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財政收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財政風險是2015年中國經濟將要面對的首要風險，而這一點尚未被市場充分認識。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政府總收入的35%，但土地招拍掛交易額在2014年下降了37%。由于土地出讓金的實際支付通常要滯后兩個季度，對財政收入的負面影響將在2015年進一步顯現。

通過分析4個省、53個市的17086筆土地交易數據我們發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正在成為土地市場上非常重要的買家。2014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了江蘇省出讓土地總價的44%、浙江省的28%、湖北省的28%，以及云南省的28%。尤其在那些經濟較不發達、人口出現凈流出的城市，該情況更為明顯。與此同時，融資平臺的杠桿率和財務壓力卻不斷提高。因此，在未來幾年里土地出讓金收入和財政收入的增長或將出現結構性放緩。

我們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來研究在市一級政府層面的土地出讓金收入的可持續性問題及其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影響。我們選擇了江蘇省的常州市作為樣本。常州是一個典型的房地產供給過剩的城市。過去幾年，媒體一直稱其新區為“鬼城”。

但與此同時，常州的GDP增長一直保持在較高的水平，即使在2014年房地產投資增長降至接近于零時，當地政府仍設法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同比增長31%，以抵消房地產減速的影響。因此，常州是一個非常適合用來研究增長可持續性問題的案例。

理解了在市一級政府層面土地出讓金如何影響經濟表現，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2015年經濟中的潛在風險。 常州樣本

常州市位于江蘇省中南部，距上海185公里，人口470萬，201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92994元。在全國所有城市中，常州按人口排名第35位、按GDP排名第83位。常州的發展歷程代表了許多其他城市正在經歷的增長模式。在江蘇省，常州并不算最發達的城市。近年來常州經歷了快速的城市化。同時，伴隨著工業化趨勢，一些公司將業務搬遷至常州以利用較低的人工成本。

1.隨著土地出讓金的下降，常州市2015年的財政收入將銳減。

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常州市政府收入的主要來源。我們的土地拍賣交易數據庫包括了從2008年1月到2014年10月常州所有的3070筆土地交易。加總數據顯示，常州的土地拍賣交易金額從2008年的54億元猛增到2012年的494億元，相當于當年地方政府財政預算收入（379億元）的1.3倍。

然而，2014年，土地拍賣交易金額降至330億元，同比下降30%，降幅前所未見。該數字是土地招拍掛交易的金額，而不是出讓金實際支付的金額。

2.融資平臺延緩了土地市場調整的時點，但會加劇后繼財政風險。

關于常州房地產市場的一個謎題是，在供給過剩的問題有待解決之時，房地產建設投資和土地拍賣成交金額在2013年仍然繼續快速增長，并推動常州的GDP增長保持在10%以上。如果房屋建造后無法出售，為什么還會有人繼續購買土地呢？

答案是，私人開發商和企業自2011年以來已大幅削減土地購買量，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已成為占主導地位的土地買家。我們的數據庫分析了2008年以來在常州購地的2180個買家。2008-2010年間融資平臺只占20%的土地拍賣成交金額，但是其份額在2013和2014年急劇上升到70%。與此同時，房地產開發商在常州土地市場的購買份額從曾經的35%以上降至2013年的11%和2014年的2.3% （見圖1）。

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的崛起受到兩個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工業化的放緩和城市化以及房地產投資的過度擴張。在過去的十年中，常州經歷了快速城市 化的階段。城市面積從2008年的121平方公里增加至2013年的175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從2008年的270萬上升到2013年的320萬。與此同時，土地市場的買家結構今年來也發生了巨大改變。

2008年，工商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基地購買了常州市三分之一的土地供給。2009-2010年，房地產行業進入繁榮時期，多家國家級房地產巨頭進入常州。2010年，保利地產、金地集團和龍湖地產總計購得價值45億元的住宅用地。更重要的是，這些地塊都是溢價成交，溢價率分別為120%、115%和50%。如此高的溢價此后常州土地市場極為鮮見。

2011年以來，趨勢發生變化。房地產庫存大幅上升。出于對房地產泡沫的擔憂，大型開發商迅速退出。兩年后，由于現金流緊張和庫存增加，當地規模較小的開發商也從市場逐漸退出了。

融資平臺成為了土地市場的主要買家。在過去的四年中，常州有14筆土地交易單價超過10億元，其中只有一筆是被開發商購買，另外13筆都是被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有趣的是，開發商購買時土地有23%的溢價，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購買時都是零溢價。過去七年里，常州土地市場上排名前三的買家都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即常州市城市建設集團有限公司（136億元）、常州市晉陵投資建設有限公司（71億元）和常州市交通產業集團有限公司（59億元）。其中約88%的土地規劃用途都是商用。

如果沒有融資平臺的參與，過去的幾年里常州的房地產和土地市場或已經歷了嚴峻的調整。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買地行為雖然延后了市場的調整，但卻加劇了供應過剩的問題，特別是在“新城”地區。

3.“后新城效應”開始顯現。

常州城市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一個是中心區，是常州歷來的城市范圍（鐘樓、天寧和戚墅堰）;另一個是新的城市地區，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從農村轉變為城市。新城區包括兩個新的經濟區（新北和武進）以及兩個縣級市（金壇、溧陽）。

這四個周邊地區經歷了“造新城”運動。在新北區和武進區，土地拍賣成交金額分別于2010年和2011年觸及歷史高點，當地政府在這些地區大力發展新工業園區。在接下來的2012年和2013年，縣級市迅速跟上。例如金壇在2013年賣出了價值127億元的土地，占到當年常州土地出讓金收入總額的32.4%。在這127億元中，93.4%來自于金壇縣級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從2010年到2013年，這四個新的城市地區（新北、武進、金壇、溧陽）分別占常州土地出讓金收入的82%、93%、70%和83%。

到了2014年，“造新城”運動已經放緩。隨著這些新城區的投資熱潮漸退，2014年四個周邊地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市總量的比例僅為45%。經濟基本面顯然不足以支持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常州的出口增長率已經從2008年-2010年的20%以上放緩到2013年的2%。過去十年中的人口流入也在2013年變成了人口流出。急劇降溫的土地市場宣告了常州“造新城”運動的結束。

4.融資平臺的財務狀況惡化。

常州有15個地方融資平臺發行了債券。2014年上半年，常州最大的五個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規模是2650億元，占全部樣本的63%。常州市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呈現出財務質量的明顯下降。自2012年以來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體現了如下趨勢：總資產規模的擴張和杠桿率的上升、集團公司內外的交叉擔保、應收賬款的積累、可用于利息支付的現金流狀況惡化。

盡管中央政府一直在努力遏制融資平臺和相關的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規模自2010年以來一直在快速增長。在常州，15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從2008年的1280億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末的423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24.2%。與此同時，融資平臺的總資產與常州當地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8年的56.5%上升到2013年的93.5%。

