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滕王閣序原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王勃的《滕王閣序》全稱《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又名《膝王閣詩序》《宴滕王閣序》，為千古傳誦之美文佳作。然王勃作此文時年齡多大，歷來爭議頗多。

一種說法是王勃作此文時年齡為十三歲或十四歲。《太平廣記》和《唐摭言》記載：“王勃著《滕王閣序》，時年十四。”因文中有“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恭逢勝餞”之句，后人多懷疑十三、十四歲之說是民間文人對“童子”一詞的臆造。如高步瀛在《唐宋文舉要》中說：“疑十四歲之說乃由序中‘童子何知’一句附會而出。”從這篇序文內容之博大，構思之精巧，辭采之富麗來看。不應該是少兒之作，更像是成人作品。而后文流露出的對于人生悲歡的感慨和對于宦海沉浮的體味，情之真，意之切，言之痛，非飽嘗人世滄桑和仕途艱辛之人，不會有此“真切之文”。

另一種說法是王勃作此文時年齡為二十六歲或二十九歲。按岑仲勉《王勃疑年》推算，王勃生于公元649年，卒于公元675年(上元二年)；而上元二年。王勃作有《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一文，所記之事與《滕王閣序》相似，故許多人認定王勃作《滕王閣序》也是在上元二年，即二十六歲。現行人教版高中語文第二冊教材便采用了這種說法。然不論是二十六歲或二十九歲，均與文意不合。一是無法對“童子何知”中的“童子”一詞作出合理解釋，一個二十六歲或二十九歲的成年男子對客自稱“童子”，終覺別扭。二是不太吻合“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中“弱冠”之自稱。若說二十六歲或二十九歲約等于二十歲，實在牽強。同樣對客，一會兒稱“童子”，一會兒稱“弱冠”，為何前恭而后倨?總之，二十六歲或二十九歲之說雖較為通行，但筆者仍覺此說疑點重重，難以服眾。

近重新將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戶宅餞崔使君序》與《滕王閣序》兩文作一對比，忽有所悟。《秋》文曰：“上元二載，高風八月，人多汴北，地實淮南。……昌亭旅食，悲下走之窮愁；山曲淹留，屬群公之宴喜。……此歡難再，殷勤北海之筵；相見何時，惆悵南溟之路。”若按某些同志的理解，王勃在往交趾省父途中，八月作《秋》文，九月作《滕》文，從而認定王勃作《滕》文是在上元二年，即他二十六歲時。然比照兩文，便發現兩文雖為同往交趾途中所寫，但《秋》文是記省父之事，而《滕》文并無省父之意；《秋》文中籠罩窮愁悲戚悵惘之情，而《滕》文則流露出豪邁、激揚、慷慨之意；《秋》文中作者賤稱自己為“下走”，而《滕》文中則自稱“童子”“弱冠”這些較為自尊文雅的用語。顯然，短期內在同一旅途中寫出情感反差如此鮮明的兩文，似不可能。筆者以為，作《秋》文時其父王福峙被貶交趾已久，王勃思父心切，前往探視；而《滕》文并非與《秋》文同時期的省父之作，而是早于《秋》文，在王福峙剛遭貶謫，王勃侍奉父親同往交趾途中所作。王福峙遠謫交趾完全是受王勃牽累，王勃恰遇恩赦，侍父遠行，自在情理之中；且此說在原文中可得到充分印證。原文中“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是言家父前往交趾為令，路過洪州這個勝地；自己年幼無知。有幸隨父參加盛宴。前句言父，后句言子，自然順暢；嚴父面前，自稱“童子”，恰當得體。“舍簪笏于百齡，奉晨昏于萬里”言自己愿舍棄一生功名，在萬里迢迢的旅途中早晚侍奉父親。父親因已受累，王勃深感歉疚，唯一能做的就是侍親盡孝。下文“老當益壯，寧移自首之心；窮且益堅，不墜青云之志”是言年老更應壯心不已，哪能在白發蒼蒼之年改變心志；身處困境中更應堅忍不拔，不喪失遠大的志向。前句奉勸父親要振奮精神，不因貶謫而頹喪；后旬激勵自己不畏艱難，志存高遠。“他日趨庭，叨陪鯉對；今茲捧袂，喜托龍門”引用《論語》中“……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的典故，言自己因從前受到父親的教誨，今天才得以喜登龍門。把今日登龍門之榮耀歸功于昔日父親之教誨，立言得體。值得注意的是，這里的“他日”并非某些注家所說的“將來有一天”之意，而是指與“今”相對的“過去”，在古文中“他日”常常作“過去”講，如“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左傳》)。“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札記》)唐杜甫詩“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也可把“他日趨庭”理解為是對“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的字面借用。原文中這些父子對應而稱的語句可見，王勃待奉父親同往交趾之說并非臆斷，而是通過尋繹全文而得。再由“無路請纓，等終軍之弱冠”一句可知，王勃創作《膝王閣序》時的年齡應與終軍相等，即二十歲。一個剛行“加冠”之禮的年輕人在父親面前自稱“童子”，這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時代是很正常的稱謂。“童子”側重于對父而言，“弱冠”側重于對客而言。這樣便于理解作者為何于一文之中前稱“童子”而后稱“弱冠”。偶觀俞正燮《癸已存稿》卷十二《王勃滕王閣序書后》一文，正好佐證筆者之管見：“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峙往趾，俱過洪州，閻餞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

由于王勃作品當時雖有楊炯為序，然今已十喪其九，殘缺殆盡，集中所存，尚有可疑。故作《膝王閣序)之確切年代，難于他文中獲其力證，只有就序文本身尋繹。應是王勃在二十歲侍父遠謫所作。然此僅為筆者的一孔之見，姑妄述之，以期引玉。

篇2

1、萍水相逢下一句：盡是他鄉之客。出自王勃《滕王閣序》。

2、原文：遙襟甫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云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睇眄于中天，極娛游于暇日。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望長安于日下，目吳會于云間。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閽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

3、譯文：放眼遠望，胸襟剛感到舒暢，超逸的興致立即興起，排簫的音響引來的徐徐清風，柔緩的歌聲吸引住飄動的白云。像睢園竹林的聚會，這里善飲的人，酒量超過彭澤縣令陶淵明，像鄴水贊詠蓮花，這里詩人的文采，勝過臨川內史謝靈運。（音樂與飲食，文章和言語）這四種美好的事物都已經齊備，（賢主、嘉賓）這兩個難得的條件也湊合在一起了，向天空中極目遠眺，在假日里盡情歡娛。蒼天高遠，大地寥廓，令人感到宇宙的無窮無盡。歡樂逝去，悲哀襲來，我知道了事物的興衰成敗是有定數的。西望長安，東指吳會，南方的陸地已到盡頭，大海深不可測，北方的北斗星多么遙遠，天柱高不可攀。關山重重難以越過，有誰同情不得志的人？萍水偶爾相逢，大家都是異鄉之客．懷念著君王的宮門，但卻不被召見，什么時候才能夠去侍奉君王呢？

（來源：文章屋網 ）

篇3

關鍵詞：《離騷》 “惟” “唯”

粵教版語文必修1節選了名篇《離騷》編進教材之中。本人通過對比發現，2004年版本此課原文中的“惟”字到了2010年的版本中均換為“唯”字。具體情況是：

1.“惟庚寅吾以降”改為“唯庚寅吾以降”。

2.“惟草木之零落兮”改為“唯草木之零落兮”。

3.“惟夫黨人之偷樂兮”改為“唯夫黨人之偷樂兮”。

根據課文下面的注釋可知，兩個版本的選文皆來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的《楚辭集注》。由此可以推斷，把“惟”改為“唯”的是教材的編寫人員，跟課文選文的出處沒有關系。

