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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中古；外來詞；借詞

漢語史的分期問題歷來爭議頗多，但隨著研究的深入，爭議范圍漸漸縮小，按照學術界對漢語史的普遍分期，中古漢語大致包括東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漢語。由于上古時期中外交流還比較少，外來詞也不多。第一次比較大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中古時期，“漢代以來，隨著佛教的傳入，翻譯佛經的大量出現，佛教文化、漢譯佛經對漢語的影響”。《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學》99頁。因此，本文就王力、向熹、王云路、方一新等大家關于中古時期漢語借詞的論述做一個梳理。

一、關于外來詞的界定

王力先生認為：“當我們把別的語言中的詞連音帶義都接受過來的時候，就把這種詞叫做借詞，也就是一般所謂音譯；當我們利用漢語原來的構詞方式把別的語言中的詞所代表的概念介紹到漢語中來的時候，就把這種詞叫做譯詞，也就是一般所謂意譯。”他還指出：“只有借詞才是外來語，而譯詞不應該算做外來語。”

向熹先生的《簡明漢語史》中并沒有給外來詞、借詞、譯詞等下一個明確的定義，而把從外國、外族和從佛經當中借入的詞統稱為借詞，在舉例時也沒有對音譯詞和意譯詞進行分類。向熹先生舉例談到：漢語中常在單音節前面加一個“胡”字構成復音詞，例如：胡瓜、胡餅、胡椒、胡琴等，他認為這雖然是表達外來事物和人的詞，卻不是借詞。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也舉了由“胡”構成的復音詞的例子，他認為這是譯詞而非借詞。由此，可以看出，向熹先生同王力先生的觀點是一致的，即借詞才是外來語，根據漢語構詞方式的意譯詞不能算作借詞，便不能算作外來語。

王云路在《中古漢語詞匯史》中指出：“外來詞就是源于外族的語詞，是一種借詞，或用漢字記錄外來詞的聲音，或用漢字表示外來詞的意義。文獻中的外來詞通常有兩類：一類是沒有漢化的單純記音詞，另一類是在漢語造字規律制約下，經過長期使用而不斷漢化的詞。”可見，王云路認為外來詞應該包括王力先生所說的借詞和譯詞。

方一新的《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學》中闡述道：“中古漢語時期的外來詞應分為三類：一、純粹的音譯詞；二、音義結合詞；三、純粹的意譯詞”。由此可知，方一新和王云路的觀點不謀而合，都認為譯詞也應算作外來詞。

這種能夠在漢語里找到依據的意譯詞能不能算作外來詞，現在學界尚存爭議。概念的不明確會引發一系列問題。比如說“西瓜”一詞，向熹先生及大多數學者都比較認同“西瓜”是女真語xeko的音譯，但近來有學者考證出西瓜的“西”實際上是指來自西域，是“西域瓜”的簡稱，而不是音譯過來的。這樣的話就不符合王力和向熹先生所說的借詞概念，便不能算作王力先生所界定的外來語。

二、思想文化領域內外來詞與漢語的交融

王力先生《漢語史稿》中提到：“西域的借詞和譯詞，大約是關于植物、動物、食品、用品、樂器等類的名詞。”

對此，向熹先生也說：“從秦漢以迄隋唐，漢族經濟、文化、科學水準一般比西域諸國要高一些，漢語借入的詞里極少關于經濟、政治、文化方面的內容。”

王云路先生的《中古漢語詞匯史》卻專門設有一個小標題論述思想文化領域的交流對漢語詞匯的影響。她說：“中古時期的思想文化領域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兩漢神學、經學衰落，魏晉玄學日益興盛；道教形成并得到發展；佛教傳入中土，譯經大量出現；經濟也在中西方交流中得到發展，許多外來詞語與漢語交融，使詞匯發生了新變化。”但她也只是略舉一例證之，似乎稍顯單薄，不足以證明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外來詞對漢語詞匯產生的影響。

三、佛教譯經對漢語詞語的影響

佛經被翻譯成漢語在中國廣泛流傳，其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在思想文化方面，在語言詞匯方面的影響也是無可比擬的。王力先生雖沒有設標題明晰的進行分類，但他大致是從兩個方面來闡述的，一是佛教專門用語。這一部分譯經只能通行于鉆研佛教經典的少數人中；二是進入漢語詞匯的譯經。這一部分譯經成為全民通用的語言。由于是通史類著作，只分別舉例論證觀點進行整體把握，而沒有更詳盡深入的討論。

向熹在佛教文化對漢語詞匯影響這一部分分為：1、有關佛教的借詞2、有關佛教的意譯詞3、舊詞新意4、佛道通用語。每一點下面都舉了大量的例子。在王力先生的基礎上，向熹對此作了分類，不僅認識到這些譯經當中的一些進入到普通詞匯乃至基本詞匯，而且還認識到有些反映佛教內容的單音詞具有強大的構詞能力。例如“佛”可以構成“佛經、佛典、佛寺、佛塔”等等。這一認識，能夠啟發后來學者進一步地研究佛教譯經對漢語詞匯的影響。

王云路先生在這方面設有專節進行論述，研究更為詳盡深入。

前兩點論述佛經翻譯概貌和前人的研究歷史和現狀。

第三點論述譯經利用漢語構詞規律創造大量新詞。這等于在向熹“有關佛教的意譯詞”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分析，分為：（一）并列式造詞（二）偏正式造詞（三）動賓式造詞。

第四點論述譯經利用漢語詞語產生大量新意，分為：（一）利用語素意義賦予新含義（二）利用詞義演變規律賦予新含義（三）利用詞性演變規律賦予新用法（四）利用語法演變規律賦予新用法（五）利用語音相近而產生假借義。這是細化了向熹先生“舊詞新意”一點，進行更深入的討論。

第五點闡述譯經加速了漢語詞語和意義的流行，分為：（一）譯經是一些新詞流行開來（二）譯經使一些新義流行開來（三）譯經使一些新用法流行開來。這一點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都未曾涉及，是研究譯經對漢語詞匯影響的重要創新，為學者研究譯經對漢語詞匯影響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路。

方一新從漢語詞匯發展的角度指出：“佛經術語隨翻譯佛經傳入中國后，隨著佛經翻譯從硬譯到逐漸成熟，形成了四個階段：①直接采用音譯；②逐漸漢化――由音譯轉為音意結合或意譯；③在音譯、音意結合和意譯并存的過程中，語義美好者占優，即取譬美好；④逐漸由多音節向雙音節轉化”。

以上是四本漢語史著作關于中古漢語借詞方面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出，中古外來詞的研究越來越成熟，趨向于科學、精細和多角度探討。但是，就目前學界的研究情況而言，佛經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問題，比如：權威詞典中對一些佛經詞匯的忽略；研究者缺乏對佛經原典的理解，只通過譯經作研究，畢竟不能完全掌握實際的語言狀況。加強中古外來詞的研究，尤其是佛經研究，還需要后來學者的努力。

這四本漢語史大家的著作，毫無疑問，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篳路藍縷，開辟了漢語史研究的新時代。在王力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才有了向熹先生更細致深入的《簡明漢語史》。中古漢語的研究一直是漢語史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王云路和方一新亦是在王力先生和向熹先生的成果之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才著成《中古漢語詞匯史》、《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史》。此四家在漢語史上的卓越成果啟發了很多后來的學者。因此，筆者選此四家觀點作一梳理，以期在以后的讀書過程中能有所啟發。（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中文系）

參考文獻

[1]王力《漢語史稿》中華書局，2004年3月

[2]向熹《簡明漢語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5月

[3]方一新《中古近代漢語詞匯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

[4]王云路《中古漢語詞匯史》商務印書館，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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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古代漢語教材 古今字 教學探討

