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放射影像技術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根據《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的分類，國際醫療服務貿易有4種模式：（1）跨境交付；（2）境外消費；（3）商業存在；（4）自然人流動。跨境交付類型的醫療服務貿易通常被稱為遠程醫療（Telemedicine）或醫療服務外包（Offshoring of Health Services）。由于信息通訊技術（ICT）取得的巨大進步，某些醫療服務已經可以數字化并通過網絡來傳輸。這使得發達國家的醫療機構可以將那些能夠數字化的醫療服務發包到發展中國家，讓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專業人員為本國的病人服務。境外消費類型的醫療服務貿易通常被稱為健康旅游（Medical Tourism）。由于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價格遠比發達國家更為便宜，因此相當數量的病人會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接受治療。商業存在是指外國投資者在某一國家境內出資建立醫療機構的貿易模式，通常也被稱為醫療對外直接投資（FDI）。自然人流動則是指醫護人員從發展中國家暫時或永久性地遷移到發達國家工作的貿易模式。

盡管醫療服務外包與健康旅游都是進入21世紀后才開始迅速成長的貿易類型，但健康旅游與外資醫療機構（商業存在）、外籍醫護人員流動（自然人流動）等傳統的醫療服務貿易更為相似。健康旅游相當于通過病人的物理移動，讓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機構與醫療專業人員發生“相對移動”從而進入發達國家。后3種類型的醫療服務貿易并沒有改變醫療作為服務的本質屬性，醫療專業人員仍需與病人近距離會面才能為其提供醫療服務。這種傳統的服務生產方式隨著醫療服務外包的出現正在發生改變。服務外包使得發達國家有可能通過把某些醫療服務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來提高醫療部門的生產效率。醫療服務的生產轉移也將對醫護人員的就業與醫療服務的監管帶來新的挑戰。與其他類型的醫療服務貿易相比，國際醫療服務外包目前的規模是最小的（Herman, 2009），但國際醫療服務外包潛在的增長力已使其成為最受人矚目的一種醫療服務貿易模式。

一、國際醫療服務外包的發展狀況

國際醫療服務外包是指一國的醫療機構通過與另一國的其他企業簽訂合約，將傳統上由機構內部人員負責的醫療服務外包給外部專業服務供應商的一種經營模式。與其他行業的服務外包相似，并非所有的醫療服務都可外包出去。一項醫療服務如果對醫療人員與病人近距離會面（Physical Proximity）的要求越高就越不可能被外包；如果該項醫療服務對醫療人員與病人近距離會面的要求越低就越可能被外包。在目前信息通訊技術水平下，國際醫療服務外包涉及的醫療服務有以下幾種主要類型（表1）。

表1中的各項醫療服務都與電子技術有著密切的聯系，而信息通訊技術的巨大進步使得這些服務能夠跨越萬里被外包到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熟練勞動力的工資差距是醫療服務外包產生的重要動因。以在印度的醫療服務外包企業為例，它們能幫助發包方降低40%~60%的業務成本。另一個促成醫療服務外包產生的原因則是發達國家面臨的專業醫療人員短缺。以放射影像醫生為例，在美國約有20%的職位空缺，在加拿大平均需要等待70天才能拿到CT掃描的結果（Mackay,2007）。

（一）醫療抄錄外包。

醫療抄錄是最早被外包到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盡管與放射影像等高端服務相比，醫療抄錄的服務增加值較低，但與一般商務流程外包相比，醫療抄錄需要受過良好訓練的專業勞動者。醫療抄錄實際上是一項復雜的工作（David et al.,2009），抄錄員需要熟悉醫生的口述習慣、醫生與病人的互動過程以及掌握相當的醫學知識才能聽懂經由互聯網傳來的口述醫囑并將其轉變為電子文檔。抄錄員還需檢查醫學術語的拼寫，保證99.8%以上的正確率。抄錄好的電子文檔視緊急程度，要在3~24小時內傳送回去。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法律要求病人所有的醫療記錄都必須電子化，并且對個人醫療記錄的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有著相當嚴格的規定。完善的電子醫療記錄不僅有利于醫療機構的日常經營管理，當發生醫療糾紛時它也能使醫療機構更好地應對法律訴訟。2003年美國醫療抄錄的市場價值估計在100~250億美元（Conn,2005），其中47%業務外包給了美國本土的醫療抄錄公司，據估計大約10%的醫療抄錄業務發包到了海外（Swartz,2004），同期美國醫療抄錄員的年薪約為4萬美元左右，而印度醫療抄錄員的年薪僅為3000美元。巨大的薪資差異使得美國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醫療抄錄發包國，而印度則成為了最具吸引力的醫療抄錄承接國。印度大約吸引了80%來自美國市場的醫療抄錄外包業務（Hallinan, 2006）。

