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異型淋巴細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SysmexXS-500i血液分析儀；人工鏡檢；檢測；異型淋巴細胞

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及病毒感染是由于外周血中出現異型淋巴細胞，臨床上常采用血涂片染色人工分類計數的方法計數其比例[1]。隨著檢驗技術的發展，SysmexXS-500i血液分析儀因其診斷準確率高，具有異型淋巴細胞提示功能，在臨床上被廣泛的運用。為此，本文特將兩種檢測技術的結果進行對比分析，現報告如下。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收集我院2011年4月～2014年5月進行異性淋巴細胞計數的標本150例，其中，以單核細胞型為主的標本有50例，以幼稚型細胞為主的標本有60例，以漿細胞型為主的標本有40例。

1.2方法 儀器及試劑：SysmexXS-500i血液分析儀；顯微鏡；乙二胺四乙酸二甲；血樣采集采用硅化管抗凝。

檢驗方法：①人工鏡檢檢測：將患者標本制成厚薄均一、體尾分明的涂片，采用瑞士-吉姆薩染液染色后，在顯微鏡觀察下，選擇體、尾處的血膜，計數100個白細胞。②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檢測：人工分類計數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20%的標本20份，人工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10%，小于20%的標本30份，人工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0%，小于10%的標本40份，人工異型淋巴細胞計數為0%的標本為60份。將人工分類的異型淋巴細胞送至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檢測，記錄各標本的異型淋巴細胞提示信息。

1.3觀察指標 觀察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與人工鏡檢的的檢測符合率。

1.4統計學處理 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與人工鏡檢的各項觀察指標情況采用SPSS18.0軟件進行統計處理。檢測符合率采用？字2檢驗，以P

2結果

人工鏡檢結果：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20%的標本10份，符合率為50.00%，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10%，小于20%的標本15份，符合率為50.00%，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0%，小于10%的標本28份，符合率為70.00%，異型淋巴細胞計數為0%的標本為40份，符合率為66.67%。

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檢測結果：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20%的標本18份，符合率為90.00%，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10%，小于20%的標本29份，符合率為96.67%，異型淋巴細胞計數大于0%，小于10%的標本39份，符合率為97.50%，異型淋巴細胞計數為0%的標本有57份，符合率為95.00%。

由此可知，SysmexXS-500i全自動血液分析儀檢測符合率明顯優于人工鏡檢的總符合率（P

3討論

異型淋巴細胞主要是由于病毒與B淋巴細胞受體結合形成，在不斷的復制及增殖過程中，被T淋巴細胞識別，從而激發T細胞的增殖及轉化，出現在循環血液中，形成細胞毒性效應，主要以T細胞及B細胞為主[2]。

近年來研究發現，異型淋巴細胞與EB病毒感染有關，EB病毒的囊膜主要由感染的細胞核膜組成，核膜上有識別淋巴細胞上的EB病毒受體，EB病毒導致的傳染性細胞增多癥中的異型淋巴細胞顯著增多。根據異型淋巴細胞與病毒的關系，臨床檢驗中應加強異型淋巴細胞的檢查。在檢測過程中，應采用最新的檢查技術，提高異型淋巴細胞的檢測率，確保傳染性單核細胞增多癥的及時確診，及時治療[3]。SysmexXS-500i自動化血液分析儀主要采用半導體激光照射分析技術，結合核酸染色技術，當半導體激光照射被檢測細胞時，細胞內容物被側向散射光反映出來，細胞體積被前向散射光反映出來，其中，側向散射光被主要反映細胞內的DNA與RNA的含量，通過細胞產生的信號對異型淋巴細胞計數[4]。正常淋巴細胞的特點為體積小、顆粒少，在前向散射光及側向散射光的二維三點圖上表現為低前向散射光及側向散射光。由于EB病毒的刺激，異型淋巴細胞表現為體積大、顆粒少等特點，在SysmexXS-500i自動化血液分析儀檢測中，表現為高前向散射光、低側向散射光，在正常的淋巴細胞上形成一個淋巴細胞群，并表現為向上拖尾的形狀[5]。測定異型淋巴細胞比傳染性單核細胞多了一個指標，但是由于異型淋巴細胞的形態具有多樣性，大淋巴細胞的診斷難度較大，采用人工鏡檢技術會存在一定的誤差。而SysmexXS-500i全自動化血液分析儀，可通過利用前向散射光及側向散射光這一特性，為區分淋巴細胞提供了指標[6]。

綜上情況可知，SysmexXS-500i全自動化血液分析儀檢測符合率明顯優于人工鏡檢的總符合率（P

總而言之，SysmexXS-500i全自動化血液分析儀檢測異型淋巴細胞總符合率明顯優于人工鏡檢，可將檢測結果及時反饋至臨床，為臨床治療提供依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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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關鍵詞] 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MYC；Bcl-2；臨床特征

[中圖分類號] R73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6）06（b）-0025-04

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是彌漫性增生的大B細胞惡性腫瘤，瘤細胞核大于或等于正常巨噬細胞核，或超過2倍正常淋巴細胞，包括縱隔（胸腺）大B細胞淋巴瘤、血管內大B細胞淋巴瘤等。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NHL）中最為常見的一種類型，其在組織學、免疫表型、病因學、遺傳學、臨床病理特征和預后等方面都表現出高度的異質性[1]，不同亞類的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臨床過程和預后不盡相同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細胞不同的免疫表型可能與腫瘤的生物學行為和預后有密切關系?！半p打擊”B細胞淋巴瘤（double-hit lymphoma，DHL）是一種近年來被確認的B細胞淋巴瘤分子分型，主要涉及MYC和Bcl-2基因的重排[2]。近年來，MYC和Bcl-2蛋白的異常表達與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發生、發展的關系逐漸受到關注，本研究也通過檢測MYC和Bcl-2蛋白的表達水平來了解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的臨床特征，從而判斷患者的療效及預后，可能具有重大的臨床意義。同時本研究還通過分析MYC和Bcl-2蛋白陽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以期評估不同MYC或Bcl-2蛋白表達水平患者的療效及預后。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2年1月～2016年1月第三軍醫大學附屬大坪醫院收治的61例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的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為首發病例，且臨床資料完整，均符合年世界衛生組織制訂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的診斷標準[1]。其中男33例，女28例；年齡45～70歲，平均（62.97±12.42）歲；原發部位：腹股溝淋巴結23例，胃腸道18例，頸部14例，其他6例；細胞來源：生發中心內亞型24例，生發中心外亞型37例；IPI評分0～1分13例，2分17例，3分19例，4～5分12例；臨床分期：Ⅰ～Ⅱ期27例，Ⅲ～Ⅳ期34例；緩解40例，未緩解21例；1年總生存51例，3年總生存41例。所有患者均經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會審核批準。

1.2 檢測方法

將患者淋巴結組織蠟塊標本經10%中性甲醛溶液固定，常規脫水，石蠟包埋，4 μm厚切片，常規脫蠟水化。0.3%過氧化氫（H2O2）阻斷內源性過氧化物酶，10%小牛血清封閉切片，滴加一抗，4℃過夜。PBS洗后滴加廣譜生物素化二抗（1∶200，北京中杉金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SP復合物（1∶200），DBA顯色（DBA試劑盒購于北京中杉金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蘇木精復染細胞核，脫水，透明，封片。分別設相應陽性、陰性、空白對照。所有病理標本切片用PBS液代替一抗作陰性對照。MYC蛋白主要表達在細胞核和細胞漿，Bcl-2蛋白表達在細胞質，主要表現為棕黃色或棕褐色細小顆粒。400倍高倍鏡下對隨機選取10個視野，每個視野計數100個細胞，計數陽性率，陽性率>10%為陽性表達。

1.3 觀察指標及評價標準

觀察患者MYC、Bcl-2的陽性表達率；觀察患者的性別、年齡、原發部位、細胞來源、結外受侵情況、淋巴瘤國際預后指數（IPI）評分、臨床分期、治療效果及生存情況分布等臨床特征；觀察比較Bcl-2/MYC陽性及陰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觀察MYC或Bcl-2陽性表達的臨床特征差異。國際預后指數（IPI）評價標準：年齡≤60歲=0分，>60歲=1分；行為狀態0、1為0分，2、3、4為1分；Ann Arbor分期Ⅰ或Ⅱ期為0分，Ⅲ、Ⅳ期為1分；LDH正常為0分，高于正常為1分；結外病變受侵部位數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Bcl-2/MYC陽性與陰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

