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浣溪沙姜夔，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姜夔；梅；漂零；相思

夏承燾先生在《姜白石詞編年箋校》里提到了下列說法：此詞以有“昭君胡沙”語，前人皆謂暗指徽、欽、后妃等人。張惠言《詞選》謂“以二帝之憤發之”，鄧廷楨《雙硯齋詞話》謂“乃為北庭后宮言之。”鄭文焯曰：“考唐王建《塞上詠梅》詩曰：‘天山路邊一株梅，年年花發黃云下。昭君以沒漢使回，前后征人誰系馬。’白石詞意當本此。”近劉永濟氏以《南燼紀聞》載徽宗北行到中聞茄笛作《眼兒媚》詞，有“繞胡沙，向晚不堪回首，坡頭吹徹梅花”之句，謂即白石昭君云云之由來；此又前人所未及者。然靖康之亂距白石為此詞時以六七十年，謂專為此作，殆不可信……若謂石湖嘗使金國，故詞涉徽、欽，亦不甚切事理。若謂白石感慨，泛指南宋時局，則未嘗不可。予又疑白石此詞亦與合肥別情有關：如“嘆寄與路遙”，“紅萼無言耿相憶”，“早與安排金屋”等句，皆可作懷人體會。又二詞作于辛亥之冬，正其最后別合肥之年；范成大贈以小紅，似亦為慰其合肥別情 ……惟二詞為應成大之折簡索句，不專為懷人而作，不似《江梅引》、《踏莎行》諸闋之屬辭明顯耳……張惠言《詞選》又謂“首章言已嘗有用世之志，今老無能，但望之石湖也。”案石湖此時六十六歲，已宦成身退，白石應少于石湖二十多歲，張說誤。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謂指南北議和事，亦無確鑿的證據。

另外近來還有人認為是為索要小紅而作，這也有值得商榷之處。《硯北雜志》（下）：“姜堯章歸吳興，公尋以小紅贈之。”如是索要小紅，憑范姜關系，應是順理成章的事，為何不是小紅與姜夔同歸？可見此說不妥。再次夏承燾先生說與合肥情事有關。可從詞中看，“嘗憶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姜夔與所念之人是在西湖處。此女與合肥戀人是否同是一人還有待考證。陸紅穎在《文學遺產》中，有“姜夔早年與情人曾于杭州游歷或暫居，后可能到合肥居住（歷來時學界差異的《疏影》：‘昭君不慣胡沙遠’，即或指住往戍樓吹角、胡馬時現得荒涼邊城合肥），在合肥離散、永訣。”依據僅是在南宋時期，西湖景區是最大、最重要的旅游區，游眾甚多。此時雖理學盛行，女子也可以出頭露面，也可以遷徙于不同的城市。作者也只是一種推測。且看文本，序點明時間、地點、人物。詞首句以一個“舊時月色”，將情感拉入歷史的長河中。“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一種詰問、幽怨充溢其中，“梅韻香冷”。“寄與路遙，夜雪初積。”，那是迢迢路遠的無奈。就連翠尊、紅萼都在替人釋放著感情。由此前景，遙想到“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那時的芳美與今物是人非的映照，顯得更無奈的是：“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相見更無時期。姜的梅詞很多寫到梅花的飄落，正是感慨身世，歷寫江湖漂泊的經歷，是懷人，更是寫己，在漂泊的經歷中尋求情感的寄托，“玉人”一類的理想對象便入詞中。

《疏影》中“翠禽枝上同宿”，那是作者的一種設想，一種假定的理想狀態。而對于相逢之人只能算是客，此詞只是寫了觀花的過程。出門一看，梅樹上有翠禽，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客又是誰呢，在黃昏時分，美人倚竹。這梅樹原來是昭君的化身。細看片片梅花，讓人憶起“梅花妝”的故事。理應把她們都留住，讓當年漢武帝筑金屋留住阿嬌一樣。但最終還是散去了。再覓幽香，只能去畫中尋找了，暗示了我的戀人已離去，美好只能留存在記憶的芳田。

在吾看來，姜詞中的梅花意象其實是奠定了漂零與相思的基調。

首先是梅花的漂零，在《暗香》中寫到“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疏影》中的“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鶯聲繞紅樓》中的“十畝梅花作雪飛”。《角召》中的“君歸未久，早亂落紅千畝”。《浣溪沙》中的“落蕊半黏釵上燕”。不單單是梅花，像柳絮、石榴花、梨花等都亦與漂零有著難解難分的牽連。如“漸吹盡，枝頭香絮”，“如今春盡，香絮亂因風，沾徑草，惹墻花，一一教誰管”，“石榴一樹浸溪紅，零落小橋東。”除了這些詠物此外，漂零羈旅更是在其詞中反復出現。“漂零久，而今何意，醉臥酒壚側！”“文章信美知何用，謾贏得天涯羈旅。”“甚謝郎也恨飄零，解道月明千里？”“漂零客，淚滿衣。”這可以在他的行跡中得到答案。夏承燾先生在《行實考》中歸總：“孩幼隨宦漢川；壯歲侍婦翁于湘、浙，從知好于越、贛；除紹熙二年，兩游合肥，事緣無考外，四十以前之行蹤居停，歷歷可稽也。淳熙十三年別沔鄂，作《探春慢》，同年客湘中作《一萼紅》、《霓裳中序》，明年金陵江上作《踏莎行》，始有冶游述夢之語；紹熙二年客合肥，又為《浣溪沙》之贈別、《摸魚兒》之懺綺懷；慶元二三年《江梅引》、《鷓鴣天》諸詞，尤一往而情深焉。至慶元以后，上書論樂，既不盡所議，與試不第，又殃其三子而焚所居；謁張巖有“無枝夜鵲”之詩，答蘇虞叟有“投老長安”之慨，蕭寥勞落之況，已非昔比；六十以后，猶衣食奔走于金陵、揚州，歿后舉殯，至仗助于友生，晚境之困，可概見矣。”

其次是梅花與相思的不解之緣。在姜詞中比較明顯的有十首之多。像《一萼紅》中“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還裊萬絲金。待得歸鞍到時，只怕春深。”《清波引》中“新詩漫與，好風景長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難語。何時共漁艇，莫負滄浪煙雨。況有清夜啼猿，怨人良苦。”《夜行船》中“回首江南天欲暮，折寒香倩誰傳語。”《小重山令》中“九疑云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暗香》中“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江梅引》中“人間離別易多時，見梅枝，忽相思。”《鬲溪梅令》中“漫向孤山山下覓盈盈，翠禽啼一春。”《月下笛》中“與客攜壺，梅花過了，夜來風雨……多情須倩梁間燕，問吟袖、弓腰在否？怎知道、誤了人、年少自恁虛度。”《鶯聲繞紅樓》中“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為予吹。”不只是梅花詞，其他詞中“相思”之詠亦隨處可見。隨手拈來十幾首，輕而易舉。像《琵琶仙》中“都把一襟芳思，與空階榆莢。”接下來的那首《鷓鴣天》“紅乍笑，綠長，與誰同度可憐春。鴛鴦獨宿何曾慣，化作西樓一縷云。”《凄涼犯》中“追念西湖上，小舫攜歌，晚花行樂。舊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點絳唇》中“淮南好，甚時重到？陌上生春草。”《解連環》中“問后約、空指薔薇；算如此溪山，甚時重至？水驛燈昏，又見在、曲屏近底。念唯有夜來皓月，照伊自睡。”例子太多，茲不再贅述。

由此可總，《暗香》、《疏影》這組“連環體”詞，是漂零與相思的合調，且漂零的身世加劇了相思的程度，漂零與相思又互相牽連，難解難分。《暗香》、《疏影》的模式可歸結為：一個人的舞臺。同時拈出歷史上的一個對其深有感觸的人物，抒發感慨。在一片冷艷幽韻的香雪海下，凝視著片片梅花，從眼前曼舞飄落，這其實是映照了作者江湖漂泊的經歷，感慨自己身世的孤獨與落寞。為了尋求精神寄托與安慰，會有一位心目中思慕的女神在遠方凝望，但往往思而不得，空有月相隨。這就是“姜夔范式”。不只是《暗香》、《疏影》，像《揚州慢》里“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霓裳中序第一》中的“幽寂，亂蛩吟壁，勸庾信清愁似織。”《浣溪沙》中的“恨入四弦人欲老，夢尋千驛意難通。”《探春慢》中的“無奈苕溪月，又照我扁舟東下。甚日歸來，梅花零亂春枝。”《琵琶仙》中的“十里揚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說。”《凄涼犯》中的“舊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紅落。漫寫羊裙，等新雁來時系著。怕匆匆、不肯寄與后約。”《秋宵吟》中的“衛娘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縈繞。搖落江楓早，嫩約無憑，幽夢又杳。”《齊天樂》中“庾郎先自吟愁賦”。《鷓鴣天》（十六夜出）中的“東風歷歷紅樓下，誰識三生杜牧之……鼓聲漸遠游人散，惆悵歸來有月知。”《念奴嬌》中的“一邱吾老，可憐情事空切……繞樹三匝，白頭歌盡明月。”《虞美人》中的“而今仙跡杳難尋，那日青樓曾見似花人。”《法曲獻仙音》中的“喚起淡妝人，問逋仙今在何許？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怕平生幽恨，化作沙邊煙雨。”這些例子就是“姜夔范式”的最好例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茲不再贅述。

（作者單位：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古代文學 姜夔 詠梅詞 探討

“尤蕭范詩翁，此后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為上將，更推白石作先鋒。”①楊萬里在詩中把張南湖、姜白石與當時詩壇四大家相提并論，并指出白石將成為文林中的先鋒人物。果然，姜夔的成就，在詞壇文苑中首開清雅之先河，扮演了開宗立派的重要角色。特別是其詠梅詞，數量之多，境界之高，構思之妙，不僅再現了姜夔的生活及感情經歷，而且還充分顯現了其清空、高雅的藝術風格，同時，還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較強的思想教化意義。本文就姜夔的詠梅詞談點個人的粗淺認識。[1]

一、詠梅詞是姜夔漂泊生活的反映

從前人對姜夔的研究中得知，他布衣終身，浪跡江湖，常以詩文和詞曲游于名公貴人之門，過著清客式的生活，不免有寄人籬下之感和身世漂泊之嘆。據夏承燾、吳無聞《姜白石詞校注》統計，姜夔先后寫有詠梅詞十八首②。在這十八首詠梅詞中，姜夔詠梅懷舊寄情，基本表現出了他浪跡江湖的生活及其感情經歷。

