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環境的影響，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庫區移民；水質變化；疾病流行；古跡破壞

水庫的建設改變了庫區的生態環境，造成庫區氣候、水溫、水質發生變化，同時會引起水庫淤積等一系列問題，不僅如此，水利工程的建設對庫區社會環境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其主要包括庫區的移民、疾病流行、文物古跡被破壞等。

1 庫區移民問題

我國移民政策經歷了60余年的探索，正逐步趨于成熟，移民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由于部分水庫是改革開放前建設的，遺留問題較多，故移民工作尚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1 前期移民規劃不當，造成土地過載

對農村移民主要采取就地后靠方式安置。由于重工程建設、輕移民工作，移民規劃不當，未做詳盡的環境容量分析，致使搬遷后，后靠安置區的環境容易緊張，耕地面積急劇下降，土地過載，人均占有耕地少，移民生活困難。例如，丹江口水庫，1958年動工興建，淹沒區約3萬hm2，涉及湖北、河南兩省中的三縣兩市，水庫移民38.2萬人，其中90%以上為農業人口，少部分遠遷，大部分后靠。庫區原有25萬人，遷入20萬人以后，人均只有幾分地。此外，由于盲目后靠，移民后靠新開墾的坡地，坡度超過30°的占1/3以上，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1.2 移民補償低，后期扶持不足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只對移民進行前期補償，其標準偏低。為了解決因前期補償不足帶來的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央先后設立了庫區維護資金、庫區建設資金和后期扶持資金，分別用于解決不同時期水庫移民的生產、生活困難問題。但由于各地執行政策不統一，扶持基金數量嚴重不足，造成水庫移民大部分就地后靠，少部分外遷安置。當時對移民只做了短期的生活安置，生產扶持沒有跟上，尤其是安置區耕地減少，土地貧瘠。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國家對移民工作的重視，加大了庫區扶持力度，改善了移民的生產條件，才使移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逐步接近當地居民的平均水平。

1.3 移民社會適應性低，依賴心理嚴重，生存狀態邊緣化

外遷后，原有的社會團體消失，移民面對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社會凝聚力嚴重消弱。同時由于移民的大量遷入，使得接受地的人口密度陡增，造成土地，、水、公共服務設施等需求的增加，使移民與當地居民產生沖突。此外，移民素質普遍偏低，安置區基礎設施落后，生產基礎薄弱，加之移民后期扶持設施沒及時跟上，從而造成移民在搬遷后的生產和經濟發展速度急劇下降，與當地群眾的差距越來越大，對政府產生依賴心理。這些因素導致移民游離于當地關系網之外，使得移民群體生存狀態邊緣化。

解決這一問題的對策是：在考慮移民安置時，要平衡移民的權利與遷入地原有居民的利益，應盡可能公平地對待雙方。加強移民的責任感，在對移民的未來做出關鍵性的決定時要有移民或移民代表參與，這將有助于激發移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增強移民的參與意識，充分發揮移民自我管理在移民過程中的作用。

1.4 移民工作管理體制不健全，管理不規范

在移民管理體制方面，迄今為止中央政府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水庫移民管理機構。目前各省的水庫移民管理機構建設很不規范，分別掛靠不同部門，行政協調能力弱，職責職能不健全。并且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基金主要由民政部門主管，而水庫經營單位則負責相關移民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

為健全移民工作管理體制，并規范管理，應成立全國統一的移民管理機構體制，以有效履行政府的管理職責：（1）成立統一管理全國水庫移民的職能部門，統一管理全國水庫移民后期扶持，并制定政策、法規，進行行業管理等。（2）各省政府成立對應的移民管理機構，并且將水庫移民安置統一納入行業管理。（3）加強移民社會保障基金的監督：一是對經營機構的監督；二是對管理機構的監督。（4）對移民社會保障基金的經營機構實行市場準入制度，規定基金經營機構的最低法定準備金和相應責任，建立財務公開、信用和績效評級制度以及嚴格的經濟處罰制度。（5）管理機關的成員應由水庫經營單位、移民、當地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以及獨立的第三方共同組成。這樣既可以限制政府在移民社會保障工作中的強制執行，也可以促進移民自愿參與社會保障工作的制定與執行。

2 水庫建設對庫區水質的影響

水庫建設改變了庫區水質和生態環境，這些改變可能成為影響庫區人民身體健康的潛在威脅，尤其是庫區氣候的改變可能增加了蟲媒或者病媒傳染病的傳播危險。

庫區水質的變化也影響了庫區居民的健康。水庫蓄水帶來的水體富營養化降低了水體透明度和溶解氧的能力，并釋放出有毒物質。例如，2005年三峽庫區回水區多次出現“水華”現象。2005年3月，巫山縣的抱龍河、大溪河、大寧河及秭歸縣的童莊河、吒溪河、壩前木魚島均出現了“水華”現象，水體呈中度富營養、輕度富營養、中～重度富營養狀態。

3 水庫淹沒對文物古跡的影響

庫區水位提高后，淹沒區大量的文物古跡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或者被迫遷移。還以丹江口水庫為例，該水庫一期工程在1967年蓄水時，由于對文物古跡未采取任何措施，使得173處古建筑全部被淹沒，其中包括著名的迎恩殿、凈樂宮、周府庵等；在底下文物方面，被淹沒的以淅川下寺遺址最為著名，此處被疑為楚都丹陽所在地。武當山道教建筑群始建于1412年，歷時12年，該建筑群從均州古城內的凈樂宮開始，“五里一庵，十里一宮”，綿延至武當山金頂，氣勢宏大，但在丹江口水庫一期工程中，有1/3部分被庫水吞沒了，文物破壞在中國文物保護史上罕見。

三門峽水庫淹沒耕地200萬畝，致使隴海鐵路往南平移約130多km，潼關南遷，其中以永樂宮最為重要。永樂宮是道教三大祖庭之一，占地13萬m2，是現存最大的道教宮觀，它始建于元朝，建筑規模宏大。殿內960m2，巨型壁畫藝術價值最高，繼承了唐宋繪畫遺風，堪稱壁畫典范。為了妥善保存這一歷史瑰寶，1959～1964年永樂宮從永樂鎮原貌不變地搬遷到了山西省芮城縣郊區，這是世界文物史上的一大奇跡。

除此之外，三峽工程中的名勝古跡更是不勝枚舉，已出土的庫區珍貴文物千件以上，各類遺物標本達數萬件。這些文物被逐步轉移至三峽博物館。

4 結語

水庫的建設對庫區的社會環境影響很嚴重，有些直接威脅人民的生產生活，有些則造成不可估量的文化損失，因此，水庫建設期間應充分全面考慮各種可能造成的不利影響，從而將各種損失降到最低。

參考文獻

[1] 徐禮華，劉素梅.水庫及其環境影響[D].中國水利水電，2012.

篇2

關鍵詞 財務管理 應對策略 環境與趨勢

中圖分類號：F830.45 文獻標識碼：A

經過30年來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經濟逐漸向著高速而穩定的方向發展。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逐漸縮短了和世界先進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但面臨這樣的新環境，國內企業將迎接更多的發展機遇，與此同時，新環境也將給企業帶來新的挑戰。在這一形勢下，企業想要獲得生存和發展，就應從財務管理著手，因為新的環境中，財務管理將是企業管理的核心，它將貫穿于整個企業生產、經營的全過程中，對企業的產品開發、生產和銷售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抓住了財務管理就抓住了企業發展的命脈。

一、新環境下企業財務管理中存在的缺陷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經濟的地位不斷提高、電子商務的高速發展等國內外環境的急劇變化，國內企業財務管理在管理觀念和方式上都顯現出了它的不足。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財務管理理論已不能滿足現有企業的發展需求，傳統的企業財務管理是建立在有形資產管理基礎之上的，而新形勢下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高新技術的發展讓企業的無形資產的價值得到了發展，這就讓企業的管理理論和發展現狀之間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2、隨著通訊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財務發展已是大勢所趨，但目前企業管理的手段和高速發展的網絡管理之間存在較大差距。

3、目前財務管理更多注重的是財務風險管理，但新形式下的企業風險投資管理讓財務管理的范圍顯得更加狹窄。

4、現行財務制度呆板，激勵與約束機制不對等、不相容。

5、目前的財務管理中的財務評價體系主要以可用貨幣計量來進行，而對人力資源、知識產權等一類指標的評價力度卻不夠。

針對當代財務管理面臨的困境，為了更好地滿足21世紀企業財務管理的需要，財務管理理論與方法將以環境變遷為契機，不斷進行創新。

二、企業財務管理的環境分析

財務管理依存于一定的環境，這就意味著企業的財務活動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企業在進行財務活動和財務管理的過程中，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總對其產生著影響，這些內外因素的綜合就構成了財務管理環境。在企業的財務管理環境中，要使企業能立于不敗之地，就要把握好財務管理的影響因素，對因素作出具體分析，把握住最佳的時機，掌握規避風險的應對措施。從具體的財務管理環境的分析來看，企業可以從兩方面進行環境影響因素分析：

首先是外部環境的分析，這主要是對影響企業財務管理的社會大環境，包括全球經濟的發展、知識經濟的競爭不斷加強以及隨著互聯網應用下的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

其次是內部環境的分析，這主要是對企業內部因素作出的分析，包括企業內部管理機構的重建和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后的虛擬公司的創建。

無論是外部環境還是內部環境，對財務管理的影響都是至關重要的，企業只有充分認識到內外環境的綜合影響力，方能獲得發展。

（一）全球經濟的發展。

“地球村”已經不是傳說，對財務管理而言，經濟的全球化將帶給財務管理新的挑戰。從一定意義上說，我們的生活和財務密切相關，也正因此，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必然會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的改變，那么，在不久的將來，以信息為主的社會將轉變為以經濟為首的時代。從企業來看，全球經濟的發展為企業帶來了機遇，同時也意味著挑戰的存在。首先，外部環境的變化為企業的融資和投資活動拓展了空間，企業有多少的機會參與到整個經濟環境中，從而為自身的發展擴大了選擇的機會；但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可以看出，外部環境的巨大變化對企業無疑具有巨大的“殺傷力”，特別是中小型企業，但面臨全球性的金融風暴時，自身的“抵抗力”就決定了企業的生存機會。不得不說，在面對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企業如何在外部環境中找到自身發展的機遇、規避風險成了企業研究的一個重點。

（二）知識經濟的競爭不斷加強。

1996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中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換句話說，從1996年開始，我們就逐漸步入了知識經濟的時代。科學是第一生產力，而知識作為科學的基礎，帶給企業的是以知識來促進企業技術的提供，從而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從目前的知識經濟發展情況分析來看，企業之間的競爭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而逐漸加強。具體表現在：

企業以知識經濟對企業技術進行改進，企業產品的技術含量逐漸提升，企業的生產成本因知識經濟的參入而得到降低，利潤空間變大，企業不斷壯大。

知識經濟注入企業生產過程中導致了企業生產技術的不斷提高，高新技術促使企業發展變得更加迅速。這可以從美國“新經濟”的表述中找到印證。自然，高新技術的發展必然會改變傳統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模式，當高新技術成為企業發展的“領頭羊”時，企業也就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

（三）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

電子商務是由美國IBM公司在20世紀90年代率先提出的，是計算機和互聯網結合應用于企業經營的一種新型模式。和傳統企業的經營模式相比，電子商務在經營上能更有效的降低成本。面對電子商務，實現網絡財務管理也是大勢所趨，實時包括的網絡財務管理為企業的經營縮短了管理時間。而與此同時，網絡的安全又為網絡財務管理帶來了威脅，這也是企業在財務管理環境中需要考慮的問題。

