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經濟政策弊端，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江蘇省高考試題 歷史復習 史料閱讀能力

縱觀近三年的江蘇省歷史高考試題，多以創設“新材料”、“新情景”的形式出現，將考查目標定位在能否以讀通史料、運用史料為落腳點，這就要求在歷史復習中要注重培養學生的史料閱讀能力，即能夠“最大限度獲取有效信息；理解歷史事實，分析歷史結論；認識歷史事物的本質和規律，說明歷史觀點”［1］。江蘇省有人教版和人民版兩套教材，兩者差異很大，而高考命題不拘泥于不同版本的表述，如何在復習中培養學生的史料閱讀能力？現作如下探討。

一、幫助學生整理教材，構建從整本書到階段特征再到每課的框架，站在宏觀看微觀，自上而下、高屋建瓴地掌握史實。

（一）掌握人類歷史進程的基本規律，這是掌握史料閱讀能力的一個基本方法。

如必修（1）：“著重反映的是人類社會政治領域進程的重要內容，體現了人類政治文明的演進歷程。探討它們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與影響，汲取必要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歷史必修課程政治模塊的重要目標。”［2］必修1政治史的核心在于權力的分配，高三復習時可以先從宏觀上構建必修1第一到第三單元、第六單元的整體框架，如下：

以宏觀帶動微觀，不僅易于學生提綱挈領地掌握史實，而且能揭示知識點間的聯系，培養學生的比較、歸納能力，得出啟示，形成史觀。這也就掌握了閱讀史料的基本方法。以2009年江蘇高考第7題為例：

20世紀30年代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大綱》稱：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即追求近代化。如果這一觀點成立，是基于它（）。

A.全面揭示了近代中國歷史的基本線索

B.根據人類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得出結論

C.考慮到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性質

D.重視中國近代化建設的政治前提

此題選B。該題考查的是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征。所以復習時應先掌握近代化的概念。近代化是人類世界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變遷過程，這是基于人類文明發展一般規律得出的結論。但從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出發，還面臨另一任務：民族獨立。

（二）提煉單元階段特征，這是提升史料閱讀能力的一個重要途徑。

必修3本教材以專題形式呈現，最大的弊端是割斷了歷史發展的時序性和整體性，不能有機揭示經濟、政治、思想之間的聯系。而每年考試說明則以時間段為單位，呈現經濟、政治、思想的具體考點。所以在復習中要準確揭示各時期的階段特征，即掌握知識的橫向結構，這樣學生才會融會貫通。

以2010年江蘇高考第21題第（3）問為例：茶坊、瓦肆等大量興起，乃宋代開創之新氣象。結合所學知識，說明宋代在城市商業布局、思想、文學等方面的新變化。（3分）【答案】城市商業布局：打破市坊界限；思想：出現了一個以“理”或“天理”為核心的觀念系統（理學）；文學：出現一種更易抒發感情，表現市井生活的新體裁（宋詞）。該題以茶葉為抓手，揭示宋代的社會特征，從狹窄的角度，考出了歷史的廣闊。所以在復習中要使學生形成多維的知識結構。如：對中國的發展史可以進行如下嘗試：

（三）幫助學生構建每課的知識結構，這是提高閱讀能力的基本途徑。

高考試題雖以能力測試為主，但史實是關鍵。在教學中，可編寫教材閱讀提綱，將孤立、分散的史實以一定的線索整合在一起。由于“一綱多本”的現實，教師首先要閱讀不同版本的教材，提煉出覆蓋教材核心的主題，用高度概括的文字，把主干史實納入框架中，使知識點在學生頭腦中由點成線，由線成面，由面成體。如果每課都能夠幫助學生構建簡明扼要的結構，堅持下去就能較大程度地提高學生的史料閱讀能力。

以2010年江蘇高考第23題為例：宣傳海報是一種特殊的政治藝術品。下面是前蘇聯20世紀前期的一組海報。

請回答：（1）圖①為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海報，指出圖①和圖②所含信息之間的聯系。比較這一時期的工業政策與以后斯大林工業化政策有何不同？試從理論和實踐的視角評價新經濟政策?！敬鸢浮浚?）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為實現工業化奠定基礎。不同：改變部分企業的國有性質，實行租讓制；單一的公有制經濟，高度集中管理。評價：發展學說，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恢復經濟，鞏固工農聯盟。

但在高三復習中，完全可以將對新經濟政策的評價容納到具體結構中去，考試時遇到類似的題目則能極大地提高學生的解題速度。如：

二、培養學生掌握歷史研究的最基本原則，即“史論結合”。

所謂“史論結合”，也就是要讓論點“從史料中來，到史料中去”。“從史料中來”即要能“從紛繁復雜的史實中認識事物的特征；獨立地對問題提出不同看法”。［3］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培養學生形成史觀的過程，更是閱讀能力升華的過程?！暗绞妨现腥ァ奔催\用理論指導研究。在教學中涉及某一史論的時候，可要求學生盡量多地舉例證明，使學生舉一反三，從而汲取歷史的智慧，洋為中用，古為今用。歷史教學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以史為鑒，開創未來，這也是歷史學科的價值所在。

以2010年第24題第（3）為例：從研究性學習中史料與結論的關系看，研究歷史最重要原則是什么?【答案】論從史出。

本題考查了歷史研究的最重要原則，教師可以向學生介紹大學《史學概論》中一些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如“孤證不立”和“無證不信”；反對按照某種先入的理念剪裁史料；堅持史料互的證，要能從同一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中發現問題。

新課改的高考方向注重考查學生的史料閱讀能力，所以在教學中要加強培養。一位教育學家曾說：“學生的智能發展取決于良好的閱讀能力?！苯處熞幸庾R地利用課堂教學的契機，指導學生掌握科學的閱讀方法，這不僅能使學生提高能力，而且終身受益。

參考文獻：

［1］2011江蘇普通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歷史學科考試說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1-2.

［2］江蘇省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教學要求.江蘇教育出版社，2007：21.

［3］2011年江蘇省普通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歷史學科考試說明.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2.

篇2

【關鍵詞】 企業 經濟環境 管理模式 創新 建議

經濟環境是企業賴以生存的根本，也是衡量企業經營和管理的重要標準。而企業管理模式的正確選擇，無論是在良好的企業文化環境的創造上，還是組織管理模式的制定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我國經濟建設飛速發展的階段，企業的管理也就必然要其有獨特之處。

一、企業管理模式的發展

先進的企業管理模式是實現集成化管理與決策信息系統的理論基礎。從理論的角度上講，我們知道企業管理是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以及企業不同層面的進步而發展的。毋庸置疑，在世界性新技術不斷發展的當下，企業管理的模式也在經歷著時代化帶來的不斷優化創新和升級轉型，從傳統管理到現代化管理，它的發展也經歷了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

1、傳統的管理理念模式中進行改革和轉變

熟知傳統企業管理的學者都知道，傳統的企業管理模式的重點在于對物的管理。而從傳統管理發展到現代化管理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形成了企業以注重人的管理為重點的新角度。這項中心的轉移，很大程度上扭轉了傳統模式的弊端，從而形成了一種順應時展的新趨勢。其次，在社會經濟條件、發展趨勢以及企業結構的不斷整合下，企業管理組織模式也從根本上進行了變化。因為從環境經濟學的角度上講，一切的事物都是在變化的，而企業的發展也必將以適應外界環境的方向上進行變化。只有這樣，一個企業才能根據環境的各種變化而不斷完善企業管理模式，以完成企業制定的不同時期的戰略目標。

2、企業管理模式的文化特性、適時性及區域性等的多元化發展

企業管理模式選擇的不同對企業的具體影響也是不同的。首先，從西方管理模式和東方管理模式的比較上看，就存在著明顯的本質差別。這是由于不同區域、不同的企業價值觀決定的。西方企業管理模式注重的是科學管理上的個人本位下的“制度管理”，而東方由于文化影響的滲入，形成了群體本位下的“文化管理”。我們不妨從這兩個區域性的本質上研究，不難發現，西方管理模式更加注重明文要求的規章制度，而東方管理模式則恰好相反，更加側重的是以人們信仰為核心的企業文化。

3、企業管理模式中創新元素的出現及不斷應用

通俗的講，現代企業的管理模式是為企業實現預期經營目標而服務的。企業發展的主要目的就是謀求企業發展、實現價值和獲得利潤。隨著時代的變化，企業針對外部環境的變化和經營環境的變化就必須不斷地創新，在創新中尋找突破，促使企業不斷地成長和發展。發展至今，企業從戰略管理上和管理模式的選擇上都更加強調創新的巨大作用。

