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重商主義和自由貿易的區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號】200211

【原刊頁號】61～63

【分 類 號】f52

【分 類 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2

【 標 題】西方工業國貿易保護的歷史演進和發展趨勢分析

【英文標題】the evolution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zhang zhi-min

【 作 者】張志敏

【作者簡介】張志敏　中央財經大學　北京　100081

【內容提要】本文分析了西方工業國家不同歷史階段貿易保護理論和政策的發展變化，歸納了貿易保護的規律性和發展趨勢，提出了在經濟全球化趨勢下，貿易保護仍然是各國政策的支撐點，進一步分析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點和發展趨勢以及對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和貿易的重要啟示。

【摘 要 題】貿易保護

【英文摘要】in this essay,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s of trade protectionist theories and policies in wester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summarizes the regularities and prospect of trade protectionism,and concludes that trade protection is still the focus of the trade policies in every country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the new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ur country to prac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關 鍵 詞】貿易保護/歷史/規律/趨勢

trade protection/history regularity/trend

【 正 文】

［中圖分類號］f75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549(2002)11-0061-03

一、西方工業國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的歷史演進

1.亞當·斯密之前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在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體系創立之前就存在貿易保護和自由貿易之爭。重商主義最早提出貿易保護的觀點，盡管不夠系統，但其理論的基本點：“鼓勵輸出、限制輸入，發展經濟，實現國家財富積累”已經被當時各國政府所采納。一些貿易保護的手段諸如行政管制、高額關稅、退還稅款、發放獎金和補助金、特許證等被政府廣泛使用。

16世紀后期的英國，重商主義的發展達到。從17世紀開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員、學者先后提出自由貿易的觀點，并且在18世紀上半葉的英國發生了兩場著名論戰：一是關于放寬與法國貿易的限制是否對英國有利。主張自由貿易的和主張貿易保護的兩大派別分別創辦了各自的雜志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盡管兩派在理論上各不相讓，但政府還是執行了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而主張放寬英法貿易的條款未能得到批準。二是英、法、德等國的學者圍繞國際經濟是否存在內在平衡機制所進行的論戰。以休謨為代表的學者從貨幣數量論出發，認為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和調節機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國際經濟會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們主張貿易自由；以斯圖亞特為代表的學者則反對休謨的貨幣數量論，否定國際經濟中存在自動平衡機制，主張政府干預和貿易保護。這場爭論在理論上也是難分勝負，但在現實中各國政府（包括當時比較先進的英國）仍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措施。

2.亞當·斯密之后的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

理論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視為自由主義理論體系創立的標志。作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的奠基者，斯密對重商主義的國家干預觀點進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張對內實現自由放任、對外實行自由貿易，主張降低關稅和取消出口補貼和獎勵金，并提出了較為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即“絕對成本說”。大衛·李嘉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作了進一步補充和發展，提出了更為現實的“比較成本說”。絕對成本說和比較成本說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的核心。

然而，斯密《國富論》的出版并沒有對英國和其他西方各國的政策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在斯密和李嘉圖完善自由貿易體系的同時，和其觀點相對立的一些經濟學家仍然始終倡導貿易保護，為此雙方不斷展開理論較量。1860年英法兩國簽定了《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隨后，英國又和其他國家簽署了降低關稅的商貿條約，從而使西歐各國走上自由貿易道路。《科布登—謝瓦利埃條約》的簽定，標志自由主義政策在英國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這距離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問世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由此可見，開辟貿易自由主義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艱難。

3.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與政策

盡管自由主義理論從提出到付諸實踐需要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但不能否認，自斯密創立自由主義體系以后，盡管也出現過李斯特和凱里為代表的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但一直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產生，在170年的歷史中貿易自由主義始終占據了理論上風。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人物馬歇爾時期，雖然現實中各種貿易保護的政策不斷被實施，壟斷也不斷出現，但馬歇爾在他的《經濟學原理》一書中仍然是宣揚自由主義，在稍后出版的《工業和貿易》一書中雖然涉及到壟斷問題，但他認為壟斷和競爭只是程度上的差別而無本質區別。只有到凱恩斯經濟理論的提出，才從根本上動搖了自由主義的理論基礎。

然而，現實卻非如此，真正貿易自由的歷史卻非常短暫。自由主義在實踐中獲勝的同時就開始遇到挑戰，因為從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各種壟斷組織不斷出現，并在各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進而為國家壟斷奠定了基礎。同時，李斯特和凱里的貿易保護理論對德國、美國的政策產生了影響。德國率先實行貿易保護，法國和美國分別于1881和1890年重新設立了關稅法，意大利、奧地利和瑞士等國也相繼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進入20世紀以來，國際市場的競爭更加激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存在生產過剩的危機，為了擺脫危機，各國互相用高關稅封閉本國市場，互相用貨幣貶值及降低工資等方法提高本國經濟競爭力，使各國內部和各國之間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的全面爆發。

二戰結束后，除美國以外的各壟斷資本主義集團均遭重創，美國對歐洲、日本具備了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美國此時開始倡導自由貿易，但到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德國的經濟逐漸恢復并日益強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頓森林體系動搖，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衛美元為由提出，為了保持對外軍事支出，維護冷戰盟主地位，美國的貿易收支經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為此，必須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

上述歷史表明，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在自由主義政策實施不久，保護主義的政策則開始陸續在各國出現，到20世紀開始逐漸加強，在二戰以后，盡管日益強大起來的美國開始宣揚貿易保護，但60年代以后隨著日、德等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各國又重新舉起了貿易保護的旗幟。

4.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兩次石油危機使世界經濟增長緩慢，各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勢力都在不斷增強，逐漸形成了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浪潮。新的保護主義和傳統的貿易保護相比，更具有隱蔽性的特點：

篇2

由于我們將不僅涉及一國內部的情況，也要涉及國與國的互動，所以我們有必要對這兩種情況作一區分。第一個區分是，在一國之內，是一個有政府的社會；而在國際上，由于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眾多的民族國家實際上生存在一個無政府社會之中。第二個區分是，在一國之內，人民是可以自由遷徙的，而在國際上，人民是不能自由遷徙的。這兩種區分將會使同一種行為或政策，在國內和國際上帶來很不相同的結果。

自由主義經濟學強調的經濟自由，是遵循規則的經濟自由，它將那種“以鄰為壑”的行為排除在外，使得追逐自己利益的行動能夠增進社會的福利。迄今為止，這種規則只有在存在著一個政府的條件下，才能近似地實現。因此當我們討論國際問題時，我們顯然應該注意“自由”含義的變化。我們的目的，是探尋一條形成規則的道路，以使國與國之間的經濟行動達成互利的結果，否則損人利已的行動不僅導致不公正的財富分配，而且會與受害者的報復一起使全球（包括“以鄰為壑”者）的福利下降。

在這場危機的多種角色中，我們選擇了對沖基金、金融市場和民族國家作為主要的角色加以分析。有趣的是，這三個角色既是三種不同的制度，又代表了不同的人群。我們將在制度和人群的互動中展開對這場金融危機的探索。

一、民族國家與貨幣體系

一個貨幣體系就是一種制度，它作為一種公共物品由民族國家提供。民族國家不過是政府這種制度安排在當今世界中的具體形式。因為迄今為止政府提供保護的人群還是以歷史的、文化的、或生理的因素而劃分開來的。那么，為什么貨幣體系是一種與民族國家范圍相對應的公共物品，有什么因素阻止它成為一個世界一統的體系？在貨幣體系的運轉中，政府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

人類很早就發現了不足值貨幣的好處，因為它可以使人們擺脫貴金屬的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的束縛。但一旦出現不足值貨幣，尤其是多種不足值貨幣，就有一種“劣幣逐良幣”的趨勢，導致貨幣體系的不穩定。貨幣作為一種信用的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求幣值的穩定。因此，政府壟斷了貨幣的發行，以暴力為后盾保證幣值的穩定。當貨幣形式演變為紙幣后，就更需要政府的強制力和信用的保證。一旦人們接受了不足值貨幣，發行者就獲得了一筆發行貨幣的利潤，它等于貨幣的面值與貨幣制造成本之間的差額，通常稱為鑄幣稅。這個鑄幣稅應該是該國人民的共同財富，如果該國政府放棄了貨幣發行，轉而使用了另一國發行的貨幣，就等于放棄了該國人民應該享有的利益。這是為什么一個民族國家要自己發行貨幣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個原因，是人民不能在國家間自由遷徙。假定全世界只使用一種統一的貨幣，國家間實行自由貿易，一個國家的貨幣供給則由它的貿易差額決定。貿易盈余會使通貨增加，反之則減少（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85，第360頁）。由于各國之間的生產效率經常處于不平衡的狀態中，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某些國家保持貿易盈余，而其它國家忍受持續的赤字。后者會因為沒有充足的貨幣供給而使經濟發展受到壓抑。由于資本將會追逐那些繁榮的地區或產業，貨幣與資本在國家間的自由流動，將會加劇不同國家間在貨幣供給方面的充裕和貧乏的差距（哈伯勒，1963，第434-481頁）。但由于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不能在國家間自由遷徙，國家間因貨幣供給的不同而產生的經濟發展的差異，就不能通過人口的流動獲得調整。因此一個民族國家有充足的理由，通過發行自己的貨幣，將貨幣供給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里。

抽象地講，貨幣供給的目標，是使得導致資源（尤其是勞動力）充分就業的所有潛在交易都借助于貨幣實現。達到這一目標，并不需要中央政府發行如此多的貨幣，而是依賴于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股權市場，一類是債務市場（弗蘭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亞尼，1998，第11頁）。通過這兩類市場以及它們之間的互補，金融市場將貨幣供給擴展到了一個社會的邊際，即最后一個需要貨幣推動的交易，以及與該交易相關的生產活動。人們發現，以政府發行的貨幣為基礎的債務具有足夠高的信用，以至這些債務本身可以用作支付手段，因而債務本身就是貨幣。通過債務市場，債務在不斷地被轉手，也就在不斷地執行著貨幣功能。特別地，銀行體系的出現，以及銀行多次循環地處理債務的方式，使一定數額的政府發行的基礎貨幣被數倍地放大（康芒斯，1983，下冊，第1-86頁）。在另一方面，金融市場通過金融工具的交易，探測著貨幣供給的邊界。在理想狀態中，只要一個經濟活動能夠獲得回報，且此回報至少不低于相當于自然利率（一個只反映時間價值的水平）的市場利率，通過債權債務的安排實現這一活動就是有效率的。因此，當市場利率等于邊際生產率時，貨幣供給與經濟活動（即貨幣需求）之間達到了均衡（康芒斯，1983，第248-258頁）。

當然在現實中，經濟活動并不那么簡單。現代以來的迂徊生產方式，使生產周期加長，風險因素增多。如果風險過大，債務市場就不能正常運轉。因為不能清償的債權債務不僅會破壞信用，而且會導致貨幣供給的收縮。針對這種情況，一方面，債務市場采用抵押的方式減少風險，另一方面，它將風險過大的經濟活動的融資問題推向了股權市場。股權市場與債務市場的重大區別是，股權沒有償還問題，一旦風險過大造成虧損，不會象債務不能清償那樣引起貨幣供給量的收縮。如果沒有股權市場，或者是一些風險較大的經濟活動無法融資，或者是債務交易包含過大的風險，造成貨幣供給本身的不穩定。而如果沒有債務市場，融資的成本則會太高，以至導致貨幣供給不足。因此股權市場是一個為風險較大的經濟活動提供融資支持，同時又能避免因為風險過大導致的貨幣體系的不穩定的制度安排。在股權市場與債務市場之間，有一個恰當的比例，它將由兩個市場的相對價格決定，因而兩個市場的價格之間有著很敏感的關系。

將一個民族國家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它的貨幣體系并不能保持完全的獨立。國際貿易和國際貨幣流動仍然會影響一國的貨幣供給。當一國的貨幣政策一定時，貿易差額將會增減貨幣供給；一筆外國的貸款也會產生貨幣乘數（如美元貸款在歐洲的作用一樣，參看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85，第443-448頁）。這很自然將一國貨幣與它國貨幣聯系在一起。如果將不同國家的貨幣看作是不同的商品，它們之間的相對價格（即匯率）也會與其它商品一樣發生變化。一方面，它與發行貨幣的不同國家的國內的貨幣供給相關；貨幣供給水平的不同，可以用利率水平和通貨膨脹水平（或兩者之和的真實利率）來描述；另一方面，它與相關國的貿易差額相關。如果兩國的貨幣可以自由兌換，匯率與利率之間也有著很敏感的關系。