引言

近幾年來，語言界對于“古今字”的探討一直是比較熱烈的，而各位語言學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留有自己雖大同但非全同的觀點，對于學習語言的人來說是非常有幫助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期刊上發表對“古今字”見解的也不在少數，文章對其定義、性質、分類、區別等等都有過較為詳細且多方面的介紹，但終究是難以達成一致的結論。

筆者對現今高校所用的韓語學習教材進行了調研，較為通用的15本教材如下：南開大學中文系語言教研室《古代漢語讀本》，王力主編的《古代漢語》（上下各二分冊），殷孟倫主編的《古代漢語刊授講義》，廣東師院中文系漢語教研組《古代漢語》，上海師范大學中學教學研究組《古代漢語》，吳福熙主編的《古代漢語》，張世祿主編的《古代漢語》，朱星主編的《古代漢語》，周秉鈞主編的《古代漢語綱要》，蔣紹愚、李新建主編的《古漢語講話》，郭錫良主編的《古代漢語》，張蔭芝主編的《古漢語》，劉禾主編的《古漢語入門》，中山大學中文系《古代漢語》，張之強主編的《古代漢語》（上下冊）。筆者對這些書籍進行了初步研究，現就根據自己的拙見闡述在今后“古今字”教學中該如何進行教學改革，便于提高教學效率，完成教學目標，使得學生們能真正地學好古漢語課程。

一、高校古今字教學現狀

不同的高校采用的古漢語教材不盡相同，但是主流教學思想還是大略相同的，而教材中對古今字的由來都描述得十分模糊，很難用確切的語言來表達。筆者將教材中的相關內容進行了初步的整理歸納，大體可以分為三種觀點。

（一）古今字因時代而命名

較為簡單的一種思路認為，古今字是按照字的時代來講述的。“古”是古字，是古代人的用詞，是古代人的用字。“今”就是現在所用的字，是在古字基礎上有一定的傳承與創新的今字，是經過時代的變遷和大部分人的用字習慣而變革后的用字。

（二）古今字為區別字

在上古時代，漢字還十分罕見，漢字的數量少之又少，漢字產生的速度遠落后于詞的產生速度，所以就出現了一種很常見的現象――“一字”代“多詞”的現象。而隨著時代的進步，現代人為了避免在表達上有多種意思，造成歧義的現象發生，就另造了幾個今字來進行區別，這種在古代所用的那個“字”就稱為“古字”，后人另造的就稱為“今字”。而我們就其實質上進行考慮，古今字也可理解為區別字，是為了區別不同的詞意而出現的不同漢字。

（三）今字替代古字部分意義

由于上古時代漢字極少，故較多古字有多種含義，而為了替代或者分擔古字中的部分含義，在古字的基礎上進行適當變形，另造一個新字，這個新字就稱為“今字”。

除了在古今字定義上的不同，各個版本的教材分類也不一樣。在分類上有些教材是按單項分類標準來進行分類的，比如說按古今字字形上的聯系或者意義上的聯系來進行分類；而若是雙項分類標準的，就是將兩者結合起來進行分類。分類標準多種多樣，分類也就隨之而變化，在此就不進行進一步探討了。

二、對古今字的認識

古漢語教材中的古今字教學至今還未形成一套較為完整的教學體系，不可否認是由于其本身存在非常多的混亂現象，這是由于各位學者彼此有不同的觀點，及其“古今字”作為文字學本身概念存在的缺陷所造成的，這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變的，而對古今字進行探討研究的學者還不是很多，古今字的教學也還不受重視，這也是造成其發展停滯不前的部分原因所在。

而在教學過程中，教材存在滯后性也是影響古今字教學的一個重要原因。在《玉篇》中，有“鞭，堅也”，而在現代生活中，很少會用“鞭”來表示堅硬的狀態，一般都是用“硬”，而如此典型的古今字例子并沒有被收入到現代所用教材中去。但是，值得一說的是，現在大部分高校所用的教材多是20世紀80、90年代編著的，我們并不能苛求當時的編者能想象到現代漢字的發展變化，我們只能思考如何在教學環節上進行設計和改革，來調整古今字的教學，使得其既能符合現代的漢字發展潮流，又能契合漢字的歷史文化。

現今古漢語教材中將文字分為四種形態：分別是異體字、古今字、通假字和繁簡字，就大部分學生現代漢語水平來說，較為容易接受的是繁簡字和異體字兩者，探究其原因，會發現這兩種文字形態在字的形態上都表現出較為明顯的差異，比如說筆畫數目不同或者書寫過程存在差異，如“婧屠帷薄舳悅巍薄拜對軟”等字，這些字體即使我們之前沒有接觸過，看到字形會聯想到現代的漢字。學生一般較難理解通假字和古今字的關系，通假字在學生中學學習語文時，就有初步的接觸，在各類的文言文學習中，通假字的現象也是教學重點，比如在《論語》十二章中，“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中“是知也”的知（zhì）實為“智”，是通假字，所以其實大部分學生對于通假字是不陌生的，只是沒有進入深入的學習研究而已。

就教師從各個階段描述漢字的古今字而言，學生因為缺乏文字的時代共通性而難以理解，這使得“古今字”的教學變得較為困難，但是古今字的學習因為貫穿歷史朝代較多，給學生們提供了較多能夠寫成札記的素材，對于文學知識的擴充和培養創新思考能力是極為有幫助的。

三、“古今字”教學改革方法

從實踐的角度出發，現代“古今字”的教學主要是依靠于教材，教師按照教材內容進行講解和部分擴充。而這些對于學生們能真正了解古漢語文化和漢字的變化是遠遠不夠的。教師作為“傳道授業解惑者”，需要時時關注文字研究的發展情況，將部分還未納入教材的“古今字”列入教學內容，以下兩點是筆者認為的較為合適的改革方法。

（一）引入最新漢字研究成果

由于現代知識更新換代的速度極快，在漢字研究上也有較多新的成果出現，使得教學內容更豐富且更貼切時展要求，也能使得教學更為嚴謹。比如在《舊唐書?食貨下》中：“多屬汴河干淺，又般運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此處的“般”是沒有提手旁的，是在元明之際，才給“般”字加了提手旁，即為“搬”，也就有了現代常用的“移動物體的位置”意思的“搬”。實際上，近代漢字的發展，類似“般”與“搬”的例子還有很多，但是很遺憾，這種典型而具有啟發性的例子并沒有被納入教材。相反的，在上古時代，為什么沒有更多的類似用例被流傳下來，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相關文獻在流傳下來的過程中，經歷了一次次有意或無意的修改，這使得原始文獻的本意難以被保留下來，也就難以看清文獻的原貌，使得古漢語的研究過程上出現了些許的偏差。這也就是為何《太田辰夫（1991）后序》認為，“流傳至今的所謂的上古文獻其實都是“后時資料”，并不能用作完全反映當時實際情況的東西。”后人為了顯示他所以為的“真”，在原有文獻的基礎上進行了改動，使得原有存在明顯邊界的現象變得混淆甚至混亂，因此，為了保證教學的準確性和嚴謹，教師必須要強調用近代漢字階段的例子來驗證或者說為講解古今字提供一定的證據。

（二）認清古今字的內涵

現代學生難以學好“古今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乏文字時代性的認識。比如說，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用“具”表示都、皆是，可以認為是通假現象。但是在今天，在已經將音jù的總括副詞規范為“俱”后，再寫“萬事具備，只欠東風”就是寫了一個不規范字，可以認為是犯了語言錯誤。由此可見，由于所處時代背景的不同，相同的思考方式和文字分析是存在變化的，而從歷時的角度講，“具”與“俱”的變化實際上就是一種“古今字”的現象。