二、新經濟環境下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途徑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經濟活動日益頻繁，對外貿易、技術服務及科技創新等不斷地邁向全球化。面對新經濟環境的影響，企業可以通過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對企業進行整體的整合和內部的確切評估。

1、企業管理理念的創新為根本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企業管理理念的思想指導。企業管理理念作為推動企業面向未來發展的一種力量更是不可或缺的。這就使企業管理理念的創新顯得頗為重要。

從小的方面上說，對一個企業的管理理念的創新，一方面可以優化企業的道德標準體系，更能夠為企業吸引到具備更加高水平的人才，而人才恰是二十一世紀的寶貴財富。從大的方面上說，管理理念在員工的日常工作中規范指導了員工應該做些什么、怎么做以及如何做到更好。員工是企業的細胞，長遠的考慮這關乎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因此，企業管理理念的創新，不僅能帶動企業管理模式的沿革和創新，更能夠推動企業順應時代的演變而優化發展。

2、以制度化管理模式為基礎的創新

所謂的企業管理模式就是企業為實現其經營目標其資源、經營生產活動的基本框架和方式，典型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和方法有企業資源計劃（ERP）、制造資源計劃（MRP）及供應鏈管理等等。

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大部分的企業都是面向未來的，而未來的企業管理的目標模式應該是以制度化管理模式為基礎的，這有利于適當地吸引和利用各種管理模式的某些有用的因素。在企業不斷發展的同時，能夠借此對自身建立的管理模式進行不斷創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無疑對每個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說是值得呵護的。

3、“以人為本”新管理模式的應用

無論是何種企業和管理學派，都應首先對企業中的人作為一個基本的價值傾向性判定，然后再確定管理途徑和手段。我們不難總結出，人的因素在管理中是被當作了事實的首要因素和本質因素?！耙匀藶楸尽钡墓芾砟Ｊ剑紫却_立人在管理過程中的主導地位，然后繞著調動企業人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去展開的企業的一切管理活動。

“以人為本”的思想是基于對人的假設從經濟人和社會人轉變發展起來的，實施此管理模式，企業的管理者就需要在內部制造寬松的環境，從而使員工發揮自己的潛能，實現自己的價值，最終達到個體心理目標結構的發展與個性的完善?！耙匀藶楸尽钡墓芾砟Ｊ皆谄髽I現實管理中的運用首先就是要營造一個優良的人的環境。所謂人的環境就是能夠不斷強調成員在企業組織中的一切活動中的中心地位。“以人為本”的管理是在一個現實的企業環境中進行的，這為營造一個良好的文化氛圍以及調動員工的積極性、主動性都是有幫助的。

篇3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

    

    一、新自由主義的產生及發展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轉變對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實踐壓抑和刺激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經濟理論。而20世紀30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使凱恩斯主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義受到了冷落的同時變得更加系統化。70年代的石油危機，使資本主義陷入了“滯漲”的局面，新自由主義將其歸結為國家干預過度。此時，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新自由主義開始占據美英等國家的主流經濟學地位。到了70－80年代，隨著科技革命的興起，資本主義國家由西方壟斷向國際壟斷發展。至此，新自由主義已成為美英國際壟斷資本主義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標志性事件即為1990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召開的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及拉美國家部分學術機構代表參加的會議，最終達成的“華盛頓共識”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新自由主義取代凱恩斯主義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在繼承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

    二、新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

    從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學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張。自由主義經濟學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即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點:1.認為市場萬能，拋棄“公共產品”的理論。要讓市場機制充分地發揮作用，將一切的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商品化，利用價格機制配置資源主張，解放私企，開放國際間自由流動。推行生產資料所有制領域的全面“私有化運動”。

    2.完全否定國家計劃經濟，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認為充分的經濟自由是提高經濟效率的前提，反對任何形式的計劃，反對政府國家干預，倡導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張私有化，放松管制。認為應該把公有資產給私人，給私人經濟活動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內在穩定性和最大優越性。放松國家對經濟的管制。主張減少一切形式的、可能會危及企業利潤率的政府行為。

    4.主張削減政府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國家”功能。

    在削減政府作用的名義下，放棄對鐵路、橋梁、供水系統的維護。

    三、新自由主義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經濟危機。從實踐上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在西方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強制推行，產生了經濟增長遲緩，貧富分化加劇，社會矛盾激化等消極后果。

    (一)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以美國為例，在20世紀80年代初，隨著里根政府的上臺，美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國家經濟綱領，進行新經濟改革，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重要踐行者。反映在經濟政策上，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市場化，認為市場是萬能的，全部經濟運行依靠市場機制自發調節;自由化，反對一切政府干預和宏觀調控，讓市場放任自由發展，認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張全面的私有制。

    這段時間新自由主義雖然給美國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繁榮，但也產生了許多消極后果。比如減少公共開支使得社會購買力降低，導致總需求不足。通貨緊縮的危機—27—貨膨脹的危機，美國經濟學家大衛．m．科茨也從gdp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兩方面證明，新自由主義政策阻礙了經濟增長;其導致的泡沫經濟使資本主義經濟面臨了新的危機;加劇了西方社會結構的兩極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美國當前這次危機是整個近30年來世界經濟危機的一個延續。近30年來，無論是拉美各國的金融危機、東南亞各國的金融危機，還是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都不過是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所產生的結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義

    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很多拉美國家在“華盛頓共識”精神的指導下，已經開始進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推行華盛頓共識的結果是拉美國家發生一連串的經濟和金融危機，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義模式雖然為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但也給拉美地區帶來了不少經濟問題，新自由主義模式通過把拉美地區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經濟，使拉美各國更加依賴于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經濟地位變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國經濟相對國際金融繁多的變化也顯得更為脆弱。拉美各國推行新自由主義雖然獲得了經濟增長，但收入不平等現象加劇。民眾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會保障也在不斷削減，社會貧困現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義并不能解決拉美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雖然緩和了危機，但不能消除危機，甚至積累了矛盾，釀成了更大的危機。總體看來，社會福利機會的不平等性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重災區。

   四、新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

    新自由主義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流入中國并傳播開來，在學術界對新自由主義的爭論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揚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客觀地學習外來的理論與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鑒新自由主義。

    在全球新自由主義一度嚴重泛濫的大形勢下，世界各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我國也不例外。新自由主義在政治經濟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對我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文僅從經濟角度加以論述。

    新自由主義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忽視。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對我國加速對社會主義市場機制的建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同時轉變了政府職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總的來說，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傳播給我國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張使得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短時間內近90%的中小國有企業實現了事實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經濟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見的手”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最基礎的理論依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市場自由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反對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造成了我國嚴重的地區、城鄉收入差距。市場可以推動消費和創造財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財富。

    再次，新自由主義排斥政府干預和計劃，主張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國學者認為我國的宏觀調控干預過多，認為應該僅實行財政和金融手段，放棄政府對經濟直接干預。這對于我國現在的發展狀況是不利的。雖然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市場的作用越來越大，但政府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賴外資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國為了適應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浪潮，實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業與外資企業的競爭。

    五、其他國家實踐對我國的啟示

    從2006年春開始，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逐漸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毫無疑問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思潮和理論已經逐漸在我國傳播開來，我國應從其他國家的實踐來吸收經驗教訓，防止新自由主義的悲劇在我國上演。

    第一，要正確認識新自由主義的本質，警惕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泛濫。新自由主義是西方發達國家用以推動全球自由化進程的工具，它是為西方發達國家服務的。它強調市場化和自由化，主張私有化，既不適應我國的社會經濟體制，也不適合我國當前的國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富分配不均勻。從實踐新自由主義的國家及新自由主義在我國的發展情況來看，它加劇了兩極分化的現象。我國要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并存的制度，要堅持以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系，這樣才能達到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兩極分化的經濟目標。

    第三，應發揮市場機制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建立宏觀調控體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場機制不是萬能的，而且市場還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應當謀求促進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的新戰略。同時要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防止對外資的過度依賴。

    第四，應當根據國情，逐漸適應經濟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數字化的潮流。在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同時，實行獨立自主的發展經濟政策。

    ［參考文獻］

    ［1］何秉孟．新自由主義評析［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論新自由主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j］.財經理論與實踐，2005(11).