常州15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債務總額從2008年底的660億元增加到2014年上半年的2690億元，年復合增長率為29%（見圖2）。融資平臺債務總額與常州當地年度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從2008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58%。同期中，融資平臺債務與地方政府預算收入之比從2008年的3.6倍上升到2013年的6.2倍。

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杠桿比率穩步增加，從2011年的57%上升到2014年上半年的64%，這表明近年來融資平臺的資產增長在很大程度上由外部借貸以及土地資產注入等支撐。

融資平臺能夠持續通過外部借款（獲取銀行貸款或者發行債券）來提高杠桿率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一個相互交織的擔保網絡。根據常州五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年度審計報告中的數據，其對內和對外擔保的總額相當于凈資產總額的比例在2012年已經超過了100%，并在2013年繼續增加。我們具體查看了每個平臺公司在2013年底的擔保情況，其中25%提供給了它們的子公司，63%給了其他融資平臺，10%給了其他國有企業，剩下的是給其他公司。

我們分析了常州融資平臺財務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和“其他應收款”，發現后者的規模大約是前者的10倍。通過查看和比較常州主要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財務報表附注，我們發現“其他應收款”主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中各種對應于政府部門或其他相關實體的應收款，例如城建項目資金或各種資金往來。

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其他應收款總量在2009年至2014年上半年間幾乎翻了兩番，其中2013年出現了大幅躍升、金額幾乎翻倍。2014年上半年，其他應收款總量約占總資產的30%。更令人擔憂的是，其他應收款余額的平均期限在增加。常州五個最大的融資平臺的數據顯示，三年以上的其他應收款占總額的比例從2008年的不到5%增加到2013年的20%。這反映了常州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近年來有所削弱。

常州地方融資平臺財務壓力的另一個標志是總資產回報率（ROA）較低，該比率逐漸從2008年的2.0%以上，降到2014年上半年的低于0.5%。這一趨勢與前述應收賬款的問題結合起來看，常州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面臨的現金流壓力非常高也就不足為奇了。營業利潤與財務費用的比例自2010年以來一直位于1倍以下，這意味著即使應收款和應付款不變，融資平臺的主營業務仍然無法賺取足夠的利潤來覆蓋其財務支出（根據常州兩個最大的融資平臺在2012年和2013年的數據，利息支付通常相當于財務費用的120%）。 江蘇警示

接下來，我們將考察樣本擴大到江蘇省所有的城市，以確定常州的情況在其他城市是否適用。在中國27個省份中（不包括直轄市）江蘇按人口排名第五，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排名第一。在經濟總量方面，它是中國第二大省，2013年國內生產總值5.916萬億元，占2013年全國GDP的10%，僅次于廣東。

江蘇是一個很好的案例研究對象。雖然總體上它是一個相對發達的省份，但其北部地區欠發達城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與內陸省份相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一些工業企業將其生產基地從昂貴的城市（如蘇州）搬遷到更便宜的城市（如常州）。許多內陸城市也經歷了類似常州的轉變。

1.各城市的土地出讓金收入大幅減少。

2008年江蘇的土地招拍掛成交總金額是760億元，相當于省GDP的2.5%，財政預算收入的28%。經過平均每年50%的復合增長，到2013年成交金額達到了5850億元，相當于GDP的10%和財政預算收入的89%。然而在2014年，土地市場明顯降溫，土地招拍掛交易金額降至3460億元，比2013年幾乎減少了一半。

全省13個地級市中有12個出現了土地招拍掛金額的大幅下降。在這12個城市中，賣地成交金額下降的幅度從23%（南京）到67%（鹽城）不等，而中位數是44%（蘇州、鎮江）。如果我們計算2014年土地成交收入下降占2013年財政預算收入之比，那么各城市下降的幅度從117%（宿遷）到20%（無錫）不等。同樣，此處我們采用的是土地招拍掛金額而非實際已經支付給政府的出讓金總額，后者可能在2015年出現比2014年更大幅度的下降。

2.在相對欠發達城市，融資平臺購地的現象更普遍。

我們逐個察看了從2008年到2014年10月發生的14336筆土地交易，并對這些交易背后的8540個買家進行分類。這個微觀樣本覆蓋了江蘇省過去七年中90%以上的土地成交總額。

與常州的情況不同，在省一級的數據中，土地市場買家的構成結構近年來一直較為穩定。2014年，43%的購買金額來自地方政府融資平臺、37%來自開發商、15%;來自其他企業、3%來自其他地方政府實體、另有1%來自個人。土地市場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比重雖然比2008至2011年高了10個百分點，但是低于2012年高峰時的47%。

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土地市場買家的結構出現了有趣的差異。我們將13個城市劃分為三類：南京、無錫和蘇州是最發達城市，位于江蘇南部;常州、鎮江、揚州、泰州和南通屬于相對欠發達的城市，位于江蘇中部;江蘇北部城市則相對最不發達，包括淮安、鹽城、連云港、徐州和宿遷。

在江蘇南部的城市，土地市場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以市場為導向，參與者以開發商為主，這些開發商出于對這些大城市房地產需求的信心而不斷購買土地。2014年，在南京、無錫和蘇州開發商購地比例分別占69%、45%和58%。與此同時，越來越少的政府關聯企業參與土地市場，它們的占比從2012年的29%下降到2014年的6%（南京）、27%到16%（無錫），以及25%到24%（蘇州）。

相反，過去數年里江蘇中部和北部的城市中有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參加到土地招拍掛中，2014年其比例在蘇中和蘇北地區分別達到62%和70%，高于2010年的19%和36%（見圖3）。在一些蘇北城市，如連云港和徐州，2014年的比率高達92%和76%。

蘇南城市中并沒有大量的政府融資平臺參與土地市場的原因可能是：1）基礎設施已經較為發達，這意味著對融資平臺推動基建投資的要求較低;2）城市化和家庭收入增長大背景下，更有彈性的房地產市場;3）政府理念更先進，更多地關注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不是數量;4）經濟結構更依賴于服務業而不是工業部門。欠發達城市的融資平臺之所以更多地參與了土地市場，反映了經濟結構不夠多元化、房地產市場缺乏吸引力、人口流出，以及注重經濟增長速度的政府理念。

3.融資平臺主導的土地市場將加劇宏觀經濟的風險。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主導的土地市場將會加劇宏觀經濟的潛在風險。首先，這與經濟基本面的趨勢背道而行。一個重要的證據來自于人口遷移的趨勢。從2011年到2013年，所有的五個江蘇北部城市都出現了人口的凈流出。特別是連云港和徐州，分別流出了32.9萬人和19萬人，占到2010年當地常住總人口的3.8%和4.3%。與此同時，一級城市如南京和無錫則發生了7.6萬人和5.5萬人的人口凈流入（約占各自原有人口的1%）。經濟基本面的數字顯示，蘇南地區的土地市場應該比蘇北地區的土地市場增長速度更高才對。

