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家資本主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新加坡屬于資本主義國家。

新加坡是一個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被譽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經濟模式被稱作為“國家資本主義”。屬于新興的發達國家，新加坡是亞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務和航運中心之一。

新加坡是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之一，也是世界貿易組織、英聯邦以及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成員經濟體之一。整個城市在綠化和環境衛生方面效果顯著，故有花園城市之美稱。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關鍵詞] 清末湖南實業資本主義經濟

湖南資本主義早在明末清初時期已經萌芽。 到了清末，隨著湖南近代交通、工礦企業的興起，資本主義經濟在湘省實業中不斷顯現。

一、從產業資本的資本原始積累上看，湘省實業中相當一部分的企業或公司大都采用了股份制形式

股份制公司形式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一種主要的公司形式。資本家采取這種股份制企業、公司形式的目的是為了籌措更多的資金。他們以發行股票的方式，把社會上大量的閑散資金集中起來。這種通過發行股票把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而經營的企業就是股份制公司企業。在當時的湖南，因政局動亂，政權更替頻繁，湖南財政收入十分有限，并且還要用這有限的資金去填補浩繁的軍費開支。如果單靠政府去投資本省的工礦、交通企業，顯然是力不從心，資本的原始積累奇缺；如果再要求那些有錢的官紳、地主、商人去投資，他們對當時湖南的政局不穩有所顧忌，不敢將其所有的資金全部投入到能否獲得收益的近代企業，因此為了創辦資本需求量大的近代企業或公司(如工礦企業、鐵路公司、船運公司等)，就必須動員社會上所有具有投資能力的人一起投資。于是，股份制的公司、企業形式就在湖南應運而生。關于這一點，在公司籌辦的章程中就可得到證實。A.《陳寶箴奏辦湖南礦務簡明章程》之“官商合辦章程十四條”中對“股分、股票、股息”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如“股分：由礦師查勘礦之大小，須集股本若干，以定股分多少。每股定收省平足紋銀五拾兩，每人自一股起至百股止。其官商分派入股成數，官則少不過三成，多不過五成；商則不少過五成，多不過七成，約為限制，臨時再行酌以一百元為整股、十元為零股，合共兩千整股”；“股銀分優先、普通兩種，優先辦。……”B.《湖南電燈股份有限公司招股章程》規定“共集資本二十萬元，……一千股限四月（指宣統元年四月）截至，普通一千股限七月截至”；“所獲紅利，分作十五成，以一成存為公積，……以一成半歸創辦人均分，以一成半為辦事人酬勞，以九成作為股東紅利，按股派分，以兩成為優先股報酬”。C.《湖南粵漢鐵路公司招股簡明章程》之第一條“本總公司定為招股三千萬元，不計潤、周年六厘行息，紅利均分，以五元為一零股，百元為一整股。合二十零股仍為一整股。……” D.《鄂湘官輪局合辦章程》之第三條“暫招股銀十萬兩，鄂湘各五萬兩，南局每股收長平足銀一百兩余，由北局招足，先行試辦，以后擴充，再行公議添招。” E.《兩湖官輪局集股章程》之第三條“暫招股銀十萬兩，鄂湘各五萬兩，每股收估平寶銀五百兩，鄂湘各招一百股，先行試辦，以后擴充再行公議添招” 。

二、從產業資本的來源構成上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

國家資本主義一般是指“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 這種資本主義通過利用國家機器全面干預國家的經濟生活，以鞏固自己的國際壟斷地位，從而保證最大限度的榨取壟斷利潤。湖南近代工礦、交通企業是在政府的積極推動下興起的，并且政府又成為主要投資者，官款在產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中占的比重較大。從這層意義上說，湖南產業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國家資本主義性質。只不過它的目的并不是獲取壟斷利潤，而是通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來保護本民族利益，被迫采取的一種應急措施。因為甲午戰后，帝國主義的魔爪由沿海向內地深入，湖南即將受到來自帝國主義更為直接的掠奪和控制，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湖南近代工礦企業、交通運輸業等不斷創辦起來。

由于產業資本需要的資金巨大，且見效慢，不易收回成本，加之，當時湘省政局不安。這使得相當一部分有錢的官紳、地主、商人也不敢將其所有的資金全部投入到能否獲得利潤的近代工礦、交通企業中去，反而更多地去買田置地或追求商業利潤。譬如，當年的湘軍攻城掠地，攫取過大量財富回湘，但他們沒有在家鄉投資設廠而成為資本家，只是誕生了一批土財主；曾老九（的九弟）每次打了勝仗，便要請假回湘鄉老家休養幾個月，其實就是運回財寶，買田起屋。又如大官僚袁樹勛，他由商而仕，官至巡撫、總督，手中積累了大量的貨幣財富。然而，其家族在湖南的經濟活動主要是開設錢莊、當鋪和糧食牙行，著意追求商業利潤和高利貸利潤。他對礦業雖投有“巨金”，但那是投入江西萍鄉煤礦，而不是桑梓之地的礦山。

既然如此，肩負原始資本積累的重擔主要落在政府的頭上。陳寶箴所創辦的湖南礦務總局中“官礦資本，開辦之始，并無固定之款，于厘金、善后、屯墾三局，當時開辦十九局，動用公款五十余萬兩”。 后來，由阜湘、沅豐兩公司合并的“湖南全省礦務總公司”，公司初集商股三百萬兩，并由官廳另撥官本十五萬兩，“以資補助”。 仍然離不開政府的資助。

和豐火柴公司成立“一年后，僅得散股8000兩，張祖同等又以立本堂名義，出資1.2萬兩，陳寶箴又將全省旱災賑款1萬兩移作創辦資金，合成股本3萬兩”。 官股也占了三分之一。

