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隨著中國加入WTO，發達市場經濟所采用的報酬趨勢和戰略將迅速在這里找到它的位置，從而將引發新一輪人才爭奪戰。如果不改革現有薪酬制度，增加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會導致更多人才流失；大幅度加薪無疑使企業的負擔加重。因此，如何在工資總額有限的情況下，盤活用好有限的工資總額，構建符合各類人才特點的收入分配制度，實現薪酬效能的最大化，從制度上保證各類人才得到與他們的勞動和貢獻相適應的報酬，真正實現待遇留人已迫在眉睫。

一、現代企業薪酬制度的概念、改革的目標和方向

(一)改革的目標和方向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體制根源性轉換、國有企業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按照中央部署，到2010年，要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與此相適應，企業分配制度改革的遠期目標是:到2010年，建立起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薪酬制度，基本形成“市場機制調節、企業自主分配、職工民主參與、政府監控指導”的新型分配格局。

(二)現代薪酬制度的概念

所謂現代企業薪酬制度，是指符合現代企業制度要求，遵循市場經濟規則，在國家法律規范和職工民主參與下，企業向經營者、勞動者和投入生產要素的個人自主分配報酬的一整套科學的規程、標準和辦法。

(三)現代企業薪酬制度與企業現行分配制度的差別

一是分配主體不同。現代企業薪酬制度的分配主體是企業，具體說是公司制企業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總經理，企業擁有完整意義的分配自，包括自己定分配總量、分配水平、分配制度、分配標準和分配關系等各項自;而在企業現行分配制度中，由于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尚不到位，政府還要管企業的工資總額，國有企業還不是真正的分配主體。二是分配基礎不同。現代企業薪酬制度以市場為基礎，與勞動力市場價格銜接，以工作評價制度為確定薪酬制度及其分配標準的依據，以體現內部公平;而企業現行分配制度與勞動力市場價格脫節，絕大多數企業(包括民營企業)基本沒有通過工作評價來確定薪酬差別，是“拍腦袋”定工資，缺乏依據。三是分配方式多樣化，分配手段科學化，形成多種組合，可以靈活調整并運用;而企業現行分配制度，多數還帶有原等級工資制的痕跡，較少實行或基本沒有實行按生產要素分配辦法，分配方式比較單一，科學性也較差。四是分配內容不同。前者的分配內容包括勞動報酬和生產要素報酬，內容豐富、范圍廣;而后者的分配內容則只涉及勞動報酬，主要是企業工資總額。五是分配機制不同。現代企業薪酬制度全面引入并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分配中的基礎性作用，著力形成收入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使每個員工既有壓力又有動力，有利于調動經營者和勞動者以及投入生產要素個人的積極性;而企業現行分配制度在相當程度上仍是計劃機制、行政機制發揮作用，因而激勵作用不足，約束作用乏力，容易造成平均主義大鍋飯和分配行為不規范。

二、現行分配制度的缺陷與不足

現行分配制度是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形成的，必然帶有計劃體制下的色彩，它已不能適應激勵的市場競爭的需要，其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現為:

(一)崗位工資在基本工資中所占比例過小，崗位價值不突出，致使高素質關鍵崗位人才留不住引不進，低素質普通崗位人員呈沉淀流不出，工資難以發揮導向的激勵作用。

(二)技能工資與員工實際技能脫節，缺乏有機聯系。現行技能工資考慮資歷、工齡較多，考慮技術因素較少，結果不僅沒有促進員工的積極性，反而增加了工資的剛性。

(三)工資結構死、活比例失調，激勵職能弱化。

(四)未能建立科學合理的分配激勵機制。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分配未能有效地結合起來，職工的生產技術、人力資源、技術成果、經營管理等生產要素沒有參與企業經濟效益分配，仍是“貢獻大小一個樣、效益好壞一個樣”的計劃經濟分配模式。

三、改革現行分配制度，重構多元化的薪酬制度

針對現行崗位技能工資存在的主要問題，通過優化工資結構，將職工的實際工資與企業現行的崗位技能結構工資剝離，實行靈活多樣的工資激勵政策。

(一)按崗定酬，突出崗位價值

新的工資分配應從重工齡的技能工資轉向重崗位條件、重技術程度、勞動數量、勞動質量的崗位轉移，依據技術高低、苦臟累險的程度、勞動強度、責任大小等因素，合理地測算出管理、技術、生產操作、服務四大系列的不同崗位的工資分配系數，真正形成“以事定崗、以崗定薪、崗變薪變”的崗位結構工資分配機制。通過崗位(職位)評價，合理拉開關鍵崗位與普通崗位的工資差距，突出崗位價值。

由于每一個工作崗位(職位)的工作性質、內容、對組織貢獻的大小和方式不同，管理的幅度、所需的資格及溝通能力的要求、職責范圍、解決的工作問題的難度、對組織短期、長期影響和貢獻等都有很大的區別，所以在評價職位時，應該考慮這些因素，并將各項因素的重要性與企業的性質、企業戰略、企業文化等聯系起來，共同考慮，通過一定的方法用可衡量的變量量化得其數量值Yi，根據企業的實際側重面給每個影響因素的數量值以一個權數，從而計算出職位的價值，即職位價值系數。影響和評價一個職位的因素有很多種,一般來說，根據一個職位所需的基本技能或任職資格、職位的工作特點、職位的組織貢獻等幾個方面找到6個左右的影響因素就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一個職位對組織貢獻價值和可能付出的努力價值。這6項因素通常是:職位資格、人際溝通、管理監督、工作環境、解決問題、責權范圍。每個影響因素的數量值可以用若干個衡量指標進行衡量，為了計算方便一般選取2－3個最直接相關和重要的指標來衡量影響因素，將每個衡量變量分級，然后用計算矢量的方法計算影響因素的數量值。由于崗位(職位)評價是通過綜合評價各方面因素得出的工資級別，而不簡單地與職務掛鉤，它不但可以科學地比較出企業內部各個職位的相對重要性，并得出職位等級序列使不同職位(崗位)之間具有可比性，還有助于解決“當官”與“當專家’的等級差異問題，有效地激勵各崗位的人員努力創新。

