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史學理論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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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學者認為，多元化史學思潮在中國已經形成，而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理論缺陷，使唯物史觀的理論影響在下降，故歷史觀應當發展成為唯物辯證的以實踐為基礎的系統史觀，其中包括將哲學認識方式、科學認識方式相結合以探求各個文明地區和各個國家、民族以及各個社會分域的歷史發展規律，從事歷史理論研究；也可將價值認識方式與科學認識方式相結合。

有的學者認為，歷史研究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的理論指導，自覺抵制“指導思想多元化”以及“左”傾思想影響下的簡單化、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條主義等錯誤傾向．唯物史觀傳人中國之后，中國歷史學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當前唯物史觀面臨著來自諸多方面的挑戰。首先，由于歷史的原因，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被誤解或歪曲，在一些人的思想中造成較嚴重的混亂，澄清這些混亂思想，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其次，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國際上出現了否定的社會思潮。并在國內思想界有所反映，歷史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否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錯誤傾向；其三，外國歷史學理論思潮大量涌人國內，但由于缺乏的科學分析，致使一些人誤認為這些理論是可以代替唯物史觀的“科學理論”；其四，20世紀80年代以后，社會發展和科技革命都發生了許多新變化，提出了諸如“現時代的本質和特征”等重大的理論問題．唯物史觀需要面對現實，在社會生活和科學研究的實踐中，不斷豐富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論范疇，關注新的增長點，而不是故步自封，使其能及時地回應社會的呼喚，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為了應對唯物史觀面臨的嚴峻挑戰，第一，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第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確認識包括史學在內的所謂學術研究“與國際接軌”；第三，高度重視史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不僅要重現20世紀50年代、80年代史學理論研究的輝煌，而且要在此基礎上深刻理解當代中國和世界，把當代中國的歷史科學、史學理論不斷推向前進．

有的學者認為，堅持唯物史觀，是指堅持基本原理．近一個世紀歷史研究的實踐證明，只有這種理論才提供給了人們認識歷史問題的最銳利的武器，而那種賦予唯物史觀的過多含義．把本來不屬于它們的范疇的東西也當作其基本原理去宜傳的教條主義，反倒有礙于史學的健康發展。今天，我們還必須通過歷史研究的實踐，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學理論和方法，去豐富和發展的唯物史觀。

有的學者認為，新的歷史時期，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史學中運用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但同時也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挑戰：第一，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入的了解，教條化甚至是情緒化看待唯物史觀；第二，迎合西方某些史學理論，對唯物史觀作所謂的“修正”與否定；第三，打著學術創新的旗號．對唯物史觀做剪裁與歪曲以至否定，第四，通過各種形式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宣揚與唯物史觀相左的歷史觀念．所以，必須正確認識唯物史觀在運用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與發展唯物史觀應付出更多的努力：其一，在對唯物史觀及其指導下的史學研究進行認真反思的基礎上，加強對唯物史觀產生背景、時代意義、根本內涵等基本問題的研究，準確理解和把握其靈魂與精髓，澄清當前史學界的一些模糊認識；其二，根據新的歷史形勢，將對唯物史觀的堅持與發展辯證統一起來；其三，從學術發展的規律來看，唯物史觀指導下的中國史學要在新世紀獲得更大的發展，關鍵還在于要有一大批經得起實踐和時間檢驗的優秀學術成果；其四，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唯物史觀的學術根基廣布于哲學、歷史等各相關學科的理論與具體研究工作中，而作為學術與普通大眾之中介的文化教育、文藝作品能否堅持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則是唯物史觀能否深人人心的重要前提。

有的學者認為，目前研究中存在兩種錯誤的傾向：一是在運用唯物史觀之理論上的公式化與教條化；另一則是沿襲唯心史觀的“從思想到思想”的詮釋模式．實際上，唯物史觀的思想源于“現實生活過程”的原理，為我們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科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按照唯物史觀的要求，我們應在三個層面上展開研究，即從廣大民眾、統治階級或日益崛起的新興階級與思想家本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出發，去分析相應的思想文化形態、思想流派、思想家的主張，唯有如此方能正確地闡明各種思想文化現象的本質，進而揭示其發展演進的歷史規律。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也是要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的．雖然時下沒有人會對應該豐富和發展持有異議。但是一旦涉及原創性的經典結論，人們便很難有所突破，往往使豐富發展流于一句空話。而新的文化哲學是對唯物史觀的豐富和發展，因為新文化觀具有它的理論生命力，對社會歷史現實問題具有容納解釋能力，不像其他哲學思潮和流派很少明確闡述自身與唯物史觀的關系，甚至有意回避或擱置。

有的學者認為，唯物史觀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即這一理論系統不間斷地且廣泛、深入地與外界進行物質與信息的交換，之所以這樣在于其具備下列特點：第一，這一理論體系是實踐的理論體系，即理論之沖破象牙塔、學院的禁錮。擺脫純意識之形式轉化為社會物質力量，是通過實踐實現的，而社會實踐本身就具有廣泛聯系，從而構成開放系統；第二，這一理論體系具有廣泛的、長時間的社會適應性，從而既具長時間合理性又具有解讀和發展的空間，第三，有生生不息的一代又一代學人、思想家薪火傳承，宜傳詮釋，發展創新．開放的系統較之封閉的系統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地完成就終結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豐富、自我完善、自我發展。

主要參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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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學生的創造性人格

知識的創新是通過有創新欲望和創新能力的人實現的。因此，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首先要使學生具有創造性人格。

1、使學生具有永不熄滅的創新欲望。

要使學生具有創造性人格，首先要有不斷創新的欲望和需求，有了不斷創新的欲望，才能進行有意識、有意義的創新活動，才可能達到創新的目的。中國具有幾千年輝煌燦爛的歷史文化。對于這些，中學生總是充滿好奇，會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在教師看來非常幼稚，甚至是無意義的。但對于學生來說，卻是一種探索、一種創新，是一種好奇心的滿足。故此，不管學生提出的問題多么幼稚、多么無意義，教師都不要簡單地禁止和否定，都要給予熱情的鼓勵和正確的引導，從而使學生具有永不熄滅的創新欲望。

2、使學生具有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

創新就預示著風險。一個人創新活動的成功，也許是成千上萬的人創新失敗的結果。面對創新路上的困難，人們只有具備百折不撓的堅強意志，始終不一的堅持創新，才可能獲得創新的碩果。培養學生堅強的意志品質應該是歷史學科的優勢。人類歷史上科學技術的重大發明很多都是經過科學家的艱苦勞動和無數次的失敗才創造出來的。另外，在近代史上，無數革命先烈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在經歷無數次的探索和失敗后，中國革命才取得成功。這些史實都能在學生的心靈深處產生震撼，從而使他們的心靈得到升華，逐步具有堅強的意志品質。

二、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

所謂發散性思維，就是圍繞問題多方尋求解決問題的的過程。現行的歷史教材，總的來講比較重視科學性、邏輯性，而對培養學生發散性思維方面并沒有足夠的重視，這就需要歷史教師在教學中來彌補。通過開展“歷史小論文”“歷史創作”等實踐活動，引導學生多層次、多角度的思考問題，培養他們的創作性思維。

一個學生在歷史小論文中通過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名句，展開多方面的聯想。首先“縱向聯想”，指出林則徐視死如歸的力量源泉來自“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和熾熱的愛國之心”。接著“逆向聯想”，痛斥當今社會上極少數只顧個人利益，而忘了國家利益的渣滓。還展開“橫向聯想”，聯想到當今的青年學生應該繼承中華民族的偉大傳統，肩負起建設祖國的重任。由一位歷史人物，這位同學展開了如此豐富的聯想，充分體現了創造性思維發散性的特點，如果經常開展這類活動，會極大地提高學生思維的靈活性。

三、培養學生思維的獨創性

思維的獨創性，包括學習過程、方法掌握與選擇的獨特性，思考問題角度與質疑內容的獨特性，解決問題方式的獨特性，學習結果表達的獨特性。

1、鼓勵學生大膽質疑，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

對現成的科學理論和傳統觀點提出質疑是創造出新穎、超常成果的途徑，也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需要。