就連當時湖南最大的商辦企業――華昌煉銻公司，初集股銀共三十萬兩，其中包括湘、鄂、直、蘇、魯五省官廳補足官股十六萬兩。 占當時全部資本的53.3%。尤其是該官款在購買華昌賴以發家的赫氏煉銻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同樣，醴陵瓷業公司作為一家商辦企業，“該公司創辦時商股僅3萬兩，以后每年由官方協濟1.9萬兩。1910年又由度支部每年補助1萬兩”。

湘路公司所收各項股款共計銀445萬兩，合銀550萬兩，其中優先股(商股）29.53%,租股8.76%，公股53.84%。參見下表：

資料來源:《湘路新志》第一年11期《公司報告》相關數據制作。轉引自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3年，陳曦《近代湖南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第116頁。

三、從產業資本運行的過程來看，它帶來了利潤，創造了剩余價值

產業資本經過原始積累，達到一定數額后，開始運行。首先，必須在市場上購買生產資料（如機器、原料等）和勞動力，然后將這兩者在生產過程中結合起來，通過雇傭工人的勞動，生產出新商品，再通過流通流域實現商品的新價值。這種產業資本的運行過程，按照馬克思的價值增值理論，就是價值增值過程，即“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也就是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超過了勞動力本身的價值，即剩余價值。而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就是榨取剩余價值。盡管湖南產業資本的形成及運行是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危機下，出于保護民族利益的目的情形下而采取的一種應急措施。正如湖南巡撫陳寶箴上奏清廷曰“抵借各國洋款，造路開礦”。但從客觀上說，產業資本一旦產生，只要投入生產，就不可避免地為投資者帶來利潤，其實這也是投資者的主要目的，否則投資就沒有意義。也就是說，產業資本在運行過程中采用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對工人實行雇傭制剝削。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剩余價值或剩余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定內容和目的”。”

四、從產業資本運行的最終結果來看，某些行業生產出的產品尤為礦產品，被卷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和生產

由于湖南近代產業的興起不是自然發展的產物，而是國際帝國主義經濟侵略和殖民主義政策影響下產生的。它生產出來的產品不是供應本地、以至本國的消費；而是作為原料和初級產品銷售給帝國主義。那么，產品的價格無疑受到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以銻產品為例，“歐戰前后，銻價極低，每擔純銻不過數元。歐戰期中，列強競買軍事物資，銻價得以上漲，最高時每擔4000余元”。 同時，資本家或資本集團從市場上購買到這些原料后，必然進行資本主義生產。這表明湖南近代礦業生產不是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而是一種原料的采集階段，其產品不是最終產品，只是作為工業原料而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再生產的起點。按照政治經濟學理論，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是 “勞動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的統一”，“價值增殖過程不外是超過一定點而延長了的價值形成過程。” 即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所創造的價值，超過了勞動力本身的價值，那就是剩余價值。榨取剩余價值是資本的本性，也是資本家追逐的目標。從這種意義上說，湖南近代工礦、交通等實業的出現不自覺地為帝國主義國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價值提供了物質基礎，因而具有資本主義性質。

綜上所述，清末湖南實業已經從傳統型向近代化方向轉變，資本主義色彩在這些行業中都以顯現，并得到了初步發展，這為本省的經濟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參考文獻:

[1]李會剛:《湖南工業經濟發展歷史及展望》[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頁

[2]《湖南歷史資料》[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期，第133頁

[3]《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訂本）[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2頁

[4]《路事紀要》《湘路新志》[J].第四期，宣統二年二月初十日發行

[5]《湘報》[N].第81號，第322頁

[6]《湘學報大全集》[Z].光緒二十三年初一報，第二十

[7]《列寧選集》（第4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7頁

[8]轉引自中國優秀博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3年，陳曦《近代湖南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第117頁

[9]汪敬虞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 [Z].北京：科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541頁

[10]《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訂本）[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9頁

[11]李會剛:《湖南工業經濟發展歷史及展望》[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頁

[12]《湖南近百年大事紀述》（湖南省志）第一卷（第二次修訂本）[z].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1頁

[13]劉泱泱編:《湖南通史》（近代卷）[z].長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61頁

[14]李允俊編:《晚清經濟史編年》[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第734頁

[1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30頁

[16]張朋園:《湖南現代化的早期進展》（1860―1916）[M].長沙：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284頁

篇3

關鍵詞：金融危機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

一、危機的起源

資本主義以其固有的制度缺陷所必然導致的經濟危機已在人類發展的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盡管每次危機過后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都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補救混亂的市場，但歷史的規律以客觀事實昭示著這一切都屬于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無孔不入的資本流向一段時期之后又會從另一方面掀起足以波動全球的金融動蕩。

二、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革

同以往歷次危機相似，2008年之后資本主義國家相繼針對此次危機中所顯現出來的一系列問題，如新自由主義、貨幣超常供給、資產泡沫和信貸膨脹等進行了的方針政策調整主要有以下三點：

（一）重拾凱恩斯主義

雖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就早已產生，在當時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掀起的國家壟斷思潮開啟了壟斷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調整和發展的新階段，但在此后二十年間一直處于國家政策和主流學術界的邊緣地帶，直到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的橫空出世和大蕭條時對古典經濟學“市場自動均衡自我修復”的失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才獲得廣泛發展。經濟社會的發展從來都具有循環周期性，以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新自由主義破產為標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在新自由主義的瘋狂推動下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重新邁入凱恩斯主義和大政府時代，標志著凱恩斯主義重拾官方經濟學地位，在私有制廣泛被奉為圭臬的大環境中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政權和私人壟斷資本在新世紀的進一步融合發展，但這代價委實太過沉重。

