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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江蘇深化改革面臨的形勢分析

十以后，國內外形勢的發展都對江蘇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國際經濟尤其是國際貿易之間的競爭，將倒逼江蘇經濟改革的深化和市場經濟的發展

江蘇經濟開放度大、國際化程度高，經濟發展與全球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今后幾年，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后續影響，世界經濟呈現出以下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一是經濟增長動力明顯減弱，風險因素增多，經濟增長處于低速徘徊狀態；二是發達國家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重新布局，積極搶占未來發展的制高點；三是在國際市場相對疲軟的局勢下，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貿易磨擦和爭端明顯增多。江蘇作為對外貿易大省，會受到更多的影響。這一方面與我們產業發展水平相關，另一方面也跟我們的經濟體制尚不完全適應國際經濟的競爭有很大關系，必須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與國際經濟接軌、按國際慣例辦事上邁出更大步伐。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經濟發展方式，是與一定的經濟體制相聯系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最大的瓶頸制約在體制機制障礙，沒有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轉方式、調結構就會落空。江蘇作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處在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前沿，一方面，國際經濟形勢的最新變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蘇；另一方面，多年在發展中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往往也會在江蘇提前顯露。這既對江蘇深化改革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和條件，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嚴峻挑戰。江蘇要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上走在全國前列。

江蘇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和基本現代化的目標，必須以堅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與現代化反映的是社會發展的一種狀態，核心的和內在東西是人的素質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與此相聯系，江蘇要在全國率先實現全面小康和基本現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現代化，必須通過制度變革，理順經濟社會關系，為實現小康和現代化掃清制度障礙。

二、對江蘇改革實踐的歷史評估

改革開放以來，江蘇早期的發展主要得益于經濟改革

江蘇多年的發展，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江蘇以發展鄉鎮工業為特征，創造了聞名全國的“蘇南模式”，就是改革的產物。鄉鎮企業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場調節、行政婆婆少，在當時情況下，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東開發開放之前，江蘇就在全國較早地形成了“三個為主”（經濟以市場調節為主、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工業以加工制造為主）經濟模式，經濟總量全國第一，并且成為全國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

缺少系統配套和整體聯動，江蘇改革也有教訓

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整體配套。從實踐來看，江蘇改革也有值得總結與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聯動的情況下，部分地區的改革單兵獨進，結果陷于被動。典型的是上個世紀80年代常州的綜合體制改革，由于在機構和職能改革方面缺少頂層設計，下動上不動，常州撤并了許多機構部門，但上面的婆婆并未減少，結果下面與上面脫節，地方改革成了“孤島”和“斷線的風箏”，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復已經撤并的部門。二是隨著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來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訓，在一些人們的心目中，形成了“發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識，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開放帶來的經濟高增長，掩蓋了許多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弱化了改革的緊迫感和危機感。近些年來，我們主要實行的是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即通過大規模利用外資、大規模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堅難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開改革也能發展的表象。

三、江蘇深化改革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策略選擇

改革涉及的范圍和領域很多，對江蘇而言，在省級層面上，重要的是選擇有江蘇特色和優勢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建立江蘇改革和發展的新優勢。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則：（1）對進一步發展構成嚴重制約的領域，特別是成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重大障礙的因素，應該作為改革的重點領域；（2）關系民生的重要領域，改革與民生有很大關系，影響民生利益的重點，理所當然是改革的重點。（3）相對而言，磨擦系數較低，阻力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領域。在重點確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關鍵環節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這樣的原則思路，江蘇深化改革擬選擇這樣幾個重點領域：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完善所有制結構；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理順省市縣關系；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城鄉一體化體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鄉關系。

在確定的重點領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準關鍵環節，選準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民營權利與責任的界定上。民營經濟是天然的市場經濟，必須在市場經濟中賦予重要的地位。否則，市場對資源要素的基礎性配置作用就難以充分體現。首先，要放開那些不必要實行壟斷的領域，賦予民營企業投資經營的權利，包括融資的權利、就業的權利、分配的權利等；其次，劃定民營經濟的責任邊界，減輕民營經濟的稅費負擔；再次，建立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督促民營經濟守法經營，誠實競爭。

在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進一步明確政府的職能和行使職能的監督約束上。由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特點決定，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是處在重點領域、居于關鍵環節的改革。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主要取決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徹底和到位。首先，明確界定政府的職能。為什么現實生活中，經常出現政府越位、錯位和失位的現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確的職能定位，存在著較多的主觀隨意性。只有職能明確了，才能賦予政府的權力，進一步確定機構編制、人員以及政府運轉的經費保障。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其次，約束政府的行為。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也不可能無為而治。問題是政府的行為必須受到嚴格的規范。“有形之手”要將該管的管住、管好，不該管的，要克服慣性，進一步從市場競爭領域退出，讓“無形的手”充分發揮作用。對現有行政審批事項要進行清理、減少和規范；對政府行政的過程實行必要的全程跟蹤監督，確保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抓住了政府的職能定位和監督約束，建設一個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證，其他方面的具體完善也比較容易。

在省直管縣體制改革、理順省市縣關系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省與縣事權和財權的劃分上。認真總結已經實行的省財政直管縣的經驗，進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縣，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運行機制。最重要的是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形成以縣為基礎的社會經濟發展體系。在改革關鍵點的選擇上，首先是準確劃定省與縣之間的事權，再依據事權劃分財權。總的是擴大縣級的權力，減少對縣級發展的管理層次，應該由縣里干的事讓縣里來干，并匹配必要的經濟、行政權力，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義務。其次，充分考慮江蘇區域發展差異很大的情形，實行有區別的政策。對貧困地區的縣，省里仍然實行必要的傾斜政策。再次，對省轄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點，有獨立性地發展城市經濟，增強聚集和輻射能力。

在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促進可持續發展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資源性產品價格的定價機制上。關鍵是建立健全能夠靈活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促進結構調整、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改變長期以來資源價格偏低，甚至無償使用、浪費資源的經濟發展方式。要以建立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為目標，從資源開采、生產消耗、廢物產生、最終消費等各個環節入手，調整不合理價格，完善促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制度體系，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升級轉型。要完善計征方式，將重要資源產品由從量定額征收改為從價定率征收，淘汰落后產能，促進資源合理開發利用。要引入市場機制，建立健全礦業權和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促進資源環境產權有序流轉和公開、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方面，將關鍵環節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從結果來看的生產關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業、勞動者三方利益關系，是改革最難攻堅的戰役之一。目前，人們對收入差距過大、基尼系數太高意見較多，從改革開放前的平均主義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收入過于懸殊。更嚴重的是，這種懸殊非市場經濟公平競爭的結果，相反是嚴重的分配不公。解決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關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重視市場對勞動力和資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時通過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機制和高收入者調節機制，將人們之間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個相對合理的范圍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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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入世 農村商業市場 必要性

中國加入WTO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推進現代化進程的重大戰略選擇。加入WTO后對我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我們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其中大力開拓農村商業市場對國民經濟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加入世貿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

1.推進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入世后，在全球經濟逐步復蘇、高漲的背景下，我國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進行有效的宏觀調控，國民經濟表現出了逐步回升，強勁擴張的良好態勢。2002年是我國入世后的第一年，宏觀經濟出現了開局較好、全年逐季穩步回升的好形式，全年經濟增長率由2001年的7.3%提高為8%，GDP首次突破了10萬億元人民幣大觀。2003年，我國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達到1090美元。隨后的幾年我國的經濟都保持穩定增長。

2.有利于深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和人民的生活水平

入世后，我國國內的經濟體制逐步與國際接軌，這將為解決我國經濟體制中的深層次矛盾提供強大的外部動力，從而有利于深化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推動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盡快形成，有助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3.國有企業面臨困難加劇

產業競爭力歸根到底是一個企業競爭力問題。中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差是由于大多數內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差。國內市場受到沖擊使國內產業受到沖擊，而直接受到影響的則是競爭力較低的內資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我國工業部門中的國有企業尚處于體制轉軌時期，原有的歷史包袱沒有完全消除，還承擔著一定的社會責任，加上多年來技術進步緩慢，生產率水平較低，市場競爭力相對較差。近兩年國有企業的效益狀況有所好轉，但虧損面虧損額仍然很大。隨著加入WTO之后國內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有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將受到很大的沖擊。同時，加入WTO要求國有企業按國際上通行的商業規則運作，減少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虧損補貼，這也使得國有企業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國外產品的沖擊下求得生存和發展，從而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上說，國有企業比重較大的產業，國際競爭力會相對較低;而在加入WTO之后受到沖擊較大的產業中,很多國有企業將有被沖垮或破產的危險。同時,入世所帶來的促進競爭效應也將極大的推進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并加速產業結構調整，不斷優化企業資源配置，降低生產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4.社會就業壓力增大