但是現實卻恰恰相反。從2009年到2013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在蘇南地區僅增長了116%，遠低于蘇中地區的174%和蘇北地區的355%。為什么城市人口外流的地區土地出讓金收入卻增加得更多呢？我們發現是因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積極參與了土地招拍掛市場。我們發現越是面臨人口流出的城市往往越依賴于融資平臺來購買土地，這之間有相當強的相關性。在面臨人口流出的城市中，融資平臺占到土地招拍掛金額的64%，而在人口流入的城市中這個比例只有32%。

人口遷移的數據清楚顯示，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支持的土地市場不具備長期可持續性。融資平臺可能會暫時推高經濟增長，但會導致大規模的資金配置到效率較低的地方。有些人可能認為，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是工業化的先決條件，因此欠發達地區的投資在未來可能被證明是富有成效的。然而，蘇北城市中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主導優勢已持續多年，但蘇北地區的出口增長并未明顯提高，這表明以工業化為理由來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并不一定見效。

其次，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可能會加劇經濟的不平衡。相比于轉向更多服務業和經濟發展質量的蘇南城市，蘇中和蘇北城市仍嚴重依賴固定資產投資。2013年，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蘇南是53%、蘇中是63%、蘇北是73%。例如，蘇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例只有42%，同時2014年蘇州的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的份額是24%;而高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的連云港（固定地產投資比GDP為93%）2014年政府融資平臺占當年土地招拍掛總額的93%。

第三，融資平臺在土地市場上的過度參與會導致住房過剩情況的惡化。我們計算的潛在去化率（從上一年的土地交易數據推算規劃建筑面積，再除以當年的銷售量）顯示，2014年蘇北地區消化庫存需要28個月，高于2013年的22個月;蘇中地區平均是21個月，比2013年的13.6個月也有大幅上升。而蘇南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仍然供應緊張。常州、連云港、鹽城、揚州、宿遷一年的潛在供給平均可供兩年多的銷售。其中的一些地方被國內媒體稱為“鬼城”。

4.造新城的運動已經進入尾聲。

類似于常州的情況，與老城區相比，縣和新建的工業園區的土地出讓金收入下降更明顯。在縣和新建工業園區，土地招拍掛金額從2013年的2940億元降至2014年的1470億元，其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貢獻了41%。自2008年有數據以來，這是首次出現土地招拍掛金額下降的情況。老城區的土地招拍掛金額雖然也出現了下降，但降幅較小，從2360億元至1640億元。

5.蘇北地區的融資平臺財務狀況惡化更嚴重。

我們的數據庫包括江蘇省13個城市的200個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這些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總資產截至2014年上半年達到1.2萬億元，債務總額達到7260萬元。這些融資平臺的規模近年來發展迅速。從2009年到2013年，其債務總額年復合增長率為19.6%，總資產復合年增長率為20.8%。相比之下，蘇中和蘇南城市的融資平臺增長更快，其債務年平均增加27.8%，資產年平均增加28.2%;蘇南城市的融資平臺債務和資產的增長速度分別只有16.6%和17.5%。2009年到2013年間，蘇北地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占當地GDP的比率從40%升至42%，蘇中地區略降至55%，蘇南地區則降至62%。

蘇北地區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快速擴張與其在當地土地市場上主導地位的上升是一致的，這也體現在我們的土地交易數據中。因為購買土地會導致資產負債表的膨脹，但是并沒有直接的利潤回報，所以融資平臺可能不得不依靠借貸來完成這項交易。而融資平臺更多地參與土地市場可能會給地方財政壓力帶來更大的風險。

融資平臺財務狀況惡化的情況在各個城市比較普遍，而在蘇北城市更為明顯。

杠桿率提高：在蘇北所有的五個城市中，資產負債率在2009年到2014年上半年之間都有上升，平均提高1.7個百分點。

應收款累積：在2009年到2013年間，財務報表中的應收賬款占總資產的比例在蘇南地區從15.6%上升至17.5%，蘇中地區從24.2%上升至25.6%、，蘇北地區從17.2%上升至21.6%。

盈利能力下降：在2009年到2013年間，營業利潤與財務費用的比率在蘇南地區下降了0.4個百分點，蘇中地區下降了1.3個百分點，而蘇北地區下降了2.9個百分點。 整體風險

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是一個全國性現象，且在近年來變得愈加嚴重。2009年，在59%的城市中土地拍賣成交金額的規模不到財政預算收入的一半，只有14%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額超過預算收入。但到了2013年，20%的城市中土地成交金額超過了財政預算收入。

在全國層面，土地招拍掛交易額從2013年的4.2萬億元下降到2014年的2.7萬億元，降幅37%。

此外，我們考察了公開財務情況的1253家融資平臺，分析了它們的各項財務指標在近年來的變化趨勢。均出現了下述情況：

①杠桿率上升。全國的融資平臺的杠桿率普遍出現了上升，其中值從2009年的48.2%上升到2014年中期的50.1%。全國大約有10%的融資平臺的杠桿率超過了70%。

②利潤率下降。大多數城市中的融資平臺的股權回報率都出現了下降，其中值從2009年的4.7%下降到2013年的3.1%。根據2014年中期財務報告計算的股權回報率出現了進一步的下降，不過這可能和季節性有關。在2013年的中報數據中也出現了股權回報率的大幅下降（不排除季節性因素）。但是在2013年底又有所回升。

③在應收款方面，全國的數字要比江蘇省的情況好一些。應收款占凈資產的比例在過去數年中僅僅略有上升。

在我們對江蘇的案例研究中發現，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是土地拍賣市場的重要買家。由于時間限制，我們未能具體考察中國每一個城市的具體情況。我們寬展城市樣本，選擇了浙江、湖北、云南三省，把它們作為中國內陸和沿海的代表。需要強調的是，選擇這些省份并不是因為它們情況比別的省份更好或更差。在沒有得到全國數據之前，我們不能得出確定的結論，但是這些省份可以給我們未來的研究指引方向。

這些省份的數據顯示，地方融資平臺在各自的土地招拍掛市場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并未像江蘇的情況那樣占據主導地位。在浙江、湖北和云南，地方融資平臺分別購了28%、28%和22%的土地招拍掛金額。在這些省份內部的城市之間也有顯著的差異。融資平臺在浙江各城市的土地市場中所占的比例從1%到65%不等、在湖北是18%到72%不等，在云南是0%到50%不等。

如果把中國經濟比喻成一架高速火車，房地產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就是兩排車輪，而土地財政則是驅動列車前行的關鍵引擎。土地出讓金收入下降對財政收入帶來的沖擊將在2015年突顯，土地財政的全盛時期或已結束。若不及時調整，中國的財政收入可能面臨持續壓力，目前的增長模式也將面臨嚴峻挑戰，而宏觀風險也將因此加劇。