Bcl-2/MYC陽性表達患者性別、年齡、原發部位及細胞來源與Bcl-2/MYC陰性表達患者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Bcl-2/MYC陽性表達患者結外受侵情況、IPI評分、臨床分期、治療效果及生存情況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Bcl-2陽性與MYC陽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

Bcl-2陽性表達患者性別、年齡、原發部位、細胞來源、結外受侵情況、IPI評分、臨床分期、治療效果及生存情況分布相似，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3 討論

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作為常見的侵襲性淋巴瘤，是一種起源于淋巴組織的增殖性疾病，其臨床療效及預后的差異性較大。由于其惡性程度較高，發病原因及發病機制不甚明了，且該病常常呈進展性，大多數患者確診時已為晚期。未予治療的患者，1年生存率極低，若給予聯合利妥昔單抗（美羅華）的方案化療，可獲得較為滿意的臨床緩解率和較長的無病生存率。但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多發于老年人，本次研究中納入患者的平均年齡為（58.97±12.42）歲，患者療效及耐受性均較差，因此治療前有效評估患者的臨床療效及預后對于臨床治療方案的制訂尤為重要。由于IPI綜合了年齡、侵犯部位、疾病進展程度和腫瘤負荷等多項參數，長期以來被廣泛應用于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預后的評估，并一直被用作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判斷預后的指標之一[3]。

研究顯示，IPI每增加1分，死亡風險增加1.055倍[4]。大量研究發現，遺傳學異常多可累及多條染色體，而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常見的發生遺傳學改變的基因為MYC、Bcl-2、Bcl-6[5-7]。MYC基因是位于染色體8q24的原癌基因，是一種轉錄因子，具有重要的細胞功能，對細胞生長、增殖、分化、代謝及促進新生血管形成等發揮重要作用[8]。大量研究表明，c-MYC基因異常與非霍奇金淋巴瘤不良預后相關，c-MYC重排是獨立于IPI的不良預后因子[9-12]。Akkaya等[13]研究發現，MYC基因異常與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預后密切相關，可作為預測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的預后因素并指導治療。c-MYC基因易位引起的重排較少見，淋巴結和結外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中出現c-MYC重排的發生率分別為2%和10%，但胃腸道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可高達28%，且治療后完全緩解率較高[14-15]。Bcl-2基因易位是濾泡性淋巴瘤的遺傳學特征，存在于20%～30%的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中，提示腫瘤起自濾泡性淋巴瘤高度惡性轉化[16]，大量的研究表明Bcl-2蛋白可以作為獨立于臨床分期和免疫類型的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預后因子[17-20]。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可包括中心母細胞型、免疫母細胞型、富于T細胞/組織細胞型、間變細胞型、漿母細胞型及表達ALK全長型，而常見型有以下3種亞型：①中心母細胞型：最為常見的一種，瘤細胞主要為中心母細胞；②免疫母細胞型：是DLBCL中與免疫母細胞相似的、數量占腫瘤細胞的絕大多數的類型；③間變細胞型：腫瘤細胞胞體大、異形多核。DLBCL變異型較少見，其病變部位可出現黏液間質和原纖維樣基質。本次研究中，Bcl-2/MYC陽性表達患者其IPI評分情況總體高于Bcl-2/MYC陰性患者，而緩解率、1年生存率及3生存率均明顯低于Bcl-2/MYC陰性患者，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國外大量研究顯示，MYC和Bcl-2高表達，提示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預后較差[21-22]。而國內張曉娟等[23]研究也發現，MYC和Bcl-2低表達均可使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總生存時間及無進展生存期延長，MYC和Bcl-2的檢測對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的預后具有判斷價值，可作為判斷預后的分子標志物。由此可見，MYC和Bcl-2在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臨床治療效果及預后評估中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Bcl-2和Bcl-6陽性表達提示近期療效與預后不佳，其水平可被視為獨立的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分析因素，對患者治療過程中病情發展的預測、個體化治療策略的制訂有重要意義[24]。Green等[25]研究發現，免疫組化法檢測MYC和Bcl-2共陽性表達患者治療后完全緩解率低，3年生存期及無進展生存期均短于非共陽性表達患者。但MYC與Bcl-2共存于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的概率并不是很高，多數情況下是MYC或Bcl-2異常表達，有研究者回顧性分析了30例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的臨床資料，結果顯示MYC、Bcl-2共陽性表達率為30%[26]。目前，關于MYC和Bcl-2的臨床價值差異的相關研究極為少見，因此本研究觀察比較了MYC陽性表達患者與Bcl-2陽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差異，結果發現Bcl-2陽性表達患者性別、年齡、原發部位、細胞來源、結外受侵情況、IPI評分、臨床分期、治療效果及生存情況分布相似（P > 0.05），尚未發現MYC與Bcl-2異常表達對彌漫大B細胞淋巴瘤在療效及預后評估方面的價值差異，但本次研究納入的樣本量較少，希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擴大樣本量，以進一步證實。

綜上所述，Bcl-2或MYC陽性表達與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及療效相關，且MYC陽性表達與Bcl-2陽性表達患者的臨床特征無明顯差異，提示MYC與Bcl-2在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中存在相似的臨床評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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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患者女性，72歲，糖尿病9年。高血壓8年。1年前右足麻木疼痛，四月前右足扭傷致輕度裂縫骨折，后右小腿肌肉開始腫脹。查體：患者呈貧血貌，淺表淋巴結未觸及腫大。右小腿硬腫，皮溫高，輕度指壓性水腫。右足下垂，背曲，跖曲受限。深淺感覺均消失。

MRI檢查示：右小腿后部肌肉體積不規則增大，信號不均，可見多發長梭形團塊狀、結節狀異常信號，FST2WI呈稍高信號，T1WI呈稍低信號，FST1WI呈等信號，肌肉正常形態尚可辨認，肌間隙清楚，增強后，病變呈明顯欠均勻團狀強化。

討論：惡性淋巴瘤是淋巴結和（或）淋巴組織的免疫細胞腫瘤【1-4】，來源于淋巴細胞組織的惡變，可分為霍奇金?。℉D）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兩類，近些年發病率逐漸上升，尤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多以淋巴結受累常見，而原發于骨骼肌組織的則很少見，且大部分為NHL，繼發者較原發者高近10倍。原發于骨骼肌的淋巴瘤主要表現為軟組織團塊及相鄰重要器官受壓迫而產生功能及形態改變。原發病灶多以長骨肌束為主，如下肢及臀部，一般沿肌束為中心向兩端生長呈梭形，常伴皮膚及鄰近骨膜受侵，多為有痛性、彌漫性生長且邊界不清的腫塊，區域淋巴結受侵少見。其中最多見的病理類型為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T細胞淋巴瘤偶見。

原發于骨骼肌間的淋巴瘤影像學表現主要有；

（1）病變肌肉呈彌漫性增大，形態尚可分辨；

（2）腫瘤的供血豐富，且少見壞死，故行CT、MRI增強掃描腫瘤呈中度不均勻強化；

（3）相鄰骨骼可多處受侵，表現為髓內多發水腫區。

（4）局部淋巴結及遠處淋巴結可腫大。

（5）多見于四肢，尤以大腿及上肢部位好發。

（6）中老年人多見。

（7）臨床表現為腫脹、疼痛及全身不適，可伴發熱、消瘦，少數患者可無任何不適。

本例患者為老年女性，臨床主要表現為右小腿腫脹，病變位于右小腿骨骼肌內，MRI上表現為小腿肌肉彌漫性腫大，受累肌肉形態仍可辨認，增強掃描病變呈明顯不均勻強化，應考慮到惡性淋巴瘤可能，但由于該例患者有糖尿病病史，故本病例曾誤診為糖尿病肌病，經免疫組化確診為大B細胞淋巴瘤?，F回顧總結，以增加對本病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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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摘要】 本研究探討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對惡性淋巴系統血液病的療效。通過8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及3例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在前期化療基礎上進行造血干細胞移植，分別觀察造血重建、并發癥及生存期等指標，以了解造血干細胞移植對該類疾病的療效。結果表明：HSCT后11例患者(其中自體移植7例，異基因移植4例)造血順利恢復，均能達到完全緩解（CR）。隨訪3年，5例NHL患者無病生存，1例NHL患者于移植后2個月死亡，1例自殺；4例接受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的患者中，1例非霍奇金淋巴瘤（NK細胞型）移植后79天死亡，1例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無病生存，2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分別于移植后第54天、第17個月死亡。結論：造血干細胞移植是治療惡性淋巴系統血液疾病的一個有效手段，但自體HSCT的患者尚有一定的復發率，而異基因HSCT患者有可能因嚴重的移植相關并發癥而死亡。

【關鍵詞】 造血干細胞移植；淋巴瘤；淋巴細胞白血病

Effect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Malignant Hematologic Disease of Lymphatic System

AbstractThe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HSCT) in treatment for hematologic maglignacies of lymphatic system. Through observing 8 patients with non-Hodgkin′s lymphoma (NHL) and 3 patients with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ho received auto or allo-HSCT after chemotheraphy， the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complication and surviral time were evalua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1 patients (7 patients after auto-PBSCT， 4 patients after allo-PBSCT) all achieved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and complete remission (CR). Within three years following-up， 5 patients with NHL were survival， but one case of NHL died at the 2 months after auto-PBSCT， one patient suicided. From 4 cases received allo-PBSCT， one patiant with NHL (NK cell) was died at 79 days later， one patient with chronic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as surviving， another 2 cases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ere dead at 17 months and 54 days respectively after allo-PBSCT. In conclusion HSCT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hematologic maglignancies of lymphatic system， but the replase would occur in some patients received auto-PBSCT. The others by allo-PBSCT might die of severe complication of transplantation.