三、新環境企業財務管理對策分析

（一）以財務理論為基礎促進發展。

目前，我國理論界對于21世紀財務管理的發展研究，剛剛處于起步階段。筆者建議采取如下對策：(1)建立一支穩定、高水平的財務管理研究隊伍，以研究隊伍為基礎對財務管理理論進行研究，促進財務管理理論的發展；(2)切實加強高校財務管理專業教育，以此來培養財務管理所需要的新型財務管理人才，促進知識經濟的發展；(3)理論界與實務界合作，要充分將理論的研究與財務管理實踐相結合起來，在研究的同時進行財務管理實踐，相互補充，共同發展；(4)成立專業的企業公關隊伍，這主要是針對企業內部而言，企業應對內外環境進行分析，以專業的財務管理公關隊伍來研究本企業發展過程中的環境影響因素，然后用理論來改革企業現有的財務管理制度。

（二）以新型管理模式來促進發展。

新形勢下企業財務管理模式主要有財務管理權的集中管理模式、自主管理的分權模式和集團總部指導下的分散管理模式三種。而集團的財務管理要以制度作為保障，在市場的引導和資本的支撐下，對集團的資產進行合理的配置，將集團的優勢最大限度的發揮出來，使資本能高效運營。

(1)集中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是指財務權都掌握在母公司的手中，子公司受母公司的控制及統一管理。這種管理模式的特點是：母公司享有高度集中的財務管理決策權，包括財務、供銷等都由母公司統一操作，而子公司在財務方面只有極少的一部分決策權。

(2)自主管理的分權模式。自主管理的分權模式是指子公司在財務管理方面具有很大的自，也就是子公司也有財務管理的決策權，母公司對子公司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間接管理。這種管理模式的特點是：在財務管理方面，子公司有很大的支配權。

(3)集中下的分散管理模式。這種管理模式介于前兩種模式之間，也就是指子公司在集團總部的統一領導下有一定的決策權，是集中下的分散，分散下的集中。

（作者單位：岳陽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樊萍. 財務管理未來環境的變遷及其對財務管理的影響.現代經濟信息.2011 2.

篇3

摘要：提起移民，多數人就會想到三峽移民，那是20世紀末人類最大的一次居住地集體遷徙。然而在此之前，20世紀中期60年代湖北十堰地區也有過一次大規模的居民遷徙，原因也和三峽工程一樣，是由于修建丹江水利大壩。在過去近半個世紀以后，這些搬遷到其他地方的居民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在這樣大規模搬遷過程中，原住地居民搬遷到環境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生活，社會環境的變化對搬遷的居民家庭具有什么樣的影響和改變？而在這些外在環境變化中，性別分工的重新建構又是怎樣，其中女性又承擔著怎樣的壓力？她們對家庭成員適應新環境過程中又擔當什么樣的角色？這些都值得我們深入探討和研究。

本文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入眼，選取了移民家庭作為訪談對象，來探討女性在社會環境變化下對家庭關系重構的影響力。

關鍵詞：社會性別；移民；女性；家庭關系重構

一、丹江移民的社會背景

20世紀六十年代，正是中國基礎建設高漲時期，各種基礎工程、水利工程等開工興建，而湖北丹江庫區也正是在這一時期開工建設。湖北丹江（現稱丹江口市）位于鄂西北部，西毗鄰中國道教文化名山――武當山，東北部緊鄰河南省，南部為文化名城襄陽，位于鄂豫兩省交界處；其地勢西北高且多山，東南地勢較平坦，是兩種地形交接之口，區域內長江最大支流漢江橫貫流過，并有漢江最大支流丹江匯集于此，水資源豐富，是修建大壩蓄水發電的天然優選之地。在國家的統一規劃下，于六十年代中期開始興建丹江大壩。1973年丹江口大壩建成蓄水，丹江口庫區也因此形成，形成后的庫區為當時亞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2012年國家規劃南水北調工程，丹江水庫因其良好的水源而被選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丹江口大壩再次加高，建成后庫區將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沿線地區的20多座城市供水，成為北方各省重要的水源地。

丹江口移民也正是在20世紀六十年代修建大壩前大規模遷移出來的原居民。國家對于搬遷出來的居民在新定居地重蓋房屋，并幫助居民搬遷。丹江移民和后來的三峽移民略有不同，當時丹江移民不是“整體搬遷”到一個地方定居，而是分散搬遷，即原來住在一起的同村人、鄰居、親屬等全部以家庭為單位，分散搬遷到不同的新地址。因而，當時的移民不僅生活環境發生巨大的變化，人們內在情感上也有很大的觸動，但在那個火熱的年代更看重奉獻精神，人們雖不愿意，但卻接受國家的統一安排，為國家建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本文也希望通過對當年這段歷史的重新回訪，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來探討當人類生活的社會環境改變時，女性承擔著怎樣的社會和家庭壓力，并為家庭關系重構及家庭成員幸福感重建起著怎樣的作用？

二、生活環境的突變對家庭關系的影響

人是社會生物，需要群居，同時也對自己“熟悉的環境”具有內在的安全感和親切感，而這個“熟悉的環境”包含的內容很多，如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生產資源、生活環境、情感環境、民俗等等。移民卻部分或全部打破這種“熟悉的環境”，重新組合，移民將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中重新開始生活，除了自己家里幾個人是熟悉的外，其他所有都是陌生的，包括生活環境中的所有人和物。這種感覺對于當時的移民是種內在的惶恐：陌生的環境、親屬的分開、生存的壓力、對未來的迷茫；這些移民中出現的情感問題，不僅僅是女人和兒童，包括成年男性也會有，使得原有的家庭平衡和自我滿足感被打破，具體主要體現在下面幾點：

首先，是生產方式的改變對移民是個巨大的挑戰。丹江庫區屬于山區，居民依山而居，搬遷移民后多數在江漢平原地帶居住。移民前，“山”是人們生存資源的主要來源，田地多以旱地為主，雖有部分水稻田地，但數量卻很少，農作物也以玉米、小麥、紅薯等為主；這種生產方式決定了男性是生產的主體，女性多以家庭和輔助勞動為主；移民到江漢平原地區后，土地是平坦的水田，農作物也以水稻為主，部分地區一年兩季水稻，這種農業生產方式決定了平原地帶女性和男性在生產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移民男性和女性都要重新學會新的生產方式。另外女性承擔的勞動量加大，不僅插秧、鋤地、打農藥等工作量輕的活要做，甚至“肩挑、背扛”等重活，女性也要一樣和男性分擔。生產方式的改變對家庭是種巨大的挑戰，而面對這些需要重新學習的“勞動技能”，很多家庭在移民到新地址后存在很大的生存壓力，很多女性甚至很多年都無法適應新的生產方式。

其次，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對家庭的影響。在移民前，家庭生活方式是山地居民生活方式，家庭的作息時間也以山地耕種周期來變動，食物以玉米、面食為主，輔以大米；移民后因平原地帶是水稻為主要農作物，所以在飲食方面和山地生活方式差異較大，主食以大米為主，輔以少量的面食，玉米就更少，基本不種植。食材的改變使得相應的烹飪方式也隨之而改變。原來烹飪方式是面食的方法，而現在以大米為主食，習慣上口感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小孩和年青人等適應力較強，能夠較快適應新的生活習慣，但對于中老年人要改變這種已經習慣了幾十年的生活方式卻是非常困難。其中一個細節是家庭生活燃料的改變所帶來的不適應，原來山地生活家庭主要燃料是山上的木材，居民就地山上取材，而平原地區多以曬干后的水稻秸桿作為做飯燃料；兩者雖然都是當時中國農村的主要燃料，但卻有很大的不同，木材不容易點燃，火焰少但卻燃燒緩慢，耐燒；而水稻桿易燃、火焰大，但卻燃燒很快，用其方言講“不ao（熬）火”。很多移民在搬遷到新環境后，剛開始很長一段時間無法適應新的燃料，無法把握火候；做飯時，飯不是被燒糊，就是做成“夾生”，引起家人的不滿和抱怨。另外對于移民中的老年人，幾十年都習慣于柔軟的面食，如面條、玉米糊、蒸的饅頭、包子等，而移民到平原地區后，主食換成生硬的大米，食后胃很不舒服，消化較慢；很多中老年女性為了能夠適應新的主食，就將米飯煮很長時間，煮的很爛，這樣的米飯迎合了老人的口味，卻又被年輕人所不習慣，為此很多移民家庭在移民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家庭內部就“吃飯”問題讓負責做飯的妻子或母親們非常為難。

再次，就是人們情感的缺失。以前無論是親屬還是鄰居、同村人，大家都屬于同一個地方同一個族群，有祖祖輩輩生活熟悉的環境，移民后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地方，這種情感的分離對人的影響較大，也是造成人們內心不愿搬遷的主要原因。然而當時的移民政策卻單純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搬遷，家族中其他親屬家庭分散在不同區域；同時由于當時通訊業的不發達，搬遷后聯系不方便，對女性而言，最大的感覺就是搬遷以后沒了“娘家”，這在女性情感中是種很大的沖擊。

三、女性移民比男性移民承受更多的社會壓力

雖然丹江移民對于男性和女性而言都是環境的改變，但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上看，其中的女性承擔的壓力比男性更大，主要體現在家庭壓力，新環境適應性等方面。

女性不僅跟男性一樣，需要承擔周圍環境的變化，更承擔了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男性在外面無論環境如何改變和陌生，他回到家里總希望能夠找到熟悉的感覺和環境，而多數男性則認為這種熟悉的環境應該由家里的女人來營造和維持，而忘記了女人其實也跟男人一樣，需要面對社會環境的變化。丹江移民后男人認為能否在家里找到以前熟悉的環境、熟悉的感覺、甚至熟悉的食物口味，那都是女人應該做的。調查中一位移民現在還記得其母親曾費盡心思為家人做頓面食的事情，僅僅只是頓面條，但當時的幸福感卻能在人心中持續很多年還能被回味。

除了家庭的壓力外，移民中的女性更多的時候承擔著來自新環境的適應壓力。女性移民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剛搬遷到現在居住地時，受關注程度太高而讓人心理壓力很大。因為生活習慣不同，引得本地居民十分好奇，很多同村的女性都喜歡到移民家里“串門”，而“串門”后發現的新的事物、新不同就成了女人們閑聊時的話題；以往很平常的一些習慣都會被現居住地的女性拿來“探討”，例如丹江山地女性居民很多有吸煙習慣，但他們抽的煙和男性不同，男人喜歡“旱煙”，而女性吸煙則使用一種叫“水煙袋”的工具，里面裝水，上面填上煙絲，這樣煙絲燃燒后產生的煙不會太“沖”（“辛辣”的意思），適合女性抽，這讓本地人很是好奇，因此而被當地居民議論過很長一段時間，這讓移民中的女性感覺很不舒服（被置于眾人目光的“聚光燈”下的感覺），心理上覺得自己很另類，很長時期都無法融入本地女性群體中。

另外，本地女性自小就接觸水田的生產勞動方式，熟悉而擅長，而移民中的女性對這些卻基本不懂，所有的水田生活方式都要重新學習。例如插秧，那是本地女性居民充分展示自己才干的機會。如果哪個本地女人不會插秧會被別人恥笑的，甚至都找不到婆家。農忙時節，在寬闊平坦的水田里幾十個婦女一字排開，彎腰、低頭、微屈膝、左右手分工協作，倒退著插秧，左手拿秧把，右手分秧，然后快速插入田中，要求深淺適中，距離大致均等；誰插的又快又齊整，在平坦的田地中一目了然，干活的同時也是女性們相互暗自比拼的時候。然而這些都不是山地女性所擅長的，那些不懂插秧，或是插的慢，又不齊整的移民女性將在這種無言的競爭中承擔著巨大的心理壓力。