印度已出現數家大型的醫療抄錄公司。以慈貝（CBay）公司這家全球最大的醫療抄錄公司為例，2006年它在印度擁有30個服務中心，4,500名雇員，為美國650家醫療機構服務，每天處理100萬份文檔。大型公司是承接醫療抄錄外包業務的中堅力量，它們獲得了大約70%的外包業務收入。除了大型公司外，印度還有許多中型（雇員500人以下）和小型（雇員50人以下）的醫療抄錄公司。中型公司一般成為大型公司的特許加盟店或服務供應商，小型公司則一般成為大型或中型公司的次級分包商。

美國的醫療抄錄市場價值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美國本土醫療抄錄員的數量則在以每年10%的速度減少（Blouin et al.,2007）。這一趨勢意味著醫療抄錄的國際外包市場正在迅速增長，許多像印度一樣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積極承接醫療抄錄的服務外包。以菲律賓為例，該國的醫療抄錄員通常是醫學院的學生，他們一邊準備菲律賓的醫生資格考試一邊到醫療服務外包公司兼職。菲律賓政府還為醫療服務外包企業提供特別的投資優惠，2004年該國最大的25家醫療抄錄外包公司都是由美國投資者設立的（Arunanundchai and Fink, 2007）。菲律賓是繼印度之后吸引到美國醫療抄錄外包最多的國家之一。

（二）放射影像外包。

放射影像是國際醫療服務外包中增加值最高的服務。在CT、超聲、MRI等影像技術出現前，X射線是最主要的一種放射影像診斷手段。大多數的醫生都會讀取X光片。隨著放射影像技術的進步，醫療放射影像變得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專業化。放射影像醫生從醫學院畢業后，通常需要經歷5年的住院實習才能獲得執業資格。放射影像醫生的工作是應用各種放射影像設備幫助其他醫生更好地診斷疾病的性質、病情的情況與嚴重程度。因此，放射影像醫生通常無需直接與病人接觸，而只需分析解讀其他醫院、診所或醫生傳來的影像。隨著醫療影像的數字化程度越來越高，網絡的數據傳送能力越來越強，進入21世紀后放射影像外包的技術障礙已經消失。

2004年美國放射影像醫生的年薪約為35萬美元，而印度放射影像醫生的年薪約為2萬美元，如此巨大的薪資差距使放射影像外包業務開始變得極具吸引力（Smith et al.,2009）。從事放射影像外包業務的企業有兩類：一類是專業的放射影像公司，另一類則是知名的IT企業（Pollack, 2003）。遠程放射服務（Teleradiology Solution）公司是第一類企業的典型代表。這家公司成立于2002年，總部位于印度的班加羅爾，它在美國的伊利諾斯州、喬治亞州、馬薩諸塞州和康乃狄克州都設有辦事處。2006年，該公司雇傭了60名放射影像醫生（大多數在印度完成醫學訓練），為50家美國醫院、3家新加坡醫院和3家班加羅爾的醫院提供服務。公司也還為一些來自非洲、中東和亞洲其他地方的醫院提供服務。第二類企業的典型代表是維普羅（Wipro）公司。維普羅公司是印度一家知名的跨國IT企業，它在美國設有商業分支機構。2003年維普羅公司成立了醫療與生命科學部，開始利用自己的IT技術優勢進軍放射影像外包市場。2003年維普羅公司雇傭了12名印度放射醫生為其在美國的客戶服務。

