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系統理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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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黃石生態系統面積達48562~72843km2，橫跨懷俄明、蒙太拿和愛達荷三州，由2個國家公園、6個國家森林地、3個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3個印第安原著民保護區以及州立土地、城鎮和私人土地組成[5]，黃石國家公園是大黃石生態系統的核心。大黃石生態系統是地球上最大的保存完好的溫帶生態系統之一。熱泉特征、野生動物、湖泊、大峽谷以及石化樹構成了大黃石的生物多樣性和自然財富。其中野生動物包括北美最大的麋鹿群之一，美國最大的放養的野牛群，稀有的灰熊群以及罕見的狼獾和猞猁。生物種類涵蓋了67種哺乳動物、322種鳥類、16種魚類、10種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12000種昆蟲和1150種原生維管植物[6]。大黃石生態系統內的動物物種豐富度和分布取決于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所在棲息地的環境質量[7]，并且受到了火山地質運動、森林火災、氣候變化以及越來越多的自然和人為的影響。總體來說，大黃石生態系統由氣象氣候、地質地貌、生物水文和人類土地使用構成，而各要素之間隨時間相互依賴、相互影響。如黃石地區獨特的間隙泉和溫泉受到火山活動的影響；熱泉中硫、碳、氮含量對水體底部的微生物(嗜熱菌、細菌、古生菌)等產生影響；土壤和水體中的礦物質、大氣溫度濕度等變化帶來植被分布和數量的變化，進而影響著食草動物和狼群的分布和數量。同時，人的因素也不可忽略，人類在大黃石地區的伐木、狩獵、采礦、游憩、居住、工作等活動直接影響了植物和動物廊道；汽車尾氣、生活垃圾廢水、空調等對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的影響，氣候變化是引起外來物種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周期性的森林火災也對黃石生態系統產生影響，成為維護黃石國家公園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及其演化的直接動力之一。

2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的體制適應性

2.1管理機構

大黃石地區的聯邦土地在行政區劃上由國家公園管理局、野生動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國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隸屬于美國聯邦內政部，而國家森林局隸屬于美國聯邦農業部[7]。1964年，國家公園管理局和國家森林局2個部門通過“理解備忘錄(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達成共識，合作共管大黃石地區，并成立了大黃石協調委員會(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簡稱“GYCC”)。之后，美國野生動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別于2002年和2012年相繼加入GYCC。GYCC作為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管理的協作平臺，每年召開一次會議，會上四大政府機構官員與當地利益團體、商業團體、非政府環保組織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議區域生態系統管理事務。大黃石地區的生態系統管理的相關組織機構和利益團體及其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大黃石生態系統的分析評估、決策機制、項目實施等事項通過委員會進行統籌協調，各部門力圖找到交叉的任務，尋求共同管理大黃石地區資源的機會。其任務是：1)提供公眾服務和維持大黃石地區資源方面的領導策略；2)協調國家公園、國家森林、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和土地管理行政區規劃和監測；3)設置大黃石生態系統為優先考慮對象，并分配資源來實現目標；4)提供聯邦、州、地方機構、民間組織和公眾之間互動論壇，鼓勵在聯邦單位和合作伙伴間的協調和共享；5)確定并解決持續出現的新問題，運用相互協作的戰略思維；6)減少重復工作，尋求共享信息、資源和數據的機會；7)在法律允許和機構使命的范圍內，制定大黃石地區統一的規則、要求、程序和公眾信息[8]。在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的統一合作戰略目標下，進一步設立多個專業委員會(簡稱專委會)實現主要生態系統議題的分項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種合作社、陸生入侵物種小組、清潔空氣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團隊、漁業團隊、水文團隊、白皮松委員會、可持續經營委員會等。專業委員會成員來自與大黃石地區相關的聯邦、州立、縣機構的管理者和專家。其他還有一些專業組織在GYCC統一協調下參與到大黃石生態系統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門的灰熊委員會(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簡稱“IGBC”)，其成員組成包括了聯邦政府的國家公園管理局、野生動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質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關機構以及非政府組織，他們在GYCC的協調下進行灰熊數量的監測和保護[9]。由此可見，目標統一、職能細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兼具綜合化和專門化的特點。

2.2當前管理內容與形式

2009年，大黃石生態系統委員會的聯邦政府機構管理者、美國地質勘查局和來自高校的科學家共同確定了威脅大黃石生態系統的三大外部力量：氣候變化、土地使用變化和入侵物種[10]。參與者總結大黃石生態系統所面臨的挑戰是：“理解大尺度的壓力是如何影響生態系統動力及其服務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礎上決定管理景觀的最佳途徑。”他們確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生態系統是如何響應氣候變化的？尤其是水系統，高原和林木群落的變化，雪和土壤濕度的改變，以及諸如干旱、洪水、火災、昆蟲騷擾和疾病等干擾過程；2)人類如何影響生態系統？例如如何管理人類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動物生態的影響？放牧、采礦和能源發展這些人類活動是如何改變土地使用和生態系統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種的傳播？入侵物種如何影響大黃石生態系統的？氣候變化和土地使用的變化如何影響入侵物種以及它們的管理？這3部分的議題可歸結為對生態系統中各組成要素之間相互影響的屬性、程度、機制和規律的研究，在此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經設定指標、確立閾值、風險分析等步驟實現生態系統的管理，建立起生態科學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間的聯系。針對氣候變化、入侵物種、物種保護、土地使用等問題，各小組通過制定清單普查、監測評估、戰略計劃、實施計劃、管理導則、管理手冊等文件落實管理，并定期匯報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點。管理內容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1)對生物物種或自然災害在尺度、范圍、結構和功能等屬性上進行普查、制作清單，評估其狀態并建立監測機制；2)采用適應性管理策略進行生態系統的維持、保護和修復；3)制定物種管理或災害防治的管理戰略(表1)。管理內容細致地考慮了地質、水文、生物資源、氣候以及人為要素對于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的作用，旨在生態系統保護、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和共享生物資源三者之間達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管理規劃，如《大黃石地區灰熊管理指導方針》《大黃石禿鷹管理計劃》《大黃石地區空氣質量評估》《大黃石地區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將人類及文化的多樣性視為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進行的管理規劃，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機構的評估》《春秋季大黃石地區游憩評估》等(表1)。

2.3管理途徑

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涉及多個部門特別是國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證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法律與制度是重要基礎。早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森林局與國家公園局官方就達成了大黃石協調管理共識，圍繞野生動物問題、火管理計劃以及裝備政策等開展對話協調，也制定了合作計劃與實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國會進入干預，制定促進協調的法案，加快大黃石協調管理政策的改革，促進國家公園局、森林局等部門捆綁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黃石協調委員會成立區域領導團隊，負責機構內部以及區域之間長期目標、計劃與管理戰略的協調等，這樣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才進入實質性運作階段[6]。

3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的特征和借鑒意義

3.1戰略上：跨邊界的生態系統管理思路

國家公園邊界常常是一個理想的和考慮實際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協的結果，邊界的修訂與公園游憩特征和機會、操作和管理上的議題有關，例如可達性、地形測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時也受到管理授權的影響，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權、成本和其他因素[9]。黃石國家公園的邊界雖然已經包含了地熱資源和多種野生動物棲息地，但生態格局的演變和生態過程相互作用的范圍遠遠超過了這個邊界，野生動物的遷徙和捕食路徑不會局限在此邊界內，邊界之外的氣候、地質、水文變化以及人類的生產生活活動都對國家公園邊界內的自然資源產生影響。黃石地區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運用生態系統的思想，從單獨的邊界內的物種保護、恢復擴展到區域景觀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邊界的阻隔，以黃石國家公園為核心，針對特定保護目標的需要擴大管理邊界。我國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等保護地均有明確的邊界，但由于公園內部及其周圍地區管理目標的不同導致了2個或多行政區域在邊界處的管理特別脆弱，城鎮化、工業化促進保護地邊緣地帶土地性質轉變使物種棲息地受到威脅，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增加[11]；另外，目前國內風景名勝區或自然保護區在進行資源調查分析時對區內資源要素與環境屬性描述較多，但從生態系統角度對生物體、環境和人為因素之間相互長期的影響規律和分析明顯欠缺。黃石公園這種從區域生態系統角度思考國家公園資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對于我國目前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等保護地保護具有借鑒意義，即從區域角度構建保護地生態安全格局，這種格局是基于保護地特定保護目標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門的合作協調機制

大黃石生態系統管理跨部門合作協調主要由大黃石協調委員會(GYCC)來實現。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3個階段：1)1964—1991年建立統一框架階段；2)1992—2005年內部成員擴大和管理內容細分階段；3)2006—2012年現狀成果評估和完善分項規劃階段。從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形成歷程來看，其跨部門的合作協調機制同美國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態系統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圖2)。框架揭示了實施生態系統管理方法的基本過程，其步驟是針對達成共識的生態系統問題制定戰略框架、實施行動計劃；其特色在于監測評估反饋和利益相關者間協商的反饋。目前我國學界普遍認同美國國家公園的中央集權垂直管理模式要優于我國保護地分權管理模式的觀點[13]。實際上美國國家公園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單向的管理，同樣存在多部門協調如同農業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關者等，如何有效協調實施是該制度的關鍵，大黃石生態系統的跨部門合作協調機制為我國建立國家公園制度與政策提供了參考。針對生態系統問題建立統一的戰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數據的共享機制和平臺，加強協調和反饋，政策與法律賦予大黃石協調委員會的權力，保障發展計劃的實施。

3.3決策程序上：基于科學研究的管理決策體系

大黃石生態系統的管理決策以大量的科學評估和監測為依據，通過適應性管理框架把科學知識和管理行動統一起來(圖3)，通過科學監測和分析能夠證實或潛在地改變管理行動[10]。由于生態系統時空尺度變化的多樣性，使得生態系統監測的結果可能是非線性的，具有不確定性，導致生態系統管理措施可能會根據科學研究的進展而不斷調整、完善。科學家一方面通過設計監測模型幫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動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學家互動；另一方面，在生態資源評估時，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學家給出更多信息，使科學家重新設計數據收集計劃，建立監測模型，這就要求科學人員與管理者保持合作，對生態系統進行動態的監測和管理，目的是指導科學研究能夠更好地服務管理者，從而不斷完善基礎數據清單和長期監測項目，揭示更有意義的大黃石地區生態系統現象和所受影響。20世紀60年代以前黃石國家公園獵殺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數量使灰狼瀕臨滅絕，引進外來樹種培育風景林，導致生態系統功能嚴重破壞[14]。這是由于規劃決策只注重人的觀賞體驗需要，忽略生態系統的自然運作規律所帶來的后果。生態系統管理提供了一個將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應用到具體管理實踐的框架[15]。國家公園保護與管理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黃石國家公園的教訓以及今天在生態系統保護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學研究的管理決策體系的重要性，我國保護地的規劃管理應該在動態的科學研究的基礎上進行決策，應依靠多學科的力量，進行生物資源的專項分析，從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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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態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是現代經濟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的先決條件，就是今天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理想的方向，所以所有的研究方向都是相互關聯的，只要專注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角度，不同形式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根據水資源對流域乃至全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影響，從理論和實證的方法出發，例如水資源可持續發展戰略、規劃、管理等方面的問題，為水資源可持續利用的系統研究等方面提供參考。根據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學者們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根據水資源的特點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進一步研究水資源的水權，建立水資源綜合管理，為基礎的可持續發展鋪墊了一定的基礎。隨著可持續發展理論、模式的概念和可持續發展國家評價體系的發展，可持續發展方式逐步得到實現和完善，為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提供了有利的基礎，并進一步得到重視。奧斯特羅姆的研究表明，最大的問題是發展中國家怎樣確立一種制度來實現可持續發展，有效供給和保護資源或公共產品。從制度的角度探究可持續發展，轉變分散的管理體系，創建全面控制社會生產結構與功能、信息反饋靈敏、高層次決策生態的機制和環境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和關鍵。