下面，擇其要者舉例如下：

《一萼紅（古城陰）》序詞中有“丙午人日，予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詞中更有“南去北來何事？蕩湘云楚水，目極傷心。”這篇是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1186年），白石客居長沙期間，閑游賞梅，觸發思緒，感嘆漂泊，懷念伊人之作。白石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7年）二十二歲時，沿江下行，過揚州，來往湘鄂間，到作此詞時，十年來行跡不定，羈旅異鄉，故有“蕩湘云楚水，目極傷心”之感。[2]

《夜行船》為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姜夔寓居浙江湖州期間，與友人田幾道到北山沈園賞梅而作。序詞中寫到：“己酉歲，寓吳興，同田幾道尋梅北山沈氏圃，載雪而歸。”其中，“寓吳興”，即指寓居浙江吳興。

《浣溪沙》三首分別為客居吳興和無錫張鑒莊園觀賞梅花所作。詞序中分別有“己酉歲客吳興”、“丙辰臘，與俞商卿、錟樸翁同寓新安溪莊舍”，己酉歲為宋淳宗十六年（1189年）丙辰為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年）。張鑒是姜夔的好友，姜夔稱自己與張鑒交誼最深，“十年相處，情甚骨肉”。③

《鶯聲繞紅樓》詞序中寫到：“甲寅春，平甫與予自越來吳”，甲寅即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平甫系張鑒字號。本篇是姜夔與好友張鑒由紹興來到杭州，在西湖賞梅所作。

《卜算子》詠梅八首，專詠杭州孤山之梅，足見白石對孤山之梅是十分了解和熟悉的，是長期與梅相處的結果，同時，也是作者清高品格的真實寫照。

從上述的詠梅詞中我們可以看出，姜夔曾寓居在長沙、湖州、蘇州、杭州、紹興等地與范成大、張鑒等人有密切的交往，基本上反映了他漂泊游蕩的生活及感情經歷。

二、詠梅詞顯現了姜夔清雅的藝術風格

白石詞風及藝術的主要特征是清雅。陳延焯指出“姜堯章詞，清虛騷雅，每于伊郁中繞蘊籍，清真之勁敵，南宋一大家也。夢窗、玉田諸人，未易接武。”④張炎在《詞源》中用“清空”、“騷雅”作為白石詞的總評，得到了后世多數人的贊同。所謂“清空”指風格而言，關鍵在一個“清”字，清雅的人品，清剛的筆法，清虛的情韻；無論是詠懷、酬應、詠物，還是寫戀情，都選擇與“清”的情思相應的景象事物，尤其是其詠梅詞，大多呈現出“以清虛為體”而空靈淡遠的風格特征。如《小重山令?賦潭州紅梅》：

人繞湘皋月墜時。斜橫花樹少，浸愁漪。一春幽事有誰知。東風冷，香遠茜裙歸。鷗去昔游非。遙憐花可可，夢依依。九疑云杳斷魂啼，相思血，都沁綠筠枝。

本篇是一首詠梅詞，但全篇沒有出現一個“梅”字，而是處處均緊貼紅梅下筆。上片起句寫觀梅地點、時間，一個“繞”字暗示抒情主人公在此猶豫、徘徊，若有所思若有所戀。接著化用林逋《梅花》詩中“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這一名句，描寫出了紅梅的形象：橫斜的梅枝小巧玲瓏，倒影于水波如皺的溪流中。在這里，作者描寫波紋用了一個“愁”字，將梅枝和波紋均著上了主人公的感彩，并且貫注全篇，含蘊耐人尋味。“一春幽事有誰知”，承接“愁”字而來，說明孤獨無伴。以下寫在清冷的東風中，身著紅裙的少女走了，粉香漸漸嗅不到了。這里以紅裙女歸來喻指紅梅脫落，以人寫物，比喻極為精巧。白石詞清雅的藝術風格，還在于他善于以詩的筆法入詞，而且是以瘦硬筆法入詞，以健筆寫柔情，故除了清空飄逸的情致外，還善于勾勒詩意的境界，如《暗香》：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攜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本篇以梅花為線索，通過回憶對比，抒寫作者今昔之變和盛衰之感。作者落筆即追憶往昔賞梅的雅興：“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三句拉開了廣袤的時空環境，勾勒出了一個富有詩情畫意的境界。接著寫“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進一步寫采梅的動景，“不管清寒”，寫出了愛梅心切，“玉人”的出現，使佳人與紅萼相映生輝，境界更為高雅迷人。“何遜”以下由回憶轉回當今，這里白石以何遜自擬，言如今年齡漸增，已減退了賦春風的文才。“但怪得”兩句筆鋒再轉，想不到竹外梅花幽冷的芳香飄進華美的坐席，觸發起自己的詩興。上片由舊時的月下賞梅到與佳人凌寒采梅，再到“香冷入瑤席”，可以說是寫的妙筆生花，境界優美，耐人尋味。詞的下片先寫江南水鄉，月夜寂靜，烘染氛圍，次嘆折梅寄遠，無法送達，惟有在席間把酒澆愁：“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3]

姜夔清雅的藝術風格，在詠梅詞中還表現在其修辭手法上，集中體現在他善于用典，如《疏影》：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椅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 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里，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本篇與《暗香》一起被譽為姜夔詞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文學史上著名的詠物詞。古代詠梅的詩詞很多，但是，正如張炎在《詞源》中所說：“詩之賦梅，唯和靖而已，世非無詩，無能與之齊驅耳。詞之賦梅，唯白石《暗香》、《疏影》二曲，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為絕唱。”⑤張炎對林逋的《山園小梅》和姜夔《暗香》、《疏影》的評價是很高的。姜夔這兩首詞摘林逋著名詩句為詞牌名，適當地提煉和化用某些與梅花有關的典故，如“有翠禽”一句，融入了趙師雄遇梅花女神醉酒醒來看見“大梅花樹上有翠羽刺嘈相顧”的奇妙故事，把梅花的行影寫的十分動人。整首詞涉及多個掌故，作者駕馭素材非常得體，融化詞中十分自然，了無痕跡。

白石詞清雅的詞風在語言藝術方面還表現為煉詞用字上的功力。白石詞的語言，可以說經過了千錘百煉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白石存詞不多，卻幾乎都是嚴肅認真與精雕細刻的力作。他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一首詞往往要經過多次修改，反復改動，有時還要經過聲妓試唱之后才能定稿。正如汪森所云：“鄱陽姜夔出，句琢字煉。歸于醇雅。”⑦正因為他刻意求工，所以他的詞用字精微深細，幾乎字字敲打得響。如《鶯聲繞紅樓》：

十畝梅花作雪飛，冷香下、攜手多時。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為予吹。人妒垂揚柳，春風為染作仙衣。垂揚卻又妒腰枝，近前舞絲絲。

精練的語言同準確的表情達意密不可分。精練又準確，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質特征及其細微差別，從而體現出詞人獨到的視覺和不同與其他人的感想。再以《疏影》一詞為例，在把梅花當成活的生命來加以描繪的時候，作者煉詞鑄句并適當運用一些領字，起到了化虛為實的作用，周濟指出這首詞是“以‘相逢’、‘化作’、‘莫擬’六字作骨。”⑧也就是說，這六個字在化花為人的過程中起了催化劑的作用，同時也將作者所要表達的思想感情有機地串聯在一起。在對梅花的描繪上，在白石的十八首詠梅詞中，可以說，各有風韻，把梅花的各個方面都寫到了，如：

“苔枝綴玉”，寫梅的姿態；

“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寫梅的神韻和品格；

“高花未吐，暗香已遠”，寫早梅；

“十畝梅花作雪飛”，寫晚梅；

“綠萼更橫枝”，寫綠萼梅；

“紅萼無言耿相依”，寫紅萼梅；

“斜橫花樹少，凄愁漪”，寫水邊的梅；

“千樹壓、西湖寒碧”，寫梅林；

……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詞人對生活細致觀察又善于精練準確加以表達的結果，具有新穎、獨創的特色。前人也有不少詠梅的作品，如林逋的“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杜甫的“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等，都是膾炙人口的名句，自有它們的高妙之處。但白石詠梅，卻可謂細、全、準，寫出了梅花的各個方面，并有清高、雅致的風韻。劉熙載在《藝概》中指出：“姜白石詞幽韻冷香，令人挹之無盡。擬諸形容，在樂則琴，在花則梅也。”⑨

姜夔又是當時著名的音樂家，作詞也講究諧律。同時，他還能創制新曲。他對于音律的造詣極深，懂得利用語言本身的自然音響和節奏來表達特定的思想感情。這在他的詠梅詞中也有所體現。如在《暗香》、《疏影》序詞中有“石湖把玩不已，使工妓疑習之，音節諧婉”之語。詞作語音的諧律與他獨具一格的清剛婉麗、典雅蘊藉的詞風結合得天衣無縫，楊萬里稱其有“裁衣縫霧之構思，敲金戛云之奇聲”。⑩

三、詠梅詞的文學價值和現實意義

白石詞在南宋中期挺立詞壇，以其獨特的風格給詞壇帶來了新氣象，這與占其詞作近四分之一的詠梅詞比無關系。就其詠梅詞的文學價值和現實意義而言，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詠梅詞與姜夔的其它詞一起，形成了姜夔獨特的清雅的詞風，在當時婉約、豪放之外別立一宗，在南宋詞壇與辛棄疾、鼎足而三，形成南宋中后期獨樹一幟的重要詞派，直接影響了稍后的史達祖、王沂孫、張炎等人，而且還下開朱彝尊等折派詞的先驅。白石詠梅姊妹篇《暗香》、《疏影》與其《揚州慢》一起，被稱作為清雅詞風的代表作品。白石詞不僅因其藝術價值引起同時代及后世的激賞，而且在詞學批評史上亦倍受矚目。“在千年詞學史上，白石詞的隱顯往往標志著詞壇風尚的轉變及人們對詞體認識的變化”⑾。前人對姜夔在詞史上的地位評價甚高，譽為“如盛唐之有李杜”，“文中之有昌黎（韓愈）”、“詞中之圣”⑿。

2.白石詠梅詞的文學價值，還在與作者表達了積極向上的思想主題。姜夔生活和創作的時代，主要在孝宗、光宗、寧宗三朝。這正是南北議和、宋金對峙階段。當時中原分裂，北國沉淪，滿目創痍。在這種政治氛圍中，姜夔作為清客寒士文人，過著靠好友周濟度日的漂泊生活，但他從不屈服權貴，而一貫保持著高雅的志趣、清純的品操。正是在這種清高的人格下，他寫下了大量的詠梅詞，歌頌梅花，歌頌生活，寄托對美好往事的深沉懷念以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時也不乏關注國事民心的憂患意識。如《疏影》，有的研究者就指出這篇詞是借詠梅暗喻宋徽宗、欽宗二帝被虜北行之事，含國家興亡之悲。