對于一個民族國家的政府來說，該國貨幣體系的有效性和穩定性，就是它應該提供的公共物品之一。一方面，由于金融市場可以放大貨幣供給的數額，同時探測出貨幣供給的邊界，政府就應該推動金融市場的發育，并借助于它的力量。這使得貨幣體系運轉得更為有效，從而使每一單位發行的貨幣發揮更大倍數的作用。另一方面，國際因素的作用并不確定。有時它會推動一國的經濟發展（例如一段時期的貿易順差），有時也可能抑制它的發展（如資本外逃），有時甚至會威脅一國貨幣體系的穩定（如國際游資的沖擊）。政府在考慮貨幣政策時必須同時將國際因素考慮進來，并經常要輔之以貿易政策和外匯政策。政府所面臨的悖論是，如果完全對外開放，讓國際因素充分發揮作用，它的貨幣政策就會失效，并且會使該國的貨幣體系面臨外部沖擊的巨大風險；如果對國際因素做出某種管制，如設定固定匯率，它的國內宏觀政策有時會處于兩難境地。例如當出現貿易逆差時，政府一般要提高本國貨幣的利率才能使貿易恢復平衡，但這樣一來，使由于貿易逆差本來就緊縮的貨幣供給進一步減少。因此在現代的國際經濟學中，對一國政府采取怎樣的匯率政策沒有定論（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85，第406-431頁）。然而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一國的貨幣體系不僅建立在政府發行的用法律保證的貨幣基礎上，而且需要政府通過各種政策的精心呵護與調整。

二、金融市場與對沖基金

金融市場作為一種制度并不是抽象的，它是由一群人組成的。金融市場在貨幣體系正常運轉中的重要作用，它改進資源在社會中配置的功能，都是通過人們追逐自己利益的過程完成的。近代以來，通過金融工具和金融組織的改進，例如融資的證券化和證券交易所的成立，金融市場不斷地降低交易費用，從而使貨幣體系更為有效。這些改進所帶來的利益，由金融業中人與其他人分享。

由于利益的驅動，金融市場有著強勁的創新動力。然而金融市場的利益并不總是與社會的利益相一致。例如，一家證券交易所的利益和它的交易量相關，交易量越大，它所收取的傭金越多。因此它有動力鼓勵增大交易量的創新。但對于社會來說，并不是交易量越大越好，借貸過度和投資過度都會破壞經濟的均衡。從經濟學角度看，只有被證明對增進效率有好處的交易方式才能被接受，否則就接近于賭博：它很像交易，但沒有增進效率的功能。因此，一個成熟的國家會對金融創新采取謹慎的態度。當芝加哥期貨交易所推出第一張金融期貨合約時，它的目的是創造更多的交易量。金融期貨（financial futures）和金融期權（financial option）構成了七十年代以來的金融創新的主體，它們被統稱為金融衍生工具（financial derivatives）。但這些金融創新，只是在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認真甄別（公眾聽證會和調查）后，才獲得了合法性（弗蘭克·J·法博和弗朗哥·莫迪利亞尼，1998，第306頁）。這些金融衍生工具獲得合法性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它們可以作為套期保值、規避風險的工具。從經濟學角度看，規避風險有著改進效率的意義。

然而，當金融衍生工具與另一項金融組織創新結合起來以后，事情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與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一起發展起來的，是對沖基金（hedge fund）。顧名思義，它原本被用來進行套期交易，以規避風險。但一旦操作起來，一些對沖基金（以索洛斯的量子基金為代表）就逐漸發現金融衍生工具以前沒有被發現的特點，它們可以利用這些特點去盈利。金融衍生工具（以期權為例）的第一個特點，是它可以以較少的資金撬動一筆較大的交易，當這筆交易足夠大時，就可以影響價格（見圖1）；第二個特點是，由于期權合約的買者只有權利而沒有義務，即在交割日時，如果該期權的執行價格（strike price）不利于期權持有者，該持有者可以不履行它（可參看洛倫茲·格利茨，1998，第193-198頁）。這種安排降低了期權購買者的風險，同時又誘使人們進行更為冒險的投資（即投機）；第三個特點是，期權的執行價格越是偏離期權的標的資產的現貨價格，其本身的價格越低（約翰．赫爾，1997，第161頁），這給對沖基金后來的投機活動帶來便利。

由于逐漸掌握了金融衍生工具的上述特點，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從套期交易的投資組合演變為這樣一種投資策略，即通過大量交易操縱相關的幾個金融市場，從它們的價格變動中獲利。我們在上節的討論已經指出，在不同的金融市場的價格之間，有著敏感的關系，這些關系早已被專業人士與經濟學家發現，并經過經驗修正和理論探索，將它們之間的關系表達為有內在邏輯聯系的、近乎函數對應的數學公式。如關于股票市場的價格與貨幣市場的價格（利率）的關系，有如下表達：

S m =( p / i ) S b

其中，S m為股票的市場價格，p 為利潤率，i 為利率，S b 則為股票的票面價格。同樣，兩種貨幣的利率和匯率之間的關系，也可以表達為：

e f (1 + i a )= e s (1 + i b )

其中，e f 代表遠期匯率， e s代表即期匯率；i a 代表本國利率， i b代表外國利率。

可以認為，這種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公眾知識，它們被寫進了許多經濟學的或金融學的教科書。只不過在以往，人們只是把這種關系歸結為一種市場之間的自然的互動關系。能夠利用這種關系的，主要是一國的中央政府。它可以通過調整利率來影響股市價格以及外匯市場。以索洛斯為代表的對沖基金的創新是，它們設想，如果在短期內迅速改變某一金融市場（如外匯市場）的價格，就有可能引起另一金融市場（如貨幣市場）的價格的相應變化。只要有恰當的投資組合，就可以利用這一變化以及金融市場之間的關系盈利。當然操縱價格的另一種結果，即由于價格大幅度變動導致的恐慌心理，會帶來價格的進一步變動，也可以納入到對沖基金的策略中。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現，為他們提供了操縱金融市場價格的手段。盡管現在沒有哪個對沖基金公開了這種投資策略，但我們可以從它們的幾個“經典戰例”中看出來。例如，在1997年5月開始的對沖基金對泰國的攻擊，就是一方面通過拋售泰銖現貨與期權打壓泰銖價格，另一方面早就購買了按未貶值的泰銖匯率計算的美元期權。這一投資組合成功的核心內容，就是泰銖的貶值。在另一個戰例中，對沖基金一方面打壓港元匯率，另一方面買入香港股票期權。當香港貨幣當局為了保持聯系匯率而提高利率后，香港股市大跌。對沖基金的金融投機者從股票期權中大獲收益。這一戰例的核心，是通過改變港元匯率改變利率。

當對沖基金從主要規避風險的機構演變為以操縱價格為手段的投機組織以后，它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人們有必要對它的行為是否符合社會的、以至全球的福利做一審查。從經濟學角度看，操縱價格的行為是沒有效率的，因為第一，人為地操縱價格，扭曲了金融市場的價格信號，從而會誤導資源的流向；第二，在短期內造成金融市場價格的大幅度漲落，會破壞貨幣體系的穩定，甚至會使其走向崩潰。一種經濟學理論指出，穩定的價格體系比不太穩定的價格體系更有效率（彼得·林德特和查爾斯·金德爾伯格，1985，第554-558頁）。而貨幣體系的崩潰則會進一步導致實質經濟的損失。從某種意義上講，操縱行為（manipulation）與壟斷行為很近似。壟斷行為的核心內容，就是通過操縱交易數量以改變價格，并從改變后的價格（即壟斷價格）中獲利。因此我們可以近似地將對沖基金對金融市場的操縱視為一種金融壟斷 。實際上，金融壟斷行為與一般壟斷行為一樣，都是違背市場規則的行為。它至今沒有被普遍譴責并被法律禁止的一個原因，是它與一般的、經典的壟斷在表面上有所區別：（1）對沖基金作為一種企業，它直觀的規模很小，而經典的壟斷企業通常都是龐然大物；（2）它通過控制交易量操縱市場的時間是相對短暫的，而經典的壟斷企業則要盤距較長時間。

三、重商主義與世界貨幣

我們已經知道，貿易差額能夠影響一國的貨幣供給，從而貿易政策同時具有貨幣政策的功能。在世界上只通行一種貨幣時，貿易政策就是唯一的貨幣政策。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近代以來一直長盛不衰的重商主義。在近代早期，國家之間的貿易以貴金屬結算，因而可以視為只有一種貨幣。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民族國家若想獲得支撐經濟較快成長的貨幣供給，就要保持經常的貿易盈余。這就是為什么那些快速崛起的國家總是成功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 重商主義貿易政策，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凱恩斯早就指出，重商主義有利于一國的經濟成長，因為貿易順差不僅導致海外投資增加，而且通過降低本國利率，增加了國內的投資（1963，第285-286頁）。現代國際經濟學也認定，貿易盈余直接就是貨幣供給的增加。

當然，獲得更多的貨幣供給并不是重商主義政策的唯一原因。盡管自由貿易政策會給相關國家帶來福利的增長，但這種福利主要表現為消費者剩余，即商品價格的下降，而無法積累和聚集起來形成所謂的“國力”。在一個存在著許多民族國家并且互相對峙的世界上，以貨幣（貴金屬或外國的貨幣）為形式的、可以集中掌握和調動的財富，具有很高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含義，即它會在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對抗中產生影響 。反過來又可以“促進”貿易，以及保證本國貨幣的“堅挺”。另一方面，重商主義政策又可以保護本國工業，打擊作為競爭對手的其它國家的工業，從而使該國處于更為優越的地位。所以近代以來相繼崛起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采用了重商主義政策，從西班牙、英國、法國，到美國、日本和東亞四小龍。

然而問題是，如果所有國家都采取此一政策，也許誰也不可能獲得持續的貿易盈余，重商主義政策就會失效。可以設想，重商主義政策之所以能夠實行，必有另外一類國家并不實行這種政策，他們可以保持較長期間的貿易逆差。在近代早期，這類國家主要是在傳統世界中相對繁榮和強大的國家，如中國和印度。到后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他們用本國的貨幣作為世界貨幣，支付貿易差額；接受貨幣的國家或者把它儲備起來，或者將其用于對其它國家貿易的支付手段。隨著貨幣形式的變化，這種世界貨幣的形式也在發展。在最初，是貴金屬作為世界貨幣，它是由于某個國家，如西班牙突然發現了生產貴金屬的礦藏；到后來，貨幣霸權與國家的經濟、軍事實力的聯系越來越多，如英國的崛起。這種貨幣霸權已經開始擺脫貴金屬，它發現可以只用一定比例貴金屬作為準備金，就可以發行數倍于此的貨幣量。因此，英鎊作為世界貨幣，已經開始從其它國家的人民身上征收鑄幣稅。但英鎊最終沒有擺脫金本位，它將世界貨幣的位置讓給了美元。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美元與金本位脫鉤，最終僅僅依靠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作為保證。在這時，每一美元包含了比例很高的鑄幣稅。由于有了鑄幣稅收入，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就會容忍貿易逆差。事實上，它向世界發行世界貨幣的途徑，主要是通過貿易的逆差。在這時，出現了一種在重商主義國家與具有貨幣霸權國家之間的貿易均衡。

然而，從長期看，這種均衡是不穩定的。一方面，重商主義政策不能長期實行下去。它雖然會在一定時期內使一國的經濟快速成長，卻最終會帶來該國的通貨膨脹，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利率水平過低（資本過剩）。在這時，出口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停滯。另一方面，即使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一般同時具有很強的經濟實力，但長期的貿易逆差也會削弱該國產業的競爭力，并有可能使該國最后衰落下去。在近代史中，既有成功實行重商主義，最后獲得包括貨幣霸權在內的世界霸權的國家，如英國、美國，也有因重商主義政策之累最后衰落下去的國家，如西班牙；那些相繼的霸權國家，多是因為持續的貿易逆差最終導致了本國的產業衰落。因此，對于實行重商主義政策的國家而言，對它們最有利的選擇，是在恰當的時候轉變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同時努力使本國貨幣變成世界貨幣；對于那些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而言，它的選擇則應是努力降低本國的貿易逆差，同時用其它途徑發行它的世界貨幣。

