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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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開設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兩門專業課，但是當代大學生對這兩門專業課的認知程度不足，不能夠從正確的角度認識兩者的關系。本文主要從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聯系角度來進行分析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與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共同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二者從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論是兩者理論的基礎，兩者之間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筆者認為，當代大學生應該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持有正確的態度，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修養。

關鍵詞：

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

一、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者，馬克思指出：“我所說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從威廉•配第以來的一切這樣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與庸俗經濟學相反，研究了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內部聯系。”古典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由于要服務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能對資產階級的經濟從質上進行分析，所以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又區別于重商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但是勞動價值論并不是完全科學的。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歷史來看，古典政治經濟學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賦稅論》最早提出關于勞動價值論的根本命題。正像馬克思指出的那樣，威廉•配第曾說：“還不確定而概括地談到商品的價值是由等量勞動來計量的。”“勞動種類的差別在這里是毫無意義的——一切只取決于勞動時間。”但是威廉•配第沒有區別好商品的價值和價格，也沒有將勞動分為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僅僅認為價值決定于勞動時間，但是他沒有區別個別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奠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

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繼承和發展了威廉•配第的勞動價值論，亞當•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經濟學成為獨立科學的體系建立起來。亞當•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兩種特征，他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還認為商品價值有工資、地租、利潤三種收入共同決定和調節的，現在的學者將這個理論稱為“收入決定價值理論”。在亞當•斯密之后，大為•李嘉圖發展了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為勞動價值論形成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正如馬克思寫到：“把商品歸結于二重形式的勞動，即把使用價值歸結于實在勞動或合乎目的的生產活動，把交換價值歸結于勞動時間或相同的社會時間，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半世紀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吉爾貝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但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沒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勞動決定價值，使得以后的理論帶有非科學性，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性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其科學部分也有不科學的部分。

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共同的來源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共同的理論來源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主要以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為代表的，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不斷完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為其發展做出了杰出的貢獻。繼亞當•斯密和大為•李嘉圖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分成了兩個支流，一個支流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繼承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合理的部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另一個支流是現代西方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它是由英國馬歇爾和凱恩斯，美國薩繆爾森和斯蒂里茨發展的經濟學，經過現代西方經濟學者的發展，成為后來的西方經濟學。薩繆爾森在他的《經濟學》中將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一棵大樹，引用：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是比喻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樹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分別從不同的層面上繼承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當中不同的理論，都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揚棄。

三、西方經濟學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來源一樣，同樣，西方經濟學也揚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價值理論。現代的西方經濟學是由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構成的，宏觀經濟學主要以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為核心理論的，微觀經濟學以均衡價格論為中心理論的。均衡價格論的本質就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西方經濟學批判繼承了亞當•斯密“收入決定價值”理論。西方經濟學的均衡價格論是由邊際效用論和生產費用價值論等理論有機組合的產物。西方經濟學是以均衡價格理論為基礎建立起來的體系。無論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都是來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它們都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進行了批判地繼承了勞動價值論，使得它們的理論體系各有不同，但是它們的理論來源都是一樣的。

四、大學生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要樹立正確認知

首先，大學生要樹立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興趣，可以觀看相關的電影和書籍。其次，大學生要從感性和理性上對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進行認識，大學要在學校課堂上認真聽課，課下要積極地查閱相關的資料。再次，大學生對兩者有了正確的認識之后，可以將理論與實際相聯系起來，從實踐中再獲得認識。最后，大學生要能力將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理論回歸與實踐，要與當代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做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解決問題中不斷提高自己的理論素養。

參考文獻：

[1]（蘇）弗•謝•阿法納西耶夫.《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產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篇2

【論文摘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基礎之上的。勞動創造價值的理論是由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提出的，經歷了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多位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發展，最終由馬克思創造了勞動價值論科學的體系。新時期，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認識在于堅持價值來源于活勞動的一元論，確立生產精神性產品的的勞動和第三產業的服務性勞動也是生產性勞動的觀念，并且做好一、二、三產業的協調發展，避免因為各個產業發展的不協調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

馬克思創立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至今已有150多年的歷史，它是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基礎，也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馬克思有關于政治經濟學的所有理論都是構建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的。對于勞動價值論，在新時期有必要對其進行更深人的認識。

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由來與演進

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基礎是由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所奠定的。

(一)英國學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勞動價值論

1,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成績

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成績主要表現為在政治經濟學發展史上第一個考察了商品價值問題，第一次有意識地把商品價值的源泉歸因為勞動，從而確立了勞動價值理論;揭示了價值量和勞動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與勞動時間成反比;認識到勞動分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認識到商品價值量取決于勞動，也意識到貨幣的價值量也是由勞動決定的。

2,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價值理論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現為混同了價值和交換價值這兩個不同的范疇;其價值和價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沒有把創造價值的抽象勞動和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區分開來;把使用價值及價值混為一談。

(二)亞當·斯密對勞動價值理論有所發展

斯密是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確提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區分了使用價值和價值，而且還對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也有不徹底性，他認為:(1)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決定的;(2)商品的價值是由交換時所購買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決定的;(3)商品的價值是由“多種收人”，即工資、利潤和地租決定的。斯密的第三種價值決定論被后人稱為“斯密教條”。

(三)大衛·李嘉圖提出了在資產階級限度內最徹底的勞動價值論.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完成者

大衛·李嘉圖對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關系有了更正確的認識，實際上他是把使用價值看作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著，并且他始終堅持商品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決定的觀點，對斯密勞動價值論中的錯誤觀點進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價值分解為“三種收人”，但不同意“三種收人”決定價值。但李嘉圖無法從價值規律的范疇內說明價值規律同利潤規律之間的關系，同時也無法解決價值規律同平均利潤之間的矛盾。所以說，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不能完整的解釋價值規律。

(四)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論的創立過程

馬克思在巴黎期間的筆記中否定了李嘉圖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同時在方法論上反對李嘉圖在價值理論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學的貧困》和《雇傭勞動與資本》這兩個著作又開始承認李嘉圖的價值理論學說。隨后在《1857一一1858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最終形成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并最終在《資本論》中完成了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建設工作。馬克思創建的科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內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論，勞動二重性理論，價值量決定理論，價值形成理論，商品拜物教理論，價值轉型理論，國際價值理論，生產勞動與非生產性勞動理論等。其中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就是:人的活勞動是價值產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勞動與生產要素都不創造價值，不能成為價值的源泉。價值量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商品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在相同的時間里，復雜勞動所創造的價值是簡單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倍增，等等。

二、當今現時代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再認識

(一)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創造問題

在當今這個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商品生產大大超過以往任何時期的時代，馬克思的科學勞動價值理論仍然能夠對現有的經濟現象進行科學的解釋。而且盡管處于信息時代，但必須承認在商品生產和交換中耗費的活勞動，即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是創造新價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學胡代光教授就對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創造價值的“生產要素創造價值論”進行了批駁。他這樣說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產要素共同創造價值論。認為進入新世紀和新技術發達時代，還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一元論，那肯定被認為腦子出了問題，而且聰明的馬克思、恩格斯也會在墳墓里發笑”。這種理論“將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為烏有了。”從勞動價值論角度來分析，胡代光認為，生產要素在現今，不但包括資金、廠房、機器、知識產權、信息、管理等要素，這些新要素都具有資本化特點，都不具體創造價值，只有和具體的生產性勞動相結合，才能夠創造出來新的價值。而生產性勞動則是既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既包括生產物質資料，又包括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當今社會經濟發展，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對其起著重要作用，所以，勞動者整體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員、管理人員，乃至被雇傭的指揮勞動或監督勞動的人員，他們都以各種不同方式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仔細揣摩其涵義，筆者認為，做這樣的論述的原因是:這些生產精神產品的科教文衛勞動，以及第三產業中的服務性勞動，既創造了使用價值，又創造了價值，在作為商品出售時，也同時包含了剩余價值。“我國輕視知識和排斥知識分子的問題有著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思想根源，主要是來自小生產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產生的民粹派社會主義思想。”“作為勞動的分工體系來說，知識生產、智力創造也越來越獨立于生產環節之外，腦力勞動作為一種復雜勞動就越來越成為價值的主體。但是勞動價值論不僅適用于工業經濟時代，而且同樣適用于知識經濟時代。”只不過這種商品或服務在購買時與物質性的商品的不同點在于:這種勞動就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本身，而不是凝結在商品中的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

所以就存在這樣一個問題: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與其他的生產性勞動，特別是服務業的生產性勞動的最大不同在于，轉化為物化勞動的活勞動是最終凝結在物質資料當中的，而其他的生產性勞動，特別是服務性勞動，其勞動并不是凝結在物質資料當中的，在購買時就意味著對這種勞動的即時消費。比如:擦鞋工為顧客擦鞋，理發師傅為人理發，在其勞動力的購買中就直接實現了消費;而不是像金銀等物質財富的提煉一樣，在消費的同時有人的勞動凝結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終使其轉化為金銀，并能在其物質的存在期內一直具有相應的價值。服務性勞動等其他未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在消費的同時就已經消耗的尤影無蹤。但由十這兩種勞動都具有相應的價值與使用價值，所以，除了由于兩種生產性勞動的作用對象存在差別而使其最終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質都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活勞動，具有相同的性質，應當同樣予以重視。其本質上都創造了社會財富。