篇2

存在進一步減稅空間

關于“稅負高”之說，國家稅務總局雖然不贊同，但也表示有進一步減稅的空間。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錢冠林說，中國當前的總稅收約占GDP比重的20%，這個稅負水平在國際的橫向比較中并不高，甚至可以說是低的，但就這20%的比重來講，仍然是有減稅空間的。

事實上，中國從21世紀初開始就沒有停止過減稅的步伐，“減稅”成為近年來中國稅收改革和政策調整的主基調：全面取消農業稅、企業所得稅兩稅并軌、增值稅轉型、停征利息稅、降低股市交易印花稅、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試點、降低部分進口商品關稅、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等一系列結構性減稅措施，都讓企業和個人實實在在地嘗到了一些甜頭。而今年“結構性減稅”仍然是政府工作的重點之一。

有關部門對今年結構性減稅作出了具體規劃。據財政部新聞發言人戴柏華介紹，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是落實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結構性減稅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一是減輕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稅收負擔，帶動就業和創業，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二是繼續加大稅收政策支持力度，促進保障和改善民生。三是穩步推進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四是擴大物流企業營業稅差額征稅試點范圍，出臺物流企業大宗商品倉儲設施用地的城鎮土地使用稅優惠政策，促進物流業健康發展，降低企業物流成本。五是通過實施較低進口暫定稅率等方式，鼓勵國內不能生產或性能不能滿足要求的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以及國內緊缺的重要能源、資源、原材料等產品的進口。

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

稅收不是單純地往國庫里送錢，它更承擔著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任。當前國際經濟持續低迷，外部環境復雜多變，中國急需擴大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擴大內需的重要機制之一就是結構性減稅。比如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后，更多的人收入會增加，這有利于增加消費。而降低增值稅的比例，實際上就是降低商品的價格，對于降低通脹、拉動內需有直接作用。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勇明對記者說，目前的減稅是結構性減稅與優化稅制，主要是減輕中低收入者和微小企業的稅負，并調整稅收結構，消除其中不利于結構轉型的因素，因此有利于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穩定就業并推動結構轉型，有利于促進第三產業的發展。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馬衍偉分析說，評價結構性減稅政策，其中之一就是要看是否有利于刺激需求特別是擴大內需，推動經濟自主有序平穩增長。

經濟活躍才能拓展新稅源

減稅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是利好。專家們指出，從長遠看，對符合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標準的行業或企業減免稅負，有助于推動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林勇明表示，恰當的減稅對國家和企業是“雙贏”。減稅后企業負擔下降，經營更加活躍，效益更好，這樣能增加政府征稅的稅基。

事實證明，我國政府多年來一直在進行“結構性減稅”，但這并未讓財政收入減緩反而一直在增長。馬衍偉說，結構性減稅不等于財政減收。結構性減稅短期會影響財政收入，但從長期看有利于財政增收。因為結構性減稅有利于增加企業盈利，提高個人可支配收入，進而擴大稅基，為財政增收奠定稅源基礎。這就是工業化國家多年來減稅浪潮此起彼伏，但政府收入不斷提高的秘訣之一。

林勇明認為，從短期看，減稅對稅收收入略有影響。但從中長期看，減稅帶來的刺激需求、活躍經濟的效應將帶來政府稅源的穩定、稅基的擴大，因而是于國于民都有利。民富才能國富，讓富于民應是未來財稅政策調整的一個方向。

篇3

財政部在2020年2月10日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382億元，同比增長3.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89305億元，同比增長4.5%；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101077億元，同比增長3.2%。

從主要稅收收入項目來看，2019年，國內增值稅62346億元，同比增長1.3%；國內消費稅12562億元，同比增長18.2%；企業所得稅37300億元，同比增長5.6%；個人所得稅10388億元，同比下降25.1%；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15812億元，同比下降6.3%；關稅2889億元，同比增長1.5%。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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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重慶財政收入 財政收入影響因素 實證分析 計量經濟模型

一、引言

地方財政收入是指按預算管理體制的規定，由各級地方財政組織、支配、使用的收入。它是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各級地方政府行使其職能的財力保證。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各項稅收收入。同時，一個地方財政收入的規模還要受到當地經濟規模等許多因素的影響。本文以重慶為例，重慶市是西部地區唯一的直轄市、國家中心城市。在1996年到2012年期間，地區生產總值由1315.12億元增長到11409.6億元，轄區內財政收入由942682萬元增長到37995788萬元；隨著國家關于西部大開發、三峽工程建設與庫區移民開發等重大戰略舉措的實施，重慶的固定資產總投資從3207278萬元增長到93800012萬元。因此，若能結合以上信息分析出影響重慶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對重慶以后能夠更快、更好的發展有著重要的經濟意義與現實意義。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

由于本文是研究在1996年-2012年中對重慶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選取如下變量：

1.重慶的財政收入：使用Y表示，單位為萬元

2.本市生產總值：使用X1表示，單位為億元

3.年末從業人員數：使用X2表示，單位為萬人

4.本市稅收收入：使用X3表示，單位為萬元

5.本市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使用X4表示，單位為萬元

其中，數據來源于《重慶統計年鑒2013》。

（二）模型建立過程與修正

擬合出模型（2）后，其生成的隨機誤差項有可能存在異方差性，所以接下來要對模型（2）進行異方差檢驗，用White檢驗法（原假設：模型不存在異方差），結果見圖2：

根據模型（5），從經濟意義方面來看，稅收收入與固定資產投資的系數是正的，即它們對重慶財政收入的影響是正的，符合現實意義；從擬合優度來看，重慶的財政收入總變動中，97.9%的部分可由稅收收入與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來解釋，即樣本對整體擬合程度較高；從回歸方程的顯著性來看，因為足夠大，能夠通過F檢驗，說明稅收收入與固定資產投資兩個方面對財政收入的整體影響是顯著的；從回歸參數的顯著性來看，當時，所有參數，拒絕原假設，參數都通過t檢驗，即稅收收入、固定資產投資各自對財政收入的影響是顯著的，而且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稅收收入每增加1萬元時，平均說來財政收入將增加2.956萬元；固定資產投資每增加1萬元時，平均說來財政收入將增加0.147萬元。

三、結論

本文通過對重慶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影響重慶財政收入的影響因素雖然很多，但是稅收收入和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對重慶財政收入有著明顯的推動和拉動作用，應加強稅收征收制度，保障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應鼓動投資，投資是拉動重慶發展的動力，重慶財政收入的增加較大程度上依賴于投資增長。

參考文獻：

[1]龐皓.計量經濟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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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收入