二戰以后，美國成為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而日本以及一批亞洲國家，成為新興的重商主義國家。主要依賴于美國的市場（即美國的貿易逆差），它們迅速地崛起。冷戰的背景加強了這樣一種格局。因為美國出于國際政治戰略的考慮，向這些新興重商主義國家做了更大的讓步。但這些國家的崛起之快，使美國深感擔憂。為了使美國的產業不至成為這些亞洲國家產業的犧牲品，符合美國利益的作法就是減少同這些國家的貿易逆差。因此，美國倡導的“自由貿易”除了有利于各國之外，包含對美國有利的一面。在另一方面，美國又不希望因此減少美元作為世界貨幣向其它國家征收的鑄幣稅。而另一個向世界“發行”美元的途徑，就是美元貸款。所以，主張“資本自由流動”也就暗含了美國的利益。

從貨幣角度看，重商主義與貨幣霸權的均衡，又包含了一種貨幣之間的不均衡。盡管每個民族國家都有權發行自己的貨幣，但由于國家規模不同，經濟實力不同，不同的貨幣之間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尤其是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的貨幣，更是與其它一般國家的貨幣有著本質的區別。作為世界貨幣，它有著一般貨幣所不具有的“一般性”。這種一般性，就如同貨幣與一般商品相比的一般性。相對于美元，其它一般貨幣（除了幾個強勢貨幣，如馬克，日元）都是“特殊的”。它們的“價值”，由美元來衡量。人們可以象用貨幣操縱某種物品的價格一樣，用美元操縱某種一般貨幣的價格，卻很難相反。因此，我們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發現，索洛斯等人用來攻擊亞洲國家貨幣體系的材料是美元。

四、對沖基金對民族國家的攻擊

作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對沖基金的經理的最佳選擇，是打擊那些最為脆弱，最容易被擊垮的民族國家的貨幣體系。這樣的民族國家具有幾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規模較小。如果一個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較小，對沖基金的一定量的貨幣就可以對價格產生較大影響；或者如果想達到一定程度的對價格的操縱，在較小的貨幣體系中，可以投入較少的資金，從而減少籌資的成本。第二個特點是，這些備選對象的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存在問題，如通貨膨脹和貿易逆差；或者說，發動金融攻擊的戰略性的時機要選擇一個國家的這樣一個時期。第三，這些國家的企業或政府的財務狀況存在問題，如利潤率下降，資產負債率過高，以及存在債務風險。第四，在戰術上，要選擇債務即將到期的時刻。

總體來看，受到首批攻擊的東南亞國家（或地區）恰是具備上述幾方面特點的民族國家（或地區）。無論是泰國、香港、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菲律賓、韓國甚至印尼，其GDP（1996年）分別是美國的2.5%，2.1%，1.4%，1.3%，1.1%，6.6%和3.1%；其M1（1996年）分別是美國的3.3%，6%，1.7%，1.8%，1%，4.9%和2.6%（見圖2）。經過相當長時期奉行重商主義政策，這些國家或地區（除新加坡外）已經進入了重商主義的晚期，國內物價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貿易出現逆差。1995年或1996年，泰國、香港、馬來西亞、菲律賓、韓國和印尼的貿易赤字占其GDP的比重分別為7.9%，11.6%，4.8%，2.4%，7.4%和3.1%。然而在長期的重商主義政策之下，企業主要從事向經濟發達的國家出口的業務，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這一行列，導致競爭激烈；又由于冷戰結束美國收緊對這些昔日盟國的貿易讓步，致使利潤率普遍下降。而這些企業在上升時期，由于采取模仿和學習的戰略，市場風險較小，多采取債務融資的方式，導致了資產負債率處于較高水平。再由于政府多采取聯系匯率或固定匯率政策，使多數企業沒有有關外匯的風險意識，從而沒有對自己的外匯債務進行套期保值。這一切，使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和地區，從1997年初開始，成為了對沖基金的最佳攻擊目標。

應該承認，沒有對沖基金的攻擊，東南亞國家存在的上述問題也會得到市場和政府的調整。但這種調整會緩和得多。作為政府，它會小心翼翼地調整利率或出臺適度的財政政策，調整匯率或關稅率，以使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恢復平衡。然而，由于不適時地開放了金融市場，不僅使不夠慎重的短期債權債務大量增加，更因為外匯貸款的涌入導致國內貨幣政策失效，使得政府失去調整本國經濟的手段。例如在泰國，政府實行較緊的貨幣政策，但由于企業可以自由地借到利率比泰銖低得多的美元或日元，政府的貨幣政策并沒能阻止物價的上漲，以及由此導致的貿易逆差（如泰國的情形，參見Kirida Bhaopichitr, 3/17/1999）。而對于對沖基金來說，對它們最有利的，不是對金融市場各種價格的微調，而是劇烈地動蕩。因此，它們發起了攻擊。

盡管在進行明顯的攻擊之前，對沖基金及其“盟軍”要進行戰略上的鋪墊，關鍵的步驟還是在某一金融市場（多是外匯市場）上，以大量拋售的方式影響價格，使之朝著投資策略所預期的方向劇烈變化。在這時，或者政府會保衛現有的外匯制度，用提高本幣利率的方式和入市操作的方式進行干預（如香港政府和泰國政府起初所做的那樣）；或者放棄固定匯率制（如臺灣、巴西等政府）。在前一種情況，利率的提高會導致股市的下跌；在后一種情況下，本幣會大幅度貶值。無論出現哪種情況，只要對沖基金的策略預見到了，就可以獲得收益。但這樣做的結果從兩個方面給該國的實質經濟帶來損害。第一，對沖基金的成功就是其它一些企業甚至是政府的損失。它們的損失可能直接使這些機構從財務上就陷于破產；第二，幾個金融市場的價格（匯率，利率，股票價格）是企業和其它經濟組織進行正常運轉的重要參數，當這些重要參數發生變化后，經濟機構的資產與負債的結構完全被打亂了，以至會在實際生產能力仍很健康的情況下變為財務上無法生存的組織。例如，本幣的貶值等價于外匯債務的突然增大，會導致企業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以至資不抵債；利率增高則引起財務成本上升，也會給企業造成虧損；而股票價格的下跌則會使那些以其它公司股票為資產的企業的資產縮水，從資產的方向導致資不抵債。

一旦一些企業或金融機構的到期債務無法清償，其它沒到期的債務也就變成了到期債務，導致它們走向破產。企業破產同時意味不能清償所有債務，這就會導致它們的一些財務狀況較差的債權人也走向破產，從而引起連鎖反應。大量企業和金融機構的破產，從兩個方面加重著危機。從實質經濟角度看，企業破產意味著原來被組合在一起的生產要素的解體，實際生產和服務的運轉的中斷，直接就是社會產出的減少；從貨幣角度看，企業尤其是金融機構的破產，債務的清償，以及不能清償的債務帶來的對信用的破壞，會導致整個社會通貨緊縮，因為我們知道，大部分貨幣就是由債務構成的；在另一方面，因本幣貶值而出現的大量資本外逃，也加重著本國的通貨緊縮，因為在資本自由流動（或不完全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外國貨幣已經構成了本國的貨幣供給的一部分。實質經濟的破壞會繼續對已經惡化的金融市場產生影響。企業虧損增大和企業的破產直接會影響股市價格的下跌；本國經濟的削弱又會進一步引致本國貨幣的貶值。進一步惡化的金融市場價格參數又會使企業雪上加霜。通貨緊縮減少了本國的總需求量，惡化了企業的市場環境，從而進一步打擊了實質經濟。就這樣，金融市場與實質經濟之間形成了一個不斷惡化的正反饋過程，使一國經濟迅速跌向谷底。在極端的情況下，貨幣體系和實質經濟的崩潰，會導致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甚至會導致一國（甚至是“大國”，如俄國）的政府財政破產。

可以看出，只有當對金融市場價格的擾動引起對實質經濟和貨幣體系的破壞時，這些價格才會向對沖基金期望的方向持續地跌落。因此，被攻擊的國家被破壞得越嚴重，對實施攻擊的對沖基金越有利。其結果，是在對沖基金與民族國家之間的一次財富再分配。從分配的公正性角度看，如果我們認定對沖基金的這種行為接近于壟斷，那么它所獲得的收入則近乎壟斷利潤。正如經濟學界所公認的那樣，壟斷利潤是一種不公正的財富再分配。而現在在世界上占主流的經濟學界之所以對這種收入較少譴責，不僅是因為對沖基金的操縱行為的壟斷性質不易被察覺，而且因為它們的交易行為似乎符合市場慣例。在市場中，價格有漲落，交易者有輸贏。人們之所以容忍一時的虧損，是因為他們認為從總體看，只要沒有人操縱價格，不僅機會是均等的，而且市場作為一個配置資源的機制是有效的。但是，一旦有人操縱價格，不僅輸贏的機會不均等，而且會導致對包括貨幣體系在內的市場本身的破壞，更談不上提高市場的效率了。從經濟學的價值觀來看，既然沒有效率，也就缺乏道德基礎。因為這種行為導致的財富再分配，贏者的收入不僅以輸者同等的損失，而且以輸者更大的損失，以至其貨幣體系及經濟機制的崩潰和失效為代價；從全球角度看，都是一種凈的福利損失。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推論，表面看來公平的貨幣交易，可能會導致既損害效率、又破壞公正的結果來。布羅代爾曾指出，“貨幣是在本國和在國外剝削他人的一種手段，是加劇剝削的一種方式。”（1992，第522頁）如果我們注意不同貨幣之間的重大區別，注意運用貨幣進行交易的不同方式，我們可以發現，貨幣交易可以變成一種掠奪的手段。如同上節所說的那樣，美元作為一種世界貨幣，可以成為操縱其它貨幣價格的手段。借助于金融衍生工具，先進的信息技術，以及現代信用體系，對沖基金可以獲得比以往的成本低得多的貨幣。用這種成本更低的貨幣去操縱市場，從一般居民或企業手中劫掠走成本較高的貨幣，就如同用一般貨幣去操縱一個特定商品的市場，從中獲取暴利一樣。

五、幾種可能的后果與國際政治經濟學

現在我們回到全世界的層次，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思考問題。 我們的第一個問題是，任由對沖基金進行操縱與投機，將會對世界產生什么影響？不同民族國家和國際社會將有幾種可能的選擇，它們分別會產生什么影響？第二個問題是，不同的選擇將會產生什么樣的世界總福利，以及什么樣的民族國家間的財富再分配？第三個問題是，在現在的國際政治格局下，人類能否達成一種導致世界總福利最大的解決方案？

包括自由放任，不同的民族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大約有四種可能的選擇：（1）放任對沖基金的操縱與投機活動；（2）對跨國的金融活動設置嚴格的管制，包括設定固定匯率，限制貨幣與資本自由流動，取消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甚至取消本國貨幣與外國貨幣的交易；（3）以操縱對抗操縱，即那些被對沖基金攻擊的民族國家（或地區），也采取對沖基金操縱市場價格的辦法，以抵消對沖基金的影響；這既包括政府也采用這一手段，如香港政府，也包括在民間發展對沖基金；（4）采取適當的政策手段，對操縱金融市場的行為加以約束，同時保證貨幣與資本的正常流動。

第一種選擇的結果，是全球的金融崩潰與經濟蕭條。這是因為，一些對沖基金在投機上的成功，會吸引更多的資源進入這一領域；但同時會減少利用操縱市場牟利的成功率，因為這會減少這種投資策略的確定性。當較少的對沖基金操縱市場價格時，它的預期有著較高的確定性，因為操縱者比其他人更能“預見”價格的變動。然而當越來越多的對沖基金進入到這一領域后，它們的投資策略就會互相沖突。即使對沖基金分別在不同的市場上運作，由于市場之間是互相影響的，一個對沖基金在一個市場的“確定性地”操作，會成為另一個市場上另一個對沖基金的“不確定”因素。這使得對沖基金越來越難以盈利，并且越來越具有風險，最后可能導致從事市場操縱的對沖基金本身的（如美國長期資本管理公司幾近破產）。當一些對沖基金走向破產，它們背后的商業銀行也會因之遭受巨大虧損而。這將會在社會中產生巨大的震撼及連鎖反應，導致信用和貨幣體系的崩潰，進而影響實質經濟，尤其是對沖基金最為發達的美國。當美國走向經濟蕭條后，全世界會在東亞、俄國和拉美危機的基礎上，又受到致命的一擊，從而最終走向世界性的經濟蕭條。