四、中國傳統家庭中女性對家庭關系重構更具影響力

社會環境變化中，人的社會價值也必然會發生重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女性對家庭的影響力要高于男性，對家庭關系重構更具決定性。這里面有兩個因素，一是傳統中國女性多以家庭為主，是家庭中的主導因素，即“女主內”，二是中國女性身體中所具有的千年傳承的“美德”對家庭成員更具影響力。

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很多家庭成員都是從家庭主導女性――妻子或母親身上尋找原來熟悉的情感。雖然面對環境的變化，女性和男性同樣面臨著恐慌和不安，但在“家”這個環境中，女性卻比男性更擅長營造出家的溫暖，丈夫從家庭布局、熟悉的飯菜獲得安慰，孩子從母親身上尋求保護。

丹江移民中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自己都認為“男主外，女主內”，移民后的女性無論是否跟男人做同樣的農活，家庭事務始終都應該屬于女人來打理的。調研中丹江移民多次提到一個詞――“姑娘家”，這里的“家”是指家庭，而“姑娘”并不是指那些沒結婚的女孩子，而是代指家庭中的妻子。“姑娘家”在他們理解有兩層含義，一是表層含義，家有了妻子才能算是個完整的家，而那些家里沒有妻子、單親父親帶著孩子的家庭在他們眼中，不能算是完整的“家”；二是深層含義，妻子是家庭幸福與否的根本原因和外在代表，能干的妻子可以很好的照顧好家人，也能很好的操持好整個家庭事務，例如財務管理、人情世故、鄰里關系等，這兩層含義總結理解就是“有妻子才算是完整家，有好妻子才算有幸福的家”；那些雖然也“身為人妻”卻不能把家庭操持好的就不能算是好妻子，自然在旁人的眼中，其家庭幸福指數就要降低很多。這個觀點很符合中國儒家關于女性“賢妻良母”的要求標準，但又超出儒家的要求，不僅要對內賢惠，更要能夠對外應對各種關系，甚至家庭財務管理。關于丹江移民的這個觀點，本人在調查中也曾訪談過本地的居民，他們對于這個觀點也持贊同態度，但對“姑娘”所代指的范圍略有不同，本地人理解不僅僅可以指代“妻子”，還可以是那些可以取代妻子地位的其他家庭女性，例如祖母、長大但尚未出嫁的女兒；如果有的家庭妻子不在了，但家庭中能夠有以上可以取代其“管理”地位的人，并能很好的操持家庭事務的，這個家雖不完整，但也算幸福的。

社會發展到今天早就提出“男女平等”的觀念，但在傳統中國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甚至很多都市現代家庭認為男性應該負責賺錢養家，負責家庭經濟來源，女性只需要在家做個“全職太太”，負責相夫教子就行。從某種意義上看，這種觀念說明家庭幸福與否與家庭收入高低有一定關系，但財力絕不是決定性因素，而其中家庭核心女性――妻子（也是母親角色）才是維系家庭成員幸福感的重要支柱，特別是家庭中下一代成員尚未成年，這種對家庭關系重構以及追求幸福的自信心的作用就更強。

20世紀60年代丹江庫區的移民已經過去近半個世紀，當時的移民現在早已經融入本地居民的中，老一輩的人多數已經去世，二代以后的與本地的居民在生產、生活、習慣等方面已無差別。然而回顧這段歷史，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中，女性承擔了比男性更多的壓力和角色轉變，這些壓力不僅來自家庭中的男性，還有移居地的社會壓力，以及女性本身自我的壓力，但她們卻堅韌的度過那段特殊時期，成為家庭幸福重構的主導力量。半個世紀過去，隨著物質生活的改善，新生代的產生，“移民”這個詞也很少在當地人中提起，而當年的“移民”的后代也與本地人建立各種關系，還有很多人也走出家門，到外地工作生活，成為社會發展的新移民，但在這個歷史的遷徙中，面對社會環境的變化，女性對家庭關系重建的影響力值得我們深思。（作者單位：貴州大學人文學院）

參考文獻：

[1][德]恩格斯. 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篇4

一、會計的演變歷程

從人類產生了生產活動以來，會計就開始產生，并伴隨著社會經濟活動的發展而發展。在原始社會，受環境的限制，會計的前期經歷了圖形記事、結繩記事和書契記事三個階段，這些表明了在早期社會會計的萌芽已經開始破土而出，同時也證實了會計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隨著原始社會的解體，農業經濟時代到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社會主導地位，同時商業發展較為緩慢，會計還未形成較完整的體系，不過，會計方法中開始出現了單式記賬，也是會計歷史中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自然經濟不斷發展，單式簿記也逐步完善，形成了一套成熟固定的會計方法體系。然而，世界在進步，中國被迫打開國門吸收西方思想，同時，資本主義經濟應運而生，會計也隨之由單式記賬變為復式記賬，會計分工、會計準則、會計職能確定等等也越來越完善，直至今天，信息化的發展仍在推動著會計向更完善的方面發展。

二、我國的社會經濟環境對會計的影響

（一）對會計準則的影響會計準則的目的是對價值的各種要素予以確認，它從本質上講是一個“分共契約”和“私人契約”的“復合體”，隨著經濟大環境變化以及管理的要求提高，會計準則也在日趨完善，并根據當前經濟情況以及可預見的預期環境確定會計準則的標準。當然，在21世紀，會計準則也將面臨著三大挑戰，第一是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挑戰，第二是股票等特殊金融資產計量的挑戰，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衍生工具的挑戰。這些挑戰要求會計準則必須適應環境，不斷完善。

（二）對會計目標的影響會計目標是會計運行的基本向導和最終歸屬。要想使會計與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首先必須保證會計目標與社會方向的一致性，離開社會經濟環境所指定出來的會計目標是不切實際的。在知識經濟下，會計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是會計發展的主旋律，代表了會計發展的方向。因此，未來會計的目標將是向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同時兼顧受托責任信息，使會計目標與社會發展保持一致性。

（三）對會計對象的影響會計對象是指會計核算和監督的內容。人們對會計對象的研究也是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深入的，在知識經濟的發展現實情況下，對會計對象的深入認識主要體現在會計要素上，六個會計要素為了更好的服務于會計目標，就要根據形勢的發展進行不斷的修改。例如，一個企業的無形資產的重要性已經逐漸追趕有形資產，因此資產的定義就要隨之改變。

（四）對會計計量的影響會計計量是是用貨幣等不同的單位來計算各種經驗業務發生的過程，用具體的數據計量來確定事物的等價關系。會計計量是會計的核心，傳統的會計計量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但是為了適應社會的發展，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計量模式逐漸取代傳統的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計量模式。同時，在會計計量上，對會計可靠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五）對會計報表編制的影響作為一名會計人員，必要的一個工作就是編制會計報表，它能反映一個企業的經營狀況，在自然經濟中，一直采用手工記賬，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手工編制會計報表往往會出現一些從未遇到過的一些新問題而令人不知所措，因為在社會經濟環境下，會計報表的編制是高度程序化、自動化和透明的，用戶直接看到的就是會計報表結果本身，而編表過程完全依賴于會計信息化軟件。因此，社會環境對會計報表的編制有著重要的影響。

三、結論

在知識經濟、全球一體化的基礎上，社會經濟環境在不斷發展，會計所處的環境也隨之改變，這必然會對會計各個要素包括會計整個行業產生深刻的影響。縱觀我國的會計的發展歷史，再借鑒外國會計的發展歷程，針對新時期下的新問題、新現象，要從會計的各個方面進行改革發展，保證會計目標的方向正確性，制定適應社會發展的會計準則，確定準確的會計對象，選擇適當的會計計量方法。社會在發展，時代在進步，會計也從最開始的結繩記事到如今完善的會計體系，未來的計量模式將會出現貨幣計量與非貨幣計量并重、以歷史成本計量為主的多種計量屬性并存的局面。近幾年，自從我國加入WTO之后，經濟的變化更大了，這就要求我們要更新觀念，加強會計準則建設，強化會計職能。同時，我們還應該加快會計信息化步伐,規范和開拓會計市場，提高會計人員素質。

篇5

［關鍵詞］社會經濟環境 會計方法及理論 影響

會計環境是會計主體、會計理論、會計方法所賴以存在的境況,并決定著會計思想的演變、會計組織的建立、會計法制的制定、會計工作水平的客觀歷史條件及特殊情況。 目前,國內外對會計環境的分類仍存在著不同的劃分方法,國內外學者的觀點主要有: Famer和Richman認為,會計環境包括教育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經濟因素和法律因素四部分。

FrederickD.S.Choi認為,會計環境包括法律體制、政治、企業所有權的性質、企業規模及復雜性的差異、社會氣候、企業管理及金融界的精通程度、立法對企業的干預程度、特定會計立法的出現、企業革新的速度、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模式、職業教育和組織。

一、社會經濟環境對會計方法及理論的影響

縱觀會計的歷史，可以看到社會經濟環境會計的影響是伴隨著會計的發展而產生的，而社會環境的變化必然會帶來會計的巨大挑戰，反過來會計對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在經濟環境的沖擊下，就給會計方法和理論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挑戰。

1.對會計對象造帶來的挑戰

會計對象就是指企業事業單位在經營過程中流動的資金現象，這些流動的資金就是會計需要計算和控制的內容。其實主要是反映在會計要素的沖擊，這就表現在會計要素要根據社會形勢的變化來做出調整，因為，會計要素只要及時修改才能更好地適應經濟的變化，也才能為會計目的做出相應的準備。

2.對會計報表目標帶來的挑戰

會計報表目標就是指為會計的核查對象安排的會計信息以及對會計報表使用者到來的需要，會計目標是發展會計實務和理論的根本事項和條件，也是會計理論基本結構的最頂層。由于對會計目標的沖擊造成了理論學家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一個是受委托責任觀點，它是針對過去并且強調了會計信息質量的可靠性；一個是決策有用觀點，這種主要是針對將來著重講了信息質量的相關性。未來的會計信息發展方向應該是要向使用的人不僅要提供質量效果好的信息，同時也要注意受委托的責任信息，這才是會計發展的正確目標。

3.對會計計量帶來的挑戰

會計計量就是用貨幣等不同的計量單位來計算各種經濟業務發生的過程，用明確的數字計量來確定事物發生之間關系。以前會計在計量方面上就是用成本計算、折舊、損益類等方面的實務來表現的，這樣成本的計量模式是傳統的方法。知識經濟時代主要講究無形資產代替有形資產，這就決定了傳統的計量模式將被公允價值計量的模式取代，但是公允價值模式的計量法帶有主觀判斷性，缺乏可靠性，而歷史的成本計量模式具有可依據性，比較客觀。因此，隨著社會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過程中，在推行以公允價值為基礎的計量模式要依據傳統的成本計量模式，這也是未來會計發展的趨勢。

二、針對經濟環境的影響做出的調整

會計作為反映經濟活動的信息管理系統，對經濟環境的管理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但是處在社會經濟環境中的會計由于受經濟的沖擊，必須做出合理的調整來保證會計職能的正常發揮，那么，針對經濟環境與會計之間的相互作用，做出怎么樣的調整就顯得非常重要。

1.借助政府的有效手段來規范經濟的環境

我國目前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借助國外市場的特點來結合本國的市場體制來建設的，經濟的主體單位是市場，但是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制度還存在許多缺陷和不規范，這就需要政府采用適當的法律或其他手段來正確的規劃經濟體制，干預市場的發展形勢，為會計工作的正常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環境。

2.跟上國際會計的步伐，健全會計制定標準

會計作為一門國際化的管理學課程，這就決定了我國必須跟上國際會計的步伐，嚴格依據國際會計的變化形勢，盡可能的降低會計準則中的多項會計方法和標準，認真根據國際化標準來規范會計制定，避免主觀性的控制出現了會計信息不準確性的問題出現。