篇4

關鍵詞：新常態；去庫存；適老住宅

房地產業在我國經濟發展中一直處于重要地位，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房地產發展也迎來了新趨勢。2014年房地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6%，比2013年下降了0.1個百分點，是近年來首次出現下降。經濟新常態下的房地產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應充分認識新形勢下的新趨勢，注重從供給側方向入手，積極調整結構化解盤活存量，推動房地產業平穩健康地發展。

一、房地產發展的新趨勢

1、市場趨于平穩

在經歷了較為快速發展的階段后，我國房地產市場已進入了相對平穩的發展時期。從房地產供需情況看，得益于近年來房地產投資的加快，市場供給大大增加，住房市場供需矛盾得到有效緩解，人們的居住需求基本得到了滿足，大規模進行房地產投資的需求已經沒那么迫切，房地產發展由快速增長階段進入相對平穩發展階段。

2、投資趨于理性

近年來，為實現人們住有所居的住房目標，房地產投資快速增加。大規模投資帶來的巨大供給基本滿足了近幾年市場的住房需求，住房供需市場基本實現平衡。再加上政府為防止房地產過熱出臺了一些房地產調控政策，有效地引導了市場和民眾預期，基本上控制住了市場的過度投機需求。以投資為目的的需求得到有效遏制，投資需求趨于下降，房地產投機得到有效遏制，房產投資趨于理性。

3、適老住宅發展前景廣闊

隨著我國老齡化趨勢的加快，養老住宅的發展將迎來良好的前景。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截至2014年底我國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65歲人口為13755萬人，約占總人口的10.1%，老年撫養比為13.7%，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并有著不斷加快的趨勢。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給住房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再加上房地產業進入存量房時代，市場和企業也積極轉變發展方式，國家也出臺了政策鼓勵支持適老住宅發展，適老住宅成為房地產發展的新亮點和新增長點。這既包括新建住宅中的養老房產的增長，也包括既有建筑的適老化改造。在房地產發展新趨勢的背景下，適老住宅的發展將是房地產未來發展的新趨勢之一。

4、去庫存壓力仍較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將去庫存定為2016年的五大主要任務之一，去庫存成為住房市場的新常態。近幾年的大規模投資促進了住房市場的快速發展，住房供給大幅度增長，且大大超過了市場需求，住房市場的庫存壓力不斷增大，去庫存（尤其是二三四線城市）已成為當前房地產發展的首要任務。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1月20日的消息，2015年商品房待售面積首次突破“7億”大關，達到7.18億平方米。

二、房地產發展呈現新趨勢的原因

1、經濟發展速度放緩

改革開放以來，得益于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帶來的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年均GDP保持了近10%的快速增長，GDP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位，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然而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體制機制的弊端對經濟發展的束縛也越來越明顯；同時受國際市場低迷的影響，經濟發展的速度逐步放緩，由高速發展向中高速換擋。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GDP增長分別為7.7%、7.7%和7.3%，均達到歷史較低水平，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房地產市場的開發投資建設。

2、政府產業政策干預

在國家發展戰略調整的大背景下，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推進，政府尋求創新、開拓新經濟增長點的力度不斷加大。同時，在房地產市場供需矛盾較大的時期，國家出臺政策鼓勵住房市場發展，住房供應大幅度增加。近年來住房市場的供需矛盾基本解決，房地產庫存壓力增大，國家又緊緊抓住住房市場的新情況、新特征、新要求，相繼出臺相關政策調控房地產發展，房地產發展也與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一樣進入一個新的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鑒于房地產市場庫存壓力增大，房地產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有效地去庫存而又保持房地產市場的平穩運行已成為新時期房地產發展的新任務。

3、人口老齡化趨勢加快

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近年來提升迅速，老齡化人口的加快在給社會保障等帶來更高要求的同時，對住宅設計建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幾十年來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同時伴隨著衛生、醫療、保障等措施的不斷完善，人口的平均年齡也不斷提高，再加上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養育多個孩子的意愿已經沒有以前那么強烈，雖然現在國家已實施了全面放開二孩政策，但人口出現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也不大。人口增長緩慢加上老齡人口增加使得社會的撫養比不斷提高，這一重要的趨勢轉變對房地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和機遇。

4、前期政策消化期到來

為了實現住有所居的目標，國家制定了鼓勵房地產發展、加大住房供應的政策。房地產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也提出去庫存成為房地產市場的主要任務。中央相關部委已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房地產去庫存，如下調非限購城市的首付比例、完善公積金異地貸款政策、鼓勵農民工進城購房等，這些政策效果將在新時期不斷產生，經濟政策效果的滯后性意味著前期政策將在近階段進入發力期。同時，國家正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帶來房地產銷售的增加。另外，國家積極鼓勵既有建筑的更新改造，老舊小區改造也將對房地產市場帶來一定影響。

5、剛性需求不可期

我國長期以來為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實行了計劃生育政策。經過時間的累積，計劃生育政策也確實有效地降低了人口增長速度。現在我國的基本家庭結構呈現出四二一結構，即一對夫妻養育一個孩子和四個老人。隨著時間的推移，將呈現出家庭房產相對集中的趨勢，即房地產市場剛需將進一步下降。未來的房地產市場將由剛需市場向改善性需求轉變，由滿足基本需求向提升住房宜居程度轉變。未來房地產將更為注重差異化、宜居化、適老化建設，剛性化需求的潛力不可期。

三、應對房地產新態勢的政策建議

從總體上看，我國房地產市場進入了存量房時代，房地產市場發展由注重數量增加向注重質量提升、注重結構優化方向轉變；由剛性需求向改善性個性化需求轉變；由增量發展為主向增量和存量共存發展。面對房地產市場的新趨勢，應積極開拓新的市場需求，落實框定總量、限定容量、盤活存量、做優增量、提升質量的基本政策。

1、框定總量、盤活存量

鑒于房地產市場進入存量房時代，大規模地追求數量增加的時期已經結束，而進入增量發展與存量發展協同發展的新階段。因此，在總量上看，應繼續適度增加房地產的市場供給，保持房地產市場供需總量基本平衡，特別是在國家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提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背景下，應繼續合理增加市場供給，滿足城鎮化人口增加帶來的市場需求。在保持房地產市場總量基本平衡的情況下，優先化解房地產市場存量。特別是在城鎮棚戶區改造、城中村和危房改造中提高貨幣化安置的比例，鼓勵居民通過市場購買商品房，增加市場需求來化解庫存。

2、大力發展適老住房

我國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快，已經未富先老進入了老齡化社會，但我國的適老住房發展還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從成熟的發達國家經濟的發展經驗看，普遍的規律是當人均GDP突破10000美元，65歲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0%時，養老地產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當人均GDP突破20000美元，65歲以上人口占比處于12%～15%之間時，養老地產進入市場成熟階段。截至2014年底我國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65歲人口為13755萬人，約占總人口的10.1%，老年撫養比為13.7%，養老地產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面對老齡化趨勢不斷加快，國家應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來鼓勵支持適老住宅的發展，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政策的引導職能，吸引社會資金、企業等積極向適老住宅領域投資。同時，鑒于我國早期的住宅建筑標準相對較低，對適老設施的重視不足，現有的老舊小區建設標準不高，特別是適老設施相對不足，適老化水平亟待提高。因此，積極大力發展適老住宅是我國房地產市場未來發展的一大亮點。

3、積極穩定剛性需求，不斷滿足改善性需求

存量房時代下人們的住房需求基本得到滿足，市場供需基本平衡。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們更多地追求高品質、個性化的住房需求，住房市場由剛性需求向改善性需求轉變。伴隨著我國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實施二孩政策，剛性需求可能會有一定的增加，但預期效果可能不大。未來的住房市場改善性需求占的比重將會越來越大。因此，國家、企業、投資機構等應適應房地產發展新趨勢，住房供應應該向不斷滿足多樣化、多層次、個性化的需求轉變。

4、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鼓勵農民進城購房

大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紅利。新型城鎮化要把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作為重要內容，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推進城鎮化要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币獙崿F這一目標，就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破除農民工進城的體制機制障礙，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供給，在提升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的同時，解決進城農民工的后顧之憂。

在此基礎上，出臺鼓勵農民工進城購房的政策措施，完善并落實公積金相關政策，尤其是公積金異地貸款政策，為農民工購房提供便利。針對農民工購房及還款的特點，制定針對性的還款策略，協助購房農民應對暫時性還款困難帶來的風險。

參考文獻

篇5

關鍵詞：云南 個私經濟園區 發展

1 發展個私經濟園區的重要意義

個私經濟園區是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有效載體。以經濟園區這種形式發展個私經濟，除了有利于擴大招商引資，使地方經濟發展具有新的動力源泉外，其積極意義還表現在：