本人認為，上面三個句子中的1、3句可以更換，但第2句應該保留原樣。這個問題涉及到了“惟”、“唯”、“維”三字異同的情況。

根據《古代漢語》和《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惟”、“唯”、“維”三字的本義分別是：

惟：動詞“想、思考”。如：《詩經·生民》：“載謀載惟。”《漢書·張良傳》：“吾惟之，堅子固不足遣。”

唯：表示應答聲（作此義時應念“wěi”）。如：《論語·里仁》：“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今有成語“唯唯諾諾”。

維：名詞，指系物的繩索。如：《淮南子·天文訓》：“天柱折，地維絕。”

《說文解字》對這三個字的解釋是：“惟，凡思也；從心佳聲，以追切。”“唯，諾也；從口佳聲，以水切。”“維，車蓋維也；從系佳聲，以追切。”可見許慎已經認為這三個字是形聲字，并得出了它們的本義。

在本義上，王力的《古代漢語》認為“三字不相通”，《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認為：“在本義上三字不相通，但是在‘思’的意義上，‘惟’和‘維’通用。”后者的意見之所以與前者有出入，可能是后者考慮到“思惟”現在一般寫成“思維”。但實際上除了“思惟”可寫成“思維”外，“惟”和“維”通用的現象極為罕見，所以王力的《古代漢語》才干脆說“三字不相通”。

依據楊伯峻在《古漢語虛詞》中的觀點，“惟”、“唯”、“唯”三者在作虛詞的情況下往往相通。比如下面各種情況：

一.副詞：只，只有。

惟我與爾有是夫！（《論語·述而》）

唯善人能受盡言。（《國語·周語下》）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詩經·揚之風》）

二.表原因副詞：正因為，只因為。

惟居深禁，不可不知而豫為計也。（陸次云《費宮人傳》）

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禮記·檀弓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詩經·狡童》）

三.句首或句中語氣詞，一般無實義，有時表示“希望”。

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孟子·滕文公上》）

惟君子察焉。（楊惲《報孫會宗書》）（表“希望”）

唯君圖之。（《左傳·僖公三十年》）（表“希望”）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詩經·大明》）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王勃《滕王閣序》）

…………

由此可知，“惟”、“唯”、“維”三字在作為本義使用時不能通用，在作為虛詞使用時往往相通。

前述教材中改動的三個句子，第1、3句屬于句首語氣詞，“惟”跟“唯”甚至跟“維”可以互換。第2句是動詞“想、思考”之意，用的是“惟”的本義，所以不能隨意地用“唯”或“維”進行替換。

查閱有收入《離騷》的作品集，不論是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曹礎基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還是《詩詞曲賦名作鑒賞大辭典》、蘇教版高中語文必修三，上述三個句子在作品中皆用了“惟”字。

粵教版2004年版本中“惟”、“唯”、“維”三字同時出現在《離騷（節選）》一課中。除本文前面列舉三個包含“惟”的句子外，課文中包含“唯”、“維”的句子是：

1.豈維紉夫蕙茝！（副詞“只、僅僅”）

2.夫唯捷徑以窘步。（原因副詞“只因為”）

3.夫唯靈修之故也。（副詞“只、只是”）

篇4

春節前去廣州，在車輪碾壓鐵軌的“咣鐺”聲中，夢里冰天雪地里極其冷寂的贛江與百舸爭流極其繁忙的贛江相互迭加，相互纏繞。想起王安石《送程公辟之豫章》中“沉檀珠犀雜萬商，大舟如山起牙檣，輸瀉交廣流荊揚”的詩句，不由生出許多感慨。“要致富，先修路”的話說了好些年，現在邊遠山村的老人也深諳其中的道理。其實，交通便利與否，自古至今都是制約經濟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古時的贛江，如同現在的京廣線、京九線，是我國長江以南南北向河流中既有舟楫之便，又能通過大庾嶺山路水陸相繼，循北江而過廣州與海相連的交通干線。水，養育生命，孕育文明。古時的江西正因為有了這條江水的流淌，才有贛鄱沃土上先民直立行走時的狩獵，信江岸旁角山陶窯里泥土在烈焰中的升華，以及新干大洋洲美妙獰厲的青銅器……更是因為有了這條江水的孕育，這才有了一個吸引歷朝歷代統治者目光的南方昌盛之地，或者稱作是“昌大南疆”。

也許秦漢之世開拓南疆的戰火紛擾了世人的直覺，以前竟有人將好端端的南方昌盛之地說成“荒蠻腹地”，殊不知在秦、漢王朝對南方的征戰“出豫章，下橫浦”，豫章郡從來都是集結兵馬、儲備糧餉物資的昌盛之地。清楚歷史的人知道：漢代統一后，對全國各地戶口實行登記，有了我國歷史上最早的、也是最完備的人口統計資料。比較《漢書》地理志與《后漢書》郡國志中分別記錄的公元2年、公元140年各州郡戶口數，豫章郡在全國總人口減少的情況下，人口凈增1316941人，人口數居全國第二。西漢“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荊揚江南七郡，只有南昌、臨湘、吳三地超過萬戶。

漢代，江西的農耕水平隨著鐵器的廣泛使用，已經達到鐵犁牛耕階段，進入“食物常足，無饑饉之患”的低級自然經濟階段。透過漢墓中出土的農具、灶臺、糧倉與酒器，使人不僅感受到當時地上人間充滿親情與溫馨的關懷，還能看出豫章郡小農經濟發達、六畜興旺的生活景象。漢代，豫章郡是全國產糧最多的地區。閩越叛反，必先入余干、鄱陽等產糧區謀取糧草后才能思變；東漢安帝永初元年(107年)，朝廷自揚州吳郡、豫章郡等五郡租米賑給東郡、濟陰等六郡國：七年(113年)朝廷再調豫章、會稽等五郡租米賑給南陽、廬江、九江等七郡饑民。尤其東漢末年的戰爭歲月，擁兵自重的將軍更是注意這塊興盛之地。此后，六朝各代京城以外的大糧倉，三分之二在鄱陽湖地區；宋代，江西輸送的漕糧“為天下最”……在以農立國的時代，江西經濟地位極為重要。

漢代的豫章郡不僅人多、糧多，其他如制陶、采礦、造船等行業也可圈可點，引人注目。兩漢時期，豫章郡所產的陶器多是硬陶和原始瓷器，器物表面一般都有淡青黃色釉質，器形中還有陶制的家禽家畜、陶井、陶倉、陶灶等工藝品，至東漢時期便出現了原始青瓷。豫章郡的礦冶業在商周青銅文化的基礎上技藝更為精湛，青銅鑄造精致，紋飾繁密，至今光澤照人。《史記》記載，吳王劉濞竟然招天下亡命者，在豫章郡私自鑄錢。隨著鄱陽湖、贛江流域航道日見開通，豫章郡的造船業風生水起，南昌、尋陽、馀汗、鄱陽等一些航道樞紐點逐漸形成船舶制造基地，漢代幾次對東甌，閩越、南粵的征戰，派出水軍都是經由豫章，或沿贛江南下，或循信江下游往東南，而戰船多在余干、鄱陽等地伐木而治。

豫章郡連吳、接楚，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楚多次兼并攻略使吳楚文化在此交流，而中原文化也隨贛江水道的通達而向江南擴大影響，這三方文化相互交融、匯合，使豫章境內文化內涵豐富，民情風俗多樣。在贛江旁的滕王閣中，有一幅描繪江西古代人杰的長卷，吳芮、何湯、程曾、唐檀、徐稚、陳重等人皆位列其中。尤其徐稚(字孺子)博學有德，“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舉茂才”。而不就，被人稱為“南州高士”。東漢恒帝時(147～167年在位)，陳蕃任豫章太守，他不愿接待賓客，唯對徐稚以殊禮相待，專備一榻給他歇息，“去則懸之”。這段軼事經初唐文壇四杰之一王勃在《滕王閣序》中的頌揚，至今膾炙人口，婦孺皆知。