3.改變會計計算的計量模式

隨著現代社會無形資產的不斷增多，這就需要會計計算的范圍應該做出相應的改變，特別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更加決定了傳統的成本計量模式已經出現了許多不足，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改進會計核算和計量模式。因此，必須增加會計信息的容量，考慮增加非貨幣形式的模式，同時，也要采用貨幣計量和非貨幣形式的計量模式，結合傳統的成本模式和多種計量模式來改變會計核算的計量模式。這樣的結合與并重才能確保企業會計信息的全面性，提供給廣大市場經濟主體完善的市場反映內容。

4.加強會計人員的專業水平

會計學的運用離不開會計人員的工作，但是目前多數會計人員的職業習慣已經不能適應會計的發展要求了，因此，這就需要會計人員加強自身的職業判斷能力，提高自己的專業知識，提升自己的職業道德修養，這樣才能避免會計工作信息的失誤等諸多問題，更加促進了會計工作的穩定發展，也有利于經濟的發展。提高會計人員的職業判斷能力

總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會計的不斷發展，同時社會經濟環境也會影響會計，如何找出一個平衡的方法來促使會計在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下穩定的發展，這是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會計專業的人員應該在以后的事業過程中，力求探出經濟環境與會計融洽互動的有效解決方法。

參考文獻:

[1]陳淑娟;我國中小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07年

篇6

【關鍵詞】 出院隨訪；回歸社會；相關因素；護理干預

通過隨訪調研采集了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在我院治療達到臨床痊愈的90例出院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分別在3月，6月，9月，12月對其進行院外動態隨訪調查，發現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因素有很多，在與患者及家屬的交談過程中，其中有9人認為長期服藥，缺乏相關用藥知識是影響最大的因素，占10%；有40人認為自身因素及心理壓力是最重要的，占44.4%；有25人認為社會環境因素是影響最大的，占27.8%；有11人認為家庭因素也很重要，占12.2%；還有5人認為社會上缺乏精神病專業康復組織是影響最大的，占5.6%。由此可見，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主要因素依次為：①患者自身因素；②社會環境因素；③家庭因素；④缺乏相關用藥知識因素；⑤缺乏精神病專業康復組織因素。

1 針對患者自身因素應進行的護理干預

1.1 對患者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健康宣教 使患者能知道所患疾病的名稱和主要的治療方法，只能靠長期服用抗精神病藥物來控制病情。患者要按時按量遵醫囑服藥，保持充足的睡眠，合理的營養。要定期進行復查。

1.2 加強患者的心理護理 由于大多數精神病患者情感、語言功能較差，許多患者沉默不語，不愿暴露內心想法，讓其開口說話，參加社會活動是非常困難的。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常會出現自卑心理，如自我形象降低或消失，感到前途無望、自尊低落、孤獨無助等負性消極心理[1]。針對這些問題，我們要鼓勵，支持他們參與社會活動，通過讓患者參加工娛活動，音樂治療，行為認知矯正等轉移患者的注意力，尊重患者的人格與尊嚴，注重患者的主訴以及滿足患者的合理要求。哪怕是一個關切鼓勵的眼神，一個表示理解的點頭肯定，都可以開啟患者的心門，激發其回歸社會的潛能，更好的提升患者的社會生活能力。

1.3 對患者回歸社會進行指導 由于他們受疾病的影響和較長時間不與社會接觸，不知道怎樣與人交往。不敢獨自從事社會活動，不懂得如何進行勞動，甚至連怎樣購物，算賬都感到困難，只能呆在家里，整日睡覺，導致生活懶散，作息時間不規律，興趣減少、情緒不穩，社會功能退化，這更增加了他們重返社會生活的難度[2]。首先要促使患者建立正常的生活規律，在家屬的陪同下參與一些集體勞動，增加社交機會，培養相互協調的意識；條件允許的可以將適合精神病患者參與的社會活動進行總結、歸納，制成光盤，用通俗易懂的言語進行講解，使患者及家屬按照光盤所示范的內容進行社會功能訓練。

2 針對社會環境因素應采取的護理干預

2.1 加強對社會人群精神衛生知識的宣傳 通過發放宣傳材料、建立健康教育欄、進行健康動員大會、心理服務、義診咨詢等形式定期給社會人群進行精神病知識的宣傳普及，消除人們對精神病的恐懼和歧視，從內心深處接受出院精神病患者，為患者參與社會活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幫助患者獲得社會支持[3-4]。社會各界的關愛、理解、支持都有助于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

2.2 病人回歸社會比戰勝精神病更為困難，他們不僅要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礙，還要同外界的各種干擾斗爭，因此，常常會出現失誤、猶豫、退縮，或出現一些令人尷尬的情況。這時，切不可簡單粗暴地批評、指責病人，而應以寬容的態度善待他們。耐心地予以引導和幫助，保全病人回歸社會的信心。

3 針對家庭因素應采取的護理措施

和諧溫暖的家庭環境，能夠促進患者早日回歸社會。但有些家屬對疾病認識不夠，認為只要出院，精神癥狀已控制就可以不吃藥了，亦或是將患者作為一種家庭負擔，產生較大的精神壓力，這些都是極其錯誤的，很多患者就是因為這種原因而無法恢復正常的社會活動，甚至造成疾病復發的。因此，有必要對患者家屬進行健康干預措施。

3.1 加強對家屬的健康教育 應對家屬進行疾病相關知識的宣傳，使其正確認識精神疾病的治療方法，增強精神癥狀靠藥物維持的意識，自覺督促患者按時按量服藥。讓家屬意識到精神病患者越是不接觸社會，其社會功能的退化就越嚴重。

3.2 加強家屬對患者的監管責任 家屬既要監督患者按時服藥，同時也要善于觀察藥物的副作用，早發現早控制。要定期為患者進行體檢，便于疾病的早期發現。發現患者有異常變化，及時住院治療。同時要保持患者心情愉快，在參加社會活動時，不要刺激患者，避免患者情緒波動過大。活動量要適當，避免患者過于勞累。

4 針對患者缺乏相關用藥知識應采取的護理干預

4.1 加強疾病治療知識的宣傳 目前大部分抗精神病藥物都有副作用，主要可導致患者過度嗜睡，疲乏，流涎，無力等。特別是流涎，所以，我們要針對這些問題對患者進行指導和心理護理，提醒患者外出時帶上手帕，便于及時清理口水，并攜帶個人信息小卡片，以防意外，這樣可以提高患者服藥的依從性。

4.2 提高患者的自我監測能力 對患者加強藥物治療的健康宣教，將常見的抗精神病藥物的副作用表現進行總結，用通俗易懂的言語定期為患者和家屬進行講解，指導患者如有不適或出現異常，應提高警惕，及早就醫，降低患者對藥物副作用的恐懼，使患者自覺主動的按醫囑服藥。在藥物的控制下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提高社會生活能力。

5 針對精神病康復組織缺乏應采取的護理措施

在我國，精神科康復機構在整個社會中是比較短缺的，這就導致了患者出院后缺乏相關的康復訓練組織和場地，不能有效、系統的學習回歸社會的技能，進而影響患者參與社會活動的能力。

6 總結

精神病不只是一個疾病的問題，它同時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讓精神病人回歸社會，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是精神病防治康復工作的主要目的，也是病人家屬和社會為之期盼的。促進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幫助其恢復社會生活適應能力，不僅有助于患者穩定病情，減輕家屬的負擔，同時對于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安全有重大意義。通過以上的調查分析，患者自身因素，社會環境，家庭因素，長期服藥但缺乏相關知識以及精神病康復組織缺乏是影響精神病患者回歸社會的主要原因。通過對以上相關因素進行分析，采取有針對性的護理干預，使患者參與社會的積極性和社會適應能力均有所提升。

參考文獻

[1] 劉芬.淺談精神病復發的原因及護理干預[J].當代護士，2003，（7）：34.

[2] 王善澄.實用康復精神醫學[M].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1：25.

篇7

旅游活動的主體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旅游者是來自不同的區域、不同民族的人，因而具有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他們到旅游地旅游，必然會和旅游地的社會文化產生各種各樣的接觸，不同的社會文化之間必然在某些生活習俗、思想觀念、倫理道倔、風俗習慣、語盲文化等方面產生相互影響。旅游主體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發展進步的社會的人。歷史上，由于社會條件的限制，旅游主體只限于有權、有錢階級。而在現代社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旅游主體己經逐漸變為廣大人民群眾。現代社會能夠促使人們產生旅游動機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文明、安定的社會條件促使旅游者產生旅游動機。這里所說的社會條件是指一個旅游景區在國際國內享有的聲譽和地位，旅游只區居民道德親質水平和旅游業發展政策以及旅游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所以，旅游景區的社會安全狀況、經濟發展水平、居民綜合宏質等，都是影響旅游者客源的主要因素，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條件。

第二，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促使旅游者產生旅游動機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國民收入的增加、居民可支配實際收入的增加，使人們消費水平增加。這是促使人們產生旅游動機的經濟因家。

第三，休假時間的增加使人們有更多的機會外出，因此也是促使人們產生旅游動機的一個因素。閑昭時間是旅游者外出的最佳時機，是旅游活動發生最為集中的時間段。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社會福利制度的日趨完善和合理化，為人們帶來了更多的休假時間。日常緊張的工作和周而復始的單調使人們身心疲憊.而旅游能結人們帶來精神上的自主、自由的感受。當閑暇時間充裕時，旅游也就逐漸變成了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第四，旅游地社會文化環境的特色，對旅游者有強烈的吸引力，促使人們產生接觸的欲望。旅游作為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已經超出了經濟的范疇，具有文化意義。開放性的旅游接待方式，需要高寒質的人們參與，并自覺執行；旅游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旅游景區的環境美化和旅游接待服務水平優化，需要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和支持。人們外出旅游強調的是精神上的愉悅感受，而旅游目的地的景觀越獨特，服務越完善，公民文明程度越高，對旅游者越有吸引力。

在形成旅游活動的各個要素中，旅游資源處于客體地位。當旅游者準備外出旅游時，能夠決定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旅游資源。因為那些具有獨特民族特色和區域特色的旅游資源總是布局在特定的地理區域內，而旅游者的觀感也不是依靠別人口頭宣傳介紹或者書報文字介紹所能滿足的，人們必須通過親臨其境才能達到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根植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這是旅游資源的特點。各種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分別來源于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但并不是泛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旅游資源，而是持指那些能夠帶給并且滿足旅游者想象和求異求奇心態的審美對象。例如；被賦予神話傳說的山川河流、湖泊草原，表現人類智恿的發明創造、歷史遺跡，體現民族風情的風俗習慣、宗教儀式等，這些不論是自然的旅游資源，還是人文的旅游資源，在人類活動的影內下，都歸屬于社會文化的范疇。人類用智慧給自然界的怪異和美麗添加神奇的傳說，讓旅游者充滿通想；人類用技術和靈巧建造出美輪美奐、氣勢恢宏的歷史遺跡，讓旅游者嘆為觀止、萌生敬意；地處伯遠、魅力獨特的少數民族民風民俗讓旅游者備感新奇、心馳神往。可以說，沒有任何一處旅游資源可以脫離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而存在。旅游資源之所以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吸引力，是因為人類賦予了旅游資源許多美學特征，而美學內涵的豐富程度，取決于社會文化環境的發達程度。對于純粹的自然資源，也無法脫離社會文化環境的影響而成為旅游資源。社會文化不僅賦予旅游資源豐富的人文內涵，而且社會文化的發展也會為現有的旅游資源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由于一些地方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不論是旅游者還是當地居民都會有一些和旅游健康發展背道而馳的不合理行為。例如旅游景區建工廠，造成“三廢”污染，使旅游環境質量下降；旅游者缺乏環保意識，公眾意識，隨手制造垃圾，亂刻亂畫，攀花折技；旅游地小商小販受經濟利益驅使擾亂旅游市場等行為，都對旅游資源和旅游環境造成了惡劣影響。