Key words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lymphoma; lymphoblastic leukemia

造血干細胞移植（HSCT）已被公認為是治療惡性血液病的有效方法，特別是對急慢性白血病及中高度惡性、初治耐藥、易于復發等預后不良淋巴瘤效果尤為突出［1］。外周血造血干細胞移植（PBHSCT）是HSCT中的一種類型，因其采集方法簡便，移植后造血重建迅速，痛苦相對較少，易于被患者個人或供者接受，而廣泛應用于臨床治療。本研究在已有的造血干細胞移植研究基礎上［2-7］，重點探討HSCT治療淋巴系統惡性血液病的效果。

材料和方法

病種和移植類型

11例移植患者中，男6例，女5例，年齡15-56歲（中位年齡35歲），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8例（彌漫性大B細胞型5例，B細胞源性2例，NK細胞型1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2例，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1例。移植類型：自體外周血干細胞移植7例，異基因HLA單倍相合親緣移植4例（其中2例為非清髓移植，2例為清髓移植）（表1）。 Table 1. Information of 11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hematologic disease of lymphatic system after HSCT（略）

干細胞的采集、動員、保存

對所有異基因造血干細胞供者均予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動員外周血干細胞，10 μg/（kg·d）分2次皮下注射共5天，所有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先予環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聯合G-CSF動員外周血干細胞，再用CS-3000 plus (Baxter公司產品)分離外周血干細胞，每次循環血量10 L左右，如1次采集干細胞數量不足，可于第2日重復采集直至CD34+細胞數量超過3×106/kg，將采集到的外周血造血干細胞放置液氮中保存。

預處理方案及干細胞回輸

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auto-HSCT)中，有6例采用CBV方案(CTX/VP-16/CCNU)，1例選用MA方案（MIT/Ara-C）進行移植術前預處理。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allo-HSCT)中，2例非清髓干細胞移植者，1例采用環磷酰胺+阿糖胞苷+全身照射（CTX/Ara-C/TBI），1例采用氟達拉濱(fludarabine，FAMP)+環磷酰胺進行預處理；2例清髓干細胞移植者，1例采用CTX+TBI，1例采用CTX/VP-16/TBI進行術前預處理。所有患者在預處理結束后均予以輸注含CD34+細胞數平均為5.5 ×106/kg的未去T細胞的移植物，移植后即開始使用G-CSF （300 μg/d），直至WBC ＞3 ×109/L后停用。

結果

造血重建

11例患者中性粒細胞（ANC）＞0.5×109/L平均天數為11（8-18）天，血小板（Plt） ＞20×109/L平均天數為12（8-23）天（表2）。Table 2.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complication and prognosis of 11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hematologic disease of lymphatic system after HSCT（略）

并發癥

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中，3例患者在骨髓抑制期間出現肛周、口咽部、頸靜脈置管處感染，1例在造血功能恢復前因血小板低出現泌尿系出血。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中，1例出現移植物抗宿主?。℅VHD）及肝靜脈閉塞病（veno-occlusive diseease，VOD），1例出現移植物抗宿主病及出血性膀胱炎（hemorrhagic cystitis，HC）、間質性肺炎。

近期療效

8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5例為彌漫大B細胞型，2例為B細胞源性，1例為NK/T細胞型，移植前5例CR，3例PR，按文獻［8］標準，外周血干細胞移植術后8例均為CR；3例淋巴細胞白血病患者中1例為CLL A期，2例為ALL，其中有1例多次復發，移植術后3例均達到CR。

生存期

隨訪3年，自體移植7例患者中，除1例自殺身亡，1例術后再次復發出現肝臟、中樞神經系統廣泛浸潤，于移植術后2月死亡外，其余5例均無病生存。異基因移植4例患者中，除1例CLL患者無病生存外，其余3例分別于移植后54天、2個月、17個月死亡。

討論

上述7例auto-HSCT患者均為非霍奇金淋巴瘤彌漫大B細胞型或B細胞型，已有報道明確表明，放（化）療大約可使30%的NHL病人長期存活，但對于中、高度惡性NHL病人的長期生存改善不明顯，auto-PBSCT已成為中、高度惡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病人治療的標準方案之一［9］。對于初治未達到CR的侵襲性NHL病人，常規挽救治療的效果比較差，長期無病生存率很低，而auto-PBSCT卻能獲得較高的CR率和PR率，5年生存率達37%［10］。我院所采用auto-PBSCT治療的7例患者中，有3例為初治未達到CR的淋巴瘤，5例為中度惡性淋巴瘤，經過auto-PBSCT后7例均達到CR標準，其中1例彌漫大B細胞型患者移植前經CHOP方案、proMACE-cytoBOM方案、MACOP-B方案多次化療后均不能緩解，行auto-PBSCT治療后復查各項指標提示達到CR標準，但2月后再次復發，出現肝臟及中樞神經系統廣泛侵潤最終導致死亡。因此可以說，自體干細胞移植無供受者之間的免疫排斥，合并癥少，造血重建快，既使出現骨髓抑制引發的感染、出血、貧血癥狀，予以細胞因子刺激造血，同時加強抗感染、輸紅細胞懸液、血小板及對癥處理后也可迅速恢復，確實是治療中高度惡性、初治耐藥難治性惡性淋巴瘤的有效方法，但同時也要看到因為自體干細胞移植缺乏GVL效應，易于在移植之后再次復發，降低了auto-PBSCT對該類疾病的總體有效率。

鑒于auto-HSCT治療NHL有一定的復發率，且國際上也存在采用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allo-HSCT）治療侵襲性淋巴瘤的病例，遂予例8患者進行了非清髓allo-HSCT治療，移植過程中患者造血重建恢復迅速，也未出現嚴重GVHD及其他相關移植并發癥，可能與術中有效使用環孢素（CsA）、驍悉（MMF）進行移植物抗宿主病預防有關，但移植后患者再次復發，較術前有明顯進展，出現顱內及脾臟多處浸潤。有研究表明，對侵襲性淋巴瘤的治療，可考慮采用allo-HSCT取代auto-HSCT， 但采用allo-HSCT仍有25%復發率，且移植相關死亡率較高，使其總體生存率（OS）僅有18%-35%［11，12］，近年來有報道顯示采用allo-HSCT治療惡性淋巴瘤OS可升至76%［13］，所以allo-HSCT對NHL具有治愈潛能，但因其高移植相關死亡率，同時也存在移植后復發可能，因此需有選擇地對該類患者進行allo-HSCT。目前，allo-HSCT在治療急性白血病方面已得到公認。在上述11例患者中，有2例ALL患者進行了清髓allo-HSCT，分別采用CTX+TBI、CTX+VP16+TBI作為預處理方案。例6患者造血重建略有延遲，例7造血重建迅速，分別出現Ⅱ度aGVHD和Ⅲ度aGVHD，移植后2例患者均完全緩解，但例7因同時存在出血性膀胱炎及巨細胞病毒感染導致的間質性肺炎于移植后第54天死亡，例6因廣泛性cGVHD在移植17個月后死亡。雖然allo-HSCT治療急性白血病效果已得到肯定，但上述2例患者無病生存時間較短可能與預處理強度、配型為單倍相合及嚴重移植相關并發癥有關。此外，allo-HSCT在CLL中的應用也逐漸被重視起來。Pavletic等［14］報道了用allo-HSCT治療23例CLL的情況，結果顯示在這些移植后患者中完全緩解率達到87%，5年的無病生存率僅為65%，復發率為5%。雖然本研究中僅有1例為采用非清髓allo-HSCT治療的CLL患者，但其移植后亦達到完全緩解并且無病生存。綜上所述，雖然自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尚存在復發的可能，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有一定的移植相關死亡率，但造血干細胞移植仍然是治療惡性淋巴系統血液疾病的一個有效方法，值得在臨床工作中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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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陳寶安，熊輝霞，丁家華等.非清髓異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細胞移植后嵌合體分析.中國實驗血液學雜志，2006；14：313-317