歷史教學中，教師應鼓勵學生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一個學生在《從隋亡唐興看人才》一文中指出：隋煬帝心胸狹窄、不容賢才是導致隋朝迅速滅亡的加速器。而唐初之所以會出現“貞觀之治”是與唐太宗愛護人才、善于用人密不可分的。該生從人才的角度分析隋滅唐興，這在以往著述中很少提及。這種探索精神是非常大膽而可貴的。在指導學生學習歷史的過程中，我們應引導他們善于大膽質疑，提出與眾不同的見解，求得解決，這樣才能進步。

2、鼓勵學生標新立異

“標新”和“立異”都是一種創新。鼓勵學生大膽獨立思考，敢于標新立異，“反彈琵琶”這是培養學生創造能力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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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圖式這個哲學概念的學者，是德國哲學家康德。上世紀初期，瑞士心理學家皮亞杰首次把圖式概念引入心理學。1932年英國心理學家巴特利特進一步發展了圖式，并賦予了圖式新的概念。1980年，美國人工智能專家魯姆哈特經過一系列的研究，把圖式這一概念發展成了完整的一套理論，為完善圖式理論作出了巨大貢獻。Carrel和Eidtelheld認為，任何文章本身是沒有意義的，要理解文章，讀者就必須啟用已有的圖式，再結合文章所輸出的信息，不斷構建語篇知識，才能完成對文章的正確理解。背景知識就是指讀者在閱讀前頭腦中已有的知識經驗，這種背景知識也被稱為圖式。彭聘齡把圖式稱之為“心理圖式”或“心理組織”，認為圖式是個人已有類似經驗的一種組織。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國內外學者紛紛從事閱讀理論的研究，并取得豐碩的成果，圖式理論就是眾多成果中最突出最有影響力閱讀理論。自德國哲學家Kant在1781年最早提出圖式這一概念以來，二十世紀七十到八十年代期間Anderson，Rumelhart，Carrel，Johnson，Hudson都曾把圖式概念引入英語閱讀。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很多學者在英語閱讀領域中，嘗試應用圖式理論進行研究實驗，并認為圖式理論在指導英語閱讀理解方面起著重要作用。近年來，基于圖式理論的英語閱讀教學研究也日益增多。顧曄通過研究，得到這一結論：圖式理論不僅在英語教學內容、英語教學環節和教學重點上起著指導作用，同時對教材編寫有著導向作用。李慧敏指出圖式理論能幫助讀者掌握文章中所蘊含的語言知識、語篇知識和背景知識，同時揭示了這些知識與英語閱讀的關系。吳學容在研究中之處怎樣激活圖式，并介紹在英語閱讀教學過程中運用圖式的方法。溫焜用實驗的手段來證明，在教學環節設計中，只有分層次運用圖式理論，才能有效提升學生的閱讀效率。

二、基于圖式理論的高中英語教學

按照內容來劃分，圖式可以分為三種類型：語言圖式、內容圖式和修辭圖式。語言圖式是讀者先前已有的語言知識，包括詞匯、句型和語法方面的知識。讀者有了一定的語言知識，才能對文章的語言符號進行解碼，語言圖式是進行英語閱讀的基礎。根據語言圖式，學生的語言知識直接影響到閱讀理解的熟讀和正確率。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擴大學生詞匯量，教授基本句型和分析句子結構的能力，幫助學生提高根據上下文猜測生詞的能力。內容圖式是指讀者在文章討論的主題、內容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在閱讀過程中，讀者擁有的內容圖式越豐富，對文章本身的依賴性就越少，閱讀時難度就越低，閱讀的速度就越快，理解的正確率就越高。由此可見，教師除了重視學生語言知識的積累，還應注重對學生文化背景知識的傳授，特別要對英語國家的文化有敏感性和鑒別力。修辭圖式是指讀者在文章體裁和篇章結構方面的知識。要想進行有效的閱讀，首先要具備篇章知識，不具備篇章知識的讀者是很難講究閱閱讀效率的。因此，要想提高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教師必須教會學生掌握不同的文章體裁、修辭手法和篇章結構方面的知識。閱讀理解是語言圖式、內容圖式和修辭圖式相互作用的結果。讀者對文章中語言符號進行解碼，需要語言圖式參與，而要對文章內容加以辨析、推測和驗證，則需要內容圖式和修辭圖式的運用。要進行有效閱讀，讀者就得依靠這三種圖式，缺一不可。

三、研究實驗

為了證實圖式理論對高中英語閱讀有效提高的可行性，我設計了一個實驗，以任教的兩個平行班高一（2）和高一（3）為實驗對象。兩個班級總人數均為40人，每個班男生20人女生20人，出生于1997至1998年之間。兩個班的英語入學成績相差無幾，分別為87.56分和87.42分。在我進行閱讀前測前，兩個班級的閱讀課時一致、內容和作業統一。（2）班作為實驗班，采取圖式理論指導下的高中英語閱讀教學；（3）班作為對照班，繼續采取傳統的閱讀教學。在實驗前，我進行了前測，以比較兩個班的差異。前測測試題是在英語學習輔導報高一2013-2014學年中，5套英語考試卷中精挑細選的閱讀理解題，四篇閱讀，總分30分。為了確保成績的真實性，實驗班和對照班均由班主任監考，測試時間一致，測試內容、容量及分值相同。從表中不難發現，實驗班在前測中的平均成績為18.6分，對照班的平均成績為18.4分，均分相差無幾，三個分數段的學生人數也都差不多，所以，兩個班級的閱讀能力在實驗前是相當的。后測使用的試題也是從《英語學習輔導報》上精心挑選的，跟前測相比：題量一樣，分值一樣，難度相當，參加測試對象不變，同樣均由兩個班級的班主任老師監考。表中數據表明，在后測中實驗班均分比對照班的均分高整整2分，閱讀成績要明顯高于對照班。由各分數段的學生人數分布得知：實驗班的高分段人數遠遠多于對照班，同時低分段人數明顯少于對照班，低分段人數的減少說明學生的閱讀成績在提高，甚至已經進入高分段了。所以，實驗班學生閱讀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顯著的。

四、結論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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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經濟學經濟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經濟學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模”，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福基塔和歐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決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總之，當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魯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雖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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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dersonJ.V.(1974):“TheSizesandTypesofCities,”TheAmericanEconomicReview,9,640-656.

