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平調劇種發展概況

四平調是流行于豫、魯、蘇、皖四省廣大接壤地區的一個地方劇種，由蘇北花鼓演變而成，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建國后，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四平調獲得了很好的發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調劇團排演的《陳三兩爬堂》在河南省首屆戲曲會演中獲表演一等獎,極大地增加了該劇種在豫、魯、蘇、皖的影響，短時期內四平調從一個劇團，發展成立了三十多個專業和業余的四平調劇團，該劇種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時期四平調的發展落入低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四平調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商丘四平調劇團也被恢復，該劇團所演的《小包公》一劇，唱響了全國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導，在商丘市召開了首次“四平調唱腔音樂座談會”。這個年輕的劇種的發展達到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流行音樂和電視劇成為人們娛樂的新寵。包括四平調在內的很多戲曲劇種由于諸多原因而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瀕危劇種。

二、四平調的保護與發展策略

四平調之所以成為了瀕危劇種，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原來觀眾群的流失。在四平調輝煌的年代，其流傳地區的百姓文化生活可選擇性較小，沒有電視、網絡等現代娛樂工具，沒有歌廳、迪廳等娛樂場所，有的就是農閑時節村頭的大戲，聽戲就成了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人們的文化生活有了多種選擇的今天，要想使瀕危的四平調劇種得到好的保護與發展，首要的就是培養聽眾群，這比任何保護都有意義，因為保護僅僅是使它不消失，而一旦培養起了持續的聽眾，四平調就有了廣闊的前景。筆者認為，培養聽眾群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由四平調主要流傳地的商丘地方政府牽頭，協調文化、宣傳等部門，組織四平調劇團的演員排練優秀經典劇目，對全市人民進行義務演出，并到商丘所轄的各地包括每個鄉鎮進行巡回義演。充分利用商丘本地的媒體資源，對四平調進行全方位的報道，在商丘全地區造就一個四平調戲曲的熱潮。在此基礎上，對四平調的經典劇目進行錄制，并在商丘電視臺、河南電視臺播放，爭取把一些原來的戲曲聽眾吸引到戲曲節目上來。其次，商丘四平調劇團還應組織創作班底加強新劇目的創作。因為原來的聽眾多為中老年聽眾，對老劇目較為熟悉，用經典的老劇目就可能把他們吸引回來，但對于中青年聽眾，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聽眾，他們對戲曲普遍不感興趣，要把他們吸引到戲曲上來需要下大力氣。比較有可能的就是四平調劇團創作人員要大膽創新，搞出一批有時代氣息的、適合年輕人口味的新劇目，把他們從網絡、電影、電視劇中拉到戲劇舞臺前。再次，培養聽眾群要從娃娃抓起，在商丘的幼兒園、小學掀起聽、唱四平調戲曲的熱潮。可以把四平調的經典劇目的故事做成卡通影片，讓小朋友從小就熟悉家鄉的劇目。在小學的音樂課上加進以四平調為主的鄉土音樂教學，讓同學們了解和掌握四平調的知識，進而喜愛四平調戲曲。這樣，才能使四平調的聽眾群越來越多。

保護和發展四平調，除了培養聽眾以外還必須加強四平調的改革創新。就像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現在的現代化一樣，很多的劇種就是在外部環境已經發生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之下，其自身改革跟不上時代步伐而瀕臨滅絕。四平調主要流傳地的豫、魯、蘇、皖四省接壤處，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很大改變。以商丘市為例，商丘原來只是個以農業為主的縣級市，現在商丘市發展成轄兩區的以工業為主的新型地級市。城市面貌、生活方式和80年代有了根本性改變，而四平調的改革和創新卻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因此，加大四平調的改革和創新勢在必行。在劇目創新上，可以選擇一些有時代氣息的，反映現代商丘城市、農村生活的體裁進行創作。在唱法、唱腔創新上可以像當年創立四平調一樣，更多地吸收其他劇種、其他唱法的經驗，甚至可以借鑒一下美聲唱法的氣息和發聲方法。

1湘南山區的自然環境條件表一南嶺山區各地的氣候（略）

湘南山區的地帶性植被是常綠闊葉林。以常綠的殼斗科樹種為主，并含有大量的樟科、杜英科、金縷梅科、桑科以及安息香料的一些成分。

湘南植物區系屬泛北級植物區，中國—日本亞區。三級區劃單元是華東、華南、滇黔桂、華中四地區交匯的區域。

優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地史時期，豐富的水熱條件，復雜的地形地貌，是孕育湘南山地區植物多樣性高，區系成分復雜，保存各地史時期殘遺種以及珍稀瀕危植物最為根本的原因。