(二)按績定酬，實行業績工資制

薪酬設計要點在于“對內具有公平性，對外具有競爭力”。一般來說，在薪酬設計要點中，對內公平性要比對外競爭力更重要。因此，就對內公平性而言，除了要通過職位評價來確定員工合理的崗別外，還要按績效付酬。績效工資是對員工完成業務指標而進行的獎勵，即根據各類員工的工作業績和貢獻大小實施獎勵工資分配。績效工資可以是短期的，如銷售獎金、項目獎、年度獎、課題工資、效益工資等；也可以是長期的，如期權等。把他們的利益分配與其最終工作成果、工作績效聯系起來，并與企業效益密切掛鉤，加大業績工資在工資總額中的份額，對關鍵專業技術人員實行業績工資分配形式，做到一流人才，一流業績，一流報酬。

按績定酬，關鍵在于建立并運行獎懲分明的薪酬體系。首先是要設計一個能有效區分績優與績劣員工的績效評估體系，其次是要有明確的績效導向即以績效評估體系中的哪一個元素為重要衡量指標。如經營了幾十年的傳統行業與剛開辦的高科技企業，其所采用的考核元素側重點顯然是不一樣的。

(三)按市場工資價位推行協議工資制

企業的競爭，歸根到底還是人才的競爭，而人才競爭的根源是人才制度的競爭。制度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其中包括一個很大的因素就是薪酬制度。因此，為了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企業可根據工作需要和人才的實際效用，引入市場工資機制，根據有關政策和當地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對一些特殊人才以簽訂工資協議(包括:工資分配、支付辦法、工資調整幅度等)的形式實行協議工資制。

(四)允許技術人員兼職，并獲得相應的報酬

針對部分技術人員工作量不飽滿的現狀，鼓勵他們在不影響本單位知識產權、企業經濟和技術商業秘密、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在企、事業單位之間兼職，從事技術創新、技術咨詢、技術服務、科教培訓、科研開發等活動，并獲取相應報酬，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技術特長和作用，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同時，鼓勵外地高層次人才以多種形式為企業提供兼職服務，采取人才柔性流動政策，保證其來去自由，為共享優秀人才資源提供有力的支持。

四、讓人力資源投資獲得對等的投資收益

現代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源概念是相對于物質資源或非人力資源而言的。它是指體現在人身上的各種知識或能力，它可以被用來提供未來的收入。人力資源投資是企業再生產過程所必需的，與用于購買各種生產資料的投資是相同的。人力資源理論創始人西奧多?舒爾茨在20世紀60年代依據大量的實證分析得出一個突破性結論:在現代社會人的素質(知識、才能、健康等)的提高對社會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比(物質)資源和勞動(指非技術性勞動)的增加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而人的知識才能基本上是投資(特別是教育投資)的產物。按照這種理論，就不應當把人力資源的再生產僅僅視為一種消費，而應當視同為一種投資。因此，擁有知識的人才在企、事業工作的過程也是人力資源投資的過程。

由此可見，人才工資性所得并不是收益的分配，而僅是消耗掉的人力勞動的價值補償。因此在人才薪酬構成上必須打破單一的工資形式，引入人力資源參與分配承認人力資源產權的存在并允許以其人力資源參與企業收益分配，人力資源只有得到真實合理的回報時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力資源的作用，只有保護好投資主體(人力資源所有者)的利益，才能留住人才。

(一)樹立人力資源參與利益分配觀念

一是人力資源附著在人身上，是個人在長期的學習、實踐中形成的智力投資。不僅要花費教育費用等直接成本，而且還要承受“心理成源”和機會成本，人力資源天然歸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并與勞動者具有不可分離性。企業通過購買(如在勞動力市場招聘人才)可獲得人力資源的使用權，但并不意味著獲得了人力資源的所有權。正如物質資源投資者是為了收益一樣，人力資源的投資者為增加人的資源而花費較大成本費用，其動機也是為了影響個人未來的貨幣和物質收入，同時也為社會增加了更多的財富、為企業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二是人力資源投資使人們的能力和素質形成了差別，必須在人們收入之間形成差距。智力資源投資導致了區別于普通勞動力的人力資源形成，具有人力資源的人掌握了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和技能，其能力和效率必然高于一般勞動力的產出，從而其收入構成比普通崗位勞動力多出了資源收益，自然也就形成了收入的差距。因此，人力資源擁有者應該同物質(貨幣)資源的所有者一樣參與利潤分配。同時，由于普通崗位勞動力缺乏必要的人力投入，因此只能按照企業的工資分配辦法付酬。

從目前實行的崗位技能工資來看:大部分企業對人才的收入僅是以勞動報酬的形式支付一定的工資，這僅僅是企業對員工支付工資薪金，只是對人力資源已有貢獻的償付，其人力資源投入沒有得到回報，形成激勵嚴重不足，使技術骨干和優秀人才流失比較嚴重和缺乏創新動力。因此，我們必須重視人力資源的作用，及早更新人力資源參與利益分配的新觀念。

(二)創新產權制度，讓人才享有人力資源投資收益權

傳統的貨幣投資者對凈資產擁有完全的分配權和處置權，人力資源的介入打破了這種固有的產權結構形式和利益分配格局。經典的“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等式由于人力資源的參與分配正在發生變化，探索人力資源的產權特征，應從“產權”的經濟內涵的角度進行深層次的比較研究。從財務角度講，產權即“所有者權益”。根據我國《民法通則》，產權可具體分為所有權(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其中:人力資源的所有權應表現為對人力資源價值自身的補償。它指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獲得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所必需的生產資料的權力――工資收入，它屬于人力資源價值補償的范疇。人力資源的收益權表現為勞動者不僅要求得到人力資源自身價值的補償即工資收入，而且應該得到剩余價值部分的分配權――利潤分配。人力資源的收益權源于人力資源的產權，它屬于收益性分配范疇，它是知識經濟時代遵循人源管理規律的具體表現。理所當然，企業的技術骨干和經營者以其人力資源應該享有利潤分配權并對剩余財產享有索取權。人力資源投資收益的具體形式可分為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