篇5

一、認清字形，突破“生僻難”字

對于文辭優美、內涵豐富的名言名句，大多數學生都會用心朗誦，并且熟記于心，但在考試中卻得不到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生僻字、難寫字書寫有誤，一不小心，一字之差，導致丟分，這實在令人遺憾。例如：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莊子?山水》）

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軾《赤壁賦》）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序》）

以上三句中的“醴”、“嫠”、“鶩”筆畫繁多，字形復雜，極易寫錯，復習中需要提醒學生著重注意這些“生僻難”字，要多誦、多記、多寫，有意識地強化記憶。如果能做到這點，默寫時一般不會再出錯。

二、火眼金睛，辨別音近形異

讀音相同，意義不同甚至相反的詞語在名句名篇中屢見不鮮，這類詞對學生有更大的迷惑性和誤導性，是考試得分的“盲點”之一，復習時應引起高度重視。對這些音近形異詞，要做到知其音，明其義。例如：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過伶仃洋》）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蜀相》）。

“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朱熹《觀書有感》）

以上三句詩中，“汗青”容易被誤寫成“汗清”，其實“汗青”指的是古時在竹簡上記事，先以火烤青竹，使水分如汗滲出，便于書寫，并免蟲蛀，故稱“汗青”。如果學生明白它的本意出處，就不會誤寫了。至于“淚滿襟”中的“襟”很多學生會誤寫為“巾”，其實“淚滿襟”的意思是淚水沾滿了衣襟，引導學生明白這層意思，就不會寫錯。“為有源頭活水來”中的“為”很多學生容易寫成“唯”，聯系整個句子，就不難明白這里的“為”是“因為”的意思，而不是“唯一”。理解了句意，就不會誤寫了。

三、名句相似，嘗試對比識記

有些名句內容相似，語句相近，學生特別容易混淆，這種情況下，可以引導學生嘗試對比識記。如“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辛棄疾《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與“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杜甫《登高》）。學生糾結于默寫時該寫“滾滾流”還是“滾滾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其實縱觀全詩，我們可以發現辛棄疾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押的是“ou”韻，所以末尾是“滾滾流”，而杜甫《登高》押的是“ai”韻，所以末尾是“滾滾來”。如果學生有意識地把這兩個名句的韻腳進行對比識記，基本上就不會弄錯了。

四、特殊句序，注意非常識記

古詩文中有些名句的語句順序與我們常規的表達順序有所不同，如果學生按現在習慣的說法或語序進行識記就會出錯。要著重提醒學生注意特殊句序的名句，避免讓一部分粗心的學生出現句序顛倒的錯誤，糊里糊涂丟了分。所以這些特殊句序的名句必須非常識記：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秦觀《鵲橋仙》）

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墻來。（葉紹翁《游園不值》）

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鄭燮《竹石》）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與元九書》）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張繼《楓橋夜泊》）

以上名句，如果按照我們平常習慣性的說法，很有可能會寫錯順序。將“久長”寫成“長久”，“春色滿園”寫成“滿園春色”，“東西南北風”寫成“東南西北風”，“歌詩”寫成“詩歌”，“夜半”寫成“半夜”。對于這樣的名句，一定要進行特別強調，引導學生特別留意，以免不必要的失分。

五、忠于原句，不隨意換字

名句中有些字在日常生活中容易混淆，有些字在演變過程中成為通假字，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定要忠實于詩句中的原文原字。比如“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這里的“見”是通假字，根據讀音，學生很容易默寫成“現”。再比如“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這里的“生”也是通假字，學生如果按照讀音去默寫，很可能默寫成“性”。又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學生想當然地把“材”寫成“才”。這樣的案例很多，應該特別提醒學生。

篇6

關鍵詞： 新課程 文言文教學 學識修養

“學習中國古代優秀作品，體會其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精神，為形成一定的傳統文化底蘊奠定基礎。學習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內容價值，從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現代觀念審視作品，評價其積極意義與歷史局限”是《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對高中文言文教學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一個高中語文教育者的使命和責任。

一、讀導結合，發揮學生學習文言文的主動性

由于年代的差異和審美取向及價值觀等多方面的變異，加之語言環境的變遷，當代高中生普遍對文言文認知不足，認為文言文晦澀難懂，對文言文存在陌生感和畏懼情緒。其實學習文言文大可不必如此費勁，只要放松心情，放開喉嚨，大聲誦讀，很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文言文誦讀，不是簡單地讀，而是要目睹其文、耳聞其音、心通其意地進行綜合閱讀活動，是從字、詞、句到段、篇、章的全面感知和把握，是一個仔細體味和琢磨文章語氣、語調和情感的復雜過程。教師應該激發學生誦讀的興趣，培養學生誦讀的習慣，指導學生在朗讀過程中，走進文本，做文本的知音，通過對文本有聲的朗讀和本文進行情感的溝通。學生通過對文章的反復誦讀，自然就會感受文言語言的抑揚頓挫，內容的豐厚多彩，結構的嚴謹整飭，從而增強對文言語言的敏感性和對文言作品的鑒賞能力，對文言文的畏難情緒就一掃而空。

除放聲朗讀外，我們還可以創造友善而輕松的環境，激發學生好學樂學的情緒，引導學生主動走進文言文。在教授文言文時我們可以選擇一些點，由點及面，先精選一些和課文有關的精辟語句或語段介紹，循序漸進，引導學生慢慢進入文章佳境。如王安石《游褒禪山記》之一代改革者矢志不渝之志；王勃《滕王閣序》之精美之境、豪邁之氣融而為一……通過這些與所學文言文相關聯的精神內涵做先導，以這些語段中的人生體驗和睿智激發學生的好奇和質疑，在精美語句的熏陶下一步步深入文本，領悟文章的精髓。

二、多向對話，優化文言文課堂教學

新的課程理念強調高中語文課程要充分發揮其促進學生發展的獨特功能，使全體高中學生獲得應該具備的語文素養，并為學生的不同發展傾向提供更大的學習空間。文言文課堂教學應該是學生、教師、教科書編者和文本之間的多重對話，是思想碰撞和心靈交流的動態過程。

在教學過程中，無論是教師與文本的對話還是學生與文本的交流抑或是學生與教師、學生與學生的溝通都至關重要。教師對文本的深入把握和深刻研究，擁有豐富的信息并不乏個性的解讀，在課堂時用清晰的流程向學生傳達，與學生分享體驗、交流碰撞。在教師的有效帶動下，學生走進文本，從文言文的語言形式入手一步步體會領悟、質疑探討，逐步尋求文本的思想內涵。

掌握文言知識信息，僅靠課堂上一點時間或者個體的積累是完全不夠的，我們的做法是要求學生每人準備一個筆記本，將課堂上提到的文言現象記錄下來，一個詞語的一種用法或者一種句式在這篇課文中出現，就把它記錄下來，其他課文中如果再出現這些詞語的其他用法或者其他句式或者同種句式的不同語例，就把它補充進去。拿古今詞義來說，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詞義的異同存在三種情況：一是某一詞的古義在現代漢語中已經完全消失，古今詞義完全不同；二是某一詞的常用古義在現代漢語中仍然作為常用義項使用，古今詞義基本相同；三是某一詞的常用義在現代漢語中還偶爾存在，但已不是常用義，古今詞義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這三種情況外，除第二種情況，學生基本不會理解錯誤，在閱讀文言文時，這類詞就不會造成閱讀障礙。第一種和第三種情況學生如果按照現代漢語的常用義理解古義，就很容易造成對文句理解的錯誤，這類詞在文言文中占據比重大，如果讓學生發揮團隊的合作精神，收集整合后互相交流，那么大家的信息量就會增大。