第二個與第三個選擇其實都是對操縱與投機行為作出反應的選擇，只不過前者是消極的反應，而后者是積極的反應。第二個選擇的后果，一方面會減少外部因素對一國經濟的沖擊，使該國的貨幣體系保持獨立，重新建立本國宏觀政策的權威，另一方面也會切斷正常的資本流動，阻礙了資源在更大范圍的組合。如果各國都采取這一政策，則會使全球的金融體系解體，甚至瓦解國際的分工體系。第三個選擇的結果，一方面會使那些采用與對沖基金類似的手段的政府部門和民間機構暴露在更大的風險之中（如香港政府入市博殺），也會加劇第一種選擇所帶來的金融與經濟危機。

第四種選擇的結果，則是較為積極的。一方面，對操縱行為的管制，抑制或消除了破壞貨幣體系的金融投機行為，阻止了世界走向金融崩潰和經濟蕭條；另一方面，又保證了貨幣和資本在國家間的正常流動，使世界仍然享有資源在更大范圍的配置所帶來的好處。

從世界總福利的角度看，第一種和第三種選擇所帶來的結果最差，因為世界的金融崩潰和經濟蕭條很顯然降低了全世界的經濟產出；第二種選擇也不理想，因為它阻止了貨幣與資本在國家間流動所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改善；第四種選擇則會帶來一個世界總福利的增量，因為它恰當地解決了貨幣流動與金融風險之間的矛盾。從財富在國家間的再分配角度看，第一種選擇有利于金融部門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特別地，有利于具有貨幣霸權的美國，而不利其制造業具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與地區。因為第一，對沖基金投機活動的活躍，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量的增大，將會給金融部門（包括證券交易所，各種銀行等）帶來巨大收益；第二，對沖基金所獲得的操縱收益，很自然地要匯回母國；第三，在重商主義國家與貨幣霸權國家的結構中，對沖基金對其它國家的貨幣掠奪，等于將重商主義國家通過貿易順差積累的外匯儲備，又通過貨幣投機的形式轉移回貨幣霸權國家，減緩了重商主義國家對其產業的競爭壓力；第四，由于許多國家的貨幣體系遭到破壞，美元在實際上被越來越多的人運用于美國之外的場合，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考慮，用美元替代本國的貨幣，即出現了一種美元化的趨勢。這種趨勢顯然增加了全世界對美元的需求，從而增大了其它國家人民向美國交納的鑄幣稅。而第二種、第三種選擇，則減少了給貨幣霸權國家帶來的好處，也減少了其它國家受到的損害，但是以降低資本配置效率和增大金融風險為代價。毫無疑問，第四種選擇，從短期看，顯然不利于對沖基金發達、且具有貨幣霸權的國家，因為它抑制了這些國家按照第一種選擇獲得利益；但是從長遠看，由于避免了世界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它將對所有人都有好處。

然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實行第四種選擇卻很困難。這是因為，第一，任何單個國家或地區實行這種政策，都會因為它們之間的競爭而受到削弱。由于金融中心之間，民族國家之間存在著爭奪金融交易和資本的競爭，任何一個對貨幣和資本流動的管制措施，都會降低本金融中心和民族國家的“競爭力”。即使已經實施了某些管制的國家或地區，也會因為互相間的競爭而再度放松管制（如香港與新加坡之間的競爭，導致了香港金融當局又放松了管制措施，參見陳定遠，1998）。第二，若想實現世界各國的統一行動，在一個沒有世界政府的國際社會中，現實的作法是依賴于在經濟政治處于主導地位國家的率先倡導。然而正如上面所分析的那樣，這些國家恰恰是從對沖基金的操縱和投機獲得益處的國家，從而至少在短期內我們不能期望它們能夠帶領世界各國走上聯合管制操縱行為的道路。

六、結語

（1）迄今為止，幾乎所有所謂的“經濟自由”，只有在存在著一個政府的情況下才能夠近似地實現。在國際經濟領域，我們無法保證一個經濟活動（盡管被稱為是“自由的”）的效率與公平，即真正意義的自由。因為在國際領域還沒有一個世界政府。

（2）一個有效和穩定的貨幣體系是一種公共物品，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政府都有義務提供它，并通過制度和政策精心地呵護它。

（3）由于沒有一個世界政府，自由貿易的理想從來沒有在世界上實現過。國際貿易的均衡不是自由貿易的均衡，而是重商主義與貨幣霸權之間的均衡。

（4）對沖基金的核心策略，是在金融市場中操縱價格。這是一種近似于壟斷的行為。所以以索洛斯為代表的對沖基金的經理們，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的捍衛者而是破壞者。

（5）對沖基金通過金融投機的所得，不僅以被攻擊的國家人民的損失為代價，甚至以這些國家的貨幣體系和實質經濟的崩潰為代價。這導致世界福利的凈損失，包括全球金融體系和實質經濟遭受的損害。所以對沖基金施行的操縱行為是對被攻擊國家和世界的犯罪。這種罪惡類似于為了獲得象牙而殺死大象。

（6）兩個因素為對沖基金的操縱行為提供了便利。第一是金融衍生工具的問世，它使大量交易成為可能；第二是美元的貨幣霸權身份被用來作為金融攻擊的武器。

（7）避免世界走向大蕭條的方案，是由國際機構管制操縱行為。這需要大多數國家，尤其是處于支配地位的國家的一致同意。然而，這些國家至少在短期內還在從金融投機中獲得好處。所以我們不能期待上面的方案可以很快地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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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非關稅壁壘政府作用應對措施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不平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與美日歐貿易摩擦逐漸升級，至使發達國家也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發源地。尤其是近年來，世界經濟的持續不景氣，加劇了行業間乃至國家和地區間貿易的不平衡，使得新貿易保護主義越來越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一個嚴重問題。綠色壁壘、技術壁壘、反傾銷和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措施為主要表現形式。

一、貿易保護主義的新手段和新措施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理論依據、政策手段、目標對象和實施效果都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發達國家采用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變化和新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幾類:

第一類:加大使用傳統貿易壁壘限制措施的力度。在頻繁對我國使用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外，歐美等發達國家也開始利用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地位、特保條款，以及紡織品出口措施針對我國實施不公平貿易手段。

第二類:近年來，越來越多的WTO成員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和市場，開始由采用傳統的關稅壁壘轉向采用隱蔽性較強的以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綠色貿易壁壘等形式為主的非關稅貿易壁壘措施。

第三類:頻繁使用知識產權保護手段進行貿易保護。知識產權歷來是發達國家維護其技術和產業的壟斷地位，對發展中國家失壓的重要工具。發達國家及其跨國公司借助知識產權等法律形式，貌似公正合理，制約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擴大貿易投資活動，由此產生的爭端和糾紛也日漸增多。在未來時期，知識產權保護和337調查可能成為一些發達國家實施貿易保護的重要手段。

第四類:各種貿易手段輪番使用。反傾銷手段打的是“價格”牌，特保措施打的是“數量”牌，技術性貿易壁壘打的是“質量”牌。美國、歐盟和日本一直變換手法，對中國實施嚴厲的貿易保護措施，他們主要用“提高標準”、“增加檢驗檢疫項目”和“技術法規變化”等方法來形成貿易壁壘。同時，綠色貿易壁壘作為新的限制手段，打的是“環保”牌。

二、對中國所應采取的應對策略的一些思考建議

1.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擴展對外貿易有相應的策略。一些專家學者撰文立著，從古典政治學先驅亞當·斯密的絕對利益學說論到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利益理論，從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到赫克歇爾-俄林定理，引經據典的論證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經濟是自由的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是自由貿易，但美國和歐盟對中國紡織品設限，卻不符合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一些專家學者開始責問美國和歐盟:“200年前歐洲人就開始向全世界推銷他們的自由貿易政策，今天，當中國工人生產的價廉物美的紡織品運往他們的市場時，為什么這些自由貿易的鼻祖們搖頭說‘NO’呢?”在這里，我們不能忘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市場競爭的本質是資本競爭。國際貿易的實踐和馬克思的理論揭示告訴我們，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在本質上是為資本服務的，認“利”不認“理”，市場經濟以利益為根本，自由貿易理論是為資本謀取最大利益服務的，有利可圖就講“自由”，無利可圖就不給你“自由”。這就要求我們在面對美國和歐盟在對外貿易的不合理設限時，既要據理力爭，又要從最壞處考慮，善于在“不自由”、“不合理”的處境中擴展對外貿易，要有相應的策略。

2.在應對中美和中歐紡織品貿易中，各級政府必須負擔起引導、調控、保護和管理市場經濟的重要職責。其實，世界上任何市場經濟都不是完全自由的。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種假設。我們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要正確學習借鑒西方經濟學理論，不要被其中一些西方發達國家自己都不相信、不去付諸實踐的不科學理論觀點所誤導。我國還是一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大國，生產力水平低、結構性矛盾突出和發展不足是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迫切需要各級政府強化經濟調節職能、市場監管職能、社會管理職能和公共服務職能，在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充分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能該管的也不去管。3.繼續完善有關立法，推進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建設，為企業應對國內外經濟事務提供有效服務。隨著開放的擴大和加深，企業與國際經濟事務的聯系和來往更加密切，各種法律和社會服務需求也愈來愈多。僅就應對國際貿易糾紛，就不僅僅是要求有法律服務，幫助打官司。實際上需要一系列社會服務，才有條件應對各種名目的貿易糾紛。

4.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層次，實現結構升級，錯位發展。目前，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的層次比較低，自主知識產權和自主品牌產品所占比重不高。我國出口的55％以上是以加工貿易的方式實現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85％以上是由外資完成的。服務貿易發展出口嚴重滯后。服務貿易出口占我國貿易總額的10％，明顯低與世界20％左右的平均水平。客觀的市場容量也要求必需轉變轉變增長方式。在實現出口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的過程當中，我們要掌握和利用比較優勢動態變化的規律，一方面穩定或延續中低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保持出口貿易的數量增長；另一方面又要創造和積累中高端產品或生產環節的比較優勢，擴大產品出口，達到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質量的目的。

篇4

新貿易保護主義又被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理論依據、政策手段、目標對象和實施效果都與傳統的貿易保護主義有著顯著的區別。

（一）打著公平貿易的旗號，利用WTO規則，實行貿易保護

總體來看，在WTO規則的約束下，大多數國家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但由于現行多邊貿易體制并非無懈可擊，因而保護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保護本國的利益，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口實實行貿易保護留下了空間。WTO規則并不排斥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目前，保留本國經濟自主性的要求不僅來自發達國家，而且還來自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

（二）依據國內法履行國際條約

一般意義上講，國際條約高于國內法。但現階段由于各國對如何處理國際法與國內法的關系缺乏統一標準，因而，如何對待已承諾的國際條約及其在國內的適用程度，各國仍存在一定差異。一些國家只執行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國際條約，很多時候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條約之上。如根據美國貿易法案中的“301”條款，美國可以對來自國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貿易活動采取單邊貿易制裁。近年來，為維護本國的貿易利益，美國多次啟動或威脅啟動該條款處理貿易糾紛，公開向WTO的有關規則挑戰，嚴重損害了WTO的權威性，并為其他國家處理國內法與國際法的關系產生了負面影響。

（三）利用區域貿易組織保護成員國利益

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排他性特征被視為對成員國的一種貿易保護。通過“內外有別”的政策和集體談判的方式，區域一體化協定在為成員國創造更有利貿易條件的同時，卻往往對非成員構成了歧視。區域一體化組織具有的這種排他性特征，實際上起到了對成員國進行貿易保護的作用。

（四）保護手段更趨多樣化

首先，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傳統保護手段仍被頻繁應用。其次，技術壁壘、綠色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等貿易壁壘花樣翻新，應用范圍更加廣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以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出口競爭力。由于這些新型貿易保護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隱蔽性和靈活性，其中一些技術和環保方面的要求以提升技術水平、維護消費者利益為出發點，甚至可以視為中性的貿易標準，加之WTO對這些貿易措施應用的限制并不統一，因而，其保護效果更為突出，進一步加劇了世界范圍內的貿易摩擦。

（五）制定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

克魯格曼等學者提出的戰略貿易理論認為，不論在促進本國具有競爭優勢的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方面，還是在維護本國企業免受國外競爭對手的沖擊方面，都需要國家的貿易政策發揮作用，從而為國家通過干預貿易，提高和維護本國產業的戰略地位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戰略性貿易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強調了國際貿易中的國家利益，政府通過確立戰略性產業（主要是高技術產業），并對這些產業實行適當的保護和促進，使其在較短時間內形成國際競爭力。隨著國際競爭的加劇，特別是發達國家在高技術領域的較量不斷升級，戰略性貿易政策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政府所接受，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核心政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產生的原因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產生有其客觀原因。