加入世貿同時意味著較大的經濟結構調整，由此帶來的結構性失業可能成為我國入世必須付出的成本。眾所周知，當前我國的就業形勢十分嚴峻，隨著企業改革的推進和勞動適齡人口基數的擴大，加之受近年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率下降的影響，失業人數呈不斷擴大的趨勢。城鎮登記失業人口1993年為420萬，1997年增加到570萬，提高了35.7%。下崗職工1993年為300萬，1996年是892萬人，到1997年增加到1500萬人，相當于1993年的5倍。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9%，下崗職工增長61%，其中三分之二屬于國有企業。有的專家估計，目前我國城鎮實際失業人口大約為1300萬人～1500萬人，失業率約為6.8%～7.8%，農村尚有1.2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而加入世貿組織后，因國際競爭的壓力和國際分工的要求，我國經濟必須進行結構調整，特別是隨著市場準入的放寬，我國部分產業和國有企業會受到較大沖擊，隨之出現大量失業人員。有關部門的研究測算表明，在對各種經濟變量都做最壞打算的條件下，加入世貿組織造成的失業人數將高達500萬人。無疑，這將使中國的失業問題變得更加嚴重。

5.對農民收入產生影響

入世以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呈現出加速上升的趨勢。2002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為3431.7元，比入世前的2001年則增長3.8%，2003年，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為3582.4元，比2002年增長4.4%；2004年，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增至4039.6元，比2003年增長12.8%。從變動趨勢看，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總收入在入世后增長速度逐年上升，尤其是2004年的增長速度非常迅猛。

二、開拓農村商業市場的必要性

1.開拓農村商業市場有利于擴大內需

我國農村具有開發的巨大消費潛力，是我國國內需求的一個重要部分。1997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農村只占43%。如果農村的人均消費額和消費檔次接近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那么農村的消費總量將是一個非常可觀的數字。據測算，在使2億戶農民家庭家電產品的普及率達到1995年城鎮居民家庭的水平，需要彩電1.51億臺，收錄機0.93億臺，冰箱1.28億臺、洗衣機1.51億臺，可實現工業產值1.51億元左右。課件，在城市出現飽和的產品在農村有著廣闊的天地。由此可見，在我國靠城市經濟發展和出口來拉動內需已經日益困難的當下，開拓農村商業市場是擴大內需的支撐點與必然選擇。

2.開拓農村商業市場，有利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步伐，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

目前我國城市市場已經趨于飽和狀態，需要進行結構性調整，問題的關鍵在于主導內需的農村市場購買力未能有效提高，農村市場尚存巨大潛力。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市場在國內市場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整個社會商品零售額中，農村的比重在國內市場中一直占有“半壁江山”，對國民經濟的增長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進一步深入開拓農村商業市場，對解決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3.開拓農村商業市場有利于解決農村就業問題

由于我國勞動力供給仍處于高峰期，每年新增100萬左右，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有1.5億以上的富裕勞動力產生，因此，我國入世后面臨的就業壓力比較嚴重。在農村方面，加入WTO后，農業貿易自由化以及給農產品進口準入的承諾，將會使一部分國內產品所替代，從而減少農民就業機會，目前我國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約1億左右。開拓農村商業市場無疑會增加就業機會，大大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

4.開拓農村市場是促進城鄉交流，減少城鄉差別的重要途徑

農村市場與城市市場是相互關聯、相互促進、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近年來，由于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農村與城市經濟發展的差距拉大，城鄉差別十分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村市場沒有得到有效開拓。只有在開拓城市市場的同時，大力開拓農村市場，增進城鄉兩個市場的連接與交流，才能使城市為農村提供商品、技術和資本的渠道更加通暢。開拓農村市場，不僅有利于促進農村信息、運輸、加工、銷售、信貸等服務體系不斷發展壯大，為農民進入第二、三產業提供更多的機會，推進城市化進程，而且有利于增強城市工商業的活力，促進城市工商業的發展。

5.開拓農村市場是促進農產品市場與國際接軌的客觀要求

我國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經濟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但受世界經濟的制約性也會更大。目前，我國農產品無論是在品種和質量、加工能力和加工程度、科技含量等方面與國際市場要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距，競爭力較差。通過開拓農村市場，大力發展高科技含量的農產品種植技術和農產品精深加工，全面提高農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有利于我國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參考文獻:

[1]薛 敬:WTO框架下中國經濟發展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

[2]李榮林:WTO的理論基礎與中國的市場建設.天津大學出版社, 200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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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規劃；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應用

隨著時代的進步，工業化進程也隨之加快，不但提升了我國的經濟水平與社會生產力，同時也促進了城鄉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以及規模的擴大，引發了很多尖銳的社會矛盾。因此，做好城市規劃工作，對社會結構、空間結構以及經濟結構進行合理、科學的設計，使其滿足城市發展的多元化需求，有著重要的社會意義與實踐意義。

一、城市規劃與現代城市規劃理論

隨著時代與社會的進步，我國經濟水平亦有所提升，促使城市建設及城市化工作的發展速度不斷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劇增加以及規模的擴大，使原有的城市規劃布局已無法滿足城市的發展需要。在此背景下，需結合城市發展現狀，合理規劃、設計空間結構、社會結構以及經濟結構，以促進城市健康發展。

從本質上來看，所謂的城市規劃，即是預測城市的發展潛力，并采取科學的手段綜合部署各個工程項目的建設情況，是城市運行及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為城市具有的多變性及復雜性特征，其規劃應隨著實際發展狀況不斷的修訂與改進，以充分滿足城市發展的多樣化需求。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涉及衛星城理論、多核心理論等多個領域內容，是指在城市管理及建設進程中，通過思考與總結而摸索出來的發展規律。衛星城理論一般是在地方政府及土地部門的號召下，在城郊地區興建小規模城鎮，分散城市人口，減輕城中壓力，以促進城市得以健康、穩步、可持續發展；而多核心理論則是指大規模城市應圍繞住宅區、工業中心區或商業中心區來發展，促使城市功能趨于完整。衛星城具有合理規劃城市功能的作用，可在保持獨立性的過程中，與中心城市進行良好的交流與互動。

總而言之，現代城市理論規劃，可充分滿足城市建設及發展的多樣化需求，所以，被廣泛應用于各類工程項目之中。

二、城市規劃中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應用

（一）改善社會環境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在確保公正、公平的基礎上，合理分配城市資源是實施城市規劃的重要目的。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形成與應用，在土地資源的均衡配置方面有著無以倫比的重要作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改革開放前的資源浪費現象，還能夠改善環境、保證多元化主體的實際利益，促使城市健康、穩步、可持續發展。

（二）引導城市建設

現代城市理論的應用，對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具有一定的引導作用，結合當地的實際發展狀況，對城市未來發展方向及功能系統的建設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與規劃，加深各個城市系統要素的內在聯系，充分發揮城市的功能性與作用，在為廣大人民提供服務的同時，保證城市建設與規劃工作落實到位。在當前時代，城市建設多以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為基礎，在該理論中，始終遵循“主次分明、重點突出”這一原則，明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重點工程項目，依據實際情況，明確項目的市場定位，并對其進行整合。諸如：可著重建設城市中的商業中心、工業園區以及長途樞紐站等等，拆除一些不合理的或影響市容市貌的項目，保證城市的功能性與系統性。

（三）促進持續發展

在城市發展及其建設工作中，城市規劃的預判作用與輔助作用極為重要。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資源浪費，或改善周遭的生態環境。在具體的規劃過程中，應始終遵循“環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規劃理念，在合理、科學的分析與引導之下，明確當前城市的發展方向、空間布局以及建設規模，以加深各大系統要素的內在聯系。此外，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對相關設計人員的要求較高，除了要具備專業的知識之外，還應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與綜合素質。全面考慮城市當前的社會布局與經濟背景，不斷完善、改進當前的城市規劃內容，為社會的而進步、經濟的發展以及環境的保護奠定堅實的基礎。