2湘南山區珍稀瀕危植物的基本特征

2.1種類組成豐富

內容摘要：河南是戲劇大省，但由于各種原因，很多劇種瀕臨滅絕。文章以四平調為例，從劇種創新、培養聽眾、高校傳承等方面對河南瀕危劇種的保護與發展作了一些探討。

關鍵詞：瀕危劇種四平調保護發展

河南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歷程中,孕育了輝煌的傳統文化。藝壇上獨領風騷近千年的中國傳統戲曲(劇)藝術,在這里也有其深厚的積淀和文化淵源。歷史上曾有幾十個劇種在這里產生流行過，但隨著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加之各種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有很多劇種現在已經瀕臨滅絕。主要有清代康熙、乾隆年間興起的“羅戲”“卷戲”“大弦戲”“懷梆”“懷調”“宛梆”；道光咸豐年間的“北調子”“二夾弦”“落腔”“道情”“花鼓戲”“咳子戲”；同治、光緒年間的“四股弦”“羊羔戲”；20世紀40年代形成的“四平調”等。這些劇種在河南都有過興盛的歷史，代表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研究這些劇種的保護與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下面以“四平調”為例談一下河南瀕危劇種的保護與發展。

一、四平調劇種發展概況

四平調是流行于豫、魯、蘇、皖四省廣大接壤地區的一個地方劇種，由蘇北花鼓演變而成，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建國后，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四平調獲得了很好的發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調劇團排演的《陳三兩爬堂》在河南省首屆戲曲會演中獲表演一等獎,極大地增加了該劇種在豫、魯、蘇、皖的影響，短時期內四平調從一個劇團，發展成立了三十多個專業和業余的四平調劇團，該劇種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時期四平調的發展落入低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四平調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商丘四平調劇團也被恢復，該劇團所演的《小包公》一劇，唱響了全國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導，在商丘市召開了首次“四平調唱腔音樂座談會”。這個年輕的劇種的發展達到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流行音樂和電視劇成為人們娛樂的新寵。包括四平調在內的很多戲曲劇種由于諸多原因而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瀕危劇種。

摘要：河南是戲劇大省，但由于各種原因，很多劇種瀕臨滅絕。文章以四平調為例，從劇種創新、培養聽眾、高校傳承等方面對河南瀕危劇種的保護與發展作了一些探討。

關鍵詞：瀕危劇種四平調保護發展

河南作為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在數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發展歷程中,孕育了輝煌的傳統文化。藝壇上獨領風騷近千年的中國傳統戲曲(劇)藝術,在這里也有其深厚的積淀和文化淵源。歷史上曾有幾十個劇種在這里產生流行過，但隨著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加之各種外來文化的沖擊和影響，有很多劇種現在已經瀕臨滅絕。主要有清代康熙、乾隆年間興起的“羅戲”“卷戲”“大弦戲”“懷梆”“懷調”“宛梆”；道光咸豐年間的“北調子”“二夾弦”“落腔”“道情”“花鼓戲”“咳子戲”；同治、光緒年間的“四股弦”“羊羔戲”；20世紀40年代形成的“四平調”等。這些劇種在河南都有過興盛的歷史，代表著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具有較高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研究這些劇種的保護與發展就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下面以“四平調”為例談一下河南瀕危劇種的保護與發展。

一、四平調劇種發展概況

四平調是流行于豫、魯、蘇、皖四省廣大接壤地區的一個地方劇種，由蘇北花鼓演變而成，形成于20世紀40年代。建國后，在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指引下，四平調獲得了很好的發展。1956年商丘市四平調劇團排演的《陳三兩爬堂》在河南省首屆戲曲會演中獲表演一等獎,極大地增加了該劇種在豫、魯、蘇、皖的影響，短時期內四平調從一個劇團，發展成立了三十多個專業和業余的四平調劇團，該劇種的發展達到一個高潮。“”時期四平調的發展落入低谷。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四平調發展進入一個新時期，商丘四平調劇團也被恢復，該劇團所演的《小包公》一劇，唱響了全國各地。1980年12月，由商丘市文化局倡導，在商丘市召開了首次“四平調唱腔音樂座談會”。這個年輕的劇種的發展達到高潮。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們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流行音樂和電視劇成為人們娛樂的新寵。包括四平調在內的很多戲曲劇種由于諸多原因而越來越淡出人們的視野，成為瀕危劇種。