歐盟也有巨大的放射影像外包需求,但目前歐盟法律出于數據安全考慮還不允許這類業務直接發包到歐盟以外的國家。即便如此，印度的放射影像外包企業還是在想辦法積極開拓歐洲市場（Chanda, 2011）。例如，遠程放射服務（Teleradiology Solution）公司就收購了一家當地的小公司并將其變成自己的下屬分支機構。通過這家位于歐盟本地的分公司，遠程放射服務公司得以進入歐盟的放射影像外包市場。健康服務（Manipal Health Services）公司則在英國建立了一個放射影像中心，印度的放射影像醫生轉流換崗定期到該中心工作。以前該中心通過與英國本地公司合作的方式參與英國NHS的放射影像外包業務。預計歐盟未來的數據安全立法可能會允許歐盟的醫療機構將醫療服務直接發包到印度，遠程放射服務公司在班加羅爾已成立一個獨立的分部，論文格式專門負責吸引歐盟業務。

（三）其他醫療服務外包。

醫療抄錄與放射影像是目前發展最快的醫療服務外包類型。隨著市場規模的擴大與技術的進步，服務外包也逐漸擴展到診斷、咨詢、病理檢查等其他類型的醫療服務。印度著名的阿波羅（Apollo）醫療集團已開始為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等鄰國提供遠程診斷與咨詢等業務；該集團還在喀扎克斯坦成立一個區域中心為中亞地區的病人提供服務。與此同時，古巴也正在成為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區最大的遠程診斷與咨詢中心（Smith et al., 2009）。印度的一些研究實驗室已經有能力提供1,500種病理檢查服務，有些實驗室甚至能進行細胞基因、染色體異常等分子水平的檢查服務和分子診斷這種高技術的醫療診斷服務。例如，2006年在位于印度欽奈高的都市（Metropolis）實驗室與一家美國的醫療財團合作贏得了英國NHS價值6億美元的病理檢測外包合同。位于印度孟買的蘭博西（SRL Ranbaxy）醫療與診斷公司也與英國數家醫院簽定了病理檢查方面的服務外包合同。

二、國際醫療服務外包與醫療監管

節約醫療服務成本、緩解醫療專業人員短缺是驅動發達國家將醫療服務外包到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原因。然而，由于醫療是非常專業化的服務、并且關系人們的健康，讓發展中國家的醫療專業人員為發達國家的病人提供服務勢必會比其他服務外包引起更多的爭議。為保證醫療服務的質量與安全，發達國家形成了一套相當復雜的監管體系。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外包企業能否滿足這些監管標準是發達國家政府、醫療專業協會、保險公司和病人關注的焦點。如果醫療成本的節省是以服務質量與安全性下降為代價的話，醫療服務外包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因為醫療服務中的一項小失誤都很有可能造成潛在的嚴重后果。所以，從病人與監管的角度來看，醫療服務外包中的執業資格、質量認證、事故責任與信息安全都是關鍵的問題。

（一）執業資格。

發達國家的醫療專業人員通常都需要接受其本國嚴格的醫學教育、住院培訓、通過執業資格考試并注冊后才能從事醫療服務工作。國際醫療服務外包企業中的醫療專業人員通常也必須滿足這些高標準才能為發達國家的病人提供服務。以放射影像醫生為例，美國放射影像學院要求從事醫療影像外包的醫生必須在病人所在的州注冊、在病人所在醫院獲得執業許可才能分析解讀美國病人的放射影像。美國放射影像學院還要求這些醫生必須在美國接受繼續教育，并向病人和發包方完全披露自己的執業資格；放射影像外包企業傳回的影像分析結果必須由一名美國的放射影像醫生仔細復核并簽字確認（Singh and Watcher,2008）。為滿足這些要求，奈特霍克（Nighthawk）放射影像外包公司的醫生平均在38個州注冊，獲得了超過400家醫院的執業許可，該公司還聘請了35人專門負責這些醫生的資質許可與注冊情況。

（二）質量認證。

為保證服務質量，發達國家的醫療機構一般都要通過相當嚴格的質量認證。但醫療服務外包企業都在海外，如何對這些企業進行認證是一個不小的挑戰。美國醫療組織認證聯合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國際支部來認證其他國家的醫療機構。2005年時，遠程放射服務公司成為第一家通過該認證委員會的印度醫療服務外包公司。一年以后，該公司又通過了新加坡衛生部的認證（Kshetr and Nikhilesh,2011）。在認證過程中，新加坡衛生部不僅多次派出新加坡國立醫療集團的專家對該公司進行考察，還對該公司進行放射影像解讀測驗以確保認證的可靠性。此類解讀測驗甚至還可能隱藏在日常外包業務中，例如，隨機送出經本國專家解讀過的放射影像，讓醫療服務外包公司進行二次解讀，通過二者的符合程度來監測服務質量。