篇5

眾所周知，文學的物質載體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經歷了口傳文化、印刷文化和當前的電子媒介文化幾個階段。作為口傳文化時期的口頭文學其物質載體是人類的口頭語言，在人類早期科技文化水平不發達的時期，人類早期文學的偉大成果就是通過人類口頭語言的代代相傳而得以保存，像《荷馬史詩》這樣偉大的史詩作品就是通過人類的口傳而得以傳遞的，人類最初的口頭文學創作絕對不是任性而為的，它是對語言創作規律的自覺把握，同時也是對生活世界中生活事件與生命情感的自覺想象和詩意還原，因而在口頭文學中也存在著當下文學所要具備的情感因素和生命意義。隨著人類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和印刷技術的出現，人類的文學有了印刷文本這樣的物質載體，這對于人類文學發展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口頭文學的發展主要借助于語言的口頭化和記憶的便捷性，也就是說，口頭文學創作只能基于“記憶和傾聽”，離開了這兩者，口頭創作是不可能發生的。而文學文本的誕生則確立了文學自身的書面文本，人們通過閱讀、分析和體認這些書面文本可以形成對文學的認知；它可以使創作者的思想意圖永恒化，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失去文學接受的可能，從而使創作本身有了直接的可以體驗和模仿的固定文本，因而印刷文化的出現確立了文本的“定型化”的歷程，它擺脫了口頭創作文體的模糊性以及意象單元和情節單元的非明晰性，這對于文學的健康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進入了電子傳媒時代，在電子傳媒時代，文學的載體又發生了非常重要的變化，“不可否認，進入信息化時代，傳統文學存在形式和傳播方式遇到了嚴峻的挑戰，即以書面語言為載體的書刊的印刷出版，大有被網絡傳播的信息數碼的形式取代的趨勢，似乎一個文學作品‘無紙化’的時代即將到來。”[5]也就是說，隨著電子高科技的發展，網絡技術的出現，文學的創作和傳播似乎越來越簡捷，文學的“超文本”時代已經到來。文學“無紙化”時代以及“超文本”時代的來臨對文學的發展應該說并非是一件壞事，文學作為精英文化的象征曾高居在“象牙塔”之中，文學的創作和批評一直是在狹小的知識分子空間中進行，當文學超越了紙質文本的束縛在廣闊的網絡空間播撒時，大眾就可以直接參與到文學的創作和批評中來，這也就直接導致了“網絡文學”的產生和發展。然而，面對信息技術時代的幽靈，文學也似乎品嘗到了走出“象牙塔”的孤寂和無奈。電信技術的高度發展，圖像制作技術也就越來越方便快捷，圖像出現了幾何級的增長勢頭，電影、電視和圖像廣告幾乎每時每刻都在充斥著人們的日常生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文學這一傳統的紙質媒體藝術逐漸出現了衰落之勢，現在閱讀文學作品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人們借助于圖像的視覺感官來認知這個“圖象化”的時代，諸如中國傳統的文學著作被拍成電影電視、純文學期刊的改版和停辦等等，大有圖像壓倒文字的趨勢。因而“在電視、電影、網絡等電子媒體的強大攻勢下，曾被視為人類精神家園的文學已節節敗退，失去社會生活和公眾意識的支持，循入日漸逼仄的‘邊緣化’境地。”[6]正是在這種電信時代科技進步的時代背景下，文學的生存境遇問題成為了許多文學研究者思考的重心。法國的解構主義者德里達就認為“在特定的電信王國中，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①,德里達的信奉者、美國加州大學文學教授米勒也認為過去在印刷文化時代占據統治地位的內心與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在今天的電子媒介時代已經悄然逝去，過去在書中讀到而在現實中無法見到的事物“出現在今天的電影和電視屏幕上，就如同舊日里潛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恐懼現在被公開展示出來了，不管這樣做是好是壞，我們可以跟它面對面、看到、聽到它們，而不僅是在書頁中讀到。我想，這可能就是德里達所謂的新的電信時代正在導致精神分析的終結。”[4]這也就說明了在電子媒介時代圖像不僅能夠滿足人們的視覺欲望，而且還能夠將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事物通過數字模擬技術給呈現出來，例如電影《侏羅紀公園》中的恐龍、《冰河時代》中展示的史前的古跡等都是在現實世界中無法見到事物，這說明電子媒介時代的數字模擬技術的確可以滿足人們的好奇心和想像力，在影視中可以看到的事物在書本中也許根本無法看到。電子媒介時代“圖像對文字的優勢”被有的學者稱為“讀圖時代”的“圖文戰爭”[7]：在“讀圖時代”圖像取得了文化上的“霸權”，文字淪為了圖像的“奴仆”。如果這一論斷符合事實的話，“圖像”取代“文字”的時代將指日可待，“文學的終結”也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然而正如作者所分析的那樣，“從美學角度來說，文字和圖像本來各具特色，圖像以其直觀性和具體性見長，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聯想性著稱。文字讀物可以喚起讀者更加豐富的聯想和多義性的體驗，在解析現象的深刻內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著獨特的表意功能。圖像化的結果將文字的深義感性化和直觀化，這無疑給閱讀增添了新的意趣和。抽象的文字和直觀的圖像互為闡發，無疑使得閱讀帶有游戲性，從文字到圖像，再從圖像到文字，來回的轉換把閱讀理解轉變成視覺直觀。”[7]這說明了文字和圖像是各具優勢的，由文字語言組成的文學在思想深刻性和想象性方面具有自己的優勢，而圖像在感官化和形象性方面有著自己的獨特之處，這說明了在電子媒介時代由圖像組成的影視藝術和印刷文化時代由“文字”構成的文學是兩種有著不同表現形態和藝術特質的藝術種類，文學與影視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在各自的藝術特色范圍內相互促進和發展。影視是現代科學技術與藝術相結合的產物。影視藝術是通過畫面、聲音和蒙太奇等影視語言，在銀幕屏幕上創造出感性直觀的形象，再現和表現生活的一門藝術，它通過直接作用于觀眾的視覺聽覺器官，使觀眾獲得一種視聽感官上的享受；而文學由于以語言文字作為媒介和手段，使得文學形成了許多自身獨具的審美特征，集中體現在情感性與思想性、間接性與廣闊性、結構性與語言美等幾個方面。任何文學作品都包含著作家的主觀情感。文學的情感性越濃烈，越能感染讀者，就越富有藝術魅力。文學由于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在表現人物的內心情感世界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正是由于文學作品能夠深入到人的內心的情感精神世界，直接披露出人物最復雜、最豐富、最隱秘的情感，使得語言藝術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實、更加深刻。文學的思想性在深度和廣度上也遠遠超過了其它藝術形式。雖然所有文藝作品總會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作家、藝術家的審美意識和對生活的認識，從而具有一定的思想性，但在各類藝術中，還是以語言為媒介的形象最富有深刻性和思想性。語言藝術之所以具有這種優勢和特長，同樣是與它采用語言作為媒介分不開的，因為只有語言才能直接表達人的思想，在直接披露人的思想認識、評價判斷方面具有最強的藝術表現力。從一定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思想性總是被情感所包裹并通過藝術形象表現出來的，只有將情感滲透在思想里的作品才能具有震撼心靈的藝術魅力，使讀者在激動不已的同時去深入領會作品蘊藏的思想內涵。另一方面，文學作品的情感性也離不開思想性，因為這種情感往往是在理性思想指導下成為具有特定愛憎情感的傾向性。文學作品的結構與語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們不僅是構成文學作品的重要藝術手段，而且本身也具有審美價值。文學作品作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就必須需要利用結構這個重要手段來完成。對于文學作品來講，結構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甚至直接關系到整個作品的成敗得失。文學所具有的這些語言藝術的特征是作為視覺藝術的影視所無法比擬的，在思想深刻性、情感表現性以及語言結構美方面文學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即使以圖像為主因的影視藝術再發展也不可能使文學消亡，因為“看圖像”和“讀文字”畢竟是兩種不同的藝術消費方式，圖像的感性形象和文字的理性抽象只是一種互補的關系，而不存在著彼此替代的關系。因而，西方學者所提出的電子媒介時代的“文學終結論”可能有著西方的學術背景，但是并不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文學危機”另一方面的知識背景是文化研究的興起所導致的“文學的越界和擴容”問題。文化研究的興起對于文學理論研究的沖擊是當前我國文藝學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近幾年來，“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在我們的文藝理論界吵得沸沸揚揚，持“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主張的學者認為“在今天，審美活動已經超出所謂純藝術/文學的范圍。占據大眾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經不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等經典的藝術門類，而是一些新興的泛審美/藝術門類，或審美、藝術活動，如廣告、流行歌曲、時裝、電視連續劇、居室裝修等，藝術活動的場所也已經遠遠逸出與大眾的日常生活嚴重隔離的高雅藝術場館，深入到日常生活空間。可以說，今天的審美/藝術活動更多地發生在城市廣場、購物中心、超級市場、街心花園等與其他社會活動沒有嚴格界限的社會空間和生活場所，在這些場所中，文化活動、審美活動、商業活動、社交活動之間不存在嚴格界限。”