（二）強化國家壟斷資本

推行國有化仍然是應對資本主義痼疾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這一點通過2008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和蔓延再次得到了證實，尤其是美、英、德等發達國家國有化的步伐在對經濟進行救助和調控過程中明顯加快，國有經濟在這段時間內獲得明顯的發展。與以往應對危機的國有化措施相比此次的措施更為徹底和直接，即通過注入財政資金對瀕臨破產的大型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注資，購買其不良資產并對其債務提供擔保，換取這些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優先股或普通股，以達到對其實現國有化控股的目的。這種方式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逐漸成熟，并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取得了較為廣泛的認同。

（三）發展宏觀調控和微觀規

制信奉新自由主義教義的布什政府在面對資本主義近百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時也不得不轉而求助于凱恩斯主義，2008年2月就著手實施了1680億美元減稅方案，并在10月份又批準《2008年緊急經濟穩定法案》，推出7000億美元的救援計劃。當危機蔓延到歐洲并引發為歐債危機以后，歐盟緊急拿出總額達7500億歐元以挽救歐元區國家經濟，并成為歐洲有史以來最大規模救助計劃。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后為盡快使美國走出危機的陰影，主導了由美國政府、財政部和美聯儲三方聯手推出的《美國復蘇與重建法案》，并決定實施的7870億美元經濟刺激計劃。作為美國自二戰以來力度最大的金融救助和財政刺激計劃，《美國復蘇與重建法案》凸顯了了凱恩斯主義在調整資本主義市場市場失靈時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

三、對策建議

這輪資本主義國家金融經濟政策大調整影響之深遠已極大地影響了今后國際金融經濟格局，在此背景下筆者對于我國所應當采取的對策提出了如下建議。

（一）實施國際化的經濟戰略

如今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其對世界的經濟影響力也逐漸擴大，因此，在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金融經濟戰略聚焦于移除危機影響時我國在金融經濟政策上應大力推進對外政策以擴大我國對于國際金融經濟的影響力，同時也可促進調整國內經濟結構，實現雙向發展。

（二）強化創新意識

盡管危機遠去未久，但在經濟發展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市場主體的創新意識愈發顯得重要。而強化創新意識，不僅僅是生產技術、管理理念、市場思維的創新，更應該與國外先進的市場理念產生契合，才能適應來自多方的競爭和挑戰。

（三）穩定經濟建設，改革金融體系

我國社會經濟長期以來的高速發展，得益于對外環境的合理解讀和對內國情的深刻理解，如今面對動蕩的全球金融經濟格局，我國應當首先調整好自身的經濟建設思路，穩定國內的經濟態勢和長遠發展，維護社會經濟的和諧穩定。

參考文獻：

[1]劉儒.國際金融危機與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新發展[J].紅旗文稿,2016,(05).

[2]林小斐.中國對國際金融格局調整對策分析[J].技術與市場,2016,(03).

篇4

門禁式全球化的感染力已經和國家資本主義密不可分，正是國家資本主義使得中國等大新興市場更安然無恙地渡過金融危機。不過，這些國家的體制仍然存在結構上的漏洞。在中國，國有企業和國家指令性貸款從私營企業中抽離的信用貸款，已經催生了房地產泡沫。在印度和巴西，基礎設施的投資不足，導致通貨膨脹率的不斷攀升與驟緩的經濟增長。而2008年以前的西方全球化確實也存在缺陷。由于過分相信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導致高級別、不透明的跨境敞口不斷堆積到驚人的地步。

——《經濟學人》指出，門禁式全球化仍存在潛在危機。決策者過分高估他們在區分好資本和壞資本的能力，也沒那么懂得促進出口、產業革新與既得利益之三者間的區別。危機前的開放政策已經成功地將資本輸向了最佳投資機遇，同時降低了消費價格，推動了競爭。對這一進程的干涉將會降低一個國家的增長潛力。

集團化創新

現在，互聯網和軟件行業似乎成了“創新”的代名詞，但對整個國家的創新來說，它遠不能成為成功藍圖。如鋼鐵、汽車和肥料公司，這些組織更復雜，起始規模要大得多，前期投資要多得多，并且需要集中多元化的熟練專業團隊。與軟件開發相比，還要求更多的基礎設施、物流、監管、資質、供應鏈和其他商業服務。這些都需要協調眾多公共和私人實體，而且這些活動才更可能是發展中和新興國家經濟增長的核心。

解決的辦法是通過垂直整合，形成可以在內部解決新功能供需協調的企業。這也是“國家商業集團公司”總是在改變經濟及其出口方面起到關鍵作用的原因。集團公司可以利用其知識、管理技能和金融資本試水新行業，向未來供應者做出可信承諾，并改變商業生態環境使新行業成為可能。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里卡多.豪斯曼舉例稱，韓國幾十年來的巨大變化便是通過其集團公司（財閥）完成的。但是一旦這些公司主宰了一個市場，它們就會轉向下一個同樣沒有競爭、全無出口機會的市場，通常利用其規模和政治影響排擠潛在競爭對手。它們不但沒有變成變化的人，反而往往阻礙變化。因此，集團公司必須通過為就業、出口和稅收以及國家技術轉型做出貢獻，贏得政府支持和社會接受。

山寨也有世界夢

篇5

“你們要按勞取酬，我們要按酬付勞。”這是極少數的工人，在聽了總路線的報告之后說的。乍聽起來，正像“公平買賣”和“買賣公平”一樣，這兩句話，似乎是一句話的兩種講法。實際上自然大不相同，何況說“按酬付勞”的人，還加上一句解釋說：“拿多少錢，干多少活。”這就完全明白了。