篇8

 

渤海海洋環境問題已經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長期以來渤海“碧海工程”整治專項等工作都集中在渤海內部環境科學治理上，未能對引起海洋環境污染的源頭進行規劃治理，難以達到治本的目標。本文將治理渤海海洋環境的視角從海域轉移至陸域，認為研究沿海社會經濟活動對渤海海洋環境的影響是破解“渤海難題”的關鍵。環渤海地區已經凸顯出其經濟迅猛發展的趨勢，未來一段時間該地區將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區域，開發力度和強度都會隨之加大。

 

多個國家和地區發展規劃都緊緊圍繞渤海沿岸而制定，新一輪的發展起點將渤海區域再次推入快速發展的隊列，形成了環渤海的開發建設格局。渤海海域在為未來經濟發展提供港口航運、發展空間的同時，其海洋環境在這種高開發強度背景下必將承受更大的壓力。未來的經濟開發活動會對渤海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規劃要在環渤海地區布局哪些產業?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以及農業結構的改變對渤海環境造成多大的壓力?工業結構的調整是否有利于渤海環境的改善?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對渤海環境是否有影響?調整產業發展方式能否成為解決渤海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對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趨勢有個宏觀的把握。

 

一、30多年來渤海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主要原因

 

過去的30年環渤海經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經濟總量增長了76倍，以中國4.39%的土地面積創造了中國21%的經濟總量，工業經濟密度為全國平均的4倍，其工業發展對中國經濟整體增長的貢獻更是不可替代，形成了雄厚的工業基礎。城市人口在過去30年增加了4600萬，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率。城市建設在近20年里，擴張了一倍多，即在20年里又建成了一個1986年的環渤海城市群，其擴張速度讓人震驚。

 

伴隨著環渤海地區社會經濟活動強度不斷加大，渤海海洋環境在過去30年的時間尺度內亦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渤海海水質量幾乎全是一類水質，二類水質比例很小，而2000年左右，以三大海灣為主，海水水質出現了三類水質，其中以二類水質為一般狀態，一類水質比例急劇減小，時至今日，渤海三大灣的水質主要以四類和劣四類水質為主，一類水質海域幾乎沒有，而且每年的變化趨勢均是較清潔水域面積減少，污染水域面積逐年增加。

 

渤海環境質量問題已成為很多政府部門、專家學者關注的環境問題，甚至有些專家學者提出，如按此狀態發展下去渤海將成為“死海”。根據海洋局監測資料統計，海上活動及臨岸活動的污染貢獻約20%，而陸域社會經濟活動對海洋環境影響的貢獻占80%，工業生產、農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是陸源污染的三大來源。陸域經濟活動產生的廢水通過排污口、地表徑流、河流排入海中，而通過河流入海的污染物量又占入海污染物總量的80%以上，其中攜帶大量的化學需氧量、氨氮、總磷、石油類、重金屬等污染物。

 

因此，渤海環境在如此短暫的時期內發生了這么巨大的變化，究其原因自然因素應該排除在外，渤海周邊人類的開發活動應該是其最主要原因。目前環渤海地區的開發力度相比過去的30年更是有增無減，該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產生大量的廢水，污染物經由40余條河流注入渤海，渤海容納了該區域幾十年來的生產廢水，其環境壓力巨大，時至今日渤海仍承受著巨大的環境負擔。

 

二、社會經濟活動影響渤海海洋環境的壓力分析

 

(一)農業污染可能成為最重要的因素

 

與20世紀80年代的傳統農業相比，農業生產在發展規模、產業構成、現代化生產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地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農業的生產規模迅速增長。30多年來，環渤海地區農業總產值增長了40多倍，其中種植業產值增長25倍，畜牧業產值增長110倍，漁業產值增長160倍。糧食產量由4000萬噸增加到6800萬噸，增長了70%，水果產量由291萬噸增加到3513萬噸，增長了10倍多。

 

2.農業的產業結構發生明顯變化。傳統農業中種植業占絕對優勢，比例達80%以上，隨著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肉、蛋、奶等畜產品的需求將不斷增加，現代農業中畜牧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13%增加到2011年的34.6%，畜牧業與種植業共同成為農業發展中的支柱產業。環渤海地區畜牧業具有排污量大而處理率低的特點，從污染排放量上畜牧業排污量遠大于種植業，快速發展的畜牧業已成為渤海地區水體污染的重要源頭。

 

3.農業現代化的生產方式。農業生產規模在過去幾十年的快速增長，除農業科學技術的貢獻之外，這些成績大多仍是依靠了大量的物質和能量的投入而取得的。大量的農藥化肥用于經濟作物的生產，農業化肥施用量增長了4倍，農藥增長了3倍(相比1990年)，化肥施用量和農藥施用量超出安全施用量上限2倍多。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在物質和能量投入水平上對于渤海環境而言并不能構成多大的影響，這種現代農業生產方式也快速加重了農業生產這個面源污染源的強度。可見，過去30多年的時間里，農業總體規模的增長、農業結構和生產方式的改變是推動環渤海地區農業面源污染不斷加劇的最主要原因。

 

(二)工業結構調整趨勢不利于環境改善

 

環渤海區域經濟目前正處于工業化階段中后期，主導產業仍然集中在工業部門，且工業結構整體呈現重型化特征，鋼鐵工業、石化工業和裝備制造業所占比重遠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明顯。從環渤海地區主要重化工業行業未來的發展趨勢上來看(見表1)，鋼鐵、石化、裝備制造等重化工業產業發展勢頭迅猛，重化工業在各省市工業結構中的支柱地位將不斷加強，同時重化工業布局呈現向渤海沿海集中趨勢，包括山東半島的城市群，河北唐山的曹妃甸、黃驊港，天津的濱海新區，遼寧沿海城市群等。

 

由于鋼鐵、石化工業等重化工業屬于資源依賴型產業，也是高能耗、高污染產業，環渤海地區工業結構重型化趨勢勢必會加大對資源的消耗，還會帶來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等問題。同時，主要重化工業行業呈現向渤海沿岸集中的趨勢，當眾多重化工業企業在小范圍內集中時，其污染物排放強度增大，這對渤海環境肯定會造成比較大的壓力。因此，未來的重化工業發展對渤海環境的影響還將持續，生產廢水如果處理不當則對渤海環境的破壞將加劇。

 

(三)城鎮化加劇環境壓力

 

由于城鎮居民生活廢水經管道排放，容易排入河道，入河系數高，污水處理規模和程度較低，導致城鎮居民生活產生的廢水入河量較大。隨著城鎮化率的大幅提高，城市規模將不斷擴大，城市地表徑流污染量也逐漸增加，城鎮化將成為加劇渤海環境壓力的重要因素。“十二五”期間，環渤海地區城市化進程將進入到了快速增長階段，三省兩市提出的城市化目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最高達到了90%(見表2)。以沈陽為核心的“五帶十群”發展規劃指出至2015年城鎮化率要達到80%以上，這些因素將使遼寧城鎮化在“十二五”進入加速發展期。

 

山東省“十二五”期間城鎮化發展目標為，城鎮化水平達到55%以上，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每年從農村轉移出120萬人口。河北省提出要進入全國城市化發展先進行列，未來的發展要把城市群作為主攻方向，構筑環首都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帶“兩群一帶”城鎮化空間新格局，大力推進城鎮建設水平。隨著環渤海地區周邊城市群不斷擴大，渤海周邊城市人口的增長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仍是發展趨勢，居民生活廢水排放將加劇對渤海環境的壓力。

 

三、緩解渤海海洋環境壓力的解決對策

 

(一)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

 

農業污染物排放量與農業經濟發展規模直接相關，而農業經濟規模的發展壯大是地區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是農業污染治理的根本出路。以轉變農業經濟增長方式為主線，選擇集約型、生態型、精細化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是降低農業污染的根本途徑。畜牧業生產方面，逐步取消“一家一戶”的養殖經營方式，通過建立畜禽養殖小區，將各養殖專業戶在空間上集中起來，使畜禽養殖污染的面源特性轉變為點源，實施污染物的統一收集、統一處理和循環利用。種植業生產方面，應完善和發揮有機肥與低毒農藥使用的補償機制政策，引導種植業生產向低成本、高利用率、低污染的模式發展。

 

(二)調整工業發展方式

 

根據相關規劃環渤海地區未來的重工產業將會更快更好的發展。因此，調整工業發展方式，發展循環經濟，走集約化生產、清潔化生產、低消耗高產出的發展之路將是降低工業污染的重要出路。一方面，金屬冶煉與壓延加工業目前不僅在環渤海地區，甚至在全國范圍內都處于一個供過于求的狀態，同時由于該產業高耗能、高污染的特性，因此，該產業生產規模需要得到有效控制，并通過技術更新和企業重組等途徑對冶金產業進行有效整合，提高產品生產質量的同時有效控制工業污染。另一方面，石化工業屬于資源消耗型產業，環渤海地區依托資源稟賦在石油開采、儲存以及粗加工方面有著競爭優勢，但石化產業鏈下游工業產品的研發和生產能力不足，是典型的粗放型生產模式，因此應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加快企業整合重組，提高產業集中度和技術水平，積極推進產品向高端化、精品化、專業化發展。

 

(三)提高污水處理規模與水平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鎮居民生活污染物產生量將不斷增加。加大城市廢水治理投資，提高城鎮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提高污染物消減率，避免污水直接排入雨水管道以及河流、湖泊、水庫等環境水體是治理城鎮生活污染的最根本途徑。

篇9

【關鍵詞】幼兒；親社會行為；家庭環境；同伴地位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10)10-0043-04

一、問題的提出

親社會行為是指一切有益于他人和社會的行為，如助人、分享、謙讓、合作、自我犧牲等。1―2歲的幼兒就表現出了親社會行為的萌芽，隨著年齡增長．幼兒的親社會性不斷發展。以往的研究表明，幼兒期高的親社會性水平可以促使兒童自我接納和自我滿足，也能防止兒童在以后的成長過程中產生抑郁情緒或犯罪傾向，從而有助于兒童將來的學業成績和社會成就。換言之，幼兒親社會行為的發展關系到其成年后是否能夠適應社會，獲取學業、事業成就，以及心理能否健康發展。而已有的很多研究均表明，親社會行為具有可塑性，因此，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研究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兒童主要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包括父母和其他成人的成人世界，另一個是同伴世界。兒童出生后最初幾年主要在家中度過，父母及其他養育者對其影響深刻。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社會活動范圍不斷擴大，與同伴一起生活的時間大大增多，同伴交往成了他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和同伴這兩個與兒童生活密切聯系的系統對兒童的發展均影響重大。有時這種影響會重疊或交叉。為此，有研究者考察了父母教養方式、同伴關系、師生關系等因素對兒童親社會行為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多是對某一因素的單項研究，很少有綜合考察兩個或兩個以上系統影響的研究，且多以學齡兒童為研究對象。有鑒于此，本研究擬綜合探討家庭環境和同伴關系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并就如何培養幼兒親社會行為提出具體建議。

二、研究方法

(一)被試

采用隨機整群抽樣方法(以班級為單位)選取大連市2所幼兒園共240名幼兒作為被試。按年齡將被試分為3歲組、4歲組和5歲組。其中3歲組66人，4歲組77人，5歲組97人；男孩122名，女孩118名。

(二)研究工具

1．家庭環境量表

《家庭環境量表(FES-CV)》原由Moss等人于1981年編制，共設90道是非題，需要大約30分鐘完成。該量表分為10個分量表。分別評價10個不同的家庭環境因素。本研究采用的是沈其杰、費立鵬等人修訂的該量表第三版(見表1)。