也就是說，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就是要消解傳統的精英主義美學思想，促進審美進入日常生活領域，“它的性質就是企圖以大眾文化、消費文化來取代審美文化。”[9]它在美學文藝學領域的主要表征則在于對人文精神的消解，讓消費文化進入正統的審美文化之中。落實到文藝理論研究領域，“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的提出一方面消解了文藝理論研究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則是促成了文藝學的邊界移動和擴容。日常生活審美化對人文精神的消解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日常生活審美化使雅俗文化的區分喪失意義。雅的文化為了表示自己“親民”的姿態，主動紆尊降格；俗的文化也在現時代的懷舊情境下披上了精英的外套，在技術的包裝下翩然走上文化的T形臺。其背后的動力更多的是商業化原則在操縱；雅俗文化不但喪失了彼此曾經有過的界限，也在物欲化的世界里喪失了各自的主體性。其次，由于審美主體性的喪失，所謂日常生活審美化對感性解放的功勞就要打折驗收了。主體感性的解放在此并不意味著他們在藝術審美能力上的真正提升，而是消費社會的商業化原則在作祟，主體好像在“日常生活審美化”中得到了感望的滿足，而實際上這一切在其深層處處受到經濟權力話語的制約和商業化原則的左右。文化大眾化在這里所表現出來的負面影響，比起它在審美上的積極意義更值得我們關注。因為它在商業化原則下所強調的物質性與當下性，如今正不斷地使人與人的關系產生疏離感，人存在于這個社會的自由感、社會感乃至安全感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侵蝕。其結果是，審美活動在擺脫了理性強制之后又遭到物質化的清洗，演變成了一種適時轉化個人物質欲望的代償性活動，更多地依存在物質享受之上。由此我們自然可以推論出日常生活審美化對人文精神消解的最后一個癥候式表現，即，從文化領域看，高層文化或雅文化也與現實同一起來。高層文化本來與現實相疏遠、相脫離，而這種疏遠化的特征正是高層文化能夠保存與現實不同的另一個向度的關鍵所在，同時也是高層文化超越現實向度的體現，即任何高層文化總有理想的向度。確實，高層文化過去總是與社會現實相矛盾，而且只是具有特權的少數人即精英知識分子才能享受它的樂趣，描繪它的理想。現時代，高層文化與現實的“間距”已經被克服，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看來高雅文化與俗文化沒有任何的界限，這樣就消解了高雅文化的精神內涵，喪失了對社會的批判和介入功能。“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所導致的文藝學邊界的移動和擴容則是引起文藝理論研究界爭論的核心問題。“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的倡導者認為，文化活動、審美活動、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之間并不存在著明顯的界限，在審美泛化的理論語境下文藝學的出路在于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緊密關注日常生活中出現的文化/藝術活動方式、及時的調整和拓寬自己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這樣傳統的文學研究所關注的文學經典將會終結，在文化研究的大潮中文學研究的未來方向在于正視審美泛化的事實，因為“日常生活審美化以及審美活動日常生活化深刻導致了文學藝術以及整個文化領域的生產、傳播和消費方式的變化，乃至改變了‘文學’、‘藝術’的定義……這應該視作對文藝學的挑戰，同時也是文藝學千載難逢的機遇”[8]。挑戰在于對文學經典的背棄并轉而研究日常生活的審美感性問題，而機遇則是“它已經極大地超出了體制化、學院化的文藝學研究藩籬，大大的拓展了文藝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則已經不是簡單的揭示對象的審美特征或藝術特征，而是文化生產、文化消費與政治經濟之間的復雜互動。”[8]很明顯“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所倡導的文學研究向文化研究的擴容已經與經典的文藝學研究有著很大的不同，經典的文藝學研究的對象是文學現象、文學問題和文學活動，其主旨在于揭示文學活動各個層面之間的相互關系和審美規律，文藝學的邊界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研究的對象是文學事實、文學活動和文學問題這一點應該是無可懷疑的，無論文藝學邊界如何移動也不可能拋棄文學活動自身規律去研究“日常生活審美化”問題，因為文學活動的“審美”功能在于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使人們走向作為精神意義的超越之境，其含義是“無利害靜觀的自由愉悅”，而“日常生活審美化”理論中的“審美”卻是一種欲望的消費，其功能是的自我滿足，其實是一種“非審美”，按照康德的觀點來說，它只不過是一種，并沒有普遍必然性，它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操縱下所制造的審美假象[10]。因而通過倡導“日常生活審美化”來認定當下文學的危機也是不成立的。電信時代的文學處境和審美泛化的事實并沒有從根本上撼動我們的文學研究的根基。那么，是不是說我們當下的文學研究根本就不存在著危機和困境，形勢一片大好呢？當然也不是，我們當下的文學研究的確出現了危機和困境，但其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外在的客觀社會氛圍的變化，而是在于我們的詩學研究者在研究方法上出現了問題，他們關注文學理論自身的建構，直接從某個哲學體系或者抽象命題出發來推演詩學體系，相對忽視了對具體文學作品的分析和闡釋，即使有對作品的闡釋也只是作為其體系的例證而存在，這就不可避免造成了文學理論和文學作品之間脫節的現象，如果詩學理論遠離了自己的研究對象——文學作品自身而只是在哲理化的形上高度自我欣賞和滿足，不出現危機才是怪事。因而在詩學嚴重理性化的今天，詩學不應該再在邏輯化、體系化的封閉結構中繼續兜圈子，我們呼吁一種重返文學文本自身的詩學理論建構。