3 陳寶安，張琰，丁家華等.非清髓造血干細胞移植后致敏供者淋巴細胞輸注對嵌合狀態及GVHD影響的實驗研究.中國實驗血液學雜志，2006；14：102-106

4 陳寶安，畢延智，丁家華等.非清髓性骨髓移植誘導異基因受者小鼠免疫耐受的實驗研究. 中國實驗血液學雜志，2005；13：1054-1057

5 丁家華，陳寶安，孫雪梅等.非清髓性外周血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慢性期及加速期的療效觀察.臨床血液學雜志，2005；18：292-294

6 丁家華，陳寶安，董偉民等.非清髓外周血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白血病·淋巴瘤，2004；13：136-138

7陳寶安，熊輝霞，丁家華等.非清髓異基因外周造血干細胞移植治療難治性惡性血液病.臨床腫瘤學雜志，2005；10：14-17

8張之南.血液病診斷及療效標準.北京:科學出版社出版，1998: 342-349

9Gutierrez-Dekgado F，Maloney DG，Pressow OW，et al.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splantation for non-Hodgkin′s lymphoma: comparison of rediation-based and chemotherapy-only preparative regimens.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01；28;455-461

10 Vose JM，Zhang MJ，Rowlings PA，et al. Autologous transplantation for diffuse aggressive non-Hodgkin′s lymphoma in patients never achieving remission:a report from the autologous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 registry. J Clin Oncol， 2001；19:406-413

11 Vaishampayan U， Karanes C， Du W， et al. Outcome of relapsed non-Hodgkin′s lymphoma patients after allogeneic and autologous transplantation. Cancer Invest，2002；20:303-310

12Mitterbauer M， Neumeister P， Kalh P， et al. Long-term clinical and molecular remission after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SCT) in patients with poor prognosis non-Hodgkin′s lymphoma. Leukemia，2001；15:635-641

篇5

關鍵詞：CD8陽性T細胞;乳腺癌;保護性免疫標記物

乳腺癌是世界范圍內發生于女性中最常見、最致命的惡性腫瘤。雖然近年來通過早期診斷和多重療法使得乳腺癌患者的預后有了改善，但評價期預后的方法仍然較為局限，因此目前迫切的需要能對其早期評價且篩選出能受益于高選擇性的靶向治療的預后標記物 [1]。通過基因表達檢測，近段時間來一些免疫細胞相關的基因標記物被發現也是判斷乳腺癌患者生存的良好預后判斷因子[2]。目前為止很多實驗證實了在直腸癌、肺癌、食管癌、卵巢癌、腎透明細胞癌和胰腺癌患者中，CD8+T細胞的陽性浸潤與這些患者更長的生存時間密切相關[5-10]。本次實驗的目的是通過免疫組化染色396例乳腺癌標本中浸潤于癌巢和癌組織間質中的CD8+ T細胞，統計學分析其與患者DFS和OS之間的相關性。

1.材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本實驗包括1990年至2003年岳陽市二醫院普外科396例術前未做任何治療的淋巴結陰性乳腺癌患者腫瘤組織標本。腫瘤分期為T1期至T3期，且在手術時無遠處轉移。每一例患者都有完整的相關隨訪資料。通過篩選，在這396例標本中，215（54.3%）例患者接受了經典根治術和放療，181（45.7%）例患者接受了乳腺癌改良根治術。所有患者診斷時的年齡：33～89歲，平均年齡：（58.3±2.4）歲。有332例患者的經過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乳腺癌組織標本可用來進行免疫組化實驗。平均隨訪時間為152個月，在此期間，53（15.6%）例患者死于乳腺癌復發、轉移，46（13.6%）例患者死于與乳腺癌不相關的其他疾病，7（2.1%）例患者死亡原因不明，233例（68.7%）仍然生存，90（26.5%）例患者發生腫瘤的局部復發。進行統計學分析時我們剔除了死于其他原因的乳腺癌患者。

1.2方法 根據以前文獻報道的免疫組化染色標準法[3]，我們對厚度為4？m的乳腺癌組織進行了免疫組化染色。福爾馬林固定、石蠟包埋的乳腺癌組織依次浸泡于不同濃度梯度的酒精和二甲苯，置于PH10的檸檬酸鹽緩沖液中并加熱25分鐘以行抗原修復，3%過氧化氫溶液在室溫下反應5分鐘，1：50稀釋的單克隆CD8抗體在室溫下反應60分鐘，二抗在室溫下反應30分鐘，與DAB溶液在室溫下反應5分鐘，與蘇木精溶液染色5分鐘，蓋玻片后將切片置于奧林帕斯顯微鏡下由本文中兩位受過組織免疫組化診斷培訓且不知所有標本臨床病理情況的作者進行觀察評價。所有實驗都包含陽性（扁桃體）和陰性對照（未加一抗），所有的對照都顯示出適當的實驗結果。

1.3結果評價 CD8+ T細胞呈棕褐色細胞膜染。根據以往文獻的報道[4]，我們評價了乳腺癌組織癌巢和癌間質中CD8+ T細胞的浸潤強度，簡而言之，癌巢CD8+ T細胞指浸潤于乳腺癌細胞之間或與癌細胞直接接觸的CD8+ T細胞，癌間質CD8+ T細胞指浸潤于癌巢之外間質中不與癌細胞直接接觸的CD8+ T細胞。我們采用了一種半定量評分法評價CD8+ T細胞的浸潤強度：0，無CD8+ T細胞浸潤;1+，CD8+ T細胞的弱陽性浸潤;2+，CD8+ T細胞的中等陽性浸潤;3+，CD8+ T細胞的強陽性浸潤。如兩位評價者對某一染色標本的評價結果不一致，切片會被重新評價討論直到達成共識。

1.4統計學分析 Kaplan-Meier 法計算乳腺癌患者生存率?；颊邿o病生存時間（DFS）定義為乳腺癌確診至復發時間（包括局部復發，遠處轉移及發生對側乳腺癌），總生存時間（OS）為乳腺癌患者確診至死于該病的時間。單因素和多因素COX分析用于評價CD8+ T細胞和其他預后因子對乳腺癌3討論

研究證實CD8陽性T細胞對人類多種惡性腫瘤的預后具有保護性效應[5-6]，然而其在乳腺癌中的預后意義目前尚存在爭論。通過免疫組化染色CD8+ T細胞表面的CD8分子，我們測定了CD8+ T細胞在乳腺癌組織癌巢和癌間質中的浸潤強度，然后分析了此細胞與332例淋巴結陰性乳腺癌患者預后的相關性。雖然癌間質CD8+ T細胞對患者生存沒有保護性效應，但癌巢中CD8+ T細胞陽性浸潤卻與乳腺癌患者更長的DFS和OS密切相關，且獨立于傳統預后判斷因子如確診年齡、腫瘤大小、組織學分級、雌激素受體狀態、孕激素受體狀態、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和Ki-67的表達。本實驗的結果證實以CD8+ T 細胞為代表的細胞免疫系統，在乳腺癌的發生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抗腫瘤作用。 本實驗和其他研究證實CD8+ T細胞的陽性浸潤與惡性腫瘤患者的更長的生存時間密切相關，表明雖然在惡性腫瘤抑制性微環境中CD8+ T細胞仍然發揮著抗腫瘤效應。Anz 等人的研究證實了雖然乳腺髓樣癌中浸潤有大量的FOXP3陽性調節性T細胞，CD8+ T細胞與患者良好的預后密切相關[7]，表明了在決定乳腺癌患者生存方面CD8+ T細胞的重要作用。

總而言之，本實驗結果表明乳腺癌癌巢CD8+ T細胞對乳腺癌患者預后有著顯著的保護性效應。能夠改善其預后這就表明了以CD8+ T細胞代表的細胞免疫系統有著良好的抗腫瘤效應，這種對患者生存的保護性作用可作為一種新型的免疫治療手段改善乳腺癌患者的預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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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5-0019(2009)7-0017-02