目前，城市的發展及規劃應兼顧環境效益、社會效益以及經濟效益，在保護地方原有生態環境的同時，合理配置城市資源，以推動其健康發展。

（四）形成城市形象

中心城市的快速發展對形成集群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有著重要作用。現階段，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在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工作中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能夠幫助城市確立形象、完善功能，將其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全面的顯現出來。在具體的規劃工作中，要求設計人員關注經濟文化以及新項目的建設與發展，并保護好當地原有的生態環境與文化遺產，彰顯城市千百余年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打造獨一無二的城市形象，以促進文化產業的發展。此外，在保證城市功能正常運轉的同時，還應擴大城市對周邊區域生態、文化以及經濟的輻射作用，科學、合理的對城市產業進行布局，提高城市的核心優勢，力求建立積極的、具有示范作用的城市形象，并采取適宜的手段，促進其可持續發展。

（五）推動體制改革

現代城市規劃理論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國家制度的改革，通常涵蓋兩個方面，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經濟體制改革：1、政治體質改革；現代城市規劃理論能夠根據不同級別政府行政“事權”，簡化以往略為復雜、繁瑣的審批程序及相關內容。由于不同城市經濟、文化以及社會背景的不同，因而政府分權化程度也存在差異，在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不同級別的政府承擔著不同的行政管理事物，各級政府均需具有明確的“利益”內涵與行政“事權”邊界，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具有推動體制改革的作用，不但能夠將權利管轄范圍擴張至地方政府，還能使不同級別的政府意識到規劃城市的重要性，激發地方政府建設、規劃城市的積極性，促使城市功能得以充分發揮；2、經濟體制改革：隨著時代的發展、經濟的進步，市場靜止體制也逐漸趨于完善，在此背景下，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重心是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社會建設，并大力推動了經濟體制的變革。在具體的規劃過程中，應注重公共設施的建設，培養設計人員、政府工作人員以及全體百姓的公共政策屬性意識，科學、合理的利用土地資源，調整、改進當前的產業結構，在推動城市發展過程中，既要促使各項功能系統發揮作用，又要保持原有的生態環境，爭取為百姓提供一個自然、幽靜且舒適的家園。

此外，還應運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調整當前城市多元化主體的利益分配情況，以幫助國家及各級政府做好公共事業的建設工作。

三、結語

綜上所述，在城市的建設、規劃以及發展進程中，可應用現代城市規劃理論，來指導城市的建設與規劃，科學、合理的利用城市資源，擴大中心城市對周邊區域社會、經濟以及文化產業的輻射，大力促進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經濟體制的革新。對于相關設計人員來說，應關注經濟文化以及新項目的建設與發展，保護好當地原有的生態環境與文化遺產，彰顯城市千百余年形成的深厚的文化底蘊，打造獨一無二的城市形象，在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同時，推動城市健康、穩步、和諧、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牛睿.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在城市規劃中的應用研究[J]山東工業技術，2015（23） ： 282-282.

[2]施衛東.現代城市規劃理論在城市規劃中的應用[J]黑龍江科技信息，2013（ 21）：257-257.

[3]韓笑非，胡瑋煒.淺析城市規劃中現代城市規劃理論的應用[J].河南科技，20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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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湖北經濟；工業經濟；經濟制度

1引言

經濟增長與制度變遷是一種相互作用的關系，制度安排的效率會直接影響經濟發展，經濟發展能否快速轉型取決于其內在的制度是否能匹配經濟發展。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包括經濟增長方式，還包括城市化程度、工業化水平及現代化進程等多方面的內容。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以粗放經營為主的高耗能，低效率模式，而新的經濟發展方式是以集約型經濟為主的低耗能高效率的模式。制度經濟學強調經濟發展過程的演進性，以諾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家把意識形態、產權結構以及政府等因素作為內生變量納入經濟發展的分析框架中，認為制度是影響經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特別是在對長期經濟發展的研究中，制度因素尤為重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依賴于政府制定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保障，舍棄政府的制度供給及政策制定，政府也就無法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甚至管理，因此，政府轉型也必然體現為制度安排和政策規定的革新。政府要想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向低能耗，高效率的集約型經濟發展就必須要充分發揮其政府職能，因地制宜的制定與時展潮流相一致的經濟制度。本文通過對湖北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制度的分析，找出其發展進程中存在的制度問題，制度的創新不僅需要政府職能轉變，同時政府政策制定也要適應經濟發展，最終為湖北省建設“兩型社會”提供理論參考。

2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經濟制度背景分析

2.1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背景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湖北省形成了以工業為支柱性產業的經濟發展格局，工業和制造業一直保持較快增長速度。但是自2008年經融危機以后，湖北省的工業經濟雖然仍保持平穩較快增速，但增速回落，下行壓力增大，截至2012年湖北省前四月規模以上工業完成增加值2931.5億元，增長16.3%。湖北省為遏制經濟下行趨勢，著重打造武漢和十堰的工業化城市經濟，其中武漢工業投資居全省第一，啟建中華科技產業園，提速“工業倍增計劃”，加快建設國家先進制造業中心，隨州計劃打造中國專用汽車之都，十堰大力推行工業興市戰略，實施“雙億工程”，建立工業園。

2.2湖北省經濟制度背景

以鋼鐵產業為依托的湖北省是我國近代工業起步較早的地區之一，這里有豐富的鋼鐵、石油等資源，基于這一資源稟賦優勢和地緣優勢，建國后國家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湖北得以成為中央政府重點投資的地區之一，在此基礎上，湖北形成了以重工業為主體的經濟發展模式。這種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制度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發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東南沿海地區經濟飛速發展，但湖北省的經濟發展卻仍停滯不前，發展緩慢，經濟體制還是原來的以重工業為主的計劃經濟體制，進入到21世紀，湖北省經濟體制開始轉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市場經濟，經濟制度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變，但是仍是以高能耗，低效率的重工業為支柱性產業。

3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及經濟制度現狀分析

3.1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現狀

為加快全省工業經濟轉型升級，增強工業整體競爭力，實現全省跨越式發展，湖北省在“十二五”規劃后，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實現制造業的升級，促進高新技術產業發展。2013年湖北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不斷加大對工業投資和技術改造力度，工業經濟持續平穩增長，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例超過43%。2014年工業經濟保持平穩運行，主要經濟指標高于全國，呈現出結構優化，質量提升的態勢，總規模不斷擴大。

3.2湖北省經濟制度現狀

自全國“十一五”規劃頒布后，湖北省為全面落實這一規劃，2007年起加快推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達到切實轉變政府職能的目的，同時，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村經濟及國有企業進行改革，積極鼓勵民營企業的發展。2008年為落實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建設，湖北省提出創新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體制機制，同時加強科技創新體制建設，形成以創新為核心的經濟制度。十二五規劃以來，湖北省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深化對國有企業，科技體制改革，以創新為核心，推動經濟結構不斷優化。但是現有經濟制度仍以高耗能低效率的工業為中心展開的，缺乏新動力，政策制定缺乏科學合理的評估規劃，經濟制度沒有貼合湖北省各城市的發展狀況，不能因地制宜的開展工作，因此導致全省經濟發展嚴重失衡，武漢市和其他城市之間的經濟差距過大，城市彼此間關系親密度不高，每個城市沒有形成自身的優勢產業，不能建立品牌企業和完整產業鏈。

4湖北省經濟發展道路轉變中的制度問題分析

4.1全要素生產率低，資源配置不合理

全要素生產率通常被用于綜合反映技術進步對經濟發展作用，其實質就是技術進步率。近年來，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外界環境約束增加，全國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出現下行趨勢，湖北省的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下行危險。在新的經濟環境下，繼續依靠以往的以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推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顯然不可持續。由于傳統的經濟制度及政策傾斜，湖北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是以重工業為主的資本密集型產業，這種產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比較低，資源的配置不合理，湖北省的這種以重工業發展為主的經濟制度沒有充分調動產業的積極性，產業生產率低，各大工業型企業勞動生產率低下，投入產出比較低，產業的技術落后，競爭力薄弱。