1湘南山區的自然環境條件表一南嶺山區各地的氣候

附圖

湘南山區的地帶性植被是常綠闊葉林。以常綠的殼斗科樹種為主，并含有大量的樟科、杜英科、金縷梅科、桑科以及安息香料的一些成分。

湘南植物區系屬泛北級植物區，中國—日本亞區。三級區劃單元是華東、華南、滇黔桂、華中四地區交匯的區域。

優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地史時期，豐富的水熱條件，復雜的地形地貌，是孕育湘南山地區植物多樣性高，區系成分復雜，保存各地史時期殘遺種以及珍稀瀕危植物最為根本的原因。

2湘南山區珍稀瀕危植物的基本特征

第一條為了加強對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進出口管理，保護和合理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進口或者出口公約限制進出口的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應當遵守本條例。

出口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依照本條例有關出口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規定辦理。

第三條國務院林業、農業（漁業）主管部門（以下稱國務院野生動植物主管部門），按照職責分工主管全國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進出口管理工作，并做好與履行公約有關的工作。

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做好相關工作。

第四條國家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機構代表中國政府履行公約，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對經國務院野生動植物主管部門批準出口的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批準進口或者出口的公約限制進出口的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核發允許進出口證明書。

第一條為了加強對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進出口管理，保護和合理利用野生動植物資源，履行《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進口或者出口公約限制進出口的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應當遵守本條例。

出口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依照本條例有關出口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規定辦理。

第三條國務院林業、農業（漁業）主管部門（以下稱國務院野生動植物主管部門），按照職責分工主管全國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的進出口管理工作，并做好與履行公約有關的工作。

國務院其他有關部門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負責做好相關工作。

第四條國家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機構代表中國政府履行公約，依照本條例的規定對經國務院野生動植物主管部門批準出口的國家重點保護的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批準進口或者出口的公約限制進出口的瀕危野生動植物及其產品，核發允許進出口證明書。

相較于一般意義野生動物的種群數量與規模、分布范圍及生存發展現狀而言，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是大自然中的“活化石”，其生活環境及自身生存發展受威脅程度更值得我們關注。作為我國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的制度性規范和推動《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的法律依據，《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自1989年1月14日由林業部、農業部以來，在強化瀕危物種拯救保護、打擊亂捕濫獵及非法貿易、提高公眾保護意識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名錄自實施以來，除了將麝類、穿山甲所有種調升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外，其至今已有30余年沒有進行過系統的更新。2020年6月19日，《國家重點保護名錄》在時隔31年后再次被提上法律修訂日程，名錄的修訂是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治理領域的大事，其開啟了生物多樣性下我國珍稀瀕危物種保護的新時代，回應當下我國最廣泛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現實需求，其必將有力地促進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種群和棲息地恢復，成為推動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直接驅動力。此外，名錄作為我國野生動物受保護力度與滅絕風險程度的測度與風向標，其必將直接體現出新時代我國野生動物受保護種類與范圍的變化情況以及野生動物物種數量的整體狀況，為后期采取更具針對性的物種恢復舉措提供法律指引與制度依據。

名錄制定的現實背景世界范圍內野生動物生存發展現狀

迄今為止，地球上可以辨認的物種的數量有175萬種左右，絕大多數是昆蟲一類的小生物。這些豐富多樣的生命是地球逾35億年進化的結果，可是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推進和人類活動范圍的不斷擴大，它們的生活環境及生存發展狀況正被人類改變，特別是許多極其令人喜愛的珍稀瀕危野生動物，如考拉、大象、鯨魚等的數量持續下降，引起全世界的關注。許多物種正以超過自然滅絕50100倍的速度消失，而且據預測，該速度還將急劇加快。按照目前的趨勢，估計有34000種植物物種和5200種動物物種，包括世界上八分之一的鳥類，正瀕臨滅絕。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2020年年底更新了受威脅物種紅色名錄信息，IUCN紅色名錄目前收錄了全球128918個物種，其中35765個物種瀕臨滅絕，包括40%的兩棲野生動物、25%的哺乳動物及14%的野生鳥類。同時，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最新的《地球生命力報告2020》也顯示，1970年以來，全球的哺乳動物、魚類、鳥類、爬行動物和兩棲動物的種群規模平均下降了6800，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與破壞對世界范圍內野生動物的生存發展造成了致命威脅，世界野生動物生存現狀不容樂觀。我國野生動物生存現狀近年來受野生動物背后所含商業利益與經濟刺激的驅動，我國環境資源尤其是野生動物資源遭到巨大破壞，野生動物生物多樣性滅失嚴重。根據WWF與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CCICED)在2015年共同的關于中國生物多樣性和自然資源需求狀況的研究報告一一《地球生命力報告·中國2015，從1970至2010年這40年I司，中國的陸生脊椎動物種群數量下降了一半，中國生物多樣性面臨嚴峻挑戰。中國雖然在全球公認的12個“生物多樣性巨豐”的國家中排名第八位，擁有脊椎動物6347種，占世界總種數的14%，但就瀕危物種數量而言，我國也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瀕危野生動物分布大國。據不完全統計，僅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的原產于中國的瀕危動物就有120多種，列入《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的鳥類、兩棲爬行類和魚類有400種，列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還有成百上千種。根據IUCN2019年統計數據，中國野生動物資源瀕危種類多且瀕危程度嚴重，約76%的野生動物種群依然處于下降趨勢，與美國、澳大利亞、印度、巴西、日本、埃及、加拿大、德國、英國9個國家比較分析顯示，中國受威脅野生動物物種數量排名居第三位。