(二)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和第三部類之間的協調發展問題

如前所述，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活勞動與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是有區別的。正是由于這兩種生產性勞動是不同的，在經濟運行中就應該認清這兩種生產性勞動的具體特性。如果不能弄清這兩種生產性勞動之間的不同特性，在經濟建設中極易造成經濟發展的失衡。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中已經根據性質將生產物質資料的部門分為生產生產資料的第一部類和生產生活資料的第二部類，而且第一部類與第二部類之間的擴大再生產要按照比例協調發展。我們如果將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所屬的生產部門稱之為第三部類，那么第三部類與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等三個部類也要協調發展。

假設在三大部類不擴大再生產的條件下，所生產的所有產品和勞動都進行交換和消費，那就應該是這樣的情況:第一部類能夠為第二部類提供全部固定資本投資和向第三部類提供部分固定資本投資，而巨第二部類能夠為所有部類提供物質生活資料和向第三部類提供部分固定資本投資;同時第三部類應該能為前兩個部類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性勞動。而這種情況在現實生產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現實生產中存在的是擴大再生產。只有擴大再生產才能夠提供人們的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費需要。那么在擴大再生產中就應該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類協調性的出現增長，不能出現不協調而使經濟出現不健康的增長進而引發經濟危機。這樣產生的不健康增長應該有如下幾種:

第一，當第一部類所占有的資源過多時，有可能會由于沒有相應的消費品與勞務(此處指沒有凝結在物質資料中的生產勞動，下同)與其交換，從而導致消費資料和勞務的缺乏，大量的生產資料生產部門因為找不到買主而破產，進而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第二，當第二部類生產消費品過多，而第一類沒有相應的物質補償，第三部類沒有相應的勞務提供，根據價值規律，生產資料和勞務就會價格急劇上漲。這樣可能會維持一段時間的經濟虛假增長，但最終經濟會因發展過于不平衡而陷人經濟危機。

第三，當第三部類占用資源過多，相對于可提供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來講，那么就出現勞動力的大量過剩，同時由于第一、第二部類資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現物質資料的相對不足。物質資料的相對不足，那就是物質資料的價格出現上張，同時伴隨著經濟發展的停滯，導致經濟危機的發生。

篇3

關鍵詞：勞動價值論；價值創造；價值決定；本質；運行；模型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8(02)-0059-07

一、問題提出

關于數學與模型方法在政治經濟學中的運用，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者之間有著分別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主流的認識有兩種：第一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對于以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本無用的，數學與模型分析是一種形式邏輯，而政治經濟學方法論以辯證邏輯著稱，分析的重心是經濟制度而不是經濟運行；第二種觀點認為，數學與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輔助手段的作用，數學形式雖然不能用來解釋生產資料所有制、產權、合約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釋其體現社會生產關系的本質，但當數學邏輯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時，則應當得到廣泛的使用。這兩種認識割裂了政治經濟學系統方法論內部的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之間的內在聯系。

就哲學思維分析而言，作為思想方法的運用和最高層次的思維，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但實際上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從來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相反，定性分析和辯證邏輯的進一步發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邏輯又作為其必然的表現。《資本論》規定政治經濟學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為主的系統方法論體系。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這一方法，馬克思集中地稱之為“科學抽象法”。馬克思這樣地規定：“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觀念地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1]通常科學抽象法被解釋成關于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的方法體系，它的內在結構是：具體――抽象――具體，也就是建立具體總體與思想總體形式之間以抽象為中介的總體聯系和表現。另一方面，數學與模型分析被解釋成一套關于“假定――結論”的完整的邏輯演繹形式，它的內在結構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純粹邏輯演繹。在講到“數字公式及其意義的問題”時，列寧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證明；它只能在過程的各個要素從理論上得到說明以后把過程加以表述。”[2]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講到“真正的實證科學”時，也明確地指出“抽象與哲學不同，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3]

關于哲學思維分析和數學與模型分析的科學關系，只能總體在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層次中予以解決。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哲學層面而言，哲學方法論決定了唯物史觀對于勞動價值論的轉化，這里，唯物史觀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唯物史觀具體化為方法論；而就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層面而言，經濟學方法論進一步決定了勞動價值論對于具體經濟理論體系的轉化，這里，勞動價值論是既定的，勞動價值論是可調整的，勞動價值論相應具體化為經濟學基本方法體系，如基于勞動的演化――博弈、平均――邊際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從“哲學”到“數學”，既實現把哲學方法論轉換為經濟學方法論，又實現辯證邏輯與形式邏輯的內在結合，從而科學抽象法將科學實證分析方法內含于其中。所以，就勞動價值論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的表現而言，勞動價值論必然要化為唯物史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具體形態的數學與模型分析，以完成對過程的各個要素的從理論上的詳盡說明。這一分析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價值本質分析的基本內容是價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價值的微觀形成和價值的宏觀形成。由于價值形成解決的是價值范疇的科學性問題，也就是圍繞價值范疇的客觀邏輯原則(如確定性、傳遞性和通約性)而展開的對于價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別不同的系統層次詳察這一過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價值概念，泛泛而論[5]。大體說來，價值微觀形成是在價值創造層次解決價值的如何形成問題，這一過程是把由哲學方法論所總體形成的關于勞動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體化為“勞動創造價值”的一元論體系；價值宏觀形成是在價值決定層次解決價值形成的表現問題，這一過程則是把“勞動創造價值”一元論體系進一步具體化和確定為價值量的一般決定體系。價值運行分析的基本內容是研究價值變動和表現，也就是研究各種外在因素對于價值創造、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包括對價值內部構成要素的變動及其表現的擾動和影響。總體看，價值本質分析和價值運行分析是相輔相成的，共同構成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理論基礎，并作為邏輯打通經濟本質分析和經濟運行分析的方法基礎。

二、價值創造

價值微觀形成(或“價值生產”)的規定性限定價值創造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價值規定的質與量的統一性，也就是實現“勞動創造價值”和“勞動如何創造價值”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這一規定，馬克思把研究勞動價值論的對象限定于人類商品生產，并構造了總體的價值創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總體意義的價值或一般抽象價值，P代表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L代表抽象人類勞動或勞動方式。

這表明價值創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們將價值實體規定為無差別人類勞動是對一定條件和形式下的人類生產特別是商品生產進行簡單抽象的結果，進一步是對一定形式的人類勞動方式進行抽象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價值創造的抽象形式將隨著商品生產的現實差別分別取得不同的具體形態，并通過對商品生產方式的歷史演變類型的概括，可以大體歸納出如下三種基本類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產被歸納為三種基本類型，不同類型的商品生產對應不同的勞動方式以及價值創造方式。在以個體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簡單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更為直接和純粹的形式，在這里，決定價值創造的生產條件是直接和同質的，不存在部門間的流動，因而只是單一部門內部的局部價值形成。簡單商品生產類型可以說是產生于自然經濟社會，而廣泛存在和發展于商品經濟社會，在所有制類型上則對應于個體所有制經濟。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商品生產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古典(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價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這里，“資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體形式的社會生產條件或生產方式，并在全社會范圍內開始確立其主導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經濟社會的產物，它的進一步發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經濟的形式得到普遍發展乃至成熟化，簡單而言，資本主義正是整體借助于對這一生產形式的特別有效的歷史利用，也就是通過實現商品生產在本質方面的社會一體化，具體完成了自己的歷史崛起和飛躍發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局部價值形成，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價值的真正意義的社會形成，其在所有制類型的對應物則是資本家所有制經濟。

與商品生產的三種基本類型相適應，勞動在價值創造的形態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類勞動的直接形式、社會平均形式(馬克思也直接稱為“簡單勞動”)以及企業形式。從表1所列示的數學模型形式看，企業總體勞動創造價值仍然以“雇傭勞動創造價值”為總體的社會約束條件，而以“個體勞動創造價值”為其一般的形式和條件。這進一步表明現代商品生產類型是在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基礎上的發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產類型為價值實現的社會條件，也以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為補充的規定和形式。三種基本類型的內部關系可以設定為：在歷史向度上的時間大體繼起以及在現實向度上的空間并存。這三種類型的現實結合相應也就可以用一個總體模型形式加以表達：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別代表復雜性勞動和簡單性勞動；經濟系數α、η、h分別代表生產組織的經濟外部化程度、經濟系統的交易費用以及經濟系統的交易效率[6]。

這里，商品生產類型的分野取決于經濟系數的不同取值。當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為Lc、Ls的簡單累和，表明勞動的復雜性、簡單性的區分僅僅存在于勞動內部，完全是一種功能區分，而不構成勞動類型間的分別，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寫成為“V(L)”的形式。說明簡單商品生產類型的判別僅僅是從勞動產品作為商品出賣這一規定進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對很低，其顯著特征是勞動投入完全沒有商品化，而生產資料的商品化程度對應地也極低。

當α=1，并且η=0、h=1時，商品生產為古典商品生產類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馬克思在這里一般地提到，資本主義歷史過程具有使“一切生產部門的勞動都已盡可能地化為簡單勞動”的趨勢特點[7]。說明古典商品生產類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為商品化購買要素的經濟情形。并且，由于資本家事實上既是一般生產資料的交易者，也是勞動力商品的交易者，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內化為資本交易的一個內在成分，因而現代經濟學所使用的交易費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產體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以資本生產的總公式提供了對這一解說的系統說明。進一步，雖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提出了“流通費用”問題，但堅持其對價值創造不產生真正的影響，而相應構成價值實現的具體內容。