4.2政府沒有充分發揮在市場中的作用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依靠政府職能來實現，政府如果沒有正確的制定政策，履行職能，那經濟體制也不會完善。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缺乏市場一體化，競爭性弱，這都是政府在市場體系建設過程中沒有正確的發揮其應有的職能，沒有形成創新性投資機制吸引資金流入，政府沒有充分發揮其自主性，制定適合其經濟發展道路的新制度。

4.3市場開放程度低，制度缺乏創新性

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是以武漢為龍頭，帶動周邊城市發展的，但是各城市之間存在壁壘，城市間市場開放程度低，民營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產品的競爭壓力小。湖北省地處中部，其地理位置使其置身于中國經濟增長中心區域外，在政策上享受不到這些地區的經濟優惠政策，也不能與這些地區共享資源開放市場，因此對其市場開放程度影響較大。湖北省近年來經濟發展速度快，其經濟發展不再滿足外生增長方式，而是應該以內生增長方式拉動經濟發展，經濟不再滿足低效率的粗曠型經濟增長，但是湖北省經濟發展中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經濟制度發展仍存留有原來的慣性，市場機制不完善，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小，市場競爭小，城鄉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等，正是這些制度和政策影響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

5湖北省工業經濟發展道路轉變的對策

5.1政府轉變管理經濟的方式，創新制度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導和法制的規范保障，因此湖北省政府應該及時更新思想觀念，樹立科學發展觀，倡導“四低四高”的經濟發展方式[5]，轉變以重工業為主體的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方式，加大對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投資力度，以解決失業問題，拉動全省經濟增長。為建設“兩型社會”制定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轉型戰略，發展新能源產業，低碳產業，保持生態文明與經濟可持續的平衡發展。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上的引導作用，制定與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相適應的機制，鼓勵創新性產業的發展，努力克服原有經濟發展方式的慣性，改革工業企業，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產品多樣性，建立以創新型企業為中心的創新體系，加強企業與高校的融合發展，實現高校科研實力轉化成創新收益。同時注重對全省產業的質量升級，整改低水平產業，發展高質量產業，在推行政策、制度時注重對現行政策、制度進行科學評估，使其符合湖北省的整體發展環境，因地制宜的實施各項政策。

5.2利用自身優勢，大力發展高技術含量產業

近年來，湖北省工業企業發展勢頭良好，規模經濟水平提升，但是這種良好的發展靠的是粗放的、外延型發展方式支撐的，這種發展方式難以支撐湖北省跨越式經濟發展。因此，湖北省應充分發揮教育大省的優勢，積極推進產學研結合，鼓勵科研人員創業，利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努力把要素投入產業轉變為全要素投入產業，推進循環經濟，發展環保產業和低碳經濟，建立以技術為核心的產業競爭力，降低高能耗低效率的傳統產業在經濟中的比例，加快關鍵技術研發突破。加大構建現代產業發展新體系，不僅要大力發展高新產業，更要加強對第三產業的政策支撐，鼓勵發展優質第三產業，加大對旅游業的投入，整改現有低水平的旅游業，結合高新技術，開發新興技術含量高的新型旅游產業。

5.3打破城際產業壁壘，加快形成產業集聚

破除城際產業壁壘，首先要實現城際間的城鎮一體化，因此湖北省要大力推動二級城市的城鎮化進程，加大對二級城市的政策傾斜，加強其基礎設施建設，縮小二級城市與武漢市的經濟差距。湖北省要想實現產業集聚，就應構建湖北省的整體產業格局，以水資源為支撐的現代產業體系，以新能源為支撐的高新技術產業，形成密集的產業帶，同時開放合作，促進武漢市與其他城市的互動交流發展，形成產業的跨區產業鏈，爭取早日實現產業園模式。更加積極的推動城際列車等道路建設，改善武漢市與周邊城市之間的交通狀況，節省經濟成本，吸引企業投資。武漢市作為湖北省的省會城市，集中的優質資源更多，為早日打破城際產業壁壘，應進一步的開放資源，讓渡部分利益，在維持自身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帶動周邊城市的發展。

6結論

湖北省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主要是依靠工業的轉型實現，現有工業的高能耗低效率阻礙了經濟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所占比例不高，產業技術創新優勢不明顯，城市間城鎮化差距大，產業壁壘存在，難以形成跨區產業鏈，工業產業園無法形成，產業集聚的作用發揮不出來。針對這些問題，在工業經濟發展過程中湖北省政府不僅要從自身的職能出發還要從市場出發，制定新的政策制度，努力抓住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協同發展、“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發展機遇，積極推進全省工業經濟制度的創新，著重刺激產業創新能力，增強創新科技投入，著重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全省資源的優化配置，營造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以促進其經濟發展方式的快速轉型，早日建立“兩型社會”配套試驗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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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曉雨，姜曉琳.制度安排與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模式之轉型[J].學術交流，2013（08）.

[4]石杰琳，秦國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政府轉型：角色轉變和制度創新[J].中國行政管理，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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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收入分配差距 現狀 原因

一、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現狀分析

（一）從總體上看，我國基尼系數不斷上升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公認的判斷收入平均程度的基本指標。國際上通常認為，基尼系數小于0.2為高度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比較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過大，大于0.6則為高度不平均，有可能能會引發社會騷亂。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差距總體上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字，我國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為0.16，2000年起開始超過0.4，2009年為0.47，我國基尼系數一直在國際警戒線以上，說明我國收入差距問題比較嚴峻，我國已經從改革開放前高度平均的國家進入了收入差距懸殊的國家。基尼系數上升速度在世界范圍內也實屬罕見。

（二）行業差距不斷拉大

根據調查，1990年，行業職工人均收入最高與最低比為1.76：1，1995年為2.23：1，2005年為4.73：1，2010年為4.20：1.根據《中國統計年鑒（2011）》統計數據，2003年，平均工資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30897元、20780元、20442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6884元、10894元、11198元。2010年，平均工資水平排在前三位的行業分別是金融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查業，平均工資水平分別為70146元、64436元、56376元，而排在后三位的行業分別是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其平均工資為16717元、23382元、25544元。由此可見，行業之間的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三）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

改革30多年來，我國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了經歷了一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又擴大的過程。根據資料，1978年我國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43.4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133.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2.57倍。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展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縮小。到1985年，二者差距達到了歷史最低點1.86倍。從1985年起，經濟改革重點向城市轉移，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迅速，直到2002年達到了3.11倍，后來一直保持在3.1倍以上，在2007年和2009年，差距更是擴大到了3.33倍。根據部分學者研究表明，如果再考慮到城鎮居民享受的社會保障、醫療保險等隱性收入，我國城鄉居民實際差距將達到驚人的5：1～6：1。

（四）地區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歷史環境，人口素質以及經濟政策等多方面綜合因素的影響，地區差距一直存在。從具體省市來看，2010年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1838元，而最低的甘肅省僅為13062元，二者絕對差額18776元，相差2.44倍；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最高的上海市為13746元，最近的甘肅省僅為3308元，其絕對差額為10438元，二者相差4.16倍。

二、造成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固有的客觀因素擴大了我國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我國幅員遼闊，地理位置、資源狀況、人口因素、歷史條件等因素客觀上造成了我國的收入分配的差距。東部沿海地區，歷史上就是我國經濟發達的地方，近代工業也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河地區。開放水平高、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以及沿海的區位因素，為東部地區的快速發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礎。而西部地區，這深居內陸，交通不便，對外交流較少，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都比較薄弱，限制了外部資本的流入。這是造成地區差距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行業壟斷加劇了居民收入差距

造成我國壟斷的因素主要有行政壟斷、自然壟斷和技術壟斷。行政壟斷主要表現在行政許可證上面。嚴格的行政許可制度可以使非壟斷部門成為像其他壟斷行業一樣的壟斷存在。自然壟斷主要由自然礦產等因素形成的。如果開發礦產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和技術投入，這樣就有效阻止了中小資本的進入，形成壟斷。技術壟斷是因為由于實行對專利技術和非專利技術的保護，使得率先實現技術突破的企業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可以迅速占領市場，而技術落后企業或者沒有能力研發，或者研發需要較長時間，因而喪失了發展先機，形成了技術壟斷。