1.1 有利于營造良好的個私企業發展環境 云南農村地區過去長期是鄉鎮集體企業的一統天下，個私經濟遭受種種歧視性待遇，處于極不公平發展的環境中，個私企業數量少、規模小、競爭能力弱。近年來，雖然個私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得到了云南各級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社會大氣候也對發展個私經濟越來越有利，但不少地區個私經濟發展的環境仍不如人意，歧視性的土政策依然存在，個私企業的負擔過重，其合法權益得不到妥善保護。興建個私經濟園區，不僅可以改善入園個私企業的投資環境，更重要的是可以沖破傳統觀念和傳統體制的束縛，進行體制和機制創新，營造最適宜個私經濟成長的市場經濟環境。

1.2 有利于促進生產要素的聚集，節約土地資源和保護環境 以往在鄉鎮集體工業的發展上搞“村辦村有，鄉辦鄉有”、“村村冒煙，處處點火”，致使云南農村工業企業遍地開花，生產要素低效配置，并造成土地資源的大量浪費和生態環境的惡化。將個私企業向園區集中，不僅可以提高基礎設施的共享程度，而且為企業之間開展橫向聯系提供了便利。有利于發展社會分工和協作，形成各種緊密結合或松散結合的企業群體，產生聚集效益與規模效益，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交易成本和行政成本。同時，還能節約寶貴的土地資源，提高土地使用率，控制污染源的產生，加強對工業污染的監管和整治。

1.3 有利于帶動小城鎮建設，推進農村城市化進程 目前云南的城市化水平尚不到50％（約為34.65%）。農村城市化的滯后不利于為城鄉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不利于進一步提高第三產業在GDP中的比重，不利于提高農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擴大農村的市場需求，最終將延緩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進程。大力發展小城鎮是加速農村城市化進程的重要途徑。在小城鎮興辦個私經濟園區，可以改善小城鎮的基礎設施，促進人口向小城鎮聚居、就業，搞活城鄉流通，啟動農村消費市場，拉動第三產業的發展，豐富和完善小城鎮的功能，使小城鎮在云南農村城市化進程中更好地發揮牽引作用。

1.4 有利于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鄉鎮集體企業在實行大規模轉制后，政府職能的轉變已成為經濟改革實踐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個私經濟園區建設的實踐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在個私經濟園區的管理上，政府一般只負責制定規劃，營造發展環境，提供各種社會服務，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招商活動，并不直接經營企業或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這一新型管理模式的成功運行，無疑會對政府職能的全面轉變產生積極影響。

2 云南省個私經濟園區掃描

云南在個私經濟園區建設過程中，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采取市場運作的方式，積極吸納民間資本、引進外資、參與園區基礎設施建設。近3年來，全省個私經濟園區建設共完成近20億元的基礎設施投入，其中，民間資本和外資占80%以上，有力地推進了全省個私經濟園區的發展。

民間資本和外資的參與，使云南個私經濟園區發展勢頭強勁。2003年1月，省政府又批準設立麗江七星、楚雄、玉溪匯溪3個省級個私經濟園區?，F在，云南共設立了包括騰沖、保山隆陽、開遠、華坪的7個省級個私經濟園區。六年來，這7個園區共完成國內生產總值123億元，完成項目244個，已有505戶骨干企業和1.4萬多戶個體工商戶入住園區，上繳稅金12.73億元，從業人員達10.04萬人。粗步形成了楚雄醫藥、華坪水電、騰沖旅游、玉溪大營街小康示范村鎮等各具特色的個私經濟園區。目前，云南各州縣在建和擬建的個私經濟園區已達30個。

3 制約個私經濟園區發展的因素

我個人認為，個私企業向經濟園區的聚集將受到下列因素的制約：

3.1 企業搬遷和進駐成本 老的個私企業和近兩年由鄉鎮集體企業轉制而成的個私企業向個私經濟園區聚集的難度較大。因為企業的廠房及其配套設施等固定資產在遷移時難以通過轉讓收回成本，損失較大，并且還需要在新址上進行再投資。這種資金代價，在得不到補償的情況下，是一般個私企業難以承受的。至于外地民間資本，由于個私經濟園區一般座落在鄉鎮，區位條件、基礎設施、社會服務體系、人員素質、政策的連續性等均遠不如開發區，因而往往只把落戶個私經濟園區作為次優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個私經濟園區的發展主要依靠本地的新辦個私企業，缺乏足夠的資本來源。

3.2 外部經濟收益預期 個私企業向經濟園區聚集，可獲得降低基礎設施建設成本和行政成本等外部經濟收益。但是，由社會分工和協作高度發展所引起的聚集效益與規模效益卻難以在短時間內產生。因為，現階段優秀人才稀缺，信息量少，企業的管理方式和生產技術落后，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低，基礎設施不夠完善，深入發展社會分工和協作存在著諸多困難。這種狀況必然會降低個私企業主的外部經濟收益期望值，影響其入園的積極性。

此外，個私企業主濃郁的鄉土情結以及政府與個私企業在利益上的聯系也會阻礙個私企業向經濟園區聚集，對個私經濟園區的發展構成制約。個私企業主大都土生土長，文化及管理素質偏低，發展意識不夠強烈，他們習慣于在熟識的環境中生活和辦事。另一方面個私企業又與本地成員在經濟利益上息息相關，若遷移到工業園就會減少當地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因此，本地政府從其利益出發必然會對個私企業外遷設置各種壁壘。轉貼于

4 對策和建議

個私經濟園區的建設為實現云南地方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和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一條有效的途徑。為加快個私經濟園區的發展，我認為應該采取如下對策。

4.1 實行行政管理與開發相分離，使個私經濟園區的經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的開發主體。

如果個私經濟園區的經營管理由政府一手操持，政府既是所有者又是經營者，這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園區發展上的急功近利、資金來源渠道單一以及效率低下等弊端。應參照國內外開發區的成功經驗，政府作為出資者享有所有者的權益，除以本地區社會事務管理者的身份負責行政管理，加強對園區的協調服務外，不能再直接干預園區的經營活動。項目運行實行市場化運作，園區內的經營實體作為經濟上的占有者，具有獨立的法人財產權，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開發，在自籌資金、自清債務的基礎上謀求發展，并對出資者投入的資本承擔保值增值的責任。

4.2 杜絕亂收費，建立財政支持、技術指導和 信息提供等服務體系。

為了增強個私經濟園區的吸引力，政府 在加快職能轉變、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時，應堅決杜絕亂收費，廢止不合理的行政性收費項目，以降低個私企業入園的費用成本。此外，為了解決個私企業貸款難問題，應建立貸款擔保基金，對園內個私企業給予必要的財政支持；為克服個私企業存在的信息不靈、技術水平低等缺陷，應利用網絡設施建立信息中心，及時傳遞最新經濟信息，幫助個私企業及時了解市場動態和國家的經濟政策；建立科技中心，邀請專家定期講課，給予個私企業研究開發上的支持和技術指導。

4.3 把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土地的合理利用和環境保護聯系起來，實行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與滾動發展相結合。

個私經濟園區的建設應吸取過去亂鋪攤子、浪費資源的深刻教訓，走內涵式集約化開發的道路，按照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小片起步、開發一片、建成一片與持之以恒、滾動發展的辦法實行穩步開發。這既可避免一時招不進項目而閑置和浪費大量土地，又可在不大的面積中獲得較高的效益。同時，個私經濟園區的建設還應把環保作為軟環境融入建設規劃，嚴禁有嚴重污染且無有效治理措施的項目進區，高起點地建設環?；A設施，盡可能地做到環保與園區建設三同步，即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

篇6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二次調節所有制改革轉型發展道德調節

引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F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耙淮擞幸淮说臍v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篇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　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F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篇8

[關鍵詞]后危機時代;擴大內需;消費需求

[中圖分類號]F01;F0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10)04-0030-04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際市場購買力明顯下降。2009年底發生的迪拜債務危機,加劇了信貸市場的緊張局面,令原本就復蘇緩慢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更加顯露出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由于我國出口對國內GDP的貢獻率已超過20%。因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眾所周知,增加出口、擴大投資和刺激消費是推動一個國家或地區實現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長期以來依賴出口與投資的增長模式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種模式固有的諸如宏觀經濟外部失調、產業結構不合理和國內利益分配不均衡等缺陷,嚴重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外,我國也存在投資過度、投資結構不合理等現象,繼續通過擴大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十分有限。在金融危機的大背景下,這些缺陷更加明顯。我國是一個擁有13億多人口的大國,人均GDP已達3000美元,居民儲蓄額高達21.8萬億人民幣,消費結構快速升級,消費潛力異常巨大,尤其是廣大農村地區還是一塊未曾深入開發的廣闊市場,擴大內需的空間巨大。因此,適時調整經濟增長方式,主要通過擴大國內需求實現國民經濟持續較快的增長,將是未來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項長期目標。我國政府審時度勢迅速出臺了相應政策,特別是2009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又把“擴內需”作為重要措施之一,力圖通過拉動內需,使國民經濟發展保持良好的勢頭。因此,培育國內市場需求,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水平來提升內需水平,是當前我國保持經濟繁榮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必然舉措。擴大內需政策的實行,對我國經濟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我國國內市場和自身經濟發展的特殊性,進一步擴大內需還有一定的阻力,這就需要我們去客觀地面對,以拓展擴大內需的廣度,深化擴大內需的深度,提高擴大內需的質量,推動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后危機時代”我國擴大內需面臨的現狀