（三）信息隱私。

發達國家有非常嚴格的法律法規來保證病人的醫療信息隱私。病人的醫療信息只能用于合法的特定目的，在信息的處理、傳輸與存儲過程中醫療機構必須采用可靠的技術手段保證數據的機密與安全性。世界各國在信息隱私方面的立法要求與保護程度是不一樣的，歐盟比美國更嚴格，美國更偏向于企業的自我管理并鼓勵市場在信息隱私安全方面進行創新，歐盟則更重視通過立法來保證隱私安全（Kshetri,2007）。這種差異可能是歐盟還不允許醫療服務外包到印度的一個重要原因。理論上，信息隱私泄密可能發生在世界上任何國家，但是發展中國家缺乏法治的商業環境讓保證信息隱私安全變得更加困難。不過，醫療服務外包企業都開始非常重視醫療信息的隱私安全問題，因為數據泄密或非法不正當使用信息一旦發生會使這些企業立刻失去客戶。以醫療抄錄外包為例，企業通過互聯網傳送數據時都必須壓縮加密；數據都儲存在服務器上，醫療抄錄員必須獲得授權才能處理這些數據并且醫療抄錄員使用的終端電腦沒有任何本地存儲設備。[LunWenData.Com]

（四）事故責任。

醫療服務是一個有風險的行業，醫生常常可能因為疏忽或治療不當給病人帶來傷害。發達國家的法律會對醫療事故處以嚴厲的懲罰以保障病人的利益；醫生也會購買醫療事故責任保險來降低風險。但是發展中國家的法律體系更為落后，對醫療事故可能沒有嚴密的法律規定，病人也不可能得到很高的醫療事故賠償。在目前的國際醫療服務外包中還沒有一個共同的法律框架來確定醫療事故責任并執行賠償。如果一家美國醫院以國際服務外包的方式為美國病人提供病理檢查服務，該醫院可能要為服務供應商的失誤負法律責任。美國法院會判該醫院承擔事故責任并對病人進行賠償，但是當該醫院再要求其服務外包供應商承擔責任時會遭遇法律困境。該醫院如果在美國法院提起訴訟，即便勝訴也可能無法執行；如果在服務外包供應商所在國提起訴訟，又可能無法勝訴（Mirrer-Singer, 2007）。由于存在這樣的司法不確定性，保險公司也不愿意為國際醫療服務外包業務提供醫療事故責任保險。

三、國際醫療服務外包的發展趨勢

由于醫療服務的特殊性，國際醫療服務外包中存在的監管難題使其發展的速度與規模不如其他行業的服務外包。但是醫療服務外包仍然給發包國與承接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比如，在醫療抄錄中，美國的抄錄員都是高中畢業生而印度的抄錄員具有大學醫學學位。上崗前美國的抄錄員通常只進行3~4個月的培訓而印度的抄錄員需要接受6個月的全職培訓。印度的醫療抄錄企業讓員工分成三班在一天之內輪流上崗，員工按其能力分為一般抄錄員、核對者與超級核對者。在放射影像外包中，印度的醫生對影像進行初步解讀，美國的醫生再對其進行復核。這樣的分工提高了放射影像的解讀效率，并且印度與美國的時差使得放射影像解讀工作可以24小時不間斷地進行。國際醫療服務外包不僅降低了美國醫療機構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它們的生產效率。從2000~2005年，印度醫療服務外包的從業人數由3萬增加到24.25萬，市場價值從2.64億美元增加到40億美元（Smith et al.,2008）。

目前，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醫療服務外包承接國，其所承接的醫療服務外包價值估計已占到美國醫療市場價值的2%,遠高于其他國家（McLean,2006）。印度在醫療服務外包領域中的競爭力首先得益于該國長期從事軟件與信息技術外包所積累的技術優勢，因為作為一種高端服務外包，醫療服務對信息技術的要求非常高。