在教材中一般是難以將古今字的問題講述清楚的，本著科學嚴謹的教學態度和實事求是的治學要求，古代漢語課程的教學老師和學習古漢語的學生需要進行合作，在現有的基礎上利用一切資源，探究與驗證實例，在任何有聯系的幾個字之間都要思考一下，這幾個字之間有時代的聯系嗎？長此以往，在這樣的教學方式下，學生會發現原本枯燥無味的漢語學習實際上也是十分有樂趣的。而筆者認為，興趣在教學中是十分重要的，古今字的學習并不是能獨立完成的，作為一名合格的古漢語教學教師應在教學過程中，積極擔當引導者的角色，充分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激起他們學習“古今字”的興趣。

結語

古代漢語課程中“古今字”的教學是存在很多需要探究的地方，本文只是冰山一角，我們從古漢語學習中所能感受到的我國傳統文化歷史的傳承和古漢語漢字變化的魅力，是肯定不止這些的，而“古今字”的教學也存在更多的教學方式、教學手段和教學內容值得我們探究。對古今字教學方式和改革是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的，需要文字研究者和學習文字的學生共同探討分享，使得其能在“大同小異”的整體環境下蓬勃發展。古今字作為我們中華民族古代漢字文化的絢爛一筆，有著難以言喻的意義，我們需要進行保護和傳承，將之分享與下一代，讓現代的學生也能了解古漢語的歷史沉淀和文化魅力。語

參考文獻

[1]劉君敬.論古代漢語課程中古今字的教學[J].現代語文（教學研究），2013（12）.

[2]余淑榮.古漢語中容易混淆的用字現象――通假字、古今字與異體字新辨[J].阿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9（04）.

[3]胡廣文.古代漢語教材中的古今字[J].邯鄲學院學報，2005（02）.

篇3

在漢語國際教育大潮流下，與如火如荼地開展的外國留學生漢語普通語言進修教學相對照的，是平穩有序的漢語言本科專業的學位教育。我們在重視漢語國際教育的學生的量的同時，也應注重漢語教育的質，即切實地培養具有良好的漢語言能力和漢語文化知識的人才，這項任務需要漢語言本科及碩士甚至博士教育來完成，雖然與普通進修生的漢語教學相比，學歷教育培養的數量有限，產出周期較長，但是它有著普通語言教學所不能相比的意義。張和生先生曾指出一所大學的漢語國際教育事業要依托漢語言本科專業，以及隨之建立起來的研究生學位教育。高等院校理想的對外漢語教學學生結構應當是以四年制漢語言專業本科生為主體，同時招收應用語言學專業對外漢語教學方向的中外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中、短期漢語進修生。人為地適當控制漢語生或非學歷生在留學生中的比例，將是高校特別是知名高校發展的一種趨勢。這種高瞻遠矚的觀點無疑是將我們的漢語教學放在全球知名高校的人才培養模式中來關照的。值得漢語國際教育界借鑒。

針對外國留學生的漢語言本科專業教學體系既屬于漢語國際教育的范疇，也屬于國家高等教育本科教學體系范疇。因此留學生漢語言本科教學就包含了二者各自的教育教學特征，也應遵循二者的教育規律。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的教學體系要從各類課程上保證本科培養目標的實現，確保培養符合本科培養目標的人才。規范的四年制漢語言本科專業的培養目標通過系統的漢語語言知識的學習和漢語語言及文化類專業課程的學習，培養出具備良好的聽說讀寫的漢語技能，并能熟習中國國情及中國文化的復合型人才，甚至學生有潛質成為各國的漢學家。

在漢語言本科專業的課程體系中，根據大綱的要求，教學內容包括：1.漢語言語技能教學，也就是進行漢語聽、說、讀、寫各專項技能及綜合訓練，逐步提高學生的漢語言語能力及交際能力。2.漢語知識教學，比如詞匯、語音、漢字等基礎知識的講授，使學生具備系統完整的漢語言理論知識。3.中國人文知識及與專業方向有關的知識教學，比如中國文化、中國概況、中國文學、人文地理等，使學生熟悉中國國情，了解中國社會文化，具備基本的中國人文知識。課程體系體現了由打好語言基礎到對語言理論的掌握，再到文學文化知識的浸潤的過程。課程體系尊重二語習得的規律，也重視了人文知識的傳授要求。

作為在高年級開設的中國古代文學課是文化類專業的必修課。古代文學課是依據國家漢辦有關留學生漢語言專業需要而設置的課程，屬于中國人文知識課群。在該課群中，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修習時間是在第四學年，每學期2學分，共4學分，與之相應的，還有中國名著選讀和漢語古籍選讀課程，均為4學分，三門課程總計12學分，在人文知識課程類別中占重要地位。中國名著選讀與漢語古籍選讀均屬作品選讀鑒賞類的課程，在教學中可單獨開課，也可以納入中國古代文學課中，與文學史的教學相得益彰。我校在課程設置中古代文學和古代文學作品賞析兩門課由一位老師統講，在教學中既介紹文學史的發展流變，又賞析經典作品，使學生對古代文學有感性和理性的雙重理解，便于學生更好地掌握古代文學這門課程。

一門語言上升到藝術的高度就是這門語言的文學，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和手段塑造藝術形象，反映現實生活，表現人們的精神境界，通過審美的方式發揮其多方面的社會作用。文學一方面是語言的精華，另一方面也體現著該民族認知世界的方式、審美特征、民族人格內涵等。因此，學習一門語言都要升華到學習該民族的文學的層面上。通過文學可以更好地掌握語言，也可以探究語言背后的文化意蘊。中國古代文學的課程就是基于此，我們不但說中國古代文學是民族文化遺產，是中國的文化精華，更是基于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中國古代文學飽含著豐富的人文底蘊，寄托著古人或空靈或濟世的人生理念，其中蘊含的中國士人的精神和傲骨值得中外學生學習并成為滋養自身精神世界的養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大美境界，是古人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讓現代人在這個科技化的時代還保有著心靈的自由與愜意。對外國人的漢語言專業教育，我們也要考慮到美育和思想領域的教育，這種教育靠什么?就要靠中國傳統的文學。崔永華老師認識到對外國人的漢語言專業教育，也要利用課堂教學、語言實踐活動和校園的文化環境等多種途徑和方式，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文化科學、身體、心理、審美、社會交往等各方面的素質的教育，培養勤奮學習、工作和團結協作的精神，使他們能成為適應國際社會需要的高質量人才。注意到了德育和美育的問題。中國傳統的文學和藝術就是最好的載體。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承擔著獨特的責任，是以語言為載體的文學和文化的教學，其教學目標是培養學生跨文化閱讀與交際的能力，在教學體系中它既是文化類專業課的重要組成部分，又起著漢語言專業的精神導師的作用，使留學生在學好漢語的基礎上，能夠體認中國的文化精神，讓中國古代的優秀作品滋養自己的心靈世界。

二、留學生漢語言本科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的教學策略

基于留學生的漢語認知水平及對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了解的局限性，在針對留學生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中，要充分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在教學中實施切實有效的教學策略，以幫助學生真正地體會古代文學作品的博大精深，能夠激發學習熱情，達到教學目的。從教學實際出發，筆者在從教的過程中積累了以下三方面的策略，收到了一定的教學效果。