1.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擴大內需基礎不牢。社會保障體系是指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原因而產生的生老病死等帶給人們的困難和損失,由社會提供部分或全部補償的一整套制度體系,它是社會的“安全網”和“減震器”。雖然這幾年,我國對社會保障體系重要性的認識越來越清晰,相關立法工作也逐步展開,資金投入力度也越來越大,但總體看來還是低水平、低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立法相對滯后,涉及的內容狹窄,地方立法分散,保障程度低。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險范圍還不大,影響到城鄉居民的消費傾向。更為突出的是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并不是真正意義上全體社會成員所享有的保障制度,社會保障覆蓋面小、統籌層次低,城鄉社會保障發展不平衡,占我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能夠享受的保障支出非常少,與實際需求相差甚遠。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等新經濟組織以及非正規就業群體參保率還比較低。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率偏低而儲蓄率偏高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增加消費,改善內需環境,必須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廣大消費者消費的后顧之憂,使人人關心消費、樂于消費,將部分儲蓄轉為消費,最終擴大內需。

2.居民收入增長較緩慢,擴大內需缺乏后勁。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理論可以得出:消費者的消費是由他們的現期收入決定的,收入增加,消費也會隨之增加。從我國居民的消費與收入增長統計資料來看,城鎮居民收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城鎮消費品市場銷售額大體增長1.05個百分點;農民純收入每增長1個百分點,農村消費品市場銷售額大體增長1.18個百分點。這與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定”理論是相吻合的。由于經濟不景氣,居民收入增長受到很大限制。加上新增勞動力和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轉移到城市,我國就業壓力越來越大,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嚴重,收入增長更加艱難。2004-2008年農村人均純收入增幅為7.58%,2005年比上年下降0.6個百分點,2008年為8.0%,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2004-2005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幅處于10%以下的低位,2004-2008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增幅為9.66%,2008年為8.4%,比上年下降3.8 個百分點(見圖表1和圖表2)。居民收入減少,直接導致其購買力的嚴重下降和消費需求的減少。

3.低收入人群規模擴大,擴大內需矛盾重重。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經濟社會得到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批弱勢群體。這些弱勢群體主要包括以下兩類:一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后出現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這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相當部分農村中表現突出,特別是在偏僻的鄉村和牧區,部分農民家庭僅夠維持溫飽。二是企業、事業單位機構改革后涌現了不少下崗工人和待業人員。這類人員大都收入較低,部分生活拮據,沒有生活來源,要應付城市的高消費,實為艱難。而且這些弱勢群體的規模在整個社會人口群體中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低收入群體雖然需求層次較低,但需求潛力卻很大。然而,從整個市場的現狀來看,這幾年物價上漲幅度比較大,特別是油價、房價、醫療和教育費用,而能真正滿足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中、低收入人群現實需求的質優價廉的商品群并未形成,像電信、交通等部分行業壟斷現象嚴重,有消費需求能力的供給卻不足。此外,社會供給渠道狹窄,結構重復、單一,不能較快適應消費結構的變動。廣大民眾希望消費,尤其是信貸以及社會服務性的消費,但社會在這些方面的供給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

二、理性看待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市場經濟是需求導向型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例外。支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內需的擴大,而擴大內需需要投資與消費雙拉動。但是,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對拉動經濟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投資需求屬過渡性需求,擴大投資需求,可以在短期內促進經濟增長,在長期中則收效甚微;而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保持旺盛的消費需求才是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根本保證。據專家估算,目前投資每增加1%,可拉動我國GDP上漲0.22個百分點,而居民消費每增加1%,可以拉動GDP上漲0.87個百分點,消費拉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不言而喻。居民消費率的下降,導致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消費增長乏力和消費品普遍供過于求的過剩局面,消費需求不足對經濟增長的瓶頸制約作用日益明顯。

2000-2007年,我國平均消費率為5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2個百分點左右;我國平均投資率為40.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0個百分點左右,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十分不協調。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投資需求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1.5%,比上年相比增幅0.7%，拉動GDP6.1個百分點,比2007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見圖表3)。這充分說明我國近些年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推動。由于消費不足,政府不得不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投資需求,以保持經濟增長。但是,依賴政府投資擴大需求,一方面會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過度依靠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外延式擴大再生產不具有可持續發展性,這與科學發展觀是背道而馳的,將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響。擴大內需方針實施的結果表明,僅僅擴大了投資,而壓縮了消費。由于我國消費率下降,總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下降,經濟增長的拉動只能過度地依賴投資,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貢獻在不斷擴大。

在當前金融危機條件下,要保持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應當把重點放在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上,更多地依靠消費而不是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對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應理性看待,具體而言:

一是投資對社會總供給的影響十分巨大,必須謹慎把握好投資的比重。過量投資會引起總供給的不平衡增長,投資結構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在需求一定的情況下,某些行業供給量的絕對增加必然導致生產能力過剩,國內基礎設施不足的“瓶頸”現象非常明顯。此外,由于過度的投資,一方面必然導致某些行業和某些產品積壓和滯銷,商品價格下降,企業利潤減少,發展后勁不足,下崗失業人員增多,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社會矛盾突出。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受利益驅動向短線行業的過度投資,必然會削弱長線行業尤其是關系到國計民生和保證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產品的供給。我國長期以來教育、衛生、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發展遲緩與投資不足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二是投資與經濟發展的周期性緊密相聯,必須適度控制好投資的規模。大量增加投資會為新一輪經濟過熱埋下隱患。新世紀以來,經濟的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整個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特點越來越明顯,周期性波動對市場化國家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投資的調節作用是不同的。一般來說,經濟過熱時要適度控制投資規模,經濟形勢趨冷時應該擴大投資。但是,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滯后效應,所以政策的選擇與預期的效果有時會背道而馳。從長遠看來,進一步擴大投資存在著引發新一輪經濟過熱的危險。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投資與儲蓄之間存在著此消彼長的關系,投資增多意味著儲蓄額的減少。但是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卻是高投資率與高儲蓄率共存。據資料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一直維持在10%以上的漲幅。2008年年末,人民幣存款余額同比增長26.3%。可見,近年來居高不下的投資率并非源于居民的儲蓄存款,貨幣的超額投放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根據2008年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告頒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比上年末增長17.8%;狹義貨幣供應量比上年增長9.1%;流通中的現金比上年增長12.7%。因此,如果中央銀行持續增發貨幣,很可能會加快以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經濟過熱為典型特征的新一輪經濟周期到來的腳步。

三是投資對能源和環境的壓力不可避免,必須科學引導好投資的方向。大量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還會進一步加劇資源和能源的短缺以及環境的污染。近些年來,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大量增長的同時,投資增幅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布非常不均衡。第一產業的投資增長速度最快,第二產業次之,投資增幅最小的仍然是資源和能源消耗量較低的第三產業。大量投資集中在資源和能源消耗較多的產業和部門,不僅會加劇資源和能源短缺的狀況,而且也會加重對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我國產品的能源和資源消耗量一直位居國際前列,而且呈現逐年上漲的趨勢。以能源消耗指標為例,2008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為28.5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4%;原油的消費3.6億噸,比上年增長5.1%;天然氣消費807億立方米,比上年增長10.1%;電力的消費量34502億千瓦時,比上年增長5.6%。再從原材料的消費指標來看,2008年鋼材消耗5.4億噸,比上年增長4.2%;精煉銅消費538萬噸,比上年增長6.9%;電解鋁的消費1260萬噸,比上年增長4.3%;水泥消費量13.7億噸,比上年增長3.5%。能源和資源消費量的不斷攀升,導致我國業已脆弱不堪的生態環境負荷不斷加大。因此,繼續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片面發展資源和能源消耗量較大、環境破壞較重的制造業和采礦業等行業,不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是投資是全面的投資,必須形成政府投資與民間投資并舉新格局。投資增長的加快,對于彌補國內需求不足、保證經濟增長目標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國的投資是以政府投資為絕對主導格局的畸形投資,政府投資明顯快于民間投資。這種投資的弊端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這種投資主要靠擴大財政來增發國債,可作為一種短期應急措施但不宜作為一種長久措施堅持;二是在依靠國家財政投資和銀行貸款支持擴大基礎設施建設、國有單位投資增幅迅速提高的同時,政府財政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非國有經濟被擠出了投資領域,同時由于市場限制、準入限制、融資限制等“高門檻”的影響,民間投資并沒有帶動起來;三是投資的方向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而基礎設施對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要小于其他產業的投資。因此,必須適量控制政府投資的比例,改善投資環境,擴大民間投資的比重,形成科學、合理的投資新格局。