野生動物保護名錄制定的可行性憲法為名錄制度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憲法是最高的上位法，具有至高無上性；在動態上，憲法由下位法加以具體化；在靜態上，下位法從憲法中獲得有效性的根據。因此，從名錄制定的憲法淵源看，名錄制度是我國憲法確立的野生動物資源國家保護義務的一種制度范式與具體展現方式，特別是《憲法》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的“國家保障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保護珍貴的動物和植物”，為國家正常干預野生動物保護與利用問題提供了根本遵循。野生動物國家所有權是名錄制度制定的邏輯起點《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三條規定：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該法律條款從權利角度說明了我國野生動物資源的法律權屬，但在社會實踐中，僅僅規定野生動物資源歸國家所有對于野生動物保護的效果并不是很理想，這是因為國家不可能真正去行使所有權的占有、使用等權能。《野生動物保護法》雖然在宏觀上規定了野生動物國家所有權，但到野生動物管理層面上還需將這種權利具體下放到某個國家部門身上。特別是野生動物國家所有權在實際應用中，以野生動物保護名錄制度的制定與管理較為典型。《野生動物保護法》為名錄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據作為《野生動物保護法》實施的配套性規范依據，名錄制度既自成體系，又緊密依附于《野生動物保護法》，是《野生動物保護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特別是《野生動物保護法》在立法時首創了瀕危物種保護的名錄制度，為名錄的實際生成與運行奠定了法律基礎，同時也是名錄制度合法化的基本法律淵源。名錄制度生物多樣性保護意義此次野生動物保護名錄修訂是在地球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背景下，對我國境內珍稀瀕危野生動物所作的一次科學而全面的系統評估，符合新時代我國野生動物保護的現實需要，順應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歷史潮流，其從制度層面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構筑起一條法律紅線，為我國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的拯救與保護工作架構起一張嚴密的制度“大網”，不僅為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及政策制定提供了制度層面的直接驅動力，而且能為我國《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完善提供科學的法律依據。因此，無論是在法律層面還是在野生動物保護實踐上，名錄制度對我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管理都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名錄可以為我國今后采取更具針對性的野生動物保護行動提供基礎數據和科學依據；能為物種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的規劃提供制度化指引；為開展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科學研究和普及教育奠定堅實基礎，同時其也是《野生動物保護法》及相關法律得以順利實施的關鍵一環，是我國積極履行CBD公約中生物多樣性保護義務的外在表現。

完善我國野生動物保護名錄的建議

1993年麥凱（A.Makkai）在他的專著《生態語言學：邁向語言科學的新范式》一書中正式提出“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這個術語，從此，“生態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走進了人們的視野。關于“生態語言學“的定義在不同的論著中表述也不盡相同。俄羅斯的語言學界給出的定義是：研究影響語言發展和言語活動的消極因素，研究豐富語言的方法和途徑，完善言語交際的道德倫理及其實用的公理體系的學科[1]。我國的《語言學邏輯辭典》上定義為：在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盡管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但涵義的基本點是相同的，生態語言學家們一致認為；語言生態系統是一個與自然、社會、人群等環境因素密切相關的有機整體，其任何一個環節受到損害，都會對其他環節產生不良影響。“生態語言學”的研究可概括為兩個領域：語言中的環境問題（簡稱語言生態環境問題）和語言自身的生態問題；產生兩大分支：語言生態學和生態批評語言學；細化為兩個層面：1.宏觀層面，主要運用生態學原理，考察語言生存與發展的生態環境（簡稱語言生態環境），分析研究影響語言功能的各種因素，并對此環境下的語言活力和生存狀況做出評估；2.微觀層面，對話語或語篇做結構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語言系統和語言使用的非生態特征。本篇主要從宏觀層面入手，綜述當前國內語言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成果。