(一)文學史發展脈絡作品賞析作家地位三位一體的講授策略

對于外國留學生而言，他們不似中國學生那樣，在中小學階段就對古代詩歌和散文有所接觸，對古代文學有著感性的認識。古代文學于留學生而言，不僅具有語言文字的難度，也具有理解中國獨特審美情懷、中國士人文化精神方面的難度，而后者的難度更大。講授中國文學，留學生可以通過古代的經典作品體認中國士人的審美世界，家國情懷及思辨精神，這些毋庸置疑是語言的精華所在。另一方面，要想讓他們能夠真切地理解作品的優秀內涵與文藝特色，就要對文學的發展脈絡，甚至是中國歷史的大致走向有所了解。呂蔚老師也曾提到這一點，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古代文學課應當讓學生對古代文學有一個史的了解，這一了解基于中國歷史、文化、哲學等基礎之上的針對中國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中國古代文學課一般稱作中國文學史或古代文學史，要使學生掌握古代文學的發展流變，首先要對各種文體的演變歷程有理性的把握，對古代文學各個階段的特征也要有所掌握。對于留學生而言，我們對文學史甚至是文學作品的歷史背景的介紹目的不同于中國學生，而是要通過文學史的簡要介紹，讓學生能加強對作品內容的深入理解，感知作者的寫作動機與蘊含的感情。所以教師在教學中很有必要對文學史的發展做以簡要的介紹。經典作品應該成為中國古代文學課的中心內容，掃除作品中的古漢語語言障礙后，教師應著重將教學內容放在對作品的賞析上，讓留學生仔細體會作品的美感和思想深度。古代文學課是以語言課為承載的文化及藝術鑒賞、審美鑒賞的課程。對流傳下來的經典作品的藝術欣賞，從而感知中國文學的深厚與美感，是課程的一個重要意義，孫蘭也在文章中指出，文學所承載的教學任務是什么?是文化的輸入，也是審美鑒賞的輸入。中國文學所追求的意境之美，是中國文藝美學的獨特之處，言不盡意意在言外的境界都是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集中體現。而這種以含蓄為主的文學面貌就形成了中國文學甚至中國文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因此，只有通過對經典作品的解讀，才能讓學生親自去感知。

在對作品解讀之余，也要給學生介紹重要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名垂千古的作家的風格及其對后代的影響有較為理性的認知。比如在學習陶淵明的田園詩作的同時，學生也應該了解陶淵明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教師應該介紹陶淵明對后代的影響及他的詩作的開創性，才能與作品的賞析交相輝映。我們在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上，要做到將文學史的發展脈絡與優秀文學作品閱讀賞析、作家的藝術特色及地位三者統一結合起來，讓學生既對作品有感性的認識，又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對古代文學的發展流變有一個清晰的把握。

(二)移情策略的有效實施

中國的《尚書堯典》就曾經提出詩言志，作為中國文學大觀的詩歌，是歷代文人表情達意抒發內心情感的工具，詩人們借詩來將內心的情志抒發得淋漓盡致。不論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亙古未有而孤獨大氣的內心獨白式感慨，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靈動淡然，無一不體現出作者個人的獨特精神氣質與別樣的情感世界，而這種精神、這種感情也正是后人所敬仰的精神豐碑。所以我們給留學生講授古代文學，就是將我們的精神文化遺產，我們中國人所敬仰并傳承的精神，傳達給外國學生，讓他們也能領會人類的精神高點，感受作者的真情實感。筆者在教學中，常常將作者所處的情境及生活境遇介紹給學生，讓學生自己去體會，如果換成自己，會有什么樣的感想?是否與作者有相似的情感表露?有很多時候，留學生感受到，作者是代自己說出了心中要表達的語言。將作者情之所動，情之所處讓學生來體會，可以增強學生對作品意蘊的理解，同時也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這種移情的策略重在讓留學生能夠從情感上體認經典作品中蘊含的作者的情與志。筆者很贊同涂文暉老師的見解文學藝術最講究傳情，不能調動學生的感情，這門課就是失敗。對外漢語教師在古代文學課上不僅僅是知識的傳輸者，更應當擔負起情的搭建者。在文學巨匠和外國學生之間搭建起一座情感的橋梁，讓我們的經典作品真正以情打動留學生的心靈，帶給他們別樣的情感體驗，感受詩作中的韻味。

(三)通過吟誦體會古代文學作品的韻律美和意境美

中國是個詩的國度，詩歌在誦讀的過程中更能展現其韻律美和節奏美。詩，讀起來朗朗上口，余音繞梁。中國古代的蒙學即要誦讀詩歌，孩童雖不通其意，然而在誦讀的過程中已經慢慢影響了他們，使他們感知古文古詩，隨著時間的推移，轉而內化為生命的一部分，這就是文化的血液，文化的根基。同時我們也歷來重視吟誦的意義，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會吟即是也。在教學中，教師聲情并茂地誦讀，會將詩中蘊含的感情生動傳情地傳達出來，易于學生接受并樂于去認知。引導學生們自己去誦讀作品，既可以體會漢語的韻律美，又可以增強學生的漢語語感，領會古詩中漢語的語言規律，語法規則，從而可以將學生的漢語提升到一個更高的層次，豐富學生的詞匯量。

中國的詩歌十分講解意境之美。詩作中往往會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韻味。漢詩之大美，也在于不可言說的意境。興象玲瓏不可湊泊是詩作的較高境界。這種韻味與意境僅僅通過講授是很難體會的，必須通過閱讀者的參與，即留學生要通過自己的誦讀來感知其中所蘊含的意境，在誦讀的過程中體會作品的意味悠長，獲得美的享受。這種個體的審美認知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因此在教學中要鼓勵學生多誦讀，從中獲益。此外，一些在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品也應該適度要求學生們背誦，教師的吟誦以及學生的誦讀和背誦的要貫穿教學始終。

除了上述三種主要教學策略外，教師也可以引導學生自己去寫對優秀作品的讀后感想，不必長篇大論，只要有自己的觀點即可，重點在于讓學生們從中得到了一些感受和啟示，這是讓學生能夠內化所學優秀作品的一個方法。留學生的古代文學課與中國學生的教學有所不同，既要考慮學生的實際接受水平，又要兼顧知識點的講授，引導學生對作品的理解欣賞，教師在教學過程應該分清教學輕重，不必面面俱到，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突出重點。

三、基于此教學策略的教學效果

篇4

隴東方言有四個基本聲調（不包括輕聲和變調），調類和普通話相同，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調值如下（以寧縣方言為代表）：

陰平31 陽平35 上聲53 去聲55

注：1.隴東方言的輕聲調值為21，一般不另行標注。

2.隴東方言的單音節詞均讀本調，多音節詞連讀時往往有變調（連讀變調從略）。

3.隴東方言有“語法變調”的現象，變讀出一種長音來，如表示復數人稱的“我的、你的、他的”，讀作：？耷uo311di21、ni311di21、ta311di21；又如表“小”意的子尾詞（名詞及量詞），不疊用則用讀長音的單音節表示：盅子zhon553zi21、車子che553 zi21、盒子huo335zi21、腿子tui555zi21、樣子yan555zi21，等等。

4.隴東方言的慶城話與西峰話，陰平調值為42，似與古入聲有關。

（四）先周語言詞匯

先周語言創造了燦爛的華夏文化并延續了幾千年，但流傳至今有些方言字卻被人們遺忘，使用時隨心所欲，往往以同音字替代（這絕不等同于“通假字”），甚至名家小說以及權威性工具書中每每可以見到同音字替代現象。

概括來說，先周語言詞匯與普通話詞匯大體相同，但先周語言又有其“方言字、方言音、方言義”的特點，例如“”字，《新華字典》做為“邪”的異體字收錄，《辭海》按“邪”的通假字看待，《現代漢語詞典》干脆沒有收錄。