3.白石詞詠梅詞的現實意義，最主要的在于它的思想教化作用。在白石詠花詞中，梅最多（十八首），荷次之（兩首：《惜紅衣》、《念奴嬌（鬧紅一舸）》，其余牡丹（《虞美人?賦牡丹》）、芍藥（《側犯?詠芍藥》）、茉莉（《好事近?賦茉莉》），只各有一首。由此可見白石對梅花特別鐘情。一方面是其與梅為近的緣故，另一方面，與其清高的人品有關。我們知道，姜夔一生未任官職，靠賣字和朋友周濟為生。他過的是漂泊流浪的生活，卻清高而又珍視各人人品。可以說，其詠梅詞中對梅品的贊頌，實際上也是作者對自己人品的一種寫真和勉勵。研讀其詠梅詞，不僅讓人回想起在寒風中迎風傲雪盛開的梅花，而且還能引起讀者對高潔梅品的敬佩之情；不僅能從詞人勾勒出的詩情畫意的境界中獲得身臨其境的美的享受，而且可以使讀者的心靈得以凈化、情操得以陶冶，思想受到啟迪，有助于培養出云水襟懷、松柏氣節。這正是其詠梅詞的思想教化意義之所在。

注解：

①《誠齋集》，第121頁，詩題為《進退格寄張功甫姜堯章》

②《姜夔詞新釋輯評》，第201頁

③《姜夔詞新釋輯評》，第231頁，《姜堯章自敘》

④《姜夔詞新釋輯評》，第5頁

⑤《姜夔詞新釋輯評》，第98頁

⑦《姜夔詞新釋輯評》，第4頁

⑧《姜夔詞新釋輯評》，第105頁

⑨《姜夔詞新釋輯評》，第201頁

⑩《宋詞300首》，第258頁

⑾首屆中日宋詞論壇網，南開大學教授趙文啟文章《白石詞啟后之探討》

⑿同上

參考文獻：

[1] 《中國古代文學史》羅宗強等編著 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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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萬樹江邊杏，新開一夜風。滿園深淺色，照在綠波中。——唐王涯《春游曲》

2、東風吹雨細于塵。——宋·辛棄疾《浣溪沙》

3、就算你留戀開放在水中嬌艷的水仙，別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

4、燕燕飛來，問春何在，唯有池塘自碧。——宋·姜夔《淡黃柳》

5、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宋·秦觀《好事近》

6、清晨，拉開窗簾、推開窗戶。微風吹來，一陣清新、幽香、淡雅的泥土氣息迎面而來。

7、春天的夜晚，淡月籠紗，娉娉婷婷。有風拂過臉頰，掠起長發。

8、不覺春風換柳條。——唐韓滉《晦日呈諸判官》

9、春天到處是人們辛勤的影子，人們用自己的雙手播種著他們的堅定的信念和永遠不變的希望，播種著真執的情和無私的愛。

10、不敢去刻意追求什么，只是希望所有美好的開端都有一個美好的結局，一如這春夜長長遠遠。

11、杉樹枝頭的芽簇已經頗為肥壯，嫩嫩的，映著天色閃閃發亮，你說春天還會遠嗎？

12、春雨如絲、如霧、如煙、如潮。透著這縷縷蠶絲，世界的萬物如同淡淡、蒙蒙的寫意畫，忽隱忽現。

13、我心如這月光，平靜柔和。

14、春天來的好快，悄無聲息、不知不覺中，草兒綠了，枝條發芽了，遍地的野花、油菜花開的燦爛多姿，()一切沐浴著春晨的曙光，在春風中搖弋、輕擺，仿佛少女的輕歌曼舞，楚楚動人。

15、到處是郊游踏青的人群，有老年人的慈愛滿意，有情人的歡樂開懷，有孩子的天真笑容。

16、沒有春的萬紫千紅？哪來秋的碩果累累？

17、春晨點染心中的希望，激發著人生的熱情。

18、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宋·蘇軾《惠崇春江晚景二首》

19、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宋·蘇舜欽《淮中晚泊犢頭》

20、春在亂花深處鳥聲中。——宋·陳亮《南歌子》

21、月光如水平靜柔和。

22、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唐韓愈《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23、我喜歡春雨，不光喜歡它換來的雨后春筍的英姿，更喜歡的是：踏進這淡藍色的煙雨，在這雨季，你為我撐出的一片無雨的天地。

24、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宋·朱熹《春日》

25、春天來了！你看，融化的冰水把小溪弄醒了。“丁冬、丁冬”，它就像大自然的神奇歌手，唱著清脆悅耳的歌，向前奔流……

26、恍忽間明白：春光明媚的春天之所以如此的美，是因為它讓人的心情在此刻綻放。

27、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唐·李白《宮中行樂詞八首》

28、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唐·李白《金門答蘇秀才》

29、東風隨春歸，發我枝上花。——唐·李白《落日憶山中》

30、每到春天，紅得如火的木棉花，粉得如霞的芍藥花，白得如玉的月季花競相開放。它們有的花蕾滿枝，有的含苞初綻，有的昂首怒放。一陣陣沁人心肺的花香引來了許許多多的小蜜蜂，嗡嗡嗡地邊歌邊舞。

31、春是活潑的、春是狂熱的、春是姿意生長的、春是年青旺盛的。

32、春雨和著春雷、隨著春風、淅淅瀝瀝飄來。

33、柳樹舒展開了黃綠嫩葉的枝條，在微微的春風中輕柔地拂動，就像一群群身著綠裝的仙女在翩翩起舞。夾在柳樹中間的桃樹也開出了鮮艷的花朵，綠的柳，紅的花，真是美極了！

34、春到人間草木知。——宋·張栻《立春偶成》

35、生物在春晨中醒來，展示著生命的可貴、誘人。

36、東風灑雨露，會人天地春。——唐·李白《送祁昂滴巴中》

篇5

二、可惜一片清歌，都付與黃昏。——黃孝邁《湘春夜月·近清明》

三、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題詩淚滿衣。——岑參《送崔子還京》

四、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李頎《古意》

五、料想故園桃李，也應怨月愁風。——趙崇《清平樂·懷人》

六、多情卻被無情惱，今夜還如昨夜長。——元好問《鷓鴣天·候館燈昏雨送涼》

七、淚粉偷將紅袖印。——歐陽修《玉樓春·去時梅萼初凝粉》

八、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袁枚《馬嵬》

九、新妝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劉禹錫《和樂天春詞》

十、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施耐庵《念奴嬌·天南地北》

十一、上有愁思婦，悲嘆有余哀。——曹植《明月上高樓》

十二、念歸林葉換，愁坐露華生。——張九齡《西江夜行》

十三、已覺逝川傷別念，復看津樹隱離舟。——王勃《秋江送別二首》

十四、臨行愁見理征衣。——夏竦《鷓鴣天·鎮日無心掃黛眉》

十五、離騷讀罷總堪傷。——舒頔《小重山·端午》

十六、算翠屏應是，兩眉馀恨倚黃昏。——孔夷《南浦·旅懷》

十七、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柳宗元《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十八、馬上離魂衣上淚。——程垓《酷相思·月掛霜林寒欲墜》

十九、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晏幾道《玉樓春·雕鞍好為鶯花住》

二十、劉郎此日別天仙，登綺席，淚珠滴，十二晚峰青歷歷。——皇甫松《天仙子·躑躅花開紅照水》

二十一、漁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柳永《雪梅香·景蕭索》

二十二、賈生年少虛垂淚，王粲春來更遠游。——李商隱《安定城樓》

二十三、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劉克莊《賀新郎·送陳真州子華》

二十四、無作牛山悲，惻愴淚沾臆。——李白《君子有所思行》

二十五、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辛棄疾《祝英臺近·晚春》

二十六、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牛希濟《生查子·新月曲如眉》

二十七、疲馬山中愁日晚，孤舟江上畏春寒。——張謂《杜侍御送貢物戲贈》

二十八、冰合大河流，茫茫一片愁。——納蘭性德《菩薩蠻·白日驚飚冬已半》

二十九、一寸丹心圖報國，兩行清淚為思親。——于謙《立春日感懷》

三十、送客自傷身易老，不知何處待先生。——劉滄《贈道者》

三十一、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辛棄疾《丑奴兒·書博山道中壁》

三十二、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幾蕭條戴鹖冠。——杜甫《小寒食舟中作》

三十三、今宵絕勝無人共，臥看星河盡意明。——陳與義《雨晴·天缺西南江面清》

三十四、故鄉今夜思千里，愁鬢明朝又一年。——高適《除夜作》

三十五、那堪疏雨滴黃昏。——歐陽修《少年游·欄干十二獨憑春》

三十六、身外閑愁空滿，眼中歡事常稀。——晏幾道《臨江仙·身外閑愁空滿》

三十七、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林逋《山園小梅·其

三十八、樓上黃昏欲望休，玉梯橫絕月如鉤。——李商隱《代贈二首·其

三十九、又到斷腸回首處，淚偷——納蘭性德《山花子·風絮飄殘已化萍》

四十、淚珠閣定空相覷。——周紫芝《踏莎行·情似游絲》

四十一、帶我離愁江外去。——呂本中《減字木蘭花·去年今夜》

四十二、只愁飛詔下青冥。——周紫芝《臨江仙·送光州曾使君》

四十三、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家，云愁海思令人嗟。——李白《飛龍引二首·其

四十四、恩疏寵不及，桃李傷春風。——李白《上之回》

四十五、愁云淡淡雨蕭蕭，暮暮復朝朝。——石孝友《眼兒媚·愁云淡淡雨蕭蕭》

四十六、但見淚痕濕，不知心恨誰。——李白《怨情》

四十七、客里看春多草草，總被詩愁分了。——張炎《清平樂·采芳人杳》

四十八、闌干風冷雪漫漫，惆悵無人把釣竿。——姜夔《釣雪亭》

四十九、曲闌深處重相見，勻淚偎人顫。——納蘭性德《虞美人·曲闌深處重相見》

五十、秦女含顰向煙月，愁紅帶露空迢迢。——溫庭筠《惜春詞》

五十一、暗教愁損蘭成，可憐夜夜關情。——張炎《清平樂·候蛩凄斷》

五十二、只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納蘭性德《南鄉子·為亡婦題照》

五十三、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溫庭筠《更漏子·玉爐香》

五十四、一夜東風，枕邊吹散愁多少。——曾允元《點絳唇·一夜東風》

五十五、疏星淡月秋千院，愁云恨雨芙蓉面。——張可久《塞鴻秋·春情》

五十六、不系雕鞍門前柳，玉容寂寞見花羞，冷風兒吹雨黃昏后。——喬吉《春閨怨·不系雕鞍門前柳》

五十七、悲歡離合總無情。——蔣捷《虞美人·聽雨》

五十八、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五十九、不語含嚬深浦里，幾回愁煞棹船郎，燕歸帆盡水茫茫。——薛昭蘊《浣溪沙·紅蓼渡頭秋正雨》