解釋學-接受美學的興起

本文詩學作為隱含在具體文本中的一種詩學思想，它是詩學的原初形態。詩學的原初形態，實質上就是批評家立足于文學本文，從本文出發，將作家創作的文本中隱含的“本文詩學”進行理性化的歸納與呈現的結果。通過“文學本文”，建立詩學的基本立法，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就是這樣的范例。當然，也必須認識到，沒有荷馬，沒有悲劇家，就不可能有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同樣，沒有先秦兩漢的文人墨客，也不可能有劉勰的《文心雕龍》。當然，后起的傳統以詩學思想史為依托，尋找詩學與人文學科的溝通，評價文學的功能價值，超越于具體的文學本文之上，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科領域和獨立思想立法。然而，我們也應該認識到，本學詩學作為創作者內在文學意識與文學觀念的創作詩學，其形態是隱含著的，它隱含在具體的文學文本之中，這種內在意識的詩學觀念在接受美學看來是一種虛假的觀念。按照現在接受美學的觀點，當作家創作出作品之后，作家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品已經作為一個獨立存在物在歷史的視域中接受讀者的審閱，也就是羅蘭.巴特所說的“作者死了”；當然，我們今天重建“本文詩學”也不是要回到亞里斯多德和劉勰的水平上，因為亞里斯多德所建構的本文詩學雖然是建立在古希臘文學的基礎上，但是由于理性詩學的作祟，亞里斯多德試圖為整體的文學立法，他采用了科學主義的完全歸納方法來建構本文詩學，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試圖在古希臘的全體的文學作品中歸納出詩學的基本話語主要研究路徑，在研究對象上雖然具有本文詩學的特征：即從文學本文出發的特點，但是在方法論上則是科學主義的本質歸納法，并將文學的本質歸結為“摹仿”，這樣就造成了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的內在矛盾，從而導致了本文詩學的衰微和理性詩學的勃興。亞里斯多德的這一方法論困境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興起時逐漸被詩學家認識到，從這個時期開始人們對希臘文學的認識就不再企圖對整體的希臘文學發言，而是從某一個視角切入古希臘文學，采取“詩思”的方法重構古希臘詩學，這種超越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方法就是不斷的返回古希臘文學文本自身，以“詩性之思”為中心，重新建立文學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關聯，達成對詩學觀念的更新。例如，席勒首先將古希臘與近現代文學進行了一種有趣的對比，從而認識到，古希臘文學偏重于一種素樸精神的表達，是一種素樸的詩學，而近現代詩學則偏重了一種感傷情調的表達，構造的是一種感傷詩學，盡管他并不否定近現代的感傷性詩學，但他似乎更推重素樸的詩學。落實到古希臘詩學的具體分析之上，他特別重視希臘人所具有的一種自由而質樸的生命文化理想從而達到重構希臘詩學的目的；尼采通過解讀荷馬史詩和古希臘悲劇藝術，特別是建基于對古希臘語言和古希臘神話的深刻理解，尼采認為古希臘詩學的根本精神在于它的日神精神與酒神精神，特別以狄奧尼索斯為象征的酒神詩學，這是一種生命化詩學。這種以“詩性之思”為中心的詩學方法論就是本文詩學所追求的目標，這一思路也應該是我們今天重建本文詩學所遵從的基本范式。劉勰的《文心雕龍》雖然是建立在先秦兩漢文人墨客的作品之上，但是由于當時純文學與雜文學沒有區分開來，《文心雕龍》在研究對象上就包括了騷、詩、樂府、頌、賦、贊等35種體裁，有些體裁則根本不是文學文本，雖然在“文”的本體論“原道”的統攝下展開，但是具體落實在文學創作、批評、發展等環節時，劉勰采取了詩話和詞話的方式，對具體的詩學思想不能明確提煉出來。這是中國古典文論的基本精神：雖然能夠對某一文本發表高明的見解，但是缺乏系統性，也就是說，它只具有特殊性，而不能成為普遍性的詩學觀念。因而今天我們重建本文詩學，就是要深入到文本的深處，透過本文的形式要素探尋隱藏在本文中抽象的、必然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具體來說，就是要求批評家通過對本文的分析、論證和思考，去考察這些抽象、必然或普遍性的詩學思想是怎樣由本文建構與消解的，因而本文詩學考察的不僅僅是文學的形式要素，更重要的是文本的思想要素。在西方現代文論系統中經歷了由“作者中心論”范式、“文本中心論”范式到“讀者中心論”范式文論的轉換。“作者中心論”范式文論主要包括象征主義、表現主義、直覺主義、早期精神分析文論等類型。它們的共同特征在于，從“作者中心”的角度出發，將文學視為一種幻象、直覺或白日夢，把主體的直覺、表現、乃至元欲（性本能）作為文學的根本動源。“作者中心論”范式文論強調作家的中心地位，主要考察作家的創作實踐問題以及在創作中所涉及到的心理問題，比如說“天才”、“想象”、“白日夢”和“無意識”等；在“文本中心論”范式中，蘇俄的形式主義開創了文本中心主義的先河，再到布拉格結構主義，巴黎的結構主義，20世紀30年代以后英美的新批評也重視文本的闡釋。俄國形式主義只關心文學作品本身的語言形式和結構，以及由語言形式和結構所組成的“文學性”問題，而對作家是如何進行創作的，作家創作的心理狀態如何則完全不予考慮；英美新批評的“意圖謬見”說和“感受謬見”說更是把文學作品與作家、讀者的相互關聯徹底隔斷，而只是孤立的研究文學作品自身的特性；俄國形式主義認為，文學作品之所以不同于日常語言，主要因為文學語言具有某種特殊的“文學性”，這種文學性還必須通過語言書寫的陌生化來加以表達，就整體而言，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家主要想通過一種內在的結構理論來闡釋文學作品的基本結構。比如俄國的普洛普就在《民間故事形態學》①一書中通過一百多個民間故事的分析，認為故事雖然是不同的，但是人物所承擔的功能卻只有31種，這種從文本的內在結構出發去解釋文學作品的方法直接導致了結構主義的興起。到了結構主義階段，更是把文學文本作為了唯一的研究對象，因而出現了“作者死了”的呼吁。

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脫節

篇6

要創新歷史和其他學科有所不同，具有層次性和聯系性強的特點，其中包含了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聯系、歷史發展的起因和結果、中外歷史間的關系、歷史和現今的聯系等。學生通過學習歷史，開拓了視野，增長了見識，提高了自主分析歷史和了解歷史的能力。為了適應素質教育的要求，歷史教師在教學中，要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和想象能力，讓學生多角度、多方面地去了解歷史、學習歷史。歷史教學的目的就是激發學生的思維，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所以教師在教學中要注意培養學生的思維，重視學生在分析問題、概括問題、比較問題等方面的訓練，使學生的創新能力和思維能力得到提高。

二、歷史教學理念需要創新

要想創新教學，離不開教師新的教學理念，這是創新的前提。新的教學理念指導著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但是在當今歷史教學中，還延用著傳統的教學方法，教師還是比較重視應試教育的，正沒有真正落實素質教育。新課程標準提出，在教學中要重視學生歷史素養的培養，所以，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以學生為主體，關注學生在教學活動中的體驗和發展，運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既教給學生知識，又培養學生的能力。在以往的教學中，教師是主宰者，只強調自己的教，而不重視學生學習的方法和過程，這種教學模式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的。為了學生將來的發展，作為初中歷史教師，要盡快轉變教學觀念，改變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理念，應該以學生為主體，把學生看作學習的主人，使課堂不再是教師的一言堂，而成為學生學習和活動的場所把課堂還給學生；注重傳給學生學習的方法和技巧，不能要求學生死記硬背，這樣會給學生增加更多的學習負擔，抑制學生創新能力的發展。所以，新時代的教師要培養新時代的合格人才，要在教學中樹立創新理念。

三、歷史教學手段要創新

在歷史教學中，教學手段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它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根據學生的情況和技術隨時變化著的。現在的初中歷史教材和內容都在不斷地變化，這就要求教師要根據教材的需要不斷變換教學手段，而這些變換都需要教師的創新精神和對教材鉆研的主動性。在歷史課堂上，對學生創新精神的培養，主要依靠學生探究的學習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生的創新能力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所以，初中歷史教師不管運用哪些教學手段，都要考慮到對學生思維的啟迪。另外，課堂教學活動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合作、探究的過程，通過教師和學生的雙邊活動，可實現學生和教師的共同成長。所以，教師在課前要認真鉆研教材，做好充分的教學準備工作，有效利用校本資源，激發學生學習的好奇心，豐富學生的知識儲備，培養學生對歷史的興趣，從而使學生能進一步探究歷史資源，達到歷史教學創新的目標。

四、師生關系要創新

在以往的課堂中，教師占主導地位，對學生要求非常嚴格，整個過程就是教師在不停地講解，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這種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個性的發展，會使學生的思維受到限制，學生在課堂上感受到的是緊張和無趣，對歷史教學毫無興趣可言，甚至會產生厭煩心理。所以，教師要樹立新的教學理念，和學生建立一種和諧的師生關系，拉近和學生之間的距離。首先，教師要做學生的朋友，在課堂上要鼓勵學生、信任學生、尊重學生。其次，教師和學生要建立一種平等的關系，不管是在課堂教學中，還是在課下和學生的交流過程中，都要體現民主和尊重，在平等的基礎上相互了解，共同合作探究。最后，在教學中，教師要以學生為主體，以學生的發展為教學目標，通過教學使每一個學生的能力都能得到發展。教師要鼓勵學生大膽探究、大膽想象、大膽發言，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總之，素質教育需要教師和學生建立一種良好的師生關系，這樣才能適應新課程改革的要求。