經過總路線的宣傳，絕大多數工人都是歡欣鼓舞，表示要努力生產，加緊建設，使社會主義早日實現。許多工人，也未必都能從經濟學的理論上，來了解“按勞取酬”這一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意義。可是他們從切身經驗中，懂得在資本家工廠里做工，是沒有什么“按勞取酬”的；否則，為什么資本家并不勞動，卻有比自己高得多的收入呢？資本家的“酬”從何而來？而社會主義制度下，既然沒有資產階級來剝削，而是多勞多得，那么，只要生產大大發展，自然就能做到人人過幸福的生活；所以，應該加一把勁，爭取社會主義早日到來。

說“按酬付勞”的人，也許認為自己只是實行著“公平交易”的原則，認為自己付出的“勞”，既足以抵償得到的“酬”，并沒有占誰的便宜。這個觀念的錯誤，首先就在于他把社會主義看成和資本主義一樣，把社會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的地位，也看成和資本主義社會里工人階級的地位一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物力是商品，要出賣給資本家，工人階級的地位是受剝削、受奴役；所以，那里工人階級的勞動積極性很低，他們采取“拿多少錢，干多少活”的消極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力并不是拿來買賣的商品，工人階級已經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工人階級創造的價值，除了擴大再生產、發展教育和保健事業、加強國防以外，全都做為工人階級的報酬，來滿足工人階級提高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了。所以，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指出，把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和工廠的關系看成“雇傭”關系，看成勞動力買賣的關系，是十分荒謬的，因為，這就等于說，工人自己被自己“雇傭”，工人自己把勞動力“出賣”給自己了。這自然是不通的。因此，在工人作了主人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說什么“拿多少錢，干多少活”，或者“按酬付勞”，是完全不對頭的。

今天中國還處在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國營企業是社會主義的企業，早已實行了“按勞取酬”的原則。至于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雖然還未實行這一原則，但它們也已經和一般的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它們將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逐步改造為社會主義的企業。所以，在這些企業中工作的工人，也應該努力生產。加強對資本家的領導和監督。加強對他們的社會主義改造、也不應該再用什么“按酬付勞”的態度來對待這些企業了。

國家在過渡時期的總路踐，指導著我們走向社會主義去。如果，我們的思想覺悟不提高，用在舊社會中養成的損人利己、自私自利的觀點，來對待新的事物，那就會于國于民不利。所以，說“按酬付勞”的人，不要忘記幾年來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因素增長帶給自己的好處，特別不要忘記自己已經是國家的主人和領導階級的一分子了，他們應該去掉這種自私自利的思想，并幫助克服某些工人中還存在的想開小作坊、參加商業投機、片面強調工資福利的錯誤思想，用正確的勞動態度，積極參加到增產節約的熱潮中去。

篇6

對內開始實質性地收回多年超發的貨幣,逐步抬升長期利率水平,改變企業和居民嚴重的通貨膨脹預期。

對內實質性地收回超發貨幣,這個決定當然會使得有人提出所謂加息拉大利差引致熱錢內流之類的擔憂。但緊縮與升值的關系邏輯上并不構成同向,事實恰恰相反,兩者邏輯反向。越緊縮,越是減輕升值壓力。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來自于哪里?來自于國內自身的投資擴張、經濟模式而使得中國的勞動生產率處于加速狀態。所以,筆者常講,中國經濟轉型是一個儲蓄率自然下降的過程,是一個升值壓力反側自消的過程。這個道理,很多經濟專家都搞不明白。

短期跨境資本流動是跟著資產市場投機走的,國內堅決地擠壓資產泡沫,境外資金流入自然會停止。所謂當今流行的“中國加息以美國加息為條件”在邏輯上就是個偽命題。

但這個政策目前很難被經濟的強勢部門所接受倒是事實。中國經濟增長實際上相當脆弱,房地產和銀行出問題已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其中,銀行已經開始拼命在市場上集資了。問題是,一旦開始加息,高負債的國有部門企業將如何生存?地方政府如何籌集資金還本付息?在建項目如何按進度進行?最后,所有的經濟政策問題將會統統變成就業問題。人民銀行又會再一次變成經濟下行的“替罪羊”。

對外升值,改變“進水管”的口徑(21世紀以來,外匯占款成為中國經濟絕對的“注水泵”)當然是貨幣當局最直接的想法。

匯率起到的作用是使資源從貿易部門移出,至于是否能實現國內“收入-消費-企業利潤-就業”的良性循環,則有賴于這個國家既有的經濟結構,需要將貿易部門轉移出來的資源用于支持非貿易部門供給出現擴張。

遺憾的是,近十年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得以確立。當下中國的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傳媒等非貿易部門的核心主體,全都在國家資本力量的掌控之中,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于這些領域。當下國有部門依托要素資源的優勢、資本的優勢大肆進入第二產業和新興產業中攻城拔寨。當下僅僅放寬準入條件又有何用?解除中國私人部門枷鎖的關鍵在于“國退”。

貿易部門擠出來的資金,將只有兩個去向。一是在各種資產和商品間亂竄,不是土地、房產泡沫再進一步做大,就是糧食等生活資料出現暴漲。二是向外走,這取決于外部經濟和資產價格吸引力的增強和掙脫資本管制的成本大小。

此時若輔以人民幣資本項目管制的逐步解除以及自由兌換和國際化進程的加快,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將要發生的情景。