[摘要]目的:分析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變化及其臨床意義。方法:慢性乙型肝炎患者152例,乙肝引起的肝硬化28例,健康對照者30例。采用流式細胞儀檢測各自外周血淋巴細胞CD3+、CD4+、CD8+、CD4+/CD8+等,并進行統計學分析。結果:與健康對照組比較,重度慢性乙型肝炎、肝炎肝硬化患者外周血CD3+、CD4+、CD8+均有顯著性下降(P0.05)。結論:重度慢性肝炎及肝硬化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細胞免疫功能紊亂,可能與其預后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關鍵詞]乙型肝炎;慢性;T淋巴細胞亞群

HBV感染是一個全球關注的健康問題,也是世界范圍內導致慢性肝臟疾病最常見的原因。乙型肝炎的臨床表現、病變程度及預后差異很大。正常情況下,大多數免疫功能健全的成人感染HBV后可通過免疫應答的協調作用將其清除并獲得對HBV再次感染的抵抗力。但仍有5~10%的HBV感染者或經垂直途徑感染HBV的人群不能有效清除病毒,從而導致HBV的持續感染,甚至最終發展為肝硬化或肝癌。許多研究表明機體的細胞免疫功能參與了慢性乙型肝炎的發病過程并在其中起著重要作用[1]。為此,我們應用流式細胞儀檢測慢性乙型肝炎患者T淋巴細胞亞群水平,研究這些指標測定的臨床意義。

1資料與方法

1.1病例選擇:收集2003年5月～2006年7月在龍口經濟開發區醫院住院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共152例。其中男性101例,女性51例;輕中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94例,重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58例。152例患者中HBVDNA定量檢測陽性102例(HBVDNA>107拷貝/ml59例,HBVDNA

1.2方法

1.2.1標本采集:采集患者晨起空腹靜脈血4ml,分成兩份,每份2ml。一份不加抗凝劑,分離血清后用于肝臟功能、肝炎病毒血清標記物ELISA檢測及HBVDNA定量檢測;另一份用EDTAK2抗凝,用于流式細胞儀檢測。

1.2.2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檢測:采用常規免疫熒光標記三色FACSCalibur流式細胞儀(美國BD公司)6小時內測定CD3+、CD4+、CD8+絕對值計數。

1.2.3肝臟功能檢測: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進行肝臟功能生化指標檢測。

1.2.4肝炎病毒血清標記物ELISA檢測:選用華美生物工程公司的肝炎病毒血清標記物ELISA檢測試劑盒進行肝炎病毒血清標記物檢測。

1.2.5HBVDNA定量檢測:選用深圳匹基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HBVDNA熒光定量試劑盒。HBVDNA檢測結果均大于1×103copies/ml為陽性。

1.3統計學分析:應用SPSS12.0進行統計學分析。所有數據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數據的顯著性比較采用方差分析和兩兩比較的q檢驗。P

2結果

2.1患者的臨床特點:輕中度慢性乙型肝炎組、重度慢性乙型肝炎組、肝炎肝硬化組患者的性別比、病程、ALT無統計學差異,具可比性。肝炎肝硬化組與重度慢性乙型肝炎組患者在血清總膽紅素水平、凝血酶原時間、血清白蛋白水平與血漿凝血酶原活動度相比無顯著差異,具可比性。

2.2外周血淋巴細胞各亞群特點:與正常對照組比較,輕中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CD3+、CD4+、CD8+及CD4+/CD8+比值無統計學差異;重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及肝炎肝硬變組外周血中CD3+、CD4+、CD8+均有顯著性下降(P

2.3HBVDNA不同復制水平患者的各亞群特點:102例HBVDNA定量檢測陽性患者中HBVDNA>107拷貝/ml59例,HBVDNA

3討論

乙型肝炎是一種免疫相關性疾病,其發病機制非常復雜。機體感染HBV后對肝細胞的損傷程度主要取決于機體的免疫應答[3]。一旦感染HBV,機體免疫狀態的平衡將被打破,無論體液免疫還是特異性細胞免疫應答在乙肝患者的外周血和肝臟中都將會有所體現[4-6]。因此研究HBV免疫病理機制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分析慢性感染者的外周血或肝臟來源的淋巴細胞亞群的組成[7]。

本組資料主要通過對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外周血CD3+、CD4+、CD8+淋巴細胞及CD4+/CD8+比值進行分析了解不同疾病狀態淋巴細胞的變化特點。結果表明,與健康對照組比較,輕中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淋巴細胞絕對值變化不明顯,而重度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及肝炎肝硬化患者外周血中CD3+、CD4+、CD8+值則明顯下降,并以肝炎肝硬化患者的下降最為顯著(P

本組資料也對不同疾病狀態下CD4+/CD8+比值變化進行分析,但未提示顯著性差異(P>0.05)。對HBVDNA高水平和低水平組的分別分析也未發現T細胞亞群之間的統計學差異,提示乙型肝炎患者外周血T亞群細胞數和比值變化與HBV復制活躍程度無明顯關系,進一步說明肝細胞病變與細胞內HBV數量無明顯相關性。

既往曾有學者研究重型肝炎的免疫[8,9]反應,結果提示慢性重型肝炎患者CD3+、CD4+、CD8+T淋巴細胞絕對值明顯低于肝硬化患者,呈現出相似的相關性。

篇7

關鍵詞：流產 封閉抗體 免疫治療 主動

【中圖分類號】R4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1879(2012)02-0068-02

流產是母胎之間的免疫狀態失衡，復發性流產的發病率為1%～5%，原因不明者約有50%，其中大約80%以上是與免疫因素相關。對此可將復發性流產分為非免疫類復發性流產和免疫類復發性流產。不明原因的復發性流產是指排除染色體、解剖、內分泌、感染和自身免疫方面的因素后未能發現其他導致流產的原因，也叫同種免疫類復發性流產。我院自2009年9至2011年9月經門診篩查出不明原因的復發性流產患者116例，予淋巴細胞免疫治療，效果理想，現報道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對象。

均為來本院門診就診的復發性流產患者，連續自然流產2～6次。經門診常規篩查排除遺傳、內分泌、感染、生殖器官解剖異常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封閉抗體陰性的復發性流產患者共116例，年齡21～42歲，平均29.4歲。

1.2 方法。

1.2.1 封閉抗體檢測方法。

采用補體依賴性淋巴細胞毒試驗檢測，患者血清為抗血清，丈夫淋巴細胞為靶細胞。

1.2.2 淋巴細胞免疫治療方法。

充分向夫妻雙方告知主動免疫治療的意義和風險，并同意接受治療。主動免疫原采用符合要求的丈夫（或無關第三個體）的淋巴細胞，抽取丈夫（或無關第三個體）抗凝外周血30ml，用Ficoll淋巴細胞分離液提取淋巴細胞，生理鹽水洗滌3次，加1ml生理鹽水稀釋，于妻子前臂內側分3點作皮下注射，每次0.1ml，活細胞數為 （3.0～4.0）×107/ml。

1.2.3 治療時間。

于計劃懷孕前3月開始行淋巴細胞免疫治療，每3周1次,共計4次（一療程）。末次免疫后2周復查封閉抗體,若已轉為陽性,即可考慮懷孕。鼓勵在療程結束后3個月內懷孕，如成功妊娠后予以加強治療。若陽轉后仍未能懷孕，每隔8周左右再注射一次以維持封閉抗體的濃度。陰性者繼續進行下一個療程的免疫治療直至封閉抗體轉為陽性后再考慮受孕。確診懷孕后每隔2周注射淋巴細胞一次直至妊娠12周。

1.3 妊娠成功標準指標。

封閉抗體陽性并成功妊娠至12周。

2 結果

接受丈夫（或無關第三個體）淋巴細胞主動免疫治療116例，其中108例為接受一個療程的淋巴細胞免疫免疫后復查封閉抗體陽性，轉陽率93%；6例為接受2個療程后復查封閉抗體陽性；2例進行2個療程復查封閉抗體仍為陰性。成功妊娠者中有74例足月分娩，2例早產，1例晚孕失訪，27例目前成功妊娠，治療成功率為89.65%。接受免疫療法患者分娩的76嬰幼兒隨訪結果，2例早產兒體重2.2kg、2.0kg，出生后轉兒科健康出院；其余體重均在2.5～3.7kg，出生時表型正常，生長發育均正常，子代身體發育與智力發育均與同齡兒童無顯著性差異。