一是短期收益――分享利潤。人才參與利潤分配首 先涉及人才資源的定價和計量，企業可以根據人力資源的市場價格、人才對企業價值的影響程度來評估定價，在此基礎上按照人力資源占股源的份額來實施利潤的分紅、提成。具體地說，對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技術骨干的利潤分配(可以以“期薪”的形式)可以按技術創新和經營管理貢獻率、資產的保值增值率、實現的社會經濟效益目標來確定;對已經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企業，可以以干股、貢獻股的形式，從企業當年的收益中切出一塊，讓人力資源所有者享有剩余索取權。

二是長期收益――股權(期權、期股)。股權作為企業一種新的產權形式，由于它根據企業長遠的目標和價值實現程度來實施著眼于未來付現它在鼓勵人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實現了企業價值的最大化，使人才與企業結成經濟利益的共同體，并產生利益的趨同性。因此，被企業廣泛推廣。

五、讓科技人員的技術成果參與分配

依靠科技進步，實施科技創新，是企業經濟發展的需要。要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就必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這就必須有相應的體制創新加以配合、提供保障。把技術作價入股，讓科技成果參與分配，使技術、知識的價值得到承認，從而有效地調動科技人員不斷創新的積極性。因此，對于各類科技人員所創造的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等技術成果應給予相應的報酬同時要把科技人員的發明創造和技術創新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就必須制定積極有效的激勵政策鼓勵科技人員的技術成果參與分配。

(一)鼓勵技術成果作價入股

結合企業實際，依據《專利法》和《公司法》制定可操作的技術成果作價入股辦法，讓科技人員以其技術成果入股，成為公司股東。以技術入股的股東與其他股東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按所持股享有資產收益的權利。

(二)科技人員技術入股轉化后的收益提成

對科技人員的技術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后，技術成果完成者可以按照創收或利潤的一定比例獲得提成收益。

六、總結

(一)建立現代企業薪酬制度必須明確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建立現代企業薪酬制度是一個歷史進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要進一步明確改革工作思路和方式。對于政府，尤其是勞動保障部門來說，要看到建立現代企業薪酬制度不同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和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它不是一種強制推行或半強制推行的政府行為，而應是一種以企業為主體的改革行為。對于企業來說，其工作思路主要應把握好兩條:一是堅持因企制宜，著力制度創新；二是堅持配套改革，把分配制度改革與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緊密結合起來。

篇2

關鍵詞：重大突破；本質特征；問題根本；主線與路線圖

中圖分類號：F713.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12-000-01

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是市場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論斷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一、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識的重大突破

從黨的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以來，在20多年時間里，我們黨對政府和市場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一直在根據實踐的拓展和認識的深化尋找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不斷成熟。

從“基礎性”到“決定性”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這是我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質”的提升，是思想解放的重大突破。這將成為我國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與黨的十四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比，“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論斷具有同等重要的歷史地位，也將發揮同樣的巨大作用，極大地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給我國再爭取一個更好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國夢”的實現。

二、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

理論和實踐都已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需要遵循這一基本規律。“基礎性”作用給人的感覺是：在市場之上還有一種力量在配置資源，那種力量就只能是政府。同時，過去我們對宏觀調控也有擴大化的理解，仿佛宏觀調控就是政府配置資源，干預經濟活動。黨的十四大以來，對市場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表述上雖然有所調整，但那主要是對市場作用在范圍和程度上的加強，只是在“量”上的調整，沒有質的變化。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深層次、最本質的問題。“決定性”作用的意思是，其他力量只能是影響和引導資源配置，但決定者不是別的，只有市場。

三、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抓住了我國現實經濟問題的根本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建立，但在很多方面還很不完善。其中核心的問題是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過多，不合理的干預太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是通過競爭性的市場體系實現的。目前我國市場體制中最主要的缺陷，集中表現在政府為主導來配置資源，政府過多而廣泛的行政干預、深度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及國有大企業的行政壟斷，壓制了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技術創新主體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發展中出現的產能過剩、城市病、耕地占用過多、地方債風險、生態環境破壞等，很大程度上都與政府過多干預有關，與地方政府推動下的盲目投資有關。

國有企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已不占有優勢，但是，國有企業在很多重要行業中的壟斷地位不但沒有減弱，反而有所加強，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保持著政府賦予的行政壟斷權力，這使市場失去了充分競爭性質，難于發揮其有效配置資源和形成激勵機制的作用。要建設競爭性市場體系，需要建立和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我們已經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又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主要內涵、一般規律，就要解放思想，破除理論障礙，在理論上承認這一規律，在實踐上遵循這一規律。“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絕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在現代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作用同樣重要，沒有市場或沒有政府，經濟發展都會孤掌難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行，沒有政府的作用同樣也不行。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資源配置上，政府是引導和影響資源配置，而不是直接配置資源。只有界定好政府的職能和作用，政府不越位，才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才能解決目前政府職能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

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明確了未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和路線圖

經濟體制要全面深化改革，必須要選擇改革的突破口、重點。人們對此曾有過很多討論，有人認為是財稅體制，有人認為是金融體制，有人認為是土地制度等等。這些改革無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上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并據此設計各領域的經濟體制，那不可能有質的變化和飛躍。我們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現代市場體系、加快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加快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經濟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的完善、市場體系的完善、政府職能的轉變，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為標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頂層設計”。并以此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改革的原則和檢驗尺度。

篇3

關鍵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業結構轉型；經濟體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0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突破了思想，認識到市場經濟或者計劃經濟不是判斷資本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依據，資本主義可以有計劃，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市場經濟具有普世性，于是我們放棄了計劃經濟，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所以他必然具備一些基本特征：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在分配制度上，實現的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熟與發展，我們國家采取了政府干預主導型的監管機制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監管，在市場經營的過程中適時采用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和政策手段對市場的發展進行引導與調控。以政府為主導的這種監管體制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短期內得以建立，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得以完善[1]。從1979年改革開放到現在，在市場化改革的有力推動下，我國經濟高速發展，這表明了，我們發展市場經濟是正確的，可以進一步的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更合理有效的利用和配置資源。