當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這里，L體現為對Lc、Ls的社會加權與累和，從而實現了勞動的真正協同。經濟系數α的0-1值域范圍(相應也導致η、h的0-1值域范圍)則決定了企業企業要素的兩種基本類型：購買和投資。在這當中，尤其是勞動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費用的種種因素制約，必然會在投資形式上占據很大的比重。這表明與簡單商品生產基本不依賴于市場機制而古典商品生產完全依賴于市場機制根本不同，現代商品生產則謀求與市場機制的互補性發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說，現代商品生產作為成熟商品經濟類型即市場經濟的產物，它的發展必然進一步使市場經濟的形式更為成熟化，從而奠定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基礎，相應在所有制類型上廣泛對應于企業所有制經濟。

三、價值決定

所謂價值宏觀形成，就是指價值決定及其宏觀表現，意味著價值決定本質上是一個宏觀現象――也就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相應，價值宏觀形成的規定性限定價值決定要進一步解決價值規定性本身――作為社會的質的規定――向社會的量的規定的轉化問題，即實現價值創造和價值決定的理論與邏輯統一。根據組織商品生產客觀存在的三種基本類型，可以認為勞動價值論體系中的價值決定相應具有三個基本層次或階段，其中，在前兩個層次或階段中，一般而言，企業與價值決定無關，企業只是一般生產單位或生產和交換組織。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具體探討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實際地給出了關于第一、二層次或階段的價值決定的遞進分析。

馬克思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是在整體抽象掉需求條件，也就是在簡單假定供求平衡的條件下對價值決定的分析。根據這一規定，某一使用價值的價值――并且“經濟學所知道的唯一的價值就是商品的價值”[8]，乃是由同一部門內的“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這里，單個商品是當作該種商品的平均樣品”，“因此，含有等量勞動或能在同樣勞動時間內生產出來的商品，具有同樣的價值量”，或者說，“一種商品的價值同其他任何一種商品的價值的比例，就是生產前者的必要勞動時間同生產后者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比例”。[1]因此，可以設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單位商品價值量，Vt代表單位時間價值量――也就是實現在單位商品中的勞動量，t代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9]

由于這里設定單位時間價值量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所以，任意的交換價值即可以一般表現為：

Vq1=Vq2=t1/t2

進一步，馬克思還一般設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決定式：

t=Q/f

式中，Q、f分別表示為商品生產量以及社會勞動生產力。

所以，馬克思這樣系統總結道：“因此，如果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不變，商品的價值量也就不變。但是，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1]

這樣，商品價值量的總的決定公式就可以寫作(其中VQ表示為總生產商品時間價值量)：

Vq=Vt?Q/f=VQ/f

這一公式，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可見，商品的價值量與實現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地變動”。[1]

在仍然保持社會需要不變的假定，以及進一步設定社會總供求平衡的靜態條件下，馬克思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Ⅰ的基礎上提出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馬克思說，“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更高的發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7]。根據社會必要勞動時間Ⅱ概念的科學確立，價值決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約束條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這也表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m)最大化，正是通過實現社會勞動生產力最大化以及相應的單位商品耗費勞動最小化兩個最為基本的條件來保障的。

從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價值(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決定關系式：Vq=Vt?t。說明正是由于資本才真正使價值決定的內在實質得以歷史顯露，使“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的抽象法則能夠一步步在歷史中發展，也就是由“市場價值調節供求關系”發展到“市場生產價格調節供求關系”。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具有系統的闡述[7]。

進一步，關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的現代商品生產，即可以在第二層次或階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如下的改進：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別代表社會凈效用、社會商品效用以及社會勞動效用。

求解模型，最終得到關于市場生產價格(Vq)向市場價格(P)進一步轉型的一般關系式：Vq/P=λ/f(這里λ一般表示為貨幣效用)。[10]

關于將社會需要因素一般納入價值決定考慮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得到闡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圍繞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兩種含義的內部關系進行，即“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旨在一般放松社會需要不變假定的條件[11]。可見，價值規定由社會抽象勞動的單純凝結關系推進為“勞動對效用的關系”，使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價值取得了更為現實的實現形式。

四、價值創造的運行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確立“勞動的復雜性程度”是價值創造的主要擾動和影響因素。馬克思聲明：“簡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一個商品可能是最復雜的勞動的產品，但是它的價值使它與簡單勞動的產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簡單勞動……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單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看來，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認為，“馬克思在這里確證的是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每天在我們眼前發生的簡單的事實”，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時復合勞動的產品同一小時簡單勞動的產品相比，是一種價值高出一倍或兩倍的商品”，恩格斯還特別強調了馬克思在這里所加的注解，即“讀者應當注意，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個工作日的工資或價值，而是指工人的一個工作日對象化的商品價值”[8]。因此，馬克思提出復雜勞動對簡單勞動的倍加命題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從價值創造的外部實現看，復雜勞動可以要求“支付較高工資”，其全部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在私人生產者社會里，培養熟練的勞動者的費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負擔的，所以熟練的勞動力的較高的價格也首先歸私人所有……在按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的社會里，這種費用是由社會來負擔的，所以復合勞動的成果，即所創造的比較大的價值也歸社會所有”[8]。其二，從價值創造的運行看，由于價值構成總是可以分解為k和m或c、v、m三部分內容，因此，無論從企業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還是從市場決定經濟運行的角度，復雜性勞動對簡單性勞動創造價值的擾動和影響均必然具體地包含在m之中。這里集中討論馬克思倍加命題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設立如下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這里，剩余價值構成被解析為三部分基本內容：一般平均項(或絕對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額項(或相對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額項(或超額剩余)――以ε表示。對應的勞動構成是：簡單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直接生產勞動(Ls1)和直接交換勞動(Ls2)，復雜性勞動的一般構成包括技術勞動(ILc1)和管理勞動(ILc2)，而“第二類復雜性勞動”(IILc)則應視為復雜性勞動的特殊構成[9]。

進一步而言，根據左邊的分析模型，簡單商品生產建立自己勞動基礎之上，在這里產生了初步的社會勞動分工和產業分化，商業是個體生產者組織相對剩余生產的可靠的產業憑借形式，復雜性勞動通過相對偶然的超額剩余生產形式進行歷史成長。根據中間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右邊分析模型之處在于使“ε”作為資本家社會權力或意志進入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資本家勞動僅僅構成“個別價值”，它的本質是價值的社會實現。關于利息、企業主收入以及監督工資所對應的勞動性質，馬克思給予的深刻剖析是：“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執行的特殊職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區別和相對立中具有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余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屬性以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余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價值，而是與剩余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被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另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像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7]根據右邊的分析模型――其區別于中間分析模型之處在于假定資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價值生產過程，因此，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為社會出資勞動IILC1和社會創業勞動IILC2。這樣，現代商品生產所賴以進行的經濟系數α、η、h的現實值域范圍開始得到真實體現，也就是說，不僅ILC就其性質而言，可以一般選擇采取市場方式或企業方式進行創造價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慮依托于企業生產方式來進行創造價值。

五、價值決定的運行

在基本假定企業不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下，毫無疑問，在馬克思看來供求是擾動和影響價值決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對于市場價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認為局部市場供求的變動可以通過對于部門內部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來具體影響價值決定。馬克思認為，“供求以價值轉化為市場價值為前提”，具體而言，它的作用機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場價值就會由中等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盡管這個價值，對兩端生產的商品來說，表現為一種強加于它們的平均價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場價值或社會價值就由在較壞條件下生產的大量商品來調節”，并且，“只要需求稍占優勢，市場價格就會由在不利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個別價值來調節”；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場價值就由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那部分商品來調節”，但同時，“市場價值決不會同在最好的條件下生產的商品的這種個別價值相一致，除非供給極大地超過了需求”[7]。可見，這里供求通過擾動價值決定本身來影響價格，而價格總歸與價值一致。

其次，對于市場生產價格決定的擾動和影響而言，馬克思則認為：“當供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生的時候，當商品是資本的產品的時候，供求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為前提，因而以和單純的商品買賣完全不同的復雜化了的關系為前提。這里問題已經不是由商品的價值到價格的形式上的轉化，即不是單純的形式變化，而是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進而同生產價格的一定的量的偏離。”[7]說明局部市場供求對于部門內生產條件的篩選作用已經一般讓位于社會總供求對于市場價格的調節作用。馬克思進一步地這樣來分析：“根據以上所說可以看出，市場價值(關于市場價值所說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適用于生產價格)包含著每個特殊生產部門中在最好條件下生產的人所獲得的超額利潤。把危機和生產過剩的情況完全除外，這一點也適用于所有的市場價格，而不管市場價格同市場價值或市場生產價格有多大的偏離。就是說，市場價格包含這樣的意思：對同種商品支付相同的價格，雖然這些商品右以在極不相同的個別條件下生產出來，因而會有極不相同的成本價格。”[7]也就是說，通過供求的擾動和影響，局部價格水平與價值從而產生偏離，但就社會總體而言，價值總額仍然決定著價格總額的大小，與其相等。

《資本論》所限定的分析框架無疑是：“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來交換或出售是理所當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規律，應當從這個規律出發來說明偏離，而不是反過來，從偏離出發來說明規律本身。”[7]因而它整體適合于對簡單商品生產和古典商品生產進行分析。馬克思指出，在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會需要不變乃是“為了對各種現象在它們的合乎規律的、符合它們的概念的形態上來進行考察”[7]。而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業參與價值決定，價值決定本身的說明要在價值與價格的相對偏離中進行，因為對于價值一價格關系式“Vq/P=λ/f”來說，價值決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會需要變化(以“λ”反映)與相應的社會供求變動(以“f”反映)中來進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關系必然反映在確定的企業勞動協同創造價值的行為之中，反映在總是處于可變狀況的“Vt”之中，而最終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勞動時間價值量的社會選擇之中體現出來。從經濟主體(勞動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對這一過程在價值創造的運行上進行說明。比如一般考慮人力資本、企業家參與價值決定的情形，可以設定如下“折中”的總體勞動創造價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資本家團隊(IILC1)為物質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企業家團隊(IILC2)為人力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資本家團隊與企業家團隊進而形成關于社會價值生產與分配的一個特別合約[12]。