（三）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造成城鄉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支持工業的發展，我國實行了城鄉分割的政策。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撐工業嚴重扭曲了城鄉經濟關系，使得大量農民束縛在土地上，造成了農村生產力低下，農民增收緩慢。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收入水平。與此同時，不合理的技術、資金、人力流動也造成了農村科技水平的低下，使得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四）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戰略也是造成地區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優先發展東部沿海地區，使得東部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迅速改善，政策優惠和稅收優惠極大的促進了外貿的增長，經濟體制改革也破除了阻礙民營經濟發展的桎梏，激發了經濟活力，使得東部地區發展速度大大快于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由于落后的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吸引外資較少，喪失了趕超的機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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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源開發城市；城市轉型；能源支配；環境治理

中圖分類號：F407.1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5-0000-01

引言

有學者通過研究發現，煤炭資源型城市各項發展指標全面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中部和北方地區更是突出。過度依賴煤炭資源開發利用、產業價值鏈分配不均等、自然生態環境遭受嚴重破壞是當前煤炭城市普遍面臨著的發展威脅和挑戰[1]。在開發煤炭資源過程中，對周邊土壤、空氣、地下水等都會造成嚴重污染，如何修復煤炭城市被污染的自然生態系統，是當前煤炭城市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2]。目前，煤炭型城市轉型發展、生態環境保護不僅是地方政府的重點工作，而且已上升到國家層面。本文將對煤炭城市產業轉型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并從體制改革、生態修復等方面提出治理對策。

一、資源型城市經濟發展與評價研究

國內煤炭城市發展模式最早借鑒了蘇聯的地域綜合體模式，隨著國內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推進，這種模式逐漸暴露出了各種弊端。在體制改革過程中，煤炭城市由于過度依賴煤炭資源發展，其原始資本積累明顯要比其他城市少得多，這使得其遭遇了體制不公平待遇。一直以來，國內資源型城市發展受到了太多市場外因素影響，例如稅收、價格、產業政策等，對城市發展模式和路徑產生了深遠影響。資源型城市在推進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了巨大阻力，要彌補其歷史資本積累虧空不僅要依靠市場手段，同時也亟待期待非市場力量的幫助。目前，大多數資源型城市面臨著政企不分的困境，根據國外發展經驗，城市轉型發展必須要理順政企關系，明確城企權責和義務。資源型城市長期傾向于資源開發利用領域，最產業結構、經濟制度和產權制度缺乏足夠重視，這是當前其發展過程中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國內學者主要從經濟角度來研究資源型城市轉型發展，產業升級和轉型成為學者們關注最多的問題。在國內資源型城市中，東北資源型城市最引人注意，產業衰退引起的失業率生生、經濟發展倒退以及貧困問題，引起了政府、學術界等高度關注。對于資源型城市來說，資源產業結構優化與地方經濟發展、資源產業鏈利益分配與城市發展關系是當前學術界研究存在的較大空白。從當前文獻梳理情況來看，在以下幾個方面的研究亟待補充和完善：

首先，大多數學者將資源型城市發展危機歸為資源枯竭、技術落后等方面的影響，鮮有學者從制度角度來分析資源型城市發展困境；

其次，目前學者大多傾向于經濟、規劃、環境等角度來研究資源型城市發展問題，很少有人從城市居民社會心理、行為角度來分析問題；

最后，現有研究文獻將城市轉型與可持續發展簡單的等同起來，顯然這種做法有失科學合理性，因為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一直以來學者們都側重于經濟轉型角度來分析煤炭型城市發展問題，而產業轉型只不過是通往可持續發展的一條途徑而已，可持續發展對經濟、技術、制度、環境等同時提出了要求。

二、資源型城市產業轉型分析與方案

這里以淮北市作為案例分析，淮北是我國著名的“煤都”城市，為國家經濟發展輸送了大量煤炭資源。為了走出過度依賴煤炭資源發展模式限制，淮北市未雨綢繆進行了發展轉型規劃：從單一的煤炭行業向多元化產業轉型、從傳統農業向向現代農業轉型、從傳統商業向現代服務業轉型、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發展、從煤炭產業主導發展模式向生態綠色城市發展，從傳統行政管理模式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經過多年努力和轉型，淮北市產業多元化發展收到了良好成效，煤炭產值占比逐漸下降。在中部崛起以及振興淮北戰略推動下，淮北立足地方發展實際，以六大轉型發展為龍頭，穩扎穩打，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總體來說，淮北市轉型方案主要有如下特點：

1.拓寬炭產業輻射范圍，走多樣化產業發展道路

為提高煤炭產業產值，大力發展煤炭深加工產業基地，通過不斷擴大產業規模形成規模效應，不斷拓寬產業鏈輻射范圍，延長產業鏈長度，大力發掘傳統產業增長空間。以拓寬煤炭產業輻射范圍為導向，大力推進煤炭產業深加工，利用地方傳統產業聚集效應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大力引進煤炭洗選加工、煤化工產能，發展煤泥奸石發電，投資粉煤灰項目，打造煤焦化電一體化產業鏈。在立足傳統產業鏈基礎上，大力推進“煤化鹽化一體化”產業。截止到目前，煤炭產業產值規模顯著增長，同時綠色發展、環境保護觀念得到了強化。

2.加快推進城鄉一體化，不斷提高城鎮化發展水平

以推進城鄉一體化為推手，加快城市轉型發展步伐，大力提高城鄉規劃一體化、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城鄉科教文衛一體化、城鄉社會保險體系一體化、城鄉勞動和就業一體化、城鄉自然環境保護一體化以及城鄉組織文化一體化。建立和完善縣、鄉、村三級發展體系，在發展傳統產業基礎上，大力發展農產品深加工、扶持農業龍頭企業、發展農業合作組織、提高農業規模化生產水平。

3.打造開放型經濟發展格局，開展外向投資合作

不斷優化投資發展環境，打造高效、務實、公平市場環境，提高政府部門行政管理效率，積極為企業發展提供資金、政策支持。通過招商引資、校企合作、產業政策等途徑，引入外部經濟發展資源和要素，不斷夯實本地經濟發展基礎。

三、結束語

本文對煤炭城市的定義、特點進行了介紹和闡述，從產業發展角度出發，提出了煤炭城市轉型發展思路和對策。煤炭資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特點，煤炭城市必定要通過產業轉型升級來尋求新的發展機遇。本文最后提出了煤炭城市產業轉型具體對策，闡述了產業轉型基本路徑、方向，并采取案例分析方法，吸取了其他煤炭城市轉型發展經驗。

參考文獻：

[1]湯建影，周德群.中國煤炭城市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實證研究[J].中國礦業大學學報，2007，22（11）：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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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河南省；城鄉一體化；因子分析

城鄉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城市和鄉村在區域分工中的功能演變，人力、技術、資本和資源等要素相互融合，優化配置，使產業間互相促進，協調發展，縮小城鄉在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非均衡發展及思想意識差距。通過以城帶鄉，以鄉促城，最終實現城鄉之間的全面和諧發展。具體到河南，作為人口和農業大省，城鄉一體化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就是要在適宜的經濟格局上，建成布局合理、功能齊全的城鎮、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體系，使農村的文化、衛生、教育等公共設施和社會服務事業接近城市水平；建立有利于資源要素自由流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公平合理的社會管理體制，徹底改變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因此，正確認識和評價河南城鄉一體發展水平，對于制定適合的發展戰略，采取積極的政策措施，構建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指標體系設計和數據選取

城鄉一體化涉及經濟社會、人類生活、生態空間等相互影響的各個方面，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它包括城鄉發展的諸多方面，包括經濟、社會、人口、空間和生態環境等多方面的因素，考慮到研究條件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根據科學、全面和目的性原則，以能夠反映城鄉一體化的真實水平，又能體現城鄉一體化動態進程，結合河南的實際情況，本文選取1990年到2009年的數據，就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進行研究。為保證指標在時間或空間上的可比性，優先選擇信息量大、特征敏感型的9個比值形式的結構性指標：非農產值與農業產值比（X1）、城市就業人口與農村就業人口比（X2）、人口城鎮化率（X3）、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比（X4）、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X5）、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比（X6）、城鄉消費品零售額差異度（X7）、城鄉人均固定資產投資比（X8）、二元對比系數（X9）。

二、河南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因子分析

借助統計分析軟件SPSS16.0對上述指標進行KMO檢驗和巴特利球形檢驗發現，KMO值為0.725，巴特利球形檢驗的顯著性水平為0，小于0.5，拒絕原假設，認為適宜于因子分析。