三、提高擴大內需效應應采取的政策措施

以上分析表明,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內需不足問題,雖然表面看來風平浪靜,其深層原因卻暴露出我國經濟結構上的矛盾和體制上的缺陷。因此,我們只能通過不斷地進行制度創新,調整結構,加大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結構調整的力度,營造公平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改善投資結構,促進居民的消費需求,才能使經濟平穩增長。具體來說:

1.改善現行社會投資格局,優化居民消費戰略環境。投資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不言而喻,長期以來投資的必要增長對我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在當前形勢下,要警惕和防止盲目投資和投資增長過猛,關鍵是要把握好投資方向,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主要運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引導產業發展和投資方向,促使投資消費按內在發展趨勢協調變動,但也不宜把投資率和消費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直接目標,也不宜強行抑制投資的穩定增長。在投資體制改革中,一方面要努力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國有經濟改組,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盡快建立有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增強國有企業投資能力和效應;另一方面,要逐步實現投資主體競標制、投資主體多元化的競爭格局,特別要在大多數壟斷行業引入競爭機制,支持和鼓勵民間投資進入。放松對民營經濟在行業準入方面的種種限制,實行更加開放的行業投資準入政策,進一步放寬民間投資發展的政策限制,全面有序地開放投資領域。在積極拓寬融資渠道方面,要疏通儲蓄向投資轉化機制,同時要為民間投資提供平等融資機會,為中小型民營企業疏通資金來源渠道,進一步提倡講誠信、守契約、反欺詐,加快企業信用體系建設,為企業運行創造良好環境,科學提升投資格局,為居民消費的長期發展奠定基礎。

2.控制社會產品生產總量,滿足居民消費真實需求。市場經濟理論告訴我們,社會要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須發展生產力,增加社會產品供給量。但在有效需求出現不足時,必須控制社會產品生產量。一方面要控制供過于求產品的總量,另一方面要調整社會產品生產結構,將社會生產能力轉向生產供不應求的產品,或者開發新產品,以便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消費需求。我國目前出現的有效需求不足,產品相對過剩問題是低級階段中的過剩,首先它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出現的,城鎮還有不少低收入者,廣大農民生活水平仍然很低,雖然重復建設造成部分產品生產能力過剩、產品積壓,但有許多產品還沒有過剩,許多消費者無法享用;其次主要是科技含量低的產品過剩,大部分高科技產品,仍然依靠進口。所以政府要實行總量控制和結構調整并行的辦法,控制過剩產品生產,避免重復建設,特別要發展高科技產業,鼓勵社會對新興產業的投資和技術含量高的新型產品的研制開發,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產品相對過剩問題。生產企業和單位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提高對生產消費理論之間依存關系的認識,要根據廣大居民的真實需求和自身的消費能力,生產出能真正滿足居民需要的社會產品。

3.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免除居民消費后顧之憂。社會保障制度健全與否直接關系到改革、發展、穩定的全局。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能夠進一步帶動需求,能夠將居民的部分儲蓄由未來消費變為即期消費。加快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是關系到未來國民經濟穩定增長和社會安定的重大問題。我國居民的未來支出預期較高,消費愿望下降,主要原因是對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心中沒譜,擔心住房、醫療、養老、失業、教育等一系列改革可能增加的負擔過重。因此,要在堅持和完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失業保險和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條保障線”基礎上,積極創造條件,向健全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制度過渡。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建立社會化、市場化的社會保障體系,由社會按照平等的條件對勞動者在社會生活中的風險提供必要保障。要加大對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資金投入,采用多渠道多方法加快建立和完善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制度,積極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積極推進社會保障管理服務社會化,加快社會保險制度建設。對貧困線以下收入的家庭、下崗工人、待業者實行補助和救濟,滿足其生存需要。對高收入階層和有產階層征收個入所得稅、遺產稅、高檔產品消費稅等,用于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的支出,以便縮小社會收入差距。改進和加強信息和輿論宣傳,增強廣大人民群眾對未來的信心,使人們消除后顧之憂,改善心理預期,提高消費欲望。

4.努力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開發居民消費內在潛力。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是擴大內需的基礎,啟動消費的巨大潛力在于增強居民的實際購買力,使潛在的消費欲望變成現實的客觀存在。要千方百計地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是城市低收入者和農村居民的收入。一是要大力開拓農村市場,努力增加農民收入。農民作為最大的消費群體,具有較大的消費需求潛力。從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我們可以得知,要想讓消費快速增長,收入首先要快速增長;要啟動農村消費市場,就必須大幅度地提高農民收入。要通過進行合理的農村產業化調整,進一步挖掘農業內部的收入增長潛力,并通過延長農業產業鏈條和農產品加工增值,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行農業的規?；洜I,向農業的深度和廣度進軍。通過改善農業結構、發展優質高效農業和調整農業生產的區域布局,為農民創造更多的收入增長機會。加快農村產業化步伐及小城鎮建設,鼓勵鄉鎮企業向小城鎮集中,使小城鎮建設成為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擴大農村市場的切入點。據專家估算,我國城市人口比重每增加1%,大體可拉動2%增長。因此,我們必須積極推進城市化進程,努力促進農村富余勞動力合理有序流動。繼續深化稅費改革,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繼續加強農村水、電、路、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農村消費環境。二是要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努力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為盡快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從源頭上解決好初次分配問題外,更應強化國家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功能,進一步深化稅收體制改革。當前我國總體稅收占GDP的比重約為15%,這與西方發達國家的約45%,發展中國家的約25%的水平相比,仍然還有很大差距,適度地增加稅收將有利于增強政府對收入再分配的調控能力。要采用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合理調節企業富余人員流向勞動力市場的規模和速度,走企業安置、個人自謀職業和幫助安置相結合的道路,鼓勵各種所有制經濟發展,擴大就業容量,并將企業改革與再就業工程結合起來。一方面,通過改革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效益,進而從根本上提高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有效拓寬再就業渠道,保障下崗、待崗、失業人員和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鼓勵發展第三產業,培育社區服務業,加快信息、文化和中介服務的發展,大力發展旅游業。積極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增加就業崗位和擴大就業方面的資金投入,改善就業服務和就業環境,幫助下崗分流職工及時找到新的工作崗位。鼓勵發展股份制經濟,進一步推動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讓職工參股,走共同富裕道路。另外,適時適當地增加事業單位在職人員工資和離退休人員離退休費,切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

參考文獻:

[1]韓克勇.我國擴大內需政策效應分析及建議[J].經濟問題,2005,(8).

[2]馬宇,火穎.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J].理論探索,2009,(2).

[3]柯健.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及應對[J].安徽農業大學學報,2009,(7).

[4]邰麗華,王姝娜.以內需為主保增長的經濟學分析[J].教學與研究,2009,(7).

[5]張桂香.我國消費需求的制約因素及對策建議[J].宏觀經濟管理,2005,(10).

[6]劉偉,蔡志洲.從最終需求看我國長期經濟增長[J].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9,(7).

[7]馬潔.我國擴大內需不足的原因及擴大內需的幾點措施[J].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3).