（一）國際競爭加劇

在全球化時代，市場經濟制度逐步演化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制度，而競爭是市場經濟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目前，競爭已不再作為單純的“手段”或“工具”存在，而逐步演變成為國家和企業生存與發展的核心動機，成為實現國家利益和企業利益的重要手段。各國政府不僅在國際競爭中保護自身的產業與貿易利益，而且直接介入本國企業與外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一方面，采用進口關稅或出口補貼等保護手段有利于改善本國企業的收益和市場地位；另一方面，一旦外國企業或進口產品危及本國利益時，即使發達國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預的手段。特別是在“就業”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公共品的今天，由進口增加導致的失業問題已經具有了越來越突出的政治意義。當本國產業和勞工群體受到進口沖擊時，來自公眾的呼聲或其他政治壓力必然使政府傾向于對這些領域實行保護，以排斥競爭的威脅。

（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

隨著跨國公司及其海外經營的發展，國際貿易的流向和貿易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際貿易差額的分布。跨國公司通過內部分工和核算體系，在內部貿易中獲得了較為穩定的收益，但卻把各國賬面上貿易差額的此消彼長以及由此引發的貿易摩擦甩給了各國政府。作為承接跨國公司產業轉移最集中的地區之一的亞洲地區制成品出口的迅速增長，使其對美國、歐盟保持了較大規模的貿易順差，而美國和歐盟跨國公司在亞洲地區投資企業的出口已經成為美國和歐盟貿易逆差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發達國家處理貿易逆差的政策并不主要針對這些大跨國公司，而是拿出口國開刀，以解決與這些國家的貿易爭端為借口，推行新貿易保護主義。

（三）國際貿易中雙邊主義與區域主義興起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雙邊層面的“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和實施成為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熱點。據WTO統計，到2004年，向WTO正式通報的FTA已達206個，WTO成員中絕大多數參加了一個或多個FTA。FTA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一是原有FTA在促進貿易增長、消除雙邊貿易壁壘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二是地緣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導致了“雙邊主義”盛行。FTA的迅速發展已經形成了連鎖反應，一國締結了FTA后會對相關國家構成競爭壓力。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制定了FTA戰略，參與FTA談判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明顯提高。同時，進入21世紀，世界范圍內區域一體化進程大大加快。歐盟加快了擴員的步伐；北美自由貿易區增強了成員國之間的聯系；APEC的影響力逐步擴大；東亞地區在加強東盟內部合作的基礎上，正積極探索新型東亞區域合作機制。據世界銀行統計，截至2004年，全球已有174個國家（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區域貿易協定（RTA），只有12個島國（地區）沒參加任何RTA。在多數情況下，FTA及區域一體化組織與WTO具有互補、互動的關系，但FTA以及區域貿易組織對非成員國的進口構成了障礙，其中，一些雙邊和區域安排帶有明顯的排他性保護色彩。

（四）中國、印度等發展中大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并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一定沖擊

以中國、墨西哥、馬來西亞、印度等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出口規模迅速擴大，并逐步成為世界制成品市場的重要供應者。特別在中低端工業品市場上，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競爭力，并逐步取達國家原有的市場份額。盡管這些發展中大國出口的高速增長并未徹底改變國際貿易不平衡增長的局面，但其出口實力的增強對國際貿易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發展中大國大量低價工業品進入歐美市場，對其國內相關產業造成了沖擊。為緩解由此形成的貿易逆差和各種國內矛盾，發達國家利用其政治經濟強權，加強了對這些發展中出口國的貿易制裁。同時，由于這些發展中大國的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相近，彼此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近年來，這些發展中出口大國之間的貿易糾紛已成為國際貿易摩擦的重要內容。

這些新矛盾的出現表明全球化時代自由貿易與國家利益的對立與沖突有可能在部分領域激化，這也正是在當今全球貿易自由化的主旋律中，新貿易保護主義仍然演奏著不和諧音符的原因所在。

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的影響及對策

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外貿發展外部環境的惡化。

首先，隨著中國產品占國際市場份額的不斷擴大，我國企業頻繁遭遇反傾銷、反補貼、各種保障措施以及技術、環境、勞工等貿易壁壘的限制，涉案金額猛增，國內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貿易摩擦進入了高發期。1995－2005年間，WTO成員向我國發起的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調查達到716件。我國已連續10年成為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涉案損失每年高達300－400億美元。目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與我國的貿易摩擦有不同特點。發達國家更傾向于使用技術壁壘。近年來，美國對我國出口產品頻頻進行知識產權調查（即337調查）。1996－2004年，美國對中國發起337調查36起，占美國337調查總數的23%。發展中國家則主要采用反傾銷等傳統手段。其中，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國家對我國的反傾銷調查數增長較快。1995年以來，這4個國家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調查178起，占我國遭受反傾銷調查總數的41%。2005年，美國和歐盟對我國紡織品實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國與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達到了高峰。盡管通過反復磋商談判，最終我國采取主動配額暫時平息了這場爭端，但在配額時代結束的第一年，中國紡織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紡織品自由貿易釋放的市場空間，卻仍要受主動配額的約束。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我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篇5

關鍵詞：國際貿易理論；貿易理論體系；貿易理論分類

一、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與分類研究的重要意義

當代國際貿易的發展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混合化趨勢。傳統國際貿易方式的融合、國際貿易與國際投資的融合、商品貿易與要素貿易的融合、技術貿易與服務貿易的融合、市場開放化和市場內部化的融合等等現象使得當代的國際貿易和國際經濟交往從內容到形式都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樣化、混合化，甚至很難分清楚哪些交易是國際貿易，哪些交易屬于國際投資，哪些交易屬于服務貿易，哪些交易屬于要素貿易。

隨著國際貿易現實的多樣化、混合化發展，貿易理論研究也呈現出多樣化混合化發展趨勢。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信息經濟學、技術經濟學、博弈論和模糊數學等等不斷地與貿易理論融合對接交叉，使得貿易理論的內容越來越豐富多彩，它使我們對貿易現實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全面的同時，也使得我們對貿易理論體系和邏輯框架的把握越來越糊涂，大量的理論研究成果難以分類，難以分清其隸屬的知識模塊。

正是由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也為我們帶來了兩個麻煩：一是在高等學校的專業課教學中，不同版本的國際經濟學和國際貿易學教材內容差別很大，貿易理論體系和章節安排差別很大，哪些理論該講，哪些理論不該講，沒有統一的標準，很難取舍排序。二是在貿易理論研究過程中，因為理論體系和理論邏輯關系理不清楚，科研選題的理論價值就會大打折扣，哪些領域是成熟的，哪些領域是前沿的，哪些領域是殘缺的，很難說清楚，導致一些學術論文和研究課題的思路和方向本身就出現了錯誤。我們沒有采取文獻綜述的方式來寫作這篇論文，主要是不想拘泥于流行的形式主義做法，力求簡單實用，能夠說明問題。

二、關于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與分類的若干思考

（一）國際貿易的制約因素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不同的貿易理論是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不同的制約因素對貿易格局的影響的，因此，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可以從貿易格局的制約因素入手對貿易理論進行類型劃分。從廣義上來看，貿易格局的形成與變化受制于四大因素：生產供給因素、市場需求因素、市場結構因素和貿易政策因素。因此，貿易理論體系也就由國際貿易的供給理論、國際貿易的需求理論、市場結構的貿易理論以及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四大模塊構成。不少教科書將貿易理論與貿易政策做出了嚴格區分，我認為從理論和知識體系的構建角度來說，過分嚴格的區分很容易造成誤解。

國際貿易的供給理論：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規模經濟理論、生產區位理論等等分析的都是成本和價格因素與貿易格局之間的關系，可以說是國際貿易的價格（成本）理論，這屬于國際貿易供給理論的范疇；波斯納的新技術差距模型、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梅基的原材料生命周期理論更加關注的是技術差別和產品差別對貿易格局的影響，可以說是國際貿易的非價格理論，這是另一類型的國際貿易供給理論。

國際貿易的需求理論：約翰?穆勒的相互需求原理是較早進行國際貿易供求均衡分析的理論，該理論不僅強調供給因素對貿易格局的影響，更加重視兩國的相互需求強度對貿易格局、貿易條件貿易收益分配的影響；而后出現的新古典學派的貿易理論一直沿用了供求均衡的分析方法，在重視供給因素的同時沒有忘記需求因素的重要性；20世紀60年代初期瑞典林達爾的需求重疊理論以及70年代以后出現的產業內貿易理論同樣是更加看重需求因素（需求偏好的相似性和多樣性和可變性）對貿易格局的影響。可以說這些都是國際貿易需求理論的重要代表。

市場結構的貿易理論：現當代國際貿易理論更多涉及到了市場結構差別、不完全競爭與壟斷、國際市場的內部化和封閉化等等因素對貿易格局的影響，相關理論文獻主要是研究市場結構因素的，因而可以稱為市場結構貿易理論。例如，布蘭德和斯潘塞關于戰略性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研究、克魯格曼關于規模經濟和國際壟斷對貿易格局的影響、跨國公司的市場內部化導致公司內國際貿易理論的誕生、地區性國家集團導致的關稅同盟理論、協議型國際分工原理等等都非常重視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因素對貿易格局的影響。甚至一些貿易保護主義理論，例如，貿易條件惡化論、國際不等價交換理論、內生性增長理論等等同樣給予市場結構和不完全競爭因素更加重要的地位。

貿易政策的理論基礎：貿易政策始終都是影響國際貿易的最直接的因素，國際貿易政策研究從廣義上可以歸入貿易理論范疇，從狹義上也可以排除在貿易理論之外，單獨作為貿易政策進行分析。事實上，大量的貿易政策研究文獻無論從方法上還是從內容上來看都涉及到純理論問題，例如，貿易政策工具的經濟效應分析、最有關稅和有效關稅的研究、國際壟斷同盟的定價策略、戰略性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分析、關稅同盟與共同市場的研究、WTO所涉及的規則和倫理問題等等都涉及到基礎理論問題，人們很難界定它們是理論范疇還是政策范疇。因此，從貿易理論體系構建的角度來看，我們沒有必要把貿易理論和貿易政策做出過于嚴格的區分。

（二）貿易理論的研究角度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貿易理論研究者所站的角度和層次、關注的利益主體是不同的，由此我們可以根據貿易理論研究的角度、關注的主體、考察的范圍、所在的層次不同將貿易理論劃分為：微觀貿易理論、中觀貿易理論和宏觀貿易理論三個模塊兒。

微觀貿易理論包括產品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和企業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傳統的經典貿易理論都是以一種產品為分析對象，研究某種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的表現、來源、制約因素及其對貿易格局的影響，都是研究產品競爭優勢的，是以產品為中心的貿易理論；企業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培養和利用問題，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不同于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我國現階段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就面臨著如何從產品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和利用向企業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和利用轉移升級的問題。

中觀貿易理論包括產業國際競爭優勢理論和區域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產業國際競爭優勢理論比企業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視野更加寬廣，它強調的是產業鏈條整體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和利用問題，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優勢比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威力更加強大，抗風險能力更強，國際競爭優勢更加明顯、更加持久，國家產業政策和產業發展戰略的制定要考慮哪些產業值得培養和利用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優勢以及如何培養和利用的問題，這是產業經濟學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相結合的產物；區域國際競爭優勢理論是中觀貿易的又一個表現形式，我國許多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建設“內陸開放型城市”、“內陸對外開放高地”、“出口加工區”、“綜合保稅區”、“自由貿易試驗區”等區域發展規劃，這些方面的理論和政策相關文獻實質上研究的是區域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問題，這是區域經濟學理論與國際貿易相結合的產物，也是中觀貿易理論的有一個表現形式。

宏觀貿易理論包括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和社會競爭優勢理論。例如，有關國家的綜合實力或者綜合國力或者國家綜合競爭能力的相關研究文獻實際上屬于國家的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的范疇，這是一種宏觀貿易理論，特別是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概念提出后，大量的經濟和管理類文獻都在借用這個詞匯，很時髦。但是，我們所說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家政府在培養國家綜合實力和提升國際地位方面應該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再例如，近些年國際多邊談判中不斷被提及和爭論的PPM標準問題、SA8000標準問題、國際勞工標準問題、碳排放和碳關稅問題等等實際上屬于社會國際競爭優勢理論研究的范疇，之所以稱其為社會競爭優勢理論，主要是考慮到這類研究和爭論涉及到了社會文化、社會倫理，可以說，這是社會學、倫理學等學科與貿易理論融合的結果，這也是一種宏觀貿易理論。