中圖分類號：F81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5月18日

國內生產總值（GDP）與政府財政收入（GGR）是國民經濟中至關重要的兩個概念。財政收入對宏觀經濟調控、公共政策和政府職能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有觀點認為，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應該保持在相對穩定的狀態。財政收入增長過快，將有可能造成財政浪費，影響拉動內需，甚至造成“國富民窮”的后果。隨著國民經濟的發展及政府公共財政收入的迅速增加，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也呈逐步上升的態勢。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40，370.03億元，比上年增加11，160.39億元；2014年國內生產總值640，696.9億元，由此可得2014年我國公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21.9%。目前，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是高還是低？財政收入與GDP的關系如何？有什么影響？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一、財政收入與GDP的關系

一般來看，一個國家的財政實力主要表現為其財政收入規模的大小，考察一個國家財政收入規模的常用指標有絕對量指標和相對量指標。絕對量指標主要是財政收入總額。相對量指標主要有：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之比，等等。一般情況下，主要運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考察和反映政府的收入規模或財政實力。財政收入總額反映一定時期內政府通過各種收入工具取得的可供政府支配的資金量。目前，一般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而不用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來反映財政收入的規模，其原因在于：

第一，從統計角度來說，我國核算體系已由MPS體系轉向SNA體系，傳統的國民收入指標已不再使用。

第二，GDP反映整個國民經濟的最終生產成果，傳統的國民收入指標只反映五大物質生產部門的凈產值，而當前的財政收入來源于整個國民經濟（包括整個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所以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更科學、更合理。

第三，從財政收入規模的國際比較來看，通常使用的都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這里，還可以用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作為一個輔指標來反映政府履行其職能對整個收入分配的財力要求。財政支出總額反映一定時期內政府實際安排使用的資金量。通過這一指標與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對比可以從中看出當前狀態下政府支出狀況的滿足程度。

另外，對于政府來說，其財政收入是整個社會創造的財富的一部分。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表明政府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集中程度，反映了政府的財力規模或財政實力；而財政收入增長速度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比較則動態地反映了財政實力狀況，或者說，這一指標反映了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財政實力的變化情況。衡量政府的財政規模，國際上一般用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來反映。

二、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立。本部分致力于通過建立計量模型來研究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支出法生產總值）的比重的實證分析。（圖1）從圖1中可以很直觀地看出：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整體波動性很大，主要以1979年也就是改革開放為界。改革開放前其比重呈相對平穩的波動狀態，而且始終保持在一個較高水平；1978年到達一個最高點31.24%以后，1979年比重開始明顯下降，1996年達到一個最低點10.91%，而近年來逐漸有所回升。（圖2）

由于原始資料的比重時間序列圖大致呈平穩趨勢，鑒于只有50年的數據資料，若對數據進行差分，定會損失部分信息。所以先對原始資料作一階自回歸，并借助于EVIEWS軟件建立AR（1）模型，其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表1）

由此可以得到模型方程為：

xt=？茁0+？茁1xt-1+？琢t

即：xt=0.11+0.96xt-1+？琢t

（二）模型檢驗。為檢驗模型的擬合程度好壞，需要對殘差序列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有多種檢驗的方法，比如可以用殘差散點圖法，即借助SPSS軟件畫出散點圖。為了進一步檢驗之，同時還可以在EVIEWS軟件中進行ADF檢驗，如表2所示。（表2）

可以從模型中很直觀地得出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變化是和前一期的比重高度相關的結論。相關系數從模型中來看達到了0.901，可以說前一期的比重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后一期的比重。實際上，從數據分析中還可以得出：經過一階差分后的比重時間序列數據就變成平穩序列了，也就是說比重變化的增量是保持著一個相對穩定的趨勢的。本文認為，GGR增速應該為多少并沒有一定之規，其增速超過GDP并不一定就會產生不利的后果。GGR增速與國家稅制結構、經濟增長速度緊密相關。

三、結論及建議

首先，需要明確的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并非越高越好。很多研究者認為，財政收入增速過快將對我國經濟發展產生不良影響，比如可能意味著宏觀稅負過重，不利于國計民生，而且財政杠桿的運用效率和財政收入的用途等問題都是財政收入占比過高產生的后續問題。本文認為，GGR增速應該為多少并沒有一定之規，其增速超過GDP并不一定就會產生不利的后果。GGR增速與國家稅制結構、經濟增長速度緊密相關。在現有觀點中，對GDP增速過快的擔憂，主要來自于發達國家經驗，他們認為GGR增速與GDP增速應該保持在同樣比例。GGR占GDP比例究竟多少是合適的？一直都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和難點話題。雖然財政收入絕對規模沒有定規，但原則上應該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

對財政收入增長是否合理的判斷，不能僅衡量速度和比例，還應該參考提供公共產品的范圍、數量和質量。只要財政收入能夠合理地運用到公共產品和服務上，也沒有對市場造成“擠出”效應，財政收入增速及其占GDP比重就是合理的。由此可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與政府所承擔的職能密切相關。我國正在完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等社會保障體系，由于歷史欠賬較多、人口基數大，相應的財政支出較多，GGR占GDP比重近幾年呈升高趨勢。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我國GDP增速下降至8.55%，為振興疲軟的經濟，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因而GGR數量也相應提高了。

主要參考文獻：

[1]楊丹，陳曉毅.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實證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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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指標權重測算方法中，AHP因其對數據資料要求不嚴格，只需要某一時點的樣本數據，同時又可避免大量指標同時賦權而引起的混亂，所以在風險研究領域得到普遍運用。因此，本文也采用這一方法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權重進行確定。首先，構造一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層次結構模型，包括目標層、中間層和指標層(見圖1)。其次，指標權重的整個計算過程是運用AHP軟件yaahp的群決策功能完成的。設定標度類型為e^(0/5)～e^(8/5)，專家數據集結方法為各專家排序向量加權幾何平均，并將國內五位財政學者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重要性判斷問卷調查的結果輸入軟件，并自動生成群決策計算結果。再次，計算隨機一致性比率CR進行指標權重合理性檢驗。當CR＜0．1時，判斷矩陣通過一致性檢驗，否則需要重新構造判斷矩陣，直到通過一致性檢驗為止。經過上述三步，最終得到地方財政收入各風險預警指標的權重。由表3可知，從單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來看，稅收收入增長彈性系數所占權重最大，達到16．08%，財政收入增長率所占權重最小，僅為7．88%。除財政自給率所占權重為9．19%外，其他預警指標所占權重都在10%以上。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因子角度進行分析，結構風險因子、質量風險因子指標所占的權重大，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評價的結果影響很大。

二、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構建

根據前述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風險分數值的映射原則，將每一個預警指標實際值按照其所處風險區間的不同映射為相應的分數，再根據各預警指標對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貢獻權重(即運用AHP得到的指標權重)，計算出各年度的綜合評價分數，據以建立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函數。其中，R代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綜合評價分數，Xij代表第i類風險因子第j個指標的風險映射分數值。與此同時，由于各風險預警指標借助0分、1分、2分、3分的指標分值表示其風險運行狀態，因此，地方財政收入風險最終加權得分仍可采用0分、1分、2分、3分反映其不同的風險區間。本文設定1．5分為輕警和中警之間的界限，兩兩分數之間的區間就是每一運行狀態的風險綜合評價分數區間。為了更直觀地反映地方財政收入的風險狀況，分別用不同的燈號表示不同的風險區間，如表4所示。