語言的生態環境可細分為內生態環境和外生態環境兩個部分。內生態環境是指語言的各構成要素（語音、語義、詞匯、語法）以及它們之間的有機組合[2]；外生態環境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和人群環境四部分組成。語言生態環境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目前國內學者主要集中在對語言的外生態環境的研究上，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三個：瀕危語言的研究；語言多樣性的研究；語言和諧問題的研究。

（一）瀕危語言的研究

語言瀕危、語言消亡現象并非當今社會所特有，它貫穿了人類文明史的全過程。在國外，梵語、哥特語、巴利語、赫梯語、高盧語等都是強盛一時的地方語種，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銷聲匿跡。在中國的歷史上，分布于遼闊北方草原的語種如西夏語、女真語、契丹語、鮮卑語等語言也隨著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語言的產生與消亡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別是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語言的瀕危和消亡呈加速發展的趨勢。據有關資料統計；公元前全世界約有15萬種語言，到了中世紀還有七八萬種，到了20世紀就只剩下6000多種，到了21世紀，其中有一半行將消失，也就是平均每兩周消失一種語言[3]。在國內，語言瀕危現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記載了我國境內55個少數民族中的53語言，這些語言中有的使用人數很少。如：云南麻栗坡縣彝族使用的普標語，使用人口只有50來人；西藏察隅縣使用格曼僜語的僅有200人；四川阿壩州的業隆話，使用人口僅450人。嚴重的“語言瀕危”現象也引起了我們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涌現了一批研究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學者，如戴慶廈、孫宏開、徐世璇、張公瑾、李錦芳、范俊軍等。他們圍繞瀕危語言的界定，造成語言瀕危的原因，對瀕危語言采取的態度和措施等方面展開研究，對“瀕危語言“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首先對“瀕危語言”的界定，目前我國學界尚沒形成共識，過去主要把操用這種語言的人口多少作為判斷依據。中央民族大學的李錦芳教授認為：“瀕危語言”指兩三代人之內將要自然消亡的語言，可以用語言使用者的年齡、輩分來界定，使用者的數目并不那么重要。中央民族大學的戴慶廈教授與鄧佑玲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項綜合指標體系為依據來判定一種語言是否瀕危語言，這個指標體系包括與語言功能相關的諸種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圍、使用頻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為重要。戴慶廈與張景霓又提出了區分“瀕危語言”和“衰變語言”的觀點。他們指出：有些民族雖然因與別的民族雜居而出現語言轉用，但主體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穩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語，這樣的語言還有相當的生命力，只能稱之謂“衰變語言”而非“瀕危語言”。雖然學界對“瀕危語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贊同瀕危語言以下幾個特征：使用人口較少；使用功能衰退；兒童不再使用；兩三代之內行將消亡。對于如何保護“瀕危語言”，國內學者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張公瑾教授認為：“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貢獻，誰也替代不了誰，從語言的共生關系來說，世界上多種語言并存是一種人文生態環境。沒有多種語言并存，強勢語言也難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發展，多種語言的并存對人類來說是一種幸運[4]。這個觀點被稱為“多文化主義”。另一種觀點叫“跨文化主義”。它鼓勵各個語言群體之間的接觸，使不同的語言文化相互吸收，從而達到語言趨同，形成一種新文化。薄文澤教授在2000年10月召開的“我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談到：“對瀕危語言而言，保護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語言消亡是個自然規律，人為地干預不會對瀕危語言的保存或消亡起任何積極作用。對于瀕危語言只能順其自然，我們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將瀕危語言材料記錄保存下來”[5]。關于瀕危語言的成因分析，李錦芳教授分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歷史原因有：民族融合、文化變遷、政權更替、民族歧視等；現實的原因有：民族雜居、通婚、漢語文化教育的普及，民族心理和語言態度。黃行教授認為：造成語言瀕危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徐世璇教授則認為：由于主動的文化同化而造成的語言轉用是當前語言衰退消亡的主要原因。戴慶廈教授的觀點比較辯證，他指出，導致語言瀕危的原因往往千差萬別，任何尋求單一原因的嘗試都是不切實際的。縱觀各家之言，有一點是比較共性的：他們大都認為導致語言瀕危的根源在于語言的外生態環境，而不在語言的本身。在搶救與保護瀕危語言的方法策略上，持“跨文化主義”的學者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是盡快將其語言資料記錄保存下來。持“多文化主義”的學者抱著樂觀的態度，提出“統一多樣”的語言發展戰略，主張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雙語教育，并且圍繞“統一多樣”這個大前提，設計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如保護少數民族區域語言生態環境，堅持語言平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維護語言的多樣性等，這些措施對緩解我國語言瀕危的程度起到了積極作用。社會語言學家先驅J.Fishman曾告誡：當所有的人都說一種語言的時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來臨了。我們的語言是神圣的，當它消失時，生活中的美好的東西也隨之而去[6]。筆者認為當前語言瀕危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我們應直面現實，擱置爭議，先把瀕危語言采取有效措施保護起來，至少采取有效措施延緩其衰老消亡的速度，不要坐等“瀕危語言”成了“語言遺產”時才亡羊補牢。