二、我國經濟處于轉型期時面臨的問題

隨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發展，我國現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各種矛盾逐步顯現了出來： 最主要的是政府擁有的資源過多，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審批過多，有些靠市場機制可以優化資源配置的，政府卻進行干預，由此造成經濟運行效率相對低下；國有企業壟斷，擠壓民有經濟發展；政府控制社會，阻礙公民社會發展，形成強政府――弱社會或大政府――小社會的勢態，離開放、自由、透明、公正的現代市場經濟境界相去甚遠[2]。

我國現在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持續提高，我們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慢慢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了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繼續依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就是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的，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而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行政保護，往往擁有行業壟斷地位，這些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卻因為行政保護而盈利，政府出于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考慮，不愿意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這就會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難以具有高的資源配置效率[3]。

三、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4]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

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

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3.建立適合的市場監管體制

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建立適合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監管體制。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機制過程中，市場監管部門首先要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切實轉變監督管理的指導思想，要從過去的直接監管思路轉變為監管社會主義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大市場體系的思路上來，轉移到積極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思想上來，把是否有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作為衡量市場監管工作的標準，積極推進市場監管體制的深層次改革。

總體來看，中國經濟的發展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不過想要實現又好又快發展確實需要進一系列的條件和制度環境。經濟體制改革無疑是十分有意義的。

參考文獻：

[1]佘源.中外市場監管比較研究及啟示[J].學術論壇，2010（11）：111-114.

[2]鄭炎潮，盧曉媚.市場經濟與發展主體轉型―將以公有制經濟為主轉為民有制經濟為主 [C].市場經濟與轉型升級――2011年廣東經濟學會年會論文集，2011（11）.

[3]蔡.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J].中國社會科學，2013（1）：56-71.

[4].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W].人民日報，2012（11）.

作者簡介：

篇4

【編者按】：論文頻道為您提供各類論文范文參考，以及論文寫作指導和格式排版要求，解決您在論文寫作中的難題。

選題依據：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出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解決》，在完善社會經濟體制上有了重大突破。尤其是在公有制實現形式上，提出股份制為主要形式，在發展非公有制上突破了過去的局限。這對現有林區經濟體制的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現有林區經濟體制存在很大的問題，極其不適應現有的市場環境，造成現有的林區經濟落后。而且，發展沒有后勁處于兩難境地。一直以來，森工企業都是在計劃體制和短缺經濟并存的環境下生存。體制、機制、科技諸方面還跟不上社會整體的上升步伐。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xx年國家出臺了《關于加快林區發展的決定》為林業的發展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國家正在實行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對政府體制、企業經營機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提出了急迫要求，改革社會經濟體制以成為改造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首要任務。從當前林區經濟運行體制來看，必須改革經濟體制。否則林區經濟將無法擺脫困境。當前影響我國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矛盾有(1)政企不分。由于歷史原因形成的政企合一、企業事業交叉的經濟運行體制。而由此導致三方面的矛盾，一是存在一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如林區、縣政府機關、教師同工不同酬，工資差距較大，造成大量人才流失。二是林區建設包括林區基本建設、公益事業、社會事業等，造成重復建設浪費嚴重。三是國有森工企業承擔著龐大的政府經費和社會負擔，難以進入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正常的市場競爭。(2)市場環境有效性不高。森工企業難以作為市場主體進入市場競爭。一方面束縛了國有企業的發展，一方面降低了投資者對這一市場環境的信任程度，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生產布局結構不合理。(3)原有的生產布局結構不能適應現在的林區經濟發展。(4)國有資產的管理不嚴。沒有對國有資產進行合理的利用，沒有人真正關心國家所有者的利益。可行性論述：目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改革面臨難得的機遇。如天然林保護工程的實施，為林區生產布局調整、職工分流提供了有利的政策資金支持;生態保護區建設為林區改善自然資源環境提供了條件;西部大開發為林區基礎設施的改造提供了有利條件，改善了職工生活條件，為吸引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環境;老工業基地改造政策，可以為發展林區經濟，振興林區企業提供全面的經濟支持。同時近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實踐工作，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經驗。

本論文擬采用以下手段和方法：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相結合;對比論證;列事實、擺依據;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引用分析等方法。主要通過圖書查詢;網上瀏覽;去中小企業實地調研等方法來收集資料。擬運用經濟學、管理學、組織行為學等相關知識來撰寫論文。

本論文擬分以下幾個部分撰寫： 第一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的現狀。通過對現有的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闡述進行林區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可行性。第二部分：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對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系統的闡述，分析問題形成原因過程以及問題的影響面。第三部分：針對現有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通過對現階段林區經濟發展體制存在的問題剖析，尋找到問題產生的根源，并從根本上提出解決方法。

xx年09月20日—xx年1月15日收集資料，擬訂論文題目，撰寫論文提綱。xx年3月1日—3月30日畢業實習調研。xx年4月1日—4月30日撰寫論文初稿。xx年5月7日—5月20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二稿。xx年5月21日—6月8日修改論文，撰寫論文第三稿。xx年6月8日—6月18日修改論文，完善論文格式以及答辯前準備。xx年6月19日—6月20日左右進行答辯。

篇5

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 董 倩

接下來我又要班門弄斧了，我一直在想，什么叫做國家治理？剛才燕繼榮教授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我很贊同。什么叫現代化的國家治理？就是擺正官民之間的關系。請問在座的當官的人有沒有被稱作父母官的時候？請問我們作為一個公民有沒有被稱作升斗小民的時候？這些詞在我們的歷史上、生活中大量存在，請問這個關系對嗎？我們用錢“養”了官員，他們怎么成了我們的父母？所以我們覺得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一定要擺正這個關系，讓納稅人成為父母，讓官成為子女，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我是一個記者，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我是站在公民的角度講這句話。我覺得當有一天領導心里面充分想著我們小民的時候，這個國家治理就上路了。有一句話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誰是皮？人民是皮。誰是毛？官員才是毛。沒有人民，官員、政府不存在。什么是治理？我覺得說到底治理就是服務，有了服務意識才有服務目標，人民群眾才是服務對象。把這個關系解決好，把這個目標認定好，把這個定位給擺好，很多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因此，關鍵是治理的方式，治理的手段，治理的政策，都要想到為誰服務。