倘若今天中國國內居民和企業能自由兌換美元而進行全球資產配置的話,誰還會在北京的四環買一套比倫敦金融城和紐約的核心CBD還貴的公寓呢?中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還會繼續嗎?21世紀以來,中國“寬貨幣”的拐點出現時,情況會變得不太可控。跨境資本流動的正反饋效應往往會引發資產市場的“超調”,使得經濟受到超強的緊縮效應而硬著陸。因為中國銀行部門90%以上的信貸都與以土地、房產為主的人民幣資產價格掛鉤。

若國內房地產泡沫沒有先行實現軟著陸。匯改和資本項目管制解除成本將只是剛性擠破泡沫的工具。

篇7

日本是一個很難定位的國度，在明治維新之前它也是一個被列強瓜分的對象。日本的門戶跟中國一樣是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的，因此在明治維新前它并不屬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但是，日本通過明治維新，極其迅速地實行了國家資本主義，在社會精神文化領域，成功地實現了由武士道精神向企業家精神的轉型。從此日本實行了資本主義的制度，但卻保留了經過再造的東方文化。被譽為日本企業家精神導師的澀澤榮一就曾主張“現代企業應建立在論語與算盤的基礎上”。今天的所謂西方七國（美、英、法、德、意、日、加），日本也列入其中，那并不是由于地理因素，而是主流社會精神相一致的因素。其實，嚴格意義上講，日本在精神文化上屬于東方，只是在完成了社會精神轉型這一點上與西方雷同而已。在今天的世界，日本的企業家有著與西方企業家不同的精神氣質。

那么，日本的企業家群體和企業家精神是什么時候產生的？企業家群體是如何從舊的社會階層中裂變而來的？企業家精神的文化源泉又是什么？

首先應當指出的是，以一種人格化精神為標志的社會精神現象的出現，一定伴隨著社會階層的裂變，也一定伴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轉型。看待一種以人格化為標志的精神現象，絕不能僅僅把它簡單地等同于一個階層的意識和精神氣質。歐洲的騎士道精神、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中國的士大夫精神，作為一種社會精神絕不僅僅停留于一個階層，而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為所有社會階層所共同向往和遵循的主流精神。在歐洲，當貴族騎士成為那一個時代各個階層所共同向往和仰慕的階層時，帶有這個階層顯著特質的精神，就是騎士道精神，并且這種精神代表著時代的主流文化，引領著整個社會精神在社會發展中起推動作用。而遵循這樣一種主流精神的農民、工人、商人、政客、軍人都是騎士道精神的體現者，都會有相同的行為規則。在那個時代，不管是農夫或鐵匠，還是商人或軍人，為了愛情面對自己的情敵，選擇解決問題的辦法，無一例外的都是一種模式：決斗。在日本的德川時代（始于17世紀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發端時代），儒教徒對武士的解釋是：任何一個農民、商人或工人，只要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就被看作是武士；在中國，則早有儒商、儒仕、儒將為社會大眾所推崇，而這一切都涵蓋于士大夫精神之下。武士道精神是由傳入日本的中國的儒、佛、道思想經過融合和改造以后形成的，是與日本社會的結構相契合的一種社會精神文化現象。日本學者森島通夫認為，這不是單一的某一宗教，而是多種宗教體系的靈活結合，在歷史上，武士道精神為日本的文化和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在日本近代的發展中又因此塑造了具有鮮明民族氣質的企業家精神。

那么，到底是哪些宗教里的哪些精神因子成了日本企業家精神的源泉？日本在文化方面，“學”的精神和“挑”的精神確實堪稱世界一流。從7世紀的大化革新起，日本開始學中國，一學就是上千年。始于17世紀的德川時代日本逐步發展起工商業。森島通夫曾說：“如果一個人將德川時代的日本同當時的中國相比，他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一個文官的儒教國家，日本是一個軍人的儒教國家。”他還說：“以‘仁’為主要美德的中國儒教非常適合中國的統治體制。根據日本的儒教，‘忠’即是為主人獻身，是它的主要美德，這是和武士統治相一致的。因此，每個國家的統治體制是和各自的思想體系一致的。”確實如此，日本從中國儒家學到了“忠”，卻放棄了“仁”，這導致了中國儒教和日本的重大不同點，日本儒教最終走向民族主義，中國儒教始終是人道主義的。從道家而言，日本學習到的不是中國道教所服務的個人生活，日本道教成為服務于統治階層的神道教。中國道教提倡過孤獨、平靜、隱士般的生活，而日本神道教則走向了愛國主義和天皇崇拜、種族崇拜。尊“忠”的儒教和神道教相互配合協作，正好適應了建立在現代官僚制度基礎上的君主立權。至于日本本土化的佛教——日本禪宗，也只是吸納了中國禪宗的禁欲思想，而并沒有吸收中國禪宗的慈悲情懷。民族主義、家長式和反個人主義的精神氣質，一直是日本社會的主要精神特征。所以日本的企業家，一般都有強烈的民族精神、國家意識。