2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研究

生態系統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水利生態項目的實施提升了生態系統服務的生態價值，并認識和把握生態研究服務系統的價值。國際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70年代，是生態系統提供的服務和商品。皮爾斯、麥克尼里、特納等人的研究是自然資本和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分類理論的基礎。生態系統服務包括使用和非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包括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和選擇價值；非使用價值包括遺產價值的存在和受損生態系統的價值、生態系統恢復的服務價值的評估。也有一些國際性的研究，LoomisJ等運用了這樣的評價方法（CVM），來對恢復美國普拉特河流域的水自然凈化條件進行了一系列詳細的研究。但是CVM主觀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將調查目標作為追求價值判斷、價值選擇。此外，國內外生態農業也進行的生態、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研究，例如GolamRasul等進行的綜合分析。根據生態系統的過程和諸多不確定因素職能的認識，生態系統的定價理論和評價研究，例如缺乏必要的研究信息資料，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存在一定的量化難度。其價值評估發展的趨勢是利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結合創新的學科有機集成的組合，進行生態、經濟、社會體制的綜合分析。根據R.KerryTurner的建議，創建生態分析、經濟分析、經濟評價、綜合分析、用戶分析，并結合多目標決策，促進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3生態配水研究

水是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重點是對水資源和生態系統的保護，確保生態用水，維護生態平衡，實現人類與生態環境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的共同目標。研究生態用水分配與水資源有關，合理的水資源配置機制包括內部配置、模式和方法以及實用、合理的評價研究。國際河流流域的配置行為，內部機制取決于邊際成本，可劃分為水資源的分配（MCP）、對公共（行政）水量分配（P/AWA）手段的管理、以水市場（WA）自來水分配機制和水資源用戶（UA）等四個方面的分配，而生態系統配置的構成部分主要是行政和市場方式。按照生態經濟學的方法，Giannias和Lekakis提出，從政策的角度來確保水問題的生態分布。在明尼蘇達州，通過立法生態用水實施，根據水權的優先級、水務部門進行配置。有的非洲國家是經過供水能力和水權許可制度來確保水資源的分配。現在我國仍是以行政職能配置為主的水資源配置機制，也存在市場配置和用戶參與型的配置，例如東陽的部分水權交易，還有一些小規模的非市場水交易。一般來說，水量的分配模式包含市場配置、行政配置、用戶參與式配置和綜合配置模式。生態配水的問題是近年來在生態水這一熱點領域的基礎上進行的研究課題，提出要保護生態系統和改善生態環境，旨在合理配置水資源。現在按照水資源的分配模型和方法，認識到生態系統、生態研究的特征，主要是根據從水分配系統的配置中，優化內部結構和協調配置。制度配置通常是按照非科學技術手段對生態用水進行的一系列配置。

4啟示

生態水利工程是根據科學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提出的，過去的水利建設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破壞很嚴重，水利建設管理的改善要以生態技術為立足點，科學、合理地促進生態水利建設。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定向，以全面協調為主，認識到生態系統本身需要水的分配關系，平衡所涉及的各種利益，使水利生態系統的生態、經濟與其他系統之間相互作用，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機制。考慮到可持續發展制度保障的影響，如何建立供水系統，以保障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系統，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水利生態系統的保障。

4.1水利生態項目的實施

增強功能的價值是很重要的，從目前來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對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準確評估是很難實現的，怎樣體現和提高生態系統的評估造成的生態、社會和經濟表現是研究水利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的一個主要組成部分。

4.2進一步細化和規范制度體系

進一步研究相關制度的法律法規，完善相關制度，研究系統成本的影響，創建和完善相關制度針對政府的補償、績效考核的制度體系，協調各方利益，實現水利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4.3建立水利生態庫

最好的水利生態系統需要一定量的數據來支持，所以需要改善基礎設施，以收集和整理信息。水供應系統基本信息，例如水可用于不同的頻率和其他徑流量。相關的生態系統數據，例如珍稀動植物、濕地系統的生態多樣性監測、住宅周圍的生活條件等，通過收購和改進基本信息，逐步建立節水生態資源庫。

5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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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生態河道；生態系統；歷史文化保護型河道；浙江省

浙江省瀕臨東海，水網密布，河道總長度為6萬多km。獨特的浙江水鄉風貌為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傳統河道建設主要側重于考慮工程的安全和人類需求，較少考慮河道建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河道生態環境問題仍比較嚴重，河道環境質量現狀仍不容樂觀。筆者綜合應用環境科學、生態水工學、美學等相關理論，試圖研究出一套科學、合理的生態河道的構建體系，以指導浙江省歷史文化型河道建設，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傳承河道水文化。

1現狀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歷史保護型河道進行調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蕩新河；嘉興杭州塘、平湖塘、蘇州塘、長水塘、老環城河、九里溪；寧波西塘河；溫州溫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臺州、麗水等22條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積、水系分布、水生態狀況、人文水景觀資源、駁岸情況。

通過調查與分析，目前問題主要表現為：(1)人文水景觀資源雖然豐富，但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和充分的開發利用。以水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城鎮大多時過境遷。如衢州的鹿溪渠，嘉興的杭州塘，臺州的始豐溪等，未形成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缺乏對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單一，缺乏生物多樣性。按照《歐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態要素的標準“對以上河道進行生態評估，評優河道只有2條。(3)景觀工程方面，傳統方式造價高。在隨機調查的22條河道中，有19條河道在規劃、設計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為現澆混凝土、漿砌或干砌石塊、拋石等硬質不透水材料，施工及養護成本較高。(4)缺少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加強河道生態建設，制定一個在河道建設中加強生態保護的技術規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規范應涉及面廣泛、內容全面，符合科學性、操作性、經濟性要求，并且滿足工程建設的地方標準。

2構建生態河道管理體系的措施

2．1保護性措施

由于城市發展、旅游開發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實性不斷遭到破壞。作為文化遺產的城鎮河道不僅僅包括古城鎮、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應該包括歷史上因河道發展而形成的船閘、河埠頭、橋梁、堰等水利設施。對于這些已有的歷史人文景觀，應作為古代水文化的載體，通過綜合整治加以維護與保護。

在設計時要注重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的保護，考慮具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量使用當地材料和物種，體現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國圣安東尼奧河改造注重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將國家歷史公園中的四個歷史街區相互聯系起來。在南段德埃斯帕達水壩附近，修復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為文化和教育場所。對于南部河段的4處建于18世紀的教會遺址，規劃將教會遺址現有的道路系統與濱河步行道相連接，以避免局部過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滿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過生態工程與生態恢復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蝕，促進整個河道生態系統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構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異質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種異質性很強的生態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條件，這種條件對于生物群落的性質、優勢種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產生重大影響。(2)營造水陸交錯帶的生物棲息地。在河道治理規劃中，構建深潭和淺灘，營造多樣性水域棲息地環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場和流速，適于不同生物發育和生長需求。(3)構建生態駁岸時，要考慮生物棲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質制成的柔性結構，或者采用新的結構型式，如石籠、魚巢磚、生態磚等。岸坡砌護盡可能采用透氣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長，為魚類、兩棲類、昆蟲、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棲息提供從水域到陸地的連續空間。

2．3低成本景觀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觀規劃設計，研究如何權衡短期投資和長期收益，如何不以犧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態為代價。在設計時盡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鋼筋、水泥等硬體傳統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養護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磚石等)。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態條件。

2．4制定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

對于歷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強立法，各地都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以建立新型長效的生態河道管理體系。

3整治案例

3．1項目概況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鎮，位于浙、閩、贛三省交界處，處于仙霞嶺腹地，由潯里、楓溪、花橋三個自然村構成。廿八都鎮歷史上是軍事要沖，是商貿集鎮，留有豐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穿鎮而過的廿八都溪在境內流程10km，流域面積73km，承擔沿河地區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補充的功能(現狀圖見圖l～3)。

3．2生態河道規劃

組景序列是體現中國傳統景觀欣賞與表達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續“楓溪八景”這一文脈，借鑒傳統中國畫長卷做法，根據現狀把楓溪沿河景觀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橋、百花澗、青溪坊、秋霞圃、楓影灘。分別以山、路、水、村居、田園、植物景觀為名，構成全景山水長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園畫卷，突出楓溪之美。具體措施如下：

3．2．1保護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種類多、數量大，其風格融浙、皖、閩、贛干一體，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如楓溪村的水安亭橋，原為木結構跨橋，清康熙五年毀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橋，橋上原有亭閣18問，現尚存14間，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潯里村的清文昌閣，也是保留下來的重要古亭閣。除此之外，還有楓溪橋、河埠頭等古建筑物，在楓溪河水道設計中都應給予保護，現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特色。另外，從依存古鎮空問構成來分析，楓溪如腰帶，其急緩開合的動態恰和古鎮人文景觀耦合，構成古鎮景觀意象(規劃圖見圖4～6)。

3．2．2景觀工程與生物措施結合(1)構建上中下游的生境異質性，上游有潭，主靜，文昌閣高聳潭西。下游為灘，主動，關帝廟動峙灘頭。中間兩彎是村落居處，緩急適中。由此，營造出水陸交錯帶的生物棲息地，豐富水域生物多樣性。(2)在中游清溪坊兩灣處，保護當地條石砌石駁岸，加砌水下種植池，種植水生植物。在岸坡防護工程上，選用具有良好反濾和墊層結構的條石塊石和當地自然材質制成的柔性結構，為植物生長及魚類、兩棲類動物和昆蟲的棲息與繁殖創造條件。(3)在下游楓影灘處，利用具有透水性能的卵石、礫石等構成河床材料，為生物提供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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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王建革；環境史；生態社會史；水文生態史；景觀生態史

近年來，環境史研究逐漸發展成為熱門學科，來自文理各個領域的學者廣泛參與到環境史討論的隊伍中，逐漸形成一個聯系較為緊密的學術共同體，并在理論界和現實社會中發揮重要影響。環境史研究要求學者立足于生態系統的核心層，即人類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界面，考察人與自然的相互關系。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王建革教授，二十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環境史研究，研究視野從蒙古草原逐漸南下到華北平原，再到江南，先后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江南環境史研究》等著作，尤其是《江南環境史研究》一書，更彰顯了其匯集農學、美學、歷史學、社會學之力打造出的景觀生態史研究路徑，將環境史理論研究推進至哲學層次，同時也使學界看到了環境史研究的現實人文關懷及其對當今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重要理論指導意義。