三大模塊兒六種類型的貿易理論研究視野是不一樣的，一個比一個看的視野廣，一個比一個站得層次高，一個比一個更接近現實，它們相輔相成，構成了相對完整、相對獨特的貿易理論體系，使得我們對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和國際貿易現實理解更加全面，隨著我國國際經濟地位和經濟技術實力的提升，我們有必要以更加廣闊的視野來看待國際競爭優勢和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問題。

（三）國際貿易政策導向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貿易理論自古以來就有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理論之分，而且兩者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相當豐富的理論體系。前者包括絕對優勢理論、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規模經濟貿易理論、生產區位理論等傳統經典理論，這些理論都認為自由貿易政策好，貿易是雙方互利的，即“雙贏游戲（positive-sum game）”；后者包括李斯特的幼稚工業保護倫、貿易條件惡化論、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剩余資源的出路理論、對外貿易乘數原理以及戰略性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理論等等，這些理論都認為保護貿易政策好，貿易是單方有利的即“單贏游戲（zero-sum game）”。

兩大理論體系爭論幾百年了，至今也沒爭出個結果，而且也不可能有結果，關于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理論之間的分歧問題實質是考察時期長短不同、理論假設條件不同、追求的利益目標和站的角度不同、采用的分析方法不同，它們的結論自然不同。這兩大理論族群本質上講是相輔相成的互補關系，自由貿易理論忽略的因素和問題被保護貿易理論顧及到了；而保護貿易理論忽略的因素和問題被自由貿易理論顧及到了；兩者之間沒有對錯優劣之分，如果用自由貿易理論去批判保護貿易理論，我認為在批判方法上就已經犯了嚴重邏輯錯誤。

自由貿易理論幾乎都采用了短期靜態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短期收益，自由貿易理論研究的是如何利用現有的比較優勢問題，由此可見，自由貿易理論也可以叫做利用現有的比較優勢理論；保護貿易理論幾乎都采用了長期動態非均衡分析的方法，它追求的是長期利益，甚至主張為了長期利益而犧牲當前的短期利益，保護貿易理論研究的是如何培養未來的比較優勢問題，由此可見，保護貿易理論也可以叫做創造未來的比較優勢理論。自由貿易理論和保護貿易理論本身沒有好壞和對錯之分，它們在各自的理論假定前提下所做的論證推理都是正確的。具體到某一個國家針對某一產業會出臺保護性貿易政策還是自由化貿易政策，這取決于該國的政策形成機制、國內政治力量的對比以及各種政治勢力對國家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權衡。

自由貿易理論與保護貿易理論的比較評價過程中，一直存在著很大的誤解，即保護貿易理論是完全反對對外貿易的，而自由貿易理論則是完全支持對外貿易的，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重商主義的貿易差額論和凱恩斯學派的對外貿易乘數原理并不反對對外貿易，恰恰相反，它們都極力追求貿易順差，鼓勵擴大出口；幼稚工業保護論的李斯特也不主張只出口不進口。而自由貿易理論的奠基人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并不認為所有的產業部門和產品都應該自由貿易，而是認為對國防安全相關的產品就不應該搞自由貿易，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的造船工業和航運業就應該搞貿易保護。所以，無論是自由貿易理論還是保護貿易理論都不是無條件地主張自由貿易，也不是無條件的主張保護貿易。在我國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今天，認真思考這一問題很有必要。

（四）競爭手段的差別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貿易理論實質是研究國際競爭優勢的培養和使用問題的理論，而國際競爭的手段可以劃分為價格競爭優勢和非價格競爭優勢兩大類。標準化產品的國際競爭只能是依靠價格競爭優勢（價格競爭手段），而差別化產品的國際競爭依靠的則是非價格競爭優勢（非價格競爭手段）。

標準化產品的貿易理論（價格競爭優勢理論）：早期的貿易理論一般都假定貿易品是同質產品，也就是標準化產品，所以，早期的國際貿易經典理論可以說是標準化產品的貿易理論，既然是標準化，產品沒有差別，那么，商品的國際競爭優勢就只剩下了價格競爭優勢，只能是拼成本、拼價格，誰的成本低，誰就具有出口優勢。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奧林的要素稟賦理論、以及戰后出現的規模經濟理論、生產區位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等等都把成本和價格作為決定貿易格局的主要因素，因此，這些理論的政策導向是成本優勢和價格優勢從哪里來以及如何培養成本優勢和價格優勢。

差別化產品的貿易理論（非價格競爭優勢理論）：現代貿易理論開始關注產品差別和技術差別問題，也就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原因可能來自于技術差別和產品差別可能是貿易發生與否的關鍵因素，也就是說，貿易是否發生與成本或者價格沒有必然聯系。我會做，你不會做，所以，你要從我這里進口；或者說我會做，你也會做，但是我做的比你做的質量高性能好，所以，我可以出口，你必須進口。波斯納的技術差距模型、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梅基的原料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等等都把產品差別和技術差別看成貿易格局的決定因素，因此，這些理論的政策導向是探討非價格競爭優勢的構成、來源和培養途徑。

關于標準化產品的貿易理論（價格競爭優勢理論）和差別化產品的貿易理論（非價格競爭優勢理論）的關系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不少人認為，無論是國際貿易還是國內貿易，價格競爭戰略是一種低級競爭戰略，只知道拼成本拼價格，而非價格競爭戰略是一種高級競爭戰略，既要賣高價還要能占領市場。其實，價格競爭與非價格競爭本身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關鍵在于是否適用，是否適合自己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適合自己的戰略就是好的戰略，不適合自己的戰略就是不好的戰略，無論是價格競爭優勢的培養還是非價格競爭優勢的培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都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價。

（五）比較成本優勢的擴展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比較成本優勢理論一直是國際貿易的經典理論和基礎理論，例如，斯密的絕對成本優勢理論和李嘉圖的比較成本優勢理論以及赫克謝爾和奧林的要素稟賦理論，都是比較成本優勢理論，而且都屬于馬歇爾所說的“純粹貿易理論”的范疇，這種純粹貿易理論拋開現實中的貨幣、價格、價值等問題，從更加原始、更加本質的角度來研究國際貿易中的實物交換關系和規律。純粹貿易理論的概念很容產生誤導，使貿易理論的現實意義和實用價值大打折扣，學習過這些早期經典貿易理論的人也感覺這些理論有點兒“太理論”，道理很正確、很明白，但是，距離貿易現實似乎遠了一點兒。

這些早期的比較成本優勢理論，不管它們是以勞動價值論和古典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還是以供求均衡論和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實質都是在分析生產成本對競爭優勢和貿易格局的影響機制，只不過生產成本的制約因素以及生產成本的內涵和外延不同而已。如果我們由此出發，將生產成本的內涵與外延進行擴展，把更多的影響貿易成本的現實因素納入理論研究的視野，就有可能把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做出系列化、體系化擴展，進而使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從純粹貿易理論走向更加現實的貿易理論。

現實中國際貿易成本有很多構成要素，除了進出口商品的生產制造成本以外，進出口商品物流運輸的效率和成本、海關行政監管的效率和成本、稅費征收的效率和成本等等都屬于商品進出口貿易的成本范疇，由此可見，國際貿易中的比較成本優勢絕不僅限于比較生產成本優勢，也應該包括比較物流成本優勢、比較監管成本優勢、比較稅費成本優勢、比較信息成本優勢、比較時間成本優勢等等。這樣一來，國際貿易理論中的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就走向了系列化、體系化，這種比較成本優勢概念的擴展，也使得比較成本優勢理論從純粹理論走向了現實生活。GATT和WTO歷史上曾經致力于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的削減，近年來又致力于貿易便利化問題的討論，實質就是探討如何降低比較物流成本、比較監管成本、比較稅費成本的問題。

（六）商品與要素的差別與貿易理論體系的構建

貿易理論體系可以分為商品貿易理論體系和要素貿易理論體系兩個族群。傳統貿易理論基本上屬于商品貿易理論體系的范疇，它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商品的跨國流動和跨國交換問題，這是在要素不能跨國流動（包括技術上不可行、經濟上不可行、政策上不可行）的背景下，要素的國際貿易難以發生，國際貿易就只剩下了商品國際貿易，有關商品的國際貿易理論已經形成了相當完善的貿易理論體系。從當代國際貿易現實情況來看，越來越多的生產要素變成了國際買賣的對象，要素跨國流動交易的技術條件、經濟條件和政策環境越來越寬松，要素國際貿易發展迅速，資本、技術、人才、勞工、服務等等要素都成了國際貿易買賣的對象，已經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關于要素貿易理論的研究仍十分薄弱，成熟的經典理論構建尚面臨著很多理論的和現實的困難，因為每一種要素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定價都有自己獨特的機制、規律和特點，它們不僅不同于一般的商品貿易，而且它們相互之間也完全不同，需要特殊理論加以回答，可以說每一種要素的國際貿易理論都是一個亟待開發的新領域。

關于要素貿易和商品貿易的關系還有一個值得思考的角度，無論是貿易理論的演變還是貿易現實的發展似乎都表現出一個大致的歷史軌跡：國際貿易發展有四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無商品貿易又無要素貿易階段，國家之間各自為政，自給自足，沒有任何經濟貿易往來，封閉經濟學研究的就是這個階段的問題；第二階段，有商品貿易無要素貿易階段，國家之間開始發生商品貿易，但是要素不能跨國流動，許多傳統貿易理論研究的就是這個階段的問題；第三階段，有商品貿易又有要素貿易階段。正如當前世界貿易格局所呈現的情況，世界范圍內商品貿易自由化獲得了空前繁榮的同時，越來越多的要素貿易自由化趨勢也在加速發展，要素貿易理論亟待建立。第四階段，無商品貿易有要素貿易階段，國家之間商品貿易所占的比例漸漸減少，要素貿易所占的比例逐漸加大，最終國家之間的貿易主流格局將會是要素貿易替代商品貿易，國家之間的資源配置由商品貿易演變成直接配置要素，盡管第四個階段的世界貿易現實還沒有發生，但是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國家集團內部這種貿易現象正在演變為經濟現實，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正在為要素貿易創造越來越充分的環境條件，在未來國際貿易的發展中有可能實現要素貿易對商品貿易的替代，從而導致商品貿易流量下降、要素貿易流量上升，這可能是成為未來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趨勢。

三、國際貿易理論體系與分類研究的幾點啟示

我們在思考的過程中，深感“要素貿易理論”與“商品貿易理論”區別的必要性，但是，具體如何區分清楚，卻甚為困惑。因為所謂的“商品”和“要素”都是理論經濟學的基本概念，而貿易理論則屬于應用經濟學的范疇，現實生活中，如何把“要素”、“商品”、“半成品”上升為統計學概念是很難的，這個問題解決不了，關于商品貿易理論與要素貿易理論的區分就很難實現，相關的理論研究也就很難深入。

篇6

[關鍵詞]新貿易保護FTA美國337條款社會責任壁壘貿易救濟

作為經濟發展的必經選擇，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作為一對并存的矛盾是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在面對自身經濟發展和對外競爭時必須要考慮的核心因素，一方面，如何選擇經濟發展的原則往往取決于多個因素，如一個國家或地區自身的發展水平、自身與外界的相互關系等，另一方面，政策的選擇往往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實踐中不斷調整、修正，在競爭中不斷升級、完善。

相對于經濟自由主義而言，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外界因素對自身的消極影響，其主要是通過關稅和各種非關稅壁壘限制進口，以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商品競爭。作為傳統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上世紀末期，新貿易保護主義方興未艾，保護的范圍已經遠遠超出了商品經濟的范疇，通過綠色壁壘、社會責任壁壘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措施達到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進而保護本國就業，維持本國在國際分工和交換中的支配地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出現和發展既有競爭加劇、經濟理論發展的推動，也有多邊貿易體制自身的原因，但根本原因依然是各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因此，自由和保護的相互交織必然貫穿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而后危機時代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作為自上世紀90年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延續和升級，一方面保留了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全部特征，另一方面又呈現出自身的獨特性。

一、后危機時代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特征及發展趨勢

所謂的后危機時代，一方面是區別于暫時已經過去的全球金融危機，另一方面，由于現階段世界經濟并沒有明顯脫離經濟危機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反復隨時可能出現，因此，此階段的新貿易保護主義更多的是對之前新貿易保護方式的延續和精細化。具體而言，有如下特征:

1.實施主體的全球性和區域性

一方面，當今的世界經濟格局有所變化，世界各國和地區由于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而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影響著世界各國和地區，通常一國對他國采取保護貿易措施，會引起他國“報復”，這樣一來會引發貿易保護“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全球性的貿易保護主義。另一方面，新貿易保護向雙邊化、集團化和區域化方向發展。為了緩解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世界各國紛紛利用雙邊協調和FTA，區城性經濟集團，集團成員國內要素自由流動，實行自由貿易，對外構筑貿易壁壘，以此保護成員國的市場，提高整體競爭力，共同應對外部國家的報復行為。當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快速發展，使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區城化的趨勢。對于中國而言，目前，中國迄今共加入了9個自貿協定，同時，官方和民間機構也在不斷推動更多FTA的構建。

2.保護措施更加復雜和隱蔽

一方面，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層出不窮，日趨復雜，其超出世界貿易組織現有協定與協議的約束范圍。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開始由貿易政策延伸到對方國家的經濟甚至社會政策，主要表現為:要求對方國限制國內商業行為，管制對方國家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妨礙競爭的行為和干預對方國家經濟政策等。此外，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對象從傳統工業品和農產品轉向高級工業制成品和勞務，并且開始進人高技術產品領域，以上這些方面也使得我國應對和解決其的難度加大。另一方面，新舊貿易保護主義區別的根本點在于舊貿易保護主義主要采用關稅壁壘，而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保護手段以非關稅為主。其中新貿易保護主義所采取的明顯性的非關稅措施主要是進口許可證制度、自動出口配額、出口補貼和進口配額等，而世貿組織規則對以上這些非關稅措施的約束越來越嚴。在這種情況下，新貿易保護主義國家更多的采用更為實用的隱蔽性的技術壁壘如技術標準，質量認證，檢驗程序，環境保護與國民健康等。

3.保護措施表面日趨合法化

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WTO規則的約束下，經濟發展都在向自由貿易的方向邁進，可現在的多邊貿易體制還是存在一些漏洞，這樣貿易保護主義總是設法從中尋找“合法”的生存土壤。WTO允許成員國利用其有關協議反擊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以保護本國的利益，這就為各國以“公平貿易”為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騰出了余地。另外，當前，WTO規則保留各成員國的經濟自主性，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因此，采取與WTO不直接沖突的各種保護措施，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過程中貿易保護主義的普遍形態。此外，各國同樣通過自身立法來繞開WTO規則的規制，如美國337條款，337條款是美國《1930年關稅法》第337節的簡稱，它主要規范的是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競爭方法和不公平行為進行調查的行為，337條款并不要求實際損害為前提。若ITC裁決原告勝訴，ITC可向美國公司提供有限排除令、普遍排除令和停止令等救濟措施，但實踐中，337條款更多起到的是一種敲山震虎的作用，往往程序一經啟動，未等裁決，出口國方面即會規范自身行為以達到相應標準。此外還有以SA8000為代表的社會責任壁壘，它是一種以保護勞動環境和勞工權利為主要內容的管理標準體系，以勞動者勞動環境和生存權利為借口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是全球首個道德規范國際標準，其宗旨是確保供應商的產品符合社會責任標準。目前，全球的一些大采購集團都非常青睞有SA8000認證企業的產品，這促使很多企業去申請與維護這一認證體系，從而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勞動力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國目前也正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并積極爭取參與如ISO26000等相關規則的制定，以保護本國權利。總之，新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日趨表面合法化，可其實質并沒有改變。

二、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化主義的發展，全球競爭必然不斷升級，對于中國而言，其工業自1949年后經過了幾十年的保護發展，自改革開放后開始逐步面對國內外競爭，在這些競爭下中國的多數行業已經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從歷史的角度看，今日中國面對的挑戰跟19世紀初英國面對的類似，一方面要繼續開發海外市場以擴大出口，另一方面需要不斷從國外進口各種資源。此外，由于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中國必須保證極大的海外市場以解決就業問題，同時也必須通過外資繼續引入外來競爭，避免由于發展初期對國內經濟的過度保護而導致的現階段國有企業的壟斷對經濟帶來的傷害。當今，中國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加大了我國企業拓展國際市場的難度，對我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

1.嚴重影響了我國的出口貿易

2009年我國整體出口市場受到阻礙，據商務部統計，2009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22072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3.9%，其中貨物出口12017億美元，下降16.0%。從統計數字可以看到，貿易保護主義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非常明顯。其中，2009年美國政府對我國輪胎增收35%進口附加稅的貿易保護主義，不僅極大的影響了我國輪胎行業產品的出口，還使得我國其他行業出口產品也遭遇到同樣的待遇，總的來說，出口企業訂單直線下降，利潤嚴重下滑，嚴重影響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經營，部分企業倒閉，失業率提高，還帶來一些社會問題。繼輪胎案之后的中國玻璃、無縫鋼管等都遭遇無辜調查，影響惡劣，甚至于其他國家也都紛紛效仿，對我國產品不斷的采取變相抵制措施，這些行為對外貿依存度高達70%的中國影響是極為負面的。此外，我們可以看到，貿易摩擦頻發不僅使企業蒙受了巨額損失，而且損害了“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不利于中國出口的可持續增長。

2.我國的外部經濟風險開始向宏觀層面滲透

新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不利于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增加了中國經濟運行的外部風險。在我國與美國的經濟往來中，中美貿易的巨額順差影響著中美政治經濟關系。美國對我國實施新貿易保護主義，正是為了調整兩國間的貿易順差，維護其在世界市場的支配地位。美國不僅對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制裁，而且在人民幣匯率、對華投資、技術出口等領域對我國進行全面的施壓，影響著中美之間的貿易關系。歐盟也對中國產品頻繁設限，激化了當地企業與中國相關企業的矛盾，發生了砸店、燒貨等事件，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也影響著中國相關企業的正常經營，而且在歐盟各國家開始形成針對中國產品的“民間壁壘”。再者，中日“政冷”的常態化對兩國經貿關系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兩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方面的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難度。

3.“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由于中國在宏觀管理和調控上存在一些問題，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另外，發達國家提出的“中國”也是中國遭受到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原因。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迅速的發展，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引來許多發達國家提出“中國”，認為中國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威脅到他國的發展及世界市場上的支配地位。發達國家希望借以中國廣闊的市場發展其經濟，使其成為其成熟的商品市場和投資場所，另外，又擔心中國不斷的發展壯大，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斷的提高，會使得發達國家自身遭受經濟發展的障礙。如今隨著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出新的表現形式，“中國”開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擴散，由貿易領域向經濟、政治、軍事領域擴散。

三、我國應對新貿易保護主義的對策

在全球經濟危機、國際貿易環境惡化情況下，僅2010年第一季度，就共有10個國家對中國發起19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調查，直接涉及中國出口金額12億美元。而回顧2009年，共有22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發起116起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直接涉及出口金額126億美元。據WTO統計，中國已連續14年成為被發起反傾銷最多的成員。此外，美歐日等發達國家高筑綠色貿易壁壘、技術壁壘等新貿易壁壘，出現了主要針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保護主義傾向，限制對基礎設施、高新技術、能源、金融等領域的投資，甚至把經貿問題政治化。針對以上新情況，我國應在政府層面和企業層面尋求經濟發展之策，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增長。

1.宏觀層面--政府

(1)我國應堅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在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益盛行的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必須聯合世界各國共同反對貿易保護主義。首先，中國應利用各種國際組織和對話機制，如聯合國、WTO協商機制、G20峰會，與其他經濟大國進行充分溝通，堅決反對少數國家以鄰為壑的短視政策，遏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逐步推進貿易自由化，爭取形成有利的國際貿易環境。其次，在制定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政策及采取相關的行為中，應把國家整體利益放在首位，盡可能保護我國企業，帶動整體國民經濟發展。這樣也會在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中變得更有力量。最后，參與多邊貿易規則的制訂和修改，爭取改變現有不合理的國際貿易與金融制度安排，推進符合各國利益與多邊貿易體制的WTO多哈回合談判，通過制定和修改多邊貿易規則來約束和抵制新貿易保護主義行為。

(2)發揮主導作用，盡快調整、制定與國際標準相一致的國家標準。我國政府應強化職能部門的管理功能，利用其在人才、技術和信息上的優勢，加強理論研究，再者考慮到中國的產品質量標準種類多、門檻低、不規范，在當前有關法規大調整的有利時機下，力使自己的思想脈絡與國際思潮保持一致。

(3)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貿易領域中形成的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雖歷史不長，但其比舊貿易保護主義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在其形式的多樣性，手段的有效性還是在技術法規的合理性方面，其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負面影響更為巨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應加快建設中國貿易規則技術創新體制，完善和提高體制的系統性、規范性和差異性，加強政策的藝術性，進一步地提高技術手段的多樣性。我國應爭取通過規則的不斷創新，力促國民經濟健康、有序、快速地發展。

(4)加強我國的區域經濟合作與FTA建設。當前，區域性貿易集團使貿易保護措施添上了集團的色彩，其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要素自由流動，有利于區域內國家經濟發展，而對區域外國家則實行貿易歧視，不利于區域外國家發展。針對以上情況，我國自身也應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中去，爭取在貿易自由化的世界浪潮中擴展國家利益的實現范圍和方式，實現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另外，我國還應積極參與和發展雙邊及多邊FTA，在區域一體化中發揮積極作用并獲利。

(5)完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在我國企業應對反傾銷等訴訟中，應認識到我國貿易保護主義立法還存在很多不完善之處，而只有我國熟練掌握了貿易保護主義的策略及技巧，貿易保護立法更加完善，才能在其他國家向我國提出貿易保護主義訴訟時應對自如，及時采取相應的對策，以便于保護我國涉訴企業的利益。

(6)引導我國企業認識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實質。我國企業應認識到新貿易保護主義又稱為超貿易保護主義或“新重商主義”，其是隨著世界經濟競爭加劇，最初由發達國家為規避多邊貿易制度的約束，通過貿易保護，達到保護本國就業，維持在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中的支配地位而對發展中國家采取的一系列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保護貿易的措施。我國企業應一方面檢討自身的傾銷行為，另一方面應主動參與到貿易保護主義訴訟中，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使得自身在國際市場上能夠受到公正的待遇。

2.中觀層面—行業

中國應該轉變觀念，要充分重視行業協會的作用，一方面，對行業協會的定性決不應僅僅將其定義為政府的“二機關”，應該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獨立性與中立性，這樣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便能更好地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作用，另一方面，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連接企業與企業的紐帶作用，充分代表本行業，為規則的制定，行業自身利益的保護和救濟等貢獻力量。

3.微觀層面——企業

(1)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我國企業應充分了解和學習WTO規則和各國的新貿易保護手段，以使在應對和應訴他國企業時，可以避免遭受各種傳統的和現代的貿易壁壘打擊。如今新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呈現出新的特征，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更趨復雜性和隱蔽性，我國企業只有通過認識和掌握這些新貿易保護手段和有關貿易調查的相關知識，才能在對方采取一些不利于我國的保護手段時，在最短的時間內積極應對和應訴，合理、合法的保護自身權益。

(2)優化出口產業結構，轉變外貿發展方式。第一，我國企業應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優化出口產業結構，改善自身存在的技術含量低、結構單一、附加值低、產業組織分散、企業規模經濟性差等狀況，改變中國商品低價的形象，并努力創建自主出口品牌，真正實現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飛躍，從而占領新興市場國家的高端市場。第二，我國企業應該正確的看待新貿易保護主義，專注于自己的核心業務，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實現從以量取勝向以質取勝的轉變，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轉變，從數量為目標向效益為目標的轉變。第三，我國企業應著眼未來，努力拓寬出口途徑、靈活選擇生產和銷售等，在品牌培育、營銷、保護等方面要舍得投入，帶動企業出口及長遠發展。

(3)團結應對和應訴，避免同行業企業間的“惡性競爭”。當前，在我國行業遭受反傾銷指控時，往往只有一小部分企業能夠積極應訴，結果也并不令人滿意。事實上，企業若能夠團結應對，做好充分準備，勝訴率也應該會有所提高，自身利益也能得到更好的維護。另外，隨著國際市場的競爭加劇，存在一些出口企業在國際市場上以低價競銷謀取利潤，而這樣做卻使得進口國找到了借口，向我國整個出口行業提訟，使其遭受嚴重打擊。我國出口行業應加強行業自律、規范行業行為、充分發揮各種行業協會和商會的協調組織作用，避免企業在國際競爭中“惡性競爭”，共同促進行業發展。