正如在論及歐洲社會精神轉型過程時不能不提到的加爾文和馬丁·路德一樣，鈐木正三和石田梅巖也是為鍛造日本企業家精神倫理做出過重大貢獻的人物。鈴木正三曾是個武士，曾隨德川家康參加過確立幕府統治的斗爭。中年以后，受儒教和佛教影響而成為日本禪宗的創始人，也被譽為日本資本主義的創始人。他的禪宗倫理，像馬丁·路德的新教倫理一樣，輕輕地赦免了企業家的貪婪罪，為經商、致富罩上一圈神圣的靈光，消除了企業家們的精神障礙。他認為，“農人日用”、“匠人日用”、“商人日用”，任何職業皆為佛行，人人各守其業即可成佛，而佛行之外并無成佛之道。簡單地說，世俗的業務就是宗教的修行。對于不為社會主流文化所認可的商人，他則稱贊到：“獻身于世界，所思皆為社稷，所念皆為萬民。攜本邦之貨銷往他國，將他國之物購來我邦，萬里之國不辭其遠，窮鄉僻壤不辭其苦。奔波于各國而事商，立志滿足眾人之需要，決心克服萬般之困難，越萬山而勞其身，渡千河而清其心，舍一切之迷戀，棄所有之欲望。茍如此事商，則諸佛佑其成功，神明賜其大利，德性益美。恥于徒為大富，終成真摯向佛之心，于行走坐臥之間達乎禪定。”石田梅巖則是石門心學的創始人，在他的時代商業已經發展成為有組織的經營實體。他寫道：“商人之道豈異于士農工商之道哉？商人事買賣之來以利天下。工得其薪資，農得其收入，正如士得其俸祿。”在他那里，已經把商人與武士在道德上等同起來了。

篇8

6月12日和14日，WTO對中國進行了第四次貿易政策審議，商務部部長助理俞建華率國內多個部門的官員、駐WTO大使易小準率前方十幾位外交官參加了這次審議。作為為數不多見證過全部四次審議的國人之一，記者親身感受到，起碼在貿易政策審議這一領域，中國代表團作為一個整體的表現愈加成熟了。這反映在國內各部門及前后方的配合、會議材料的翔實程度、代表團團長發言的質量、會前會后會上會下與外方的互動、代表團的精神面貌與自信程度等各個方面。下面就擇審議中的幾個重要片段加以說明。

貿易政策審議一般分兩個環節，第一天為開幕會議，由被審議成員和其他成員做一般性陳述，第二天為閉幕會議，由被審議成員和其他成員進行互動，并由主席進行總結。此次審議第一天，中國代表團的兩位領導均在主席臺而非代表席就座，這是四次審議中的第一次，體現了自信，也彰顯了大國鳳范。WTO總干事拉米親自出席了開幕會議，并一直聽完上午的會議，主管貿易政策審議的副總干事則出席了閉幕會議。相比起來，第一次審議時拉米雖也在第一天到場但僅稍作寒暄并未逗留，而第三次審議時他僅參加了第二天的會議，足見秘書處對中國審議重視程度的不斷增加。參加審議的其他成員絕大多數派大使出席，其中42個成員發言，美歐日還專門派首都官員來日內瓦，這顯示了成員國的重視。中國代表團團長在發言中適時對拉米和副總干事致意，這看起來很微小的細節，透視出中國參與多邊外交的成熟度。另外特別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本次審議的討論引導人是丹麥駐WTO大使史蒂芬·施密特，而就在審議前兩天，丹麥剛剛在歐洲杯足球賽的小組賽中戰勝了宿敵荷蘭，中國在感謝丹麥大使擔任引導人時也不忘就此恭喜丹麥，令全場聽來自然、親切，也立刻為審議增加了幾分輕松的氣氛。

但無論怎樣，以上片段均偏重形式方面，審視一成員在貿易政策審議中的成熟度，更有說服力之處應體現在內容方面，這其中又首屬對其他成員問題的答復。貿易政策審議最具挑戰性之處便是被審議成員要在會議召開前，以WTO的三種工作語言（英語、法語或西班牙語）之一書面回答其他成員在規定時限內針對其宏觀經濟和貿易體制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的每次審議均創造了收到問題數量的新最，第一次便超過了1000個，第三次超過了1600個，此次甚至超過了1700個，而每次都有80%左右的問題需要在審議會議開始前提交答復。前兩次審議，中國疲于應付，也只能回答全部問題的60%—70%，第三次審議已基本上回答了90%，而此次審議則超出要求，答完了全部問題。在關貿總協定和WTO歷史上，這一表現使任何其他成員都望塵莫及。且不說巴西、印度、日本均不曾做到這一點，美歐即便偶爾能夠做到，其答題總數也無法與中國相比。僅從這一點上來說，作為一個加入WTO僅十年出頭且母語并非WTO工作語言的發展中成員，中國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

然而自豪之余，中國也需要深入地進行反思。盡管中國在三周左右時間里回答了1700多個問題，令所有WTO成員刮目相看，但審議中也還是暴露出一些深層次的問題。

篇9

商品市場、勞動力市場以及被稱為貨幣財富積累的原始積累，要不要呢? 當然需要。“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商品生產和發達的商品流通，是資本產生的前提。”[1] 從商品市場到勞動力市場，從國內市場、國外市場到原始積累，所有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課題。 但是，需要從的歷史條件出發，進行符合實際的，不能從概念出發。

這里我們不妨先從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方面，作一點例證式的說明。

還是從陳啟沅的繅絲廠開始談起。陳啟沅之所以在南洋動起開辦絲廠的念頭，固然是由于他在海外看到先進的繅絲技術，然而設廠之所以有此可能，毫無疑問，是由于他同時考慮到生絲的銷路。也就是說，繼昌隆絲廠的創設，是和生絲的市場條件分不開的。但是，能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先有生絲市場的擴大，然后才有絲廠的創設呢?具體到陳啟沅的繼昌隆，看來還是值得研究的。因為正是在陳啟沅蓄意辦絲廠的時刻，中國生絲質量的下降，在國際生絲市場上，已經構成一個引人注目的嚴重。一向進口中國生絲的英、法絲織業資本家，就不止一次抱怨中國生絲繅制和包裝的粗劣。他們的輿論機關警告說：“中國人必須嚴重地意識到中國生絲在歐洲的真正地位，并盡一切力量加以改進。”“除非在這兩方面采取改進措施，他們的生絲就必須從我們的消費中排除出去。”[2] 也就是說，在陳啟沅蓄意創辦絲廠的時候，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正處在競爭劣勢的危機之中。相反，在廣東新式絲廠出現以后，當中國手工制造的土絲從國際市場節節敗退之際，機制廠絲的出口，卻顯示了長足的。70年代初批評中國出口生絲的外國報紙現在說道：“自從1884年以來，廣東的廠絲已經逐漸排除困難，打開銷路。在他們的出口中，已經占據很重要的地位。”[3] 由此看來，究竟是生絲市場的擴大刺激了絲廠的創設，還是絲廠的創設，擴大了生絲的市場，未必能遽下定論。