二、先周語言與普通話

（一）古入聲與古韻

依王力先生的觀點，中古漢語的去聲大部分由上古入聲變來。常見古入聲字，在古中原官話中有60%以上派入了去聲，但在隴東方言中，約80%派入了陰平。

1.古入聲字分派

常見古入聲字在普通話和今隴東方言中分派情形：

2.古“陌”韻

眾所周知，在普通話中，“陌”讀mò，“澤”讀zé，“賊”讀zéi，“黑”讀hēi，“北”讀běi，“側”有cè、zhāi兩讀，“肋”有lè、lèi兩讀，“得”有dé、děi兩讀，“脈”有mài、mò兩讀，以普通話讀音讀入聲韻的古詩詞，無異于作繭自縛。何況，傳統京劇中的韻白，還有將“賊”讀zé，“黑”讀hē，“北”讀bō的情形（蘭州話的讀音與之類似），更加五花八門，無所適從。

在廣義的關中地區，確切地說，在隴東地區，“陌”字的現代方言讀音為mei31，中古讀音應為mei42，則古“陌”韻的字至少在唐宋代全部讀為ei韻，入聲（調值為42）。中古時期的隴東方言讀音代表著中古漢語（官話）的讀音。

3.其它古入聲韻

“藥”韻讀如yue，“緝”韻讀如zei。

（二）漢語四聲的演變

依王力先生的觀點，漢語聲調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演變過程，他在《漢語詩律學》中寫道：“上古的聲調只有兩大類，就是平聲和入聲。中古的上聲絕大部分是平聲變來的，少部分是入聲變來的；中古的去聲大部分是入聲變來的，少部分是平聲變來的。”這在北京話中是正確的，在隴東方言中未必如此。

上古的平聲、入聲的調值已不可考，就是中古的平、上、去、入四聲的調值也不甚了了，只有近古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與現代漢語普通話的四聲調類相同，但調值也不一定相同。語音學研究感到困惑的地方，就是古漢語有調類，無調值。本文給出古漢語四聲的模擬調值如下：

平聲35 上聲53 去聲55 入聲42

（三）現代漢語的“文白異讀”

眾所公認，文言文即等同于古漢語，“文讀”即文言文（古漢語）讀音，“白讀”即白話文（現代口語）讀音，普通話是以（現代）北京音為標準音，因此普通話的書面語讀音與口語讀音的差異稱為“文白異讀”無可厚非，但各地方言是否都有“文白異讀”問題，值得商榷。

無可爭議，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書面語讀音與各地方言的口語讀音之間，有時有不一致的地方，這可以稱之為“讀書音”與“口語音”的區別，不可仿北京話有“文白異讀”而在其他方言中也推而廣之，將“文白異讀”定義濫用，這樣會引起混淆，甚至會導致錯誤。例如 “薄、削、角（色）、血、模、熟”等字，在許多方言中，讀書音都是向普通話白話讀音靠攏的，即與所謂的“白讀音”接近，而口語音卻與普通話書面語讀音接近甚至一致，即與所謂的“文讀音”接近或者一致。

隴東方言“文白異讀”與北京話恰好相反：北京話文讀音遵循文言文讀音，白讀音遵循白話文讀音；隴東方言文讀音遵循白話文讀音，白讀音遵循文言文讀音。因為隴東方言所謂的“文讀”，是按現代書面語來讀，接近普通話讀音（即白話文讀音），而所謂“白讀”，是按方言口語音來讀，接近古漢語讀音（即文言文讀音）。

（四）漢語的尖、團音

篇5

關鍵詞： 古漢語 梅縣話 語音

梅縣客家話不僅是該地主要方言，更是客家方言的代表話。現代漢語方言脫胎于古漢語進而獨立發展，而梅縣話保留了古代漢語的語音面貌。客家人根在中原，在南遷的過程中不忘保持自己的語言，保持了中原古漢語的主體成分。

梅州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梅縣話”中“梅縣”的區位，就是如今的梅江區和梅縣區。梅縣話是客家方言的代表話已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客家話節目均采用梅縣話作為播音的標準化語音。

本文擬從聲母對古漢語的保留情況、韻母對古漢語的保留情況和聲調對古漢語的保留情況等三個方面，就梅縣話對上古和中古漢語的傳承性進行分析。

一、聲母的保留情況

（一）古無輕唇音

“古無輕唇音”是錢大昕關于上古聲紐提出的經典論斷。具體指：上古語音系統中不存在非、敷、奉、微這一組聲母，包含在了幫、滂、K、明之中。由于對古代漢語的繼承性，在梅縣話中，這個觀點能夠找到足夠的方言事實加以佐證。梅縣話對上古聲母的保留情況如下：

1.非母字

上古的幫紐分化出中古的幫母和非母，以下非母字在梅縣中就依然保留了上古的重唇音，如“飛”，在梅縣話的口語中讀作[pi44];“發癲”、“發{”中的“發”讀作[pot1]。這類方言事實暗合了以上錢大昕總結的規律。再如“糞”念“[pun53]”。“斧”念“[pu31]”;“腹”則“[p‘uk53]”和“[puk53]”兼而有之，Labov（1994）認為，語言中的新、舊兩式共存，而舊式必將被新式所取代。郭駿提出了過渡式的概念，指原有形式和新出現形式之間的中間狀態。客家話中有很多字已經進入了“半存古”，譬如“非”母中“放”字有文白兩種讀音。

2.敷母字

對該母字的保留已不成體系，筆者只找出保留上古音的現象兩例：其一是“孵蛋”的“孵”，梅縣音為[p‘u53];其二與現代漢語相同，那就是“捧”字，該例字梅縣音為[pu？耷31]。其他敷母字均已進入“新式”階段，趨同于中古音[f]。

3.奉母字

“肥”在客家話中是“[p‘i11]”;狗吠的“吠”讀作[p‘oi51]，姓氏中的“房”字念“[p‘io？耷11]”。再如“輔”字，上古屬于“K”紐字，但中古時期歸入后起的“奉”母。在《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黃雪貞，2002）中，“輔導”一詞中“輔”字被標注為[p‘u31]。

4.微母字

在非組字中，“微”母有兩種讀法[v]和[m]，其中的[m]符合上古的重唇音。這同樣可以佐證“輕唇歸重唇”的規律，例字如下：微[mi11];襪[mat1];忘[mio？耷53]。值得一提的是“屁股”的說法。梅縣地區說作[si53p‘u1]，而香港粵語與廣西北海市合浦縣客話均把“屁股”的第二個音節的聲母――雙唇音[p‘]說成唇齒音[f]。

（二）古無舌上音

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提出“古無舌上音”，指中古的舌上音“知徹澄”組在上古時歸入舌頭音“端透定”之中。對此，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從“異文”、“讀若和反切”、“現代漢語方言”等方面作了證明，其中，“現代漢語方言”的論據均選自閩方言。客家話中也可找到例字，但并不系統，如“知道”念“[ti44]得”;“值”客家話則說“[ti31]”。

（三）見精組字

古“見”“精”二組與細音相拼的字，在普通話或北方官話的大部分地區讀t？揶、t？揶‘、？揶，而梅縣話中卻“見”“精”分明，與細音相拼的見組字讀[kk‘h]，精組字讀[tsts‘s]。

對以上二組字的古讀保存最完整的是閩方言和客家方言（楊劍橋，1999）。其中，梅縣話的聲母有十七個，但并沒有t？揶、t？揶‘、？揶，這正是因為梅縣話保留了見精二組與細音相拼的字的古音，而且是成系統的保留。例字如下：

精組：精[tsin44]、尖[tsiam44]、星[sen44]、信[sin53];見組：見[kian53]、家[ka44]、江[ko？耷44]、溪[hai44]。