三、2006～2013年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實證分析

在選取《遼寧省統計年鑒2013》及《2013年遼寧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中預警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將各預警指標值經過指數化處理后得到的風險分數值代入公式(1)中，運用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系統對遼寧省2006～2013年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進行分析，得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綜合評價結果，如表5所示。綜合評價結果顯示，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除個別年份外基本處于輕警區間且屬于輕警偏下的狀態，總體可控。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因子的角度分析，規模因子的風險值偏高，這主要基于兩點原因:一是財政收入增長率的變動較大，此與經濟形勢的變化密切相關;二是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動較大，從2006年的8．79%上升到2013年的12．34%，且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但就全國范圍而言，遼寧省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還是處于偏低水平的。從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警指標的角度分析，不難發現有三個預警指標值的變化趨勢比較明顯(如圖2所示):一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這一點前面已經提到。二是增值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15．21%下降到2013年的6．85%，呈現逐漸下降趨勢。這主要源于我國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以及2009年轉型的正式實施引起增值稅收入的不斷減少，進而引發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的不斷增加。三是營業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從2006年的25．12%下降到2013年的19．63%。盡管遼寧省第三產業的增長速度較快，但由于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總體仍呈現下降趨勢，這必然導致以此為稅源的營業稅收入的減少。

四、不同進度下增值稅擴圍改革后遼寧省地方財政收入風險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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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GDP 財政收入 實證分析

一、前言

GDP中文譯名為國內生產總值，是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中所生產出的全部最終產品和勞務的市場價值。GDP是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中的核心指標，同時也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指標。同時， GDP作為國民經濟的最終成果，可以分為國家所得、單位所得和個人所得，其中國家所得即為財政收入。其計算方法一般有兩個，收入法：GDP = 工資 + 地租 + 利息 + 利潤 + 間接稅凈額 + 折舊―補貼；支出法：GDP = 消費 + 投資 + 政府支出 +（出口―進口）。

財政收入是政府為滿足支出的需要，依據一定的權力原則，通過國家財政集中的一定數量的貨幣或實物資財收入，一般依據支出確定收入原則來實行財政收入預算。財政收入一般按政府取得的形式主要分為5類，即稅收收入、國有資產收益、國債收入、收費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基本建設貸款歸還收入、基本建設收入、捐贈收入等）等，其中稅收收入是主要部分。

從上面的關系可以看出，財政收入是構成GDP的一部分，GDP是財政收入的基礎，而財政收入又反映GDP的規模大小，GDP規模越大，為財政收入增長提供的財源就越豐富。而合理的財政收入是政府實現其職能的重要保障，只有政府正常運轉，社會的正常秩序才能得以維持，這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大環境。

二、實證分析

1.相關性分析

相關分析是研究現象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依存關系的一種統計方法。一般用相關系數r來表示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程度， 取值為-1≤ r≤1 。當-1≤ r

利用我國2000-2011年相關數據，我們得到了財政收入和GDP的相關系數r=0.9994。由相關理論可以知道，當大于0.8即可視為高度正相關。因此從數據計算結果來看，財政收入與GDP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并且為正相關關系，GDP規模越大，財政收入也就越大。

2.一元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是確定兩種或兩種以上變數間相互依賴的定量關系的一種統計分析方法，意在研究變量之間存在但又不確定的相互關系以及密切程度。如果把其中的一些因素視為自變量，而另外一些隨自變量變化而變化的變量視為因變量，研究他們之間的非確定因果關系，就是回歸分析。若只有一個自變量和一個因變量即為一元回歸分析。

由于在上面相關分析中已經測定財政收入與GDP存在高度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進一步把GDP作為自變量（x），財政收入作為因變量（y）進行回歸分析。

通過對全國2000年至2011年財政收入與GDP數據進行一元線性回歸，回歸結果如下：

Y = -9436.9510 + 0.2279*X

（-15.87） （90.14）

R2=0.9989 F=8126.037 DW=0.9920

分析知，財政收入與GDP的彈性系數為0.2279，表明全國GDP每增加1個單位，全國財政收入相應平均增加0.2279個單位。

3、財政負擔率分析

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又稱為國民經濟的財政負擔率，即財政負擔率=財政收入/GDP。財政負擔率反映出政府與微觀經濟主體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反映政府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和影響社會資源配置的程度。由于在單個核算期內GDP的變化與財政收入可能不“同步”，因此就單個核算期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會上下波動。但從較長時期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相對的穩定性和一定的變化趨勢。為此，我們分析了2000-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比例關系，做出如下變化圖：

歷年相關數據表 歷年財政負擔率變化圖

因此得到結論：從全國來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攀升。2000年-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從13.50%上升到21.96%，11年間上升了8.46個百分點。這說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公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逐步擴大和經濟承受能力的不斷提高，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隨著經濟的增長也在不斷提高。

三、研究的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綜合國力與日俱增，2013年我國GDP實現564916.25億元人民幣，成為亞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經濟大國，這一切都要源于黨和國家的正確領導。政府要履行其職能，增強對宏觀經濟運行和資源優化配置的調控能力，必然要以財政收入作為保證，而財政收入最終還是來源于國民收入，因此全面持續的經濟增長也就成為財政收入的根本保證。反過來，財政收入是政府履行職能的基礎，只有政府健康高效的運轉才能給我們營造一個安全穩定的經濟環境，這同時又是經濟穩定增長的關鍵條件。但是，財政收入過高會反過來抑制經濟增長，產生副作用，因為政府的財力過度集中，則會擠占納稅人的利益，削弱經濟發展的基礎，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和財政收入的增長。因此，需要科學制定財政稅收政策，將財政收入對GDP的比重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以便使兩者相互促進，共同實現良好健康增長。

參考文獻：

[1]王劍.對承德市GDP 與財政收入關系的分析研究.統計與管理，2013.01

[2]蔡軍，朱冠平，武真.浙江省GDP與財政收入的計量分析.經營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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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家財政收入規模大小往往是衡量其經濟實力的重要標志。因此，各個國家都要通過財政收入對整個國家宏觀經濟進行調控，通過適當地增加或減少財政收入總量的方法加以實現。本文選擇GDP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以及稅收增長率三個指標作為影響因素，對財政收入的增長趨勢進行分析，以計量經濟分析方法為工具，通過多元回歸模型來擬合解釋財政收入的變化，并根據分析結論，提出提高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對策和建議，為我國財政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鑒和依據，從而實現我國財政收入總量的平穩增長。