好，接下來我們就有請幾位嘉賓，他們是：

著名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 衛興華

國防大學原副政委、教授 李殿仁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宋洪遠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布法羅分院社會學系終身教授 張杰

人民日報社理論部主任 張首映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將多年來所講的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顯然強化和擴大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條件已成熟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可以說，由“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是回歸市場經濟的本質規定和要求，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必然。過去我們一直提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有個條件成熟因素。1992年黨的十四大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20多年來，一直只提“基礎性”作用。現在改提“決定性”作用，表示已具備提出的成熟條件。其一是認識上的條件；其二是實踐所提供的條件。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都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而且從歷史事實來看，資本主義國家都一直實行市場經濟，而社會主義國家曾一直踐行計劃經濟。我國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經歷了市場取向改革的不同階段。大體上有：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為輔；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更大范圍發揮市場作用）；計劃和市場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市場經濟）相結合；最后統一了認識，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逐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過程，也是逐步推進思想解放的過程。在新的條件下，黨和政府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市場的能力不斷提高。因此，從理論認識和實踐過程兩方面看，提高和擴大市場配置資源作用的主客觀條件都已成熟。主觀條件是理論認識條件；客觀條件是現實實踐條件。據此，可以和有必要將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改為“決定性”作用。

強調提出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需要。我國雖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仍存在不少問題，主要是市場秩序不規范，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產要素市場發展滯后”；市場規則不統一，存在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市場競爭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利用市場經濟謀取不正當利益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利用市場運行不規范、市場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某些廠商謀取不正當利益；另一種是一些政府人員為謀取某種利益，不當干預微觀經濟，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被扭曲。同志指出：遵循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規律，是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并指出這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適用于一切市場經濟體制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需要澄清認識上的三個問題：其一，認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事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應如此；其二，誤以為整個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的發展全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了，感到迷惘；其三，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解讀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作用，泛化市場作用，否定政府調控功能。

首先，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作為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無疑貫穿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全過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也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回答是肯定的。其實，講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與經濟學講價值規律調節商品生產和流通，是一樣的道理。在商品經濟中，價值規律起調節作用，就是通過價格在價值基礎上隨著市場供求狀況的變動而漲落，自發地將生產資料和勞動力（資源）分配于不同的部門。因此，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也就是決定作用。這里，價值規律的決定作用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是一回事。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涉及三個方面的“決定”事項：一是價格不由政府決定，而是在價值基礎上由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決定；二是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其生產規模與結構的安排，不再由政府指令性計劃決定，而是由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市場信號決定；三是消費需求的選擇，不再是“短缺經濟”和“賣方市場”下的憑票供應，購買者沒有選擇權和決定權的狀況，而是消費者有權決定自己的需求選擇，也就是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的“消費者自由選擇、自主消費”。弄清這些方面的理論與實際情況，弄清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本意，就不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理論與實踐產生質疑。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既包括決定現存企業的生產與銷售活動，也包括新建企業的投資方向和戰略安排。

其次，為了準確解讀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需要全面把握其內涵。第一，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決定作用。例如，建設和發展國防軍事工業，無論投資新工程，還是已有企業的生產規模與結構，都不是由市場來決定，而主要是由黨和政府決定。再如，國家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開創和發展航天工程事業，以及搞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工業基地等，也不是都交給市場去決定，而主要是由政府決定。

第二，經濟體制改革對其他諸領域的改革要起“牽引作用”。同志在《切實把思想統一到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上來》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經濟體制改革，但必然要影響到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個領域。”如經營性文化領域的演藝、影視等行業要受市場制約。字畫、古董、名人信札等，其價格高低完全由市場決定。但公益性文化，如圖書館、博物館乃至義務教育和一切公辦教育事業等，不能由市場決定其建設與發展。當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經濟體制改革，也會影響到其他領域。注意，是“影響”而不是“決定”。讓市場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作用，就要轉變政府職能，不去干預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各個領域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利于推進而不是妨礙經濟體制的改革，要為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提供有利條件和起推進作用，“要使各方面的體制改革朝著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方向協同推進”。同時也應該明確，三中全會《決定》與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六個領域的改革相聯系，提出六個“緊緊圍繞”。經濟體制改革要“緊緊圍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推進，其他領域的改革有各自“緊緊圍繞”的內容，與市場的決定作用沒有直接關聯。社會主義政治建設、黨的建設，要駕馭市場規律，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但其自身建設不能引進市場規律，更不能由市場決定。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由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強化和擴大了市場的作用。但不是以此弱化和消除政府的作用。不是完全放開“看不見的手”，而捆死“看得見的手”。否定的是政府的不當干預、過多干預，而不否定正當干預、必要干預。應是有效市場和有效政府的結合，而不是強化市場、弱化政府的結合。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又指出：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要求“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這不能靠市場的決定作用來實現，而是需要黨和政府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進行引導與推進。

《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這一總目標，離開黨和政府的領導與推進，不可能實現。

在市場經濟運行中，政府的一個重要職責是市場監管。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越大，范圍越廣，政府監管市場的職責也越大，越需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要著力解決“政府干預過多”的問題，又要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和“監管不到位”問題。解決后兩方面的問題，正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和宏觀調控的任務。“過多的干預”是不當干預，不是政府職責所在，也不是宏觀調控任務。政府監管職責主要是針對不正當的市場行為，諸如制假售假、生產和銷售有毒食品、非法集資和傳銷、黃賭毒市場、欺行霸市、市場壟斷、不正當競爭、虛假廣告、環境污染、損害生態平衡，等等。這種干預是必要的。政府還要監管企業生產與經營安全和職工權益保障。