篇9

關鍵詞：低碳經濟；發展；金融支持

低碳經濟已經成為繼信息技術革命之后的又一場革命。在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金融服務要先行。經濟決定金融，低碳經濟發展會形成相應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模式、消費模式，甚至生活方式的變革，這樣必然會對我國金融業產生較大影響。金融業在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不僅能夠發揮其作用，同時也能夠促進其自身發展，這也是金融業為什么要支持“綠色金融”、“碳金融”的原因，也是其自身發展過程中必須經歷的過程。

1低碳經濟概述

碳經濟就是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模式，這種經濟模式是現階段發展我國經濟的有效方式，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次重大進步。通過低碳模式和低碳生活能夠使傳統價值觀發生改變，使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的道路，從而能夠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低碳經濟產生的背景就是全球變暖，對全球環境造成了較大影響。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高碳經濟致使二氧化碳濃度過高，從而形成了溫室效應，這樣的環境變化對人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響。氣候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環境，給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巨大挑戰，同時能源危機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各國經濟的發展。所以一種全新的、能夠緩解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現狀的發展模式誕生，即低碳經濟，這種經濟發展模式能夠有效解決上述現象，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

2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意義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發展低碳經濟具有重大意義。二氧化碳的排放權已經成為一種商品交易，隨即產生交易市場和金融市場。鑒于我國是發展中國家，這種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能夠給我國帶來巨大的商機和挑戰，也將改變中國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使中國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獲益。金融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有什么樣的經濟，就會有什么樣的金融。隨著新經濟發展模式的誕生，新的金融將會形成——碳金融。所謂碳金融就是與碳排放有關的一切金融活動，它包括許多內容，如碳指標交易、直接投融資等。隨著全球碳減排的需求以及碳交易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碳金融逐漸成為低碳經濟的制高點，這對于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都會產生較遠的影響。此外，除了金融業，低碳經濟的發展也會對其他行業的發展產生相應影響，促進其他行業的發展，這也是低碳經濟能夠被廣泛接受的重要原因。我國工業的發展對煤炭的依賴性較大，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極大，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國內企業的發展模式，從而促進我國經濟走向可持續化發展道路。同時國家大力發展低碳經濟，也使人們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3國外發展低碳金融的啟示

3.1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是一個財務金融術語，是一套非強制性的自愿性準則，國際上的一些主要金融機構用其來衡量、決定和管理社會及環境風險，用來進行專案融資或信用緊縮的管理。目前，赤道原則已經成為外國商業銀行履行社會責任的國際慣例和項目融資的行動指南。

3.2市場化機制

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要達到一定成效，需要借鑒一些歐洲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其主要原因是歐洲的一些國家具有較為成熟的低碳經濟模式，在這方面的經驗也比較充足，這些對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都有著促進作用。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環境問題符合經濟學的內在規律。我們需要在推進節能減排新技術不斷進步的同時，還要刺激節能減排的自愿行為?？刂莆廴镜膫鹘y行政手段主要包括禁止排放和排放許可，但這種手段一般成本較高，而且收獲的效率低。所以，我們發展低碳經濟必須在加大資金投入的同時，還要建立起符合市場規律的市場交易系統。3.3低碳與金融創新互動要實現減排和經濟增長并舉，就必須把節能減排和經濟發展當作一個整體，不能將二者分裂開來，不斷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探索一條以金融創新為核心、可以改善環境質量、轉移環境風險、低碳經濟以及循環經濟的發展道路。在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外已經開發出許多在環境和金融創新交互作用下而形成的低碳發展模式，國外的一些商業銀行在對低碳金融項目的信用評估和貸款方面也會給予極大的支持。

4我國低碳經濟現狀

社會不斷發展的同時，環境也在不斷遭到破壞，人們也漸漸意識到我們不能再像以前一樣，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去發展經濟，二者是可以結合在一起的。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很好地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在新時代背景下，它不僅可以保障在實現節能減排的同時發展經濟，更是每個國家和地區良性健康發展必須采用的一種經濟發展模式。中國一直以來都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支持者，并且做出了實際行動。中國在2007年正式出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真正在制度上給低碳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保障。作為節能減排的積極實踐者，中國在接下來的發展中制定了明確的節能和減排標準，以規范企業在發展中做到低碳環保。為進一步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總理于2009年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就國家節能減排工作提出了明確目標，提出了我國在2020年以前在節能減排上應該達到的標準，即2020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比2005年下降40%～45%。會議還指出，我國必須大力發展新能源，在減少傳統能源使用率的基礎上加大技術創新，提高各種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減少污染排放的同時取得更高的收益。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推動碳金融行業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國內銀行業中，興業銀行在碳金融行業上的發展成效尤為顯著。興業銀行在發展過程中抓住了低碳經濟的商機，該銀行在2005年接觸碳金融行業，2008年10月份在北京正式公開承諾遵守“赤道原則”。為了更好地發展低碳經濟，在隨后2009年1月份成立了可持續金融中心，該機構在促進興業銀行的碳經濟發展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興業銀行的能效金融、碳金融以及環境金融等方面的業務經營和產品營銷都由該機構負責。除了興業銀行以外，中國銀行和深圳發展銀行也陸續推出了收益率與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額度期貨價格掛鉤的理財產品；浦發銀行也建立起了相應的機構，以推廣發展低碳金融的具體方案，大大推動了低碳經濟在中國的發展。中國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實踐表明，我國立足于自身國情和發展的需要，積極地投入到低碳經濟的發展中，并取得了顯著成效，真正做到了在發展經濟的同時，為全球環境的改善做出巨大貢獻。

5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面臨的金融問題

5.1相關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支持較少

無論任何行業的發展都離不開交易市場，碳金融行業也一樣。基于此，碳金融市場合理發展便不能脫離政府的法律規定和政策支持。在2008年，國家對整個交易市場了“四萬億”的項目指標，但其中只有2100億投資于低碳經濟，只有總投資的5%，這表明，政府的財政政策并沒有在發展低碳經濟上起到有效指導作用。此外，缺乏適當的法律法規來規范碳交易市場，同時，政府在低碳項目上的投資也是不夠的，相關技術的缺乏和對低碳產業的鼓勵與支持也是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5.2碳交易市場不成熟

一直以來，碳交易市場都比較繁榮，中國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一直處于價值鏈的最底層。碳交易市場具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張，一些發達國家利用這次巨大的經濟發展機會，在碳排放權方面建立了一系列相關的金融體系，這些金融體系保障了低碳經濟下發達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目前，全球碳交易所總共有四個，全部由發達國家主導，他們自身的碳交易市場已經比較成熟。在中國，碳金融行業發展也存在相應的優勢，但碳金融的發展相對西方發達國家還較為落后，缺乏成熟的碳排放交易系統以及碳交易平臺，國內的金融機構對碳金融價值的認識還不夠成熟，對其的操作方式也不合理。

5.3融資不足

資金投入的不足也是制約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1997年12月在日本制定的《京都議定書》，其核心內容包括三個機制，即“聯合執行機制”、“清潔發展機制”和“國際排放權交易”。首先是聯合執法機制（JI），該機制是一個發達國家通過項目合作，將已經達到標準的排放量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同時，在轉移數量上也會有相應扣除；其次是清潔發展機制（CDM），該機制主要內容表現在發達國家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手段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合作方面；國際排放權交易（IET）指的是一個發達國家在其國家減排目標完成后，將多余的份額以貿易方式轉移到另外一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受到多方面規則的制約，各種有關碳經濟的交易事務都要遵守由發達國家主導的碳金融交易體系的規則，低碳經濟發展阻力較大。另一方面，由于碳金融在中國發展的時間較短，一些企業和企業管理人員對清潔發展機制項目內容缺乏了解，因此，很多企業都錯過了這次巨大的發展機遇。此外，CDM項目由于開發時間較長，其中潛在的危險因素較多，因此，金融機構不愿向其提供資金支持。

5.4碳金融衍生品缺乏

在我國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碳金融衍生品比較缺乏。在之前的碳交易市場上，排放權是主要的交易產品。金融機構參與后，排放權已經不是唯一的交易產品，各種金融衍生品的出現更加繁榮了碳交易市場。在國外的碳交易市場上，碳金融衍生產品較豐富，例如，碳排放期權交易、碳證券、期貨、碳基金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碳金融衍生品，但在中國的碳金融市場上很少出現這些衍生產品。這種金融創新產品對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起著很大的作用，不僅可以促進我國碳經濟的發展，還可以促進相關企業的經濟增長，促進中國碳交易市場朝向多元化發展。