一、財政收入增長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回歸分析

本文數據來源于《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選擇了財政收入、GDP、固定資產投資額及稅收的數據作為基本數據，通過公式計算得到相應的增長率作為本文的基本指標，即財政收入增長率（Y），GDP增長率（X1），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X2），稅收增長率（X3）。根據以上指標和數據，本文應用Eviews軟件，通過最小二乘法建立多元回歸模型，結果如下：

由回歸方程可以看出，R2=0.9331，說明該模型對樣本的擬合很好，并且F=21.16764>F0.05（3.16）=8.70，回歸方程也很顯著，回歸系數在顯著性水平為1%時，除了固定資產投資的P值略大于1%，其他變量的P值均小于1%，所以各變量對被解釋變量即財政收入有顯著影響，即以上變量聯合起來對財政收入有顯著影響。

在假定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GDP每增長1%，財政收入就會增長0.3593%，固定資產投資當期每增長1%，財政收入就會下降0.0485%，這是由于固定資產投資具有滯后效應所產生的，即當期投入不會立即轉化成當期產出，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轉化為生產能力從而增加產出，使財政收入增加；稅收每增長1%，財政收入就會增長0.6325%，這是由于稅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這與經濟理論分析相一致。

（二）結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GDP和稅收對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都有直接促進作用，而固定資產因為滯后效應的存在，所以它對我國財政收入的增長具有兩方面影響。首先，經濟的增長（GDP增長）是財政收入形成的基礎，也是財政收入持續增長的前提，所以經濟增長必然帶動了財政收入的提高。其次，固定資產投資雖然對財政收入的增加提高了物質基礎，但是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出，固定資產投資對財政收入的當前影響并不十分明顯，這是由于固定資產所特有的滯后性造成的，所以在短期中固定資產投資并不會對財政收入的增長帶來明顯的刺激作用。同時，從以上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稅收在以上指標中對財政收入的增長具有最顯著的作用，它仍然是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并且在所有影響因素中占據最關鍵的地位。

二、對策建議

第一，從財政收入與GDP 的方面看，首先應該保持財政收入合理的規模，使財政收入的增長與GDP的增長保持同步，讓其維持在一個合理的比例關系下。其次，應該大力促進經濟增長，從而提高財政收入的增加。提高稅率、增加稅種的方式固然會使財政收入暫時提高，但是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遠大于它所帶來的暫時的利益。所以擴大財政收入的根本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只有把經濟規模做大，把經濟的效益提高，在此基礎上加強稅收管理，才能使財政收入呈現良性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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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由于考核機制不合理，以GDP 增長率、財政收入增長率為核心的考核方式導致財政收入虛增。從財政來說虛增是掙了面子、丟了里子，一方面得不到真正的實惠，掩蓋了真實的收支矛盾，也導致上級轉移支付減少;另一方面還面臨著巨大的審計、紀委追責風險。如某省在對經濟強縣和非經濟強縣測評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稅收收入增長速度的權重分別為7%、6%、5%，遠高于其他指標的權重。

二是由于預算編制方法不合理、基數比例法預算編制方式的內在驅動導致財政收入虛增。部分地方財政收入預算編制一直采用的是基數比例法，即以上年財政收入實際完成數為基數，按照上級下達的增長率考核指標來確定本年的收入計劃，該方法將當年一次性、超常規及政策性收入等納入下年度增長基數，勢必導致收入預算脫離地方實際，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一些經濟不發達、財源匱乏的地區，依靠挖潛無法完成收入預算，只能采取空轉的模式虛增財政收入。

三是由于財政管理不規范、虛增的行政成本和經濟成本偏低導致財政收入虛增。其一，部分財稅政策執行中自由裁量權過大，地方有選擇性地執行政策，合規虛增。如，按照條例實際占用應繳納耕地占用稅，但未批先占使用耕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的政府性項目，經濟形勢好的時候，為減輕資金壓力，地方不愿也不繳納耕地占用稅;經濟下行時，為完成收入目標，就成了地方政府清理欠稅的主要對象，財政列收列支墊款繳稅和滯納金，收入支出同時虛增。其二，地方獨享稅與非稅收入由于不需要分成上解，虛增收入的直接成本低，成為了虛增的重災區;共享稅由于分成的原因，虛增會被上級財政拿走一部分，直接成本太高，空轉比較少見，空轉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的情況基本沒有。

四是由于監管不到位、處理處罰對地方難有實質性的觸動導致財政收入虛增。監管存在死角，外部監管沒有常態化，審計署審計監管滯后，部分縣(市)很多年難得遇到一回，風險成本偏低;同級政府內部監管流于形式，部分地方審計部門年度預算執行審計中，反映出了很多有關收入質量方面的問題，但罕見整改或追責。

二、治理收入虛增的幾點建議

首先，規范地方財政收入管理行為。一是淡化對財政收入增長率的考核， 不再對公共財政預算收入及增幅進行排名，下達的財政收入指標應當以指導性、預期性為主，弱化指令性和任務性，杜絕強制性，確保財政收入指標科學可行和客觀真實。二是規范收入征管。依法實施收入征管，糾正越權減免稅和隨意批準緩征、欠稅、包稅、征收過頭稅、收入混庫等違規行為，堅決防止和查處引稅行為，提高財政收入質量，增強自我保障能力。

其次，優化年度收入預算編制方法。一是改革基數比例法，探索建立綜合投資、消費、政策等多種因素，科學編制財政收入預算的新方法。地方在下達收入任務時，應客觀認識和判斷本地區經濟狀況與發展趨勢， 切合實際進行測算、預測，科學定位年度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和收入結構，合理確定本地區財政收入增速、稅收收入增速、占GDP 比重、非稅收入比重等指標。二是推動編制中長期財政預算，規避因考核產生虛增等短期行為，實現財政收入與GDP 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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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收入；經濟轉型；產業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32-0120-02

一、大慶市財政收入結構存在的問題

1.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較低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綜合經濟實力能夠從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得到綜合反映，財政收入和國內生產總值兩者相互影響和促進。GDP中財政收入的比重用來衡量經濟運行的質量。GDP中，財政收入所占比例受到國家或者地區的各項政策和稅收的影響，同時也和這個國家的產業以及區域、所有制結構等息息相關，當前還和經濟運行質量緊密關系。

2000―2013年，大慶市財政收入的順序是25.014 7億元、26.581 1億元、29.016 4億元、32.348 5億元、55.511 9億元、49.980 2億元、62.399 0億元、89.757 2億元、101.595 4億元、107.118 2億元、136.283 0億元、194.305 8億元、209.761 9億元、208.213 0億元。同期大慶市GDP分別為1 029.300 2億元、1 077.900 2億元、1 030.710 1億元、1 123.903 5億元、1 239.967 3億元、1 400.719 5億元、1 617.078 0億元、1 822.278 1億元、2 220.418 8億元、2 120.003 6億元、2 900.064 2億元、3 741.538 9億元、4 001.069 5億元、4 181.500 0億元。大慶市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2.43%，上升到2013年的4.98%。依據數據和模型，才能對大慶市財政收入結構中存在的問題進行總結。