2．同伴提名

采用同伴提名法來考察每名被試的同伴關系。施測時把被試單獨叫到活動室一角，讓被試看著班里其他幼兒，告訴主試他(她)最喜歡的三名同伴和最不喜歡的三名同伴的名字。根據Coie和Dodge的分類方法，將每名被試所得到的“最喜歡”和“最不喜歡”的提名數以班級為單位進行標準化轉換，并根據標準化后的“最喜歡”(LMz)和“最不喜歡”(LLz)得分來計算每名被試的“社會偏好性”得分(sP=LMz-LLz)和“社會影響力”得分(sI=LMz+LLz)。由此，將被試根據同伴關系分為五組(見表2)。

3．親社會性測試

采用華東師范大學鄧賜平自編的《幼兒社會行為教師評估問卷》中評定親社會行為的測試題。該測試包括11個條目，其內在一致性系數為0．8724，采用3點計分法，由對幼兒情況最熟悉的班里教師根據幼兒平時在園的行為表現對每名被試進行評分。

(三)數據分析

采用SPSS軟件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逐步回歸分析、協方差分析等統計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幼兒親社會行為的發展特點

以年齡和性別為自變量，以親社會行為得分為因變量，進行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年齡差異和性別差異，結果見表3。

由表3可知，幼兒親社會行為發展的年齡主效應顯著，性別主效應顯著，年齡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進一步檢驗發現，3歲組幼兒與4歲組幼兒差異不顯著，5歲組幼兒的親社會行為得分顯著高于4歲組幼兒，由此可以推斷4―5歲為親社會行為發展的關鍵期(見圖1)；女孩的親社會行為得分顯著高于同齡男孩。

(二)家庭環境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影響

以家庭環境的10個評定因素為自變量。以親社會行為得分為因變量，進行多元逐步回歸分析，考察各家庭環境因素對幼兒親社會行為的影響，結果見表4。

由表4可知，家庭親密度與家庭矛盾性這2 個因素可以有效預測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家庭親密度水平越高，家庭矛盾性水平越低，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就越高。

(三)同伴關系與幼兒親社會行為水平

以單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不同同伴地位的幼兒親社會行為水平的差異，結果見表5。

由表5可知，不同同伴地位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差異極其顯著。經LSD法事后檢驗，被拒絕組幼兒的親社會行為得分顯著低于受歡迎組、被忽略組和普通組幼兒。

(四)家庭環境與同伴地位對幼兒親社會行為水平的交互作用

分別以家庭矛盾性、家庭親密度和同伴關系為自變量，以親社會行為水平為因變量，進行協方差分析，結果發現家庭矛盾性與同伴關系的交互作用不顯著，而家庭親密度與同伴關系的交互作用顯著，結果見表6。

為更具體地揭示交互作用的效果，對各同伴地位分組的幼兒分別進行親社會行為水平對家庭親密度因素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在親社會行為對家庭親密度因素的回歸方程中，受歡迎組幼兒的標準化斜率B=-0．160(t=-1．178，P>0．05)，被拒絕組幼兒的標準化斜率B=0．437(t=3．536，P0．05)，有爭議組幼兒標準化斜率p=0．509(t=3．551，P

而被拒絕組幼兒、有爭議組幼兒和普通組幼兒的家庭親密度越高，其親社會行為水平就越高，特別是有爭議組幼兒和被拒絕組幼兒，其家庭親密度對其親社會行為水平的影響尤為顯著(P

四、討論與分析

(一)幼兒親社會行為發展的特點

本研究發現，3歲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與4歲幼兒無顯著差異，而5歲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則顯著高于4歲幼兒，可以看出，4～5歲是幼兒親社會行為發展的關鍵期。這與國內外已有的一些研究結果一致。4歲是幼兒很多心理特征發展的關鍵期，如執行功能、心理理論、自我控制等，對親社會行為發展的研究又一次證明了4歲這個年齡段的關鍵性。這也提示幼兒園教師和家長，在幼兒4歲前后要多關注其親社會行為的發展，如，注重創設互助的情境，讓幼兒體驗到助人后的積極情感，或者從認知角度幫助幼兒認識到親社會行為的重要性，以幫助幼兒獲得親社會行為。

(二)家庭環境與同伴關系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發現，家庭親密度與家庭矛盾性可以有效預測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被拒絕組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顯著低于其他組幼兒，家庭親密度與同伴關系交互地影響著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

家庭矛盾性是指家庭成員之間公開表露憤怒、攻擊和矛盾的程度，屬于家庭中消極的環境因素。本研究發現，家庭矛盾性越高，幼兒的親社會行為水平越低。矛盾性高的家庭中父母經常吵架，親子關系不融洽，導致家庭中積極情感的匱乏，致使幼兒親社會行為水平不高。也可能因為家庭中父母經常吵架，從而使幼兒學會了這種負，并把打人、罵人等負帶到同伴交往的環境中。導致其親社會行為水平很低。

篇10

棚民的對徽州山區的無序墾殖和惡性開采，對徽州山區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并直接影響到了所在山區原有社會生產與生活秩序，形成了較為嚴峻的“棚民”與土著居民對立的社會問題。

關于徽州棚民問題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尚嫌不夠深入。本文擬通過對徽州方志、家譜、檔案、碑刻和文書等材料的分析，對棚民進入徽州山區后，給徽州山區生態環境及社會經濟所造成的影響與破壞，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應對措施，進行系統剖析和論述。

一、棚民進入徽州山區的時間和數量分布

關于棚民進入徽州山區的時間，清代安徽道憲楊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屬山多田少，棚民租墾山場，由來已久，大約始于前明，沿于國初，盛于乾隆年間。”[4] 對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縣治》的序文，楊懋恬關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楊懋恬所指出的那樣，徽州山區棚民最盛的時期是清代中葉的乾隆時期。婺源縣棚民有明確記載的最早時間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縣、休寧、祁門、黟縣和績溪等大體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慮到祁門地當徽州府往安徽省盛會安慶孔道，故安慶進入此地的棚民應當不會晚于婺源。

進入徽州山區墾殖和經營的棚民數量，以毗鄰的安慶等府為最多，其次為鄰省的江西和浙江，遠者甚至還有來自福建的棚民。“該民等籍隸（安慶府）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桐城等處，間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屬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進入徽州山區租地種植苞蘆和挖山燒炭等活動，曾經和當地土著居民產生了嚴重矛盾，導致紛爭和訴訟不斷，但這種矛盾都還是小范圍的。直到嘉慶十二年（1807）才因休寧縣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會中等逞兇釀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視。但徽州山區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記載，數量也差異較大。據辦理撫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瑤估計，約有萬余人，“棚民之多，以萬計也”。[6] 還是高廷瑤，在辦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說：“余思徽郡屬境，俱有棚民，不下數十萬人。”[7] 而據楊懋恬飭令徽屬各縣確查，其具體數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縣棚民的具體分布如下表：

所在縣|棚民所搭棚數|棚民丁口數

歙縣|334|1415

休寧|395|2522

婺源|74|295

祁門|579|3465

黟縣|9|69

績溪|172|915

合計|1563|8681

以上統計相對較為精細，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縱橫，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設法隱匿不報，因此，其數據難以完全與實際完全一致。至少黟縣的數據就不夠準確。根據黟縣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慶十年（1805））和嘉慶十六年（1811））連續頒布的四份關于嚴禁棚民造窯燒磚、水口燒煤、租山開墾和開煤燒灰等禁令的情況來看，黟縣的棚民之害應是相當嚴重的，其棚民數量絕非表上統計的69丁口。又據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撫陶澍編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統計，此時，在大量棚民已被驅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況下，編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還有156戶，具體分布是：[8]

所在縣名|棚民戶數|選充棚頭數|備注

歙縣|156|17|

休寧|231|24|

祁門|432|24|

黟縣|10|1|

績溪|12|——|居住分散，不便編設棚頭。

合計|841|66|

不管是數萬還是數十萬，清代中葉以后徽州棚民的數量不會是一個小數字。我們今天在徽州調查期間，發現很多以“棚”為名的村落，如祁門喬山，休寧回溪、南塘，以及歙縣柘林、藍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為村的村落。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沒有的。更為要緊的是，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還能操著一口流利的安慶方言。可見，當年棚民的數量是極其可觀的。

二、棚民對徽州山區生態環境的破壞

數以萬計的棚民大規模進入徽州山區，進行無序甚至野蠻開開墾與開發，給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態環境，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

徽州“郡之地隘，斗絕在其中。厥土骍剛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澤而易枯。十日不雨，則仰天而呼，一驟雨過，山漲暴出，其糞壤之苗又蕩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墾為田，層累而上指，至十余級不盈一畝，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間。”[9] 如此惡劣而脆弱的生態環境，使得徽州的糧食生產始終不能自給。“徽介萬山中，地狹人稠，耕獲三不膳一。即豐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論歲饑也。”[10] 因此，徽州經濟結構中，以養山植樹、販運木材為主的山林經濟產業占據著很大的比重。這一經濟結構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歲聯為桴，下浙河。”[11] “祁門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休寧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種杉為業。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難窮”[12] 山場林木不僅是徽州人賴以維生的主要資源，而且，由于它們可以涵養水源，使徽州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始終保持一種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健康狀態。

棚民的大規模進入，并進行無序的墾山種田和煤炭等礦物開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區的生態環境受到了較為嚴重的破壞。“乾隆年間，安慶人攜苞蘆入境，租山墾種，而土著愚民間亦效尤。其種法必焚山掘根，務盡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盡童，田尤受害。雨集則砂石并隕，雨止則水源理竭，不可復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澇不能瀉，原田多被漲沒。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 休寧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訴棚民罪狀時，就曾聲淚俱下地陳述棚民對休寧山區生態的破壞。他說“我們住居地方，環抱皆山，禍遭流匪方會中等向無業地棍程金谷等盜租山場，搭棚糾集多人，私行開墾，種植苞谷，以致山傾石瀉，漲塞河道，山上墳塋盡行挖掘，山下田廬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縣棚民聚集人數最多的祁門山區，因棚民租山種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態災難也最為劇烈。祁門西鄉箬坑，向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來之前，這里的居民安居樂業，過著一種相對富足的生活，“我環溪基遷于宋，跡發于明，聚族而居，歷年有所。向來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飲食，取給于田者，不敵取給于山。當年興養成材，年年木棄取，絡繹不絕。所以家有生機，人皆樂利，……無不衣食余饒。”[15] 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進入之后，這里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居民平靜富有的生活環境也如明日黃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異民臨境，遍山鋤種，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馳，堆積田園，國課永累。且住后來龍山場，合族公業，亦盡開挖鋤種。人居其下，命脈攸關。此日坑河滿積，一雨則村內洪水橫流，祠前沙石壅塞。目擊心傷，人皆切齒。”[16] 祁門北鄉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區之一，同箬坑一樣，山場林業是善和經濟的命脈，誠如《竇山公家議》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產，效遠而利大。今治山者遞年所需，不為無費。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倫。”[17] 就是這樣一個仕宦、商賈輩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時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襲。為此，全族父老集議，由程鈍根主筆撰寫了程氏宗族驅逐棚民的檄文——《驅棚除害記》。在這篇驅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鈍根歷數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項均系對當地生態環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蘗不生，樵采無地，為害一也；山賴樹木為蔭，蔭去則雨露無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雖時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資灌溉，以至頻年歲比不登，民苦饑謹，為害二也；山遭鋤挖，泥石松浮。遇雨傾瀉，淤塞河道。灘積水淺，大礙船排，以致水運艱辛，米價騰貴，為害三也。”[18]