三、多元解讀，拓展文言文學習空間

文言文中有豐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教學文言文，除了課堂教授的有限篇幅外，我們還應該把視野放開，“重點關注學生思考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使學生增強探究意識和興趣，學習探究的方法，使語文學習的過程成為積極主動探索未知領域的過程”（《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將文言文的學習由課內延伸到課外，由課文拓展到古代典籍，引導學生學習探究性閱讀和創造性閱讀，發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這種探究性閱讀主要在自讀的基礎上進行，通過相互交流，質疑啟發，深化理解。

以《史記選讀》中的人物傳記來說，從君王將相到普通大眾，無一不是豐富復雜的，我們解析這類文本就不能只是單向思維，要用批判的眼光審視這些歷史人物。在學習《管仲列傳》時，我提出質疑，作為“春秋第一相”的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他的政治生涯中可圈可點的太多，作者司馬遷為何不遺余力地花大量篇幅在傳記開篇寫鮑叔牙和他的交往，這有什么深意呢？

教材中很多課文只是原文的節選，如《荀子?勸學》、《莊子?逍遙游》，我們可以引導學生閱讀原文全篇乃至所屬專著，拓展學生的文言文感知空間。在拓展閱讀過程中，教師不但要起到組織、指導的作用，還要適時、適度地參與研討，增強學生思維的多向性和結論的多樣性，培養學生多元的思維品質和思維習慣。通過一段時間的自主閱讀，個人將所讀文章的內容結合理解聯系思考，通過比較延伸、聯想和推測，提煉出個性化的解讀，并用簡要的文字表達出來，一起交流。

這樣做不僅豐富了整體的閱讀量，還激發了學生探討的熱情和質疑的勇氣，并且通過書面表達的訓練強化了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這種過程操作的關鍵在于理解文本的基礎上還要運用發散思維、求異思維等，教師要充分發揮主導作用，對學生的閱讀習慣、思維方式、閱讀體驗等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進行科學合理的糾正和引導。

“知識的獲得是一個主動的過程，學習者不應是信息的被動接受者，而應該是知識獲取過程的主動參與者”（布魯納）。實踐證明，在文言文教學中，放手讓學生進行能動的創造性學習，不僅可以更好地發揮學生的學習優勢，開發潛能，更對提高學生學習文言文的積極主動性和學生的語文素養有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1]葉圣陶.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C].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

篇7

當時唐人對江西的認識尚停留在漢代以前，江西是蠻荒之地，全然不知商王朝時，贛江流域即已存在過高度發達、璀璨奪目的上古文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銅文明。那是一個失落已久且神秘玄幻的青銅王國，作為商文化的一部分，它在黃河之外，同四川廣漢三星堆一樣，為殷墟文化過長江后的“又一春”。

兩千多年后，滿載著輝煌和希望，它越過長江、黃河，帶著“天下瓷都”的精品、人杰地靈的美譽，宋明文韻的寶物踏春而來，只為在首都博物館與你見上一面。在那里，你將看到來自江西省多家博物館的160余件（組）精美文物。身臨展廳，在以大洋洲商代青銅器、景德鎮瓷器和山人朱耷書畫為代表的部分國寶級珍品面前，你將感受到物華天寶、人杰地靈的字字真義，那是贛鄱大地上最為重要的文化財富，它將先民的古老智慧與這片土地的靈魂永遠地凝聚在了一起。

“一把雨傘”出來的青銅王國

在江西省新干縣大洋洲鄉一帶，流行著這樣一種傳說：不知哪朝哪代，有幾個富商巨賈或達官顯貴擇土冢葬于此，墓冢中陪葬九缸十八甕的財寶，每個封土堆猶如一把雨傘，后來只剩下“三把半傘”，隨著長期的取土和墾殖，“三把半傘”已夷為平地。

1989年9月間，為了維修贛江大堤，大洋洲鄉組織數千民工在程家大隊周家村旁的澇背沙丘掘取沙土。不料這一挖，竟把傳說中的“一把雨傘”找了出來。經辨別，這是一處大型商代遺存，埋藏著475件青銅器。

學者們對新干大洋洲青銅器的歸屬各持己見。有人認為這是獨立于商王朝的“虎方”、“戈族”或“句吳”等部族的遺物，也有人認為這是商王朝為掌控青銅資源派貴族南征開疆拓土的佐證。不管定論如何，這些器物憑借其高超的工藝和獨特的風格，向我們說明了江西曾經在青銅時代有過和中原文明并行發展、平分秋色的歷史階段。

此次擺在首都博物館展廳最醒目位置的是有“（yǎn）王”之稱的青銅重器――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它通高105厘米，重78.5公斤，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商代最大的連體青銅器，也是商代唯一的四足青銅。

是古代蒸煮容器，下部鬲用于煮水，上部甑用來放置食物。在這件獸面紋鹿耳四足青銅的雙耳上，雌雄二鹿立于其間，它們回首望，乖巧可愛。器身立獸是商代江西青銅文化的地域特點，整器一次渾鑄成型，說明當地在商代就已掌握高超的青銅范鑄工藝。

在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銅器中，虎的造型見得非常多，光是虎的形象，就出現了多達56個，可謂虎多成群，蔚為大觀。“這說明當地不單是把虎作為一種象征，他們很有可能將虎作為一種民族圖騰加以膜拜”，首都博物館青銅器專家馮好介紹道，“比如這件伏鳥雙尾青銅虎，你看它這種單提虎、并未和其他器型相結合的造型，在國內還沒出現過類似的。它上面還有一只小鳥，隱隱約約有種以小擴大的意境。因此，它不可能只是一件簡單的裝飾品，應該是作為一種文化、或是的象征而存在。”

如果你以為酷似外星人的青銅面具只會出現在三星堆遺址里，那就大錯特錯了。展廳一角，一件雙面神人青銅頭像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獠牙、圓目、闊鼻、尖耳、雙角，這種青銅頭像五官雖擬人，但拼湊在一起后，給人一種神秘詭異、威嚴懾人之感。有人認為，這種兩面對稱的頭像可能是象征通行于人與神之間的巫師，頂上圓管、下部方銎，與古人“天圓地方”的理念不謀而合。

天下瓷都：落霞與蛟龍齊飛

江西的陶瓷生產史，從上饒萬年仙人洞出土的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算起，已有兩萬多年的歲月。元代設立“浮梁瓷局”后，景德鎮逐步成為古代中國的制瓷中心。

1980年江西高安發現一個元代窖藏，出土元青花、釉里紅瓷、卵白釉瓷、龍泉窯青瓷、鈞窯瓷器239件，為全國出土元青花最多的地方。

“除了19件元青花外，江西高安還出土了4件釉里紅殘品。釉里紅是元代創燒的一種工藝，它是用銅紅釉來作為著色劑的一種瓷器，在釉下用銅紅畫好之后，再上一層透明釉，然后在高溫下還原燒制而成。這種瓷器是非常不容易燒的，但燒出來的顏色很好看，可見其珍貴性。”首都博物館瓷器專家裴亞靜說道。

在“天下瓷都”的展覽單元里，我們將看到元代釉里紅瓷器之絕品――釉里紅彩斑貼塑蟠螭龍紋的高足轉杯，它的特色在于杯與杯把可自由轉動，當杯身旋轉時，杯內紅色彩斑仿佛天邊晚霞，映襯著杯身上的堆塑龍，似蛟龍在落霞中翻滾。好一派落霞與蛟龍齊飛！

篇8

由于語言的古今演變，讀文言文首先要面對的就是語言的疏通理解問題。學習文言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能夠積累一定的文言詞匯和文言知識，為以后自己能獨立進行課外閱讀打下良好的基礎。所以，語言的積累不是簡單地等同于對課文的“肢解”，而是在對課文進行語言分析的過程中培養文言意識和語境意識，能夠站在歷史的角度理解古今詞義的異同，能夠根據語境合理推斷詞義。具備這樣的能力，才具備了“讀”文言文的基礎。