應該及時指出：中國生絲的海外市場，即使在新式絲廠生產的廠絲出現以后， 也并沒有明顯的擴大。 一般說來，國外市場對正常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但是，半殖民地條件下的中國資本主義，卻不足以語此。 這個時候，國外市場的控制權，是掌握在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手中。中國的出口，基本上無力加以左右。80年代以后，中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面臨著日本生絲競爭的嚴峻形勢。 中國廠絲出口之所以還能有所增加，是在犧牲土絲出口的條件下實現的。就拿廣東的廠絲而言，廣東廠絲出口之見于海關之單項統計，始自繼昌隆成立之后十年（1883年），這一年的出口，廠絲為一千二百多擔，土絲近五萬八千擔，可以看出，此時土絲出口還沒有受到多大。到了19世紀終了，廠絲出口已擴大到近三萬五千擔，不到十五年，增加近三十倍。然而，在同一時期中，手工生產的土絲出口，則由五萬八千擔下降到三萬七千多擔。由此可見，廠絲出口的增加，基本上不過是彌補土絲所失去的海外市場。[4]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廠絲擊敗了土絲，使它所取得的進展長期保持下去。相反，進入20世紀以后，土絲的出口，相對廠絲而言，又有所恢復。到了30年代，廠絲出口也迅速傾落。中國的廠絲并沒有擊敗土絲，倒是外國（主要是日本）的廠絲，把中國的土絲和廠絲一齊擊敗。

棉紗棉布是足資剖析的第二個例證。

這里有兩個層次。第一，我們在上面提到，人們拿棉紗棉布的貿易來論證中國資本產生的條件，原因是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進口洋紗排擠土紗、洋布排擠土布，是人們最容易接受的例證。這一事實，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并不否認。但是，不能夸大。洋紗排擠土紗形勢的嚴峻，幾乎是大家公認的，因為在洋紗涌進中國的過程中，手工織布之使用洋紗，是一個很突出的現象。然而，根據比較求實的估計，一直到1894年外國在華設立紗廠生產機紗以前，中國手工生產的土布使用的進口洋紗，實際上不足全部土布用紗的四分之一。至于洋布代替土布，“這一過程更為緩慢，排擠的程度亦更不徹底，”一直到1894年，“洋布雖不斷增加進口，而土布的絕對產量仍保持在這一數量水平上，幾乎沒有多大變化。”[5] 事實上，即使到了90年代中期，當進口洋紗、洋布控制了中國機制紗、布的市場時，洋紗、洋布的絕對量，相對土紗、土布的數量而言，仍然是微小的。

這一點，在某些晚出的中國近代史論著中，已經被注意到。“不能夸大這種掃蕩的規模和程度，不能認為在這一階段，中國的小農和小手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就普遍地、徹底地分解了。”“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可能一下子到達所有地區，總還會給我國手工業留下一些市場”，我國手工業還有“一點回旋的余地。”[6] 這種判斷，是符合實際的。 但是，這意味著什么呢？這是否意味著中國的資本主義國內市場就有廣闊的“回旋余地”呢？不是的。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形成是以對小生產者和小私有者進行無情的掃蕩為前提的，這一點，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在19世紀還不能做到，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以后產生的中國資本主義，更不能做到。

這就涉及到我們所說的第二個層次：外國在華投資對中國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影響。

90年代中期， 也就是結束以后，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取得通商口岸設廠的特權，進一步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的基礎，擴大了中國的國內市場。然而，對與外國資本主義相對立的中國資本主義而言，國內市場則是進一步的縮小。

洋紗、洋布乃至洋煙、洋油、洋面料、洋火柴等一系列洋貨的進口，它們的市場，盡管是在中國，卻不能直接看成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同樣，就地設廠的機制洋貨，就其與中國國貨競爭的力度而言，更是駕進口洋貨而上之。在進口洋貨加機制洋貨的面前，中國的國內市場，不是擴張而是緊縮。還是以棉紗棉布為例吧，當中國開始建設棉紡織工廠之時，機制紗布市場，已分別處在英、印棉紗和英、美棉布的控制之下，到了90年代下半期，當外國紗廠大規模進入上海以后，長江七口所銷國產棉紗，平均只占各口銷紗的13.6％，而華北四口則僅占6.3％，其余的86.4％和93.7％，均為包括機紗在內的洋紗所獨占。[7] 正如中國生絲出口市場是在外國資本主義控制之下一樣， 洋貨在中國的市場，也是在外國勢力控制之下。把它的擴大等同于中國資本主義國內市場的擴大，這實際上是抹煞了入侵者和被入侵者的界限，否定了半殖民地和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產生條件的原則區別。