為了消除因數據類型不同而帶來的分析誤差，使數據無量綱化，利用軟件SPSS16.0將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利用降維因子分析法得到因子特征值及其貢獻率。本文選擇前三個因子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作為初始因子，其特征值分別為4.843、2.064和1.291，累積方差貢獻率為91.101%，說明前三個因子基本包括了全部指標絕大部分的信息，能夠較全面地反映所有指標。因此，提取前三個因子就能較好地解釋全部變量信息。

將因子載荷矩陣除以系數i為第i個特征值，i＝1，2，3），得到各公因子的線型表達式的主成分系數和原始指標的標準化值，如表1所示。（表1）

根據分析，可以計算每個觀測量的各因子得分數F1、F2和F3：

F1=0.404ZX1-0.335ZX2+0.393ZX3-0.173ZX4+0.364ZX5+0.369ZX6+0.340ZX7-0.148ZX8+0.368ZX8

F2=0.236ZX1+0.366ZX2+0.191ZX3+0.520ZX4+0.265ZX5-0.247ZX6+0.433ZX7+0.408ZX8-0.135ZX8

F3=-0.167ZX1+0.227ZX2-0.331ZX3-0.251ZX4+0.283ZX5+0.349ZX6-0.116ZX7+0.636ZX8+0.358ZX8

根據各主成分系數（利用SPSS16.0處理后主成分得分矩陣）及他們的方差貢獻率構建綜合得分函數：

F＝W1F1＋W2F2＋W3F3

W1、W2、W3分別表示第一至第三主成分的權重，等于各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除以方差累積貢獻率。計算出權重的數值分別為：0.591、0.299、0.158。把各個主成分權重和得分代入綜合評價函數得出河南各年的城鄉一體化綜合得分，如表2所示。（表2） 轉貼于

三、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水平基本判斷

（一）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發展演變。根據河南省各年統計數據得出1990～2009年河南省城市化水平、二元對比系數，與上文中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城鄉一體水平共同繪制圖1。可以看出，河南城市化水平一直呈平穩上升趨勢，自1995年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04年城市化水平指標達到28.9%以上，河南省開始從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換，城鄉一體化進程加速。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和城鄉一體化水平系數波動較大，說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構演變和城鄉一體化進程波動較大。結合三個指標的數據演變和河南省經濟社會的實際發展情況，本課題將河南省1990～2009年的城鄉一體化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圖1）

1、第一階段，從1990年至1993年。二元對比系數從0.237降到0.168，二元經濟結構大幅度惡化，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上升態勢略微加速，河南城鄉一體化水平處于一個快速上升階段，得分從-2.340升到0.173。在此階段，由于國家對“三農”的優惠政策對于農業和農民的促進作用較小，農村經濟體制沒有大的變動，農村經濟發展進入徘徊階段，城市不能有效地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人口城市化速度放緩，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大幅下降。而各地工業迅速發展，在國家宏觀政策先抑后揚的作用下，工業化率急劇上升。河南二元對比系數大幅上升在大幅變動中惡化，二元經濟結構明顯。但在這一階段，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工業的迅速發展，河南非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業化、城市化得到初期的發展，城市聚集和輻射作用大大促進了城鄉一體化水平。

2、第二階段，從1994年到1998年。城市化進程加劇，二元經濟結構強度緩解，城鄉一體化形勢先急劇惡化后又有所好轉。隨著國家深化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極大地促進了農民農業生產的積極性，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城鄉二元對比系數從0.181升到0.231。但糧食的連年豐產，使其價格也迅速下降，“谷賤傷農”。盡管隨后幾年內，糧食價格有所回升，但是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使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的利益并未獲得根本性的增加，城鄉一體化水平也降到1996年的-1.753。1996年以后進入城市經濟的新一輪高速擴張期，農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98年河南非農業人口比重已經達到17.6%，平均每年上升0.64個百分點。城市化與工業化呈現出良性互動態勢，也使河南的城鄉一體水平在波動中先下降后上升，但總體水平較低。

3、第三個階段，從1999年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穩中有升，二元經濟結構呈波動惡化的趨勢，二元經濟結構加劇轉換，二元對比系數從0.19降到2003年的0.14，又升到2009年0.191，表明河南一直處于二元經濟結構顯著時期。但在這期間，河南省城鄉一體化水平大幅提高，由1999年的-0.965上升到2009年1.833。由于國家提出的“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政策，要求統籌城鄉發展，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對城鄉關系和發展的重新定位，極大地促進了農業收益的提高；另一方面，戶籍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就業市場機制的逐步完善，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速度加快，農業就業比重迅速下降，農業比較勞動生產率有所上升。河南這一階段的二元經濟結構轉化加快，是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結果，標志著河南省進入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重要階段。

（二）河南省城鄉一體化發展階段基本判斷。首先，按上述分析，河南從1999年以來，城鄉一體化水平總體呈上升趨勢，進入了城鄉一體化的平穩發展階段，但處于一體化發展的較早期階段。河南是農業大省，農業從業人口眾多，2009年底達到2，765萬人，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很強，城市對農村、工業對農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較小。“十一五”期間，河南省積極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農業基礎薄弱，工業大而不強，產業承接能力不強，城鄉基礎建設和規劃統籌程度不高，各種資源在城鄉市場間不能合理有效地流動，農村勞動力大多處于自發流動狀態。雖然，在1995年河南提出了“加快以鄭州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的發展步伐”后，河南城鄉呈現出快速發展的新勢頭。但是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著城-鎮-鄉網絡結構不合理、輻射帶動功能弱，資源利用率不高、各自為政發展、區域發展乏力等問題，還沒有形成城鄉一體化發展的良性互動和協調運行；其次，河南城鎮化發展一直在全國平均水平之下，1990年城鎮化率15.5%，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3.8個百分點，2002～2009年城鎮人口增速加快，年均增速為6.44%，高于全國年均增長2.98%的速度，城鎮化率達到37.7%。9年間，城鎮化率年均增速為1.66%，與全國的平均水平的差距縮小為8.89個百分點。與中部其他省份相比，2009的城鎮化率與安徽省相差4.4個百分點，與湖北省相差高達8.3個百分點；最后，河南省二元經濟結特征顯著。2.99的城鄉人均收入差異度和0.191的二元對比系數都表明河南省現代產業部門和傳統產業部門二元特征對立明顯，經濟結構整體上仍是明顯的二元經濟結構。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進入1，000美元～3，000美元時，一個國家或地區會進入經濟社會矛盾凸顯期，也是經濟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人均GDP3，000美元標志著達到中等國家的收入水平和初步實現現代化，河南省2009年人均GDP為3，012美元，正處于二元結構轉型的關鍵時期，能否順利轉型跨越對于河南經濟社會的長期未來發展至關重要。

主要：

[1]陳鴻彬，王兢，陳娟.河南中心城市帶動能力評價及提高對策[J].經濟地理，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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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城鄉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和城鄉收入比是用來衡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兩個常用指標。從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看，我國2003-2013年間的基尼系數如表1所示。從表1可知，2013年的基尼系數比2003年下降了1.25個百分點。圖1顯示十一年來我國基尼系數均落在0.470-0.495之間，反映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較大。而2012年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報告指出，2010年我國全體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61，而官方數據為0.481。可見，由于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不同，數據缺乏一致性，其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標也不能完全適用于收入差距的趨勢性研究。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和連續性，城鄉收入比指標更適合本文的研究。其中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按當年價格）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由此計算出1978-2013年各年的城鄉收入比（見圖2）。對比圖1和圖2可知，2003-2013年間全國基尼系數的變化軌跡和城鄉收入比的變化軌跡極為相似，這驗證了我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的變動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基本一致（田衛民，2012），且圖2顯示出改革36年間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總體上表現出不斷擴大的特征。我國居民城鄉收入比由改革之初的2.5704擴大至3.0301，而2008年開始有所回落，2013年的城鄉收入比為3.0301。36年來城鄉收入比共上升了17.88%，年均上升約0.51個百分點。總體而言，我國城鄉收入比在擴大，且呈現出典型的“階梯形”特征。