（二）語言多樣性的研究

前文提到過，“生態語言學”是以生物的多樣性及其相互關系作為本學科的理論基礎，因此，語言多樣性的問題是生態語言學家關注的熱點。與生物的生態系統一樣，語言生態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語言的多樣性，即多種語言在系統中共生共存，并與其所處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種動態平衡。美國康涅狄克大學的學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程度與語言多樣化程度在地區的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如太平洋婆羅洲島有豐富的物種，棲息著多個土著民族和族群，他們使用著100多種語言。非洲熱帶雨林的雨季分布與生物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的分布明顯相關。可見，生態多樣化造成人類種群的多樣化，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同語言的多樣性。邢福義教授談到：語言不僅僅具有交際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總體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它與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種語言的消亡對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損失無異于一場生態災難或珍稀生物物種消亡所造成的損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領域內生態平衡的破壞。而且，語言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就某種意義而言，比物種資源，文物資源的保護開發更為重要。與語言多樣性的一個反觀點是：語言的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對此，中央民族大學的王遠新教授指出：從社會發展的長遠觀點看，語言、文化的多樣性非但不會阻礙人類社會的進步，相反，它在極大提高人類豐富性的同時，還可以為人類進步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關于語言與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國內學者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一種語言都是一種文化的結晶，放棄了一種語言同時也就失去了蘊含在這種語言中的獨特文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語言的多樣性與文化的多樣性不是絕對等同的，語言是具有文化屬性的，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遠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文化具有超語言性，并不一定一種人類語言的消亡，就意味著人類失去一種文化。因為生物遵循的是自然規律，而語言遵循的是社會規律。

當時，辰山植物園基址的土壤現狀是質地黏重的水稻土很難滿足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生境來源植物的生長需求，各專類園(以分類單位、場地特征、服務對象和研究類群為聚類特征)建設對土壤要求各異，項目建設過程中原有土壤翻騰擾動嚴重。為了創造多樣的地貌結構，更為難解的是200萬m3全部客土構成綠環的實施，大量來源不明的土方運到園區，土質理化性質復雜且指標低下。因此，為滿足植物園景觀營造和植物種植的需求，建設過程及開園以后需持續檢測土壤質量，并結合種植物的立地要求加以改良。植物是植物園的主角，如何科學配置各類植物，營建優美的景觀，展現各專類園的植物種植特色，體現其豐富的文化與科技內涵，一直是風景園林不斷探索的問題。辰山植物園設置的30多個植物專類園，可分為4種類型，第一類是世界各地普遍設置的植物園，按照植物的季節特性和觀賞類別集中布置展示的園區，如月季園、鳶尾園、銀蓮花園、百合園、金縷梅園、纖維植物園、能源植物園等；第二類是為增加植物園趣味性，吸引某類特殊人群或為游客進行科普活動設置的園區，如兒童植物園、盲人園、綠色劇場等；第三類是結合植物園的研究方向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以專類植物收集和植物新品種引進展示為主的園區，如配合桂花品種國際登錄而建設的桂花種質資源展示區；收集華東地區3000種原生植物建設的華東植物收集展示區等；第四類是根據辰山植物園的場地特征營建的特色園，如沉床花園、水生植物展示園、巖石藥用植物園等。這樣，如何滿足特色植物專類園區景觀的營建與維護需求，既構建出結構穩定的植物群落，又能與園區周圍的環境相融合而形成安全健康的生態系統，需要從選擇植物種類開始進行科學配置，并從實施適宜的保育措施入手。園區景觀的主體結構——綠環，規劃打造成植物的“聯合國”，種植與上海氣候帶相近，匯集世界5大洲的植物類群而形成別具風格的國際樹木園，與綠環內“華東地區鄉土樹種收集區”的植物形成對比。同時，也可利用溫室等收集并展示國內外的代表性植物，為游客展現一個豐富多彩的植物世界。而外來物種，尤其是洲際代表植物，由于生境變化因種而異，如何在辰山生存需要對其生態適應性進行研究，并根據其科學文化內涵進行合理的配置與景觀營建。華東區系擁有珍稀瀕危植物400余種，辰山植物園作為華東地區的一個綜合型植物園，對區域珍稀植物資源保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規劃中設立的珍稀植物收集與展示區，可在建設初期從對少數旗艦瀕危物種開展保育生物學研究入手，制定出相應的遷地保護策略，從而為園區收集保護其他眾多珍稀植物資源提供技術參考。