其次，印度的醫學教育與發達國家接軌，為醫療服務外包產業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印度還有許多醫生在發達國家執業，比如，美國和英國的醫生中分別有4.9%與10.9%來自印度。這些在海外執業的印度醫生所建立的社會網絡給印度帶來了最初的醫療服務外包業務，并持續促進了這一產業在印度的發展（Kshetr and Nikhilesh,2011） .印度私立醫療部門在醫療行業的比重也達到了70%,市場機制推動的競爭與創新為醫療服務外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發展環境。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印度在這一領域具有相當明顯的競爭優勢。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醫療服務外包已逐漸從醫療服務價值鏈的低端向高端延伸。高薪醫療工作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曾一度引起巨大的政治爭議，不過，醫療服務外包帶來的利益讓這些反對之聲漸漸消退。信息隱私安全也曾讓人們認為醫療服務外包是非常危險的業務。不過，隨著服務外包產業日漸成熟，外包企業在制度與技術層面對這一問題的防范也越來越規范。目前，品牌影響與服務質量認證是制約國際醫療服務外包發展的重要因素（Singh et al.,2008）。發展中國家的醫療服務外包企業常被認為是低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當發展中國家開始提供高端醫療外包服務時，常常遭到發達國家病人的質疑與不信任。為解決這一問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已開始推動本國的監管標準與國際接軌，醫療行業也在建立醫療服務外包的國際認證標準，領先的醫療服務外包企業也在發達國家積極進行品牌建設開拓市場。

對醫療服務外包影響最深遠的因素仍然是技術進步。最初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醫療服務外包成為了現實，未來技術的進步還將繼續影響醫療服務外包的興衰。例如，語音識別技術與拼寫語法檢查軟件可能在將來代替大部分醫療抄錄員的工作；放射影像技術也可能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動解讀，放射影像醫生會將更多的時間用于撰寫分析報告并提供治療建議。如同制造產業可以分成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一樣，醫療服務也可分為勞動密集型與知識密集型，那些低端的醫療服務外包中的勞動力可能在未來被新技術代替。在一個技術日新月異的時代，發展中國家必須向高端醫療服務外包轉型并最終過渡到醫療知識外包（Kshetr and Nikhilesh,2011）。醫療診斷、病理檢測以及基因識別、腫瘤、艾滋病毒測試等極具專業技術知識的服務將是未來醫療服務外包新的增長點。

四、國際醫療服務外包對中國的啟示

目前，中國的醫療服務外包才剛起步，專業性承接醫療服務外包的公司還非常少。例如，醫療檢測具有規模效應，中小型醫院自己購買設備從事醫療檢測成本相當高，由第三方獨立檢測實驗室來做可將成本降低。據估計，診斷儀器試劑集中購買可以節約30%的采購成本，大樣本集中檢測也降低了單次檢驗的固定成本。現在中國第三方醫療檢測所占的市場份額約在1~2%,遠低于美國的30%和日本的60%.醫療檢測對許多臨床疾病診斷是必不可少的，基層醫院的醫療檢測外包給獨立的第三方檢測實驗室可以降低醫療費用。因此，我國各級政府在推進公立醫院改革時，應當利用服務外包模式設立第三方醫療檢測機構，鼓勵民營資本、吸引外國醫療檢測公司開辦醫療檢測實驗室。

中國各級醫院的信息化建設也剛起步，缺乏統一標準的臨床信息系統和區域醫療信息共享系統。許多醫療服務外包項目，例如放射影像、醫療咨詢、遠程診斷、遠程醫療依賴強大的信息系統收集、傳輸、處理、交換、儲存數據才能實現服務外包的規模效應。從美國的經驗來看，正是隨著醫院臨床信息系統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醫療服務才得以從醫院內部分離并被外包出去。從印度的經驗來看，擁有先進的信息技術是許多醫療服務外包公司贏得美國外包訂單的一個重要因素。由此看來，我國必須大力加快醫院的信息化建設，才可能形成大規模的醫療服務外包市場。除了增加公立醫院改革中信息化建設的資金投入外，政府還需要協調各醫院之間的關系，實現醫療信息資源的標準化。

篇2

葛恒，醫學博士，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現為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心血管內科主治醫師。2010年9月至2011年9月，獲瑞士聯邦政府獎學金資助赴蘇黎世大學醫學院心血管中心進修學習。目前主要從事冠心病、結構性心臟病介入治療以及心臟核磁共振影像的臨床和科研工作。主持包括國家自然基金在內的科研項目4項，作為第一作者發表SCI論文5篇，中文論文20余篇。