一、學術背景

20世紀80年代，王建革在山東萊陽農學院學習農學。當時的萊陽農學院農學學科分化并不明顯，農學本科生需要學習土壤肥料學、作物學和育種學等學科知識，這段學習經歷為王建革日后從事農業史和環境史研究奠定了寶貴的學術基石。綜合而嚴格的農學學習，使他更為直觀且深刻地觀察、理解了生物與無機物之間的相互作用。人與環境之間的相互制約與促進，技術作為中間媒介在人與自然關系互動中的作用，以及貫穿其中的能量與物質流動，這些對于解讀農業典籍、思考以農立國的中國傳統社會，是極其有益的。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完稿時，王建革回憶說：“時光一去二十多年，非常幸運，以前所學的，特別是所受到的農學訓練，幾乎都用上了。我深深地知道，這種幸運不是人人都有的。”①后來他到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今中華農業文明研究院前身，簡稱“農遺室”）攻讀農史研究生。20世紀90年代農遺室的學風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要求學問必須面對現實，即把古農學的知識與農業生產現實相對應；二是重視田野調查。當時人類學尚未興起，農遺室的學生已比其他史W和社會科學的研究生更注重田野工作。當時農遺室許多著名的農史專家，除了李長年和郭文韜等導師外，繆啟愉、王達、宋堪慶等幾位先生也給當時攻讀研究生的曹樹基、蕭正洪和王建革等人上過課。繆啟愉先生擅長立足農業現實，依據鄉村習慣與地方知識體系進行考證，他在研究《齊民要術》時就借用了20世紀50年代大量可見的傳統農業技術，用于解讀中國古代技術。王達先生對《補農書》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亦是將學術研究與實證考察緊密結合的實踐。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王達老師對曾與陳恒力先生深入桐鄉農村進行農業調查的情形仍然記憶猶新。在農遺室，王建革先后師從章楷、郭文韜兩位先生。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以“山東植棉史”為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對20世紀50年代以后華北的農業生產開始有了系統的了解。攻讀博士期間，他的論文研究方向是人口壓力與農業的問題，其中涉及生態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在這個階段，聞大中先生利用《補農書》對古代江南生態系統進行分析，將中國17世紀江南高效循環的生態農業介紹給國際生態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也給王建革提供了極為有益的啟示。受聞大中和郭文韜兩位老師的鼓勵，王建革嘗試從生態史角度著手展開研究，將生態系統理論引入傳統時代社會，嘗試探索生態―社會史的研究路徑。但由于這方面的研究在當時國內學術界尚無先例可循，國外的生態史學術專著也未大量引入國內，探索之路困難重重。

1992―1995年在南京農業大學讀博士期間，王建革發表了論文《小農與環境――以生態系統的觀點透視傳統農業生產的歷史過程》，這是國內較早的生態史論文。他在文中提出了小農生產的生態性和社會性，因而在物質循環流和產品循環流的水平上，以生態學理論為依據，系統地分析了農業生態系統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并結合我國農業生產的歷史實際，探討了小農在自然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之間所處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的歷史過程，進一步揭示了我國傳統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生態學背景。此后，王建革對于人口、資源、農業與社會發展的討論逐漸深入且細化。農業生產涉及自然與人文多方面要素，這對研究者提出了較高的綜合知識背景要求。為此，王建革奔波于國內各大圖書館，查閱分散在相關領域的文獻資料。20世紀60―80年代，國際學界的人類生態學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王建革在北京圖書館讀到了人類生態學著作，并從中汲取了大量的學術營養，為他在生態史中的一系列學術探討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華北與內蒙：生態―社會史領域的探索

1996年，王建革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做博士后工作，也邁出了生態―社會史具體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這期間，他開始探索從人類生態學的角度闡述我國歷史上社會制度、人口壓力與生態環境變遷之間的聯系，并發表了《人口、生態與我國刀耕火種區的演變》《資源限制與發展停滯：傳統社會的生態學分析》《人口、制度與鄉村生態環境的變遷》《人口、生態與地租制度》等論文。在思考人文與生態關系的同時，王建革也開始著力分析影響生態系統的核心自然因素，如關于土壤肥力的探討等甚是精彩，這些探索為他的博士后研究“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奠定了基礎。1999―2006年間，王建革默默無聞地在學界做一位這樣的學者：嚴密地梳理“滿鐵資料”以及民國調查、筆記小說等文獻資料，又致力于田野考察，圍繞生態與社會展開嚴謹的論證，發表了關于華北和內蒙的三十余篇論文。此后，《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和《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兩本專著的出版則是水到渠成。

方萬鵬在書評中寫道，王建革在“在地域社會的研究中貫穿生態史學的方法……該書的研究視角不存在學術標簽的跡象，而是真正踐行了生態史學的理論”①。全書圍繞生態環境與鄉村社會的主題，探討了傳統社會末期黃河以北、太行山以東、燕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的生態環境及其對應的社會特征，這是王建革將生態學理論與思路融入到歷史學、農業史研究的具體實踐，其研究成果展現了人與環境的歷史，既是物質作用的過程，也是心靈、思想和人類整體社會關系對外界反映的歷史。全書從影響生態系統最重要的自然因素開始論述，然后逐個講述諸要素狀態，繼而分析生態系統的運行與調控，可見其清晰的生態系統理念與研究邏輯。首先，不同的水環境產生不同的政治與社會效應。鑒于干旱對華北平原農業的重大影響，一方面，對水的治理衍生出灌溉與社會的問題，從而決定了水利的自然形態與社會組織形態；另一方面，水環境影響著沿河地區的土壤肥力或沙化進程，來自人類社會的農業變遷也影響著土壤的肥力。水土環境是自然體系中最核心的基礎要素，也是該著展開論述的基礎。其次，王建革論述了生態系統中的諸要素狀態，作物、家畜、人是農業生態系統的主體。農作物是人們主要的食物來源，因此耕作技術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并且固化到人們的生活周期中。畜牧業供給人口的能力弱于種植業，且由于取食關系，一個地區所負載的人和動物的數量相對穩定，當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牲畜必然減少，因此在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畜牧業呈現萎縮趨勢。最后，該著進一步分析了生態系統在以上要素基礎上的運行情況。各要素以取食關系建立聯系，保證物質與能量流在系統中往復循環，但人口過度增長，在排斥家畜畜養的同時，也影響了農作物的種植，從而影響了傳統社會末期人們的飲食與營養水平，“三料危機”的出現也警示了生態系統的失衡。而災害是生態系統運行中的重大波動，由此衍生的社會應災機制、聚居方式都與生態文化有關，面對生態壓力，人們也形成了不同的關于人與環境的信仰理念。在該著中，王建革運用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近代農業生態系統，重新審視了傳統經濟史中關于租佃的一些認識，彌補了此前學者們對近代華北生態關注的不足，也詮釋了環境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對歷史學發展的卓越貢獻。

《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出版之后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鄒逸麟先生說：“華北平原是我國傳統社會的主要農業基地，也是災害頻發、社會矛盾較尖銳的地區之一。考察其農業生產、技術水平、鄉村的生態和社會變動，剖析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對了解當今華北平原的農業與社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作者在滿鐵資料為主的鄉村調查資料基礎上，收集大量方志材料，進行實地考察，歷時十年，寫下了這部專著，使華北平原從清代到民國時期的農業技術、生態環境以及鄉村社會諸方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②葛劍雄先生也高度評價了王建革的學術研究：“王建革教授是農學博士，在農業開發、土地利用、生態環境等方面有扎實的基礎，又在歷史地理、社會史等方面做了較深入的研究，所以該書既有科學原理的探索，又充分運用了文獻研究、社會調查的成果，資料豐富、觀察細致、論證合理，是一項溝通文理的綜合性研究，在近年來同類成果中居領先地位。”③

圍繞著蒙古草原的生態問題，王建革于2006年出版了《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一書。他研究蒙古的機緣來自對華北社會的研究，在查閱“滿鐵”資料時，王建革看到了大量關于對內蒙古地區豐富且詳實的調查資料，這批資料對當時的人口數量、牲畜頭數、牲畜結構和游牧規律、放牧特點等均有詳細的調查，是進行生態史研究的珍貴資料。草原、游牧、農業是蒙古社會傳統的三大支柱，草原上的人、牲畜與作物的關系構成了農牧業生態問題，所以，王建革以“滿鐵”和其他日占時期的資料為核心，輔以舊方志和筆記小說、20世紀50年代的檔案資料，運用生態人類學和歷史學方法，由草原生態和游牧生態的內容進入話題，在此基礎上揭示了游牧生態與蒙古社會的關系，論述了畜群與蒙古社會的關系，以及蒙古游牧社會在漢農業滲透后所發生的重大變化。《農牧生態與傳統蒙古社會》的研究邏輯與《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建構在相同體系下，比較而言，前者關注的生態要素略為簡單，但生態系統的層次清晰明了。自然系統中物質與能量流在草原植被―畜群―人之間往復循環，這是蒙古社會生態運行的基礎。蒙古社會中人的經濟與社會地位甚至階級關系均不同程度地受畜群的影響。而在文化層面上，農耕技術滲透的過程是蒙古社會流動性降低的過程，此后，社會結構、文化、制度等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均是建立在生態系統變遷的基礎上，因此，結合生態系統的變遷來闡釋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互動就更有說服力。研究蒙古社會時，王建革多次到蒙古草原開展田野調查，其著作鮮明的“文理結合”“注重實證研究”“對滿鐵資料的謹慎和靈活使用”①特征多被學者們贊譽。

三、以水文生態為基礎的江南生態環境層次研究

告別了蒙古與華北，王建革將目光投向了江南。不同的地理特征造就了不同的社會形態，水是江南社會的靈魂，理解江南的關鍵也在于對水的理解和把握。王建革汲取了歷史地理學前輩關于水文研究的精華，并結合自己的知識背景，融會貫通地開始嘗試探索各層次生態系統的歷史，并通過《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和《江南環境史研究》兩本著作揭示了生態系統的層次。《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是以吳淞江下游地區為中心區域的研究，其揭示的層次基本在水文、土壤、農業與社會諸方面，而《江南環境史研究》則是以吳江和杭嘉湖為中心地區的研究，進一步豐富了這個層次。

《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從氣候、水、土等自然環境基礎要素寫起，然后到技術、社會組織、結構層面，最后到制度、文化層面展開分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部分關注基礎的水文環境，根據水文生態原理重新解讀了古人關于三江水文生態的一些理論；考證了太湖東部沒有三江，只有逐步形成的吳淞江，以及周邊的塘浦河網對吳淞江上游河道的形成也產生影響。在江南水鄉，水環境變化往往會引起鄉村社會體制和農田景觀的相應變化，故該著在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圩時期的河道水環境、鄉村社會體制及農田景觀變化。“水環境與圩田的改制，實是江南許多制度變化的重要原因”②，家、鄉村共同體、豪強對水環境的不同認知影響了他們的治水實踐。李明慧在評論《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對目前環境史研究的啟示時也看到了這一點，說：“……如地方百姓與官府、地方與中央之間在治河方面的矛盾。結合這些社會內部的矛盾來考察或許會使生態環境史研究更為豐富。”③在水環境變化的基礎上，農田景觀隨之改變，繼而導致唐宋轉型期的詩歌呈現出小區域化、微妙化、多面化等特征。在第三部分，該著結合常熟縣的河道與水利社會狀態個案，主要描述了宋以后小圩模式發展，以及水利共同體在內容上的變化。第四部分是關于稻田生態歷史的獨特分析，水環境、農作技術、社會組織都對土壤變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部分作為個案研究，作者從水鄉環境和水利入手，接著以肥料和土壤之間的生態聯系為主線，分析了農村傳統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產出比，認為傳統時代的農業生態系統的效率遠遠沒有發揮其增產的潛力。第五部分研究傳統生態系統的信息流，涉及一個廣泛的地方性知識體系。在農業生態系統中，人往往發揮著主導作用，傳統時代的農人們對各種環境因子都有著精細的觀察，并依據這些觀察采取相應的決策，這也是后人理解的傳統時代人與環境關系最為關鍵的部分。王建革站在生態系統觀的高度，解讀文集、詩歌及其他關于水文、水利、農業著述等史料中有關水環境與土壤、農業等要素的關系，對吳淞江流域的主要河道和河網形成時期的水環境進行了長時段的歷史考察，圍繞水環境和治水，考察了自然系統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頻繁互動及其構成的多姿多彩的歷史過程。