可見，棚民大規模進入徽州山區租山墾殖苞蘆和賃山挖煤燒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據有關史料，棚民對徽州山區生態環境的破壞，大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壞。徽州歷史上有著良好的生態環境，境內山巒重嶂，河川縱橫，森林植被面積廣闊，所謂“重岡複嶺參天際人，巖谷幽阻林莽叢茂”。[19] 茂密的山場林木，不僅涵養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著良好的生態環境，而且還給徽州帶來豐厚的財富資源。清代中葉以降，棚民的大規模入境，進行野蠻的墾殖與開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場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蓋率急劇降低，特別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較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豐茂之山被砍削殆盡。“自棚民租種以來，凡自棚民租種以來，凡崚嶒險峻之處，無不開墾，草皮去盡，則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盡掘，甚至草萊屢被燒鋤，萌芽絕望。”[20] 在黟縣，棚民“或開土黨鑿石，或租種苞蘆，草木不留，山石立斷，一邑之生靈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劇。植被受到破壞的直接后果，必然導致水土流失的加劇。黟縣知縣吳甸華在嘉慶十六年七月頒布的《禁租山開墾示》的禁令中，對棚民租山開墾所造成的植被破壞和水土流失有著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經墾松，適遇暴雨，沙石滾下，其勢猛悍，山下成熟田畝，多被沖壓，以致失業。邑境內現有虛糧，或因此故。其為農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澗達溪，墾后夾沙帶石，壅滯灘河。舟楫難行，竹簰亦礙。其為水道害，二也。”[22] 水土流失不僅使得徽州的生態平衡受到破壞，而且阻礙了道路的暢通，影響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會安慶的必經之路——祁門大洪嶺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兩旁砍伐樹木、種植苞蘆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變得“木濯草斬，泥松沙削……積塞道途”。[23] 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響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觸目驚心。如果說祁門社景村嘉慶九年（1804）的《奉府憲示禁》所說的“棚內有禍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漲，遂使良田高平低沒，……將來住宅墓址難免無虞”，[24] 還只是一種預測的話，那么，在祁門箬坑和休寧田，由水土流失而影響居民正常生活則已成為活生生的現實。在箬坑，箬溪“水為一村血脈，屢歲洪水暴漲，人則棲息無所，物亦漬濕難堪。且祠內污泥壅積，靈爽何所憑依？沿坑屋宇，長在水中，居者寧無痛恨？”[25] 在休寧浯田，因遭棚民開墾，導致“溪圳盡塞，河水泛濫，田園交漲，房屋沖坍。”[26]

最后是自然災害頻繁。植被和生態環境的破壞，使得徽州的自然災害逐漸變得頻繁起來，尤其是在棚敏為害最烈的山區僻壤，這種情況更為嚴重。在歙縣北鄉，“邇為外郡流民賃以開墾，鑿石刨山，興種包蘆。土人始惑于利，既則效尤。寢致山皮剝削，石阞沙傾，霉月淋，亂石隨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徑，田廬漲沒。”[27] 祁門在棚民涌入山區進行野蠻開墾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經發生了一次大洪災，這次洪災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斃。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風雨。初七日清晨，東北諸鄉蛟水齊發，城中洪水陡起，長三丈余。縣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學宮水深二丈八尺余。沖圮譙樓、倉廒、民田、廬舍、雉堞數處，鄉間梁壩皆壞。為從來未有之災”。[28] 雖然這次祁門歷史上最嚴重的水災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墾山而發生，但棚民濫砍亂伐開山種田所導致抗御自然災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說是引發這次損失慘重的洪災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開發徽州山區、發展山區經濟方面是有貢獻的。但是，比起其對山區生態環境的破壞來，這一開發山區活動的積極作用是有限的。它對徽州山區生態環境所造成的損害，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消除，直接導致了徽州山區各種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

轉貼于 三、棚民對徽州社會的影響

徽州社會原本是一個宗族聚居的社會，宗族和鄉村民間會社組織，在當時的徽州鄉村社會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正如趙吉士所指出的那樣，新安聚族而居，絕無一雜姓攙入者，其風最為近古。出入齒讓，姓各有宗祠統之。歲時伏臘，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禮，彬彬有度。父老嘗謂新安有數種風俗勝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動一抔；千丁之族，未嘗散處；千載譜系，絲毫不紊。主仆之嚴，數十世不改。”[29] 徽州鄉村這種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在棚民大規模涌入下，發生了變動。社會治安形勢也變得異常的嚴峻起來。

概括而言，棚民對徽州社會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徽州平靜的社會生產與生活秩序被打亂。在棚民大規模進入徽州山區之前，徽州人按照歷史上沉淀下來的相沿數十百世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過著一種以宗族血緣組織為共同體的鄉村社會生活，“農力最為勤苦，緣地勢陡絕。……大山之所落，力墾為田，層累而上十余級不盈一畝。刀耕火種，望收成于萬一。深山窮民，仰給雜糧。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則相與荷鋤，負薪以歸。……家多故舊，自六朝唐宋以來，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誼，講世好，村落家構祖祠，歲時合族以祭。貧民亦安土懷生，雖單寒亦不肯賣子流庸。婚配論門第，重別臧獲之等”。[30] 棚民來到徽州山區后，相當地宗族成員私自租山耕種或開采，并與當地居民通婚，所謂“在徽屬已久，業經置買田產，與土著民人締姻”。[31] 棚民初來時，由于徽州山場大部分實行宗族成員股份制經營，故族中一些貪利之輩，便將自己的股份租與棚民墾種、開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貪利，荒山百畝，所值無多，而棚戶可出千金數百金租種。棚戶亦因墾地成熟后，布種苞蘆，獲利倍蓰。是以趨之若騖，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復別租他山，以至沙土沖瀉，淤塞河道農田。伐木搭棚，毀傷墳塋薪木。本不利于地方，歷來奉文查禁，無如人情見利必趨，不肖之土民陽奉陰違，無業之異民遂爭先恐后，日聚日多”。[32] 這種局面最終導致了當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斷加劇，原先宗族社會的生產與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會治安形勢惡化，棚民的野蠻開墾與開采，在經濟與社會文化上，與當地土著居民的經濟利益發生沖突，各種土棚紛爭與訴訟事項增多，加上一批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異籍賭棍、乞乞丐組織也隨棚民一道進入徽州，致使賭博、盜竊、強討強索事件屢屢發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會治安形勢的惡化。棚民“越境租地，開墾山場，其人刁玩成習，強悍為多，居民每不勝其擾。是以占地侵山，動成訟案。……近年以來，棚民恃無所鉤稽，故智復萌，斗毆、搶奪之風又熾”。[33] 乾隆中期以來，舉凡祁門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寧程金官案，直至休寧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爭案件，都是徽州社會治安惡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帶有黑社會組織性質的賭博、乞討、盜搶之徒，更使徽州社會治安形勢日趨嚴峻。在休寧，“邇年，時有無籍游民，多屬少年壯丁，結黨成群，借丐為名，強討惡索。小竊叉雞，其名曰單。其單有首，散則莫其蹤，聚則難清其數。一遇婚娶喪祭，遂行糾集男婦，戶開則升堂入室，戶并則拋石擊門，強索酒食，議折銀錢。稍不遂欲，動輒滋端”。[34] 祁門新安，“地當孔道，商賈往來，行李絡繹。向則肅然，安居無事。近則惡丐結黨聯群，有號石埭陳貴地方王喇子、廬州王陳草包等等，名為甲頭，以約束丐為辭，實則四黨擾害，眷黨旬肥。……外來匪徒，以討乞為名，恃強滋擾，最為民害”。[35] 祁門多通包括新安、彭龍、桃源等地立于嘉慶、道光年間的禁止賭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隨之而進入徽州的乞丐、賭徒和黑社會組織，給徽州社會治安形勢惡化所造成的影響。

第三，良田受損，物價特別是米價騰貴，給徽州當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難。徽州本來就是一個山多田少的山區，糧食不能自給，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糧食要有三分之二靠從境外輸入。棚民入境墾山、挖礦，不僅使居民的良田受損，賦稅、柴薪供給受到影響，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所需的糧食（主要是大米）因為河道被棚民墾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糧食不能即使運進徽州，導致糧價飛漲，直接影響了當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驅棚除害記》所列舉的棚民給徽州社會所帶來的九大災害中所指出的那樣，“山遭鋤挖，泥石松浮，遇雨傾瀉，淤塞河道。灘積水淺，大礙船牌，以致水運艱辛，米價騰貴，為害三也；山河田畝多被{上為“入”字，下為“水”字}積，欲圖開復，費倍買田。耕農多嘆失業，貧戶永累虛供，窮困日甚，為害四也；久之衣食無出，饑寒為非。法律雖嚴，莫可禁止，為害五也；河積水漲，橋崩屋壞，往來病涉，棲息遭危，為害六也”。[36] “柴薪價值，較之數年前頓增幾倍。居民樵蘇之利，當然無存”。[37] 顯然，因棚民對生態的破壞，給徽州土著居民社會生活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直接導致了他們生活的貧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嚴重傷害。徽州向來重視陰陽居處環境的選擇。在他們精神和內心世界里，祖先的墳墓風水直接關乎到后代子孫的幸福與否。棚民的濫砍亂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墳塋龍脈和蔭木受到了破壞，“至于龍脈之傷戕，丁財折耗；古冢之平毀，墳墓遭殃，此尤禍之慘烈者。”[38] 而且，在信仰和講求風水堪輿風水的徽州，不僅是宗族祖先的墳塋，而且各縣的縣龍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寧、婺源、祁門和黟縣等士紳和官府，都紛紛發出了保縣龍、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這種對徽州人精神和心靈世界的傷害，是直接導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個最為直接的要素。正是這種心理和精神上的傷害，使得黟縣知縣吳甸華在連續發出三份禁令之后，還賦《安龍吟·禁種巴蘆燒石煤以筦山脈鑰水口也》詩，以示對棚民的憎恨與忿懣。詩云：“茲土安且敦，扶輿積之厚。連山絡其脈，曲水環其口。秦縣直至今，寧宇閱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誘。賃山恣墾發，鄰患于焉狃。（休邑、祁門近奉憲驅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巔，沖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畝。山越況匪馴，是用驅之走。保民舊田河，完我好岡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擊剖。豈忘名在碑，何貪利斯藪。（嘉慶十年，有呈請示勒石——原注。）水駛山停之，鈐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廠”頭下“義”字），化為缺培塿。漬言共驚詫，公吁來耆茍。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鑰吾弗嚴，翳誰執其究。去弊當拔根，汛防議干掫。（屢禁燒煤，業已停止。恐日久廢弛，因晉省請于撫憲，準移駐墩鋪，分兵看守，為久遠計。——原注。）但期長謐寧，無復自紛糾。兩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壽。”[39]

總之，棚民對徽州社會的影響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間根據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規定，大部分棚民被驅逐回原籍，少數棚民定居下來，他們也未能完全融入當地的主流社會。他們的住宅還保留著原籍的建筑樣式，“低小之屋，或以土為墻，或以草為瓦，四都源瑤、碣源之棚民，以及燒炭挖栲、種山蔔苞蘆者，大率類此。不講光線，僅蔽風雨，床與灶接，人與畜居。或一室一婦也，或十室八室而無二三婦也。”[40] 他們的語言也基本保留著家鄉的鄉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鄉紳對棚民的態度及其處置方式