從文化和思想的層面去解讀文本，從文言文中汲取精神的營養，這是讀文言的關鍵一環。文言文以簡約凝練的語言承載著傳統文化的精華與中華民族的思想智慧的結晶，讀的時候要學會用“泡”的方法去豐富還原，從而獲得精神上的陶冶與心理上的愉悅。如孟子的“性善論”與“仁政”思想，荀子的“性惡論”與“勸學”的關系，莊子思想的現實意義，古代知識分子“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的對立統一，魏晉士人的生死觀、韓愈“抗顏為師”的開拓性等等，如果在這些方面多少有了自己的一點兒感悟，那就是最大的收益。

文言閱讀的目的之三是品味鑒賞古人為文之精妙，學習古人謀篇布局、遣詞造句、敘述描寫、人物刻畫等方面的為文之道。選入教材的文言文是從幾千年的文化寶庫中優中選優的精品，含英咀華，學習借鑒，無疑是提高審美與寫作能力的一個捷徑。如《勾踐滅吳》的詳略取舍就很耐人咀嚼，詳寫勾踐“十年生聚”的具體措施，尤其是勾踐的言行可以說是神情畢肖，但對滅吳的戰略部署與作戰經過卻寫的很略，詳略的安排并不與“時間”成比例（勾踐積蓄力量用了十二年的時間，滅吳之戰斷斷續續打了近十年）。為什么要這樣寫？這就要結合作者寫作的目的去分析，作者的目的是要突出“誰得到百姓的擁戴說就能成就大業”這一歷史經驗。

那么，高考文言文考查什么呢？

文言文測試以語言考查為基礎，但更加關注對內容的理解、分析。

文言基礎知識主要包括文言實詞、文言虛詞和文言特殊句式等方面。高考對文言文閱讀能力的考查很大程度上設置在文言基礎知識上。

學習文言文的第一要著就是積累。而積累的最好辦法就是背誦，把文言文中的若干章熟記在心，文言的實詞的意義、虛詞的運用、各種句式的變化等也都已經包含在其中了。更重要的是，可以學到古代名篇的構思立意、布局謀篇、語言修辭等方面的要義，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

那么，需要背誦多少篇章呢？新修訂的《語文教學大綱》對已有明確規定，“誦讀古典詩詞和淺易文言文，背誦一定數量的名篇。掌握課文中常見的文言實詞、文言虛詞，和文言句式。”這“一定數量”，在大綱中規定為《蜀道難》《聲聲慢》《長亭送別》等詩詞曲30首，《勸學》《滕王閣序》《前赤壁賦》等古文10篇（段）。這些是對每一位高中生的最起碼的要求，隨著誦讀篇目數量的增加，你對文言的語言感知能力也會越來越強，文言的閱讀水平也就會越來越高。這是提高文言文閱讀水平的根本途徑，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不能把背誦課文的目的歸結為為了高考試卷中得到4分的成績。

提高閱讀文言文水平僅停留在積累上面還是不夠的，還必須具備遷移能力，即在閱讀背誦課文的基礎上，能夠閱讀其他淺易文言文的能力。把課內學到的知識轉化為能力，就是要掌握一些文言的學習規律和方法。

實詞主要掌握古今異義的詞、多義詞、通假字和詞性活用的詞。

古今異義的詞的難點，是那些古今都有的、但在意義上卻有了較大變化的詞。初學者往往用它在現代漢語中的意義去套。多義詞的難點是一個詞往往有多種意義，多的達十多種義項，怎樣選準其含義并不容易。

詞性活用是文言語言的一大特點，它主要體現在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三類詞上，且有一定規律。

如2003年第11題：對下列句子中加點的詞語的解釋，不正確的一項是

a．諷帝大征四方奇技

諷：勸告。

b．咸私哂其矯飾焉

哂：譏笑。

c．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　遇：優待。

d．太宗初即位，務止奸吏　務：致力。

答案為c。本題考查理解文言實詞的意義。所考查的四個文言實詞，在課內都學過。“諷”，見“鄒忌諷齊王納諫”（《戰國策》）、“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張衡傳》），都作“規勸”講。“哂”，見“夫子哂之。”（《論語·侍坐》）作“微笑”（含譏笑義）。“遇”， 見“不如因善遇之。”（《鴻門宴》）“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列傳》）都作“對待”，與“恐為身禍，每遇人盡禮”中的“遇”同義。“遇”在文言中不作“優待”；如果遇“殊”結合，“殊遇”那就是優惠的待遇了。“務”，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過秦論》），作“致力”。 由此可見，高考涉及到的常用實詞，一般在課內都見過，只要學好課文，掌握這些常用實詞，解答高考試題還會有困難嗎？

文言虛詞，主要掌握虛詞的語法功能。虛詞在文言文中雖然數量較少，但使用的頻率高，用法靈活，語法功能突出，因此也是學習難點之一。由于虛詞常常分屬于幾類詞性，故學習時首先要注意分清其詞性，然后弄清其意義和語法作用。《大綱》規定要掌握15個虛詞，《考試大綱》規定要掌握18個虛詞。我們可以把這些虛詞分為若干類來把握：以代詞為主的有“之、其”等，以副詞為主的有“既、但”等，以介詞為主的有“以、于”等，以連詞為主的有“而、則”等，以語氣詞為主的有“也、矣”等，另有兼詞“焉”等。只要有了誦讀的基礎，掌握虛詞應該比較容易。但僅掌握著18個虛詞也是不夠的。

如全國題第12題：下列各組句子中，加點的詞的意義和用法不相同的一組是

a．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　于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b．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

于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

c．宜戮訟者，以謝冤魂

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

d．即刑訟女而祭掃墓

太守歸而賓客從也

答案為c。 c項上句的“以”為連詞，表示后一行動是前一行動的目的；下句的“以”也是連詞，表修飾關系。考查“遂”“因”“以”“而”四個虛詞，其中“遂”字雖屬常用虛詞，但不在《考試大綱》所規定的范圍之內。這就說明高考命題是以文本為基礎，只要文本中出現適合考查的詞，就可能突破考綱的限制。

文言中的句式與現代漢語大體是相同的，我們只需掌握其不同的部分。這不同的部分主要是：判斷句式、被動句式、倒置句式和省略句式。

近幾年高考文言文試題加強了對文章內容的理解和分析，試題比例也有所增長；2003年試卷中更有“對作者在文中觀點態度的分析、評價”設題明顯，還有“對作者評價的評價”等，這就說明高考在對考生的素質要求上又上升了一步，進一步開拓了考生的思維空間。這一導向將會影響到今后的命題方向，值得考生重視。

讀懂古文，這是高考對文言文的基本要求。用于考查的文本，一般式，一段四五百字的紀傳性文字（如2004年全國題《后漢書·孟嘗傳》片斷），寫了某人（東漢孟嘗）的幾件事。再看全國和其他各省市的試卷，文言文的文本最具傳統性：與往年（甚至可以推到十年前，1995年古文的測試文本《鄭善果》、1994年的《何子平》等一直到前兩年的如2003 年的《裴矩傳》、2002年的《李將軍列傳》等）的文言文測試文本沒有太大區別，都屬于淺易文言文。

考試的基本要求主要是讀懂文字。把一長段劃分解閱讀。

2004年《孟嘗傳》這段文字說了四件事：

第一件在先介紹孟嘗是一個怎樣的人后，介紹了上虞的一位寡婦在婆母去世后，受小姑子的誣告負冤屈而死，以致郡中大旱，孟嘗挺身而出，為她洗白冤情，最終天降大雨，五谷豐登。第二件事，孟嘗在當合浦太守時，革除前任留下的弊病，移風改正，終于使失去的珠寶又回來了，百姓安居樂業。