政府還有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的職責。要統一市場規則，維護市場秩序，消除市場封鎖與割據，打破市場壟斷，建設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還要運用經濟手段，影響和調節市場，引導企業科學發展，并以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理念與相關政策引導企業縮小收入分配過大差距，走共同富裕道路。

篇6

    一、我國會計國際化建設的原則

    (1)國際化與國家化并存原則

    會計作為一門管理科學,是經濟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僅是一個有助于投資決策或解釋、評價企業經營業績或受托者受托責任的“商業語言”,而且受社會政治、經濟、法律、傳統習慣、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環境因素的制約,從而使各個國家在會計政策的制定和會計實務的處理方法上體現著經濟利益的不同分配及其格局,因而從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出發,各個國家的會計政策及其實務處理方法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的存在,使各國會計的現實態度又不同程度地體現為國際化與國家化的并存,而且這種并存將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存在。基于此,國內有些學者對會計的中國特色問題提出質疑,認為中國會計的“特色”阻礙著國際化進程。我認為,具有一定的國家特色并不能影響或阻礙會計國際化進程,關鍵是看這種“特色”能否促進或有利于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發展。

    強調國際化與國家化并存,絕不是否定中國會計的國際化趨勢。事實上,會計的國家特色不會影響其國際化進程。一定意義上講,會計國際化無非是各國會計在世界范圍內的延伸和發展,這一點可以從當代會計發展的歷史中得到佐證。在一定時期內體現本國特色的會計思想或方法,在未來環境變化之時可能成為國際公認的會計思想或方法%從而步入國際化的坦途。因此,會計國際化從其內涵與時代性要求來說,具有雙向運動的特征,對某些有益于經濟發展的科學會計思想或方法,盡管目前還體現為國家特色,但在國際化熱潮中也絕不能輕易地加以否定,這最終會阻礙會計科學的世界性發展。

    (2)比較研究于我有利原則

    會計國際化理當建立在各國會計共同性的基礎之上,不能以某個國家的會計模式作為準繩而強行“國際化”。對中國會計國際化建設來說,絕不能全盤照搬,盲目引進,而應當對世界各國特別是對發達國家的會計進行系統研究。通過研究比較其與我國會計的差異之所在,探究產生差異的原因、背景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進而作出是否借鑒或在何種程度上借鑒的正確抉擇。

    強調會計國際化,無非是期望世界各國在會計政策的制定和會計實務的處理等方面遵行國際通行的做法或慣例,使會計信息在國際范圍內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達到信息的國際共享。各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總是與該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會計國際化目標無一不是為發展本國經濟,實現本國經濟的國際化而提出的。因而可以說,“于我有利”才是推動會計國際化的根本動因。在中國會計的國際化建設中也應堅持這一原則。我國會計改革和會計準則的制定方面體現了“于我有利”的原則。如會計準則由政府制定并頒發,“兩則”并存,采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恒等式,按謹慎原則允許運用后進先出法、加速折舊法以及提取壞賬準備,成本核算采用制造成本法,建立全新的財務報告體系等。這些改革和建設,盡管尚需完善,但卻使中國會計向國際化方向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

    (3)由易到難、循序漸進原則

    會計國際化是一個艱難而又復雜的過程,對中國會計來說,這一過程應當是在本國經濟和世界經濟不斷發展的雙向運動中進行的,也應是在持續的借鑒與輸出的交替更換中實現的。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會計國際化進程的一個較長時期內,學習和借鑒仍將占重要地位。為了把國際化建設的成本減少到最低限度,應當堅持由易到難、循序漸進的原則,即把國際化建設的必然性目標有重點、分階段地組織實施,力求實現國際會計慣例和我國實際比較完美地結合。

    (4)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原則會計國際化的改革既不能超前于經濟體制的改革,也不能滯后,應當是同步。“超前”會使會計改革失去依托,缺乏明確的目標,“滯后”則會影響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甚至可能拖改革的后腿。所謂“同步”并不是同時,而是指會計國際化改革必須緊緊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做到相互配套,相互協調。近十多年來,我國會計改革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適應對外開放的需要,財政部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會計制度》以及《外商投資企業會計制度》;第二階段,為適應深化企業改革的需要,財政部和國家體改委聯合頒發了《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第三階段,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需要,財政部頒發了《企業會計準則》及分行業的會計制度。改革實踐證明,每一步會計改革無不受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制約和引導,同時,也說明中國會計的國際化不僅是會計自身發展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但是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會計改革也有自身的規律性,不應該也不能完全被動地適應經濟體制改革中所采取的措施。會計改革方案、措施和步驟應該自成體系,相互配套,不應該亦步亦趨地緊跟經濟體制改革的每一措施。為了國家財力的需要,經濟改革采取一些迂回措施是可能的,但是會計改革就不能盲目適應,否則,只會導致會計工作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所以,在保證會計提供經濟體制改革所需信息的前提下,要保證會計改革的連續性和改革方案的配套。

    (5)統一性與選擇性并存原則國際化的一個主要標志,它要求各國會計事務的處理程序按照統一的標準進行,但是考慮到各國會計差異的現實,對某些會計業務可以在要求的框架內制訂多種可供選擇的方法供各國會計工作者選用。這樣做可以加快會計國際化的進程,適當排除一些阻力。

    二、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與措施

    我國會計國際化的進程,可以具體分為以下三個階段,并且在不同階段分別采取不同的措施和做法。

    (1)了解借鑒階段

    借鑒的前提是了解,借鑒必須建立在切實吃透、弄懂國外會計理論、方法的基礎上,才能博采眾長。因此,我們必須通過系統學習,深入了解國外會計的豐富內涵,吸取其精華,借鑒其合理內核。由于會計協調在這個階段大都是自發進行的,因此自發性是該階段的主要特征,學習借鑒國外會計中先進的合理的成分則是該階段的工作重點。

    在了解借鑒階段,可以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

    ①加強與國際性或地區性的會計職業組織的聯系與交流,積極參與國際會計協調活動,學習和了解西方發達國家成功的會計經驗。

    ②中國會計學會、注冊會計師協會、有條件的高等院校乃至政府會計主管機構,應該設立專門的外國會計、國際會計的研究機構,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國外先進的會計信息資料,取其精華,為我所用。