毫無疑問，像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中國資本主義的產生，也有破壞手工業的一面，它也破壞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但是，在外國在華資本主義的優勢面前，中國的資本主義又出現與手工業相結合的一面。拿棉紡織工業來說，機紗的出現，曾使廣泛的家庭手紡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但是，與此同時，它又成為手工織布業的新原料，使手工織布不但沒有在機織棉布的面前立即敗退，反而得到一度的興盛和繁榮。事實不僅如此。手工業不僅依賴機器大工業而得以幸存，機器大工業有時也依賴手工業而維持暫時的發展。在中國傳統手工織布業的重鎮江蘇南通建立起來的大生紗廠， 就是主要依靠供應本地土布業所需用的機紗而存在和發展的。 是在強大的外國紗廠占領通商口岸棉貨市場形勢之下的一個退路的自謀。它只能面對著一個農村土布業的原料市場，并且不能不把自己的發展建立在農村土布業的興旺之上。土布業的發展離不開大生廠機紗，大生廠的機紗同樣離不開土布業。土布業繁榮，大生也繁榮； 土布業停滯，大生也停滯。兩者的關系真正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8]

然而，中國民族資本的這樣的一條退路，有時也不能得到保全。因為強大的外國資本，并不放過對它進行侵占的機會。出現在20世紀之初青島日商紗廠和山東濰縣手工織布業在機紗市場的交易，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憑借日商紗廠超越華商紗廠的雄厚實力，憑借實際掌握在日本手中的膠濟鐵路的運輸便利，使青島日廠生產的細紗，獨占了近在咫尺的濰縣手工織布業的原料市場，取代了舊日中國線莊的地位。[9] 使得華商紗廠，只好望洋興嘆。而南通大生紗廠雖能維持繁榮于一時，但也不能永葆于久遠。 當日本在東三省的勢力日趨擴大之時，以東北為主要銷場的南通土布——關莊布，銷路立即直線下瀉，由1904年的十五萬件下降到1931年的三萬九千多件，南通土布業和大生紗廠的短暫繁榮，也一并結束。[10]

中國機器大工業和手工業的“”，“并行發展”，并不是像有些國家資本主義工業興起初期那樣的大量發展著依附于資本主義工廠的家庭小生產。它并不是由于工廠和手工業在機械化程度方面互補的發展，不預示著家庭勞動向大工業的過渡。它是由于中國工廠和手工業同受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壓迫，在外國資本的強大勢力面前，有著共同命運的反映。這種“”，不是發展中的共存，而是兩者都得不到發展的并存。這種“并行發展”實際上是不發展的一個間接反映。這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發生和發展的性和獨具的特點。

明白了中國近代商品市場的特點，也就明白了中國近代勞動力市場的特點。我們在上面一開始就提到，有的著作從洋紗、洋布所替代手工紡織業者的勞動量，以之論證手工紡織業所受到的破壞和手工業者遭到的破產，給資本主義的產生造成了客觀的條件和可能。我們說那樣的論證是很艱苦的。然而即使承認這種換算結果的有效，那是什么樣的結果呢?表明：即使到了19世紀的90年代，進口洋紗、洋布所能取代的手工紡紗和手工織布的勞動者加在一起，也不過二百多萬人。[11] 在一個農民和手工業者加起來達到幾億人口的國度中，這樣一個數字，也不能說“很龐大”。當然，在受國內封建主義勢力和外國入侵的資本主義勢力雙重壓制下的勞動者的破產，會大大超過這個數字，然而，即使如此，結果又怎樣呢?在一頭出現了大量的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自由勞動者，另一頭卻未能出現積累大量財富的資本所有者，這在中國歷史悠久的封建社會，也是不會常見的現象。那些被稱為浮浪無著根之徒，不是經常出現封建王朝末年的動亂時期嗎?因此我們需要再看一看另外一極的情況，那就是：中國近代社會的原始積累。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第167頁。

[2] Herald， 1873年5月3日， 第386～387頁；Shanghai Evening Courier 1874年4月29日。

[3] Hreald ，1888年5月26日 ， 第59頁。

[4] 據海關報告 ，參閱：《學術》 1962年第6期 ， 第69頁。

[5] 以上參閱徐新吾：《近代加深分解與解體的過程》，《中國經濟史研究》 1988年第1期。

[6] 王方中：《中國近代經濟史稿》， 1982年版 第235～236頁。

[7]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1955年版 ，第145頁 ， 系1894～1898年五年平均數字。

[8] 以上參閱林剛：《試論大生紗廠的市場基礎》，載《研究》 1985年 第4期。

[9] 參閱千家駒編：《中國經濟論文集》， 1936年版 ，第131～132頁。

篇10

改革開放以后出現了長時期的持續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學習了日本等一些東亞國家和地區的辦法，采取了出口導向政策。

同時也應當看到，包括日本、韓國、我國臺灣等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政策在經過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實施以后，都出現了問題，例如貨幣超發、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的膨脹，等等。這些問題和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非常相像。這就面臨著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

“十二五”規劃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十二五”期間的主線。為什么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被反復提了30多年，到現在還是沒有實現？這是因為轉變遇到了體制問題。總體來說粗放發展是源于政府主導的發展方式。

政府主導有兩個重要含義：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另一方面是發展服從于各級政府的政績目標。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然而，經過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大部分權力，特別是在城市化加速之后，又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源可以支配，即土地。此外，金融改革雖然市場化了，但是各級政府對于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仍有很大的影響力。

有了以上兩個原因，各級政府官員就會用自己手中支配資源的權力來營造自己的“政績”，主要表現為GDP的增長速度。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得消除這些體制性的障礙。但消除這些障礙并不容易，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變得說得多、做得少了。特別是到了“十一五”時期，在某些地區還出現了一種“開倒車”的現象，不是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而是朝著加強政府和某些國有企業壟斷權力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