門診：心內科。

《科學生活》：葛醫生，我們知道，核磁共振成像被廣泛地應用于臨床醫學已有20余年了，因為它對人體無創傷，故是檢查中樞神經系統、肌肉骨骼系統、血管系統、腹腔內器官的理想影像技術。但好像很少聽說利用它檢查心臟，這是為什么呢？

葛恒：你說得很對。心臟的核磁共振成像是本世紀初才獲得突破的新技術。但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技術進行臨床心臟檢查時，要面對兩項障礙：首先，心臟不停地高頻率跳動，而核磁共振的掃描速度較慢；其次，人的呼吸也令心臟位置不斷移動。這兩個原因導致核磁共振無法清晰地捕捉心臟的圖像。近年來，國外醫學界有人改進磁共振的掃描序列，使它與心臟跳動周期相適應，使得心臟的核磁共振檢查正式運用于臨床診斷。而在我國，這項檢查開始得較晚，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的心臟專科醫生很少接觸復雜的核磁共振技術，對它的原理和臨床意義不甚了解，另一方面，從事核磁共振影像操作的放射科醫生也不了解心臟的復雜解剖結構，而且每個人的心臟位置和心率各異，需要明確的病理狀態也不同，使得他們在單獨開展心臟檢查時面臨困難。

2010年，我到瑞士蘇黎世大學醫學院心血管中心當訪問學者，看到他們的心臟影像中心常規開展心臟的核磁共振成像檢查，我很感興趣，便重點學習和關注這一技術。回國后，發現我們醫院的核磁共振機器與瑞士醫院的機器型號完全一樣，因而，我向瑞士方面索要了經過優化的全套掃描序列拷貝。從2012年5月份開始，我們與放射科醫生合作，共同開展這方面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和優化，我們的圖像清晰度等指標已經符合要求，每周能夠完成四五個病例的檢查，至今已完成了300多例患者的掃描。

《科學生活》：有報道稱，心臟核磁共振成像是醫學磁共振成像領域的一次重要突破，和我們熟悉的傳統心臟影像學檢查方法相比，它對我們探明心血管疾病究竟有哪些新價值呢？

葛恒：傳統的心臟影像學檢查手段首選為心臟超聲波檢查，它可以偵測心臟的活動情況，觀察心臟的結構狀況，這也是心臟核磁共振成像的一項重要功能，但超聲的“顯像窗寬”比較有限，而且對比度不夠好，圖像視野和細節都不甚理想。如果有的人比較胖，或患有肺氣腫，心超的圖像質量就會受到較大影響。更重要的是，心超的檢查效果與操作者的水平有很大關系，因為探頭位置完全由操作者控制，同一位病人如果由不同的操作者檢查，采集圖像及由此得出的結論可能存在差異。

相比之下，心臟核磁共振成像能看到整個心臟而沒有死角，并且由于人的血液和心肌的核磁共振信號截然不同，在成像時可以形成非常良好的自然對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觀察到心臟的結構細節，有助于診斷某些心超發現不了或容易漏診的疾病。事實上，我們在臨床上已經碰到許多這樣的病例，在做心超時沒有發現的異常或疾病，在做核磁共振成像時卻被發現和證實。

同時，心臟核磁共振成像的定位是由計算機輔助進行，可以做到每個病人的標準化，這樣一來，測量的數據就比較客觀而不受操作者的主觀影響。借助計算機進行定量分析，我們可以計算心臟擴張和收縮時的容積變化，由于心臟核磁共振成像理論上可以截取無數個面進行成像（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通常截取8至12個面），通過磁共振可以重建整個心臟的容積圖，從而判斷心臟泵血的能力，這是評價心臟功能最重要的依據。心超可以進行同樣的計算，但僅限于面或最多2～3個平面，計算精確度遠遠不如心臟核磁共振。現在，根據心臟核磁共振圖像計算得到的左室射血分數（指心臟每搏輸出血液量占心室舒張末期容積量的百分比。正常情況下左室射血分數應≥50%；右心室射血分數應≥40%。若小于此值即為心功能不全）已經成為評價心臟收縮功能的金標準。