數以萬計的棚民大規模開進徽州山區，開墾與開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鄉村士紳階層的震動。如何對待和處置棚民這一陌生的社會群體，成為擺在徽州官府和士紳面前的一件棘手的問題。同時，僻居徽州深山老林從未與外界接觸過的宗族社會社員，面對陌生棚民的無序開墾和野蠻開采，無論在心態和行為上，也都出現了急速的變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員對待和處置棚民的態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慶十二年（1807）休寧土棚相爭釀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訴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員也對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見。就休寧、祁門、黟縣和婺源知縣而言，他們偏重于對棚民進行驅逐，以維護地方社會秩序的穩定。而就辦理棚民事宜的蕪湖道憲楊懋恬和高廷瑤，他們在奉命對棚民進行調查后，一方面堅決執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棚民與傳統的強租霸耕之兇惡匪棍不同。因此，楊懋恬認為，“各縣尋常控案，每縣不過數件、數十件而止。至黟縣、婺源歷久，土棚相安，從無控案。可見，各棚民俱系種地良民，并非兇惡匪棍，亦無不法擾害實跡。”[41] 高廷瑤在會同蕪湖道憲楊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時，就對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認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誣，并與諸知縣協商，暫時駐兵縣城，待廉得其實后再行定奪。他說：“此輩雖棚居，然力農事、長子孫，由來歷久，迥與游民托名種山、支棚匿奸者不同。況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眾肆行，胡被害者不聞一人？而閭長里胥又皆毫無覺察？夫豈無畏牽連之禍？赴訴長官者，乃獨不遠數千里而京控？此其挾仇誣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虛實，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懷疑懼，鋌而走險，勢將激成抗拒。兼以眾兵涌入，難免秧及池魚。我輩為縣司牧，可不計出萬全慮而后動乎？”[42] 于是，高廷瑤親自輕騎進入山區，“于是，保甲來迎，諸棚民跪謁者踵至。其遠近男婦紛紛千百人夾道歡呼，絕無驚懼情狀。……余與縣尹留宿數日，徐察其跡，親閱各棚民家，全無影響”。[43]

當然，由于聚居休寧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長程元通以“棚民方會中等糾集多人、踞種山場、逞兇釀命等情”，于嘉慶十二年親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統治者的不安。盡管安徽巡撫初彭齡奉命委勘后，認定程元通所控之詞多有不實，“程元通系族長，年已七十六歲。程怡仁所遞之詞，系祠長程紹蘭主意。詞內所稱掘濠筑壘、祖墓遭掘、程柏押斃、尸匿不交、程靳被捆無蹤等情節，均屬架捏”。[44] 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是采取了以驅逐棚民退山回籍為主、編查棚民入保甲為輔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這就是所謂的“十二年遞解之法”。“除在徽屬已久，業經置買田產，與土著民人締姻，編入保甲者，另冊送部備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內年限為斷。其載有年限者，概俟限滿后退山回籍。現在年限已滿，及不載年限、承種已久者，令再種二年，于嘉慶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種，不載年限者，應令該撫轉飭地方官，諭令嚴立年限，至遲不得逾十年各等語，并經修《戶部則例》，一并載入在案”。[45] 對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極其嚴厲的懲罰措施。用《酌議棚民退還山場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撫初彭齡的話來說，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無山主召租，亦無從托足，是棚民與山主實表里為奸。此次查辦之后，若不嚴定專條，有犯從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復蹈故轍。應請嗣后如將山場混召異籍之人，搭棚開墾至五十畝者，無論公業私業，均照子孫盜賣祖遺祀產至五十畝者，照投獻捏賣祖墳山地例，發邊遠充軍。不及五十畝者，減一等，租價入官。承租之人不論山數多寡，照強占官民山場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減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從論。族長、祠長失于查察，照不應重律科罪。令該族族長、祠長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絕跡，土民益臻寧輯”。這條規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載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鄉村宗族社會中的士紳階層對棚民的蜂擁而至，采取了堅決的嚴禁和果斷的驅逐舉措。可以說，在清代中葉的驅逐棚民活動中，他們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終能夠下定決心驅逐棚民，這批鄉紳們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說沒有鄉紳的疾首頓足般的呼吁和影響，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對待棚民的問題上或許不會那么堅決、果斷和嚴厲。我們在文書、碑刻、譜牒和其他相關文獻中，發現了數量可觀的關于鄉村宗族、會社和在野鄉紳在禁止和驅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動的初期，徽州宗族、會社和鄉紳即發出了強烈的禁止和驅逐的呼聲。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寧北鄉儒村吳氏宗族族長吳懋長、吳世宗、吳鐘溪、吳家漳、吳世茂和監生吳地保、吳興等即以棚民“匪數潛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樹藥魚，肆無顧忌”的名義，呈請到徽州府和休寧縣，由懇請徽州府頒發禁示，“勒石永禁，保蔭保族，以杜侵害”。[46]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縣知縣在闔邑士紳的強烈請求下，以棚民“江西窯匠鄒國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窩僻之處、縣龍正身地方，覓租北向地業，將來龍山塝劈入，造窯燒磚，火灼龍脈”為由，勒石頒布《保縣龍脈示》，嚴令“有關縣龍之處，永遠不得自行出租與人開砌劈挖泥土、燒造磚瓦。附近居民，亦不許鑿挖有關縣龍石土，并種山藥、種苕、埋苕窖等項損傷龍脈，一概禁止”。[47] 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監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無藉之徒盜行砍伐”，而集體向婺源知縣彭家桂懇請頒示勒石嚴禁。[48] 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長、監生俞奎茂等十數名鄉紳，再次就蓄樹垂蔭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數十年冢也。累累鍬鋤，坑逾數仞；天根斬削，地脈陵夷，所以財賦蕭條，人文寥落。”敦請婺源知縣予以勒石嚴禁。[49] 在棚民為害最劇、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寧浯田嶺，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鄉紳程華蒼等，“因異地棚民挖山墾種、地方無知貪其小利，濫召妄租”，使得“山遭殘廢，樵采無資，砂石下瀉，田被漲荒。……深山大澤，異族盈千，嘯聚成群，恐貽害匪淺”為由，懇請休寧知縣“吁恩示禁、寧民杜害”。[50]

在棚民規模最大、為害最劇的嘉慶時期，徽州一府六縣鄉村士紳紛紛以各種不同方式，發起了禁逐棚民、保衛家園的運動。

在休寧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區——浯田嶺、江田村、嶺南、牛嶺、青山、方圩和橫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長程元通、祠長程紹蘭為首的鄉紳組織，不遠數千里，親赴北京呈控棚民方會中等。在祁門，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貢生程國華為首的鄉紳，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開墾鋤種為慮，嘉慶年間，恐請張憲驅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 并親撰《驅棚除害記》，歷數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 在黃古田、環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墾山最烈的地區，宗族和鄉紳都奮然而起，組織起了規模龐大的鄉村力量，對棚民進行驅逐。宗族、鄉約和會社在這一時期發揮了積極的基層堡壘作用。祁門善和、環砂和休寧浯田嶺的程氏宗族、休寧商山和儒村的吳氏宗族、祁門黃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養山會，祁門侯潭和婺源汪口的鄉約，都在驅逐棚民、捍衛家園的運動中，起到了中堅的作用。

不過，在論述針對棚民這一社會問題時，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徽州鄉村社會宗族和鄉紳組織，必須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無論是訴諸詞訟，還是敦請官方出示嚴禁，這些組織和力量都離不開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鄉約、會社等組織與封建地方官府的協調與互動，才最終將棚民這一社會問題加以解決。盡管這種解決方式不一定完全滿足宗族、鄉約和會社以及鄉紳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過對棚民事件的處置，我們看到了徽州社會中的民間組織和鄉紳勢力在處理基層事務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葉的棚民，作為徽州歷史上最后一次可稱為是移民的運動，給徽州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是深遠的。他們對徽州山區的濫砍亂伐、對徽州生態環境的破壞，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著這一惡果。清末徽州知府劉汝驥在探究徽州由富變窮的根源時，就曾把深林資源的破壞當成了最為主要的原因，并將“興樹藝”作為振興徽州經濟的頭等事務。他說：“自唐宋以來，（徽州）便號富州，今何忽貧瘠如此？當務之急，莫要于講樹藝之事。” 因此，在肯定棚民對山區經濟開發的同時，我們千萬不要忽視他們對山區生態環境和社會穩定的破壞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實事求是地復原歷史、闡釋歷史。

轉貼于 注釋

[1]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贈程君五十敘》。

[2] 康熙《婺源縣志》卷首《舊序·詹養沈序》。

[3] [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4]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

[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

[6] [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7] [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8] [清]陶澍：《陶澍集》上冊《奏疏·日記·編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書社1998年版，第425頁。

[9] 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輿地志下·風俗》。

[10]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汪偉奏疏》。

[11] 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風俗》。

[12] 淳熙《新安志》卷二《物產·木果》。

[13] 同治《祁門縣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 《嘉慶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賡音等為安徽休寧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擾害事奏折》，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載《歷史檔案》1993年第1期。

[15] 祁門《環溪王履和堂養山會簿》，清嘉慶刊本。

[16] 祁門《環溪王履和堂養山會簿》，清嘉慶刊本。

[17] [明]程昌：《竇山公家議》卷五《山場議》。

[18] 光緒《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支譜》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驅棚除害記》。

[19] 同治《祁門縣志》卷三十六《雜志·祥異》。

[20] [清]方椿楚《頌山房雜著》，轉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道憲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 同治《黟縣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慶十年知縣蘇禁水口燒煤示》。

[22] 同治《黟縣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慶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開墾示》。

[23] 《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門大洪嶺道路兩側山場永禁種植苞蘆碑記》，原碑現立于安徽省祁門縣大坦鄉大洪嶺頭。

[24] 《清嘉慶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門社景黃一本堂奉府憲示禁碑》，原碑現置于安徽省祁門縣橫聯鄉社景村。

[25] 祁門《環溪王履和堂養山會簿》，清嘉慶刊本。

[26] 《清嘉慶八年十月休寧浯田嶺嚴禁棚民入山懇種碑》，原碑現嵌于安徽省休寧縣龍田鄉浯田嶺一家雜貨店墻壁上。

[27] 乾隆《橙陽散志》卷末《歙風俗禮教考》，轉引自許承堯：《歙事閑譚》卷十八。

[28] 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雜記·祥異》。

[29] [清]趙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葉寄·故老雜記》。

[30] 乾隆《橙陽散志》卷末《歙風俗禮教考》，轉引自許承堯：《歙事閑譚》卷十八。

[3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國朝汪梅鼎驅逐棚民奏疏》。

[32]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道憲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道憲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 《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寧縣奉憲嚴禁無籍游民強討惡索碑》，原碑現立于安徽省休寧縣齊云山鎮唐頭村。

[35] 《清道光五年閏六月初二日祁門奉憲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現立于安徽省祁門縣新安鄉政府。

[36] 光緒《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支譜》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驅棚除害記》。

[37]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道憲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 光緒《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支譜》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驅棚除害記》。

[39] 道光增補《黟縣志》卷十六《藝文志·詩》。

[40] [清]劉汝驥：《陶甓公牘》卷十二《法制·民情習慣·休寧風俗之習慣》。

[41]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道憲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 [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43] [清]高廷瑤：《宦游紀略》卷上。

[44] 《嘉慶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撫初彭齡為休寧縣浯田嶺等七處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轉引自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載《歷史檔案》1993年第1期。

[45] 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營建志·水利·國朝汪梅鼎驅逐棚民奏疏》。

[46] 《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寧縣儒村奉賦憲禁示棚民砍樹藥魚等不法事碑》，原碑現立于安徽省休寧縣儒村鄉。

[47] 道光增補《黟縣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縣顧保縣龍脈示》。

[48] 《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縣嚴禁盜伐汪口村嚴禁盜伐向山林碑》，原碑現置于江西省婺源縣汪口村鄉約所內。

[49] 《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現置于江西省婺源縣汪口村鄉約所內。

[50] 《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寧浯田嶺嚴禁召租棚民種山碑》，原碑現嵌于安徽省休寧縣龍田鄉一雜貨店墻壁中。

[51] 光緒《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支譜》第一本卷十二《東房新春顯派泰支昂分世系》。

[52] 光緒《祁門善和程氏仁山門支譜》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驅棚除害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