這里，“勞動對效用的關系”原理一般形成這樣的分析鏈條：Vq―f―Vt―VQ―λ―P。可見，“企業家”――作為真正的企業因素――的加入，改變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使價值決定不僅在宏觀層次進行，同時也在微觀層次進行，在一定形式的勞動微觀結構中進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條件下，馬克思考察了價值決定的總量運行――也就是關于物質資本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這一理論出發，價值決定(從而也就是國民收入決定)分析與經濟增長分析是內在相關的，但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說明資本主義難以實現持久和穩定的經濟均衡增長，因此，真正要實現馬克思經濟學的“辯證均衡”――也就是由均衡與非均衡組成的統一體系[13]，則必須一般加入人力資本分析因素，進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業價值創造必然成為價值決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觀經濟分析甚至應該直接建立在企業價值構成的基礎之上[14]。這表明只有在“勞動對效用的關系”框架里，價值決定才可能得到總體和科學的分析。

六、結束語

迄今為止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始終與其對于勞動價值論的有效運用和科學拓展緊密相聯系。在這當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可以被解析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科學勞動價值理論體系―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政治經濟學研究內容―政治經濟學敘述形式。這是一個開放的唯物史觀與勞動價值論相互嵌入的歷史邏輯過程，因而需要勞動價值論成為一定形式的哲學思維方法和數學與模型方法進行結合的邏輯典例，也就是成為使理論與方法、方法與內容、內容與形式有機統一的理論體系。為了全面地勝任和完成這一理論使命，因此，作為對馬克思理論遺產――“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的忠實繼承[7]，勞動價值論不僅要強化對于經濟本質分析的指導，即本身要化為唯物史觀思維方法的一個具體化形式，以此為基礎，而且還要強化對于經濟運行分析的指導和表現，從而不可避免地要進一步化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體系。歸根結底，作為基本命題，勞動價值論的數理品質不只涉及的是勞動價值論本身的具體數學表現，更為重要的是，旨在為經濟理論體系的各個主要分支提供服務乃至奠定數理基礎，從而為進一步的理論經濟學對于應用經濟學的統領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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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楊繼國.馬克思經濟學“辯證均衡”理論體系初探[J].當代經濟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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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勞動價值論；理論創新；新思考

中圖分類號：C97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297（2008）07-035-02

一、多學科的視角看勞動價值論的意義

（一）經濟理論

勞動價值論首先是作為經濟學理論問世的，是在與當時西方庸俗經濟學的對戰中不斷成熟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空前繁榮，為馬克思全面總結人類經濟發展規律提供了實踐基礎。他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斯密、李嘉圖那里批判地繼承了勞動創作價值的理論，并將這一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優秀遺產進行了更深層次的發展、延伸，從而創立了系統科學的真正意義上的勞動價值論。在他以前，勞動與價值的關系總是被世人模糊。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更像一條紅線貫穿經濟學的始終，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的理論體系，包括諸多范疇，例如：勞動的二重性、價值的本質、商品的二重性、價值實體、價值量、價值規律、價值載體、價值形式、價值構成、價值轉形、國際價值等。它的誕生標志著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一統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如果沒有這一理論基礎，也就沒有剩余價值規律的發現，也就更沒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的發現。但是只把其中的一兩個方面視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將陷入片面性。深化和發展勞動價值論，必須全面理解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勞動價值論是經濟學理論的基石，是馬克思賴以闡明剩余價值的來源和本質。

（二）哲學世界觀

勞動價值論更是關于哲學世界觀價值觀的重要理論，是唯物辯證法、唯物歷史觀與經濟學說的結合，有人說經濟學家不是上帝派來的使者，他們只能代表與自己利益統一的階級、階層、集團來思維，概括其階級、階層、集團的經濟意識。正是由此，才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確立了勞動者的歷史觀―勞動價值論。

（三）革命的政治學

眾所周知，人類歷史的每一次社會變革都要有先進的革命思想、理論作指導，有個從思想到理論，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但是翻開人類政治革命史就會發現，以往每次變革都是從思想藝術領域開始，哲學領域深入，政治領域開展，唯獨社會主義革命是從經濟學理論―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開始，這在人類革命史，尤其是革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馬克思的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剩余價值理論，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揭示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滅亡規律的學說。勞動價值論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首先，勞動是價值的惟一來源，人民受苦與受剝削，不合理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剝削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改變受剝削命運，而不只是勤奮勞動。另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社會進步最終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但是勞動價值論告訴人們：勞動是生產的真正靈魂，只有解放勞動者，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實踐也證明了勞動價值論，世界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的偉大勝利是以這一基礎理論為前提的，它通過現實革命這一最高方式徹底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進程。

二、目前有關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創新

（一）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的勞動成果也應該屬于商品

首先它符合商品的定義―有用、勞動產品、交換。前兩個條件很明顯是滿足的，這里惟一存在爭議的就是―交換，那么服務性勞動成果到底可具有交換的性質呢？筆者認為雖然它不一定具有交換的形式（無形的），但它具有交換的實質，只要它作為有用勞動被別種勞動承認了，得到了價值回報―勞動報酬（因為貨幣是勞動價值的一般）就可以認為是交換的完成，價值形式的實現。盡管服務性勞動的工資償付有可能不是即時即地，現錢現貨的交易，但這種時間或空間上的分離不影響交換的完整性，更不影響它的實質，所以說服務性勞動成果在理論上是可以劃入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它也許是隨生隨滅，不能凝聚的，但是人類的勞動成果既有實物形式的，也有非實物形態的，既然滿足了商品定義的條件，是活勞動的凝結，也可用于交換，那它就應該是創造價值的勞動。

（二）企業的經營管理不應屬于創造價值的勞動

目前學術界有許多人認為企業的經營管理勞動也創造價值。這部分人的理由是：除了直接參與生產過程的勞動外，經營管理活動是企業維持正常生產經營必不可少的，經營管理者的勞動是企業總勞動的一部分，而形成商品價值的，是企業的總勞動，并不只是某一生產環節的勞動，所以，在商品的價值構成中，應有一部分屬于經營管理者的勞動。只不過經營管理勞動是以間接的形式，而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參與價值創造。這種理論的出發點是好的―強調企業管理的重要作用，節約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我們不排除一部分企業管理者直接參與了生產勞動，毫無疑問，那當然是創造了價值，但是就大多數而言，他們的勞動只是服務于生產勞動的，不構成（C+V）的任何部分，活勞動部分是工人們的勞動，物化勞動部分是轉移的價值，那么所謂的經營管理勞動參與顯然是（C+V）以外的部分。另外這里還犯了個簡單的錯誤，那就是把“價值”代替了“價格”。其實這些非生產的所謂間接勞動是可以無限擴展的，盡管它是限制在一個企業之內的，這些管理勞動只能算入企業生產的成本，它更多的取決于企業文化，技術條件，生產方式，它的的確確改善了價值勞動的生產條件，但不能取代價值勞動，所以創造價值的仍不是這種勞動，而是服務于生產勞動的勞動。如果經營管理也是生產勞動，那么產品的銷售、服務以及一系列圍繞商品生產的勞動環節都可以與生產勞動相并列，都可以劃入總勞動，勞動的內涵就 會無限的縮小，而外延就會無限擴大，到最后不管什么勞動都算生產勞動了。

三、有關勞動價值論的兩點新思考

（一）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出5張床可以與1間房交換，即被馬克思譽為天才的發現的亞里士多德的著名等式“5張床=1間房”，我們現在就從這里看看這兩位天才是如何發展勞動價值論的。他們一致認為兩種不同的物體可以相互交換說明兩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可通約性，即兩者之中必定存在著某種等量的共通物，這種通約性就是撇開物品有用性后的產品的勞動屬性，共通物就是勞動。這種分析表面看沒有問題，其實有不嚴密的地方：兩種不同的商品相交換，是否一定說明兩者之中必定存在著某種等量的共通物？這在邏輯上并不具有必然性，因為完全有理由說這里的等號是亞里士多德強加的，是對交換這個概念的偷換，交換與相等不是一回事。另外等號兩邊的共通物難以像重量一樣可稱量，也難以像面積一樣測量，用勞動時間來衡量也難以在標準上得到統一，也就是說共通物未必存在，盡管我們可以設想、賦予它一個共通物。

（二）價值含義的二重性應該是統一的。第一種含義就是從哲學、效用論來看，它是客體中所存在的對滿足主體需要、實現主體欲望、達成主體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屬性，這也與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相一致。這里“價值”實質上被定義為是客體對主體的主觀效用，我們姑且稱之為效用價值。而馬克思在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是指一般人類勞動的凝結，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價值在這里表現為獨立于主體的一種客觀存在，我們稱之為真實價值，或者是客觀價值。由于商品要進入市場交換，這里就不能以真實價值來交換，因為交換不可能脫離廣大需求主體對商品客體的效用評價，脫離了就交換不成，這時交換價值就是真實價值經過效用價值修正后的價值，是真實價值（C+V+M）與效用價值（價格）的統一。這樣價值含義的二重性就在此得到了統一。真實價值理論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傳統理論，在理論上處于主導地位，主觀的效用價值主要在實踐層面有很大作用。我國當前還在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階段，沒有必要將基礎經濟理論與經濟運行實踐、改革思路割裂開來，一方面是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的傳統經濟理論，另一方面是以效用、價格為基礎能使經濟高效率運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這樣兩種原本可以合二為一的東西長期得不到統一，不是在實踐領域就是在理論界產生混亂，不是在行動上就是在思想上阻礙社會主義的前進。