主要技術對策

在對區域內的水質狀況進行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以園內封閉景觀水體的水質維護利用為核心，研究與景觀相結合的人工濕地生態處理措施和輔助性的人工強化處理措施，以保障景觀水體的水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技術集成和工程示范，保證了園區內景觀水體的水質安全、構建了穩定且健康的水生生態系統。通過資料收集和現場取樣，對辰山植物園周邊水系的水體狀況進行了監測和分析，探索周邊河道水文、水質及水量的變化規律，為景觀水體的生態修復與建設提供了基礎資料；對植物園水體的功能定位和水質進行科學評估，為水體凈化和生態處理提供了應對策略。對景觀水體的補充水量、蒸發量、滲透量和循環量等關鍵參數進行了研究，選擇合適的水體復氧技術[1]；研究了人工濕地處理系統、植物—水土界面契合體系、水生植物處理系統等不同生態修復技術的作用機理、適用條件、處理效果和成本，篩選出了合適的水體生態修復技術(具體措施另文介紹)[2-3]。建立起了以生態修復技術為主，人工強化處理措施為輔的水質整體維護方案、運行機制和管理措施，并進行工程示范。針對辰山植物園中瘠薄土壤和不明性質客土對未來植物種植的壓力，進行了土壤質量的動態監測和重點區域的土壤改良措施對比研究，確定“適地適樹”植物的合理種植方案以及“改土適樹”土壤改良的技術措施。針對工程建設需要，選取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類型，進行了0~20cm、20~40cm、40~60cm、60~90cm、90~120cm5個層次的采樣，分析土壤的pH、EC值、有機質含量、容重、通氣孔隙度、質地、水解性氮、有效磷、速效鉀等理化指標，摸透了辰山植物園雜合土壤存在的生態本底值。針對土壤的實際狀況，根據典型植物生長需要的條件，制定適合辰山植物園綠化工程的土方質量標準，指導了各個地段和環節的具體施工，形成了辰山植物園土壤改良的詳細施工方案。當時選擇了植物園具有代表性的10個典型植物群落，如牡丹園、木蘭園、杜鵑園、玫瑰園等，在進行pH、有機質、氮、磷、鉀等常規指標測定的基礎上，重點針對能敏感反映各植物群落土壤質量或生境系統土壤生物學變化的指標，進行定期和長期的監測，重點監測土壤酶(脫氫酶、磷酸酶、尿酶和轉化酶等)、微生物量碳、微生物量氮、微生物總量、水溶性碳和土壤呼吸等的變化，分析預測不同群落土壤生境生態的發展動態，預測了不同群落土壤質量演變的趨勢。針對典型土壤改良措施下不同群落土壤生態的演變趨勢，系統分析植物的長勢和潛在的問題，對不同改良方案下植物的生長狀況、植物本身對土壤改良的適宜性進行分析，確立了合適的植物種植技術和土壤改良對策。通過世界5大洲各植物地理區的植物配置技術研究，為植物園內不同植物專類園區的營建提供技術參考。另外通過開展代表性的瀕危植物或旗艦物種的保育技術、植物養護與病蟲害防治等的研究，為園區的植物配置、生態管控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決策參數。通過抗性生理和生態習性的實驗，開展洲際代表植物的引種馴化、選育、安全性預測及應用配套技術研究。根據各種洲際植物的科屬特征、原生群落特點和當地民族風情，確立各大洲代表植物的配置方案，塑造出別具5大洲植物區系風格的國際樹木園。1)園區洲際代表植物的選擇與栽培。選擇景觀效果好、具有一定文化或科學研究價值的美洲、歐洲、澳洲和非洲主要的代表性植物在辰山引種栽培。在為這些植物創造適宜生長條件的基礎上，進行馴化試驗。通過觀察洲際代表植物的生長發育節律，檢測其生態適應性的強弱以及是否存在生態安全隱患。2)洲際代表植物的生態適應性研究。對引種的洲際代表植物進行抗性生理和生態習性實驗，找出限制植物生長的不利環境因子，提高植物的生態適宜能力。通過相似優先比的方法尋找到了世界各地植物引種到上海適應度的優化鏈[4-6]。3)五大洲植物配置技術研究。以洲際代表植物的文化和科學內涵為基礎，根據不同地形條件下植物景觀特色營建的需求，確定了基調植物和園林搭配種類。根據植物的生態習性，確定了植株體量參數與植物種植密度的關系，進行合理配置。運用種群生態學、生殖生物學和保育遺傳學等研究手段，以我國特有的珍稀瀕危植物為研究對象，多角度、多層面分析研究目標種天然群體的時空分布格局、遺傳變異水平與系統進化路線、以及它們在不同生境中的生態適應性與分子進化機制，找出了其瀕危原因，并提出相應的遷地保護與復壯措施，以此提高植物園的科研水平與國際影響力。以大果青杄(Piceaneoveitchii)和天目木姜子(Listeaauriculata)為例，二者均為我國特有的珍稀瀕危植物，雖原產地與上海氣候條件各有差異，辰山植物園作為這些物種的遷地保護場所，具體實施策略如下：首先，采用“相鄰格子樣方”法進行野外定點調查，深入了解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現有的種群數量、種群規模、種群結構、地理分布式樣、瀕危現狀及保護狀況，查明其瀕危過程中的種群生態學表現特征，建立了反映種群全部生活史的生命表(包括各年齡組或生活態、出生率、死亡率等)，預測自然種群的發展趨勢。其次，在全面收集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多個居群及個體的基礎上，運用分子標記手段，系統分析其遺傳多樣性，揭示不同居群間的系統進化關系和種群瀕危的遺傳機理。條件具備時，利用播種、扦插、組織培養等多種繁殖手段對大果青杄和天目木姜子進行繁殖實驗，借此擴大種群數量，避免種群滅絕。經過該研究，推動了大果青杄在最近的國際裸子植物瀕危等級評估中，成為東亞最為瀕危的物種，引起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物種保存委員會的高度重視。從植物個體、小景觀到整體景觀等不同尺度、不同視角，研究維護園區標志性景色需要的病蟲害防治技術，對新引進的植物病蟲害開展監測，制定園區病蟲害防治月歷以及維持園區景觀效果的植物季節性調控計劃。構建有害生物入侵的預警機制，將有害生物控制在園區以外[7-8]。