3 討論

人類白細胞抗原是是廣泛存在人體組織及有核細胞表面的并可引起強烈排除反應的抗原。現代生殖免疫學認為妊娠是成功的半同種免疫移植，正常妊娠時，夫妻雙方HLA抗原不相容，胚胎所攜帶的父源性抗原能刺激母體免疫系統產生封閉抗體。封閉抗體是防止輔T淋巴細胞識別胎兒抗原的抑制物，可以和滋養細胞結合并將其偽裝，防止母體對其的識別和排斥，并加速滋養細胞的生長。不明原因的復發性流產患者與母體缺乏封閉抗體有關。封閉抗體的不足導致母體對胚胎產生免疫攻擊，母體對胚胎產生強烈排除以致反復流產［1］。

據此產生了采用患者丈夫或無關個體淋巴細胞進行主動免疫的治療方法，以達到母胎間的細胞性免疫排斥反應減少流產率的發生。

在臨床工作中應嚴格選用病例，對于同一的連續2次或2次以上流產者并排除遺傳、內分泌、感染、生殖器官解剖異常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患者納入治療對象。供血者治療前完善相關血液的檢查包括血常規、凝血功能、肝炎系列全套、艾滋病抗體、梅毒血清學檢查、Rh血型及致畸四項的檢查。經過治療后有114例封閉抗體轉為陽性，101例成功妊娠，76例娩出健康活嬰，子代身體發育與智力發育均與同齡兒童無顯著性差異，與林其德等［2］的報道相似。這說明經過淋巴細胞免疫治療后母體內封閉抗體形成，免疫耐受形成，可保護胚胎免受母體免疫攻擊，可有效的治療不明原因的復發性流產患者。同時淋巴細胞免疫治療操作相對簡單，成功率高，和其他混合型淋巴細胞治療相比副作用小，有利于避免母體對紅細胞或血小板等抗原致敏的優點?？傊畬τ诜忾]抗體陰性的RSA患者應用淋巴細胞主動免疫治療能提高封閉抗體的陽性率及妊娠的成功率。淋巴細胞主動免疫治療復發性流產安全有效。

參考文獻

篇8

【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微淋巴管密度(micro-lymphatic vessel density, MLVD)和內皮細胞特異性分子-1 (Endothelial cell specific molecule-1, ESM-1)在膽囊癌組織中的表達情況及相關性。 方法 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膽囊癌組織MLVD和ESM-1的表達情況，分析二者在膽囊癌組織表達的相關性。 結果 膽囊癌組織中MLVD和ESM-1的表達比慢性膽囊炎組織的表達差異明顯，顯著升高(t=4.025和χ2=20.833，P均

【關鍵詞】 膽囊癌；微淋巴管密度；內皮細胞特異性分子-1

研究證實，D2-40是一種高度特異和高度靈敏的淋巴管標記物，它的發現促進了腫瘤淋巴轉移的研究成為熱點［1］。大量研究表明，ESM-1與多種腫瘤的發生、發展及轉移密切相關。ESM-1不僅影響腫瘤血管內皮細胞免疫學特性而且與腫瘤血管生成密切相關，ESM-1在腫瘤血管生成過程中起到重要的調節作用［2］。本研究通過分析膽囊癌中MLVD和ESM-1的表達及相關性，探討ESM-1與腫瘤淋巴結轉移的相關性。

資料和方法

一 一般資料

選取中山大學附屬第五醫院普通外科2007年1月至2010年1月收治，經病理組織學確診且術后標本蠟塊保存完好的膽囊腺癌病理標本47例。隨機選取同期慢性膽囊炎標本25例做為對照組?；颊吣挲g為36-72歲，中位年齡53.7歲；病理組織學分級：高分化腺癌15例，中分化腺癌20例，低分化腺癌12例。所有病例術前均未接受過新輔助化療及放射治療，并除外合并其他惡性腫瘤病例。

二 材料和方法

1 主要試劑:鼠抗人單克隆抗體D2-40、ESM-1單克隆抗體、PV9000檢測試劑盒、DAB顯色試劑盒、生物素標記抗小鼠IgG等均購自武漢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2 實驗方法：膽囊癌組織中D2-40標記的微淋巴管密度和ESM-1表達的測定。所有標本經40g/L甲醛溶液固定，常規脫水包埋，Envision免疫組化二步法染色。

3 結果判斷標準 微淋巴管密度(MLVD)計數：D2-40蛋白定位于細胞質或細胞膜中，陽性表達為出現棕黃色或褐色顆粒。D2-40陽性標準及MLVD計數參照Weidner方法并加以改進，任何被染成棕黃色孤立的內皮細胞，條索狀、裂隙狀、管狀細胞團，只要能與臨近的腫瘤細胞或其它結締組織分開，即可視為一個微淋巴管，而不以是否形成管腔為計數單位。高倍鏡下記錄4個視野內的微淋巴管數，取其平均數作為該腫瘤的MLVD值，測量窗面積為0.906mm2。各組MLVD用（均數士標準差）表示。ESM-1蛋白以細胞質內明顯有黃色或棕黃色顆粒為陽性。首先按陽性細胞百分率記分：≤5%為0分，6%～25%為1分，26%～50%為2分，51%～75%為3分，≥76%為4分。其次按著色強度分為4個等級，無著色為0分，淡黃色為1分，黃色為2分，棕黃色為3分，最后將兩者積分乘積為0表示陰性( - )，1為陽性，其中1～2 表示弱陽性( + )，3～4表示陽性( + + )，≥5為強陽性( + + + )。

三 統計學處理

使用SPSS1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MLVD與ESM-1表達的相互關系采用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檢測標準均取為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1 膽囊癌組織中MLVD和ESM-1的表達。D2-40陽性表達定位在淋巴管內皮細胞，從形態上看，D2-40陽性的脈管符合淋巴管的特征：管壁較薄，為單層內皮細胞構成，而含有紅細胞的脈管即血管染色為陰性。在膽囊癌組織和慢性膽囊炎組織中均可見到陽性染色的淋巴管，膽囊癌組織中絕大多數淋巴管位于腫瘤間質組織內，管壁薄，管腔大小不一，形態不規則，部分淋巴管內可見癌細胞侵入。膽囊癌組織中MLVD和ESM-1的表達比慢性膽囊炎組織的表達差異明顯，顯著升高，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4.025和χ2=20.833，P均

2 膽囊癌組織中MLVD和ESM-1的表達的相關性分析。根據ESM-1的評分值與MLVD值的關系，作Spearman等級相關分析，表明兩者之間存在密切相關(r＝0.661，P＜0.05)。

4（16.0%）

討 論

ESM-1是1996年由法國科學家Lassalle等從人臍靜脈內皮細胞cDNA文庫中克隆出的一種新型內皮細胞特異性分子。研究證實，ESM-1是一種主要存在于細胞表面、細胞外基質和體液中的硫酸皮膚素蛋白多糖，其與腫瘤的形成、發展和侵襲轉移等生理病理過程有關。目前認為ESM-1在人類腫瘤中明顯高表達，通過酶聯免疫學方法可以發現在晚期肺癌病人血清中ESM-1明顯增高。近年來，ESM-1mRNA水平也被認為是包括肺癌在內的幾種惡性腫瘤預后不佳的最重要分子標記物之一，同時研究發現在腫瘤發生的動物模型中ESM-1與腫瘤進展有明顯的相關性［3］。

腫瘤淋巴道轉移的機制目前仍不十分清楚，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腫瘤組織中是否除了新生血管外還存在新生淋巴管？后者是否同新生血管一樣，也為腫瘤提供了轉移通道，雖然淋巴管對腫瘤轉移的作用非常明顯，但由于長期缺乏適當的淋巴內皮特異性標記物和對淋巴管生成因子的認識，使得我們對腫瘤淋巴管生成的研究相對滯后于血管生成。最近隨著一種新型具有高度特異性、敏感性的淋巴管標記物D2-40的出現，腫瘤新生淋巴管形成與腫瘤轉移的關系成為關注焦點。D2-40是新近發現的一種單克隆抗體，可與分子量為40KD的唾液酸糖蛋白M2A特異性結合，而M2A表達于淋巴管內皮，血管內皮不表達，經過組織超微結構和其它淋巴管標記物對比證實，此抗體對淋巴管內皮具有很強的特異性和敏感性。盡管惡性血管腫如血管肉瘤中的惡性血管內皮細胞也為D2-40陽性，但由于非血管源性腫瘤中淋巴管及血管內皮為良性，D2-40可以廣泛用于腫瘤新生淋巴管的研究［4］。