六十、多似潯陽江上淚。——朱敦儒《減字木蘭花·劉郎已老》

六十一、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周邦彥《夜飛鵲·河橋送人處》

六十二、黃昏寒立更披襟，露浥清香悅道心。——司空圖《白菊雜書四首》

六十三、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其

六十四、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李商隱《富平少侯》

六十五、世間無限丹青手，一片傷心畫不成。——高蟾《金陵晚望》

六十六、月色穿簾風入竹，倚屏雙黛愁時。——顧敻《臨江仙·月色穿簾風入竹》

六十七、碧羅衣上蹙金繡，睹對對鴛鴦，空裛淚痕透。——歐陽炯《賀明朝·憶昔花間相見后》

六十八、誰憐旅愁荏苒。——張炎《解連環·孤雁》

篇6

        一、“依聲填詞”是當時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北宋所承接的唐末和五代十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分裂、大動蕩、大混亂的時期。國家四分五裂，朝代瞬間更迭，篡弒頻發，軍閥割據，百業凋敝，人民水深火熱。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如此，作為其反映的意識形態更是混亂。皇權神授、皇權至上的觀念幾乎破滅，孔孟之道的統治地位接近崩潰，與此同時，由于統治者安內重于攘外，有意用文事和享樂來弱化人們的精神，士大夫及知識分子像唐代那樣向外開疆拓土建功立業的豪氣也逐漸消亡。面對這樣的局面，從北宋建國之初，統治集團便著力在兩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在政治上削弱將帥的軍權、削弱地方官員的財權，進一步集權，加強皇權；二是在思想上加強統治，發展理學，借鑒佛學的一些觀念重新論證和確立孔孟之道的統治地位，以期禁錮人們的精神，支撐和維護封建集權統治。前者使人們生活在皇權奴役之下，后者使人們郁悶于理學牢籠之內。統治者及其御用的文士，以理學的觀點來評價和指點文章和詩歌，迫使人們壓制人性，排斥情感，“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使得詩歌承載和表現情感的功能日益缺失。但人性及人的情感是現實存在的，不會因你壓制和排斥而消亡，它一定會尋找一種形式表達和宣泄出來。這一表達形式在文學領域就是詞，可以說是理學對人性的壓制和對詩表現情感功能的削弱，將人們推向了詞。

        另一方面，在統一穩定的環境中，北宋的社會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和發展，制造業和商業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需求的推動下，更是發展迅速。出現了相對集中的生產、交易的區域，從而帶動了城市的發展和城市生活的繁榮。為市民、商人和官僚、文士提供消遣娛樂的青樓歌館、勾欄瓦肆到處出現。消費市場的旺盛需求，刺激了包括歌曲在內的各種表演、演唱形式的創新、發展和大規模的創作生產。據史料記載，北宋年間，僅東京汴梁從事娛樂業者就達4萬多人，這些人中相當一部分就承擔著演奏和演唱的工作，而演奏和演唱就要有曲和詞，就要有不斷翻新的曲和詞，這就又進一步促進了曲和詞的創作。

        這一時期詞和樂曲的創作，大量關注的是現實的社會生活，表現和詠嘆的是人的世俗生活和感情，是男女之情，是離愁別恨，是感時傷懷和生命的自覺。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我國傳統音樂開始由貴族化、等級化向世俗化、市民化轉變，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二、“依聲填詞”是適應當時音樂生產力水平的一種方式

        比較我國古代的詩詞史和音樂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巨大的反差，這就是我國古代的詩詞名篇佳作浩如煙海，不勝枚舉，而我國古代的樂曲，其見諸史籍被記錄下來的曲目就可數可查，有曲譜流傳下來的更是寥若晨星。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很多方面，但我國古代社會歌詞或詞的生產能力強而樂曲的生產能力弱或者說低下，應是根本原因。

        創作生產歌詞的生產工具簡單，只需紙和筆；創作生產樂曲的生產工具復雜，不但需要用于記錄的紙和筆，還需要有用來定調、推敲、演示的樂器；紙和筆是復合型生產工具，可以用來進行社會管理、家庭管理，其他方面的文學創作，也可以用來進行包括歌詞創作在內的文學創作和生產，而樂器則是單一的樂曲的創作和演奏工具。在生產力整體水平地下低下的農業社會，作為文學藝術生產工具的紙和筆較為廉價普及，而相對昂貴的樂器則極為稀缺。另外，作為生產者，歌詞的創作生產可以是復合型的，其可以是官員、行伍、商人、方外甚至是家庭婦女，具有識文斷字能力又愛好詩詞歌賦，每有心曲需要表達，即可述諸筆墨，進行歌詞的生產創作。而樂曲的創作生產者，大多都是單一的專業人才，他們一般來講都要具有一定的音樂知識和較高的音樂欣賞水平甚至是音樂演奏水平。在古代社會，樂器珍貴和稀缺，音樂演出極為稀少，音樂欣賞極為難得的情況下，樂曲創作人才的造就是極為不易和相當難得的。生產工具的珍貴和稀缺，創作人才的不易造就，其能夠生產出來的產品就必然稀少。歌詞的生產能力與樂曲的生產能力不成比例，前者強而后者弱，前者產品多而后者產品少，如何處理這一矛盾呢？古人找到了解決之道，這就是“依聲填詞”，將優秀的樂曲固定化，使之成為“詞牌”，能夠反復使用，然后按照樂曲來填寫創作歌詞，使一首樂曲可以與無數歌詞相配，從而取得詞和曲在量上的平衡。

        三、“依聲填詞”推動了音樂事業的發展

        “依聲填詞”作為一種音樂文學創作活動，即按照已有的歌譜填寫歌詞，就先有歌譜后有歌詞的關系來看，填詞是被動的，但從北宋初年的創作和演出活動來看，填詞也有主動地一面，填詞即歌詞創作由于有大量文人參加進來以后，不僅創作出了數量眾多的優秀歌詞，還有力地推動了音樂事業的發展。

        一是“依聲填詞”推動了音樂的普及。在唐代，我國音樂的最高成就是為宮廷服務的歌舞大曲。這是集器樂、聲樂和舞蹈于一體的大型藝術表演形式。見于記載的《霓裳羽衣曲》、《綠腰》、《六幺》、《樂世》等都是這樣的大型演奏和歌舞表演。大曲其結構十分龐大，一般分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又包括若干段。其第一部分為散序，是一種節奏自由的引子，以器樂演奏為主，有若干遍，每遍奏一個曲調，最后以稱為“靸”的一曲過渡到慢板。第二部分為中序，又稱為拍序或歌頭，一般以抒情的慢板歌唱為主，并配有舞蹈。中序也包括若干段落，其中還有節奏略快的段落。第三部分為破或舞遍，以快速的舞曲為主，器樂伴奏，有時也配以歌唱，其中又有入破、虛催、袞遍、、實催、歇拍、煞袞等區別。據記載，《霓裳羽衣曲》就長達三十六段之巨。這樣的表演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這是專為皇家貴族們享用的，一般老百姓是沒有機會參與欣賞的。但到了宋代，由于“依聲填詞”的需要，人們從大曲中摘取旋律動人而又可以獨立演奏的曲子，作為詞牌也就是詞譜來供人們填詞和歌唱。如《徵招調中腔》、《鈿帶長中腔》、《陽關引》、《鶯啼序》、《浣溪沙慢》、《水調歌頭》、《訴衷情近》、《隔浦蓮近拍》、《劍器近》、《浪淘沙令》、《十六字令》、《促拍丑奴兒》、《滿路花促拍》等等。這樣就使得“昔日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過去一般人難得一聞的樂曲，可以為廣大的百姓所欣賞。

      二是“依聲填詞”促進了音樂的發展。詞在唐朝和五代，多為小令，所謂小令，在曲式上一般也就是一個樂段，有的也僅僅是增加為雙調，也就是有兩個樂段。但進入宋代以后，原有的小令，已滿足不了人們表達情感的需要。一是因為情感的多種多樣，需要多種多樣的曲調來表現，二是因為情感的內涵豐富，需要大容量的曲調來承載。為了豐富曲調，為了向人們提供更加多樣的詞牌以供人們填寫和歌唱，當時的樂曲的創作生產者，采取了多種的手法，進行新詞牌的創作。

        其一是樂曲反復演奏，拉大樂曲的容納量。在唐代，詞多為單調，后增為雙調，直到五代還是這樣。但到了宋代情況開始改變，出現了《十二時》、《夜半歌》、《瑞龍吟》、《蘭陵王》等三疊的詞曲和《鶯啼序》等四疊的詞曲。其二是用的“犯”的手法創造新詞牌。就是將幾個不同詞牌的樂句聯接起來，形成一個新詞牌。如《四犯剪梅花》就是把《解連環》、《醉蓬萊》、《雪獅兒》、《醉蓬萊》詞牌的樂句依次聯接起來而形成的。由于原來的每首詞牌都有自己的調性，串聯成一首詞曲來歌唱，就需要不斷地移宮轉調。古人將移宮轉調稱為“犯”，四次移宮轉調故稱為四犯。犯調以三犯、四犯為多。其三是用“攤破”的手法創新詞牌。“攤破”，就是在已有的樂曲上增加新的樂句。如《攤破浣溪沙》、《攤破丑奴兒》等都是用這種手法創作出的新詞牌。其四便是自度曲，也就是譜寫新曲。如宋初大家柳永，他在采集市井俗樂新聲的基礎上，創作出《秋蕊香引》、《歸去來》、《惜春郎》、《還京樂》、《佳人醉》、《雪梅香》等大量的新曲。再如姜夔，這是一位集詩人、詞人、書法家、音樂家于一身的藝術巨匠，他熱愛詞牌創作，像《揚州慢》、《長亭怨慢》、《暗香》、《疏影》、《秋宵吟》、《凄涼犯》、《惜紅衣》、《翠樓吟》等都是他創作出的新詞牌。再如南宋的慢詞大家曹勛，在其《松隱樂府》中，許多慢詞的詞牌，如《大椿》、《保壽樂》、《隔簾花》、《憶吹簫》、《倚樓人》、《夾竹桃花》、《峭寒輕》、《清風滿桂樓》、《雁侵云慢》、《六花飛》等，都是其自度自創的新曲。

        依據宋代200多位知名詞人的詞作來統計，宋代的詞牌，達到了870多首。而據唐代崔令欽所著的《教坊記》記載，在其所錄的曲名中，為唐宋詞調的僅有70余首。這說明經過五代尤其是宋代，詞牌音樂的創作，得到了空前的繁榮發展，將我國古代的歌曲創作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