（四）微喻疑影母字

零聲母的形成可以追溯為漢語發展過程中的聲母消失現象，普通話中的零聲母主要來自中古的“微”，“喻”，“疑”和“影”母。其中，古“微”母字現在均以w或u開頭，“喻”母分別派入u（w）或i，ü（y），“疑”母和“影”母字除同以上贍鋼外，還有派入a，o，e的例子。梅縣話則有別于現代漢語，與中古音趨同，所以零聲母字遠少于現代漢語。其聲母主要以[v]、[n]、[？耷]、[m]開頭，與中古各母字對應齊整。筆者把例字歸為以下幾類：

1.微母字

該母字有兩種讀法，分別以[m]和[v]為聲母，如：襪[met]、忘[mio？耷]、網[mio？耷]、無[mo];萬[van]、未[vi]。

2.喻母字

該母字仍保留聲母的只有一種情況，讀作[v]，例字如：王[vo？耷]、胃[vi]、偉[vi]。

3.疑母字

該母字大多以[？耷]開頭，如：牙[？耷a]、岸[？耷an]、昂[？耷o？耷]、耳[？耷i]、研[？耷an]、月[？耷iat]。

4.影母字

該母字的聲母只有一種情況[v]，例字如：挖[vat]、甕[vu？耷]、枉[vo？耷]、溫[vun]。

二、韻母的保留情況

（一）入聲韻的成套保留

上古韻母分為陰聲韻，陽聲韻，入聲韻，現代漢語普通話已無入聲，梅縣話卻保留完好。上古漢語的入聲字具有[p]、[t]、[k]三種塞音韻尾，梅縣話對此進行了成套的保留。入聲韻中的職部，錫部，鐸部，屋部，藥部，覺部，物部，質部，月部，緝部，葉部基本可以包含全部讀入聲韻的字，梅縣話的韻尾與擬音基本完全一致，其中，錫、鐸、屋、藥、覺部字收[k]，葉、緝部字收[p]，物、質、月部字收[t]。

相比其他保留入聲的方言，清塞音韻尾已趨于發喉塞音[ ]，被有關學者看做是保留古代字音最多的閩南方言，在口語中，也傾向把清塞音[-p][-t][-k]韻尾發作喉塞音。梅縣話則沒有喉塞音（宮齊，王茂林，2011），無論文讀白讀，都對清塞音韻尾進行了成套的保留。

（二）陽聲韻[-m]尾的保留

古陽聲韻尾[-m][-n][-？耷]三分，而在普通話和漢語多數方言里，[-m]尾早已與[-n]尾合流為[-n]，而梅縣話則成套地保留了上古的三種鼻音韻尾，而且對應嚴整。筆者摘錄的梅縣話例字如下：

“凡、擔、貪、衫、甘、含、庵”等字均收[-m]韻尾;“班、潘、環、繁、灣、單、泉、還、閑、頑、刊、山”等字均收[-n]韻尾;“邦、彭、猛、盲、橫、城、聲、程”等字均收[-？耷]韻尾。[-m]韻尾的字均來自侵部和談部，筆者又比對了黃雪貞的梅縣單字音表與王力的三十韻部表，其中收[-m]韻尾的字也全部來自侵談二部。所以說，梅縣話的[-m]尾是對中古韻尾系統的保留。

三、聲調的保留情況

據《梁書?沈約傳》，中古聲調分平上去入四聲，清朝張成孫的《說文諧聲譜》則對四聲進行了描寫：平聲長言，上聲短言，去聲重言，入聲急言。關于“平分陰陽，濁上變去”的演變規律，梅縣話卻與共同語無異，所以梅縣話對古代語音傳承的最主要特點在于系統性地保留了古入聲，入聲字舉例如下：

“法、答、塔、踏、鴨”等字收[-p]韻尾;“八、潑、伐、挖、結”等字收[-t]韻尾;“百、魄、白、麥、尺”等字收[-k]韻尾。然而，但梅縣話又分陰入與陽入，其中，“全、次清入聲歸陰入，全濁入聲歸陽入”，例字如下：

（1）古入聲清聲母字今于梅縣話中歸陰入：急[k1]、割[kak1]、八[pat1]、節[tsiet1]、摘[tsak1]。

（2）全濁聲母字歸陽入：習[sip5]、舌[set5]、滑[vet5]、直[ts’？藜k5]、石[sak5]。

（3）次濁聲母字部分歸陰入，部分歸陽入：脈[mak1]虐[？耷iok1]肉[？耷iuk1]等字歸陰入;麥[mak5]末[mat5]捋[lok5]等字歸陽入。

梅縣音對入聲進行了成套保留，清入聲全部保留在陰入中，全濁入聲則全部保留在陽入，可見于古代漢語割不斷的源流關系。

四、結語

筆者用大量的語言事實，對梅縣話與古代漢語語音上的源流關系進行了梳理，從聲韻調三個方面進行了闡述，肯定了梅縣話的典型性及它對古漢語傳承的系統性。其中，梅縣話對古代漢語語音的傳承性主要體現古聲母、入聲韻和入聲的保留上。另外，對整套鼻音韻尾的保留也是研究古h語語音的極佳材料。在聲調方面，雖然古代的調值我們無從考證，但梅縣話在調類上成系統的存古。

參考文獻：

[1]Labov，W.Principles of language change：Internal factors.Oxford：Blackwell，1994.

[2]楊劍橋.“尖團音”辨釋.辭書研究，1999（4）：150-154.

篇6

“我”以前也是懷著莫名的興奮盼望和欣賞著每一場大雪的，但直到14歲“我”對寒冷有了新的認識。“我”14歲那年獨自一人到沙漠中去砍柴，“寒風把你從家里帶出的那點溫暖搜刮得一干二凈，讓你渾身上下只剩下寒冷。”“但那個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唯一不同的是作者內心的感受不同：“那夜一野的寒風只吹著我一個人。”而“我”花了一天半，付出凍傷一條腿的代價拉著半車柴火回到家時，“父親一見就問我怎么拉了這點柴，不夠兩天燒的”，口氣中帶著責備，沒有一點點的關心。這種刻骨銘心的“寒冷”的記憶，一方面緣于惡劣的自然環境，但更重要的是當時巨大的生存壓力致使人與人之間變得冷漠、缺少關愛，才使人內心變得莫名的孤獨。

文中寫姑媽的文字也讓我們非常寒心。姑媽孤苦伶仃，很需要親人的關懷和情感的慰藉，她只有一個小小的要求，“天熱了，讓你媽過來暄暄”，她想姑嫂兩人一起曬曬太陽，拉拉家常。而“母親”的反應是“只是望望我，又忙著做她的活”。其實母親當時也很無奈，因為她也有五六個沒長大的孩子要照顧。

小說家斯諾曾說：“我們每個人的個人處境都是悲劇性的。我們每個人都是孤單的，有時我們通過愛情或感情或創造性要素來逃避孤獨，但生命的喜悅只是我們給自己造成的聚光點，道路的邊緣依舊漆黑一團，我們每個人都將孤零零死去。”對于姑媽來說，在她人生冬季到來的時候，她既遭受了寒風的吹徹，同時靈魂也遭受了孤獨的銷噬，她唯一的愿望就是與“我”母親拉家常，姑媽是想通過感情的要素來驅逐或逃避內心的孤獨。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姑媽都走到了生命的冬天。

然而，姑媽還是死在幾年后的一個冬天，之前她盼望的“春天”一直沒有光顧她低矮的土屋和寒冷的心田。“我”和“我”的家人被冬天的雪、冬天的寒風冷了心境，生活的奔波，讓我們忘卻了河對岸的親人，感受不到她的關切與渴望。直到姑媽在寒冷的冬天離去，才使人思忖起姑媽曾經的話語。