回顧與展望

本項目運用多學科手段，對園林設計和工程實施中的要點和難點進行了研究，解決了辰山植物園建園過程中出現的難題，推動了項目建設進程，為植物園按時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贏得了業內的贊許。針對園區封閉景觀水體修復和水質保障技術的研究，直接應用于辰山植物園景觀水體的建設中，對提升了園區的水環境質量，減少徑流水量和面源污染，其水位調控水平和水質園林凈化技術融合了市政水環境和河道水環境處理的優勢，摸索出一種工程措施和生態技術整合的優化模式。針對植物園綠環200萬m3客土來源不明的難題，選取不同利用方式下的土壤類型，進行不同立地剖面5個層次的采樣，通過分析土壤的pH、EC等10余項理化和生理指標，找出在土壤中種植不同植物存在的實際問題。確立了因地制宜的土壤改良對策，采取普遍改良、局部換土和群落土壤生境自然演變的方式，提出“改土適樹”和“選樹適地”的綜合處理措施。根據“歷史引種調查”和“模糊相似有限比”的模型分析法，對北美洲、歐洲、地中海地區、澳洲、南美洲、非洲地區和亞洲各地與上海地區引種的相關性進行研究，基本確立了五大洲植物引種的范圍，明確園區擴大引種的種源地和引種對象。大果青杄是東亞地區瀕危級別最高的裸子植物，通過立地調查和對瀕危機制的探討，找出了瀕危的原因，提出了針對該物種的保護措施和行動計劃。天目木姜子是長三角地區有影響力的特有物種，通過自然生境的研究和分析，提出了就地保護和遷地保護的綜合保育策略。現在，辰山植物園已對公眾開放，為缺乏地形變化的上海地區增加了一個集自然山體、觀光河流和人工湖泊于一體的園林作品，也逐步成為了園林科研的基地、科學普及的課堂、老少皆宜的游憩場所和中外科技交流的橋梁。

本文作者：張德順工作單位：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