        三、“依聲填詞”促進了優秀音樂作品的傳承和推廣

        在現代錄音技術和通訊技術出現之前，音樂作品的傳承和推廣十分困難。其傳承方式不外乎樂譜記錄和師徒傳授，而推廣則是一次性演奏，一次性消費，傳承和推廣的范圍都比較狹窄。在生產力水平低下，處于農耕經濟狀態下的我國古代社會，社會的勞動產出，能夠維持簡單的再生產和支撐勞動力的再生產已屬不易，支持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的能力微乎其微。精神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消費只能被少數人所壟斷。宋代以前的我國社會就是這樣的局面。但“依聲填詞”，將前人、今人和民間創作的優秀音樂作品，吸收、整理成詞牌，并在此基礎上不斷地推陳出新，不斷地創作出新的優秀的詞牌音樂，并將這些詞牌音樂固定化，使這些優秀的音樂作品易于為人們記憶和傳唱。另外，優秀的音樂作品詞牌化后，進入歌樓酒肆，進入尋常百姓家，人們可以聆聽欣賞，如果將自己的心意情志訴諸筆墨填上詞后，還可以作為自己情感的表達。它使優秀的音樂作品在廣闊的空間和漫長的時間里為無數的人們所欣賞所傳唱，這不僅使優秀的音樂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傳承，還得到了有效的推廣和普及。可以說“依聲填詞”，在我國古代社會是一種有效的傳承和推廣優秀音樂作品的方法。這一方法的出現，將優秀音樂作品由貴族壟斷的局面打破了一個缺口，使優秀音樂作品開始向平民化生產、平民化消費的階段邁進，以后我國大量面向廣大人民的說唱藝術和戲曲藝術的出現，就是沿著這條道路向前進一步的發展。

  

參考書目：

  1.王耀華、杜亞雄編著：《中國傳統音樂概論》.

  2.錢鴻瑛著：《斷煙離緒——錢鴻瑛詞學論集》.

篇7

關鍵詞：唐圭璋；晚清民國詞學；源流；譜系

中圖分類號：I20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4608(2012)01-0128-10　收稿日期：2011-09－12

作者簡介：彭玉平，博士，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510275

一、唐圭璋的學術史視野與晚清民國詞學

作為20世紀詞學界的代表人物，唐圭璋先生以扎實的文獻功底和宏通的理論眼光，在唐宋詞的文獻搜集及相關論說中貢獻卓著。其編纂的《全宋詞》、《全金元詞》、《詞話叢編》等詞學文獻以及詞學論集《詞學論叢》等，在詞學史上的地位都輝映千秋，令人景仰。

但在唐宋詞研究領域之外，作為20世紀詞學發展的親歷者，唐圭璋對晚清民國詞學的關注和開拓，同樣是敏銳而富有建設性的。除了《詞話叢編》匯集、編集有30余種晚清民國詞話之外，更有若干專文分析這一時期的重要詞人和詞論家。這些人物有的是他有過交往甚至有師生之誼者，如吳梅、仇、喬大壯、汪東、陳匪石等；有的則是雖未親接音容，但因其在詞學史上的地位或某種地緣因素，而予以特別關注者，如端木、陳廷焯、朱祖謀、王國維等。這些詞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在現今的學科體系中，大都已確立了一定的學術地位，但唐圭璋對此的開掘與發軔之功卻是不能忽略的。

唐圭璋對詞學研究的歷史洞悉至明。其《歷代詞學研究述略》分詞的起源、詞樂、詞律、詞韻、詞人傳記、詞集版本、詞集校勘、詞集箋注、詞學輯佚工作、詞學評論十個方面，而在每一個方面都關注到晚清民國的研究成果。譬如“詞樂”部分，雖是從隋唐起述，但民國部分則是其敘述的重點。關于《詞源》音律及姜夔詞的旁譜，曾是20世紀前半葉的熱點問題，唐圭璋列舉了任二北、唐蘭、夏承燾、丘瓊蓀、楊萌瀏、陰法魯等人的相關貢獻，其對現代詞學學術史的熟悉可見一斑。“詞人傳記”部分更在學術史的基礎上，根據晚清民國的研究實際而歸納出四種體例：以劉承斡《歷代詞人考略》為代表的“小傳”；以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所附錄《周邦彥年表》為代表的“年表”；以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為代表的“年譜”；以劉毓盤、王易為代表的“詞史”。至“詞集箋注”、“詞學輯佚工作”兩個部分，幾乎是將“歷代”的內涵限定在了晚清民國，所涉內容均以這一時期詞學家的研究成果為主，可見晚清民國詞學在“歷代”詞學中的重要地位。

或許是因為曾編纂《詞話叢編》，接觸到大量晚清民國時期的詞話，唐圭璋對晚清民國重要的詞學理論，有著自己清晰的裁斷。他在《唐宋詞簡釋?后記》中說：“清人周濟、劉熙載、陳廷焯、譚獻、馮煦、況周頤、王國維、陳洵等論唐宋人詞，語多精當。”其《歷代詞學研究述略》一文第十部分“詞學評論”，可見其基本立場，其中對晚清民國時期若干重要詞論家的論斷就頗為中肯。晚清民國詞學受周濟影響頗深，唐圭璋對周濟的《介存齋論詞雜著》評價甚高，但對其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的學詞路徑并不認同，認為其師法過于狹窄，不足以概括兩宋大家。這個判斷實際上不僅針對周濟本人，而且是針對整個晚清民國時期的詞風。因為以王鵬運、朱祖謀為代表的詞壇其實正是受到周濟的影響，只是周濟尚懸周邦彥為旨歸，而晚清民國時期則學至夢窗就流連忘返，放慢甚至停下了繼續前行的腳步。譚獻是晚清能融合浙西、常州詞派詞學觀的重要人物，唐圭璋對其批評浙派為姜夔、張炎所束縛、批評常州派專重比興深致贊同。況周頤更是唐圭璋十分認同的詞學家，他一方面贊譽其論詞持“拙重大”為標準為得詞體之正；另一方面也認為其在詞法上的諸多論述多獨得之妙悟，并援引朱祖謀稱譽其《蕙風詞話》為“八百年來無此作”以作旁證。

唐圭璋的諸多詞人研究，其所取資的理論也以晚清民國的詞論為主，如其《李后主評傳》在論定李煜詞的地位時，即分別援引周稚圭、周濟、譚獻、陳廷焯、馮煦、王鵬運、王國維諸家之說為證據。此亦可見諸家詞論對唐圭璋觀念的直接影響。唐圭璋關注晚清民國詞學的發展，根源也部分在這里。他自道其《唐宋詞簡釋》一書就是據王鵬運、況周頤“重拙大”之旨而編選解釋的。理論的追蹤當然是以理論的認同為前提的。

二、端木、陳廷焯與晚清民國的詞學源流

在唐圭璋梳理的晚清民國詞學源流之中，端木與陳廷焯因其詞學思想形成較早，而帶有“源”的意義。當然，這種“源”地位的確立，不僅與端木、陳廷焯的行輩較早有關，而且與他們大致相同的詞學觀并影響到后來詞學的發展方向有關。

端木(1816-1892?)的被“發現”，要歸功于唐圭璋的敏銳。早在1948年1月的《中央日報》上，唐圭璋即撰《端木子疇與近代詞壇》一文，揭示出端木在近代詞學史上的特殊意義。唐圭璋鑒于近世海內詞家都推王鵬運、文廷式、朱祖謀、鄭文焯、況周頤五家，而在這五家中，王鵬運輩分最大，地位亦最尊，若朱祖謀、況周頤更以師事王鵬運。但誰真正影響到王鵬運的詞學觀念呢?唐圭璋認為正是端木。他說：“吾鄉端木子疇先生，年輩又長于王氏，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派。止庵教人學詞，自碧山人手。先生之詞日《碧瀣詞》，即篤嗜碧山者。王氏之詞，亦導源于碧山。先生手書《宋詞賞心錄》以貽王氏。先生有作，王氏見即懷之。可見王氏傾倒先生之深。”這一節記述不僅將端木與王鵬運以王沂孫為中心的詞學淵源勾勒出來，而且對周濟詞學在晚清的傳承脈絡也清晰地展示了出來。其實，端木不僅直接影響到王鵬運，也曾經影響到況周頤的創作旨趣和詞學觀念。況周頤《蕙風詞話》曾追憶自己20歲時填詞有“東風吹盡柳綿矣”之句，端木直言其押虛字之非，而且“申誡至再”。況周頤后來在《薇省同聲集》中，也曾引用端木要求嚴守音律之語。則端木對況周頤的詞律觀念，顯然是有著一定的影響的。

端木具體的詞學觀念并不多見，其對王沂孫《齊天樂?詠蟬》的一節評點因曾被王鵬運《碧山詞跋》援引，遂得較早流傳。端木認為其詞“詳味詞意，殆亦黍離之悲也”，并逐句詮釋其內涵。但僅由此例，來判定端木對“寄托”的重視，可能是不完整的。唐圭璋在撰述《端木子疇與近代詞壇》時，尚未見到端木蜾批注的張惠言《詞選》一書，而被王鵬運轉述的端木對王沂孫《齊天樂?詠蟬》的批點正來自于該書。此批注

本《詞選》與《宋詞賞心錄》乃王鵬運藏品，蓋均為端木所贈。據唐圭璋追憶，在1933年之時，任教開封河南大學的盧冀野就持有了這兩個本子。《宋詞賞心錄》后來交付上海開明書店易名《宋詞十九首》影印問世，唐圭璋曾有跋。端木批注本《詞選》則一直沒有出版，但盧冀野過錄了一個副本給唐圭璋。唐圭璋后以《端木子疇批注張惠言(詞選)跋》先刊行于淮陰師專《活頁文史論叢》第81期，后收入其《詞學論叢》中。在刊于《文學遺產》1981年第2期的《讀詞續記》中，唐圭璋又專列“端木批評張惠言兄弟”一條，先援引張氏對無名氏《綠意》(碧園自潔)的批注云：“此傷君子負枉而死，蓋似李綱、趙鼎之流。‘回首當年漢舞’云者，言其自結主知，不肯遠引。結語喜其已死而心得白也。”端木則認為張氏批注荒謬，“甚不足取”，堪稱“妄箋”，認為“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但就詠荷葉繹之，自是千秋絕調，不必胡牽妄摭，致絕妙好詞盡成夢囈”。這意味著，端木雖然重視詞中寄托，但也反對胡牽妄摭，而是主張有根底的尋繹寄托。若此無名氏的《綠意》，端木認為其實就是以本題荷花為旨，同樣不失其藝術魅力。結合端木批注本《詞選》，端木批注王沂孫《齊天樂》(一襟馀恨宮魂斷)有“黍離之悲”、批注張炎《高陽臺》(接葉巢鶯)“興寄顯然，疑亦黍離之感”，即著重尋繹其寄托所在。但端木并非以“寄托”衡詁所有詞，除了上引對無名氏《綠意》(碧園自潔)一詞主張“但就詠荷葉繹之”，他如評范仲淹《御街行》(紛紛墜葉飄香砌)：“論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詞自悱側，亦不必別生枝節，強立議論，謂其寓言某事也。”又如評王安石《桂枝香》(登臨送目)為“情韻有美成、耆卿不能道”，也只是泛說神韻而已。唐圭璋后來批評王國維提倡境界而忽略情韻，是否與端木的思想有關，也是不妨考索的。