參考文獻

[1] 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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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方法單一

近些年來，一些大學提出轉變傳統教學方式。但是，在實際的課堂教學中，一些教師仍然沿用傳統的“教師講、學生聽”的教學方法，簡單生硬地把知識點直接教給學生。在這種教學方式下，學生們處于一種非常被動的狀態，為了應付考試，他們就機械地背知識要點，囫圇吞棗，一旦考試結束，就把記過的知識點忘得一干二凈。顯然，這樣的教學結果并沒有達到開展這門課程的目的，完全失去了設置這門課程的意義。傳統的“灌輸式”的教學方法難以調動學生學習這門課程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運用多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提高授課內容的針對性、生動性和趣味性。

學生學習積極性不高。在課堂教學實踐中，筆者還發現了一個現象：學生對《政治經濟學》的學習興趣不高。究其原因，有如下三點。第一，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一些大學生出現了價值取向扭曲等問題，他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過時了，缺乏對現實的解釋力和指導作用。第二，《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性和邏輯性較強。而當代大學生，對哲學缺乏必要的積累，加之普遍采用實用主義學習態度，又缺乏實踐知識，學生對其中的原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第三，不少學生，特別是理科生誤認為《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的聯系很緊密，或者這門學科就是一門政治課，并無太多的實際應用價值，從這方面來看，一些學生對這門課程明顯存在成見。

如何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學質量

提高《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教學質量，筆者認為，關鍵在于課程內容能否吸引學生，教師的教學方法能否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對此，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以解決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面臨的難題。1.提高教材的編寫質量。

政治經濟學具有實踐性、開放性。應該隨著時代和實踐的發展不斷地得到豐富和完善，與時俱進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品質。如果一門學科不能對變化了時代作出合理的解釋，這門學科必然會越來越僵化，并最終走向死胡同。因此教科書的編寫者要在堅持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膽吸收理論研究的新成果，增強對現實的闡釋力。例如，在講授資本積累理論時，可以聯系2008年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學生們深刻地認識到社會化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有制之間存在著尖銳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積累必然會周期性使資本主義國家走向危機。追溯這次危機的根源，我們可以發現，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收入呈現兩極分化的態勢，這是危機發生的最深刻根源。

2.采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為了使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為學生所掌握，必須從教材的編寫到教學方法進行全面的革新，賦予傳統內容以新的活力，使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鮮活起來，讓學生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經濟學理論的無窮魅力。

第一，教師在授課過程中要注重聯系實際。教師要合理選擇現實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引用一些貼近學生生活的例子，并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對其進行解讀，以增加課程的有趣性。選用那些既緊扣主題又貼近社會生活的典型材料，然后使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動語言的語言講述出來，這樣的教學方式，如在教學中運用得當，學生就不會感覺到政治經濟學遠離社會經濟生活，就會感受到它的有用性。同時，學生們也會感到：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根據。當然，這種教學方式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必須認真鉆研教材、吃透教材，及時關注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新情況，結合所講授內容選用典型的材料。

第二，采用案例教學。案例教學法是由美國哈佛大學于1870年首創的一種以案例為基礎的教學方法，是當前政治經濟學教學改革中值得倡導的科學、有效的方法之一。選取典型案例進行教學，可以使學生較為容易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有助于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比如以中國20世紀90年代末嚴重的失業問題為例來說明相對過剩人口理論。1980—1990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吸納就業人員的數量持續攀升，就業增長率平均為4.24%。到了20世紀90年代，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逐步減弱，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半期，工業部門不僅不能吸納就業，反而開始排斥勞動力就業，1995—2001年就業增長率為負值。

第三，指導學生閱讀經典著作。教師可以推薦一些經濟學經典著作特別是《資本論》、《反杜林論》的一些章節，通過閱讀經典著作，促使學生主動對基礎理論進行探究性學習。然后，在教師指導下，可以就學生在閱讀中遇到的問題展開討論，師生之間，同學之間都可以相互交流，表達自己的見解，這種教學方式可以讓學生有機會參與教學，展現他們的表達能力。這必然會啟發學生的思維，大大激發學生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情和興趣。

第四，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比較分析是在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常用的一種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石晶瑩（2011）提出，考慮到比較分析方法在理論研究中的獨特作用，可以把這一方法運用到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也就是說在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分析中進行政治經濟學的教學，這種教學方法不僅可以增加學生對不同經濟理論的準確理解，認識到不同理論對事物的闡述具有不同的層次與深度，而且能夠使學生養成辯證的、聯系的、整體的觀察問題和分析問題的習慣。例如，勞動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最基本理論，一般安排在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第一章講解，足見其重要性。當然馬克思的觀點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價值論存在根本區別，在教學過程中，如果教師能夠把這兩種價值論的差別講得透徹，不僅能培養學生的辨析能力，而且能夠增強課堂教學的效果。馬克思提出了勞動二重性學說，這使得勞動價值論建立在科學的理論基礎之上，根據這種學說，具體勞動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效用價值論是從需要或效用、供給或生產、或二者相結合的角度來解釋價值決定問題。它的缺陷在于：（1）效用不能計量。（2）效用不能解決價值的補償問題。消費者在評價某件商品的效用時，是絕不會考慮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生產資料的效用與勞動耗費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轉移。（3）效用不能在交換中決定。價值理論的任務是要解釋商品交換的比例和價格的確定。效用價值論所說的效用只有在消費者實際開始消費商品后才能作出評價。但事實是，在消費者購買商品之前，他已經支付了商品的價值或價格。

3.澄清對政治經濟學的負面認識。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上的科學理論，是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與西方經濟學強調經濟現象的表層描述和分析相比，政治經濟學突出研究社會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分析問題，我們就能揭示經濟現象背后更為本質的東西。

篇6

論文摘要：關于勞動價值論中勞動創造價值、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以及勞動價值論的現實指導意義等問題的認識，必須建立在尊重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之上。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創立100多年來，一直存在多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價值是不是由勞動創造的，勞動價值論以現實指導意義何在，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等等。隨著 現代 科學 技術的 發展 ，生產自動化、 電子 化甚至電腦化的出現，生產中需要投入的活勞動要素相對減少，而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包括機器、設備、新工藝、新產品在內的資本要素，即物化勞動要素卻急劇增多，很多產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勞動參與就能生產出來。那么，該如何看待這些問題?筆者認為，討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采用全面的觀點，整體地看待勞動價值論的真正含義。

一、關于勞動創造價值問題

勞動價值論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用 歷史 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揭示出“人類的抽象勞動是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這一原理，為以后的無產階級革命提供了堅實的理論根據。伴隨科技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的日益發展，特別是今天社會主義社會形態下的 經濟 關系、勞動過程，均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結合新的實踐，深化社會主義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認識”，已經成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命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現了對價值問題的極大關注。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 自然 哲學 的差別》(1841)中，曾對人的自由與必然和反對神本主義價值觀等問進行過探討。在《資本論》、《 政治 經濟學批判》手稿和其他經濟學著作中，馬克思對各種不同意義的價值概念作過考察和把握。他首先嚴格區分物品的使用價值和商品價值、交換價值，立足于對交換價值及其內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產的秘密，從而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了剩余價值學說。在這個過程中，馬克思面對利用混淆商品價值與使用價值來否定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庸俗經濟學觀點，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妥協的斗爭。他反復強調一般意義上的價值和使用價值同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價值“毫無共同之處”同時，馬克思并未因此而將它們的差別絕對化，并未否認在一般科學的范圍內研究使用的價值的意義。

在以往的經濟學著作中，“價值”一詞有時表示商品的價值，有時表示交換價值，有時則表示使用價值，其含義往往只有根據上下文聯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體地確定。雖然一些英國經濟學家曾有用“worth”(價值)表示使用價值、用“value”(價值)表示交換價值的習慣，但無論是日耳曼語源的“worth”，還是羅馬語源的“value”，都只是“價值”一詞的兩種不同語言符號形式罷了。為了避免象這樣多義地使用“價值”一詞所造成的混亂，馬克思對“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這三個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并分別用三個不同的詞，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來表示它們。換句話說，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中，與價值問題直接相關的，實際上有三個概念，其中，“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交換價值”概念指的是商品價值在社會交換過程中的表現形式，它們都是經濟學領域的概念；而“使用價值”概念則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學概念——只有“作為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的使用價值，才屬于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作為商品的使用價值，不屬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

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才創造價值(“value”)，而且是活勞動，不是物化勞動，它強調勞動價值論中“勞動”二字的含義及其理論價值。它強調和認可了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確認了勞動是人類存在、發展的動力和條件。

馬克思認為，價值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在商品中的凝結，價值實體是抽象勞動；商品的價值量由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生產商品的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從價值量的變化 規律 來看，商品的價值量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量成正比，與生產該商品的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商品價值量的變化，歸根到底是由勞動量的變化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改變，并不直接改變商品的價值量，而僅僅是改變生產單位商品所需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影響單位商品的價值量。