《科學生活》：心臟核磁共振成像與我們通常所做的心臟超聲波相比，在觀察結構和運動上無疑有很大的優勢，它還有其他診斷功能嗎？

葛恒：是的，對心臟結構和運動的顯示只是心臟核磁共振的一部分應用功能。對臨床醫生意義更為重要的在于通過心臟核磁共振成像，我們可以進行心臟的組織顯像。通俗地說，通過超聲波檢查，我們可以觀察到心臟的結構和活動異常，但由于不能看到心肌內部的變化或異常，所以并不知道是什么因素造成這些異常。然而，通過造影劑的配合，心臟核磁共振檢查可以顯示心肌的組織學變化。比如，有的人雖注入造影劑但不能進入心肌，而有的人注入造影劑后潴留在心肌內，根據這些不同的征象，我們就可以明確診斷患者的心肌供血或心肌病變類型。

心肌組織顯像在臨床最廣泛的應用在于對冠心病的鑒別診斷。冠心病有多種臨床征象，比較常見的表現是心絞痛。冠狀動脈造影可以發現血管的狹窄病變，但當狹窄程度并非非常嚴重時（譬如60%或70%），這種情況對血流動力學的影響因人而異，那么醫生所作出安放或不安放冠脈支架的決定，都有可能是不合適的。我們現在可以利用心臟核磁共振檢查進行預判，方法是對病人用藥并進行造影劑灌注，根據心肌內造影劑的充盈情況來判斷血管狹窄是否引起缺血，以此為依據來決定治療方案，從而提高治療準確率。

冠心病的嚴重征象是血管發生急性完全閉塞，導致心肌梗死。在急性期使用藥物或支架開通閉塞血管的再灌注治療是目前最好的治療方法。但我們發現，再灌注治療的效果在病患間差異很大。譬如，有兩位病人的年紀、發病狀況都差不多，而且都植入支架開通血管，閉塞血管的血流都已恢復正常。但其中一位術后反復心衰發作最后死亡，另一位則情況大有好轉，甚至很快便能恢復日常工作。其中原因何在呢？病理研究表明，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微循環血流的恢復，有的人雖然大血管恢復了正常血流，但由小血管構成的微循環仍有嚴重障礙，心肌的實際供血并未有很大的改善。然而，過去臨床醫生對這一情況缺乏明確的診斷方法，只能推測發生了什么情況。核素心肌顯像是唯一可行的檢查手段，但其分辨率較低，結果往往模棱兩可，而且核素本身有放射性，做這一檢查的費用也高達幾千元，所以應用并不多。但現在我們通過心臟核磁共振檢查，可以方便而清晰地看到微循環障礙是否存在。更為重要的是，磁共振可以判斷微循環障礙的性質。有些患者的小血管結構完好，雖然有暫時阻塞，但隨著時間推移，血流可能逐步恢復，但有的人微循環血管網全部崩塌了，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血液無法灌注到心肌，再灌注治療挽救心肌效果有限；另一方面，負責梗死區修復的細胞和細胞因子無法抵達梗死區，在心臟壓力的作用下，梗死區容易發生破裂或室壁瘤，這些患者可以說處于各種并發癥的高危狀態下。所以，一旦我們通過核磁共振檢查發現這些情況時，就要對這類病人特別當心，譬如延長他們在心臟監護病房的住院時間，更加積極但細心地調整相關用藥，以減少惡性并發癥的發生。對他們出院后的生活方式，也有更多限制，比如要避免劇烈運動等等。

另外，我們還可以通過核磁共振檢查計算出病人心肌梗死的面積大小，這也是決定心肌梗死患者預后和長期治療方案的重要指標。譬如，那些心肌梗死面積較小（如壞死區占左心室比例

其實，利用心臟核磁共振檢查，還可以直接對冠狀動脈進行掃描。目前臨床主要用CT進行無創的冠狀動脈成像，但做CT還是要受輻射影響，特別對女性影響更大。另外CT檢查所用的造影劑對腎臟也有影響。核磁共振檢查造影劑無腎毒性，也沒有輻射。但目前在技術上仍相對比較復雜，診斷敏感性和特異性不如冠脈CT成像，我們現在也未大面積使用。然而對某些特殊的病人，比如腎臟不能耐受造影劑的情況，核磁共振檢查還是可以作為一個備選的方案。

此外，除了冠心病外，心臟核磁共振的組織成像功能對診斷和評估其他心臟病，尤其是心肌病有很大幫助。

《科學生活》：葛醫生，您剛才介紹得很詳盡，也很通俗，對我們的讀者會很有幫助。我還想請你介紹遇到過的一兩個用心臟核磁共振成像診治的典型病例，可

以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