第三件事，孟嘗深受百姓愛戴，當要離任時，百姓牽著他的車請求他留下，他只能登上鄉民的船趁著夜色偷偷地離開。隱居在偏遠的湖澤，親自種田做工。鄰縣的士人民眾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第四件事，寫尚書楊喬十分賞識孟嘗，并竭力向桓帝推薦他，但沒有受到重用，最后老死于家中。

讀懂了這段文字，其中兩道題會一目了然。

學習文言文還要明確文言翻譯的要求——“信”“達”“雅”

所謂“信”，就是準確表達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遺漏，不走樣；所謂“達”，就是要求明白通暢，符合現代漢語習慣，沒有語病；所謂“雅”，就是文字考究，能體現原文的語言特色，富有表現力。一般考試的要求，能達到前兩條，即可得分。

一是準確表達原文意思，不增添，不遺漏，不走樣。如全國卷第15題，把文言文閱讀材料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8分）

（l）郡不產谷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

答案為：郡中不產糧食，而海里出產珠寶，同交阯接界，常常互相通商，購買糧食。

答案要點是：實——果實（草木之實，足實也《采草藥》）； 比——并列，挨靠在一起；比境，兩地很靠近； 貿糴——貿易，買進糧食。糴，買進糧食。

（2）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余家。

答案為：隱居在偏遠的湖澤，親自種田做工。鄰縣的士人民眾仰慕他的道德，到他那里定居的有百余家。

答案要點是：窮澤——貧困的湖澤，自——親自， 就——來到

二是明白通暢，符合現代漢語表達習慣，無語病。如乙卷第15題，把文言文閱讀材料中畫橫線的句子翻譯成現代漢語。(8分)

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

這個句子分兩句翻譯，整段文字分為“乃疑……然也”、“及得……知也”兩句。

答案為：于是懷疑司馬遷只是文筆雄健，在敘事中善于渲染，而古人不一定就是這樣。等到了解到桑懌的事跡，才知道古時的人也有這樣的情況，司馬遷的書并沒有說假話，知道今人中本來就有，只是未能全都知曉而已。

要點：“特”“壯其說”“得”“誣”“本”“但不盡知”

篇9

摘 要：《楚辭》眾多優美典麗的詞語、精巧而富有經典意義的意象，連同它們所承載的那些撼人心魄的情感，成為后世文人創作時的重要資源，謝朓的創作挖掘、利用了這一資源。本文擬從這一角度進行粗淺探討。

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縣）人①。是南北朝時期極為重要的詩人。史載其“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②。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和影響。

清人方東樹論謝朓：

玄暉別具一幅筆墨，開齊、梁而冠乎齊、梁，不第獨步齊、梁，直是獨步千古。蓋前乎此，后乎此，未有若此者也。本傳以“清麗”稱之。休文以“奇響”推之，而詳著之曰：“調與金石諧，思逐風云上。”太白稱其為“清發”“驚人”。玄暉自云：“圓美流暢如彈丸。”以此數者求之，其于謝詩思過半矣。③

今人曹融南先生《謝宣城集校注》前言說：

謝朓能生動形象、深婉細致地表現人情物態之美，形成獨特風格，和他優異的藝術表現才能密不可分。他遠祖詩、騷，近承建安以來曹植、陸機、謝靈運、鮑照等的詩歌成就，又從樂府民歌中吸取營養，涵泳蘊蓄，終于取得如此卓越的造詣。④

古今兩位學者都對謝朓的成就作了較高的、中肯的評價。上世紀80年代以后，學者們多對謝朓上承建安魏晉文學、中于詩律革新貢獻、下開唐風的先驅作用進行了研究。筆者擬從謝朓詩文創作“遠祖詩騷”之祖“騷”作一探究。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不僅評論了屈原的《離騷》，也評論了《楚辭》中的大部分作品，由此，可以把“遠祖詩騷”之“騷”作三個層面的理解：一、屈原的辭作；二、《楚辭》這部書；三、“楚辭”這種文體。在此前提之下，分幾個層次逐一展開討論。

一、多處使用《楚辭》的詞語

《楚辭》中眾多優美典麗的詞語營造了瑰麗意境、描繪了眾多形象、抒發了豐富的情感，謝朓選擇并使用了其中諸多的詞語。

《杜若賦》《酬德賦》兩文均用到了“延佇”一詞：“憑瑤圃而宣游，臨水木而延佇”；“悵分手于東津，望徂舟而延佇”。王逸注《離騷》“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己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當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結幽蘭而延佇”又注：“言時世昏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而有還意也。”“延佇”在《離騷》中是由“立”和“泣”兩個動作構成的一個形象，這個形象飽含著屈原對楚國的強烈不舍，去與還的痛苦抉擇，凸顯了屈原高潔的品格。謝朓在此借《離騷》曲折地表達了時局動蕩時艱難的選擇：還京城還是還山澤？這是越來越強烈地困擾著詩人的苦惱，表現了謝朓仕與隱行與藏的猶豫。

《奉和隋王殿下》其一，是謝朓在隨王蕭子隆西府時所作。“玄冬寂修夜，天圍靜且開”，《哀時命》“愁修夜而宛轉兮”，王逸注：“心憂婉轉而不能臥，愁夜之長”，冬日晝短夜長是客觀現象，但特定條件下時間的長短又會融入人的主觀體驗，《詩經·鄭風·子衿》“一日不見，如三日兮”便是。“修”是詩人的情感體驗，“愁修夜而宛轉兮”為“修夜”提供了一個涂染著感傷色彩的背景。

謝詩中還有一些重疊詞，如“涂涂”、“嫋嫋”、“陽陽”、“冥冥”、“杳杳”、“衍衍”，均能在《楚辭》中找到閱讀理解的背景，這些疊詞嵌在詩中，讀起來確實“圓美流轉如彈丸”，體現了謝朓的創作思想。如《雩祭歌·白帝歌》“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鳳方嫋嫋”“嫋嫋”一詞：《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王逸注“嫋嫋，秋風搖木貌”；洪興祖補注：“嫋，長弱貌”，除指木搖貌外，還包括秋風吹拂的音響，又指秋風的特定狀態；《文選》左思《吳都賦》說：“靄靄翠幄，嫋嫋素女”，“嫋嫋”指女子的輕盈柔美；北宋《前赤壁賦》“余音嫋嫋，不絕如縷”，“嫋嫋”又指音樂的悠揚聲。由此看來，“金鳳方嫋嫋”，既有秋風吹送如縷的狀態，又有輕風吹動樹葉發出音樂般悠揚的聲音，還指金秋時節的微風給人柔美的感受。“嫋嫋”一詞為整首詩營造了一種特別清麗的意境。這些詞語的使用，可說是謝朓創作過程中“字字苦吟”的一個具體體現，也是謝文“清麗”的構成部分。

二、沿用并拓展了《楚辭》的意象

《詩經》比興開啟了我國古代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屈原在《離騷》中又用香草美人意象創造了一個復雜而巧妙的象征比興系統——“香草美人”意象，這種象征在后世的賦體文學、詩歌乃至所有抒情文學中得到極為普遍的運用，是對我國古代文學表現領域的重大貢獻。謝朓的創作繼承并發展了這一傳統。

《同詠坐上所見一物·席》“幽渚奪江蘺”之“江蘺”便是《離騷》中與“芷”與“蘭”與“菊”等并列出現的香草意象，這些香草是屈原高潔人格的追求與象征。謝朓的作品中，多處使用了這一系列意象：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時菊委嚴霜”，以嚴霜之下的時菊寫秋冬肅殺的景象，既自比，又狀所處的嚴酷環境，還包含了詩人精神層面的追求，是“香草意象”比興意義的沿用。