五、培養創新型的教師隊伍

篇7

【中圖分類號】I29

七世紀下半葉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詩身、莊嚴、詩病等為一體的《詩鏡》在十二世紀下半葉時首先由薩迦班智達將其有選擇性地翻譯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門》中，他的著作中將《詩鏡》中對所提到的詩德、風格和及個別的莊嚴進行了簡單的介紹。他在書中重點介紹了味，為十三世紀進一步將《詩鏡》完全翻譯到藏文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而在八思巴執政時期藏族文人逐步認識了《詩鏡》的重要性。并在尼泊爾的班智達勒金噶熱的協助下最初由藏族譯者雄頓多吉堅參翻譯，其后由邦洛追單巴對譯本作了簡單的注釋，并取名為《邦旨》（即：“幫”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釋的意思。）之后在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為教材興起一場學習印度《詩鏡》的，且由各教派的知識分子以此為基礎依照自己對《詩鏡》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釋。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無畏獅孔》、1647年由五世達賴著的《詩鏡注妙音戲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瑪著的《詩鏡注妙音戲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詩鏡注妙音戲說》等著名的《詩鏡注》在文學史上相繼問世。在近四百余年《詩鏡注》的歷史上產生了以薩班為代表的“莊嚴派”。他們認為《詩鏡》里主要講述的是詩的莊嚴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為代表的“詩理派”。他們認為《詩鏡》主要講述的是詩的相關理論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個別學者認為《詩鏡》里講述的既有莊嚴也有詩學理論的，但主要有兩大派的代表居多。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黨的十一界三中全會之后由于“文學”和“文學理論”、“寫作”等概念被現代藏文學界的學者所接納，并結合這些相關知識對《詩鏡》作了新的注釋。《詩鏡》也有從前簡單的“莊嚴派”和“詩學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學理論”和“寫作”等不同層次上的理解。從十二世紀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學歷史長河中《詩鏡》以不同層次的理解一直被不同時代的學者、文人所重視和學習著。東噶洛桑赤來的《詩學明鑒》和次旦曉忡的《詩學通論》斯滄洛桑班單的《詩鏡注》多識的《詩學要義通俗解說》桑達多吉的《詩學聞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對《詩鏡》的不同解釋。重點針對《詩鏡》第一章進行闡述的由周毛吉的《詩學探析》和關卻加的《詩學概論》洛追堅才的《詩學新光》貢嘎的《藏族文學理論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對上述幾個不同理解為依據主要以《詩鏡》及整個古印度梵語詩學作為研究對象，結合區內外專家對《詩鏡》的研究成果為參考資料，研究《詩鏡》在藏族文學理論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紀《詩鏡》先后的古代印度詩學作了進一步的研究，梵語文學的系統理論總結是從戲劇學開始的，婆落多的《舞論》是印度現存最早的戲劇學著作。《舞論》重視戲劇藝術實踐的具體經驗，這是優點，美中不足的是，它對具體經驗的總結偏重于形式主義的繁瑣分析和歸類，帶有比較濃厚的經驗注意色彩。在梵語文學理論發展史上，《舞論》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味。后來的梵語文學批評家加以發展，運用與一切文學形式，使味論成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語文學批評原則之一。同時，《舞論》中對梵語詩歌理論的初步總結，也為后來梵語詩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在《舞論》中，詩歌被視為戲劇的輔助因素，歸在“語言表演”類中論述。脫離戲劇學而獨立的第一部梵語詩學著作是七世紀婆摩訶的《詩莊嚴論》，莊嚴指詩歌修辭。可分“音莊嚴”和“義莊嚴”兩類，莊嚴論是一種探討詩歌形式美中的修辭手法。這是一種很不很備的詩歌理論。但它作為最早出現的梵語詩歌理論，在自覺地探索詩歌藝術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驅作用。與婆摩訶同代的檀丁，在莊嚴的基礎上，提出了風格論。他的詩學著作《詩鏡》共分三章。第一章論述文學的分類、風格和詩德，第二章論述“義莊嚴”，第三章論述“音莊嚴”和詩病。九世紀和十世紀是梵語詩學發展的鼎盛期，產生了兩位杰出的梵語詩學家歡增和新護。歡增著有《韻光》，新護著有《韻光注》和《舞論注》。他們兩人的詩學以韻論和味論為核心。與莊嚴論相比，歡增和新護的韻論和味論顯然觸及詩歌審美因素的更深層次。它們代表了梵語詩學所取得的最高理論成就。直至十六世紀古代印度詩學家對詩的各種理論加以注釋和補充，整個詩學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發展。世主的《味海》的出現，標志著梵語詩學的終結。梵語詩學經過漫長的歷史發展，形成了世界上別樹一幟的文學理論體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評概念或術語，如味、情、莊嚴、詩德、詩病、風格、韻等。就梵語詩學達到的最終成就而言，這個理論體系的基本結構可以說是以韻和味為核心，以莊嚴、風格、詩德為。它對文學本身的特殊規律作了全面細致的探討。綜歸上述，我們可以得知檀丁的《詩鏡》總結了七世紀前的詩學理論知識，論述了“詩德、風格”等重要的詩學理論概念，為七世紀以后的詩學理論的形成作了理論性的鋪墊。

《詩鏡》被介紹到藏族社會后，藏族上層社會的學者隨之而學習運用，形成了作家詩中的又一流派。歷代學者注釋《詩鏡》時所寫的例詩，實際是新的詩歌創作，只是限于為原文定義服務，難免有些刻板效顰之嫌，且其內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內容和藝術技巧兼優者，為數不多。長篇巨著而出之以《詩鏡》之指導這，則以五世達賴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達美》、《青頸鳥的故事》為最著名的代表。這種文體，注意修辭技巧的運用和詞藻的雕篆，講究形式，提倡“雅語”，鄙棄所謂的“粗俗俚語”，即群眾語言，發展了唯美主義的文風，與民間創作的樸素自然，充滿勞動生活氣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風格。當然，作為理論性的著作，《詩鏡》豐富了藏族的文藝理論和修辭學理論，增添了文學藝術領域中新的學科，對藏族作家文學的一個方面起著一定的指導作用。當然對于早在七世紀的一部理論性著作，我們用今天的學術眼光去看的話，還會有許多缺陷與不足，任何智者想創建完整的藏族文學理論體系，必須以《詩鏡》作為基礎加以論述，所以說，《詩鏡》是藏族文學理論中的處于基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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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中數學；分層教學；理論實踐

一、分層教學理論概念探析

分層教學理論的誕生，主要是為了能夠彌補以往的教學方式無法針對水平不同的學生進行有效性教學的一種教學方式，這種教學理論的提出對于教學改革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在二十世紀初期，分層教學的理論被提出，這種教學理論倡導對于不同水平的學生利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教學，使得處于各個水平階段的學生都能夠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水平。有些人認為，一些學生無法取得良好成績主要是因為智力的原因，但是美國的一位專家卻不認可這個原因，這位專家認為這些學生之所以無法取得良好的成績，是因為他們沒有獲得適合自己的教學條件以及環境，并不是因為智力因素的原因，分層教學理論也就這樣出現了，這種理論的出現也主要是為了給不同類型的學生提供適合他們的教學環境以及條件，從而使得每一個學生都能夠獲得進步和提升。對于高中數學來說，分層教學的方式是非常有意義的，因為通過實踐我們能夠發現，如果不能按照學生的具體水平來實施具有針對性的教學方式，那么所獲得的教學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以往的一鍋端教學方式，對于學生的心理發展和生理發育的不均衡性是缺乏關注的，同時把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態度以及能力都看作智力因素來對學生進行定義，這也是不符合客觀事實的。學生之間的各個方面的差異一直是客觀存在的，如果一直按照原有的單一的教學方式，必然會不利于學生的數學水平提高，長此以往，會造成學生的數學水平兩極分化更加嚴重。所以，在高中數學的教學過程中，利用分層教學的方法是符合客觀需求的，同時也符合因材施教的教學要求，最重要的是能夠提升對于所有學生的教學有效性。

二、高中數學實施分層教學的必要條件

首先，在實施分層教學之前，應該對于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了解，通過問卷調查、走訪家長以及觀察和談話等方式，對學生的數學水平、數學學習方法以及情感進行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考慮到學生的自尊心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所面臨的心理壓力，在進行分層教學之前，進行思想教育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要把原因說清楚，讓每個接受分層教學的學生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分層教學是對自己有利的，使得不同數學水平的學生都能夠在教學過程中得到提升，潛力得到充分發揮。其次，要讓學生能夠通過自己的數學水平、數學成績以及態度來自主選擇學習層次，教師根據學生所進行的選擇結合自己對于學生基本信息的了解以及學生的潛力和心理特征等方面，把學生按照2∶6∶2的比例分為三種層次，在分層的過程中，也要制定必要的發展目標和基本目標，并且要根據班級內部的具體情況來進行靈活的調整。

三、高中數學實施分層教學的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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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認為培養優秀學生主要靠課外小組和個別輔導，與課堂教學關系不大，這種看法是片面的，實際上課堂教學也是至關重要的．本文著重從高中物理課堂教學這一側面來總結取得這些成果的經驗．