    ③在制定和修訂會計準則時,應充分參考借鑒國際會計組織的經驗和內容,使我國新出臺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基本保持一致,避免出現“走回頭路”、“朝令夕改”的現象。

    ④加強會計協調理論的超前性與務實性研究。超前性要求會計研究具有預見性,研究國內已經存在但不普遍、甚至還未出現的會計問題及其可能的解決辦法,研究國際上已經出現的會計問題及其解決辦法,探討其在中國運用的可能性。務實性要求會計研究“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使會計理論研究成果能夠切實解決實際問題。

    ⑤深化改革會計教育,培養國際會計人才。在會計教育過程中,加強對會計人員的國際性教育,如開設西方會計、國際會計、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稅收、經貿外語、會計電算化等課程,提高會計人員處理國際會計業務的水平。

    (2)協調階段目前,我國的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之間尚有一定的距離。針對這個現實情況,我們要充分利用會計的商業語言作用去溝通、發現、尋求與各國會計的共同之處,在此基礎上,通過協商調整我國會計準則中的某些內容,以使其與國際會計準則保持基本一致,為第三個階段的規范統一打下基礎。

    在協調階段,應該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①加強國際性的會計雙向交流與合作。一方面,我國通過國際會計職業組織積極地、辯證地學習和吸納西方各國會計理論與方法及國際會計準則中的有益成分;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國際講壇向國外介紹中國會計,使國際會計職業組織的決議中包含適應中國情況的內容,實現雙向的交流與合作。這樣,既有利于我國引進外資,又便于我國對外投資。

    ②針對我國會計準則中與國際會計準則中不一致的內容,與主要會計發達國家和國際會計職業組織共同協商解決,實現我國會計的國際化。

    ③建立健全政府或民間會計協調組織機構,具體領導和負責我國會計協調活動,以它們的強制性或權威性來引導會計協調活動走向新的階段,取得更大的成就。

    ④加快我國審計的國際化進程,保證我國財務報告鑒證的廣泛適用性。從1996年開始實施的第一批《中國注冊會計師獨立審計準則》,包括《獨立審計準則序言》、《獨立審計基本準則》等七個具體準則和一個實務公告,基本形成了獨立審計準則體系的框架。它具有以下四個特征:一是基本符合國際慣例;二是反映了中國的國情;三是體現了與其他法律法規相一致的原則;四是現實性與超前性相結合。可以說,獨立審計準則的頒布實施,是我國審計與國際慣例接軌的重要成果,標志著我國注冊會計師事業將逐步走上規范化、制度化、標準化的軌道,同時對推動我國會計與國際會計接軌的進程也將具有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3)規范統一階段

    在協調階段的基礎上,各國會計之間的差異己日益減少或消除,這就為全球會計的規范和統一創造了條件。在這一階段,各國會計都在自覺地縮小差異,趨于統一,因此自覺性是其主要特征,規范和統一各國的會計實務和會計準則是該階段的工作重點。

    在規范統一階段,可以采取以下幾種主要措施:

篇7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國經濟改革與股份制》，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轉型發展理論》，厲以寧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內容提要：

篇8

    的。人民群眾積極參與改革,為改革開放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同時保障了改革開放措施的務實性和可操作性,給改革開放帶來巨大的動力。

    四、結語

    “中國式”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理論結合中國國情的具體體現,它帶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不斷的探索中逐漸找到清晰的發展道路。在它的有力推動下,中國經濟取得無比輝煌的成就,積累了無數的寶貴經驗,促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日趨完善,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關鍵動力和重要保障。在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出現的了許多問題,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面性,這是事物發展的必然,因此在以后的探索道路上會逐漸得到解決。“中國式”的經濟體制改革必將逐步完善,中國經濟也將繼續書寫“中國奇跡”。

    參考文獻:

    [1]關海庭. 漸進式的超越:中俄兩國轉型模式的調整與深化[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6.

    [2]陸靜超. 漸進式制度變遷與循環經濟政策[M]. 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 2009,3.

    [3]盛來運.中國統計年鑒2011[M].中國統計出版社.2011,9.

篇9

一、中國的第二次改革開放的領路人――龍永圖

開放的世界經濟貿易體制對于全球的經濟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或者一些封閉的經濟團體，最終會導致經濟利益的沖突和激化。中國為了更好的發展經濟，一直在努力加入世貿組織。經過15年的艱辛談判，我們終于成為世貿大家庭的成員。而為我們開啟這個大門的就是――龍永圖。

對于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經濟發展有重要意義。

第一，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將會面臨著更加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作出了將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來從事對外經濟貿易的活動的承諾，這使得中國在全球面前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守規則的國際形象，對于改善中國的商務和投資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二，使中國建立一個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體制環境。這個體制環境包括 1.穩定的．透明的、可預見性的法律體制。2.一個更加廉潔、高效、規范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政治環境。3.一個更加公平、有利、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

第三，開放的政策環境。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已經按照自己的承諾 從2002年1月開始下調了關稅。從2001年的15.3％降到1 2％ 而且取消了很多產品的進口配額許可證管理。這樣在中國將出現一個全方位、多層次、可預見性的開放體制。

龍永圖不僅單是把中國帶入了世貿組織，在入世后的幾年中他一直奔波于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與世界經濟的交流中。他是一位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人物。