篇7

“格”在古漢語中的解釋如下：

名詞，樹木的長枝條。庚信《小園賦》：“枝格相交。”柵欄。杜甫《潼關吏》詩：“連云列戰格。”格子。沈括《夢溪筆談》卷一：“窗格上有火燃處。”。名詞，格式；標準。龔自珍《己亥雜詩》：“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特指法律條文。風格。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成語有“別具一格”。動詞，阻止；阻礙。《史記孫賓傳》：“形格勢禁”（被形勢所阻止。）成語有“格格不入”。抵擋，抵御。晁錯《言兵事疏》：“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動詞，擊；打擊。《后漢書鐘離意傳》：“乃解衣就格。”今有雙音詞“格殺”、“格斗”。動詞，推究；研究。《禮記大學》：“致知在格物。”。動詞，正；糾正。《孟子離婁上》：“叭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動詞，到。《尚書君奭》：“格于皇天。” 來。《尚書湯誓》：“格爾眾庶。”。

（來源：文章屋網 ）

篇8

上古直到中古時期，漢語語音音系沒有現代漢語的j、q、x聲母，只有z、c、s聲母與i及ü拼合而得的尖音音節，按照昆曲的分法，凡z、c、s聲母的字都算尖音字。現代漢語的有些方言中仍然有尖音，例如粵語（廣州話）的“酒”，讀音為ziǒu，不懂得尖音的人誤以為讀音是zǒu。現代隴東方言雖無尖音，但對許多古尖音字的讀音與普通話有很大不同，倒是與古尖音非常接近，只不過聲母換成了j、q、x而已。

古漢語發展到今天，就全國范圍而言，尖音已基本消失，但在許多地方存有尖音的“痕跡”，通過這些蛛絲馬跡，可以看出古尖音的演變乃至消亡的歷程。

古漢語中“足、促、俗”的擬音大致為zü42、cü42、sü42，普通話中此三字的聲母分別為z、c、s，今隴東方言中此三字的聲母分別為j、q、x，可以想見，在古代某個時期，長安地區、隴東地區、中原大部地區及中國其它許多地區的讀音都是足zü42、促cü42、俗sü42，北京地區開化較晚，唐代尚屬幽州管轄，不足以成為漢語的尖音現象的代表音。到了金、元時期，大都（北京）成了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大都語音對漢語讀音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但還未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周德清的《中原音韻》的刊行，將近代漢語語音規范到了“陰陽上去”四聲的圈子里，入聲幾乎全部消失，尖音基本消失。尖音消失的結果是j、q、x聲母的出現。那么，j、q、x聲母是怎樣從古漢語中分化出來的呢？很有可能從尖音字的聲母演化而來。

漢語方言中有一個普通話缺如的單韻母[Ч]，[Ч]韻母的發音方法與國際音標的[r]與[z]相似，屬于舌尖中音，其發音效果介于普通話“如（ru）”與英語單詞“zoo”之間，在漢語方言中，可單獨作韻母，也可作介音構成復韻母，本文為了拼寫方便，采用普通話的u韻母代替方言的[Ч]韻母，因為隴東方言中zh、ch、sh、r諸聲母的合口呼字的韻母或介音全是[Ч]而不是u，因而不會引起混淆。如隴東方言的代表話寧縣方言有zhu、chu、shu、ru、zhua、chua、shua、rua、zhuai、chuai、shuai、zhuan、chuan、shuan、ruan、zhuan、chuan、shuan、zhui、chui、shui、rui、zhun、chun、shun、run、zhuo、chuo、shuo、

ruo、zhon、chon、ron等三十多個音節，轄有常用字四百多個。

《辭海》、《現代漢語詞典》等工具書，甚至連《新華字典》這樣的常用工具書，在注音時都說明：“趨”，“趣”，古又同“促”；而“促”，“蹙”，“蹴”三字同音，推論是：上述五字古代屬同音字，后來分化出了不同讀音。

上古時代，確定無有j、q、x聲母，因此，上述五字讀音若相同，擬音用國際音標表示應該是[ts‘Ч42]（古尖音、入聲）。到了中古時代，上述五字的讀音在中原廣大地區演變成了cü42（古尖音、入聲）。近古時代，上述五字的讀音仍然是尖音，有明代的《洪武正韻》的反切音為證，至少在讀書人圈子里是這樣。但是，元代周德清按照當時漢語白話音的實際讀音（以大都官話讀音為代表）記錄編纂的《中原音韻》刊行以后，加速了白話讀音的普及，于是，加劇了尖團音的分化，上述五字在北京官話中，“促”、“蹙”、“蹴”成了典型的團音cù，“趣”、“趨”讀成尖音（cü）；而隴東方言把“促”、“趨”、“趣”讀成了尖音cü42，“蹙”、“蹴”依舊讀成[ts‘Ч] 42（古尖音、入聲）。現代漢語普通話中以上五字的讀音從略。

以“朱、出、書、入”為例，普通話讀作：zhū，chū，shū，rù，今隴東方言讀作：[tsЧ]31，[ts‘Ч] 31，[sЧ] 31，[zЧ] 31，而中原地區中古擬音為：zhǖ、chǖ、shǖ、rǜ，可以將中古音稱為“準尖音”。

上古時代，“足、竹、舉”同音，現代普通話分別讀作：足zú、竹zhú、舉jǔ，讀音差異很大，全是團音，已看不出尖音的痕跡，但現代隴東方言分別讀作：足ju31、竹[tsЧ]31、舉ju53，讀音非常接近，有尖有團，通過[Ч]韻母就把它們統一起來了。

以上推論的演變過程，解釋了由古尖音聲母分化出j、q、x聲母的一種來源，是關于ü韻母字的一種演變模式，而在此演變過程中，隴東方言的[Ч]韻母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寧縣的盤克話，把普通話zh、ch、sh、r聲母拼合口呼韻母u的字，韻母都變成了-i（實際上是[～]），而zh、ch、sh、r聲母與u作韻頭的韻母相拼時，韻頭全部丟失。（有個關于盤克話的段子：一出chī門看著chē柳樹shì上拴shān了一個老rǐ牛，尿得chǎcha哩。）鎮原話把普通話zh、ch、sh、r聲母拼合口呼韻母u的字，聲母變成了z、c、s、[z]，韻母都變成了-i（實際上是[J]），而zh、ch、sh、r聲母與u作韻頭的韻母相拼時，聲母變成了z、c、s、[z]，韻頭全部丟失，這種語音現象也視為為“尖音”。（有個關于鎮原話的段子：順sèn住cǐ朱zǐ家莊zān轉zàn過去就是鐘zēn家川cān。）

篇9

形容詞致使結構附加成分考察

俄藏黑水城易類文獻疑難詞句解讀

“厭勝”之詞義考辨及相關問題研究

淺談《廣韻》訓釋中的組詞為訓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增補“所以”考論

“比目魚”類系列趣難詞底蘊的闡釋

孔穎達疏破杜預注三題

《白虎通疏證》白文句讀失誤例析

從魏晉時期字體發展看《蘭亭序》真偽論辯

考“事”“視”之確義求“指事”之真諦

李白詩歌顏色詞句法性質分析

近古百種韻書-m韻尾消變的歷時進程

《史記》三家注音訓材料整理與研究

漢日同形詞對比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訓詁學理論及實踐:黃侃與楊樹達

《三禮注》詞源學理論、方法論與實踐考察

《說文》正篆―重文中的秦漢分化字

姿態動詞“興、作、起”的共時同現與歷時替換

上古漢語回指代詞賓語類受事話題句的衰落及其原因

中古漢語雙音節“×來”式時間語詞再考察

從語篇角度分析上古漢語的“初”和“昔”