《詠落梅》“新葉初冉冉，初蕊新霏霏。逢君后園讌，相隨巧笑歸。親勞君玉指，摘以贈南威。用持插云髻，翡翠比光輝。日暮長零落，君恩不可追”，作于永明九年（491）。永明八年（490），謝朓由隨王（蕭子隆）鎮西功曹轉為隨王文學，次年謝朓又跟隨到荊州（今湖北江陵）。在荊州他介入皇室內部的矛盾斗爭，被卷入政治旋渦，憂心忡忡，惶惑不安。這首詠物（梅）詩，當是表現這種不安的心情。詠物詩至六朝自成一格，宮體詩中詠物極盡圖貌寫形之能事，其追求在于形似。謝朓詠物詩既有與時代相通的善于寫物圖形，又汲取了《詩》、《騷》以來比興的傳統，在客觀的物象中寄托了主觀的旨意，這首《詠梅詩》便是如此：詩中既以“落梅”（香草）自擬，又以“南威”（美人）自擬，沿用了傳統的“香草”“美人”意象。

《九歌·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王逸注：“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杜若賦》之“杜若”本已幽香，作者又把她放在“瑤圃”“汀洲”這些芳潔之地，使潔者更潔，香者更香。

《懷故人》有“芳洲有杜若”之“杜若”；《擬宋玉風賦》“煙霞潤色，荃荑結芳”之“荃荑”；《臨楚江賦》之“宿莽”等等，這些香草意象，為我們深入閱讀謝朓的詩作提供了廣闊的背景，應該是謝詩極省凈而又內涵豐富的原因之一。

在《楚辭》中，荷花是最常見的香草（花）之一，“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離騷》）；“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九歌·湘君》）；“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九歌·湘夫人》）；“乘小車兮荷蓋”（《九歌·河伯》）；“被荷裯之晏晏兮”（《九辯》）；“芙蓉始發，雜芰荷些”（《招魂》），其質地較前面的花草更為清純、雅致。荷花進入屈原的詩中，被賦予了情感因素，成為“香草意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抒情主人公的人格與荷花的形貌交相映照，清潔之質凸現。謝詩中的荷花主要以兩種方式出現：一是這種比興傳統的延續，再則成為獨立描摹的對象。

《移病還園示親屬》“折荷葺寒袂”，很顯然是“制芰荷以為衣”的沿用，是比興。“荷”出自清水，以荷為衣，象征著詩人雅潔、幽香、清寒。時臨深秋，折荷制衣，以示隱逸之志潔而且堅。“煙衡時未歇，芝澗去相從”進一步寫“斂性”。“衡”，聞人倓《古詩箋》作“杜衡”，是一種形似葵的香草，這里暗喻情操高潔的隱士。“芝蘭”也是香草，詩人暗喻自己。這二句意思是說：情操高尚的人時時都存在，我要追隨他們而去。

《冬日晚郡事隙》“案牘時閑暇，偶坐觀卉木，颯颯滿池荷，翛翛蔭窗竹。……風霜旦夕甚，蕙草無芬馥。云誰美笙簧，孰是厭薖軸？顧言追逸駕，臨潭餌秋菊”，整首詩寫到四種卉木：荷、竹、蕙、菊。蕙、菊保留了比興的手法，荷、竹是眼前所見，成為獨立描摹對象，鮮荷與翠竹互相輝映，構成了山水的近景。

《后宅回望》“夏木轉成帷，秋荷漸如蓋”，荷從比興中剝離出來，時令雖已推移，但秋荷依然生機盎然，如蓋的荷葉寫出了“綠肥”的質感。《曲池之水》“芙蕖舞輕帶，苞筍出芳叢”，荷花搖曳多姿，細細的荷莖像輕柔的絲帶一樣，在風中飄舞，生動形象。《游東田》：“魚戲新荷動，鳥散余花落”，詩頗具巧思，觀察細致，筆觸輕靈。魚與荷同生于水中，共同的生存環境決定了它們與生俱來的組合，審美凸現。

從這些多次出現的荷意象中可以推知：作為高門士族的后代，謝朓有著與屈原同樣高潔的追求，只是謝朓的時代使他的悲劇結局缺失了屈原的崇高與悲壯，更多的是卑微與無奈的成分。

謝朓在詩中還多次沿用了《楚辭》的美人意象，并賦予其新的含義。

《離騷》“眾女嫉余之蛾眉兮，諑謂余以善”。王逸注：“蛾眉，好貌。”《九歌·少司命》“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招魂》：“姱容修態，縆洞房些。”姱，好貌。修，長也。

《夜聽伎二首》其二“蛾眉已共笑，清香復入衿”。此處“蛾眉”專指好貌女子，已無修道德、尚高潔之意；《秋夜講解》“琴瑟徒爛漫，姱容空滿堂”的“琴瑟”“姱容”應是佛家語，指塵世間一切聲色而言。

《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攬涕而佇眙”是說屈原憂思而念懷王，佇立悲哀，涕淚交橫。《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九歌·湘夫人》“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屈原的美人，或喻君，或自謂，或指神。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箋》“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化用了“思美人”句。蕭子顯《齊書》記載：謝朓為隨王子隆府文學，世祖敕朓還都，謝朓作箋辭子隆。使謝朓“攬涕”的“美人”是隨王蕭子隆；《鼓吹曲·送遠曲》“南浦送佳人”，指佳美之士。謝朓的美人，或謂王，或謂知音。用意象源于《楚辭》又不囿于《楚辭》。

三、使用楚物名、地名，虛實相間

戰國時的楚國在長江、漢水流域，一度領有“地方五千里”的廣袤疆域，雖和中原有著廣泛的文化交流，但仍有明顯的地域特征。謝朓或實或虛使用了這些楚國特有的物名地名，構成了作品風格的一部分。

《夏始和劉孱陵》“白蘋望已騁，緗荷紛可襲”，《九歌·湘夫人》有“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或作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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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雩祭歌·迎神歌》第七章“凍雨飛，祥云靡”，王逸注：“暴雨為凍雨。”

《和別沈右率諸君》“春夜別清樽，江譚復為客”；《臨楚江賦》“爰自山南，薄暮江譚”。《漁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江譚，指水側。《九章·抽思》“長瀨湍流，溯江譚兮”。王逸注：“譚，淵也”，楚人名淵為譚，此處借指楚地。

《鼓吹曲·出藩曲》:“飛艎遡極浦”；《九歌·湘君》:“望涔陽兮極浦”，浦，水涯也。

《春思》：“阰山起朝日”，阰山在楚南，山上有木蘭，香草所生之地。

《新亭渚別范零陵云》：“洞庭張樂池，瀟湘帝子游”，新亭，亭名。零陵，古地名，齊屬湘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市北。相傳舜帝葬于此。范云于永明十一年秋，遷零陵郡內史，謝朓作詩送別范云。“瀟湘帝子游”語出《九歌·湘夫人》：“弟子降兮北渚”，王逸注：“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返，死于湘水，因為湘夫人。”“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又化用了《九歌·湘君》“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的詞意與詩境，全詩十句，兩句化用楚辭，一拓展詩境，二抒寫離別之情，借神情為人情，惆悵懷抱盡顯。何義門評價：“全詩以楚辭點綴而成，自然風韻瀟灑，既有興象，兼之故實。”

《鼓吹曲·送遠曲》：“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化用《九懷·陶壅》“絕北梁兮永辭”和《九歌·河伯》“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表達了作者的思鄉之情，曲折委婉卻很明晰。袁行霈先生說：“南浦無非是南邊的浦口，本是很普通的一個詞。一經屈原用過也產生了詩意，后代的詩人一寫到浦口便非是南浦不可，似乎東浦、西浦、北浦都別扭了。”如江淹《別賦》：“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王勃《滕王閣序》：“畫棟照飛南浦云，珠簾暮卷西山雨”；宋人范成大的《橫塘》：“南浦雨來綠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橫塘路，細雨垂楊希畫船。”而“北梁辭歡宴，南浦送佳人”也成為詩中佳句而廣為傳誦。