《江南環境史研究》在地域上延伸了《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區域，從吳淞江中下游轉至中上游和嘉湖地區。更為重要的是，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王建革關注的生態系統要素逐漸增多，且將自然生態系統與人的生境密切結合。該著以吳江和嘉湖地區的水環境，由人與水環境互動而產生的水文與地貌的變化，農業與水生植物的變化，以及士人階層對環境感知的變化為重點，分四部分展開分析。第一部分涉及純粹的無機自然，包括湖泊、河道以及自然的降水與天氣的冷暖。首先分析了吳淞江口的陸淤引起的太湖東部地區水網與地貌形態的變化，然后分析了吳江長橋以西的水環境引起的圩田和地貌變化，特別是分析了太湖沿岸的淤積和湖田形成的過程，最后分析了吳江與吳淞江中下游地區的水旱敏感性。在這里，作者分析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溫度和降雨在不同地表下的反映的問題，也是環境變遷學者長期關注的問題。水環境豐富時期，水災較少，旱災基本上不發生，而隨著人口增加和開發程度加巨，豐水程度下降，水旱暮υ齠啵吳淞江中下游逐步形成高地，產生了旱災敏感。第二部分分析了與人類關系最密切的那部分自然環境，即關系到生態環境的核心層――鄉村和農田，主要研究了嘉湖地區生態環境的形成過程和桑基農業的歷史發展。歷來關注桑基農業的學者眾多，但是放到農業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王建革是最為精辟的一位，如書中分析：

湖羊飼養所對應的小環境與桑基農業生態環境有天作之合。民國調查報告有：“如果每頭羊全年產肥平均為二千五百斤，那么三要素的總量將是：氮，二十點七五斤；磷酸五點七五斤；鉀，十六點七五斤。而一畝桑地全年對肥料三要素的要求為：氮，二十點二五斤，磷酸四點三斤，鉀十一點二六斤。恰與一頭羊所產的肥料相符合，農民習慣，全年羊肥的大約百分之六十五用于桑地，百分之三十五用于水田，加上蠶沙（用于水田），河泥和其它肥料，可以完全一畝田稻一畝地的用肥量需要。就農村施肥的一般水平言，一頭羊的肥料可以解決一畝田和一畝地的大部分用肥需要。‘以桑養羊，以羊養桑’是這一帶農民的傳統經驗。”生態系統的自循環滿足了小農在小生境下的經營。”①

在人口壓力和農業開發作用下，自然景觀向鄉村景觀轉變，農田景觀逐漸精細且加強。第三部分分析了野外的自然和人對自然的審美，不但講述了水生植物在水環境變化下的變化，也講述了文人對水生植物的審美反應。在這一部分，作者對江南生態系統的分析明顯多了一個重要因素，即野外具有審美意義的植物，這些植物在生態系統中處于關鍵的生態地位，一方面提供了眾多生物的生存環境，有利于保持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另一方面也是人類獲取生存資料的重要來源。所以，對野生植物狀態的探討，更有助于全面理解生態系統的運行與發展。第四部分是關于人對環境感知的研究。人對環境的反映，一部分體現在社會組織方面，諸如為了適應水環境而產生的水利型社區等，這部分內容較早地引起了學者們的注意，并已經形成諸多討論；另外還有一部分體現在審美方面，涉及人文與藝術，長期以來這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由于這一領域的資料內容主要記錄在文學史或藝術史中，如何將它應用到生態環境史研究中，作者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和探討。如為了分析不同群體對生態系統的反映，并從認知層面分析環境變化對人的審美的影響，王建革從早期詩賦、中期山水畫到后期江南私家園林的相關內容中旁征博引，論述精辟。從全書的表達來看，前半部分以自然生態系統為主，后半部分側重環境與文化的關系分析，特別是變化的環境對人類審美的影響，系統講述了一個自然與人文互動的生態文明發展過程。

四、景觀生態史領域的探索

景觀產生于人與環境相處的歷史過程中，“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其功能和演化不是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服務于一個人類群體……用于加快或減慢自然過程……許多人造的空間組織形成已經與自然環境如此地融合，以至于它們本身與環境已經難以區分、難以辨認。”①由此可見，景觀更是一個地域性顯著的生態系統。王建革從生態系統的邏輯出發，解讀和處理史料，對影響景觀形成的水、土、植物等自然因素和不同群體的觀念等社會因素逐層分析，繼而解釋自然與人文的互動，既在理論研究中取得了方法、觀點的諸多創新，也對生態文明建設有啟示意義。

在對華北與內蒙的研究中，王建革已經關注到了景觀史內容。《傳統社會末期華北的生態與社會》一書中，他對水利社會中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分析是一個突出的案例，村莊形態及分布、社會組織機構的運行都顯著受到灌溉的影響。因此，王建革綜合河流、地形、農業、戰爭、社會習慣等因素，揭示了傳統社會末期華北鄉村景觀呈現出一種內聚的形態。而在內蒙社會，水草是游牧生態基礎，繼而衍生了游牧社會特有的景觀：從逐水草而居到有規律的游牧。在這個過程中，人們結成的游牧單位與界限劃分是本土的政治景觀，而農業滲透之后，村落形態逐漸鞏固，定居加強，畜群放牧也逐漸從夏、冬營地游牧到耕地與耕地之間留下草地，或者村邊保留牧地，無論是政治景觀還是棲居景觀都發生了顯著變化。

轉到江南研究之后，王建革對景觀的分析更為豐富。作者在《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研究中，在持續關注政治景觀和棲居景觀的同時，對野外空間的探索逐漸增多。野外空間中動植物群落的變化、空間大小的變化直觀地反映著人地關系，但學術界相關研究甚是缺乏。他根據大量文人歌頌自然的詩詞，在史學呈現上復原了唐宋時期的豐水環境下，由河道與河岸上的樹木花卉、野生植被、圩田中的農作物等共同塑造的江南景觀，尤其是對鄉間野生植被的關注與研究，豐富了景觀史研究。另外，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群體的觀念也影響著景觀的形成與發展。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與資源破壞的影響下，水與田野環境發生了較大變化，尤其是在小農經濟興起以后，家景、鄉景、野景都趨向微型化。景能怡情，尚可喻志，因此，景觀可作用于人的心靈從而影響文明的進程。“環境不但使人產生了空間感、時間感，還產生了四時循環的感覺和認識”②，動植物的生長變化如何渲染人們的環境審美、時序感、家鄉歸屬感等，在《江南環境史研究》中都有更為豐富的論證。從《水鄉生態與江南社會（9―20世紀）》的出版到2016年之間，王建革撰寫了十余篇關于江南水土環境、鄉村景觀的學術論文，一幅幅立體的傳統鄉野景觀畫面逐漸在史學上呈現出來，待《江南環境史研究》出版，便引起學術界一片好評。

在王建革的景觀史研究中，景觀要素豐富且層次分明。在影響景觀的自然要素中，地貌是最基本的因素，而河道等水體又深刻影響著地貌，因此，他的著作分析均以水為核心，之后延伸到土壤，植被；社會因素中，結合歷史進程，考察國家、鄉村共同體和小農在不同階段對景觀產生不同的影響，農業景觀、野外風光、聚落形態構建了景觀的變化。《江南環境史研究》作為一部較為純粹的環境史著作，對上述要素的分析更為詳細，且長時段的考察更為系統。早期的江南，景^中自然成分居多；唐代開始，來自國家的力量加強，農業開發大規模實施，農田景觀豐富起來，但野生花卉及其他植物依然廣泛存在，圩田、樹木、田野與植被立體化風景有序而多態，直到唐代末期，農業開發成熟，村落依然擁有優美的野生植物景觀；五代開始，小農力量增強，在精耕細作體系下，桑基農業景觀增多；宋代以后，在人口壓力下，水面多被大規模地分割開發，逐漸破碎，景觀呈現出更多的人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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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商業生態系統；京東；戰略演化

中圖分類號：F713.36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03-0-01

一、引言

Moore在企業競爭戰略中應用了“生態學”觀點，第一次提出了“商業生態系統”的概念。商業生態系統是以組織和個人的相互作用為中心而組成的經濟聯合體，它包括很多的參加者，參與者之間必須相互依賴才能保證自己的生存。商業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企業的經營環境是一個聯系密切的生態體系，而且企業需要依賴這樣的經營環境才可以與其他企業協同并進，與此同時，它也實現了“雙贏”的競爭觀念。本文立足商業生態系統對我國電商平臺企業的發展演化展開研究更為必要。

（一）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概念

電子商務生態系統是一系列聯系緊密的企業和組織機構，它圍繞電子商務企業，突破地理位置的障礙，通過虛擬、聯盟等形式進行優勢互補和資源共享，以互聯網為競爭和交流平臺結合而成的有機生態體系。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以職能標準為依據劃分的不同“物種”共同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商業生態系統。劃分種類如下：

1.領導種群。即主要的電子商務企業，是整個生態系統資源的領導者，它協調整合電子商務系統中的資源，并提供平臺以及監管服務。

2.關鍵種群。即電子商務交易主體，如：消費者，是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其它物種所共同服務的“客戶”。

3.支持種群。即網絡交易必須依附的組織，如：金融機構， 它并不是依賴電子商務生態系統而存在，但它們可以從優化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獲得遠大于依賴自己優勢可以得到的利益。

4.寄生種群。即為網絡交易提供增值服務的提供商，如：技術外包商。這些物種存活在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之上，和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共生死。

（二）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演化路徑

Moore以商業生態系統均衡演化為基準，將商業生態系統從產生并初具規模，到穩定發展最終走向死亡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依據筆者對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特點的分析，以及結合相關研究學者的觀將演化路徑劃分為開拓、拓展、協調、進化四個階段。

開拓階段。它是指電子商務生態系統通過創新的運營模式來吸特定的目標客戶群體，進而創建新的電子生態系統的過程。

拓展階段。隨著系統核心種群自身的不斷成長，在拓展階段系統的規模不但擴大，寄生種群也不斷的出現。以不同領導為核心的相同性質生態系統之間的角逐日益激烈，最終市場競爭局勢基本被確定下來。

協調階段。拓展階段業務飛速增加，這使協調各企業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變得逐漸重要。此時電子商務系統進入協調發展階段。

進化階段。信息技術不斷得到發展，原來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也會受到其他模式的沖擊，或者受到被取代的威脅，所以電子商務生態系統就會進入下一個階段，即進化階段。進化階段需要大大的改變原來的模式，進行模型改造或技術創新，從而變為一個嶄新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

二、基于京東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案例分析

京東是我國的電子商務企業，它擁有自己的商品銷售平臺和購物APP，在公司成立的幾年里，它不斷擴大自己的商業生態系統，成為光磁產品的商，開通京東多媒體網，創立京東拍賣場，成立京東廣州全資子公司，創建3C網購平臺。近幾年，京東商城集團啟動了電子書刊業務，銷售平臺與智能手機/PC閱讀客戶端軟件，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商業生態系統。

發展階段包括：

1.開拓階段。創始人劉強東于1998年在中關村創業，成立了京東公司，在2001年，京東成為光磁產品領域最具影響力的商。2004年，開辟電子商務領域創業實驗田，正式開通京東多媒體網。同年，在全國首創京東拍賣場。從創建公司初期，京東商城，不斷擴大自己的商業生態系統，并使之初具規模，完成了商業生態系統的開拓階段。