我們十多年來的課堂教學經驗可以總結成三句話：追根尋源真一點，實驗研究多一點，能力要求高一點，簡稱“三點”教學法，因此我們稱自己的教材為“三點”法教材．

我們的“三點”法教學完全是根據國家教委頒布的高中物理教學大綱編寫的．因為我們面對的是全班學生，不可能而且也不應該把課堂教學變成物理競賽輔導，我們確確實實通過課堂教學明顯提高了學生的素質和能力，為學生在高考和物理競賽中取得優異成績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一、追根尋源真一點

一個學生學習物理，首先接觸到的就是物理定律．因此，怎樣搞好物理定律教學，必然是每個物理教師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在進行某一物理定律教學時，我們有意識補充了大量的與這一定律的建立過程有關的內容，這就是所謂的“溯源”教學．任何一個重要物理定律的建立，都有一個艱辛而漫長的過程．探索定律的工作只所以能成功，這個定律最后只所以能夠確立起來，其中一定有很多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正確的推理思維方式，這些內容毫無疑問是屬于物理學科中最重要的東西，是人類一筆寶貴的知識財富，也是我們物理教學的寶貴財富．

在講授牛頓萬有引力定律時，我們從第谷對行星進行幾十年的觀測積累的大量第一手資料講起，然后是開普勒在擁有這些數據的基礎上，通過大量計算總結出描寫天體運動的經驗規律（開普勒三定律），最后才是牛頓用定量的動力學原理對這些規律予以解釋，終于發現了對天上、地上的物體具有普遍意義的萬有引力定律．在學習牛頓萬有引力定律的過程中，我們還著重向學生介紹了“歸納法”、“理想化”和“間接驗證”三種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

在學習庫侖定律的過程中，我們糾正了學生由于大多數教科書敘述籠統而形成的錯誤觀念，使他們明白：1．庫侖當年只用扭秤做了兩個同種電荷互相排斥的實驗，而未做兩個異種電荷互相吸引的實驗，因為在后一實驗中的平衡有可能是不穩定的．庫侖是用電擺來完成后一實驗的；2．無論是扭秤還是電擺，精確度都是很有限的，根本無法確定兩電荷之間的作用力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更不是和距離的1．98次方或2．02次方成反比．當年的庫侖（實際上還有更早的卡文迪許），以及后來的麥克斯韋、普林普頓等人都是用另一種實驗方法將指數的精度逐漸提高，直至今天的2±3×10－16，終于使庫侖定律成為當今物理學中最精確的定律之一．結合庫侖定律的建立過程，我們還向學生介紹了“類比”和“演繹驗證”的方法．

在學習歐姆定律的過程中，學生一開始都以為研究通過導體的電流和導體兩端的電壓之間的關系是不困難的，只要用電流表、電壓表再加電源和可變電阻器等組成電路即可．可是我告訴他們，在歐姆那個年代，非但沒有電流表、電壓表等儀器，連電壓、電流和電阻的定義和單位都沒有，歐姆所面臨的困難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他到底是怎樣得到這個電學中最重要的定律的呢？學生頓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學習歐姆定律誕生過程的同時，我們還結合歐姆的實踐，介紹了用圖線探究新規律的方法．

此外，我們還結合牛頓運動定律介紹了“理想實驗”、“推理”、“實驗研究”等方法，結合氣體定律介紹了“分析法”，結合能量的轉化和守恒定律介紹了“綜合法”．使學生比較系統地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有的同學深有體會地說：物理定律是寶貴的，但研究物理定律的科學方法更寶貴．誰掌握了這些方法，誰就能不斷地去探索大自然層出不窮的奧秘．

在物理定律的教學中，我們在課堂上經常采用設問的方法，不是直接告訴學生某個定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而是不斷地提出問題讓學生去思考，擺出困難讓學生去克服，提出任務讓學生去完成，制定目標讓學生去實現．這樣可以有效地發展學生的創造性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們要求學生在課外進行大量自學．早在公元前4世紀，古希臘蘇格拉底明確強調過：“好的、正確的教學不是傳遞，而是對學生的自學輔導”．我一貫強調學生要學會自學、討論、研究．我教的優秀學生，學得的物理知識，最多只有一半是在課堂上聽我講的，其它一概由他們自學．到一定階段，我開始指定幾個學得比較好的學生輪流給其他學生上課．每次課分兩部分，前半部分由主講同學講，后半部分由全體同學提問、討論．像王泰然和任宇翔在高二階段就給其他同學作過二十幾次講座，楊亮、謝小林、陳匯鋼等同學也不例外．

我們這種自學討論式教學還延續到學生畢業以后．獲金牌或學有所成的學生進了大學甚至出國留學后，有機會還回來給小同學談自己的體會．例如1994年暑假任宇翔從美國回國探親一個月，來學校給95、96屆學生講了10次課．他向小學友介紹物理學中一些新進展、中美物理教學中的差異以及他們當年學習過程中曾激烈爭論過的問題，使聽課的學生大受裨益．1996年暑假，謝小林和陳匯鋼兩位金牌獲得者又為97、98屆同學講了十多天課．他們既講物理知識，又講國家集訓隊隊員奮發學習的感人事跡，使小同學們大開眼界．

這樣的訓練方法也得到了權威人士的肯定．1992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物理特級教師會議上，原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現全國中學物理競賽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沈克琦教授在他的題為“國際物理奧林匹克競賽與中學物理教學”的報告中說：“我聽到兩名得金牌的上海學生講他們的老師如何培養他們的情況，我認為這個經驗倒很值得推廣．他們說他們的老師不是采取灌輸的辦法，而是啟發引導，要求他們給同學講課，這對他們搞清概念原理和科學地進行表達都非常有幫助．我想這可能是提高優秀學生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那么自學為什么會對提高學生的能力起這么大的作用呢？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自學與聽課可能有以下兩點不同：

（1）人類的思維活動表現為分析、綜合、比較、抽象、概括等過程．一個學生在自學某一個新的物理內容時，少不了理解、思考、建立正確的物理模型等工作，這里面充滿了分析、綜合、比較等過程．因此相對聽課而言，自學對學生的思維活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使他們得到更大的鍛煉．

（2）人們的注意可分為無意注意、有意注意和有意后注意三種．事先沒有預定的目標，也不需要作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無意注意；有預定的目標，在必要時還需作一定的意志努力的注意叫做有意注意．一個學生在自學的時候，他的目的一定是十分明確的，而且需要一定的意志努力（否則難以堅持），因此學生在自學時，可保證在絕大多時間內都處于有意注意的狀態，這一點對提高學習效率和學習能力都是很有好處的．有的學生在自學中往往會十分投入，進入一種旁若無人的境地，而相對來說，這種情況在聽課時就比較少．一個學生堅持自學一段時間之后，便能漸漸地從有意注意轉化到有意后注意，即不需要意志努力也能夠將自己的注意力長期保持在這項工作上．有意后注意是一種高級類型的注意，它既有明確的目的，又不需要用意志努力來維持，是人類從事創造性活動的必需條件．學生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他們的物理學習效率就會大大提高，學習成績就會有明顯進步．

二、實驗研究多一點

物理學是一門實驗科學，物理學中的每一個概念、規律的發現和確立主要依賴于實驗．因此，在高中物理教學中加強學生實驗方面的訓練，無疑是提高物理教學質量的一條必由之路．

目前中學物理教學大綱中安排了相對數量的學生實驗和演示實驗，不難發現，這些實驗存在著某些不足，主要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教材中幾乎所有實驗是為配合所學內容而安排的，目的是幫助學生加深對所學內容的理解，因此學生不易通過這些實驗掌握一些重要的實驗方法．

第二，課本中每個實驗的實驗原理及操作步驟都講得十分清楚，學生只需按部就班地完成實驗操作即可．這樣的實驗只能增加學生的感性認識，鍛煉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而對學生創造性思維的訓練是不夠的，也無法培養學生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三，目前課本中的實驗大多是驗證性實驗，學生只要學懂了書上的定律，一般都能輕而易舉地完成實驗．這種安排違反了教育應該走在學生智力發展前面的原則，對培養學生的能力是不利的．