與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今天人們生產產品、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再是以生產簡單工具和簡單日常用品為基礎的，只需要很簡單的工藝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簡單勞動，而是需要許多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要素的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的復雜勞動，生產和消費之間的鏈條也大大地拉長了。但是，即使是最復雜的生產工具和機器設備，如果向前層層推移，最終都歸結于人類的活勞動，勞動在社會生產過程中仍然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勞動創造價值仍然是正確的。

二、關于物化勞動是否創造價值問題

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勞動要形成價值，光靠勞動自身還不行。如果只有勞動而不具有諸如土地、機器、原材料等物質生產要素，無論如何是生產不出商品來的。沒有商品，自然也無價值可言。關于產品的生產要素，馬克思明確指出：“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始終是生產的因素作為產品的生產過程，“勞動過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產資料和勞動力”。 ‘脅”“勞動并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財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可見，在任何社會和任何時代，勞動力和生產資料都是產品的生產要素，這是馬克思關于生產要素的基本觀點。

近年來，有人認為，生產的過程是一個由活勞動與物質生產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勞動與資本彼此之間誰也離不開誰，因此，不能說剩余勞動僅僅是由活勞動創造出來的。尤其在今天，科學技術高速發展，物化勞動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產能力，發揮著不可替代的、越來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觀地、科學地、正確地認識先進技術、先進設備、新材料、新工藝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認為應該是價值及剩余價值是由物質生產要素和活勞動共同創造的。

  　我們認為，物質生產要素雖然不是價值的源泉，但它在價值形成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質生產要素本身的價值是商品價值的組成部分。物質生產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價值。它的價值通過具體勞動轉移到新產品中去，成為新產品價值的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物質生產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會“平均消耗”的情況下，其價值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如果大于社會“平均消耗”的范圍，就意味著物質生產要素的浪費，超出部分的價值不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節約物質生產要素，使物質消耗大大低于社會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產該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從而有利于商品生產者實現更多的價值。其次，先進的物質生產要素有利于勞動者從事復雜勞動，在單位時間內創造更多的價值。同樣的勞動者，如果他們使用的勞動工具不同，在同一勞動時間內生產的產品數量就不同，創造的價值也不同。但是，物質生產要素的先進程度要與勞動者的素質相適應，不是越先進越好。

但承認物質生產要素在生產商品價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勞動是價值唯一源泉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這是因為：第一，前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條件，沒有這些條件，就不能創造商品價值；后者說明的是商品價值形成的源泉，沒有勞動這個唯一源泉，無論物質生產要素多么先進，多么豐富，同樣創造不出商品價值。第二，物質生產要素對商品價值的作用是通過勞動為媒介而實現的，它并不改變勞動量是衡量商品價值量的唯一尺度這個勞動價值論的基本觀點。

三、關于勞動價值理論的指導意義問題

篇7

關鍵詞：資本論；價值；勞動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0-0010-01

中國政治經濟學界一貫認為，《資本論》是一個邏輯嚴密、洋洋大灑的學術體系。《資本論》從商品價值出發開始分析，從商品價值到生產價格，從勞動價值到剩余價值，從剩余價值的創造到剩余價值的分配，三大卷一氣呵成，一度成為中國經濟學界學術標準，其思想養育了幾代中國經濟學人，即使在西方經濟學攻城略地的今天，政治經濟學仍然在中國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仍然是幾乎所有財經專業基礎課程，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進入經濟學殿堂的敲門磚。按理講，經過如此眾多學者審核和認可的理論體系，如此重要的一門基礎課程，其邏輯應當極為嚴密而沒有明顯缺陷。但仔細考察《資本論》的邏輯之后發現，《資本論》在邏輯起點上卻存在著致命缺陷。

《資本論》的基礎與出發點是商品價值理論，有兩個基本命題：

（1）商品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2）勞動創造商品價值。

這兩個命題是《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后面的一切理論皆從它進一步推演而出。如果我們將上面的命題（1）代入到命題（2）里面，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題：

（3）勞動創造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人類勞動。

命題（3）簡化之后就是：

（4）勞動創造勞動。

這個命題顯然是一個同義反復，在邏輯上是百分百正確的，邏輯學上通常稱這類表達式為重言式。這個邏輯重言式雖然在邏輯上完全成立，但是卻并不產生新知識。一個不產生新知識的命題作為邏輯起點，顯然無法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理論大廈。這成為《資本論》真正的致命弱點，甚至有可能成為摧毀所謂的《資本論》邏輯嚴密性的致命一擊。

實際上，我們可以替換命題（1）與（2）中的勞動為一個邏輯變量X，即：

（5）商品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X。

（6）X創造商品價值。

將（5）代入（6）之后得到：

（7）X創造X。

按照《資本論》中勞動價值論的邏輯，當我們把商品中包含的任意因素X定義為商品價值之后，就可以進一步斷定X創造了商品價值。下面舉兩例，如果X表示碳12，那么我們可以說：

（8）商品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碳12。

（9）碳12創造商品價值。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種同位素，因此我們為有確定結果指定碳12為商品價值的載體。按照《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中對于商品價值的定義和價值創造的基本命題，我們說碳12創造商品價值也是可以成立的。理解上述推理的關鍵是商品價值的定義，當我們把商品價值定義為凝結在商品中無差別的碳12之后，當然就是碳12創造商品價值了。但這可能不符合事實，因為這樣一來就使得有價值的商品必須是有機物（含碳元素），無機物就不可能成為有價值的商品了。為此，我們可以做如下改進：

篇8

關鍵詞：價格；價值；供給；需求

據央視報道，一杯售價27元的星巴克拿鐵咖啡，成本不足5元錢，而對比北京、倫敦、紐約、孟買的同款咖啡，星巴克在中國的價格遠遠高于其他國家，這是對中國的價格歧視。一杯拿鐵咖啡到底賣多少錢合適？有人認為，說拿鐵太貴是基于政治經濟學強調的價值決定價格，說拿鐵價格合適是基于西方經濟學認為的供給與需求決定價格。我們認為，這二者是統一的，一杯拿鐵就應該是27元。

一、從政治經濟學看，一杯拿鐵可以賣27元

從政治經濟學看，基于勞動價值論，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該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的價格是其價值的貨幣表現，而由于受供求關系的影響，價格會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一段時間來看，商品的價格與價值是一致的。簡而言之，就是價值決定價格，供求影響價格。

據稱，一杯拿鐵的物料成本不足5元，居然賣到27元，這還是由其價值決定的嗎？是的，雖然貴了一點，但終究還是由價值決定的。依據勞動價值論，商品的成本大多是由各種形式的勞動創造的價值或價值的轉移形成的，物料成本只是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據《華爾街日報》引用斯密街商務咨詢公司的資料，一杯拿鐵的價格中，原材料部分只占了13%，而租金占26%、門店經營及管理費用占21%、勞動力成本占9%。而1999年開業的中國內地第一家星巴克――北京國貿星巴克于2013年6月21日12點后正式關門，其原因是租金和人力成本上漲過快，也證明了這一點。

一杯拿鐵賣27元，相對于我們普通民眾的收入而言，確實有點貴了，但有人買啊，說明價格是可以高于價值的。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正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當商品供不應求時，消費者之間產生競爭，就會使商品的價格高于價值。星巴克提供給消費者的除了咖啡，還包括服務、沙發、背景音樂、整個空間以及全世界最美妙的咖啡體驗和休閑文化。于是部分有消費能力的中國人就去追求這種感受，于是星巴克就不缺乏消費者，于是價格就高于價值，于是一杯拿鐵就可以賣27元了。

二、從西方經濟學看，一杯拿鐵就是賣27元

西方經濟學認為，商品的價格是均衡價格，即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相交點所在的價格，這時供給與需求正好相等。供給曲線是一條反比例函數，隨著供給量的增加，商品價格趨于下降；需求曲線是一條正比例函數，隨著需求量的增長，商品價格也日趨上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價格就是由供給和需求兩個因素決定的。

篇9

關鍵詞：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國化；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5-0014-06

作為理論的主要組成部分，經濟學必然會隨著中國化而出現中國化問題。不過，經濟學的中國化與哲學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化有不同之處。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可以結合中國傳統哲學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論，但經濟學有著自身內在的邏輯與結構，還面臨著西方經濟學的挑戰，其所面臨的理論困境遠遠大于哲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經濟學的中國化需要解決其與一般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及中國實踐等的關系問題。只有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理論體系，才能實現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價值。

一、一般經濟理論與經濟學

中國的經濟建設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那么有沒有一般性的指導具體經濟活動的經濟理論呢？如果有，經濟學與一般經濟理論是什么關系？如果沒有，經濟學可以成為一般經濟理論或經濟學基礎理論嗎？從應用經濟學的角度看，存在著一般性的企業經營、管理和市場營銷等理論，因為應用經濟學不存在階級性的問題。當然，研究者對應用經濟學涉及的一些基本經濟概念可能還存在爭議，但應用經濟學的理論內容已經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可，否則應用經濟學就無法得以教學和研究。這說明，存在著不同層次的經濟學理論，具體應用領域的經濟理論存在普遍性，不區分為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理論，這些理論同樣適用于中國的經濟活動。但在經濟學的基礎理論領域，對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論的問題，各界對此爭議很大。不僅者對經濟學基本理論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經濟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內部也有不同看法。這種情況并不限于經濟學領域，其他社會科學的基礎理論也都面臨著同樣問題，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爭議。但不管如何爭議，人們在一定時期和階段里還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論，并用這些概念、理論和方法觀察和指導社會實踐活動，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論體系會隨著社會實踐的變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現突破，最終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舊范式還沒有被取代之前，雖然存在各種爭議，人們還是基本遵循了舊范式的基本規定。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在一定時期里也會有一定的范式，這些范式不是人為規定的，而是取決于社會對某種理論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會成為各種活動的研究基礎。