6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策略

6.1銀行的低碳路徑

6.1.1綠色信貸

在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的過程中，銀行業在業務擴展方面也是大有可為，金融機構對傳統發展模式進行改造、升級，不僅能夠對生態環境進行保護，同時還能開發新資源，發展循環經濟，為綠色經濟發展提供支持，為生態農業的企業發展提供信貸傾斜。在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下，對低碳經濟金融傾斜，同時對高碳項目進行相應限制，這樣就能夠正確引導資金走向資源節約型、環境良好型的方向發展，這對于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2007年以來，國家環?？偩峙c金融業聯手推出了三項綠色環保政策，分別是“綠色證券”、“綠色保險”和“綠色信貸”，這三項政策對于促進我國金融業的可持續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為我國金融業挺進環保戰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綠色貸款還處于起步階段，缺乏相應的信貸指導目標和環境風險評級標準，這樣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所以為了促進了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應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通用的綠色信貸標準，并建立相應的制度，對綠色信貸進行約束，進而促進了我國綠色信貸的發展，降低信貸過程中的風險，從而推動我國銀行相關業務的發展。為了促進銀行實行綠色信貸，發展低碳經濟，銀監會先后出臺了多項政策，督促銀行金融機構認真貫徹國家政策，推動低碳經濟發展。為促進商業銀行的發展，銀行應當積極探索節能環保的發展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夠符合國家政策的要求，有效促進商業銀行改變傳統發展模式，走低碳經濟發展模式，以保證我國社會經濟可持續化發展。

6.1.2碳金融創新

一是在排放權交易基礎上的各種金融創新。由于環境所容納的二氧化碳量有限，所以為了對二氧化碳的排放進行限制，便有了相應的排放權，相應的排放權通過轉讓能夠產生相應的效益，所以商業銀行可以將這種排放權作為抵押進行貸款。同時也可以嘗試推出與“綠色信貸”和排放權交易掛鉤的結構性產品，這樣就能夠為節能減排項目的建設和發展提供資金支持，從而規避相應的風險，也能夠為個人或者企業提供便利。二是貸款管理機制的創新。對于商業銀行而言，貸款是其重要的業務之一，為了能夠降低貸款所帶來的風險，必須加強貸款管理方法和管理技術，保證相應的項目能夠低風險進行，這樣不僅能夠節約資金，同時還能夠為項目的實施者提供貸款。由于節能項目的提供者多數是一些中小型企業，這些企業不具備抵押貸款的條件，也很難獲得銀行滿意的信用評級，這些企業就很難獲得貸款，如果采用應收賬款質押這種新的貸款方式，這些企業就能夠獲得相應的貸款支持。

6.1.3拓展綠色中間業務

目前，在中國無論是企業還是企業的管理人員，對碳金融的了解都不夠深入，對一些與碳金融相關的金融機制更是解讀不足，因此，我們需要借鑒一些發達國家的經驗，在碳經濟發展過程中去拓展綠色中間業務。由于《京都議定書》引入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一種新的交易市場誕生。主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權作為一種新的商品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流通。銀行業金融機構應抓住這個巨大的發展機遇，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為一些國家提供碳金融項目開發的經驗和資金。在這個過程中，銀行金融機構會評估金融風險，并在合理金融風險的基礎上找到最好的合作者。此外，金融機構也可以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各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技術咨詢、信用評估以及資金清算等方面的中介業務。如荷蘭銀行，該銀行擁有極大的碳交易客戶群，并為他們提供服務，賺取中間業務收入。

6.2直接融資的低碳路徑

6.2.1綠色通道制度

為了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促進低碳企業的發展，政府部門可以安排公開發行上市公司走“綠色通道”，這樣就能夠優先使具備一定資產規模和技術力量、運作規范的低碳企業上市，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同時，鼓勵主板上市公司利用重組并購的方法實現對傳統產業的改造，這對于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也具有促進作用，對于我國發展低碳、環保、新能源等新興行業也是一種鼓勵，為這些企業提供大量的資金支持。此外，還應當對所有上市公司進行約束，增加能耗和碳排放標準，使其成為公司上市的硬性條件。

6.2.2低碳金融工具創新

為了促進低碳經濟模式在中國的應用，應大力支持一些秉持低碳環保發展理念的企業發展，為這些企業提供資金支持，如設立減少碳排放的環境產業基金和面向節能減排企業的風險投資基金。這樣就能夠為這些中小型企業提供相應的資金支持，使其成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中的可靠力量。此外，還應適時推出由具有“綠色信貸”資格的銀行發行相應的碳基金、碳企業債券等，同時為了保證銀行利益，應當完善相應的低碳項目風險投資機制，這樣就能夠快速推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因此，為了推動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促進相應資金不斷產生，使這些資金能夠為企業所用，并能保證資金安全，降低企業經營風險，應當加大對低碳金融工具的創新力度，研發推出適合的低碳金融產品，并建立完善相應的機制，降低風險，促進低碳經濟健康有序的發展。

6.3開發碳金融衍生品

為了防范不確定性帶來的風險，使相應的金融機構獲得更高的利潤，應當多開發一些基于金融的保險產品。現階段，碳排放權已經逐漸成為一種金融工具，它是低碳經濟的載體，這種碳排放經濟模式催生出的排放權市場能夠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的進行。在我國，擁有巨大的碳減排資源，如CDM項目的主要供應者，這樣的交易市場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所以在構建我國碳交易市場中，應當進行碳交易、碳證券、碳期貨等各種碳金融衍生品的開發，同時還應當對這些產品進行不斷創新，使其能夠適應我國碳交易市場的需求，進而推動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豐富市場結構，擴大市場規模。

6.4完善排放權交易市場排污交易制度

從經濟學觀點看來，是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和經濟刺激手段，排污權賣方將自身已經達到排污標準的剩余份額出售給買方，以獲得經濟回報，最終將外部經濟轉化為內部經濟。排污權交易源自于美國，隨著社會的發展，美國政府將該理論運用在對水污染和二氧化硫的控制方面，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相關政府文件，例如：1992年出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相應文件《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該文件在生效后成為國際社會認同的應對氣候變化的起點。社會在發展的同時，全球環境質量也進一步惡化，因此《京都議定書》第一次將排污權交易這個市場機制合法化，對聯合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具有實際意義上的約束力，此后，排污權也隨之作為一個產品流通在國際資本市場。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在符合環境承載力的基礎上計算出整個環境的污染物的排放總量，并將整個排放總量合理的分配到各個單位之間，各個單位的排放量可以自由買賣。該機制的確立對全球環境的改善有著明顯效果。該機制下企業減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也大幅度提高，環境治理成本也相應下降。中國擁有相當大的碳排放資源，是清潔能源發展機制的主要供給國家。中國始終是節能減排項目的支持和實施者，并相應地在國內建立了以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污權交易所為主體的碳金融交易體系，但同時中國還是處于碳交易產業鏈的低端，只是單純的碳排放權供應者，而非排放標準的制定者，這些弊端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在排放權上的話語權，碳交易價格也被迫降低。因此，我們必須不斷借鑒碳交易機制先進的經驗，在國內建立比較完善的碳交易機制，并不斷發展創新，逐步提高我國碳交易市場的規范化、層次化以及國際化水平，使中國的碳排放權交易機制更加具有國際影響力，并使中國在全球碳交易市場上獲得定價權。

6.5政府加強宏觀政策扶持

在低碳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政府也應當發揮相應作用。低碳經濟在政府部門的宏觀扶持下，能夠成為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模式，并逐漸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低碳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財稅、外匯等，這些資金上的支持需要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只要政府部門能夠為這些中小型企業提供資金上的支持，就能夠有力促進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政府部門應當更好地發揮人行、銀監會等部門宏觀指導作用，建立相應的信貸規模指導政策。我國實行低碳經濟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因素的影響，如一些中小型企業在其經營過程中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不能夠發揮低碳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了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應當成立碳基金或擔保公司，承擔“綠色信貸”所產生的風險，并引導項目正確實施，保證項目實施的資金安全，為中小型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支持，使其能夠享受政府部門的扶持。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一種潮流，它能夠緩解全球的氣候危機，給我國經濟發展創造機遇，同時也是一種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應當抓住這次機遇發展低碳經濟，從而推動人類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7結語

綜上所述，“碳金融”是一項工程，為了能夠促進其健康發展，必須制定相應的可持續化發展原則進行約束，只有這樣才能夠有效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持續化發展，為了保證這一點，應當建立成熟的碳交易制度和科學的補償制度，從而推動我國經濟向低碳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李麗,汪陳,何圣財.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問題研究[J].特區經濟,2011(02).

[2]王偉.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2013.

[3]魏可.基于金融支持視角的低碳經濟發展研究[D].西南財經大學,2012.

[4]郭福春.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體系研究[D].武漢大學,2011.

[5]黃文若.促進低碳發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浙江理工大學,2013.

[6]周懿萍,黃文才,陳曉芳.發展低碳經濟的金融支持研究[J].理論月刊,2010(05).

[7]林明恒,鄭才林.我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海南金融,2010(05).

[8]閔大勤,周志萍.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政策建議[J].海南金融,2010(06).

[9]徐晗丹.金融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及對策[J].財經理論研究,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