2.拓展階段。經歷開拓階段以來，京東不斷拓展，自身的生態系統逐漸強大。2005年，京東多媒體網日訂單處理量穩定突破500個。在2007年京東建成北京、上海、廣州三大物流體系。2009年，京東單月銷售額突破3億元。同時，日訂單處理能力突破20000單。2012年，京東商城佳通英文網站，開拓西方市場。京東完成第六輪融資，融資金額為3億元。由此使其成功的進入商業生態系統的拓展階段。

3.協調發展階段。京東于2014年宣布家電“京東幫服務店”在河北省趙縣正式開業。并聲稱，未來三年，“京東幫服務店”將在全國區縣鋪開，達到千余家。借此，京東大家電可在四到六線城市進行物流提速，解決了物流慢的問題。2015年，京東因C2C模式當前監管難度較大，無法杜絕假冒偽劣商品，停止提供其C2C模式的電子商務平臺服務，并在三個月的過渡期后將其徹底關閉。京東集團對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提出的解決措施，無疑是在解決自身內部的矛盾，從而確保自身的生態系統可以繼續協調穩定發展的舉措。

4.進化革新階段。京東從成立發展到今天，在市場中存在著許多優勢，但也存在著許多劣勢，京東的商業生態系統雖然得到了持續快速的發展，但越是發展到后面，就更應該注意和反思自身所存在的缺陷以及自身可能所面臨的潛在威脅，從而才能使得自身的生態系統進入進化革新階段，得到飛躍的發展。

三、結語

互聯網的發展直接促進了電子商務的出現。近幾年來，電子商務得到了持續快速的發展。許多的利益相關集體不斷幾句，逐漸形成一個商業生態系統，且日益生態化。與此同時，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也得到了不斷地演化和發展。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演化過程主要是初步形成、拓展、協調發展以及進化革新四個階段，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威脅存在，因此，只有系統內部協調發展才能實現共贏，才能促進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進而電商企業才能在這個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得到更快更好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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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ore，J.F.The Rise of a New Corporate Form[J].Washington Quarterly.1998，V01.21（1）：167-181.

[5]資料來源：京東商城發展歷程.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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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區域 生態經濟 綜合規劃

[論文摘要]生態經濟功能區劃是生態科學和經濟科學領域的一項重要研究內容，它對識別區域的生態經濟特征，制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實現區域可持續發展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文章回顧了我國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發展歷程，系統總結、分析和評價了生態經濟區劃的研究方法，并對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

近年來，由于世界人口的持續增長，人類對自然資源的不合理開發和利用，導致了環境污染與生態惡化嚴重，嚴重影響了全球的可持續發展．面對當今全球人口、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尖銳矛盾，人們不得不重新反思以往的區域發展戰略．區域規劃主要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對未來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建設以及土地利用的總體部署．然而，以往單一的區域生態區劃或經濟區劃難以解決如何使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協同、持續發展的難題，所以區域規劃的重心開始向綜合考慮生態、經濟功能轉移，把區域作為一個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的生態經濟功能區劃就此應運而生．目前許多學者對不同區域的生態經濟區劃進行了研究．本文回顧了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發展，系統總結、分析和評價了生態經濟區劃的研究方法，并對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研究熱點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展望，為區域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和建議．

1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回顧

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是利于實現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經濟系統功能協調演進的綜合區劃，它強調生態學基礎和經濟發展規律，全面考慮包括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在內的生態因子，根據自然、社會、經濟因素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系所構成的空間組合形式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劃分不同類型、不同等級的生態經濟單元．自產生以來，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經歷了以下發展歷程：

1．1區劃自然(生態)功能區劃

竺可楨于1931年發表的“中國氣候區域論”標志著中國現代自然區劃的開始，隨后黃秉維于20世紀40年代初首次對我國的植被進行了區劃．2O世紀5O年代，在對我國自然資源深入調查及分析的基礎上，自然工作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國自然地域的區劃原則和指標體系．其中最具影響和最完整的是在1959年由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編寫出版的《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它明確了區劃的目的，擬定了適合中國特點又便于與國外相比較的區劃原則和方法．與此同時，許多省區也分別完成了各自的自然區劃．20世紀8O年代，各單項區劃和綜合自然區劃方案更加趨于完善，并出版了《中國植被》、《中國土壤》和《中國自然地理》叢書等一系列論著．

1．2區劃生態經濟功能規劃

依據客觀自然地理的分異規律性所進行的自然區劃，主要停留在對自然表象的認識上，區劃指標過于單一，不能滿足現今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在總結我國生態建設有關經驗的基礎上，環境學家馬世駿教授于1981年首次提出了社會一經濟一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他指出：“當代若干重大社會問題都直接或間接關系到社會體制、經濟發展狀況以及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和自然是三個不同性質的系統，但其各自的生存和發展都受其他系統功能、結構的制約，必須當成一個復合生態系統來考慮”_3]．王如松做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為城市和農村是一個以人類活動為紐帶，由社會、經濟與自然三個亞系統組成的相互作用與制約的復合生態系統E43．在這一基礎上區域規劃由單純的自然生態分析向涉及自然、社會、經濟諸多方面的綜合分析轉變，經濟生態規劃隨之逐漸展開．1989年周紀倫等主持的上海郊區生態經濟規劃以區域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為劃分對象，構造了一個能反映城鄉地區生態經濟系統整體特征的框圖模型，開創了國內區域生態經濟綜合區劃的先河]．自此以后，在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下，生態經濟綜合區劃蓬勃開展起來．

2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方法

在構筑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理論的同時，區劃實際工作者也在方法上進行著積極的探索，創立和引進了許多區劃方法．下面主要介紹以下幾種常用方法：

2．1系統聚類方法

首先把各個對象各自歸為一類，然后每次將最相似的兩類合并，合并后重新計算新類與其他類的距離或相近性測度．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所有對象歸為一類為止．方法是將分類單元對應的指標因子構成分類矩陣，首先用標準后的數據計算分類單元的相似系數，最常用的方法是歐式距離法；最后進行聚類分析，較常用的是最短距離法和最長距離法．

早期運用系統聚類方法的規劃很多．其中盧蘭、蔡秋等就利用系統聚類方法對槽渡河流域的農業做了生態經濟區劃，將其劃分為了5個農業生態經濟類型區[6]．胡寶清、廖赤梅等利用系統聚類分析的方法對南欽丘陵盆地做了生態經濟規劃，將其劃分為了兩區、四個亞區兩個等級．

2．2“星座”圖聚類方法

它是圖解多元分析中的一種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將每個樣點按一定數量關系點在一個半圓之中，每個樣點用一個星點表示，同樣的樣點便可以組成一個“星座”．然后歸類并區分不同“星座”的界限，從而得到星座聚類圖．胡寶清、周興等以山區農業生態經濟區劃為基礎，運用“星座”聚類方法將廣西融水苗族自治縣指明了區域發展方向]．

2．3模糊聚類分析方法

在數據收集，指標確定完備后，首先進行標定工作，即標出衡量被分類對象間相似程度的統計量(，J一1，2，…，)．設論域一{U，Uz，…，U)建立(，上的相似關系R(代表模糊關系)．U表示與按分類特性的相似程度．又設被分類的每一對象，由一組數x x…，X來表示，則與“，的相似程度，可以按實際情況采用不同統計量方法來計算．常用的有夾角余弦法和算術平均最小值法．用上述方法建立模糊關系R，然后根據模糊數學中的“傳遞閉包”理論中的定理運算：R。R—R，R。。R一R，…，。R=R2直至某一步出現R一R為止，則R便是一個模糊等價關系．最后利用—截把模糊等價關系轉化為確定關系，取不同的值水平，可把諸分區單位在相似程度下分成若干類．以模糊聚類分析作為區劃方法的研究不少．鄭可鋒運用模糊聚類方法，以鄉鎮為分區單位，對浙江省德清縣進行生態經濟區劃并提到以定性角度分析問題的必要性．包曉斌也以鄉鎮作為基本元，采用ISOTATA模糊聚類區劃方法將黃河的一級支流聽水河流域地區劃分為3個類型區．

2．4 3S的分析方法

隨著區劃的定量化要求愈來愈強烈，地理信息系統(GIS)，遙感(Rs)，全球定位系統(GPS)等現代化技術被廣泛應用于生態經濟功能區劃中．GIS是以地理空間數據庫為基礎，在計算機軟、硬件支持下，對空間數據進行采集、管理、操作、分類、模擬、輸出的空間信息系統．2003年高群、毛漢英運用GIS分析手段對三峽庫區云陽縣進行了生態經濟區劃，分區的結果綜合體現了生態系統的地域特征和該區域的生態經濟發展方向．

3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研究展望

3．1區劃方法逐漸走向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

現今生態經濟綜合區劃精度的要求已越來越高，以往單純的定性分析已不能滿足區劃的需要，必須在進行區劃時同時注重定量分析，用數量化的方式來證明區劃結果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3．2縣域小尺度的山區綜合區劃成為研究熱點

應區域規劃可持續發展可操作性的要求，生態經濟綜合區劃區域熱點已逐漸由大尺度綜合區劃轉到縣域小尺度的山區綜合區劃．小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是整體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在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山區地帶，其對確保整個區域的生態平衡、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更為重要．

3．3 3技術被廣泛應用

由于區域生態經濟功能區劃通常涉及的是空間結構多樣、屬性多、組分關系復雜的城市或區域，只有廣泛地通過使用計算機技術和空間資源分析技術(如地理信息系統)，才有可能使生態經濟功能區劃得以廣泛應用．GIS的應用使區劃結果由基于行政基本單元發展為基于相對均質的地理網格單元，大大提高區劃成果的精度和準確度，更能滿足區域可持續發展中的各方面需求口．

3．4城市群將是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重要研究區域

隨著經濟的發展，現今的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城市成為人類生產和生活的重要區域，許多地區更開始出現城市群體化現象，如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區．城市群將成為人類活動最為活躍，生態關系最為復雜，系統結構和功能也最為完善的復合生態系統．但是現今尚未見到有關城市群空間尺度上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研究報道，所以在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加強對城市群生態經濟功能區劃的研究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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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研究和實踐

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民工家庭遷移成為人口流動新的趨勢，大批適齡兒童隨其父母進入城市，成為“流動兒童”。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問題。學術界針對這一現象，展開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詳實地描述流動兒童的生活和生存狀況外，還深入地探討了流動兒童在教育、社會融合、衛生保健等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些數量龐大的研究，主要都是“問題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將流動兒童本身視為一種“社會問題”而提出，無論是研究者、實踐者還是社會政策制定者將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動兒童面臨的問題上。“問題取向”視角影響下的流動兒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兒童及其家庭的劣勢，與此相對應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的焦點也在于如何幫助流動兒童解決他們的問題，緩解其不足。無論采取何種模式（社會捐助或者政府幫扶），“問題取向”下的實踐和社會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過他者的救助，來實現流動兒童生活、學習環境的改善，從而實現流動兒童教育公平、社會融合和個人發展。這種實踐和政策干預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是補缺型和補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國教育報》率先刊發了兩篇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文章，這激發了教育部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就學狀況的調研，也為1998年聯合頒布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供了現實依據。其后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條例，以及近年來大量的社會組織投入到流動兒童社會服務，均是在將流動兒童視為問題的研究的基礎上，政府或社會作為流動兒童條件改善的關鍵性力量而不斷地得到強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補缺型和補救型的特點，注定“問題取向”的干預和實踐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筆者以“社會工作”和“流動兒童”為篇名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到的5篇論文，主題分別是流動兒童社會融入與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兒童心理健康與社會工作、流動兒童問題與社會工作回應、流動兒童學校和家庭教育對社會工作的啟示。這些干預實踐明顯呈現分散化和孤立化傾向，缺乏從系統的角度來考慮。這導致僅僅將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方法，單純強調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在流動兒童服務中的應用，從而陷入了“方法為本”和“工作者為本”的陷阱中。①