二、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階段性特征分析

我國經濟改革歷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軌制變革過程，居民的收入分布狀況也隨之改變，大體上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的不斷增大。同時我國經濟改革措施分階段向前推進，各階段的改革重點和難點均有所不同，因此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動來源及變動幅度會呈現出不同階段的特征。考慮到經濟體制改革的階段性特征及城鄉居民收入分布變化的時期性特點，1978-2013年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演變可劃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8-1983年，改革的初期出現了短暫的下降，城鄉收入比從2.5704降至1.8225（36年間的最低點）；第二階段是1984-1994年持續上升時期，城鄉收入比從1.8354升至2.8634；第三階段是1995-1997年短暫下降時期，城鄉收入比從2.7147變化為2.4689；第四階段是1998-2007年再次上升時期，城鄉收入比由2.5093升至3.3296；第五階段是2008-2013年再次下降時期，城鄉收入比由3.3149降至3.0301。結合我國經濟改革政策分階段分析如下：第一階段（1978-1983年）：為強化農村經濟改革，1978年以后逐步確定了“共同富裕”目標和“階梯式”發展戰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而，在我國生產力落后的背景下，“共同富裕”指導思想及“階梯式”發展戰略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不同群體、地區之間發展差異的擴大。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的自由配置作用使機會平等的保障軟弱，在資源要素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占據優勢的個人或團體獲得優先權，于是貧富差距開始擴大。但收入差距的存在是沖破平均主義、達到共同富裕并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必然要求。主要改革措施：農村家庭施行承包經營，抬高農副產品的價格，對城鎮企業開始實行放權讓利。農村家庭承包經營和農副產品價格的提高均為農村居民爭取了較為公平的致富機會，而城市經濟體系改革的滯后性使得傳統的報酬決定機制及收入分配體系并未發生改變。此階段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增長了131.89%，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率僅為64.41%，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超過了城鎮居民，因此，此階段我國城鄉之間的居民收入差異在縮小。第二階段（1984-1994年）：以城市改革為中心。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后，國家政策開始向城市不斷傾斜，這拉大了城鄉收入差距。1988年《關于價格、工資改革的初步方案》在十三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為改革道路掃清障礙。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及宏觀經濟調控體系，培育和發展市場經濟，構建合理的收入分配體制和社會保障體系，進一步改革農村經濟制度和擴大對外開放等。主要改革措施：城鎮企業承包制的推廣，非國有經濟發展迅速，國家縮減對虧損企業的補貼，公社體質解體和農民自主經營、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此階段的改革主要發生在城市，城市居民收入水平有了明顯的提高，由1984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652.1元增加到3496.2元，增長幅度為436.14%，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上升了243.62%，可見城鄉收入差距顯著擴大。第三階段（1995-1997年）：城鄉收入比由1995年的2.7147降低為1997年的2.4689，此階段城鄉之間居民收入差距出現了一個短暫的小幅度回落。第四階段（1998-2007年）：國有企業改革走出困境，效益明顯得到提升，一系列相關配套機制相繼建立，增加了城市職工工資水平，而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增長幅度較小。同時城市區劃變更頻繁，一些比較富裕的鄉村劃到城鎮，也影響了城鄉收入比水平。1998年十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強化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加強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使農產品市場體系得到進一步完善，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等。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強化了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鼓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改革、改變政府機能、轉變城鄉二元結構、建立現代產權軌制等。第五階段（2008-2013年）：農村外出務工人數繼續增加，農民工資收入增加，農產品高價運轉，部分農產品價格仍處于上漲形勢，這有利于農民增加經營性收入，另外政府也加大了對農村的轉移支付力度。2008年十七屆三中全會著重推進農村改革，提出強化農村制度建設，鼓勵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提高，深化農村公共事業的發展。這些政策旨在增加農民收入、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加之之前的農業稅減免、農村社會保障投入的增加等政策效果顯著，這就使得城鄉間收入差距呈現出縮小的變化趨勢。

三、我國城鄉收入比時間序列的趨勢分解及預測

（一）趨勢分解本文采用Hodrick-Prescott濾波方法對城鄉收入比時間序列構成成分中的循環要素和趨勢要素進行分解。此方法被廣泛用于宏觀經濟學中研究序列構成成分中的長期趨勢。濾波圖（見圖3）中趨勢項Trend并未表現出明顯的趨勢，即城鄉收入比的未來趨勢并不明顯，僅表明其增長速度明顯放緩并有下降的可能，現階段趨于穩定狀態。而Cycle所呈現出來的周期性特征，剛好驗證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階段性特征。

（二）趨勢預測現實中的許多時間序列，不妨以時間作為橫坐標，觀測數據作為縱坐標，然后把各個觀測數據點連接起來，形成一條非光滑、不可微的折線，即為分形曲線中的一種，這類曲線很難用經典數學方法來處理，而用分形理論方法則較易分析。時間序列的長記憶性可以通過計算的H值（Hurst指數的簡化）進行判斷：當H=0.5時，時間序列是完全隨機游走的白噪聲；0≤H＜0.5時，時間序列具有短記憶性，有反持續性效應，H接近0的程度反映了這種反持續性效應的強度，即表現為H越接近0，則負相關性越強；0.5＜H≤1，時間序列具有長記憶性，呈持續趨勢，表現為“波動集聚”，H越接近于1，趨勢越明顯；H越接近于0.5，則逐漸趨于隨機性。目前估計Hurst指數最常用的方法是R/S類分析法，本文選用由Hurst（1951）和Mandelbrot&Wallis（1969）提出的經典重標極差分析法即經典R/S分析法。由此可知Hurst指數H=0.9500，分形維數α=2-H=1.0500，可決系數r2=0.995，這說明擬合效果相當好（見圖4）。其中，0.5＜H≤1，表明我國城鄉收入比時間序列具有長期記憶的特性，呈持續趨勢，表現為“波動集聚”，且H=0.9500，幾乎接近于1，這說明，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有利于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而且縮小趨勢將明顯持續。

四、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對研究指標進行了選取，考察了衡量收入差距的第一個指標——基尼系數，并對2003-2013年間全國基尼系數進行了分析，其分析結果一方面說明了研究城鄉收入差距對于研究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從側面反映出城鄉收入比指標的可取性。因此本文采用1978-2013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計算了1978-2013年各年的城鄉收入比。然后結合我國的經濟改革歷程分析了改革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呈現的階段性特征，分析結果表明，我國的制度改革歷程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軌跡。最后采用HP濾波對城鄉收入比序列進行了趨勢分解，發現趨勢并不明顯，但驗證了城鄉收入差距的階段性特征。然后運用經典R/S法對城鄉收入比時間序列進行趨勢預測，研究發現，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有利于縮小我國城鄉收入差距，而且縮小趨勢將明顯持續。同時本研究也驗證了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拐點在我國出現。

在三十多年的經濟轉軌進程和發展歷程中，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體上呈現顯著增大的變化趨勢。然而并不是體制變遷的所有因素都有擴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性質。實際上，導致收入分配過度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那些無序化因素的長期作用，使居民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個人和社會福利，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改革的成本或為之所付出的代價。此外，許多不公平競爭現象在我國經濟生活中依然存在，甚至愈演愈烈，最突出的是一些部門、行業甚至個人能夠通過壟斷地位，或借助于不公平的初始競爭條件，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繼續獲得高額利潤。這表明在社會收入初始分配過程中就已經存在著不合理因素，且增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改革至今，政府已充分認識到我國貧富差距過大的嚴峻性，并采取了相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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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失業問題不僅關系到一個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同時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近年來，世界各國在積極進行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都需要面對失業率上升的問題，它同人們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同國家的長期發展密不可分。在失業率不斷上升的過程中，將會造成嚴重的經濟影響，本文從貧困的加劇以及資源的浪費等角度出發展開了詳細探討，并有針對性的提出了政策性建議。

一、目前我國失業的經濟影響

（一）貧困的加劇

現階段，我國正面臨著體制轉型，這一時期如果面臨較大的失業率，將導致國家的貧困程度加劇。具有效調查顯示，每一個家庭當中，如果擁有一人失業，那么同全國平均貧困水平相比，這個家庭的頻率是其二倍之多。從這一數據中可以看出失業將給城市經濟造成嚴重的壓力，提升貧困程度。具有效數據顯示，同普通人相比，失業的人將擁有六倍以上的機會面對貧困。近年來我國在缺乏健全的設備保證條件基礎上展開了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這是導致我國失業率上升以及貧困加劇的關鍵因素之一。