針對以上不足，我們對實驗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進行了改革，使實驗教學為發展學生的智力，提高學生的素質服務．在實驗內容的改革方面，我們主要采取了以下三條措施：

（1）增加實驗數量．

不論是在課堂演示實驗，還是在學生實驗或小實驗方面，平均增加了60％的實驗．其中有一部分新實驗，學校沒有現成的儀器，安排學生自己制作，對學生有較高的要求．

（2）重視實驗誤差討論．

物理實驗離不開測量，測量是實驗科學最本質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講，結果準確的實驗就是成功的實驗，反之就是不成功的實驗．因此在培養優秀學生的過程中，應該讓他們掌握一些必要的實驗誤差的基本知識．在設計實驗方案時，要求學生們盡量消除實驗的系統誤差；在選擇實驗器材時要考慮它的精確程度；在處理實驗數據時，要采用盡量科學的方法．

（3）加強重要實驗方法教學．

在實驗領域中有一些重要的方法，比如減小實驗系統誤差的方法、減小實驗偶然誤差的方法、實驗探究規律的方法、迂回測量的方法等，這些方法不是在個別實驗中，而是在許多實驗中都有應用，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這些方法一定要讓學生很好地掌握．在必要時，我們甚至根據實驗方法來安排實驗內容，集中安排幾個某種方法體現比較典型的實驗，這樣便于學生深刻領會和熟練掌握某一種實驗方法．

在實驗教學方法改革方面，我們做了以下嘗試：

（1）在課堂上創設一些實驗問題讓學生研究．

在高中階段，每周至少有4節物理課，充分利用物理課中碰到的各種各樣問題，可設計一些供學生討論的實驗題目，并引導他們一步一步地探索、解決．

我在講功率一節時，設計了這樣一個實驗題目：要求測定一個人騎自行車的功率．在自行車由靜止啟動的過程中，人做的功除了增加人和車的動能之外，還要克服空氣阻力和地面的摩擦力，其中哪些因素是主要的，哪些因素是次要的？學生根據自己騎自行車的經驗，認為空氣阻力是很明顯的，不能忽略，而地面和車輪之間的滾動摩擦一般比較小，可以忽略．接下來的問題是怎樣測量人克服空氣阻力做的功？學生都有這樣的體會：頂風騎車時，騎得越快風的阻力越大，因此可以設風的阻力和車的速度成正比．車的速度怎樣測？風的阻力和車速成正比的比例因數是多少？問題一個接著一個地出現，被大家一個又一個地解決，終于找到了一個大家都比較滿意的實驗方案．接著全班同學興高采烈地到操場上去做實驗，最后再回到教室里，師生一起處理實驗數據，作出圖象，得出實驗結果．在整個實驗過程中，除了實驗題目是由老師提出的外，實驗方案和解決問題的途徑都是由學生討論研究出來的，因此他們都覺得很有意思，收獲很大．

（2）對課本中一些重要實驗進行深入研究．

物理課本中有大量現成的實驗，有時可以對這些實驗進行一些討論和改進．

在做直流電路的實驗時，我們讓學生對伏安法測量導體的電阻這個實驗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用簡單的伏安法電路，不論是采用電流表內接還是電流表外接，都有系統誤差．結合這個問題，我給學生介紹了補償的思想，然后由學生自己設計了電流補償和電壓補償兩種線路．補償法解決了由于實驗電路不完善帶來的系統誤差，但這個矛盾解決了，電流表和電壓表不夠準確的問題上升為主要矛盾．怎么辦？經過進一步研究改進，大家認為可以用準確度高得多的電阻箱來取代電壓表和電流表，再輔以靈敏度很高的電流表，便可以明顯提高實驗結果的準確度，這就是常用的惠斯通電橋．接下來學生分別用簡單伏安法、補償伏安法和惠斯通電橋測量了同一個標準電阻，比較測量結果，可以證實先前的想法．在歷史上，從伏安法到惠斯通電橋是有一個很長的過程的，而在我們這堂實驗課中，學生經歷了這么一個碰到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完整過程．這樣的實驗課對增強學生的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1）和（2）實際上都是不斷地給學生提出新的目標，誘導他們提高實驗水平，我們有時稱之為“目的誘導法”．

（3）給特優學生安排一些特殊實驗．

我校有一批進口物理儀器，性能比較好，涉及的實驗內容面也比較廣．這批儀器的說明書是英文或日文的，我指定一名學生準備某一個實驗，要求他先翻譯好說明書，準備好器材，然后帶領其他同學做實驗．這個主講的學生還要準備好一些討論題，在實驗后供同學們討論．學生對這樣的實驗非常感興趣．此類實驗雖然有時和高考、競賽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這種帶有研究性的實驗對優秀學生很有好處．

三、能力要求高一點

物理習題教學是物理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在解習題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因此，習題教學的改革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本質來說，物理習題是人們編制的一些假想物理場景．毫無疑問，物理學家是不會去做物理習題的，而他們是在研究那些真實的、尚未發現的物理規律．同樣，發明家也是不會去做物理習題的，他們是在力圖應用已有的物理規律去解決一系列實際問題，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讓學生做那么多人為假想的物理習題？目的無非是要培養學生的理解、分析、推理等能力．所以物理習題教學應該圍繞這個目標來進行．

我們常用以下兩種方法來進行習題教學：

（1）按照解題方法組織習題教學

一般的習題都是按力、熱、電、光的順序來講授的，但我們比較傾向于按照解題方法來講解物理習題．例如理想化法、整體法和隔離法、等效替代法、小量分析法、疊加法、對稱法、圖象法等，這樣比較有利于學生掌握一些重要的解題方法．到學習的某一階段，集中將一批用解決方法相同的習題安排給學生練習，使他們由不會用到會用這種方法．在以后的學習中，每隔一定階段讓這種方法再出現一次，以加深這種解題方法在大腦中的印象，達到牢固掌握，應用自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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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筆者在學案的使用過程中也注意到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出現學案“問題化”、“知識化”、“大眾化”等問題，把學案設計成一本“練習冊”，或簡單地把答案直接呈現給學生；只強調知識技能，而忽視情感價值觀的培養；思考題設計不能滿足不同層次學生的需求，這樣做效果會大打折扣。

（2）課堂操作不當。由于學生的基礎相差比較大，預習的程度也不一樣，導致課堂上具體的環節很難把握，從而不能完成正常的教學任務。

（3）學習小組效果不明顯。在有的班級，學生的探討和交流是很少的。以前沒有上課交流的機會，現在給了這個機會，很多學生，不知道怎么用。還有一些學生在思想深處就打上了偏科的烙印，從而對于小科采取放棄或者不重視的態度。同時，小組評價機制僅僅適合本學科，不少學生對此根本不在乎，導致小組評價如同虛設，這些都會影響到學習小組的課堂討論效果。

（4）課堂駕馭能力不夠。有時候，我們的課堂是不放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亂。小組的討論很難展開，又很難收住。有的放不開，導致課堂沉悶，根本就不像學生為主體的教學課堂。有些課堂過于活躍，影響到正常的課堂秩序。

二、思考與對策

（1）學案教學的使用并不是完成學案就可以了，教師要善于創設歷史情境，合理利用多媒體手段輔助教學，把學生關注的問題引入課堂，把學生的思維引入新知識中。鼓勵學生積極學習，主動參與，只有當學生對所學內容感到很好奇，做他們感覺是有意義的事情，并獲得成功的喜悅，才會是真正有效的學習。

（2）在使用學案前做好每個板塊問題的優化和課堂時間的預設等，設計出更符合自己授課風格的學案教學。可以找個別同學看看，做一做，根據其反映做調整，使學案更貼近學生實際，符合學情。

（3）在教學中應以學生為本，尊重學生的主體地位，把課堂還給學生，把平等自由交給學生，做學生學習的促進者、主導者，采取學生感興趣的鼓勵措施，比如小組長輪流坐莊，小組競賽，評選最佳主持人或表現獎等方式，激勵學生積極投入到學習中來。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