（三）兒童主體性缺乏如前文所述，問題取向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特別強調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學校等，往往忽視了兒童的主體性，導致干預動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預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這使得我們一方面質疑政府政策和社會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動兒童面臨的各種問題并沒有緩解。所以，本文認為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干預實踐和政策，不利于充分發揮流動兒童及其生態系統的主體性，這對于增強兒童抵抗流動所帶來的風險的能力，是不可持續性的。兒童抗逆力作為一個社會工作新的實踐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問題取向下的研究和實踐所帶來的問題。

二、兒童抗逆力與社會工作實踐

（一）兒童抗逆力：兒童研究從問題取向到優勢視角的轉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譯為彈性、復原力、心理韌性）研究的興起與學者對風險（risk）的關注有關。在兒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風險用以形容表現不符合主流價值規范的學生，如：失學、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問題取向”的分析范式，關注風險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往往認為部分兒童在風險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適應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學者的批判，認為由于聚焦到兒童及其環境的消極因素，容易造成問題化傾向，對兒童或者青少年的發展反而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如：有學者指出將兒童標簽化為“精神分裂癥兒童”比其行為偏差本身還要嚴重。①正是因為問題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論由于采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優勢視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導研究者關注風險中個體的資源或優勢，從而實現了范式的轉換，激發了預防和干預的全新理念。對有抗逆力的兒童的研究也隨后展開，如：加梅齊和魯特（Garmezy&Rutter）通過追蹤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兒童，盡管生活在高危的環境中，仍然發展為健康的，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成功”的年輕人②；韋爾內和史密斯（Werner&Smith）認為大多數兒童具有自我矯正的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夠發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顧等技能。③兒童抗逆力成為困境兒童研究和干預的新范式。兒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中，也發生了演變。兒童抗逆力最初被視為個體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質，主要是指在個體發展過程中提升其適應高危環境的成功的適應力。④但有學者認為抗逆力并不是一種要么有，要么沒有的固定品質，兒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鑒于此，有學者將兒童抗逆力視為兒童成功適應的結果⑥或者是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相互博弈的過程。⑦雖然抗逆力的概念還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其核心始終包括三個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響的資源或者優勢的出現；展示積極適應結果。⑧所以，本文認為兒童抗逆力是指兒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環境系統的資源或優勢，克服困難，展示積極適應結果的能力。這種能力受到個體和外部環境系統的影響，并且在兒童生命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一樣的形式。

（二）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20世紀80年代，兒童抗逆力研究者開始嘗試將研究成果用于推動高危兒童或青少年的干預和預防計劃，如：抗逆力在學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務傳遞中的應用等。有學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對教育、青少年服務和以優勢為本的社會工作的真正回饋，它給那些為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為本的答案：找出能夠促使青少年的保護性因素，即可以促進青少年在面對壓力、不利和創傷之時健康和成功發展的發展性支持和機會。⑨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預理念、干預系統和干預原則。首先，在實踐理念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聚焦于尋找困境兒童內在能力和系統優勢。有學者認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個人都有內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創造差異、言傳身教勝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們對內在能力的信念開始的。①這種對兒童自身能力、資產的關注，直接回應了兒童時期的發展性任務，這同減少兒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險一樣，都可以有效地幫助兒童克服發展中的挑戰。其次，在干預系統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系統為兒童生活的所有系統。早期的兒童抗逆力提升實務計劃，很多干預計劃都在學校推行。因為兒童在學校呆的時間很長，所以學校是實施支持兒童和協助兒童克服環境壓力的干預計劃的極佳場所。在學校推行抗逆力干預計劃，能夠有效地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顯的效果。②隨著抗逆力研究從個體取向逐步向系統取向轉變，有學者就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單個的系統或者實踐能夠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成長，成功的實踐的關鍵因素是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和實踐地點的優勢和劣勢，制定出整合傳遞系統。③這種整合性的服務系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兒童所處的系統出發，從多個層面———學校、家庭、社區———實施干預；二是兒童抗逆力提升實踐應該與現有的兒童服務相整合（如：教育服務、文化服務等）。再次，在干預原則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遵循綜合的行動原則。兒童抗逆力理論要求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遵守以下原則：在干預基礎方面，關注與兒童相關的理論和研究證據，強調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結合；在干預方法方面，認為兒童發展面臨的消極因素的減少和積極因素的提升同樣重要；在干預目標設定方面，關注干預兒童所處環境的影響，將干預目標和兒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預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務，提升干預的可持續性。④#p#分頁標題#e#

三、“抗逆小童星”：一項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的社會工作實踐

（一）項目簡介

“抗逆小童星”是南京大學社會工作碩士（MSW）教育中心與南京市建鄴區民政局共同合作的“增強兒童抗逆力實務項目”，服務時間為2010年10月—2011年10月。1.項目實施社區基本情況南京市建鄴區HY社區，現有居民4015戶，10562人，該社區主要是失地農民安置社區，整體收入水平偏低。HY社區內有一所外來工子弟小學，興辦于1999年，校舍在HY社區居委會樓上，共兩層樓，整個學校沒有操場、圖書室等基礎設施，只有一間活動室，供學生課間休息使用。該校共有學生600名，教師11人。由于南京市建鄴區2005年逐步實施“將流動兒童納入公辦教育”的規定，該校規模不斷縮小，且將于2012年上半年停辦。所以，對于在這一學校就讀的流動兒童而言，他們面臨的困境更突出，選取該校作為抗逆力提升實務項目的實施地，比較合適。2.服務對象基本情況“抗逆小童星”項目組通過前期評估，選取其中100名流動兒童參加“抗逆小童星”抗逆力提升社會工作實踐活動。服務對象的基本情況為：男生占64.0%，女生占36.0%；平均年齡為12歲；農村戶口占84.2%，非農戶口為15.8%；父母文化水平較低，在高中及以上的分別為19.1%，8.5%；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比較好或者好的僅占16.1%；流動兒童父母職業等級相對較低，大多數都是非正式就業，職業類型主要是賣菜、清潔工、卸貨工等。

（二）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的社會工作實踐：理念、評估和干預策略

1.理念：生態系統理論與優勢視角結合下的整合型社會工作20世紀7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SystemsTheory）得到廣泛應用，其對個體和環境系統雙重聚焦的整合視角，挑戰了傳統社會工作實踐中個體心理聚焦的視角。生態系統理論是強調個體和社會系統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一種思考和組織的知識系統，其認為人類的發展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個體與社會、物理環境、階層和文化環境連續交換的產物，并且依賴于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和分享。①該理論認為個體發展的生態系統共分為四個部分：微觀系統（micro-system）、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和宏系統（macro-system）。②生態系統理論對系統之間互動的強調，使得“人在環境中”的核心概念得以復蘇，為整合型的、通用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優勢視角成為新的范式，其被廣泛應用于兒童福利、家庭和老年人服務中。優勢視角聚焦于服務對象的資產（asset）或優勢，關注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相互協作，而不是社會工作者作為專家的角色來主導干預活動，同時干預任務也轉變為協助服務對象發現和增強他們潛在的能力，從而在逆境中成功地獲得發展。③抗逆力作為優勢視角的基本信念之一，自然也成為社會工作實踐的主題。20世紀90年代，將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整合在一起，越來越成為社會工作實踐的主流模式④，此時期興起的抗逆力提升實踐，就是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結合的產物。受這一社會工作實踐理念的啟發，本文將流動兒童問題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予以審視，將流動兒童抗逆力視為特定環境中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圖1反映的是優勢視角下的流動兒童生態系統：一方面流動兒童抗逆力直接受到微觀系統中家庭、學校和鄰里的影響，宏系統中的社會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外系統中社會服務組織、基層政府、社工高校也會間接地影響流動兒童；另一方面流動兒童抗逆力還是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如：系統之間的互動，或者是系統內部的互動。無論是系統本身還是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的互動，均包含影響流動兒童抗逆力水平的保護因素和危險因素（優勢/劣勢）。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結合下的整合型社會工作包括兩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統整合，充分考慮宏系統、外系統、中系統和微觀系統對流動兒童的影響以及各組成部分的優勢/劣勢，發掘流動兒童及其環境系統的主體性；二是方法整合，從流動兒童及其系統的優勢/劣勢出發，綜合應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專業社會工作方法，而不是專注于外部干預，割裂地考慮哪些適合個案工作，哪些適合小組工作，哪些適合社區工作。

2.評估：流動兒童抗逆力及其危險/保護因素的評估在抗逆力研究和干預過程中，對服務對象及其環境系統危險/保護因素的界定和評估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將流動兒童宏系統作為其成長和發展的背景，基于個體維度的抗逆力—易感性（vulnerability），系統維度的危險—保護因素兩個維度，評估流動兒童個體及其外系統、中系統、微觀系統的優勢和劣勢。①具體結論如下：

（1）個體抗逆力—易感性方面。流動兒童在面對風險時具備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54.3%的流動兒童的抗逆力水平較低，也就是說超過一半的流動兒童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差，具有明顯的易感性。具體而言，流動兒童的樂觀感明顯好于歸屬感和效能感，低水平樂觀感的流動兒童占9.1%，而歸屬感的低水平率為26.8%，效能感為34.8%。這說明流動兒童對自我和周圍現狀積極的認知能力，明顯高于其對環境的歸屬感，而流動兒童對自我生活的管理能力是最差的。

（2）系統危險—保護因素方面。流動兒童生活系統中保護因素較少，危險因素較多。流動兒童生活系統中無論是危險因素還是保護因素主要集中于微觀系統，中系統和外系統的作用不夠明顯，系統之間的互動和連接也較少，這更惡化了流動兒童的生態系統。通過分析可知，直接的保護因素包括：連續的家庭照顧、父母穩定的婚姻關系、較好的父母關系、較高的學業期待、較高的班干部擔任率、良好的同輩關系；直接的危險因素包括：家校合作較少、父母較低的文化水平、較差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居住方式、粗暴的教育方式、較少鼓勵子女能力發展、較少參與子女生活、家庭文化氛圍不足等；潛在的保護因素有：社會服務組織、社區居委會、社會工作高校；潛在的危險因素有：社會支持因素缺乏等。

3.策略：危險聚焦/資產聚焦/過程聚焦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壓力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兒童面臨的危險因素較大，保護因素不能很好地調節危險因素的影響，則兒童有可能出現情緒失調、行為失范、行為等問題；相反，如果兒童具有的保護因素能夠有效地調節危險因素，則兒童即使是在逆境下，同樣能夠獲得良好的適應結果。流動兒童抗逆力提升的主要目標就是：增強兒童個體和系統的保護因素、減輕兒童個體和系統的危險因素。抗逆力為本的兒童干預實踐，提供了一個干預的替代性框架，聚焦到兒童生活系統中的資源或者優勢，通過建立兒童的保護網絡和提升兒童能力，最大化兒童良性發展的可能。抗逆力提升綜合起來有三種干預策略：危險聚焦策略（risk-focusedstrategies）、資產聚焦策略（Asset-focusedstrategies）、過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strategies）。①本項目綜合應用了這三種策略，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如圖2所示。#p#分頁標題#e#