在深入挖掘各種資料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二十世紀末我國農村貧困人口數量為2.5億左右，而至二十一世紀初，這一數量明顯降低，已經不到3000萬。而城市發展中，貧困人口的數量卻出現了增加的趨勢，二十一世紀初，城市人口貧困發生率甚至高于農村人口。這充分說明，我國城市經濟飛快發展的過程中，并沒有減輕貧困的壓力，卻導致貧困現象的嚴峻。由此引發的教育匱乏等現象更值得關注[1]。

（二）資源浪費

在科學和信息技術不斷進步的背景下，現階段勞動力在日常工作過程中，每一天自身所擁有和消耗的價值都會低于產出的價值，而這一差距在科技日新月異的過程中還在不斷加劇。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源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僅僅對社會財富進行了消耗，卻沒有及時的充分發揮自身的價值，將是勞動力資源和社會資源的一種巨大浪費。現階段我國社會當中至少擁有兩億左右的閑置勞動力，如果促使這些資源充分發揮自身的功能，每年創造出來的國內生產總值將上升兩千萬億之多。

二、促進就業的政策選擇

（一）加大對公益性崗位的開發

公益性崗位指的是各地政府以及相關部門在運行過程中對公益性的崗位進行開設，包括管理以及服務等崗位，其運行過程中擁有非盈利的目的。通常包含的崗位內容有公共安全保衛、停車場管理、公共環境綠化以及社區教育等崗位。

這些崗位工作內容不需要較高的技術含量，同時工作人員也只能夠得到較少的報酬，然而可以較大程度的進行人員的安置，適用于年齡較大、專業技能相對較低的勞動力。在進行此類崗位開發的過程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政府的購買，在對大量失業人員進行有效安置的過程中還能夠擁有充足的經費；同時在衛生、綠化等崗位設置的過程中，能夠對當地的投資環境進行有效的改善，對于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具有重要意義。

（二）實施工資補貼政策

社會經濟主體在日常運行過程中，通常都會追求最大化的利益，雇傭勞動力過程中需要消耗的成本以及勞動力的邊際生產力是決定勞動力雇傭數量的基礎，如果雇傭成本同邊際生產力一致，社會經濟主體運行過程中將會停止對工人進行雇傭。在不改變邊際生產力的過程中，對雇傭成本進行降低可以增加勞動力雇用數量[2]。然而向上調整工資是一項剛性原則，工資的降低將難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想在一段時間內增加勞動力需求，就可以通過工資補貼政策來實施。在面對下崗職工以及低收入家庭等過程中，政府可以對其進行一定程度的工資補貼，從而保證社會經濟主體在大量雇傭工人的過程中可以降低工資，政府可以利用這種手段引導并鼓勵社會經濟主體來更多的雇傭工人，為其提供就業機會。

（三）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從全國的角度來看，對以往城鄉隔離狀態進行有效的消除是構建統一勞動力市場的重點，這一過程中應對不合理的戶籍制度等進行改革，并引導勞動力在城鄉之間進行自由的流動。近年來，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規模越來越大，這也是積極進行以上改革的重要原因。同時，我國在積極進行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分離的城鄉勞動力市場對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作用。在城市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個特點明顯的非正規部門就是農民工，其從事的主要行業是第三產業、建筑以及餐飲等，這些勞動力在日常工作過程中，工資相對較低并承擔著城市建設過程中強度較大的工作，為城市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3]。同時，農民工在城市當中打拼，積累了大量的工作經驗、專業技能以及資金，他們是將先進的工作經驗帶回農村的主力，也是加快農村經濟建設的關鍵因素。由此可見，在積極進行城鄉經濟建設的過程中，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具有重要意義，當鄉鎮企業中聘請了大量城市技術人員時，當地的經濟以及就業等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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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建檔案 檔案管理

隨著我國城市化戰略的實施以及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將處于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階段，而城建檔案工作也將面臨新的形勢。及時分析和了解城建檔案工作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尤其是正確判斷城建檔案工作的發展趨勢，是城建檔案工作應當解決的首要問題。

一、 城建檔案在檔案資源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城建檔案是科技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城市建設和規劃部門在生產實踐中的勞動成果，是城市發展和建設活動的真實記錄，它既是現實和長遠城市規劃、建設管理、維護、改建及科研工作的憑證和考察依據，也是一種重要的信息資源，具有極大的參考和保存價值。

眾所周知，工程設計人員在城市基礎設施設計中，往往要參考以往的設計資料，從中獲取原有的地貌、地下等相關資料，作為設計依據。如若原有的設計文件沒有歸檔，那么就需要花費一定的人力和財力重新進行勘察和分析，而且也必將浪費一定的時間，影響設計周期。例如，遼寧省檔案館1987 年為大東港建設提供了水文地質檔案，節省了重復勘察費用共計2300余萬元，并為提前完成該設計任務，爭取了寶貴的時間。

進入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城市建設飛速發展，社會各方面利用城建檔案的需求急劇增加，城建檔案的實踐性、重要性和它產生的巨大經濟和社會效益，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它將成為城市經濟建設的寶貴財富。

二、城建檔案管理體制的多元化

1980 年全國科技檔案工作會議確定，在檔案管理機關統一掌管下，按專業管理科技檔案是我國檔案工作的現行管理體制。統一掌管，是國家檔案局及地方各級檔案行政管理部門對科技檔案管理工作的宏觀管理。按專業管理是采取主管機關和企業、科研單位兩級管理。這種檔案管理體制適應和促進了科技檔案工作的發展。

以我院為例，我院的檔案管理工作是在長春市檔案館的統一掌管下，在長春市建委的監督下，進行檔案管理。我院自建院五十多年來，按各專業分類，形成了自己的檔案管理體制，有效的保存了各種城建檔案，并使之轉化為極具參考價值的信息資源。

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國有企業數量減少，民營、中外合資、股份制等企業數量大量增加，尤其是今年全國勘察設計單位的改制工作使得設計單位脫離了事業單位的行列。以長春市為例，市政設計單位已從過去的一家增加到十多家，有些民營和股份制單位沒有主管部門，因而城建檔案管理工作已不再是兩級管理。這種狀況，使各勘察設計及施工單位對城建檔案管理的體制呈現多元化趨勢，而原有的檔案監督方式也將不適應這種體制的變化，即造成有些單位無主管單位監督，大量檔案流失。要適應這種變化，有效監督和保存城建檔案，必須實行檔案監督管理的多元化，確保檔案監督體制的正常運行，從而最大限度的利用城建檔案信息資源。

三、 城建檔案需求社會化

城建檔案目前已成為各勘察設計及施工單位的儲備信息資源，變為各基層單位的無形資產，利用率也在逐步提高。但設計人員對城建檔案的需求，既有來自單位內部的，也有來自社會各方面的需求。如我們在設計一條道路時，往往要考慮到地下的煤氣和自來水管線，這就要從有關部門獲取一定的相關資料，從而解決不安全隱患。再比如一個施工單位在維修一條管線時，如果能從有關設計部門獲取排水管線的相關資料，則可以大大節省施工工期。

但目前所有基層單位都把本單位的城建檔案視為機密，不對外提供服務，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重復勘察和設計，這不僅增加了成本，浪費了時間。而且由于沒有和原由設計溝通，造成有些工程的不協調。如所有城建檔案社會化，即各基層單位的城建檔案在保密的前提下，面向社會實施有償服務，則可以更進一步使城建檔案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從而充分發揮它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四、 城建檔案管理的信息化和服務手段的現代化

以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為標志的現代化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正在改變檔案管理的傳統方式和手段。城建檔案的管理和服務手段也同樣由傳統手工作業方式向信息化、自動化轉變。

以我院為例，目前已實現了檔案的計算機檢索工作，這極大地提高了城建檔案的信息傳播速度，方便了設計人員利用。例如只要在計算機上輸入某一段路名，就能找到該路段所有年限的設計工程項目。

同時可實現不同字段的檢索，如根據設計人，設計年限等不同字段的檢索。目前，我院正在嘗試電子文檔存檔和網上歸檔，并正在進行局域網調試，今后將可實現網上直接電子歸檔和查閱檔案數據，逐步實現無紙化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