唐圭璋數度提出端木對近代詞學的影響，不僅有專文《端木子疇與近代詞壇》略述其詞學，而且為其《宋詞賞心錄》作序，又在《讀詞續記》中專列條目，又將其對張惠言《詞選》的批注刊布于世。可以說，唐圭璋不僅在于發掘了一個重要的詞學家，更在于梳理了晚清詞學的一個重要源頭。其學術意義應予充分估量。

相比較端木此前的“寂寂無名”，陳廷焯(1853-1892)在詞學史上的地位要明晰得多。但陳廷焯的詞學著述，此前僅有八卷本《白雨齋詞話》一種流傳，而且非陳廷焯原本，乃是在陳廷焯去世之后，由其父親陳鐵峰刪訂而成的“修訂本”，至其早年的詞話《詞壇叢話》、十卷本《白雨齋詞話》及兩種選本《云韶集》、《詞則》等，則長期不為人知。唐圭璋則擔當了傳播和推廣陳廷焯詞學思想的工作。其《云韶集》經唐圭璋推薦，入藏南京圖書館，而原冠于《云韶集》之前的《詞壇叢話》，則因為被唐圭璋錄出收入《詞話叢編》而始得問世。陳廷焯的《詞則》選本與十卷本《白雨齋詞話》兩種手稿，也都是由唐圭璋先生撰寫后記并推薦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才得以影印出版的。即此可以考見唐圭璋在陳廷焯詞學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當然，唐圭璋與陳廷焯詞學的這份因緣，也應該與唐圭璋與陳廷焯后人居處相近有一定關系。唐圭璋身前居住的南京北東瓜巷與陳廷焯子媳張萃英女史住地相距不過百米，因得相識，并偶有往來。唐圭璋在《詞則?后記》中說：“今陳氏后人將此兩種珍藏多年之先人手澤貢獻于世，至為可敬。”唐圭璋獲睹《云韶集》、《詞則》、《白雨齋詞話》諸手稿，很可能也是由張萃英提供的。

對于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唐圭璋雖然肯定其為力挽“清空”之弊端而遙接張惠言寄托之說，但對其過于推崇晚唐溫庭筠和南宋王沂孫，卻認為非持平之論。唐圭璋沒有寫陳廷焯的專題研究論文，但除了在多篇論文中引述陳廷焯的觀點之外，他的《白雨齋詞話?后記》與《詞則?后記》不僅對陳廷焯“以溫厚為體，以沉郁為用”的詞學思想做了精要的概括，而且對其所編定詞選和詞話的版本情況也做了細致的交待。其《詞則?后記》就簡要提及其早年編選《云韶集》的情況，而《白雨齋詞話-后記》則首次將十卷本與八卷本兩種版本的由來作了說明。唐圭璋嘆惜陳廷焯天不永年，“未獲與朱、況切磋，創制更多鴻著，以惠后學”。這種遺憾之中其實也包含著唐圭璋對陳廷焯詞學的贊許之意。

陳廷焯的詞學推本《風》《騷》而歸于溫柔敦厚之旨，講究以頓挫之筆達成沉郁之思，實際上是傳承和發揚了常州詞派的理論。陳廷焯在身前雖然沒有參與到當時的詞學主流之中，但其“沉郁頓挫”詞說確實與萌生于同一時期而光大于20世紀的“重拙大”詞說陳倉暗度，這為陳廷焯詞學的被接受奠定了基礎。其中，吳梅、唐圭璋推許最力，吳梅將陳廷焯的詞學觀念滲透到其《詞學通論》之中，從而影響到眾多的讀者。如其評李《山花子》(菡萏香銷翠葉殘)佳處“在于沉郁”，評韋莊詞而引陳廷焯“似直而紆，似達而郁”為確評，論宋詞以張先為“古今一大轉移”等，或借用其“沉郁”詞說，或直接援引其評語，或大量化用其評語，凡此都可見出《白雨齋詞話》在《詞學通論》中的深遠影響。而唐圭璋則將其著述文本不斷推介到讀者面前。兩人堪稱是陳廷焯功臣。

三、朱祖謀與晚清民國的詞學譜系

朱祖謀也是唐圭璋十分敬重的詞學前輩。在唐圭璋看來，朱祖謀的詞學成就應該在晚清四大家王鵬運、況周頤、鄭文焯、文廷式之上。因為“朱氏詞作更能吸收兩宋各家之長，超出前述四家之上”。唐圭璋十分認同盧冀野評朱祖謀詞有“老去蘇吳合一手”之句，他說：“……(朱祖謀)四十以后結交王鵬運，始專心致志作詞，取徑夢窗，上窺清真，旁及秦、賀、蘇、辛、柳、晏諸家，打破浙派、常州派一偏之見，取精用弘，卓然自成一家。”。可見唐圭璋對朱祖謀詞的評價之高，不僅認為其超出晚清四大家之上，而且認為其詞具有結穴的意義。對于朱祖謀校刻的《疆村叢書》，唐圭璋也認為其編校質量“突過前賢”，遠在王鵬運、江標、吳昌綬、陶湘等人之上。但就元詞而言，卻遺留問題不少，或底本未善，或刻工誤刻，錯誤實多，唐圭璋遂專作《疆村叢書中所刻元詞補正》，訂正元人詞集25種，以匡其不逮。唐圭璋初聞朱祖謀去世，曾作《清平樂?悼疆村老人》云：“危闌望斷。煙柳斜陽岸。心事平生恩與怨。分付天邊孤雁。白頭憔悴靈均。誰憐枉作詞人。從此吳山越水，料應都帶愁痕。”痛失詞宗之意情見乎辭。唐圭璋《詞話叢編》收錄龍沐勛輯的《疆村老人評詞》，雖是寥寥三則，但亦可見唐圭璋之重視。

唐圭璋的《朱祖謀治詞經歷及其影響》一文全面考量朱祖謀在晚清民國詞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但該文最重要的貢獻并非是對朱祖謀本人詞學的論析，而是以朱祖謀為核心，上溯淵源，下探流變，旁及同時之詞學交流，以此構建了晚清民國的詞學譜系。

先看溯源的譜系。唐圭璋在文章中說：“朱氏從王鵬運學詞，王氏則從吾鄉端木蜾(字子疇)前輩學詞。……吾鄉夏仁虎前輩云：‘疆村晚年，

嘗語余云：仆亦金陵詞弟子也。’可見朱氏學詞之師為端木氏，王氏則在師友之間。”則端木一王鵬運一朱祖謀的詞學傳承得以清晰勾勒出來，而“金陵詞弟子”云云，則隱然具有金陵詞派或金陵詞人群的意味。王鵬運從端木學詞當為其官內閣中書之時，今存端木批點張惠言《詞選》及手訂《宋詞十九首》皆在這一時期完成。端木并將《宋詞十九首》持贈王鵬運，而后來王鵬運在《碧山詞序》中也曾轉錄端木批語，則王鵬運對端木詞學的認同，確實是不容懷疑的。而所謂王鵬運與朱祖謀“在師友之間”，乃是因為“二人同校詞，同刻詞，志同道合，一往情深”，其關系之密切，也非常人可喻。

次看朱祖謀同時期的詞學交往。唐圭璋說：“朱氏又與況周頤、文廷式、鄭文焯為治詞好友，彼此互相切磋，蔚為風氣，成就俱卓絕一時，為海內所稱道。”唐圭璋將龍榆生在《清季四大詞人》中的“王鵬運”易為“朱祖謀”，應是王鵬運的年輩稍長，而且曾是朱祖謀的詞學導師之故。不過，就像王鵬運與朱祖謀之間兼有師友關系一樣。況周頤也曾在內閣中書任上與端木、王鵬運以詞相唱和，并將當日唱和作品刻有《薇省同聲集》，似乎也有亦師亦友的色彩，只是況周頤與其雖為同僚、年輩較后而已。端木對況周頤督責甚嚴，如虛字問題、聲律問題等，俱有提點，備載于況氏《蕙風詞話》中。則端木與況周頤之間，就詞學傳承而言是否需要隔著王鵬運，也是一個疑問。

朱祖謀與況周頤的關系頗為密切，不僅在況周頤官內閣中書時，兩人多有切磋，一時并稱“朱況”，而且朱、況二人曾合刻有《鶩音集》。文廷式與王鵬運交往較多，朱祖謀《望江南》評文廷式詞“拔戟異軍成特起”，在晚清別樹一幟。鄭文焯晚年退居蘇州，與朱祖謀也是“朝夕過從，談詞不倦，即偶然小別，亦書札往還論詞無虛日”。明乎朱祖謀與同時詞人之交往情況，就知道唐圭璋所說“彼此互相切磋，蔚為風氣”，非虛語也。

再看朱祖謀之后流變的詞學譜系。在晚清五大詞人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文廷式與況周頤中，王鵬運與文廷式都卒于1904年，鄭文焯卒于1918年，況周頤卒于1926年，朱祖謀卒于1931年。王鵬運與文廷式因為去世較早，對清末民初詞學的影響相對較小，鄭文焯與況周頤雖并有時譽，但論詞壇影響與組織能力，朱祖謀則更為突出，加上朱祖謀去世最晚，所以其對民國年間詞學的影響也最為深遠。唐圭璋曾一一探及在朱祖謀影響之下的詞學發展情況。

由于朱祖謀曾任廣東學政，文廷式也少長嶺南。廣東詞風遂不能不受其影響。如葉恭綽雖從家學而言，三世治詞，但受朱祖謀與文廷式的影響便頗為明顯。葉恭綽主事完成的《全清詞鈔》最初即是以朱祖謀為總編纂的，只是因為朱祖謀去世而由葉恭綽接續此事。而陳洵更是得朱祖謀揚譽而聞名詞壇。

龍榆生“問業朱氏，孜孜不倦”，是受教晚年朱祖謀最多的詞人。唐圭璋說：“朱氏喜其學有根基，因將所學于師友之詞學以及一己學詞之心得體會，悉以示之；對于歷代詞家之特色，亦指陳詳明。”朱祖謀臨歿，更將平日所用之硯授之龍榆生，傳承衣缽之意甚為殷切。龍榆生在三十年代初與葉恭綽合辦《詞學季刊》，其中也包含著弘揚朱祖謀詞教的用心。師從龍榆生學詞者又有周泳先、朱居易等。