綜上所述，對于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而言，保護本地區的經濟發展的行為究竟應視為貿易保護還是貿易救濟，由于標準的選取不一往往不容易得到正確的答案，因此對于正處于轉型階段的中國而言，不必太糾纏于他方的貿易保護，而是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時認真的學習并掌握世界游戲規則，積極參與游戲規則的制定，以便在這個適者生存的競爭世界里發展壯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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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曉霞: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新趨勢[J].企業研究，218

篇7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客觀上為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逐漸成為顯學.理論經濟學特別是對西方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為當前研究的熱點。與此同時，應用經濟學的發展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貨幣銀行學、產業經濟學、計量經濟學、農業經濟學等學科研究者甚眾。在我國，經濟學研究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

然而，研究流通領域經濟運行的流通經濟學卻于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陷入了低迷狀態(紀寶成，2001)。21世紀是商業的世紀，正是大商業、大流通、大市場形成和發展的時代(黃國雄，2002)，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卻陷入了貧困狀態(夏春玉，1999)。應該說，市場經濟條件下復雜的、多樣的流通實踐更加需要正確的流通理論予以指導，研究流通理論應該得到重視，流通理論應該得到大發展。但現實卻是：流通經濟學被作為三級學科，流通經濟學的博士點為數極少(只有中國社科院、中國人民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等幾個單位)，全國大部分高校砍掉了流通經濟學專業，或改為市場營銷，或改為國際貿易，或改為產業經濟學，如今，保留流通經濟學專業(貿易經濟)的只有16家。流通領域研究的專業期刊只有幾家，即《財貿經濟》、《商貿經濟》、《中國流通經濟》、《商業時代·理論版》、《商業研究》、《商業經濟與管理》(其他流通類期刊流通方面的文章所占比重大大減少)。

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思索。為什么在市場經濟大發展，流通成為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成為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劉國光，2001)和基礎產業(黃國雄，2002)的時代，流通經濟學卻被社會遺忘，卻出現了流通研究的低潮?夏春玉(2000)提出了四點：一是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見面的假設使流通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視野中消失；二是經濟學的格式化過程間接影響了經濟學對流通的關注和研究；三是經濟現象的復雜性和經濟學家認識能力的有限性限制了經濟學關注流通的視野；四是馬克思的流通理論并不是完整的流通理論。全國高校商經教學研究會主持的《關于貿易經濟學科建設的思考》課題報告(2001)認為，西方理論缺少對交換問題的專門研究和馬克思流通理論的一般性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是流通經濟學出現低潮的主要原因。紀寶成(2001)指出，對貿易經濟學科沖擊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內部因素表現在：學科分離，內外貿專業的分離；缺乏與新學科、新專業的相互協調；非盈利專業與盈利專業相混淆；隊伍建設問題。外部因素有：政府機構改革，撤銷了貿易局；教育部對專業目錄的調整；盲目照搬別國經驗；教育學科的重理輕文等等。

這些認識也許并沒有抓住流通經濟學貧困的要害。首先，西方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交換貿易的研究，從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論到亞當·斯密的勞動分工交換論，從德國歷史學派的貿易保護論到埃奇沃思方框交換契約論，無不充滿著對交換、貿易的研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也是從交易出發，研究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關系，核心是研究制度和交易費用在交易中的關系，而且康芒斯把交易分為三類，其中一類就是平等的交易即交換，楊小凱、黃有光(1998)等人還嘗試從分工交換的角度研究流通，楊小凱指出，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提高，則國內貿易將因一國之內的分工水平提高而產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幅度不是很大，則在沒有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時，貿易可能在各個地方性市場內進行。隨著交易效率的進一步提高，全國性市場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產生。如果交易效率繼續提高的話，則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會要求更大的市場規模與之相適應，此時局限于一國市場之內的貿易和產品交換無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經濟，因此國際貿易便會從國內貿易中產生。其次，馬克思的流通理論是十分完整的流通關系論，馬克思從商品的二重屬性開始，從分工入手，詳細論述了商業資本的流通和商人、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闡述了商業勞動的性質和商業利潤的來源，研究了商品交換的一般規律，同時還創造性地研究了國際貿易問題。再次，內外貿學科分離本身有一定道理，因為國際貿易畢竟是不同國家的經濟貿易交往，這種貿易和國內貿易不同，它時時要受匯率、關稅、國家的貿易政策所制約，因此，在研究領域上與國內貿易有相當大的區別；教育部對學科調整并不會妨礙一個學科的深入研究，只要這個學科是具有生命力的，就會形成研究群體。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入門對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教育部并沒有規定理論經濟學中有制度經濟學的學科，然而還是有眾多學者樂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可見，流通經濟學的貧困問題還是要從流通經濟學的內部人手才能解決。本文嘗試從核心概念和學科研究對象的角度進行分析，運用經濟學方法論，以新的研究范式建立一套較為完整的流通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以求教于國內專家同仁。

二、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任何一種規范的經濟學研究必然有其核心概念，該概念是對眾多經濟現象的高度邏輯抽象，概念必須以事實為基礎，同時又是對事實的高度概括。

商品流通是連續不斷的商品交換，是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馬克思指出，“每個商品的形態變化所形成的循環，同其他商品的循環不可分割地交錯在一起，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可見流通應該作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因為它反映了商品流通的實質，更能體現出流通經濟學的學科特點，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這表現在：商品流通這一概念反映了商品運行的過程，而且是社會化大生產中商品多次不斷的運行，因此商品流通更能反映出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溝通地位，錯綜復雜的商品循環更能反映出流通的復雜性，才需要探究商品流通運行的規律，研究如何有效地處理好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合理分析商品流通的資源配置。這一概念，既包括了交換，又涵蓋了市場，還暗含了商業出現的必然性，因為如此復雜的商品交換沒有媒介商品所有者的商業是不可想象的。可見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概括力，應該成為流通經濟學的核心概念。

對流通的專門研究，是政治經濟學所難以涵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雖然也研究商品流通，但它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揭示商業資本的增值和生產關系，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資本和剩余價值。西方經濟學也研究交換和貿易特別是國際貿易，而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如要素稟賦理論、比較利益理論、H-O理論等，但它側重于把交換看作一種外在的機制，沒有觸及商品流通的內核，把國際貿易作為開拓市場的手段，輕視對國內貿易的研究，西方經濟學把一國內的商品流通當作一種黑箱(夏春玉，2000)。因此，流通經濟學有必要把流通作為核心概念對商品流通進行專門的研究。

三、研究對象的確定與學科體系的構建

確定學科研究對象是進行科學研究的前提。只有在學科對象確定后，才能確立研究范式，進而建立研究的邏輯框架，才能進行演繹推理，結合實證研究，解決研究對象的問題。目前，對流通經濟學的對象有四種觀點：關系論、規律論、服務論、主體論。

關系論認為，由于交換在社會再生產中的中介地位，流通經濟學一方面要研究流通與生產、分配、消費的外部關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領域內的商業內部關系。規律論認為，社會商品交換既受普通經濟規律的影響，也受流通過程特有經濟規律的作用；流通經濟學的任務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動中的這些特殊規律。服務論認為流通產業是由處于商品交換和流通過程中的所有中介人即商人構成的一個特定的產業，商人從事的活動表面上看來是進行商品交換，實質上是在流通產業內提供以“為賣而買”為核心內容的商業服務活動，即為商品交換和商品流通提供服務活動；既然商業活動的本質是提供商業服務，那么，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商品或商品交換活動本身，而應該是商業服務。主體論以流通領域中的每一個行為主體如商人、商業企業等為研究對象來研究流通領域中的具體問題。

以上這四種研究對象論各有特色，但是都普遍忽視了一點，即作為一門經濟學科應該研究資源配置問題。

流通經濟學作為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必須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問題。即研究從生產領域向消費領域(包括生產消費和生活消費)推動商品運動的各種行為，如采購、運輸、倉儲、加工、銷售等不斷地社會化、規范化最終達到最優化。由于現代流通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產業，因此流通領域資源合理配置問題實際上就演變為流通產業的資源配置和利用問題。這里有一個難題，就是流通領域與流通產業的關系。領域這個概念比較模糊，在《資本論》里，流通領域包括兩個環節，即G-W階段和W-G’階段。在這兩個階段，商品與貨幣的轉化都需要有流通組織的勞動耗費，從事這類活動組織的集合就成為流通產業。因此，研究流通領域的資源配置，具體到流通產業才能夠體現出來。從實踐來看，人們把研究農業、工業、流通業分別作為一、二、三產業，并分別叫做農業經濟學、產業經濟學、服務經濟學等。所以，可以把研究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流通經濟學稱為流通產業經濟學。如果不從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的研究過渡到對流通產業資源配置的研究，流通經濟學只能是停留在關系論、規律論的層次，無法上升到從產業層面來研究的高度。那么，對流通領域資源配置問題的研究也就難以深入。

明確了流通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可以大致構建流通經濟學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流通的基本假設。一個學科的發展需要有該學科所公認的基本假設，一個學者的研究要形成一個體系，也必須有貫穿其所有研究工作的一致性假設，否則，其提出的理論模型之間容易出現自相矛盾而難于前后一致。筆者認為，流通經濟學基本假設主要有：流通時間節約假設，假設t1<t2，設U1為花費t1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U2為花費t2給流通企業帶來的效用，則必有U1=F(t1)>U2=F(t2)；流通費用最小化假設即滿足：maxC(x)stC(x)=f(x)，U(x)≥U(x0)；理性經濟人假設，即maxU(x)，stU(x)=px-cx。第二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組織理論，即流通組織的SCP分析，流通產業組織的博弈分析，流通產業的競爭模型。第三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結構，即流通產業的不同業態之間的比例關系，流通產業的規模，流通的空間結構、地區結構的均衡，流通產業布局的合理化、產業的投入產出。第四部分，研究流通產業政策，用IS-LM模型和AD-AS模型分析由于流通產業政策的變動對流通增加值的影響，同時研究各種政策的配套和協調。第五部分，研究流通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流通產業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總體效應和溢出效應，分析國內商品流通與國際商品流通的相關關系。第六部分，研究流通產業的發展趨勢，運用產品生命周期假設等研究流通業未來的發展。第七部分，流通經濟學專題，主要研究流通經濟學中的電子商務問題，物流現代化問題，全球化背景下流通企業的跨國經營問題等。

四、流通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

經濟學理論的本質就是說明社會經濟現象的幾個主要經濟變量之間因果關系的邏輯體系。理論的創新來自對新現象的分析或對舊現象的新解釋。既然經濟學的理論是一套邏輯體系，那么新的經濟學理論的構建就首先要嚴格遵守形式邏輯內部一致的要求，否則，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就無法說清楚。林毅夫(2000)指出，傳統的經濟學研究經常側重觀點的整理而忽視邏輯分析和推導，經常也只講個人對某個問題的觀點、想法和主觀愿望，常以個人的判斷或其他經濟學家的觀點、理論替代邏輯推論，或是以比喻代替推理，所以，難以形成邏輯體系。現有的流通經濟學普遍采用的是定性分析方法，而且不重視邏輯分析和推導。有些流通經濟學教材和論文還停留在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對策論階段，許多內容缺乏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就貿然下結論，結果使流通經濟學在邏輯結構上十分松散，沒有形成一套嚴密的科學理論體系。這種研究方法，只重視證實主義，而忽視證偽主義的運用，結果造成許多問題甚至使一些基本理論問題也難以形成共識，造成進一步研究的困難。比如對流通與生產的關系的認識，有生產決定論、流通決定淪、生產流通相互決定論等等，一直在學術界難以形成共識，雖然從事流通研究的大部分學者傾向于流通決定論，但是，在工業化時代，在物質產品沒有十分豐富，在工業仍然是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和GDP的主要組成部分的時代，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和經濟數據的有力支持，這種觀點難以得到大多數從事經濟研究的人的支持。這也是流通經濟學一直強調流通重要，流通業是支柱產業、基礎產業，實際上卻不為政府和社會重視的重要原因。而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就做得很好，制度經濟學強調制度在經濟增長中的關鍵作用，就是在建立了交易費用這個核心概念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與市場關系的替代的思考，運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在嚴密的邏輯推理基礎上推論出科斯定理，從而贏得了學術界的普遍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