此外，還有“江皋”“鄂渚”“龍門”“長薄”等楚地名，為謝詩增加了南國色彩。

另外，在習俗和審美趣味上，楚國明顯地表現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點。后人概括楚國的文化為“信巫鬼，重祀”，這種崇尚巫風的習氣，在《九歌》中體現最突出。楚文化的這類余緒在謝朓詩中也可找到明顯的痕跡。

《賽敬亭山廟喜雨》作于建武二年宣城太守任上。賽是祭祀時酬謝神靈的活動，再現了神仙降臨的場面：“夕賬懷椒糈”，因迎神而臨夕設帳，因降神而用椒，因享神而用糈，回放了《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這種祀神的方式，楚文化的韻味極濃。

《九章·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到了《將游湘水尋句溪》中變為“掛鱗驂赤螭”，螭的顏色雖不一樣，其濃郁的楚風卻是一脈相承的。此外像“玄圃”“瑤席”“天津”這些具有特殊含義的意象，均在謝詩中出現過，為他的作品染上了明顯的“楚色”。

四、化用《楚辭》情事典故，抒情曲折

《懷故人》“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古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詩寫身在遠地思念朋友，由芳洲杜若起興，“芳洲有杜若，可以慰佳期”，“杜若”作為香草，古人常采集來贈送親愛者以表達感情。作者看到芳洲上的杜若，對友人的思念油然而生，想到要采集一束在會面的時候送給他。采的是香草，面對的是芳洲，想的是佳期，把思念之情襯托得十分美好。詩從新春佳景寫起，，款款道出懷念之情。后面以清風月夜作結，美好的懷想在清麗的夜色映襯下，格外動人。詩的前幅多次化用《楚辭》語句：“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湘君》）、“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湘夫人》）、“平原忽兮路超遠”（《國殤》）、“著芳馨兮遺所思（《山鬼》）”，用典如同己出，不落痕跡。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系永明十年或十一年秋、冬之時，于荊州遙和武昌太守伏曼容《登孫權故城》詩而作。原詩為登臨懷古之作，此詩亦遙想構思，從武昌城的歷史、形勝、風物等方面，一一敘來。在鋪陳往事之中，慨嘆古今之變。詩末八句“幽客滯江皋，從賞乖纓弁。清卮阻獻酬，良書限聞見。幸藉芳音多，乘風采馀絢。于役倘有期，鄂渚同游衍”有三句源于楚辭：《九歌·湘夫人》“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自傷驅馳不出湘、潭之間。《遠游》“聞赤松之清塵兮，愿承風乎遺則”王逸注：“想聽真人之徽美也。”洪興祖補注，《列仙傳》載，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暗含了楚子熊渠，封中子紅于鄂事。兩個典故用得曲折，作者的心曲亦曲折。

《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還上國》：“安知幕歸客，詎憶山中情。”《九歌·山鬼》：“山中人兮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王逸注：山中人是屈原自謂，謝朓此處用此事，曲折表達了向往隱逸的情緒。

《鼓吹曲·登山曲》：“王孫尚游衍，春草生萋萋”出自《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逸注：“隱士避世，在山陽也。”《奉和隨王殿下》其三：“徒籍小山文，空揖章華臺”，小山，指淮南小山的《招隱士》；《酬王晉安》“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又一次用了《招隱士》；《王孫游》索性直接用作詩題，被《樂府詩集》收入“雜曲歌辭”一類。魏晉以來，文人創作樂府詩往往有一個特點：總是圍繞著“古辭”（漢樂府）創作，或擬古辭，或以古辭為引子生發開去。這種從“母題”尋找創作靈感，使創作上有所依傍的作法，已形成一個程式。南朝詩人寫樂府詩雖然也依這一程式，但卻出現另一種傾向，他們有時撇開漢樂府古辭，而直接上溯到《楚辭》中去尋找“母題”。比如，南齊王融和蕭梁費昶都寫過一首《思公子》，中心題旨就是采自《楚辭·九歌》：“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謝朓的這首詩也屬于這種情況，其“母題”出于《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也就是說，詩人的創作靈感獲自《楚辭》，而所寫內容則完全是現實生活中的感受。在古老的“母題”之中，貫注了活生生的現實內容。詩雖短小，藝術風格卻頗具特色，體現了齊梁間詩歌創作雅俗結合的一種傾向。從《楚辭》中生發出來的母題，顯而易見帶有文人的雅、艷色彩，暗示了它與文人文學的關系，但詩人卻用南朝樂府民歌五言四句的詩歌形式，來表現這一古老“母題”，將原有華貴、雍雅的色彩悄悄褪去、淡化，使之在語言風格上呈現出清思婉轉、風情搖曳的特色。

還有“早翫華池陰，復鼓滄州枻”、“既懷歡祿情，復協滄州趣”這樣的詩句，均出自《漁父》，可看出謝朓在離開雞籠山西邸之后，常被出入之慮所困擾，尤其在建武年間，仕與隱的矛盾越來越強烈。從這些詩作中可以了解到謝朓思想的脈絡，也可以對謝朓的悲劇結局有較為全面的認識。

五、接受《楚辭》文體的影響

《橘頌》“詠物抒懷”手法對文體賦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詠物賦上。從漢代開始，詠物賦便層出不窮，至魏晉南北朝而臻極盛，此后也一直綿綿不絕，成為賦體文學中一個重要的題類。后世的詠物賦絕大多數都多少蘊含著作者的情感或理致。魏晉南北朝是詠物賦勃興的時期，出現了大量的詠物賦，人們通過這種方式來感懷現實，歌頌友情，闡明道理，謝朓的辭賦也采用了這一題類。

謝朓的辭賦往往就生平活動而作，其賦作今存九篇。其中《七夕賦》《高松賦》《杜若賦》等五篇詠物抒情賦，多為奉教而作，是其前期文學活動的產物。這些作品有時通過詠物抒寫一種進取之志。如《高松賦》描繪松樹的高姿：“修干垂蔭，喬柯飛穎，望肅肅而既閑，即微微而方靜。懷風陰而送聲，當月露而留影，既芊眠于廣隰，亦迢遞于孤嶺”，其中頗寄寓高潔之志。篇末云：“孤陋之無取，幸聞道于結徽；理羽弱于九萬，愧不能兮奮飛”，自思“奮飛”的愿望就表現得更為明確。《杜若賦》起句直承《楚辭》而來：“憑瑤圃而宣游，臨水木而延佇”，中間鋪敘“景奕奕以四照，枝靡靡而葉傾；冒霜蹊以獨蒨，當春郊而逕平。搴汀洲以企予，懷石泉于幽情”又從《九歌·湘夫人》“搴汀洲兮杜若”生發開來，對杜若從多角度多層次作了細致描繪，寄寓了作者的人格理想，沒有流于一般的詠物。

楚辭作為一種先在的韻文體式，對謝朓的其他韻文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哀吊類韻文，它表達的是對亡者的懷念與痛惜，往往包含著對生命的深切感悟和人與人之間的真摯感情。《齊敬皇后哀策文》，序文駢散結合，以駢為主。正文除四言、六言的駢對外，大量沿用了“兮”字句，“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慕方纏于賜衣兮，哀日隆于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托彤管于遺詠”，文辭整縟，抒情深婉。《南齊書》本傳中稱“齊世莫有及者”。

綜上所述，謝朓的創作能夠“獨步齊梁”、開一代唐風的原因之一，當是汲取了楚辭豐厚的營養。認識到這一點，對理解謝朓在中國詩歌綿長歷史中所起的承繼傳遞作用，將有更大的幫助。

①② 《南齊書·本傳》。

③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卷七）。

④ 《謝宣城集校注》（前言第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參考文獻：

[1] 傅剛：《魏晉南北朝詩歌史論》，吉林出版社。

[2] 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3] （清）張玉榖：《古詩賞析》，許逸民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4]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5] 曹道衡.沈玉成編著：《南北朝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