夏承燾也承教朱祖謀甚多，尤其在箋釋夢窗詞上，受朱祖謀指點更為直接。此外，夏承燾《論詞絕句》能自成規模，也與朱祖謀的鼓勵有一定關系。夏承燾問業的林祥也曾受教于朱祖謀。楊鐵夫曾從朱祖謀學夢窗詞并致力闡釋夢窗詞，關于夢窗詞的諸多筆法，多由朱祖謀一一指明。

劉永濟也曾自道曾從朱祖謀、況周頤學詞，趙尊岳則是況周頤高足，唐圭璋雖然未曾親接朱祖謀教誨，但以私淑弟子自許。其為朱祖謀編選《宋詞三百首》詳為箋注，“注解”之外，博征諸家評箋，弘揚疆村“渾成”之旨，甚為明顯。

在唐圭璋的勾勒之下，晚清民國的詞學譜系已經宛成格局。夏敬觀在端木批注本張惠言《詞選》后曾有識語云：“清咸、同間，金陵詞人在京朝者，先王父《篆枚堂詞》、何青士丈《心庵詞》先出，而子疇《碧瀣詞》繼之，半塘、疆村并問業于丈。疆村晚年嘗語余日：‘仆亦金陵詞弟子也。”’看來，這一譜系不僅有詞人的“夫子自道”，而且源流固自分明的。

然而，如果把唐圭璋論及的詞人按照譜系，略作整理的話，也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年齡的差異不一定構成明確的“代”的差異，何況這一時期的詞人年齡的差級并不一定很大，而且學詞有先后，更削弱了這種年齡上的差級。加上這一時期詞人與詞人之間的傳承并非單一，而是以錯綜的情形居多。如此要清理譜系，就必然存在著取舍的角度問題。

若以“金陵”的地域來考慮，將著籍金陵及其曾在金陵工作或者追隨金陵詞學的詞人，按照譜系整理，從咸豐、同治年間算起，則以夏壤、何青士居前，端木繼之，然后由王鵬運而傳之朱祖謀，朱祖謀既自稱“金陵詞弟子”，則“金陵詞派”的說法雖然在地域而言有欠周密，但從學理上說，卻是可以成立的。朱祖謀之后，就是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或學習的吳梅(詞得力于疆村遺民)、喬大壯(素遵古老之教)、陳匪石(請益于朱疆村先生)以及輩分稍晚的唐圭璋、盧前、任中敏、夏承燾等了。當然具體到唐圭璋，師事的老師還包括仇、汪東、蔡楨等人。為求直觀，茲大致根據唐圭璋的表述，略述譜系于下：

夏、何青士――端木――王鵬運――朱祖謀端木、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朱祖謀――吳梅、林鷗祥、喬大壯、陳匪石、陳洵、葉恭綽、夏承燾、楊鐵夫、劉永濟、龍榆生況周頤――趙尊岳、劉永濟吳梅一唐圭璋、盧冀野、任中敏、趙萬里仇、汪東、蔡楨――唐圭璋龍榆生――周泳先、朱居易林祥――夏承燾文廷式――葉恭綽王國維――趙萬里

毋庸諱言，若全面考量晚清民國的詞學譜系，上面列述的顯然不夠全面。但客觀地說，這一時期的主流詞學也大體包蘊其中了。唐圭璋由一己之經歷見聞，上下梳理，左右橫推，并以朱祖謀為基點，勾勒出晚清民國的詞學譜系，其在現代詞學史上的意義是值得重視的。

四、王國維與晚清民國詞學的潛流

王國維在20世紀詞學學術史上具有突出的影響，但因著王國維國學大師的身份，對其《人間詞話》的解讀、研究也以“同情之了解”的居多，若以批評為主的評論在其學術史早期，不僅不多見，而且也不大為人所關注。最早以批評為主流的文章應該是朱光潛的《詩的隱與顯――關于王靜安的(人間詞話)的幾點意見》，朱光潛在文章中雖然也將《人間詞話》視為“近二三十年”中文學批評的“最精到”之作，但對其“隔與不隔”、“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等重要概念，大體是持否定的態度。不過，朱光潛否定的，有的屬于概念闡述的不夠妥當，如隔與不隔；有的屬于概念名稱略有糾葛甚至矛盾者，如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唐圭璋的《評人間詞話》雖然也肯定王國維“議論精到”，但也主要是批評其中“未盡當者”。可以說，

朱光潛、唐圭璋的文章開啟了對《人間詞話》的另外一種批評理路，這種批評理路對于追求學理的平允，顯然是大有裨益的。不過，在這兩種否定的聲音中，立足點卻各有不同：朱光潛主要是從美學與文藝理論的角度來予以評析，而唐圭璋則是從詞學本體甚至詞學的不同譜系來予以解析。譬如關于境界說，唐圭璋對王國維的說法便持相當保留的態度。約而言之，唐圭璋認為境界須結合情韻，由體會而得。五代北宋詞之佳處并不專在境界，一二名句亦不足概括全詞之境界，對其論境界而側重景物描寫更提出了疑義。唐圭璋的這些見解容有再商榷的余地――似對王國維的境界說理解略有偏頗。但就觀念本身來說，自蘊其理，如其重全篇、重韻味等，亦是詞體所當然。唐圭璋主張境界與情韻并重，因此對于蘇軾贊賞秦觀“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十分認同，而對于王國維譏蘇軾之賞為“皮相”甚為反感。但王國維境界說其實正包含著情韻，不遑說王國維嘆惜周邦彥詞乏“深遠之致”，也不遑說王國維對晏幾道、秦觀凄婉、凄厲詞的耽心獨賞。這些散布在詞話中的文字其實都透露出王國維對情韻的重視，只是詞話體格，難免觀點分散，而且王國維也是一種在邊撰述中邊調整自己的理論，這也為全面把握其理論造成了障礙。

唐圭璋在《評(人間詞話)》中用力最多的，我認為是對隔與不隔說的相關評論。唐圭璋認為王國維的隔與不隔之說是針對描寫景物而言的，以賦體白描為不隔，而以比興為隔，而詞之“凝練”實是詞的藝術魅力所在。唐圭璋以姜夔為例，認為“王氏之論列白石，實無一語道著”，原因是王國維將細切生動、深刻精煉之描寫都歸入“隔”的行列。“隔與不隔”之說是王國維的核心理論之一，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的手稿本、《國粹學報》初刊本、《盛京時報》重編本中都保留了這一理論，而且有不少重要的調整。唐圭璋可能是據《國粹學報》本《人間詞話》為底本的通行本進行分析的，所以對王國維理論的自行調整或未曾留意。

毋庸諱言，王國維的理論自然是有偏頗；也毋庸諱言，唐圭璋對王國維境界說、隔與不隔說的裁斷也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譬如隔與不隔在王國維的語境中并非簡單以比興與賦來區分，更非專指寫景而言。但唐圭璋通過其對王國維詞學思想的批評，表現出尊重詞史發展、兼采兩宋、兼顧小令與長調的宏通的學術視野。相比王國維的一味肯定五代北宋之小令、貶斥南宋之長調的做法，顯然要更具理論魄力了。

唐圭璋對于王國維的評論綜其一生似乎沒有什么變化，如其在20世紀80年代初與金啟華合撰的《歷代詞學研究述略》，他的評論仍是：“宣統間，王國維撰《人間詞話》，提出境界之說，強調景語，頗多卓見。但論詞偏重唐五代北宋，對南宋作家頗多微辭，則亦不免偏頗。如評姜夔詞為‘霧里看花’，以為‘映夢窗，凌亂碧’，以張炎為‘玉老田荒’，這些議論都不甚公允。”唐圭璋拈出的這些問題，王國維確實大都是存在的。

關于其研究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原因，唐圭璋在作于1986年的《詞學論叢?后記》中說：“在教學中，同學曾詢及《人間詞話》之優缺點，余謂此書精義固多，但亦有片面性，如強調五代、北宋，忽視南宋；強調小令，忽視慢詞；強調自然景色，忽視真情吐露，皆其偏見。至以東坡語為‘皮相’，以清真為‘倡伎’，以方回為‘最次’，以白石《念奴嬌》、《惜紅衣》為‘霧里看花’，以夢窗、梅溪、玉田、草窗、西麓為‘鄉愿’，以周介存語為‘顛倒黑白’，亦皆非公允之論。余因寫《評人間詞話》，以供學者商討。”唐先生的這一追憶，對于我們理解何以在評述《人間詞話》時多立足其不足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但唐先生的這一節追憶，并不能解釋他在評述《人間詞話》中表現出來的所有的學理問題。何以溫潤的唐圭璋在評及他人之詞或詞學時，往往將筆墨集中在其成就與特色方面，而對王國維下語如此峻急呢?按照唐圭璋自述撰述此文的緣起，同學所詢，本就包括“優缺點”兩個方面，而唐圭璋開篇僅以“議論精到”四字虛晃而過，便集中“火力”對其“未盡當者”痛下針砭。竊以為可能有兩種原因：

其一是王國維去世后，由于其國學大師的身份而帶來了對其早期撰述的《人間詞話》的研究熱情。除了單篇論文如任訪秋的《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詞選)》等文為之揄揚(當然也有批評)之外，更有靳德峻的《人間詞話箋證》、許文雨的《人間詞話講疏》等問世，爭讀《人間詞話》一時成風，《人間詞話》也頓有顯學之勢。而在這股風氣之中，很可能將王國維不算嚴密、不夠周全的理論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下來，唐圭璋因作專評，將其理論之不足，詳為分析，目的是為求得詞學之中正。

其二可能與唐圭璋的詞學師從與詞學觀念有關。唐圭璋顯然是將自己作為金陵詞學的一個傳承者看待的。而經唐圭璋梳理的金陵詞學源流是由端木奠基，經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吳梅等人而發揚光大的。這一源流之所以冠上“金陵”的地名，主要是最早的理論奠基者端木乃是金陵人，而此后在民國年間馳譽詞壇的吳梅、陳匪石、唐圭璋等都曾在金陵任教，諸人從師承上而言，并非直承端木蜾，而是經過了王鵬運、朱祖謀、況周頤的過渡，但在詞學思想上淵源有自，所以宛然自成一派。有學者以“金陵一臨桂詞派”相稱，似可不必。因為其中王鵬運、況周頤雖然均為廣西臨桂人，但他們與端木蜾、朱祖謀等人最初交往卻是京城，何況作為這一群體主將的朱祖謀是浙江湖州人，若周密考慮詞人籍貫，反而難以定名。