從經濟學研究和指導社會實踐的角度看，現代經濟學存在著一定的范式。雖然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確，許多基本問題還有爭議，但是經濟研究和經濟決策依據的基本概念、原則和方法是存在的。這是經濟決策的需要，也是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需要。存在著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著被廣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論。在這一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經濟學的地位、作用和價值是什么？經濟學中國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強經濟學在這一現代經濟學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經濟學為主導創立一個新的范式？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

不過，從現實和理論上看，馬克思經濟學只能說是現代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流派，難以成為一個基礎性的理論。一方面，社會接受經濟學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運用經濟學理論去研究社會經濟問題；另一方面，傳統的經濟學只是在經濟學理論的部分領域作了分析和探討，沒有形成指導經濟活動的系統理論體系；此外，傳統經濟學主要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雖然對資本主義的制度分析有意義，但難以實現對經濟決策的具體指導。

事實上，經濟學不是現代經濟學的范式，尚未成為主流經濟學，經濟學的歷史定位和自身邏輯也決定了它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的范式。但是，這些并不影響經濟學的理論價值。經濟學作為應用性學科的主要任務是解釋經濟現象而不是批判經濟現象，況且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主要是在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眾多的資料和條件。經濟學應該堅守一些領域，但不等于要占領所有領域。如果要求經濟學成為主流經濟學，成為一般性的經濟理論，經濟學就要吸納各種經濟思想和理論，最終既可能失去經濟學的理論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內容上產生諸多矛盾和問題。經濟學不可能擺脫現有的經濟學概念體系，在現有概念體系下要獨創一套思想理論體系是十分困難的。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得到重視，但這不等于說要用經濟學取代一般性的經濟學理論。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論貢獻和社會影響決定的。只有科學地認識和對待經濟學，才能充分發揮經濟學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最終形成真正在理論上有說服力的中國化的經濟學創新思想。

二、西方經濟學與經濟學

在經濟學中國化或經濟學的創新過程中，如何對待和處理其與西方經濟學的關系是一個核心問題。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許多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上都存在明顯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這些分歧而否定對方。從理論層面上看，不管是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當前還沒有哪一種經濟學理論已經窮盡了經濟問題而成為真正完整的理論體系，各種經濟學說和流派存在觀點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學研究現象。即便經濟學在方法上有科學性，在經濟問題的本質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說西方經濟學側重經濟現象的研究就沒有價值。從實踐上看，經濟活動十分豐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運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結論也是正常的，科學的研究正是需要從不同角度去探尋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經濟學中從現實經濟運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經濟學理論，都一味地稱之為庸俗經濟學理論并加以批判。由于發達國家經歷了長時期的市場經濟發展過程，所以應用層面的經濟理論來自發達國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應用性理論并沒有涉及到意識形態領域。對于一些與資本主義制度直接關聯的、有意識形態內容的、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也不能單純地將其與政治立場掛鉤。西方經濟學中許多內容只是對西方社會的現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現象層面上又是西方社會實際存在的。西方經濟學沒有對西方經濟社會作過多的分析和批判，而這正是經濟學的任務。

如果把西方經濟學理論都作為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國市場經濟建設要借鑒的經驗與教訓就無從獲得，對市場經濟一般性規律更是只能通過自己的長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經濟學的階級基礎也許是資產階級，但經濟學的理論研究總是要面對經濟現實。經濟理論是用來解決經濟問題并指導經濟決策的。西方經濟學不是單純為了對抗經濟學而產生的一種學說，而是為了其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產生的。西方經濟學在發展中確實有為其社會制度辯護的一面，包括為其自身思想的價值進行辯護，但不等于說西方經濟學就可以漠視經濟實踐的需要而成為純粹的制度辯護理論。市場經濟的形成、發展和存在的問題正是西方經濟學研究的主題，也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動力。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如果沒有對西方經濟學的學習和借鑒，就無法較快地掌握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學習和借鑒人類優秀成果，包括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依舊是中國加快發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國的市場經濟實踐中，雖然也可以逐步總結和歸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但這是一個非常漫長而且可能存在許多曲折的過程。因此，在對待西方經濟學上也應該堅持科學的態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應該實事求是，學習和借鑒在前。當然，在所有理論面前都不能盲從，而是要根據實踐情況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斷，這才是對待理論的科學態度。這種態度對所有的理論都適用。

經濟學要發展和創新，其動力既來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也來自于各種思想和理論的交鋒與碰撞。堅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論，在學習和借鑒其他理論中發展自身。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在根本問題的看法上是對立的，經濟學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闡發自己的思想和理論，這更需要對西方經濟學采取科學的態度。經濟學批判西方經濟學，不等于徹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經濟學。在具體的微觀領域，經濟學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創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和理論的新體系。西方經濟學在微觀領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經濟學，總結的內容要比經濟學更全面，不能因為這些結論是西方經濟學做出的就要另外創立一套不同的理論來代替它們。

三、中國實踐與經濟學

經濟學之所以要中國化，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提出了許多新課題，而傳統的經濟學不能解決這些新課題，這就要求創新經濟學，從而必然會使經濟學實現中國化。但是，中國的實踐有沒有提出一些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而這些問題是否用傳統經濟學和經濟理論都無法解決，必須要在理論上進行變革和創新呢？

應該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確實給經濟學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課題，如，社會主義制度下能不能實行市場經濟、公有制與其他所有制的關系、資本在社會主義制度里的性質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勞分配如何實施、計劃與市場的關系、融入全球市場帶來的剩余價值剝削等問題。這些問題在經濟學的傳統體系中是無法解決的，只有對經濟學進行創新和發展，最終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才能很好地解釋并指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

但是，從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上看，實行市場經濟的中國能不能形成自己獨特的經濟理論和創新呢？學界對此并沒有共識。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到底是一種理論創新還是一種體制轉型的模式，在經濟理論上有沒有獨特意義，或者獨特性能否促使一種新的理論誕生？當前理論界也沒有充分解決這一問題。

如果在經濟學理論上沒有重大意義，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在傳統經濟理論內還可以解釋，那么這種實踐的創新意義可能更多地是對經濟學而言的。依據西方的發展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在經濟建設上的成就是一種后發優勢的表現，并沒有突破前人對市場經濟規律的總結，只不過中國在經濟手段和資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靈活而已。在轉型過程中，中國確實具有其他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所沒有的政府對社會資源的控制能力，這在起飛階段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難說這是一個可以持久運用的超階段性的手段。中國在轉型中有許多特殊性和復雜性的一面，但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種新理論的誕生。創新理論必須要有實踐驗證，還要有邏輯證明。

中國實踐加上經濟學的主導影響下，中國經濟理論確實會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思想內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會形成經濟學中的中國流派或學派，但是中國流派或學派的經濟學即便存在，也不能說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經濟學而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唯一指導思想。一種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絕對化，失去了創新和發展的動力。中國的實踐再特殊，也依舊要遵循經濟規律；西方主流經濟學再有問題，也是人類長期社會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成果。中國的經濟學可以吸收三者的營養：經濟學、西方經濟學和中國實踐，形成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或流派，但不等于說可以拋棄西方經濟學而成為完全創新的理論體系。正如楊瑞龍所言，“經濟學的現代化既不是純粹的國際化，也不是純粹的本土化，而是兩者的有機結合。”

四、經濟學中國化的體系與價值

經濟學在中國承擔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二是批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這二者應該是經濟學中國化理論體系中的主要組成部分。傳統《政治經濟學》教材中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來由于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兩部分之間觀點發生了矛盾：資本主義部分是批判市場經濟的，而社會主義部分又強調市場經濟的作用，所以最后導致兩部分分開寫作。但從經濟學的統一性來看，政治經濟學教材中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部分應該有一個統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如果在對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上二者觀點不同，可能導致經濟學的兩難境地。

傳統經濟學的核心任務是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而資本主義實行的是市場經濟。要用批判市場經濟的經濟學傳統理論來指導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傳統經濟學理論是難以承擔這一任務的，而要創新和發展經濟學，首先是要學習和借鑒西方相對成熟的經濟理論。有些內容并不是西方經濟學講過了經濟學就不能講，因為市場經濟在具體操作層面是相似的，理論不過是經濟實踐的總結。西方經濟學可以研究，而且我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實踐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線性思維。當前國內編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就試圖把市場經濟的一般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實踐經驗結合市場經濟理論加以闡釋，較好地發揮了經濟學對中國現實經濟的理論指導作用。當前許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教材也是從微觀個體和企業講起，分析市場交換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會主義生產、交換、消費和分配在市場體制下的運行機制，并且對宏觀調控和國際經濟關系作了較全面的分析。這樣的教材雖然有模仿西方經濟學教材形式和內容之嫌，但是結合了中國的市場經濟實踐，從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角度對現實經濟問題作了理論分析，提高了理論解釋現實的能力，對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深入宣傳與研究是有價值的。

當然，許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教材還沒有很好地對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批判思想加以轉換，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而對《資本論》等經濟學經典著作中對市場經濟客觀規律的分析沒有提煉和概括，沒有從經典著作中吸收營養，這樣就很難保證在的立場和方法下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進行全面理解和闡發，也就不能全面準確地理解、把握和運用馬克思的經濟思想來指導中國的經濟建設。因此，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否定性論述中提煉、轉換適用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理論，是經濟學中國化的重要任務。