最近研究顯示血管內皮細胞生長因子與HGF/SF結合24小時后能導致人臍靜脈內皮細胞ESM-1水平的上調，同時VEGF本身和HGF/SF特殊信號受體-蛋氨酸也伴隨著上調，這說明在腫瘤的進展過程中ESM-1的表達與腫瘤血管形成有明顯的相關性［5］。

本實驗利用特異性淋巴管內皮標記物D2-40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進行膽囊癌組織MLVD的測定，以及ESM-1在膽囊癌中表達情況的研究，分析MLVD和ESM-1表達的相關性，探討ESM-1與腫瘤淋巴結轉移的關系。結果表明MLVD和ESM-1在膽囊癌組織中高表達，MLVD和ESM-1在膽囊癌組織中的表達具有正相關性。說明了膽囊癌組織中ESM-1促進了MLVD的高表達，提示ESM-1參與了膽囊癌淋巴管的形成以及腫瘤細胞的淋巴轉移，其具體機制尚待進一步研究。

資助基金：珠海市衛生局醫學科研基金（項目編號201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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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消化道腫瘤；化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

[中圖分類號] R73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4）08（a）-0040-03

Changes of lymphocyte subset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tract tumor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PENG Jieya1 HE Yajun1 ZENG Xiaodan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Guangzhou Red Cross Hospital，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220， China； 2.Laboratory Medical Science，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1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 cell subsets （CD3+） T cells， T lymphocytes （CD4+）， T lymphocytes （CD8+） and CD4+/CD8+ ratio digestive tract tumor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change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patients with digestive tract tumor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Method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D3+， CD4+， CD8+ cell percentage and the ratio of CD4+/CD8+ in different types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and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chemotherapy CD3+， CD4+， CD4+/CD8+ ratio of gastrointestinal cancer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CD8+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lon cancer and stomach cancer patients after chemotherapy CD3+， CD4+ percentages were higher than before chemotherapy （P < 0.05）， the percentage of CD8+ was lower （P < 0.05），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atients with rectal cancer after chemotherapy CD3+ percentage was higher before chemotherapy （P < 0.05）， the percentage of CD8+ was lower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ile CD4+ and CD4+/CD8+ ratio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Conclusion For the digestive tract tumor， detecting the change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to understand the immune dynamic， in determining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and assess the prognosis monitoring， etc.， all have very important clin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igestive tract tumor； Before and after chemotherapy； T-lymphocyte subsets

T淋巴細胞是一種胸腺依賴性淋巴細胞，是構成機體免疫防御系統的重要成分，隨著對腫瘤免疫機制的了解和腫瘤免疫治療的應用，越來越多的細胞免疫檢測指標被用來監測腫瘤的發生、發展和判斷治療效果及預后，目前應用較廣泛的是T細胞亞群的測定，對于判斷癌癥患者的免疫狀態具有重要的意義。T淋巴細胞包括兩個主要亞群（CD4和CD8）。在正常情況下，機體內兩個T細胞亞群之間，保持一定的數量比例，維持平衡狀態。當機體發生腫瘤時，該平衡狀態被破壞，嚴重影響兩個T細胞亞群之間的數量比例，導致機體免疫功能紊亂[1]。本研究通過總結各類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后T淋巴細胞亞群變化，探討各類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后免疫功能的變化。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收集2010年1月～2013年6月廣州市紅十字會醫院（以下簡稱“我院”）收治的各類消化道腫瘤患者在化療前1 d及化療后15 d均檢測T淋巴細胞含量的166例成人患者資料，其中，男108例，女58例，年齡46～82歲。相關腫瘤類型均得到病理學形態證實。胃癌21例，結腸癌100例，直腸癌45例。按《臨床病診斷及療效標準》[2]中的消化道疾病診斷，經每周期方案化療結束后15 d可經相關檢驗驗證取得療效。另以30名正常人（來自我院體檢中心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其中，男16名，女14名，年齡19～74歲。

1.2 方法

各類消化道腫瘤患者在化療前1 d及化療后15 d均檢測T淋巴細胞含量。清晨空腹抽取靜脈血2 mL，EDTA-2K抗凝，取患者新鮮抗凝血標本100 μL，放入樣品測定管，加入相應的熒光標記單克隆抗體，振蕩混勻，室溫下避光孵育20～30 min，加入溶血素，溶血完畢后上機檢測。采用流式細胞儀BD Facs calibur，上機獲取10 000個淋巴細胞，對CD3+、CD4+、CD8+ T淋巴細胞的百分比進行檢測分析。本次實驗所有檢測實行全過程質量控制。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數據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配對t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與對照組相比，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CD3+、CD4+、CD4+/CD8+比例均較低（P < 0.05），CD8+細胞百分比明顯升高（P < 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后CD3+、CD4+百分比和CD4+/CD8+比值較化療前均增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或P < 0.05），CD8+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不同病理類型的腫瘤患者化療前后T細胞亞群結果比較顯示，結腸癌和胃癌患者化療后CD3+、CD4+百分比較化療前均增高（P < 0.05），CD8+降低（P < 0.05），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直腸癌患者化療后CD3+百分比較化療前增高（P < 0.05），CD8+百分比降低（P < 0.05），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化療前后CD4+、CD4+/CD8+比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表1 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后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表達（x±s）

注：與對照組比較，#P < 0.05；與化療前比較，*P < 0.05，**P < 0.01

表2 不同病理類型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后T細胞亞群比較（x±s）

注：與同類型化療前比較，#P < 0.05，*P > 0.05

3 討論

腫瘤與免疫的關系復雜，免疫功能低下或抑制均有可能導致腫瘤發生。外周血T細胞亞群是經研究證實能較好反映機體細胞免疫狀態的指標。免疫學機制中，CD3+體現總細胞免疫狀態。CD4+稱為輔T淋巴細胞，和其他免疫細胞一起參與免疫應答，以達到抗腫瘤作用。文獻報道[3-5]，CD3+、CD4+淋巴細胞減少會導致免疫功能低下。CD8+通過自身及抑制因子在免疫反應中起負向作用，抑制CD4+細胞和B細胞功能，從而抑制抗體形成及細胞免疫反應，CD8+細胞增多有利于腫瘤持續增長，而在腫瘤發展過程中又可誘導和激發CD8+細胞，進而促進腫瘤增殖。CD3+、CD4+細胞能促進效應細胞抗腫瘤作用，CD3+、CD8+細胞主要為抑制性T細胞，抑制機體免疫應答。研究證實，在腫瘤或其他疾病進展過程中，機體免疫功能常呈現紊亂，其中一個明顯表現為T淋巴細胞亞群在數量上和功能上發生改變[6-7]。在消化道腫瘤形成中，由于腫瘤細胞會產生一些免疫抑制因子，使得CD4+減少，CD8+反應性增多；同時，由于增多的CD8+細胞可能是以抑制性T細胞（TS）居多，這變相對CD4+細胞產生一定抑制作用，使CD4+/CD8+比值下降。正常生理狀態下，CD4+/CD8+處于相對穩定狀態，實現機體細胞免疫功能穩定。若T細胞總數或CD4+/CD8+ T細胞比值發生異常時，反映機體正常T細胞亞群狀態被打破，視為免疫調節紊亂，宿主免疫功能低下或受抑制，易發生腫瘤或自身免疫疾病，機體正常的免疫功能會發生變化，呈現下降趨勢。

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消化道腫瘤患者化療前CD3+、CD4+百分比較低（P < 0.05），CD8+較對照組升高（P < 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提示腫瘤患者確實存在免疫功能低下表現，與國內外報道相符[8-9]。而CD4+/CD8+比值明顯下降，說明消化道腫瘤患者體內細胞免疫功能處于抑制狀態，對識別和殺傷癌變細胞的能力下降，引起機體免疫平衡狀態被打破?；熀驝D3+、CD4+較化療前有所增高（P < 0.01），趨于正常，化療后CD4+/CD8+比值較化療前增高（P < 0.05），與文獻報道相符[10-11]。提示消化道腫瘤患者體內免疫功能有不同程度的恢復[12]。CD4+/CD8+比值用于反映患者淋巴系統的機能狀態，但目前對于腫瘤患者化療效果、淋巴細胞亞群以及CD4+/CD8+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參考標準。同時，不同腫瘤類型可導致T淋巴細胞亞群發生不同程度的改變，在臨床中通過比較化療前后淋巴細胞亞群變化情況，客觀地反映機體的免疫狀況，判斷患者的病情進展以及評價療效[13]。