盡管大慶市財政收入在逐年增加，然而和全國的平均水平相比，財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還是偏低。全國財政收入在2013年中所占比重高達22.71%，但是大慶市卻只有4.98%，和全國相比差距明顯，低了將近17.73%。由此可知，當前政府只有有限的資源可以利用，調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能力差。要想讓大慶市財政收入和經濟得到健康的發展，應當對經濟增長予以促進，同時也要對財政實力予以提升，只有這樣才能使GDP中財政收入所占比例偏低的問題得以改善。

2.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較低

大慶市近幾年來的財政收入結構并不理想。第一，財政收入中稅收所占比例不斷降低。77.594 7|元為大慶市2010年的稅收收入，80.92%是其財政收入的比重，稅收收入在2013年得到了快速的增長，其總額為108.228 6億元，但是比重卻只有75.37%，有5.55%的下降比例。在這些對比的年限中，僅有一年高于上一年，從整體上看每年都是處于下降的趨勢，由此可見財力狀況不佳。第二，和全國作對比，大慶市在這一方面的比例也比較低。財政收入在2013年的比重高達85.54%，但是大慶市稅收收入所占比重卻只有75.37%，和全國相比比例嚴重失調。稅收收入在財政收入比重和其他發達的省市相比，都維持在85%―90%。因此我們可以說，當前大慶市稅收收入的發展水平較低。

3.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偏高

大慶市非稅收收入近年來的增長迅速，從之前的數據可以知道，有18.301 7億元是大慶市在2010年的非稅收收入，有19.08%為財政收入。大慶市2013年非稅收收入為35.371 6億元，有近2倍增長量，其中24.63%為財政收入中非稅收的比重，有5.55%的提高量。是2013年全國的財政收入中稅收的比重85.54%，大慶市和全國的相比只有14.46%，其財政收入中非稅收比重偏高，非稅收是政府財政主要來源。然而，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應當以稅收為主，當前政府可用財力受到局限也制約著整體經濟效益。

4.主體稅種收入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偏低

財政收入結構的不合理通過失調的稅收結構得以反映。通過之前的數據我們可以對財政收入結構和所有稅種的增長情況進行分析，得到當前稅收收入中大慶市的主體稅種比例依舊比較低，而且還有不斷下降的趨勢。明顯提高的是其他小稅種。地方主體稅收有多項內容：增值稅、所得稅、營業稅和城市維護建設稅，這些都是財政主要收入來源，和小稅種更加的穩定和規范。財政收入的增長穩定化和主體稅收的比重緊密聯系，大慶市的主體稅種在近年來盡管增長量都較高，然而增幅和稅收收入增長幅度相比依舊相抵，而且還逐年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地方小稅種的增長速度反而更快。為大慶市在2010―2013年比重41.33%、42.25%、40.09%、43.08%。22.51%、24.19%、23.14%、21.59%為大慶市主體稅種的比例，4.36%、6.43%、7.98%、6.39%為稅收收入中契稅的比例。2.81%、5.20%、2.24%、1.81%為大慶市2010―2013年稅收收入中耕地所占的份額和比例。

二、政策與建議

大慶市地方財政收支與資源型經濟轉型存在相關關系。大慶市資源型經濟轉型影響地方財政收入規模和調整優化地方稅收結構的同時，對產業和行業結構的調整可能會造成地方財政稅收減少和增速下降，財基不穩。大慶市政府應調整財政稅收結構，擴大稅源，夯實財基，優化稅收分享比例，為支持資源型經濟轉型積累財政資金和奠定財政基礎。

1.優化產業結構，提高財政收入

經濟的發展必須要有健全的經濟結構，只有依賴于健全的經濟結構才能加大財政收入。大慶市省經濟結構的優化，應該結合自身不同產業的特點來進行。首先，從農業區域布局開始優化，充分結合地域優勢，發展有地域特色的主導產業。第二產業即制造業投入^續加大，優化產業布局。結合當地資源打造第三產業，讓旅游業在大慶市成長起來，加快其進一步發展。目前大慶市擁有完善的條件來讓旅游業成為支撐大慶經濟繁榮的產業。

2.建立健全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

為了使財政收入達到平穩的增長，實現一定的規模，發展財政收入多元化，必須使財政收入具備一定的增加幅度和相應健全的財政收入考評制度。

大慶財政收入最大的主要來源就是石油石化企業，也是大慶的主要經濟支柱，必須將財政發展從整體出發，促進地方政府和中央企業之間的聯系，以大企業為基礎，分析大企業的優勢，做好服務，全面展現出大企業的優勢。為大企業項目開發提供相應的支持，擴大市場，為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運營條件。努力發展地方財政收入，積極開發與大企業合作的新形式，依靠它們的雄厚資金實力和巨大的資產支持發展地方企業，提高財政收入。第一，要對大企業的消費市場進行分析，使本地企業從大企業的消費市場搶占先機，進行相對的整合資源為大企業的需求進行服務，提供他們消費所需的產品，和提供為本地企業生產相應大企業的消費物品所需的設施設備及場地。第二，要對大企業進行招商引資，要讓大企業在本地注冊建企，為本地企業增加財政收入，而且還要引導大企業對本地進行投資，積極尋找契機，進行合作，加大企業對地方的財政投資，加強與地方企業合作的機會，積極的提升大企業對地方財政增加的貢獻。

3.進一步加強項目建設，擴大經濟規模

作為經濟支柱的產業是項目建設，大慶市要想加強經濟收入，作為工業城市的大慶不但要發展工業項目而且還要加強對服務業、旅游業等其他產業的建設。積極投入項目建設必須注重兩點：第一，做好協調服務是項目的重中之重；第二，開展多個項目儲備為項目建設做好鋪墊。對項目建設的高度重視和開發對大慶市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幅度起著重要的作用。科技發展的欠缺需要財政的幫助，使大慶市的財政收入多元化發展，加強市場環境的良性發展，加強產業的發展創新，才能不斷增加、壯大大慶的財政收入。

4.加強稅收管理和法制建設，努力提高稅收征收率

提高財政收入的有效途徑在于，加強對企業的征管力度，提高征管的質量。明確稅收征管的責任，做好對于能夠提供巨大稅源以及納稅較多的企業的監督檢查。通過健全普及的法制宣傳教育，讓人們意識到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從而營造良好的納稅氛圍，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提高稅收。積極發揮各相關部門的職能，加大宣傳力度，讓更多的個人或者企業意識到稅收的重要性。嚴格按照法律規定進行執法，做到嚴格執法，嚴厲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