二、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革的倡導者與設計師――厲以寧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從建國伊始關于企業的性質問題就一直是中外各界關注的焦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企業改革就一直在摸索中進行，從完全國有到聯合經營，從國家控股到發展民族企業。現在，中國已形成一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經濟體制。但是，國有資產、國家控股的比重應該是多少以及中國企業股份制的具體形式一直是中外關注的焦點。在百家爭鳴的時候，厲以寧根據中國自己的特點，提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改革方案，為中國企業股份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厲以寧教授科學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所有制體系的整體構想，探討了公有制新的實現形式，并對我國國有企業實施股份制改革提出了可操作的政策主張和方案設計。厲以寧教授認為，所有制改革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所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功，必然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必然是企業制度的重新塑造，必須以新型公有制取代傳統公有制，必須構建新的社會主義所有制體系。改革開放伊始，他最早系統地介紹了現代經濟學在西方的發展，他最早提出了所有制改革理論和企業股份制改革的設計方案，創立了中國經濟非均衡分析理論與方法，對國民經濟運行和中長期改革、發展戰略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厲以寧提出了“新公有制”的概念，“新公有制企業”這一概念的重要意義，在于從理論上解決了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即所有制改革問題，這將加速國企改組的步伐，加速民營企業的成長，從而全面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在中國經濟一直高速發展的同時，很多人開始擔心：中國在達到GDP人均l000美元的水平時，也將面臨著嚴峻的發展瓶頸。如果能從理論高度上突破，對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厲以寧提出的“新公有制”概念，正是從理論上給中國的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

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代言人――溫鐵軍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業大國，即使是現在中國的9億農民也是中國能否繼續高速發展的關鍵。中國的農村從建國伊始的個人經濟到農業合作社期間的集體經濟，在到聯產承包制時期的聯合所有制經濟，農村發展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其他產業的發展。所以，在新世紀新時期，中國農村建設的成敗直接影響著中國能否繼續高速發展的步伐。在三農問題被提上議程之前，就有一個人在為三農問題奔波，它就是溫鐵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三農”問題如果不解決，第一，盡管經濟高增長，但是內需上不去。第二，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問題。第三，城鄉差別越來越大，社會問題就會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嚴重。所以我們說，在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與時俱進地把新農村建設作為解決當前中國非常緊迫的“ 農”問題的一個重要方向提出來，它既符合我們國家的客觀需要，也符合國際上通行的規律。

篇10

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方向；措施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經濟方向不可動搖

我國經過這些年的發展，逐漸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主要是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到一起，這是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社會主義經濟市場下發展市場經濟，這是以前根本不存在的，是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一項創新舉措，從邏輯上講經濟的發展方向雖然發生改變，但是還是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兩者相互結合，體現出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中還分為很多類，其中以經濟創新發展領域為主的經濟體制除了擴大再生產之外，還必須要遵循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發展規律，各個體制之間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同時也存在著矛盾性，這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生產、交換、消費等多種放下，各個經濟體制都有所結合與對立的方面，都必須要遵循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否則就會被市場所淘汰。

縱觀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也許有些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卻沒有對經濟體制進行創新發展，當然這也是一種特殊情況，對于我國就必須要堅持以經濟體制作為制度保障，否則就不符合我國基本國情了，市場經濟要與特色經濟體制相互協調發展，這才是我國特殊社會主義的根本所在。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對于經濟條件需求也就逐漸增大，尤其是我國當前經濟水平的發展現狀，對于我國經濟領域中的投資、金融、市場分配等都有所抑制，所以想要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就必須首先要解決經濟體制的一些弊端，要對現有經濟體制進行改革，深化機制創新，要從起點和形式上進行挖掘，要形成完善的特色經濟體制。

二、經濟市場的國際化和多元化是并存的

目前隨著時代的發展進步，經濟全球化發展已經成為現今經濟的一種趨勢，世界經濟貿易不再受地域、文化的限制，尤其是在特色經濟領域，商品的交換方式、經營模式都開始發生轉變，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國際化制度與經濟已經快速融為一體，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全球化不再是單一的，它是與多元化并存的，在多元化經濟中占據著一定地位，特色經濟與其他經濟種類也是存在一定差異的，它體現了消費者對于商品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很多情況下，一些商品不能以其自身的商品價值來衡量，主要是看人們對于商品精神方面的追求與認同，商品更多時候只是一個載體而已，在滿足人們精神需求的同時，也在促進著經濟消費。所以說特色經濟的發展也是未來國際化經濟的一種趨勢，人們必須要加強對特色經濟的意識和認同，否則就會被市場經濟所淘汰。

三、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

在我國剛剛改革開放時期，社會經濟體制主要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體制并存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生產方式上也較為單一，全民實行公有制發展，人們的積極性無法充分調動起來，在農村與城市開展不同的合作經濟體制，農村主要是以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多種形式開展，而城市就主要以手工業、工業、建筑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多種形式開展合作經濟，這些都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我國，無論是個體經濟、私有經濟、還是公有經濟，都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會受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保護，國家會對各個經濟體制的合法權益進行維護，同時也會有相關部門對其進行監督，這樣就會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健全。而文化創意生產的個體性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更為突出，已經逐漸占據了主要地位。

為了適應經濟市場的不斷發展趨勢，增強對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就必須要實現投資主義多元化發展，要讓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進行融合，實行混合經濟所有制發展制度，要實行多元化股份制度，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健全，表現形式多樣化發展。

在特色經濟體制與多種經濟體制并存的今天，特色經濟體制要避免與其他經濟體制進行碰撞、沖擊，要多種經濟體制共同發展，相互協調，進一步增強我國公有制經濟的活力。

四、創新市場經濟的政府公共服務體系

隨著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新改革，也必須要加強對政府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政府要逐漸向服務型政府轉變，要建立政府職責體系，發展社會公共服務體系，讓經濟與政府職能相互協調發展，實現政府的快速轉型，建立政府公共服務體系，從而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對于公共活動的需求越來越多，政府對此要進行調整和安排，不見得所有的公共服務都必須要由政府進行組織安排，可以由一些非政府和非國有經濟組織來承擔，進行合理分工和合作，滿足其共同精神需求，提高工作效率。

雖然公共活動可以由非政府和非國有經濟組織來安排，但是并不代表著政府部門可以不對公共服務進行支出，而且政府部門對此還要加大支出，要盡量給予主辦單位活動場所的安排，要給予舉辦方一些政府補貼和政策優惠，要根據當地居民的精神需求進行合理安排，政府要作為群眾精神需求的主要支持者。

參考文獻：

[1]林省行政管理學會“加強體制機制創新，建設服務型政府”研討會論文集[C].吉林政報?理論專刊，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