同時，我們不僅要挖掘馬克思的市場經濟思想，還要科學地對待馬克思經濟思想中與現代經濟發展存在矛盾的內容，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科學地理解和運用這些思想。對傳統的經濟學理論，要從對資本主義批判和對社會主義建設兩個方面的統一需要角度加以轉換，克服經濟學體系中的矛盾，重新構建經濟學體系的新框架，體現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價值。如，對于我國政治經濟學界長期爭論的勞動價值論中的價值創造與價格形成的矛盾問題，應該承認傳統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解釋現實商品交換中的價格形成存在著與經驗相矛盾的地方，過于教條地堅持傳統的勞動價值論，就很難使學生理解現實市場中價格形成中的供求關系，這會使勞動價值論思想的傳播范圍越來越小。我們只有把勞動價值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結合起來，才能深入認識勞動價值論的意義和作用，認識其科學性。勞動價值論在具體應用中存在的問題，實際上正是反映了社會變化的復雜性，而不能說明勞動價值論失敗了。勞動價值論作為一種理論抽象，是舍棄現象的波動，發現事物變化的規律。勞動價值論雖然對商品生產中勞動耗費量的判斷十分困難，因為對勞動耗費量的評介不是簡單地用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勞動耗費量的價值評價與社會習慣有關，也與勞動的歷史變動有關，但是依舊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換中等價交換的基礎是勞動耗費相等。

馬克思在論證資本占有剩余價值時，列舉了許多計算事例來說明資本收益完全來源于對這個企業的工人的剝削，但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又通過對平均利潤的分析說明，不僅借貸資本、商業資本，甚至生產資本的收益都與企業的工人創造的價值沒有直接關系。工人和所有勞動者為社會創造價值，而資本家和地主則瓜分剩余價值，是整個資產階級對整個無產階級的剝削。擴大對創造價值的勞動范圍的認識可以更有力地證明，單個企業的資本利潤不是完全來源于這個企業的直接勞動的工人。從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可以看出資本家對工人的直接剝削，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是整個資本家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商品生產勞動是一種社會勞動，勞動的社會性不僅體現在勞動成果是為滿足社會的需要，而且體現在個體勞動是社會勞動整體的一部分。只從個別企業勞動耗費來分析商品價值量就會發現，商品實際銷售價格中所含有的價值量與生產過程中的直接勞動耗費有很大差異。雖然不能用商品價值量減去工人工資和生產資料耗費而得出資本收益，但正是這樣的現象說明，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利益對立是階級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具體表現的就是階級矛盾。

篇10

論文摘要：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前無古人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實踐，于是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就成為經濟學界關心的重要課題。通過梳理中國經濟學在內容、體系、方法論上的研究成果，明確中國經濟學的目標，分析中國經濟學面臨的主要困境，并結合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耦合研究成果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探討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1中國經濟學的目標

中國雖然已經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還存在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徹底觸動，深層問題沒有完全解決；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穩固，在具體實施中還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設一門能反映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特點和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特色的中國經濟學是有必要的。這也是中國經濟學的根本目標所在，而中國經濟學的具體目標可分為體制結構、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三個部分。

體制結構目標主要從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來分析，所有制結構和個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體系較為完善。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經濟運行目標和宏觀經濟運行目標。微觀經濟運行目標主要包括企業和企業制度的完善及國企改革的推進、社會主義市場機制、市場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秩序和規則較為完善。宏觀經濟運行目標是實現總供給與總需求及其相互關系的平衡、宏觀經濟調控目標順利實現、政府職能得到完善等。經濟發展的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目標（包括經濟增長的目標和經濟增長方式等）和經濟發展目標（包括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發展與經濟結構、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對外開放和經濟全球化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及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等）。

2中國經濟學面臨的困境

2.1經濟學被邊緣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團隊萎縮

在中國經濟學被邊緣化，甚至已無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馬思主義經濟理論課程已被嚴重壓縮，中國經濟學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關西方經濟學的內容，有關經濟學內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雖然打著經濟學的招牌如《勞動價值論》，卻在宣揚資產階級要素價值論的觀點。

其次，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對經濟學的學習不感興趣，更談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們在學期間發表的經濟學論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經濟學的不到10篇。經濟學專業的教學隊伍中從事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者也日益縮小。

2.2中國經濟學傳統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嚴重滯后于國際化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改革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教學體系與教學方式仍嚴重滯后于國際上經濟學專業的新發展。首先，教學內容重復。以經濟學專業學生為例，大學本科階段學習的政治經濟學內容在高中就曾經完整的學習過，研究生階段則開設專題性課程，但在體系性、知識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沒有差異。其次，理論體系被人為割裂。一是將政治經濟學從體系中分割出來。二是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在范疇與原理上沒有科學銜接，尚未建立整體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再就是，教學方式的“封閉性”。當前中國經濟學教學缺少足夠的教學參觀或社會調查等課外活動。

2.3經濟理論脫離經濟現實，教學方式扼殺學生的創新精神

首先，理論脫離經濟現實，難以滿足本土化的要求。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理論來源于實踐，目前，中國經濟學的教學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師選定一本教材，以教材為中心開展教學活動。國內經濟學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較長，教材內容與現實經濟問題極易產生距離與脫節；再者，由于國內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論，西方理論與中國經濟現實本身也有距離。其次，“滿堂灌式”教學，忽視教學過程，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在課堂教學中，老師不可能講清楚全部的經濟學理論，這就要求老師主要傳授學生科學合理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生自學能力和解決分析問題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記硬背和機械化訓練，則缺乏課堂交流和學習能力的培養。

2.4理論研究缺乏規范性，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存在偏差

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學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當數量的重大基礎理論問題還認識模糊。這一點在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認識問題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為切入點開始經濟學分析？用什么作為主線將這種理論體系貫穿起來？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場經濟怎樣才能真正與社會主義、與公有制有機結合起來？對這些根本問題的認識尚缺乏基本規范，認識相當混亂。

在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存在著對兩個范式關系的認識上的偏差問題。學術界存在兩種片面傾向：一是排斥和輕視西方經濟學理論，對于現代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采取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一是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唯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忽視它所具有的意識形態的成分，否定經濟學的科學意義和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作用。總起來看，后一種傾向在當前呼聲甚高。此外，中國經濟學研究中也存在諸如選題過于寬泛、研究結論草率等其它問題。

3中國經濟學的構建

在這種背景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將西方經濟學中意識形態理論與市場經濟理論相分離，將市場經濟理論的科學成份嵌入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之中，實現兩種經濟學說的整合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和西方經濟學均衡分析理論

勞動價值論更多關注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本源性問題，為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及其運動規律提供了理論依據。均衡分析理論更多描述的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外在表現，為揭示價格與供求的內在關系及其資源優化配置規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國經濟學研究對象和任務已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將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以克服馬克思經濟學說價格變動分析的不足，賦予勞動價值論以新的時代內涵。

3.2整合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和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

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勞動者行為動機假設注重全社會成員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認為勞動僅僅是謀生手段，這種分析框架揭示了社會主義勞動者之間生產關系及其行為動機的本質特征，但難免帶有計劃經濟的局限。西方經濟學中關于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反映了市場經濟主體行為動機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卻“往往具有非社會性和非歷史性的傾向”。將兩種行為動機理論整合為在全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經濟人“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假設。

3.3整合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思想和西方發展經濟學

馬克思晚年時期未能構建起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廣義政治經濟學。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興起發展經濟學，先后經歷了從結構主義到新古典學派，再到以人為本的發展經濟理論；從宏觀模式的經濟增長理論到微觀分析的人類發展理論。這些理論均從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經濟落后國家擺脫貧窮落后、實現工業化、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現代化的發展規律。將西方發展經濟學的科學因素嵌入馬克思廣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理論，是中國選擇適合國情的科學發展戰略的需要。

3.4整合馬克思階級分析理論和西方新制度經濟學

在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遺漏的所有因素：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來生產方式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動力源及各勞動者階級之間以及階級成員內部潛在的利益矛盾對其的影響。而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制度經濟學則從供求關系、均衡價格的技術分析轉向了產權關系、交易費用的制度分析，從而揭示了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與社會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條件下，產權界定、國家干預以及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對技術持久進步、經濟充滿活力的重要作用。盡管新制度經濟學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不妨礙我們將該學說中的科學因素嵌入經濟學階級分析理論框架中。

4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趨勢

4.1走向規范和實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視野不斷開闊，方法不斷創新，比較成功地實現了傳統經濟學研究范式向現代經濟學研究范式的轉型，越來越走向規范化。但是，中國經濟學從總體上看還是不成熟的。基礎理論還比較薄弱，研究方法還比較落后，學科規范還不夠嚴格，中國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體系還在形成，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規范。建立學術規范，發展學術評價，是中國經濟學進一步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條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中國經濟學理論仍然落后于實踐，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發展仍受著傳統思維方式的束縛。為此，中國經濟學必須堅持走向實際。對于中國經濟學來說，當務之急是要從實際出發，搞清楚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什么樣的經濟問題，仔細分析問題背后的原因，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法和途徑并且揭示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超級秘書網

4.2走向開放和世界

經濟學的開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決于是否經得住實踐的檢驗，而不論源于何時，出于何人，來自何方。經濟學走向開放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堅持引進來，將外來的理論綜合到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實踐中去；二是堅持走出去，要加強交流和不同學科間的聯系，進行多學科理論、多元研究方法與手段的綜合運用。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學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國經濟學走向世界，必須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須立足經濟，關注技術，立足當代，面向未來，使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始終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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