晉語表輕貶意義的句末語氣詞“還”

兩漢方言詞歷史演變研究綜述

方言詞語諧音理據研究

分化型雙音合成詞中心語素的分化條件

論漢語詞義對詞典單音多義詞義項排序的影響

《現代漢語詞典》收錄多義離合詞分析

從同一性看量詞與名量兼類

關于主觀性和主觀化學說的反思

中小學語文教學語言學指導理論的語用學轉向

現代漢語歇后語結構的動態考察

臺灣國語“VP說”的變異性考察

現代漢語定中黏合結構研究綜論

論古漢語介詞“以”的基本功能——伴隨格

《漢語大詞典》收雙音假設連詞書證義項商補

梁僧伽婆羅譯《孔雀王呪經》“梁言”詞例釋

現代漢語方言“采摘類詞”的共時差異及成因

試論動詞性短語向區別詞的轉化

漢語辭書輔助表達功能的發展演變研究

羅明堅、利瑪竇《葡漢辭典》詞匯問題舉隅

構建“中國語用學”的三個基本問題

時空詞語“前”、“先”的古今詞義對比研究

“止戈為武”辨證—兼談中國傳統戰爭思想

論鄭玄《周禮注》從泛時角度對字際關系的溝通

毛亨、鄭玄、孔穎達《詩經》修辭訓解比較

時刻”的語法化——兼論漢語名詞的副詞化機制

歷史語法學中的一個悖論與古代漢語的雙賓語結構

篇10

第一節 隴東方言是漢語最主要的基礎方言

由于西周的首都在鎬（hào），其地距長安（今西安市）甚近，可視為長安即周都，后經漢、唐盛世，長安成為聞名世界的古都，故后人一般都以為古長安方言是古漢語的代表話即母體語言，殊不知長安方言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頭語言是先周語言，是先周部族長期生活過的隴東地區的方言，因此，先周語言才是古漢語的母體語言。

先周語言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代表作即為《詩》、《書》。秦漢時期的漢語（書面語）仍然以先周語言為母體語言，這在《說文解字》中可以得到明證。唐詩、宋詞用先周語言來讀顯得非常押韻，說明唐宋時期的漢語依然與先周語言高度一致。至于明清小說中反映出的先周語言的廣泛應用，還是說明了先周語言與古漢語的一致性。

先周語言的主要特點：1.與普通話的音系完全一致；2.有古漢語的尖團音；3.先周語言與部分古韻及文白異讀一致；4.先周語言代表了古漢語的聲調。

所謂先周，是指周王朝建立之前的時代，它與夏、商并存，歷經1000余年。先周發祥地在邰地（今陜西武功），但先周最重要的發展時期是在隴東（古“”bīn國，舊文獻作古“豳”國）度過的，歷經500余年。其間公劉、慶節父子在“京”地（今甘肅寧縣）建立了古國，公劉及其后的先周諸王成為西北地區諸侯心目中的“天子”（沈約說“諸侯以天子禮待公劉”）。先周傳至古公父，又離開豳地遷往岐下（今陜西岐山）。

先周語言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代表作即為《詩》、《書》。秦漢時期的漢語（書面語）仍然以先周語言為母體語言，這在《說文解字》中可以得到明證。唐詩、宋詞用先周語言來讀顯得非常押韻，說明唐宋時期的漢語依然與先周語言高度一致。至于明清小說中反映出的先周語言的廣泛應用，還是說明了先周語言與古漢語的一致性。

一、先周語言的內涵

（一）先周語言的形成

漢語是漢民族的共同語，又是國家的官方語言，漢族人口在全國人口中占到95%以上，因此漢語在全國的文化交流活動中地位非常重要。

在中國這樣廣闊的地域里，歷史上形成了許多方言，但最初的漢語書面語是在哪種主要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關鍵。但是目前學術界尚無統一的見解（某些人著書立說，主張古漢語起源于粵語，實乃偏見）。依日本著名的漢學家橋本萬太郎先生的說法：漢語的晉方言較多地代表了漢語的口語層，秦方言較多地代表了漢語的文言層。筆者比較贊同這種觀點。無論如何，夏朝的國都在山西，說明山西開化較早，其語言對漢語當然有較大的影響，而秦方言，準確點說是秦隴方言，再具體點說是隴東方言（先周語言），奠定了漢語書面語的基礎并進而形成了漢語的構架與體系，歷經幾千年的發展，終于演變成了今天的普通話。

中國歷史，較詳細的文字記載始于周代，其最主要的代表作是《詩經》、《尚書》、《周禮》等。周王朝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語言文字的統一，形成了西周初期的“普通話”――主要代表是后世流傳廣泛、影響深遠的《詩經》――西周官話，但它的基礎方言卻是先周語言。

所謂先周，是指周王朝建立之前的時代，它與夏、商并存，歷經1000余年。先周發祥地在邰地（今陜西武功），但先周最重要的發展時期是在隴東（古“”bīn國，舊文獻作古“豳”國）度過的，歷經500余年。其間公劉、慶節父子在“京”地（今甘肅寧縣）建立了古國，公劉及其后的先周諸王成為西北地區諸侯心目中的“天子”（沈約說“諸侯以天子禮待公劉”）。先周傳至古公父，又離開豳地遷往岐下（今陜西岐山）。

先周遷往岐下歷時不足百年即滅商建周，岐下時日甚短，不足以在語言文字方面形成新的體系，因此，先周語言應以國語言為準。

西周政權建立以后，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統一語言，這里所指的主要是書面語言。西周初期統一全國語言時使用的是周族的語言，即先周語言，也就是規范化了的古隴東方言。以后的長安官話、洛陽官話、汴梁官話、臨安官話、南京官話、北京官話，都是在此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由于西周的首都在鎬（hào），其地距長安（今西安市）甚近，可視為長安即周都，后經漢、唐盛世，長安成為聞名世界的古都，故后人一般都以為古長安方言是古漢語的代表話即母體語言，殊不知長安方言是流，不是源，真正的源頭語言是先周語言，是先周部族長期生活過的隴東地區的方言，因此，先周語言才是古漢語的母體語言。

（二）先周語言概貌

先周語言（隴東方言）今通行于隴東地區、關中地區及陜、甘、寧、青等省的許多地方，但除關中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方言幾乎都沒有前鼻音尾韻。

先周語言（隴東方言）的代表語言――早勝話，包含了普通話所有的聲母和韻母，音節數也大致相當。另外，先周語言還有幾個特殊的音素：聲母[？耷]，韻母[Ч]和[щ]。零聲母字也有較大差異。

先周語言（隴東方言）的聲調不可考，應該有入聲，上古時期可能只有平聲和入聲，到中古時期形成完備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隴東方言有陰、陽、上、去四聲。

（三）先周語言音系

1.聲母

聲母共有24個，包括半元音y、w（不包括零聲母符號），與普通話相比，多了一個“？耷”（該聲母主要見于人稱代詞“我”及其形聲字，還有一些古“疑”母字），常見字有“我、俄、蛾、鵝、餓、訛、厄、惡、萼”等，有的地點方言讀？耷e，有的地點方言讀？耷uo，聲調依字而異。

另外，普通話的開口呼零聲母字，如“愛、安、恩、偶”等字，隴東方言是n聲母或？耷聲母；普通話的部分齊齒呼零聲母字，如“牙、眼、咬、硬”等字，隴東方言是n聲母的齊齒呼。

極狹隘的地點方言間或會出現[v]、[z]、[pf]及[pf‘]的聲母，但不具代表性。

2.韻母

隴東方言大部分地點方言缺乏普通話的前鼻音尾韻，普通話的其他韻母全有，隴東方言又有幾個獨特的韻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