那么這一傳承端木的詞人群體，究竟具有怎樣的詞學思想呢?不妨先看蔡楨《柯亭詞論》中的一節論述。蔡楨在第21條有“清詞三期”之說，以崇尚姜夔、張炎的浙西派與崇尚蘇軾、辛棄疾的陽羨派為第一期，以重意輕律的常州派為第二期，又論第三期云：

第三期詞派，創自王半塘，葉遐庵戲呼為

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鄭叔問、

況蕙風、朱疆村等，本張皋文意內言外之旨。

參以凌次仲、戈順卿審音持律之說，而益發揮

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為體，故詞格頗

高。以守律為用，故詞法頗嚴。今世詞學正

宗，惟有此派。馀皆少所樹立，不能成派。其

下者，野狐禪耳。故王、朱、鄭、況諸家，詞之

家數雖不同，而詞派則同。這個概括除了在師法對象上比較模糊，對王、朱、鄭、況四大詞人兼重立意與守律的特點總結是頗為準確的。實際上，從張惠言的“意內言外”說到周濟的“寄托出入”說再到陳廷焯的“沉郁頓挫”說，然后再到端木、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等不斷強化而明確的“重拙大”說，四說之間，概念雖有不同，內涵也容有差異，但在對“意”的重視上，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作為端木一脈的詞學傳人，唐圭璋在詞體觀念上顯然也浸染了“重拙大”之說的影響，其《唐宋詞簡釋》自稱以“重拙大”為編選宗旨，其實正是繼承了端木《宋詞賞心錄》、朱祖謀《宋詞三百首》的理論馀緒的。何以

言此?唐圭璋跋《宋詞賞心錄》云：“此冊所錄共十七家詞僅十九首，然已兼包周氏四家、戈氏七家之所選，具見拙、重、大之旨，大輅椎輪，此其權輿歟?……與近日朱古老所選之《三百首》消息相通，一脈綿延，足資印證。”陳匪石亦跋云：“近數十年詞風大振，半塘老人遍歷兩宋大家門戶，以成拙、重、大之詣，實為之宗，論者謂為清之片玉。然詞境雖愈變愈進，而啟之者則子疇先生。”凡此都足以顯示出其詞學的源流譜系以及理論的鮮明傾向性。

“重拙大”之說，在取法上側重在南宋詞。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一云：“作詞有三要，日：重、拙、大。南渡諸賢不可及處在是。”而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境界說與重拙大說在師法對象的差異是顯見的事實。如此，從端木蜾經王鵬運至況周頤逐漸成熟的“重拙大”之說，與王國維的境界說就形成了明顯的矛盾。事實上，在王國維《人間詞話》1908年發表之后，直到1926年俞平伯標點本《人間詞話》的出版，在長達18年的時間內，詞學界似乎集體冷落了這部詞話。初刊《人間詞話》的《國粹學報》發行于上海，而上海乃詞壇名流薈萃之地，不可能不了解這部詞話的存在。更何況況周頤的《玉梅詞話》也是首刊于《國粹學報》，其中在第47期，兩部詞話還曾同時刊出，然朱祖謀可以稱許《蕙風詞話》為千百年來未有之作，而對《人間詞話》則未置一詞。這種冷落背后，其實是詞學觀念的差異所在。唐圭璋在《人間詞話》漸呈顯學之時，撰《評(人間詞話)》一文，或許是有扭轉詞學風尚的意味在內。但因為對《人間詞話》的理論內涵缺乏精細的把握，所以出語也不免略有倉促之處。其實，被唐圭璋否定了境界說和隔與不隔說之后的《人間詞話》，還能有怎樣的“精義”呢?

五、唐圭璋對晚清民國詞人的散點透視

除了上列幾位重點詞人詞學家之外，唐圭璋還對這一時期的若干重要詞人也作了深情的追思和扼要的風格評述。

唐圭璋曾師事吳梅16年，所以吳梅在唐圭璋治學路上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唐圭璋曾有數篇詩文追思吳梅。他在《吳先生哀詞》中說：“計予從先生十六載，勉予上進，慰予零丁，示予秘籍，誨予南音，書成樂為予序，詞成樂為予評。”其師生情緣自非常人可比。吳梅在南京組織成立的潛社、如社等詞社，唐圭璋都曾參與其中。其《虞美人?悼瞿安師》云：“亂山迷霧姚州路。不道仙去。兩年避寇走天涯。白發飄蕭、日日望京華。豪情曾擊瓊壺碎。幾度青溪醉。水磨白苧寂無聞。鶯老花殘、空憶石橋春。”在吳梅誕辰百年之時，唐圭璋又以《減字木蘭花?祝瞿師百年誕辰》略表追思。詞云：“少成風洞。悲壯蒼涼為世頌。指點宮商。攜笛公然上課堂。散原古老。得力詩詞均妙造。祝壽粟廬。不向王門一曳裾。”對于吳梅的詩詞曲的造詣、悲壯蒼涼的風格、得力陳散原、朱祖謀的淵源都扼要點出。而對吳梅攜笛上課堂的膽略以及不事王侯的精神，也表達了傾敬之意。

吳梅的主要成就當然是在戲曲方面，他的戲曲著述最多，學問傳承也最具格局，如許之衡、任中敏、盧冀野、錢南揚、王季思等的戲曲研究都曾直接得到過吳梅的指點。吳梅除了有《霜壓詞錄》，存詞130馀首詞外，另有《詞學通論》等書。在遺囑中，吳梅自道其詞乃得力于疆村遺民。值得注意的是：吳梅的《詞學通論》裁斷詞史高下的主要依據即來自陳廷焯的“沉郁”詞說，至具體的作品品評也采擷陳廷焯《白雨齋詞話》甚多，這也可能直接啟發了唐圭璋對陳廷焯的更多關注。

對喬大壯的為人及詞風，唐圭璋都極為嘆賞。喬大壯自沉后，唐圭璋作《齊天樂?悼壯翁自沉》以表哀思。詞云：“傷心天外吳波綠，風前大招初賦。醉墨豪情，金荃彩筆，一夢匆匆迅羽。沙坪共語。念剪燭西窗，白頭羈旅。半死桐枯，那堪重詠東山句。平生沉恨未吐。但愁眠永晝，心系幽素。濁世茫茫，孤懷落落，自紉秋蘭芳杜。難尋舊侶。問酒會文期，憑誰為主。夜寂涼侵，敗垣蛩亂訴。”不僅寫出了喬大壯的豪情與健筆，而且對其在茫茫濁世中的落落孤懷表達了追慕之意。1983年，唐圭璋又撰《回憶詞壇飛將喬壯翁》，在略述其生平的基礎上，概括其詞風云：“翁詞集名《波外樂章》，共四卷，為翁手訂。其部分此作曾刊入《雍園詞鈔》中，深婉密麗，爛如舒錦。蓋翁自致力于小山外，更傾服東山。……翁素遵古老之教，力趨拙重，不涉輕薄，于嚴守四聲之中，更求自然妥帖……蓋翁深入西蜀、南唐及兩宋諸家，用賦比興諸體，融會貫通，自臻上乘。”在唐圭璋看來，喬大壯因為博涉西蜀、南唐及兩宋諸家，才使得其詞深婉密麗而內蘊拙重之力。

陳匪石乃唐圭璋同鄉前輩，唐圭璋不僅對其《宋詞舉》開選詞而有“詳析之例”亟為贊賞，并認為其所選詞人“至為精當”，而其析詞則“透徹無倫”，而且對其《倦鶴近體樂府》評價甚高，認為其“不偏南北，不主一家，吸收眾長，融會貫通，自臻上乘”。晚清以來幾乎糾葛清代一百多年的浙西與常州之分，漸入融合之途，唐圭璋也是將陳匪石歸人到這種匯合之大流中了。

唐圭璋讀汪東《夢秋詞》，為作跋文，在吸取黃季剛、柳亞子、夏敬觀、沈尹默、章行嚴等人相關評價的基礎上，評價汪東說：“翁詞宗清真，控縱自如，頓挫有致，舒徐綿邈，情韻交勝。”這個評價其實是將汪東的詞大體納入到常州詞派的風格之中了。

唐圭璋也是較早關注趙萬里詞學成就的人。他的《讀詞三記》即有“趙萬里對詞學之貢獻”的條目，認為其既曾師承吳梅、王國維，又長期主事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室，故其著述往往指陳源流，在版本上更是抉擇精審。如其出版于1931年的《校輯宋金元人詞》73卷，便是在晚清民國詞集刊刻中頗具價值的一部。唐圭璋提及趙萬里另有《唐五代宋金元詞錄》一書，此書迄今似未出版，倒不妨由此尋訪。

唐圭璋還寫過不少論詞詞，所題論詞人如詹安泰、仇、楊鐵夫、蔡楨等皆一時名家。或略述交往，或點評創作特色。茲略引數闋如下：

如《浣溪沙?題詹安泰無庵詞》云：“國士南中世盡知。頻傳彩筆慰相思。依稀話雨夜窗時。執手鐘山迎翠色，摧心四化失文期。黃壚一顧不勝悲。”

如《絳都春?題述庵師鞠宴詞》云：“愁痕一線。念彩筆盡題，江南歸晏。細雨夜窗，相映孤燈應斷腸。西園竟日飛鶯燕。奈一霎、芳菲都變。佩蘭餐菊，滄江自臥，白頭吟倦。難見。投荒萬里，四年共負卻、秦淮春晚。泛棹媚香，買醉吳宮，風流散。紅蘭俊語承平慣。悵此際、烏絲淚滿。高樓凝望依依，暮云寄遠。”

如《繞池游?題楊鐵夫雙樹居詞》云：“歷紅羊劫，憔悴天南一老。傷晚景，寸心都灰了。深山孤隱，長侶幽花幽鳥。茅亭小小。翠陰圍繞。光風高操。曾踏千崖舒嘯。承平事，一例煙云沓。夜長難曉。誰識覺翁凄調。肝膽冰雪，月華自照。”

如《菩薩蠻?題柯亭長短句》云：“東風一夜迎春入。連天衰草爭回綠。昔夢已無蹤。飄燈憶酒濃。賊中辛苦稿。十載揚州老。字字動江關。暮年庾子山。”

又《太常引?題蔡嵩云樂府指迷箋釋》云：“雅詞協律發吳江。猶是大晟腔。縷析人秋芒。探消息、同時夢窗。孤檠夜永，芳心尋繹，蘊義更宣揚。學海縱茫茫。仗一筏、中流可航。”

由于這些詞人都是與唐圭璋有過交往，有的更是曾經師事者，如汪東、吳梅、仇等，所以，唐圭璋能根據自己切身的了解，在濃郁的師友之情中寫出不同人物的個性和創作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