（1）危險聚焦策略，聚焦到減少或預防危險因素及其影響，主要涉及微觀系統的干預。這是指減少兒童暴露在危險中的經驗，針對流動兒童而言，主要是減少流動兒童家庭危險因素（親子關系鏈接不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較少等）、流動兒童學校和社區危險因素（較低的學業成就、單一的成就來源、社會支持缺乏等）。本項目采取的干預方法有：針對家庭危險因素，實施的方法有推動兒童親密關系的建立、增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的機會，比如：通過布置家庭作業的形式，讓子女和父母共同完成；在結束和開始時舉辦慶典，邀請家長參加，共同見證子女的成長；針對學校和社區危險因素，則是增加兒童的學業成就，擴大其成就來源，比如：讓兒童加入英語課外學習班、增加兒童上臺表演的機會、擴大其資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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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內容摘要：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行業界限與企業邊界日益模糊。任何企業都不可能完全孤立地開展生產經營活動和取得長期效益。環境約束會阻礙企業生態位的發展，相交生態位上的企業也會起到限制作用。商業生態系統理論打破了傳統企業之間“單贏”的競爭觀念，強調企業的經營大環境是一個聯系緊密、互為依賴的共生系統，零售企業需要在這個環境中與其他企業共同發展。

關鍵詞：商業生態系統 零售業 特征 戰略構建

隨著科學技術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商業環境越來越復雜，對企業的要求日益嚴格。沒有明確核心競爭力的企業在日益復雜的環境下生存困難。大而全的企業無論從響應速度還是從成本控制都無法達到使企業度過一系列危機的高度，因而越來越多的零售企業注重發展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以實現對市場需求的快速響應。企業間相互聯系的方式也由以前近似線性的關系變為更復雜的非線性關系，從而發展成商業生態系統。

商業生態系統，從狹義上講，它包括客戶、供應商、生產者、流通者、市場中介（包括商、銷售渠道、銷售補充產品及其提供服務的人、各種協會等）；從廣義上講，它除以上經濟聯合體外，還包括自然資源、市場環境、政策環境、科技環境等生態環境，是經濟聯合體與其所處生態環境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賴、共同發展的整體。

商業生態系統的特征

商業生態系統建立在企業生態位分離的基礎之上。如同自然生態系統一樣，每個生物體各占有一定的生態位。當兩個生物利用同一資源或共同占有其他環境變量時，就會出現生態位重疊現象。由此，競爭就出現了，其結果是這兩個生物不能占領相同的生態位，即產生生態位分離。商業生態系統中的企業也一樣，企業組織越相似，對資源的需求越相似，經營的產品和市場基礎越相近，它們之間生態位的重疊程度就越大，競爭就越趨于激烈。為了減少正面沖突，企業必須發展與其他企業不盡相同的生存能力和技巧，找到最能發揮自己作用的位置，實現企業生態位的分離。

商業生態系統強調系統成員多樣性的重要作用。如果系統的復雜性越來越低，以至由原來非線性特征退化為線性特征，系統也就失去了其應有的整體功能。因此，保持成員的多樣性也是保證商業生態系統存活的必要條件：首先，多樣性對于企業應對不確定性環境扮演著緩沖的作用；其次，多樣性是商業生態系統實現自組織的先決條件；再次，多樣性有利于商業生態系統價值的創造。

商業生態系統橫跨了許多行業，各個成員致力于尋找新思想，發掘潛在的需要，并把它們創造性地結合到新的經濟活動范式中，去創造系統的新價值，并通過分享新價值提升每個成員各自的價值。

商業生態系統的主導企業對于系統保持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商業生態系統能為顧客所貢獻的是一個結合各種資源和能力的協作體系。如同生態學上的優勢種對整個群落具有控制性影響一樣，商業生態系統的主導企業控制和影響著該系統內所擁有的資源和能力。所以，對于一個商業生態系統而言，共生企業群可以發生變化，但保留主導企業卻是該商業生態系統存在的前提。

商業生態系統具有自組織的特征，并通過自組織不斷進化。對于商業生態系統而言，根據環境的變化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結構、決策過程、操作過程甚至產品和服務尤為必要。只要條件滿足，隨環境不斷進化，自組織就不會停息。

商業生態系統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對環境的反應比較迅速。商業生態系統的組成是消費者需求驅動型的，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聚集一群相關企業完成構思、設計、生產、分銷和服務等工作。

商業生態系統具有模糊的邊界，呈現網絡狀結構，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每一個商業生態系統內部包含著眾多的小商業生態系統，同時它本身又是更大的一個商業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其次是某一企業可同時存在于多個商業生態系統中。傳統商業系統和商業生態系統的區別如表1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以往管理零售行業運作體系的思想還是將視野鎖定在企業自身。本文提出的零售業商業生態系統，從系統化的角度分析零售行業的運行規律，為管理零售行業的穩定發展與運行提供有價值的思路。一個企業要生存和發展，需要與對手競爭，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共同進化的思想。就像自然生態系統中各生物群體的相互依賴性一樣，每個成員在自我改善與改造的同時，必須與其他群體成員予以共生和配合。強調企業生態位的思想，其本質是系統成員的協同進化，即成員們在合作與競爭中協同發展。這也是商業生態系統區別于其它企業網絡的根本特征。

基于商業生態系統視角的零售業發展戰略構建

（一）鞏固發展與制造商、批發商的共生關系

自然生態系統中，食物鏈上每個物種相互依存又相互爭奪資源。商業生態系統中，在商品價值增值鏈上的制造商、批發商、零售商的關系也是如此。而傳統的流通系統往往被分割成一些封閉的環節，比較松散，制造商、批發商和零售商之間長期互不信任、討價還價，為了抵抗市場風險，各個環節孤立地建立庫存，交易成本大增。隨著市場制度變遷的加速，傳統的價值鏈已不能適應商業的發展。零售企業應以消費者需求為目標導向，努力鞏固、發展與制造商、批發商的共生關系， 共同進行市場調查、設計、開發，認真研究消費者的需求差異和需求態勢，使信息存取、處理由孤立變為互動，由封閉變為開放。運用現代信息技術將商品流通各環節（生產商、供應商、服務商）有機聯結起來，促使信息、運輸、包裝實現標準化管理。形成一個相互依賴、緊密合作的利益共同體，共同做好銷前、銷中、銷后的一系列工作， 達成與之利益共享的戰略性合作伙伴關系。通過對整個系統的有效管理，實現相互協調合作，消除“進場費”和各種“攤派”擠壓上游供應商的現象，向消費者提供更高價值服務，實現雙贏和多贏型關系。

（二）零售業應提升自身核心競爭力并通過錯位經營適應競爭環境

事實上，在復雜的生態網絡中，很難再界定一個零售企業與其他企業的關系是純粹的競爭或純粹的合作，更多的是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由于零售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價格競爭的空間越來越小。從國內零售企業價格戰來看，價格戰中大部分商品均低于市場正常的供應生產成本，這種“價格戰”實質上是一種不正當競爭行為。商業生態系統思想認為零售業的行業特征及外部環境決定了零售企業不能停留在簡單的“價格戰”表面，而只有建立起自己的核心能力，針對商圈內居民的收入水平、共同生活習慣、消費傾向研究自己的目標顧客，進行有差別錯位經營，實施低成本和差異化戰略，理性地進行價格競爭，建立一種有序的競爭環境，避免惡性競爭的同時擴大市場。

（三）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并構建、創新商業生態系統

有效競爭機制是商業生態系統的基礎。相對而言，零售業的進入壁壘較低， 經營規模普遍偏小，缺乏全國性大型零售企業。各企業間為了爭奪有限顧客，不可避免發生低水平過度競爭，各種類型的價格戰、促銷戰此起彼伏。目前，我國政府在制定行業組織政策時，應以避免惡性競爭，追求規模經濟為主要目標。一方面，通過優勢企業兼并劣勢企業 ，提高市場集中度，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另一方面，實施聯合與重組，組建跨地區的大型零售公司，減少內部磨擦，實現有效競爭。在優化市場組織結構的基礎上，要規范零售企業的市場行為，在企業間建立利益協調機制，增強對外資零售企業的競爭合力。

（四）建立立體式業態結構

立體式業態結構是指由零售商品、環境、服務等要素組合成的經營形態。在自然生態系統中，物種數量越是稀少，系統越是容易失去平衡。在商業生態系統中，業態越單一，商業生態圈越是經受不起外界的挑戰“變則通，通則久”，零售業應不斷進行業態創新，以立體式的結構適應多層次的需求機構。城市消費群體已由崇尚“物美價廉”轉向注重“物有所值”或“物超所值”，認真研究自身的目標顧客群體，判斷其消費行為是傾向實用、節約，還是時尚、新潮，不斷創新“商品組合”，創新超值服務項目，創新業態，建立起零售業和消費者間的良性循環。

（五）規制零售業商業生態系統運行

政府規制與制度安排是規制零售業商業生態系統運行至關重要的兩個層面。一方面零售業政策要以促進集中為導向，弱化企業擴大規模的行政障礙，發展連鎖經營，以優惠政策促進企業之間的兼并聯合。另一方面，在流通產業組織政策制定上，要規范大型流通企業的經營規范，通過相關立法規范大型零售企業的經營行為，完善以反對壟斷和促進市場充分競爭為核心、內外貿統一的市場流通法律體系，實現監測準確、反應敏捷、調控及時的市場運行監測調控，防止用壟斷地位進行價格的控制。

（六）完善企業文化制度并進行管理創新

在運行的機制上，應確立完善的制度和企業文化支撐企業戰略的思想，通過管理創新實現組織結構與業務流程的有效控制。以改制為契機，在產權制度、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所創新，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員工績效考核評價體系，健全法人治理機制，完善競聘選拔、培養干部和經營者制度，打破固定用工制度，實行雙向選擇，能進能出。零售企業文化具有可持續性和可創造性，能夠支撐與競爭對手完全不同風格的服務模式，不僅能夠有效地避免惡性競爭，更能凸顯自身優勢，走更具特色的發展之路。同時，完善商業信用體系，這也是保證商業生態系統平衡發展的重要保障。

（七）保持適當的民族零售企業比例

在大力引進外資零售業的前提下，必須保持適當的民族零售企業比例。把引進外資和當地中小企業的發展，以及當地可持續發展、和諧發展結合起來考慮。防止外資企業壟斷某些業態，通過掠奪性定價獲得超額壟斷利潤。同時選擇核心競爭力強、知名度高、管理基礎好的民族流通企業，通過兼并聯合、資產重組、參股控股擴大企業的規模，實現國內流通企業的整合，培育我國擁有自主品牌和國際競爭力的大型零售企業集團。

（八）電子商務下的零售企業應構建完整的商業生態系統

開展電子商務的零售企業，應將伙伴企業各個業務環節孤島連接在一起，使電子商務運營商與商家認證、中央監控和誠信評價系統等構成完整的商業生態系統，為商業生態系統的形成提供有力的支持。尤其要融合企業電子商務與物流配送，降低貨物在流通過程中的成本與損耗，使得各種資源得到優化整合，建立起高效、低耗的商業生態環境。

