直接補貼資金實行全程監督審計，確保補貼資金如數兌現給符合補貼條件的農民，減少補貼發放過程中的資金漏損，提高補貼資金的使用效果。

篇10

種業發展和種質資源創新，對于實現糧食增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我國種業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弱、小、散”的現狀同樣不容忽視，科技創新能力仍有待加強。在“洋種子”來勢兇猛的新形勢下，如何實現種業突圍成為農業發展面臨的新課題。

科技進步是種業發展的前提。近年來，通過將傳統育種手段和現代育種手段相結合，我國農作物育種水平得到了較快提高，品種的產量得以提高、品質得以改善、抗逆性增強。據統計，2001年以來，國審品種已達1869個，累計推廣應用良種4000多個。同時，農作物品種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更新換代，年更換率12%～13%，而品種每更換一次，能促進糧食增產10%左右。

然而，在成績取得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種業仍缺乏強勢龍頭，整個行業存在“弱、小、散”的弊病，種子企業自身的研發能力還很薄弱。良種，作為科技載體和發展現代農業最重要的內生因素，目前仍不能滿足我國對農業現代化的長久渴望。

在種質資源創新方面，產學研脫節，導致選育的品種多但突破性品種少。同時，品種亂而雜，諸多審定品種中達到一定種植面積的不到四成。企業“侏儒化”現象嚴重，七成弱小，九成以上沒有研發能力，而且種業市場環境失序，損害了企業的自主創新動力。

與此同時，中國種業市場全面放開12年來，外資蠶食的目標漸漸轉向重要作物：杜邦先鋒的“先玉335”位居我國玉米種子市場前列；孟山都的迪卡系列玉米在廣西占比很高；在每年進口的15000噸種子中，95%的甜菜、半數以上食葵為外國品種。面對國外種業的快速侵入，種業失守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依然高懸。強大民族種業，已成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當然，種業強大，不僅是市場份額、排名、競爭力的變化，不僅是面對“洋種子”入侵的有力反擊，更應該是給中國農民帶來最大利益、最多實惠，實現生產效率大提升的產業壯大之路。

同時，種業強大，不在于企業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而在于擁有多少自己的知識產權品種；不在于片面打造“種業航母”甚至揠苗助長，而在于有效解決育種水平低下等根本問題。應該意識到，種業強大，不能片面照搬國外經驗，而應該大膽探索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既要不斷提升企業創新能力與產出實效、探索商業化育種新機制，又要繼續加大對科研育種機構的支持。

對于我國種業而言，最強烈的憂患來自自主創新能力的缺乏，其核心探索在于種業科研體制的創新與突破。這就要求我們打破育種科研雙軌制，解除種業發展的枷鎖，做到科研教學與商業化育種相剝離，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新體系，提高種業科研的集約度和集成度，打造一批具有國際競爭水平的“育繁推一體化”現代農作物種業集團。

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種業的集約化必然會經歷一個痛苦的過程，但卻是快速提升品種創新能力的首選途徑。這就需要強化政策扶持，扶優扶強，提升基礎設施建設等供種保障能力，創建一批標準化、規?；?、集約化和機械化程度高的優勢種子生產基地。

2011年，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出，農作物種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是促進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