本研究結果顯示，直腸癌CD4+在化療前后的變化不如結腸癌和胃癌CD4+在化療前后的變化明顯，說明直腸癌化療對CD4+的影響不顯著，這與部分文獻報道[14]不符。探究其原因，可能由于本次研究病例中有部分患者已接受多周期化療療程，患者細胞免疫功能逐漸減低，且細胞活化能力較前減低，同時或許與患者T淋巴細胞水平、年齡有關，更與其選擇的化療方案，如FOLFOX4（奧沙利鉑+5-氟尿嘧啶+亞葉酸鈣）、FOLFRI（伊立替康+5-氟尿嘧啶+亞葉酸鈣）或XELOX（奧沙利鉑+卡培他濱）等方案的不同、療程次數、療程長短等因素有關。在不同病理類型的腫瘤患者中，化療后CD4+/CD8+比值雖有增高，但直腸癌和胃癌化療前和化療后CD4+/CD8+的變化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與部分文獻報道不符[15-16]。究其原因主要為CD4+化療前后變化值不明顯所造成的。另外，消化道腫瘤患者外周血總T細胞CD3+、CD4+和CD4+/CD8+比值在化療后均高于化療前，提示化療改變了體內的免疫狀態，而T淋巴細胞增高提示化療后腫瘤負荷減少，能一定程度恢復細胞免疫調控能力。

綜上所述，通過檢測消化道腫瘤患者T淋巴細胞亞群化療前后的變化，對了解機體的免疫動態，有著重要的臨床意義。同時，也為免疫調節治療和免疫增強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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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狼瘡腎炎

關鍵詞: 狼瘡腎炎;淋巴細胞亞群;免疫球蛋白

摘 要:目的 探討狼瘡性腎炎（LN）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亞群、活化狀態和免疫球蛋白的變化及其相互關系. 方法 采用流式細胞儀和酶聯檢測儀對21例LN進行了研究. 結果 ①LN患者CD3+ +CD4+ （0.24±0.10），CD45RA+ （0.29±0.06），CD45RO+ （0.02±0.02），CD4+ +CD45RA+ （0.11±0.06），CD4+ CD45RO+ （0.05±0.04）細胞比例明顯減少，與對照組（0.41±0.09，0.45±0.11，0.05±0.05，0.21±0.07，0.08±0.02）比較P

Keywords:lupus nephritis;lymphocyte subsets;immunglob-ulins

Abstract:AIM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activated state of lymphocyte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levels of serum immunoglobulins in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METHODS The immunophenotype of peripheral blood lympho-cytes was analysed by flowcytometry with double-labeling an-ti-CD3，anti-CD4，anti-CD5，anti-CD19，anti-CD43，anti-CD45RA，anti-CD45RO，HLA-DR mAbs，while the levels of serum IgE，IgG，IgA，and IgM were detected by ELISA.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Group A（9cases with nephritic syndrome），Group B（12cases without nephritic syndrome）and control group（30cases of normal volunteers）.RESULTS ①The percentages of CD3+ +CD4+ （0.24±0.10），CD45RA+ （0.29±0.06），CD45RO+ （0.02±0.02），CD4+ +CD45RA+ （0.11±0.06），CD4+ +CD45RO+ （0.05±0.04）cells in LN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normal volunteers（0.41±0.09，0.45±0.11，0.05±0.05，0.21±0.07，0.08±0.02）（P

+ （0.05±0.02）cells in LN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volunteers（0.06±0.04，0.04±0.04，0.01±0.004，0.01±0.01）（P

0 引言

系統性紅斑狼瘡（SLE）是一種損傷多臟器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現為多種自發抗體的產生和T淋巴細胞數量及功能異常［1，2］ .狼瘡性腎炎（LN）免疫功能的紊亂與其不盡相同，我們應用流式細胞儀和酶聯檢測儀，對LN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亞群活化狀態及免疫球蛋白的變化及相互關系進行研究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我院1994-01/1999-12住院患者21例，均為女性，年齡19～44（27±9）歲.全部診斷符合1982年美國風濕協會修訂的標準，且均處于活動期.根據有無腎病綜合征（NS）表現分為NS組（9例）和非NS組（12例）.正常志愿者30例，均為女性，年齡25～49（33±8）歲.

1.2 方法 使用Ficoll（1077g?L-1 ）分離外周血單個核細胞，PBS洗滌2次，以2×1010 ?L-1 懸于PBS中，按文獻［3］方法進行標記.所用的異硫氰酸熒光素（FITC）標記的mAb為CD4，CD19，HLA-DR，藻紅蛋白（PE）標記的mAb為CD3，CD5，CD43，CD45RA，CD45RO，HLA-DR.以標記FITC的抗鑰孔蟲戚血藍素mAb IgG2a和標記PE的抗鑰孔蟲戚血藍素mAb IgG1處理細胞作為陰性對照.FACSort流式細胞儀讀取數據，每個樣本讀5000～10000細胞.Cellquest軟件分析.采用ELISA法檢測血清IgE（試劑盒由天津新傳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提供），IgG，IgM，IgA水平，同時檢測血尿素、血肌肝、血清白蛋白及24h尿蛋白排出量.

統計學處理:所有數值均采用x ±s表示，組間采用t檢驗分析.

2 結果

2.1 外周血淋巴細胞免疫分型 LN患者CD3+ +CD4+ ，CD45RA+ ，CD45RO+ ，CD4+ +CD45RA+ ，CD4+ +CD45RO+ 細胞比例明顯減少（與對照組比較，P

表1 LN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分布　略

2.2 外周血淋巴細胞活化狀態 LN患者HLA-DR+ ，CD19+ +HLA-DR+ ，CD19+ +CD43+ ，CD19+ +CD5+ 細胞比例明顯增高（與對照組比較，P

表2 LN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活化狀態　略

2.3 血清免疫球蛋白的變化 LN患者IgE水平明顯升高（與對照組相比，NS組P

表3 LN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水平　略

3 討論

T淋巴細胞是參與機體免疫調節最重要的細胞群之一，其亞群之間相互協調作用維持著機體正常的免疫功能

［4］ .SLE是一種多系統、多臟器受累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存在著B細胞多克隆活化和T淋巴細胞的異常［1，2］ .而SLE患者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的異常改變與LN患者并不相同［5］ .前者CD4+ /CD8+ 比值增高，而LN患者CD4+ /CD8+ 比值下降［5，6］ ，并且蛋白尿較重者CD4+ /CD8+ 比值下降更為明顯.CD4+ 細胞有兩種亞群，一種為CD4+ +CD45RO+ 細胞，它可作用于可溶性抗原，誘導B細胞分泌免疫球蛋白;另一種為CD4+ +CD45RA+ 細胞，可引起前CD8+ 抑制細胞轉變成為CD8+ 效應抑制細胞.本結果顯示LN患者CD45RA+ ，CD45RO+ ，CD4+ +CD45RA+ ，CD4+ +CD45RO+ 均降低，這可能與轉化終止、中間型增加有關，有待于今后研究.作者等研究發現，伴有NS表現的LN患者CD4+ /CD8+ 比值下降較不伴有NS表現的LN患者更明顯，且CD4+ /CD8+ 比值下降與CD4+ 凋亡增加有關［6］ ;活化的CD4+ 細胞減少可能是引起LN發病的原因［7］ .本結果提示，CD4+ +CD45RA+ ，CD4+ CD45RO+ 細胞減少可能是CD4+ 細胞減少另一個原因，但其真正原因目前尚無定論.

本結果顯示，LN患者CD5+ 下降，CD19+ 升高，但與對照組相比P>0.05;HLA-DR+ ，CD19+ +HLADR+ ，CD19+ +CD43+ ，CD19+ +CD5+ 較對照組升高（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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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a DC，Sun YH，Zuo W，Chang KZ，Chu JJ，Liu YG.CD34+ cells derived from fetal liver contained a high proportion of im-mature megakaryocytic progenitor cells ［J］.Eur J Haematol，2000;64:3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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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Zuo W，Ma DC，Liu YH，Zuo W，Guan X，Chen H，Zhao H.Mechanism of reduction of CD4

+ cell in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 ［J］.Shenzhangbing Yu Touxi Shenyizhi Zazzhi（Chin J Nephrol Dialysis Transpl），1999;8:435-438.

［7］Zuo W，Ma DC，Lu YH，Zuo W，Chen H，Yang ZF，Wang LN.Chang of subset and activated state of lymphocytes from patients with lupus nephritis ［J］.Xibao Yu Fenzi Mianyixue Zazhi（J Cell Mol Immunol），2001;17:316-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