管理零售企業和其價值鏈，以及所處的商業生態系統環境是一項復雜和繁瑣的工作，零售行業的特殊性導致了與零售企業具有相關利益的對象是復雜的。因此，有必要對其利益相關者進行確定、分析、監測、調控，以維護體系的正常運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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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灰色系統理論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灰色系統”一詞是被在1981年鄧聚龍教授的上海學術報告中首次使用。隨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關于灰色系統的論文，為灰色系統的理論打下良好的基礎，同時也引起更多學者對它的興趣，參與到它的研究中。可實際，灰色系統是由英國科學家的“黑箱”概念的基礎上演進而來的，它融合了自動控制和運籌學。灰色系統是一種包含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系統，主要用于信息不完全的系統，利用已知的信息來探索和預測未知信息，從而知曉整個系統。灰色系統理論和模糊數學、概率論方法一樣都是來探索不確定性系統，具備使用“少數據”尋找現實規律的良好能力，解決了數據不充分或是系統周期太短的問題。如今灰色系統理論被應用于各個領域，譬如經濟管理、生態系統、工程控制等領域。同時在股票投資領域也得到了應用，下面探討下灰色系統如何在股票價格走勢上得到利用。

研究股票的“內在價值”是我們認識股票價格的重要方法，可是它的研究需要專門的知識支持，而且受人們是否合理與準備的判斷未來現金流所影響。股票的價格又是很多信息綜合反應的結果，不同的股票，有不同的價格反應信息機制靈敏性，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想要找到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以及這種差異產生的軌跡和強度是什么，我們都無法把握，更別說把握股票的“內在價值”。股票的價格反應了所有與之相關的信息傳導機制和靈敏度。可是雖然我們不知道它的傳導方式和靈敏強度，但是我們能采用相應的方法通過價格的歷史變化信息來判斷價格未來趨勢，從而獲得股票價格的反應機制信息。于是為了測試和反應它的傳導機制和靈敏度，我們建立了灰色系統理論。灰色系統理論利用搜集和整理系統原始數據，來尋找其發展規律。灰色系統表明，所有灰色序列都能展現本有的規律，在使用一種生成弱化其隨機性后，也就是說，利用灰色數據序列來架構系統的反應模型，然后就能利用這個模型來預測系統可能發生的變化。

灰色系統模型利用微分方程來反應系統的客觀規律。有了灰色系統理論，想要掌握市場價格走勢和方向，我們并不需了解是什么信息影響了或是如何影響了股票價格，例如公司的基本面變化、宏觀的經濟因素變動、市場參與人數增減與否等等會對價格產生影響的綜合因素，我們只要加入能改變原有的價格趨勢的新信息，這些信息是用來驅動市場價格變化的，可這些新信息的影響也不是立馬能實現的，它的實現需要一個不斷消化的過程，這就是通常我們所說的記憶功能，它是股票市場價格變化的驅動力，但是有也有一定“慣性”，灰色系統在股票投資上的利用，正是要解決如何利用這種驅動力來預測未來價格的走勢。

二、灰色系統模型在股票投資價值上的應用

（一）時間轉折預測我們用某一股票的日收盤為例，把某個時間的某個點當起點，當局部低點和高點間波動200點以上時，就認為是一次市場指數轉折，把從低點到高點的變化當做一個階段，因此，我們選用局部最低點與最高點，在選用毗鄰的指數相差在200以上的點，算出它們距離起點的月份，用來進行量化分析指數的走勢。通過灰色微方方程可列出指數轉折點的時間方程，而且通過方程式對指數未來轉折情況進行預測。

（二）新陳代謝模型、事后檢驗事后檢測通過模型來比較預測值和市場實際值而得到的。而從實際應用中發現，只通過每一個數據系列來進行長期的預測走勢和時間點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新信息的作用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而歷史信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價格在信息的記憶和預見能力又有限，于是，隨著市場的發展，信息對系統的影響會不斷地減弱，所得到的誤差也會越來越大，所以我們需要采用新陳代謝GM模型，通過不斷用新數據替換老數據來最有效的展現新信息對于市場價格走勢的影響。

三、結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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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高專教育是一個生態系統，高職高專院校與系統環境之間存在彼此依存、相互協調的共生關系，每個高職高專院校都是這個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通過融合、競爭與合作，形成了整個高職高專教育系統，進而構成更大的高等教育系統。高職高專院校無論是在內部構成要素，還是與外部環境交織互動中，都處于一個內容復雜、影響因素多元的生態系統中。每個子系統通過不斷調整來增強其對系統環境的適應程度。可以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系統理解為：一定時空條件下，高職高專院校與存在關聯的要素之間、以及與所處環境因子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復雜系統。核心競爭力本質上是指組織通過內部不斷整合、調整與創新，使組織獲得競爭對手不易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等資源，從而獲得某種比較優勢，占據行業的優勢地位。如果將高職高專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其勞動力“產品”就是掌握某種專業技能和本領的學生。可以認為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是高職高專院校在長期的發展和成長過程中，通過內部不斷整合、改革以及創新獲得教育資源，使高職高專院校在發展中處于競爭優勢。從生態系統的角度研究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一般認為生態系統中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宜度越大，其占有的資源越具有不可模仿性，其對整體系統環境的適應性程度越高，其核心競爭力就越強。

二、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影響因素分析

（一）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占有資源和環境空間的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校在其所處的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在高職高專院校發展中，不同地區的高職高專院校占有的資源和環境空間不同，生源層次和生源質量也不同，這既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滿足社會需求的市場性一面，同時也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非市場性的一面。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態”的屬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的寬度反映了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構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的構成要素表現為教學能力、科研能力和社會服務能力。在現代高職高專教育生態系統中，這類生態因子包含的主要內容是教育教學、科學研究、技術開發以及滿足社會其他需求的能力，獲得各類教育資源的能力以及樹立高職高專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養的層次、質量，科研的水平、獎勵，學術及社會聲譽等。

（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指生態系統中處于某一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適應其所處資源空間的能力，由其協調內部資源的能力決定，體現了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態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資源協調能力強，能充分適應環境并充分利用其所處的外部資源環境空間，則該高職高專院校的生態位適應能力越強。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院校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描述的是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態”與“勢”的協調，強調高職高專院校內部要素的相互協調性和對環境的適應性。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戰略管理能力和資源整合能力。主要內容是領導者戰略預見、決策和優化配置戰略資源的能力、外部資源的整合運營能力等因素。

（三）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構成要素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系統中，高職高專院校具有通過拓展其生態位來保持和提高競爭能力的動力。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就是實際生態位對其基礎生態位的趨適作用強度。實際生態位離基礎生態位的距離越遠,趨適作用越強，進化動量越大。進化的空間越大，生態位構建變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職高專院校的進化動量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呈負相關，高職高專院校進化動量越大，說明其“勢”能越低，其進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構成中的學習創新能力的進化動量及其與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的負相關性，來表示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構成要素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體現高職高專院校“勢”的屬性。主要包含組織結構形態、教學創新教育的條件、學習型組織的狀況等。

三、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

（一）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析

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觀的核心競爭力內涵，高職的核心競爭力存在于高職高專院校所涉及的各個層次，具有系統性、層次性和動態性的特點。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的高低取決于其生態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資源環境空間的大小、其內部生態系統對其所處生態位的資源和環境的適應能力強弱，以及其生態位進化的能力。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指標包括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3個能力維度。教學能力主要表現為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教師的人數，所以選取了當年的教職工人數和高級職稱人數；高職科研能力維度的主要表現為數和課題立項數，相應分別選取了當年數和項目立項數2個指標；社會服務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為學校聲譽，選取當年社會聲譽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指標包括戰略管理、資源整合這2個能力維度。戰略管理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校級領導班子的整體狀況、最高決策層的領導風范和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三類指標，分別選取了相應指標。資源整合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教師資源整合狀況、物資資源整合狀況兩類指標，分別選取相應指標。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進化能力指標表現為學習創新能力。將學習創新能力維度的表現要素分為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的基礎條件等指標。

（二）指標分類及處理

1．顯示性指標與分析性指標將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定位指標分成顯示性指標和分析性指標，顯示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的核心競爭力狀況，分析性指標說明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內在要素，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和發展能力。顯性指標主要有：教職工人數、高級職稱教師人數、數、課題立項數等指標，直接表現了高職高專院校在辦學過程中體現出來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標有：學校聲譽、領導班子狀況及領導風范、管理決策的全局性長遠性、組織結構形態、學習創新基礎條件等，直接影響高職高專院校生存發展戰略中的各種運作能力，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生存發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標的處理在指標體系中，除了定量指標。還有定性指標。對于指標體系中的定性指標，由專家采用10分法評定，將定性指標定量化。

四、基于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實證研究

應用模糊聚類的，選擇具有典型性的高職高專院校，用數學方法定量確定樣本的親疏關系，從而客觀地劃分類型，對高職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模糊算法比較系統常用的有等價矩陣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軟件采用FCM算法，實現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進行模糊評價。根據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指標體系，采集了廣東省具有典型意義的16所高職高專院校，相關數據來源于《廣東教育統計年鑒》、《廣州年鑒》，數根據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進行統計。通過Matlab定量計算，整理后得出廣東省高職高專生態系統的核心競爭力模糊聚類的結果，如表1所示。從基于生態系統的廣東高職高專院校模糊定位矩陣來看，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和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2所院校屬于類型I，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廣東白云學院等5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II，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等4所院校同屬于類型IV。從生態位競爭力指標分析，以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類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適應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機電職業技術學院為代表的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強，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弱；以廣東白云學院為代表的III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相對較強；以民辦南華工商學院為代表的IV類型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較弱，但是生態位適應能力和生態位進化能力相對較強。

五、生態位視角高職高專院校核心競爭力提升策略

（一）明確辦學理念，提高生態位占有能力

辦學理念體現高職高專院校的教育觀念和哲學思想，對高職高專院校的發展愿景具有指導意義，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態位占有能力。從模糊聚類的結果來看，具有不同生態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劃分為不同的類別。而生態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辦學理念的差別以及其具有的教學資源。高斯（Gause，1934）認為各生物單位都傾向于占據不同生態位，相互補充而避免直接競爭，通過生態位分離占據有利的資源，實現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據生態學的生態位原理，生態位差異大的高職高專院校，彼此之間的競爭小，占有的教育資源差別大，不同生態位的高職高專院校甚至處于相互依賴的合作關系。反之，生態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學資源就越相近，相互競爭就越大。對于因為辦學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學資源相近而導致生態位重疊的高職高專院校（如圖2所示），可以通過生態位分離模型降低競爭強度（如圖3所示）。在模糊聚類中，類型III和類型IV的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占有能力相對較低。在市場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生態位占有能力強的高職高專院校會優勝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職高專院校通過明確辦學理念來尋求教育差異化和資源梯度，分離原有生態位，從而具備不同于甚至優于競爭對手的獨特品質，這也就是高職高專院校的特色帶來的核心競爭能力。類型III和類型IV的廣東省高職高專院校需要摒棄單純借鑒一流大學的辦學理念的錯誤做法，而要根據高職高專的教育特點，避免辦學理念趨同，尋求適合自己的教育生態位。

（二）通過資源整合，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適應能力是高職高專核心競爭力的重要標志。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與生物生態位最大差別是生物生態位是被動的自然選擇的結果，而高職高專院校生態位是由其主動選擇和積極競爭行為所決定的。高職高專院校需要不斷擴展自身的生態位空間來實現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見圖4）。高職高專院校可以通過提高適應度、調整資源梯度和維度來提升生態位，通過教育理念創新、教育教學資源差異化等手段，培養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能力。針對模糊聚類中類型II和類型III的高職院校，需要整合現有的教學資源，提高教學資源的利用率。根據高職高專的教學環境變化適時改變學校的發展戰略，以提高生態位適應能力。

（三）提倡創新思維，提高生態位進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